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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至少一次，高台教众要在西贡西北八十公里处的西宁圣殿举行大会，庆祝某某解放年或者征服年，甚至也可能庆祝佛教、儒教或基督教的某个节日。高台教一直是我向造访越南的人最喜欢介绍的一部分。高台教是由交趾的一名公务员创立，可以说是三大宗教的混合物。圣殿就在西宁。有一位教皇，还有一些女主教，他们通过扶乩进行预言，信奉的圣人是维克多·雨果。基督与佛祖从大教堂的屋顶向下俯瞰，下面是一个东方迪士尼般的幻想世界，彩绘的龙与蛇盘踞其中。刚来越南的人们都很喜欢我的这种描述。但高台教拥有一支两万五千人的私家军队，装备着由旧汽车排气管改造的迫击炮，宣称是法军的盟友，但一到危急时刻便转为中立：这一套枯燥无聊的把戏，你要如何加以解释呢？举行这样的庆祝活动，对农民有安抚作用，教皇会邀请政府成员（如果那时高台教正得势，那他们就会应邀）、外交使团（几个二等秘书带着他们的妻子或女友）以及法军总司令来参加，总司令通常会从总部指派一名两星级的将军代表他出席。

通往西宁的路上，车辆源源不断，军政人士与各国使馆的汽车飞驰其中，在相对比较暴露的路段，有外籍兵团的士兵在稻田里分散掩护。这样的日子里，法国最高司令部往往最为担心，而对高台教徒来说，倒存有几分侥幸心理，因为如果有几位重要客人在他们的地区之外被杀，那他们岂不是毫不费力便展现出了自己的忠诚？

每隔一公里便有一座泥制的哨岗矗立在平坦的稻田里，看上去像一个感叹号。每隔十公里又有一座更大的堡垒，里面驻扎着一个排的外籍兵团，他们来自摩洛哥或者塞内加尔。就像开车进入纽约市区那样，所有的汽车都保持着相同的速度——也像开车进入纽约市区那样，你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焦躁情绪。你注视着前面的那辆车，又从后视镜里注视着后面的那辆车。每个人都想赶紧开到西宁，看完表演，然后尽快赶回来：七点钟开始宵禁。

汽车开过法军所控制的稻田，进入和好军的地盘，再过去则是经常与和好军开战的高台教的稻田：只是哨岗上的旗帜有所变化而已。一些男孩儿赤裸着身子骑在水牛背上，这些牛在稻田里走来走去，生殖器泡在泥水里；金黄的稻谷已经成熟，农民戴着贝壳形的斗笠，对着竹制的弧形小簸箕筛稻谷。迅速驶过的汽车，那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事物。

现在，每个村庄的高台教教堂都会引起陌生人的注意；浅蓝与粉色相间的抹灰，门上还有一只上帝的大眼睛。旗帜逐渐增加，一队队农民沿着大路行走：我们快到圣殿了。远处，那座山如同一顶绿色的圆顶帽子，矗立在西宁城上方——那是泰将军的根据地，这位持不同政见的参谋长最近宣布了他要与法军和越盟双方交战的意图。高台教军并没有打算去对付他，尽管他已经绑架了一位主教，但有传言说，他这么做得到了教皇的默许。

比南方三角洲里的其他地方，西宁的气温好像要更高：也许是因为缺水；也许是因为那些无休止的仪式使人汗流不止；也许是为那些部队流汗，他们端正地站在那里听人家用他们不懂的语言发表冗长的演说；也许是为那位教皇流汗，因为他穿了一身厚重的中式长袍。只有那些穿着白色丝绸长裤的女主教跟那些带着草帽的僧侣闲谈，才能使人在强烈的光照下感受到几分凉意。你绝不会相信还能等到去享受晚上七点钟的闲暇，那是在美琪大饭店屋顶上的鸡尾酒时间，西贡河吹来阵阵清凉的晚风。

游行结束之后，我采访了教皇的助手。我压根儿没想从他身上得到任何东西，果不其然：这样的采访对双方来说都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我向他问起泰将军。

“一个鲁莽的人。”他说道，随后便终止了这个话题。他对我开始讲起事先准备好的那一套说辞，显然已经忘记我在两年前就已经领教过了——他的这套说辞倒是令我想起了我给新来的人播放的留声唱片。高台教是一个宗教的混合体……是所有宗教里最好的……传教士被派去洛杉矶……关于大金字塔的秘密……他穿着一件长长的白色法衣，烟不离手。他给人一种狡猾又腐朽的感觉：“爱”这个字眼经常从他嘴里蹦出来。我确信，他知道我们所有人都是为了嘲笑他的宗教活动才来到这里的，但是我们并不如他狡猾。我们的伪善使自己一无所获——连一个可靠的盟友都没有，然而他们却得到了武器，供给，甚至是现金。

“感谢您，阁下。”我起身准备离去。他送我走到门口，烟灰撒了一路。

“上帝祝福你的工作，”他假惺惺地说道，“请记住上帝是爱真理的。”

“哪一个真理呢？”我问。

“按照高台教的信仰来说，所有真理都是一致的，真理即爱。”

他在手指上戴了一只大戒指，当他伸出手的时候，我真的以为他觉得我会亲吻他的手，不过我可不是外交官。

在没有遮蔽、直射的阳光下，我看见了派尔，他正徒劳地试着发动那辆别克车。不知怎的，过去的两周内，无论是在大陆酒店的酒吧里，还是在卡提拿街唯一的好书店里，我都能频繁地碰见派尔。他从一开始便施加给我的那份友谊，现在看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他那双哀伤的眼睛会充满热忱地向我询问凤的近况，而他的嘴唇则更为热切地流露出他对我的喜爱与羡慕——这可真要命！

一名高台教的司令官站在汽车旁边，正飞快地说着什么。我走过去时，他便停了下来，一言不发。我认得他——泰将军上山之前，他曾是泰将军手下的一个助手。

“喂，司令官，”我说，“将军还好吗？“

“哪个将军呢？”他不好意思地笑着反问道。

“当然，按照高台教的信仰来说，”我说，“所有的将军都是一致的。”

“这辆车我打不着火儿了，托马斯。”派尔说道。

“我给你找个机械师来。”司令官说完这句，便走掉了。

“我打扰到你们了吧。”

“噢，没什么，”派尔说，“他想知道这辆别克要多少钱。这里的人们都很友好，只要你正确对待他们。法国人似乎不知道该怎么与他们交往。”

“法国人不信任他们。”

派尔一本正经地说：“一个人当然是可以信任的，只要你选择去相信他。”这听起来像是一句高台教的格言。我开始觉得西宁的道德氛围太浓重了，我简直要喘不过气来。

“喝一杯吧。”派尔说。

“那再好不过。”

“我带了一瓶柠檬汁来。”他俯下身子，忙着在后面的篮子里翻找起来。

“有什么酒吗？”

“没有，实在抱歉。你知道，”他起劲儿地说，“在这种天气里，喝柠檬汁对身体很有益处。它含有——我不清楚是多少种维生素。”他给我递过来一杯，我一饮而尽。

“不管怎么说，可以解个渴。”我说。

“来点儿三明治吗？这些三明治味道好极了。抹了一种新的三明治酱，叫维他健。我妈从美国寄过来的。”

“不，谢谢，我还不怎么饿。”

“它的味道很像俄国沙拉——只是吃起来有点儿干。”

“我还是不吃了。”

“我吃的话，你不介意吧？”

“不，不，当然不会。”

他咬了一大口，然后在嘴里嘎吱嘎吱地咀嚼起来。远处，白色和粉红色的石头上雕刻着佛祖骑马出家图，他的仆人——另一座石像——跟在后面跑着追他。女主教们正走回教堂，大教堂门上的上帝之眼正望着我们。

“这里提供午餐，你知道吗？”我说。

“我不想去冒险。吃肉——在这样的热天里，可得当心了。”

“放心吧，你很安全的。他们都是素食主义者。”

“那样的话应该就没问题了——不过我更喜欢知道自己吃的都是什么。”他又咬了一大口他的“维他健”。“你觉得他们能找到靠谱的机械师吗？”

“他们可是懂得如何将你的排气管改成迫击炮。我相信别克汽车能做成最好的迫击炮。”

司令官回来了，潇洒地向我们行了个军礼，说他已经派人去军营里找机械师了。派尔请他吃一块“维他健”三明治，他婉言谢绝。他展露一副见过世面的样子，说道：“我们这里在食物方面有很多规定。”（他的英语说得很好。）“很愚蠢。一个宗教首府的情形，你们是知道的。我觉得在罗马——或者坎特伯雷，也是一样。”他很麻利地向我微微鞠了个躬，然后便不说话了。他和派尔两个人都陷入了沉默。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们并不希望我在这里，我忍不住要逗逗派尔——这么干，说到底，只能算是弱者的武器，而我就是弱者。我没有青春，态度不严肃，为人不够正直，更没有未来。我说：“也许我得来一块三明治了。”

“噢，当然，”派尔说，“当然。”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转去后面的篮子里找三明治。

“不，不，”我说，“我在开玩笑呢。你们两个想单独聊一会儿。”

“没那回事儿。”派尔说。他是我见过的最不称职的骗子——说谎这门艺术，他显然从未练习过。他向司令官解释道：“托马斯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认识福勒先生。”司令官说。

“我走之前会再来找你，派尔。”说完，我便步行向大教堂走去。那里会凉快一些。

圣人维克多·雨果的雕像穿着法国学院制服，他的三角帽子上围着一圈光环，指向孙逸仙在一块石板上刻写的高尚言论，走过去后，便是教堂正厅。没有可以落座的地方，除了教皇的宝座，宝座四周盘绕着一条灰泥制成的眼镜蛇，大理石地板光洁如水，窗户上都没有玻璃——建造监狱都得留些透气的孔。我想，人造监狱牢笼也跟这个差不多——让那些质疑暴露在外，任凭风雨侵蚀；让那些信条暴露在外，任人解释评说。我的妻子已经找到了她的带孔牢笼，有时我真的很羡慕她。太阳和空气之间，总有一种冲突：我过多地生活在阳光下了。

我走在又长又空的教堂正厅里——这可不是我所喜欢的印度支那。几条有着狮子脑袋的长龙绕上讲坛：屋顶上的基督暴露出他那颗流血的心。佛祖坐着，一如既往，盘着双腿。孔夫子稀疏的胡须垂下来，很像是旱季的瀑布。这完全是在演戏：祭坛上方的大地球就是野心，教皇用作占卜的那个有活动盖子的篮子，不过是在耍花招。如果这座大教堂已经存在了五个世纪，而不是二十年，并且布满着人们的脚印和风吹雨打的痕迹，那么会更有说服力吧？像我妻子那样容易信教的人，能在这里找到她在人间找不到的信仰吗？如果我真的需要信仰，我会在她的诺曼教会里找到吗？但我从来没有想要拥有信仰。记者的工作是挖掘和记录。在我的职业生涯里，还从未发现过不可解释的事情。高台教教皇用铅笔在活动盖子下进行他的预言，人们就相信他了。在任何幻象里，你都可以找到这种扶乩之事。而在我的记忆之中，从没有过幻象，也没有奇迹。

我随意翻开我的记忆，像翻看一本相册里的照片那样：在奥尔平顿，我借着敌军一枚照明弹的亮光，曾看见过一只狐狸从那片贫瘠的黄褐色土地的巢穴里钻出来，在一片禽鸟出没的地区蹑手蹑脚地觇视；一具被刺死的马来人的尸首，被廓尔喀巡逻兵放到一辆货车后面，运去彭亨的锡矿区，站在一旁的中国劳工神经兮兮地笑着；另一位马来同胞将枕头放在死者的脑袋下面；旅馆房间里的壁炉上有只鸽子，正准备展翅飞翔；我妻子望向窗外的脸，那是我回家最后一次跟她告别的时候。我的思绪从她这里起程，又在她这里结束。她肯定在一个多星期前就收到我的信了，我没指望能发来的那封电报，也果然没有发来。但是，他们都说，如果陪审团迟迟没有回到法庭上的话，那么犯人就还有希望。再过一个星期，如果还是没有来信，那么我还有希望吗？我能听见的周围所有军人与外交官的汽车都在加速运转：这一年的盛会结束了。大批军队撤至西贡的行动开始了，同时开始的还有宵禁。我出门去寻找派尔。

他跟那位司令官站在一片阴凉处，没人在修理他的车子。不管他们在谈什么，谈话似乎已经进入尾声，他们默默地站在那里，因彼此对待对方都过于礼貌，所以又显现出几分拘束的模样。我来到他们面前。

“机械师还没来。”

“马上就来了，”司令官说，“他在游行队伍里。”

“你也可以在这里过夜，”我说，“这里还有一场特殊的弥撒——如果参加一下的话，那对你来说可是相当特别的体验。它会一直持续三个小时。”

“我该回去了。”

“除非你现在就出发，不然你是赶不回去的。”我不情愿地补充道，“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搭我的车，司令官明天可以派人将你的车送回西贡。”

“在高台教的地盘里，你们无须担心宵禁，”司令官沾沾自喜地说道，“但出了这片区域……当然，我明天肯定是能把车送回去的。”

“排气管完好无损。”我说。他的笑容明亮、干净而爽直，堪称一个标准的军事化笑容。

2

我们出发的时候，已经有一长列汽车排在我们前面。我踩油门加速，想超过前面的车子，但我们已经通过高台教区域，转而驶入和好教区域之后，连前面车子的烟尘都看不见了。在这个晚上，我们身处的世界平坦而空荡。

这并不是那种会让人联想起伏击的乡野之地，但在公路两旁几码之外，人们可以藏在稻田里，颈部以下全部没入水中。

派尔清了清嗓子，这是一个信号，意味着他又要亲密地攀谈起来。“我希望凤一切都好。”他说。

“我可从未听说她生过病。”在车里，我们望着一座哨岗沉下去，另一座又缓缓升起来，就像天平上的砝码。

“我昨天看见她姐姐出来买东西。”

“我想她又邀请你去坐坐了吧。”

“老实说，的确如此。”

“她不会轻易放弃希望的。”

“希望？”

“希望你能娶她的妹妹。”

“她跟我说你要走了。”

“这些谣言倒是传得很快。”

派尔说：“你会对我坦诚的，托马斯，是不是？”

“坦诚？”

“我已经申请调动了，”他说，“我不希望我们都离开了，而只留她自己在这里。”

“我认为你会等到任期结束再走。”

他毫不自我怜悯地说道：“我发现这种日子我根本不能承受。”

“你什么时候走？”

“还不知道。他们认为在六个月之内，这个事情会被处理妥当。”

“这样的日子，你能承受六个月吗？”

“不得不。”

“你以什么理由申请离开的？”

“我把这件事的大致情况告诉给了经济专员——你见过的——就是那个乔。”

“我想他会觉得我是个浑蛋，不让你和我的女孩儿一起走。”

“噢，不，他是站在你这边的。”

车子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在我注意到这点之前，大概已经响了有一会儿了，因为我一直在回味派尔那个天真的问题：“你会坦诚吗？”这样的问题源自一个非常单纯的心灵世界，在那里你谈论民主和没有u字母的Honor[31]，就像旧墓碑上拼写的那样，而且谈到这类词的时候，你的意思就跟你父亲所指的毫无差别。我说：“我们用完了。”

“汽油？”

“应该是足够的。起程之前我把油箱加满了。西宁的那些浑蛋用吸管把汽油吸光了。我早该发现的。这很像是他们的做法，留一些汽油，好让我们驶出他们的地盘。”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还能坚持开到下一个哨岗。希望他们那里会有汽油。”

但是我们的运气并不好。在距离哨岗还有三十码的地方，车子抛锚了。我们步行走到哨岗脚下，我用法语向哨兵喊话，说我们是朋友，我们想要上去。我可不想被越南哨兵一枪打死。哨岗里没有回应：没人出来侦察这里的情况。我对派尔说：“你有枪吗？”

“我从不带枪。”

“我也是。”

最后一抹夕阳洒在这平坦世界的边缘，如同稻谷一般，青色与金黄色覆盖在大地上：与青灰暗淡的天空相衬，哨岗看起来像油墨印出来的一样，漆黑无比。宵禁时间应该马上就要到了。我再次喊话，依旧无人回应。

“你知道从上一个碉堡算起，我们经过了多少个哨岗吗？”

“我没注意。”

“我也没。”距离下一个碉堡，大概至少还有六公里——步行需要一个小时。我第三次喊话，仍然没有回应，仿佛那片寂静就是对我的最终答复。

我说：“这里看起来好像没人，我最好爬上去看看。”黄旗子上的红色条纹已经褪成橘色，这表明我们已经出了和好教的地盘，来到越南军管辖的区域。

派尔说：“你觉得如果我们等在这里的话，会有汽车经过吗？”

“也许吧，但是他们可能来得更早。”

“我要不要回去把车灯打开，作为信号。”

“我的天哪，千万不要。就这样。”天色黑下来，我们走得跌跌撞撞，正急着去找一架梯子。一些东西在脚底下碎裂开来；我能想象，这个声音穿过了那些稻田，在被谁偷听呢？派尔的轮廓已经看不清了，成为路边模糊的一团。黑暗，一旦当它落下来，就如同一块石头落下来一般。我说：“待在那儿别动，等我喊你。”我在想哨兵是否已经把梯子撤走，但它留在那里——尽管敌人可能会顺着梯子爬上来，但那也是他们唯一的逃生路径。我开始向上爬。

我经常读到人们在经历恐惧时的内心想法：想到上帝，家庭，或者一个女人。我佩服他们的控制力。我这时什么都没想到，甚至连头顶上的活板门也没想到，那几秒钟里，我停止了我的存在：我完全被吓坏了。在梯子的顶端，我的头撞了一下，因为恐惧，我没有数出来那些台阶，听不见，也看不到。接着，我的脑袋从哨岗的泥地里冒出来，没人开枪打我，恐惧便悄悄溜走了。

3

一盏小油灯在地面上燃烧着，两个人蹲在墙边望着我。其中一个手里拿着司登轻机枪，另一个手持着步枪，但他们看上去吓坏了，跟我一样。他们看上去像学生，不过越南人的年龄会像太阳那样忽然就落山了——他们一会儿是小伙子，一会儿又成了老人。我很高兴我的肤色和眼睛的形状就像是一本护照——即便是处于恐惧之中，他们现在也不会开枪的。

我从地上走出来，向他们作保证，告诉他们我的车在外面，汽油用完了。如果他们这里剩有一点儿汽油的话，可以卖给我。我瞪大眼睛看看四周，好像不太可能有汽油。这个圆形的屋子里空空如也，只有一箱轻机枪用的子弹，一张木制小床，以及两个挂在钉子上的背包。两个盘子里还摆着一些剩饭、几只木筷，这表明他们并没有什么胃口。

“汽油够我们开到下一个碉堡的就行，有吗？”我问。

倚在墙边那两人中的一个——手持步枪的——摇了摇头。

“如果你们没有汽油的话，那么我们就只好在这里过夜了。”

“这是禁止的。”

“谁说的？”

“你是平民。”

“没人能让我坐在外面的路边上，等着别人来割断喉咙。”

“你是法国人吗？”

二人之中只有一个人开口说话。另一个坐在那里，头转向一边，盯着墙上的缝隙。他看见的只是一张明信片大小的天空：他似乎在聆听什么，我也开始聆听。寂静变得充满了声音，那些你叫不出字的杂音——噼啪、嘎吱、沙沙……像咳嗽或者耳语的声音。然后我听见派尔的声音——他一定是走到梯子脚下了。“你还好吧，托马斯？”

“上来吧。”我回他道。他开始爬梯子，那个一直没有作声的哨兵端起了他的轻机枪——我们不认为他听清了我们的对话：这是一个危险的、惊吓过度的动作，我发现他已经被恐惧给吓瘫了。我如军长一般对他厉声喝道：“把枪放下！”然后我又加上一句法语脏话，我想他会明白的。他无意识地服从了我的指令，派尔爬了上来。我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哨岗里平安地待到明天早上。”

“太好了。”派尔说。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儿困惑。他继续说道：“这两个蠢货里，不应该有一个去站岗吗？”

“他们不愿意被一枪打死。我希望你带着比柠檬汁劲儿大一些的饮料。”

“下次吧，我一定会带的。”派尔说。

“一个漫长的夜晚在前面等着我们呢。”现在，派尔跟我在一起，我就听不见那些杂音了。就连那两个哨兵似乎也放松了一点儿。

“如果越盟的人来攻击他们，会是什么情形呢？”派尔问。

“他们会打一枪，然后跑掉。你每天早上都能在《远东日报》上读到这种新闻，‘西贡西南方向的某个哨岗，昨晚被越盟暂时控制。’”

“这前景可不乐观。”

“在我们与西贡之间，有四十座这样的哨岗。不一定会轮到我们倒霉的。”

“我们可以吃这些三明治，”派尔说，“我真的认为，他们中的一个人，应该去放哨。”

“他是怕子弹打进来。”现在，我们两个人也坐在地上，那两个越南哨兵更放松了些。我对他们感到十分同情：这并不是件容易的工作，让这两个没受过训练的士兵一夜又一夜地守在岗楼里，永远不确定越盟何时会穿过稻田，爬上公路。我对派尔说：“你认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在为民主而战吗？我们应该让约克·哈丁来向他们解释。”

“你总是嘲笑约克。”派尔说。

“我嘲笑的是，花那么多时间去写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精神概念的人。”

“对他而言，那些东西是存在的。你难道没有什么精神概念吗？比如说，上帝。”

“我没有理由相信上帝。你呢？“

“我信。我是唯一神论者。”

“人们所信奉的神灵何止几亿？嗯，就连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当他惊慌、高兴或者饥饿的时候，所信奉的上帝也不尽相同。”

“也许吧，如果有上帝的话，他理应无比浩大，并且在每个人眼里都不相同。”

“就像曼谷的那尊大佛，”我说，“一次并不能看见他的全貌。尽管他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猜你不过是在故作强硬，”派尔说，“你一定也是有信仰的，多多少少。没人能毫无信仰地去生活。”

“噢，我不是贝克莱主义者。我相信我后背靠着的这堵墙。我相信那边的轻机枪。”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相信我报道的事情，这点你们美国大部分记者都做不到。”

“来一支烟吗？”

“我不吸烟——鸦片除外。给哨兵来一支吧。我们最好跟他们交个朋友。”派尔起身去为他们点着香烟，然后又转了回来。我说：“希望香烟也有象征意义，跟盐一样。”

“你不信任他们吗？”

“没有一个法国军官，”我说，“愿意单独跟这两个被吓坏了的哨兵在这些哨岗里过夜。嗯，我还听到过有一个排的士兵把他们的长官交给敌方。有时，越盟的扩音器比火箭筒更管用。我不怪他们。他们也不相信任何东西。你和你这类的人想发动一场战争，要别人帮忙，但那些人根本不感兴趣。”

“他们不想要共产主义。”

“他们想要足够的大米，”我说，“他们不想被一枪打死。他们希望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他们不想要我们这些白皮肤的人围在这里，告诉他们什么是他们所需要的。”

“如果印度支那沦陷了……”

“这套言论我早知道了。暹罗会沦陷。马来西亚会沦陷。印度尼西亚也会沦陷。沦陷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相信你的上帝，相信还有来生的话，我就以来生的竖琴跟你的金冠打赌，五百年后也许不会再有纽约和伦敦，但他们还会在这片稻田里种水稻，他们还会戴着他们的尖帽子，用长杆挑着他们的农产品去市场上出售。孩子们仍会坐在水牛背上。我喜欢水牛，它们不喜欢我们的味道，欧洲的味道。记住——从水牛的观点来看，你也还是一个欧洲人。”

“他们将被迫相信别人告诉他们的话，别人不会允许他们去反思。”

“思想是一种奢侈。你认为农民夜晚回到他们的土屋里，会坐下来去想上帝和民主吗？”

“你说的好像整个国家都是农民。那受过教育的人呢？他们会快乐吗？”

“噢，不会，”我说，“我们用我们的理念将他们抚养成人。我们教给他们一些危险的游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被困在这里，并祈祷我们的喉咙别被割断。其实被割断也是活该。真希望你的朋友约克也在这里。不知道他会觉得是什么滋味。”

“约克·哈丁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嗯，在朝鲜……”

“他不是来服役的军人，对吧？他有一张往返机票。有了往返机票，勇气就变成了一种智力训练，像一个修道士的自我鞭笞。我能受得了多少苦？那些可怜的家伙可没法儿搭飞机回老家。嗨，”我对那两个哨兵说，“你们叫什么名字？”我想，熟悉了之后也许可以让他们加入我们的闲谈。他们没有回答，只是在那两截烟头后面盯着我们。“他们以为我们是法国人。”我说。

“这就是问题所在，”派尔说，“你不应该反对约克，你应该反对法国人。他们的殖民主义。”

“什么主义不主义。用事实说话。一个橡胶种植园主打他的工人——好吧，我反对他。这可不是殖民地的部长让他去做的。在法国的话，我想他会打老婆的。我见过一位牧师，穷得连裤子都没的换，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在一个霍乱流行的地区，挨家挨户去访问，只吃米饭和咸鱼，做弥撒时用的是一个旧杯子——一个木头盘子。我不相信上帝，但我支持这个牧师。你为什么不管这个叫殖民主义？”

“这是殖民主义。约克说，好的管理者往往反而很难改变坏的制度。”

“无论如何，法国人每天都在送命——这可不是一个精神概念。他们不像你们这些政客，用半真半假的话来领导人民——也不像我们那些政客。我去过印度，派尔，我知道自由主义者所造成的伤害。我们现在不只有一个自由党而已——自由主义已经感染到其他党派。我们不是自由的保守派，就是自由的社会主义者：我们都有一颗好良心。我宁愿当一个开拓者，为他所开拓的东西而战斗，虽死不辞。看看缅甸的历史吧。我们去入侵这个国家，当地各民族都支持我们，我们赢了，但就像你们美国人一样，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还不是殖民主义者。噢，不，我们与国王握手言和，并把他的省份归还给他，而让我们的盟友遭到迫害，被锯成两半。他们是无辜的。他们以为我们会留下来。但我们是自由主义者，我们不想有一颗坏掉的良心。”

“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我们在这里也要做同样的事情。先鼓励他们，然后只给他们留下一点点设备和一个玩具工业。”

“玩具工业？”

“你的塑料。”

“噢，好吧，我知道了。”

“我不知道我现在谈政治为了什么。政治并不吸引我，我只是个记者。我没有任何立场。”

“真的没有吗？”派尔说。

“为了争论一番——来消磨这个血腥的晚上，仅此而已。我不会站队。我只会坚持报道，不管谁赢。”

“如果是他们赢了，你就要报道谎言了。”

“通常情况下，总是有弯路可走的。而且在我们的报纸上，我也没有注意到实情有多么受重视。”

我想，我们坐在那里谈话这件事情，给这两个哨兵壮了不少胆子：也许他们认为我们的白色嗓音——嗓音也有颜色的，黄色嗓音像唱歌，黑色嗓音像漱口，而我们白色的只是说话——会给人留下人数众多的印象，从而使得越盟的人离我们远点儿。他们两人拿起盘子，又开始吃饭，用筷子扒着往嘴里送，眼睛却沿着盘子的边缘望向派尔和我。

“那么你认为我们失败了吗？”

“这不是重点，”我说，“我并不很希望你们取得胜利。我只想让那两个可怜的家伙快乐一些——仅此而已。我希望他们在夜晚时，不用坐在黑暗里担惊受怕。”

“为了自由，必须开战。”

“我可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美国人在这里战斗。至于自由，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去问问他们吧。”我用法语隔着地面向那两个哨兵发问，“自由——你们知道什么是自由吗？”他们正低头吃饭，听见我的话后，瞪着眼睛望过来，什么也没说。

派尔说：“你想让每个人都是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吗？你这是在为争论而争论。你是个知识分子。你所强调的个人的重要性，跟我或者约克说的，是一样的。”

“为什么我们现在才发现这点呢？”我说，“四十年前可没人这么讲。”

“那时个人的重要性还没有受到威胁。”

“我们的也许没有受到威胁。噢，没有，但那时又有谁在关心稻田里的那些人呢？现在又有谁关心呢？如今唯一能把他们当作人来对待的，就是越盟的政治委员。他会坐在他的棚屋里，问他的名字，倾听他的抱怨；他会每天花掉一个小时去教导他——无论教的是什么，他在那里是被当成人来对待的，一个有价值的人。别再像鹦鹉学舌那样重复地去说关于东方的那套理论，什么对于个人灵魂的威胁。在这里，你会发现自己站在错误的一边——代表个人的是他们，而我们只代表23987号士兵，全球战略计划中的一分子。”

“你所说的这些话，有一半不能代表你的真实想法吧。”派尔不安地说。

“可能有四分之三。我在这里已经很长时间了。你知道，幸好我没有卷入，否则有些事情我可能会去做——因为在东方这里——好吧，我并不喜欢艾克[32]。我喜欢——嗯，这两个人。这是他们的国家。现在几点了？我的表停了。”

“八点半刚过。”

“还有十个小时，我们就可以走了。”

“晚上会变得很冷，”派尔一边说着，一边打着冷战，“我从来没想到过会是这样。”

“四周都是水。我的车里有一条毯子。取回来应该就可以应付了。”

“下去取来？安全吗？”

“现在还早，越盟应该不会出现的。”

“我去吧。”

“我比你更习惯在黑暗里活动。”

我刚一起身，那两个哨兵便停下来，不再吃饭。我告诉他们，“我马上就回来。”我的双腿从活板门伸下去，找到梯子，然后一步一步往下走。说来也怪，这样的谈论竟然可以使人安心，特别是这样抽象的话题：它似乎使得周围这些怪异的环境也正常化了。我不再害怕，就好像我刚从一间屋子里离开，还要回来拾起观点继续争论一样——这座哨岗便是卡提拿街，是美琪大饭店的酒吧间，甚至是伦敦戈登广场附近的一间屋子。

我在哨岗下面站了一会儿，好让我的眼睛适应环境。这里有星星的光亮，但是不见月光。月光让我联想到太平间以及在大理石板上用冷水冲洗一只没安灯罩的灯泡，但星光仿佛是活的，永不静止，就像有人在这片广阔的空间试图传达出美好的愿景，甚至连星星的名字也都十分友好。金星是我们爱着的一个女人，大熊星座是我们童年的一个玩伴，以及——我猜南十字星，对于我妻子那种有信仰的人来说，可能是一首心爱的赞美诗，或者一篇床边的祈祷文。我也像派尔那样打了一个冷战。其实那个晚上的温度并不低，只不过路两旁的浅水田给那种温暖增加几分凉意。我朝着车子那边走去，有那么一刻，当我站在路边时，我甚至以为车子已经不在那里了。我的信心被动摇了，即便后来我才想起，车子是在三十码之外抛锚的。我忍不住弯着肩膀朝前走去——我觉得这样的行走方式，在黑夜里更为隐蔽。

我必须揭开汽车的后备厢才能取毯子，在静谧之中，揭盖时发出的咔嗒和吱呀声让我惊吓不已。那个晚上一定到处都有人，我不希望自己发出的噪声成为唯一的声音。我把毯子搭在肩头，比从前更小心地关上后备箱。然后，刚一扣好，西贡那边的天空忽然一闪，隆隆的爆炸声便从公路那边轰鸣着传了过来。爆炸声还没过去，又传来两排轻机枪的扫射声。我想：“有人要遭殃了。”远处传来人的叫声，痛苦、恐惧的声音，也可能是胜利的喊叫声。不知什么原因，我总觉得他们会沿着我们刚走过的那条公路发动一次袭击。那一瞬间，我觉得很不公平，越盟竟然跑到我们前面去，在我们与西贡之间。那仿佛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正朝着危险驶去，而不是远离它，就像我现在这样朝着危险的方向，向哨岗走过去。我之所以用走的，是因为觉得走比跑发出的声音更小些，虽然我的身体确实很想跑。

到了梯子下面，我抬头向派尔喊道：“是我——福勒。”（即便在那时，我也还是不想对他用我的教名。）哨岗上的景象已经变了：装饭的盘子回到地上；一个哨兵将步枪倚在臀部，坐在墙边注视着派尔；派尔跪在对面墙边不远的地方，眼睛盯着那支轻机枪，那支枪放在他和另一个哨兵之间。他好像已经开始向那支枪爬去，但停了下来。另一个哨兵的胳膊伸向那支枪——没有打斗或者威胁的痕迹，这就像是孩子平时会玩的那种游戏，你不能被人发现你移动过，否则就要回到原地，重新开始。

“发生了什么事？”我说。

两个哨兵看着我，派尔一下子扑过去，将轻机枪拽到他这边来。

“在做游戏吗？”我问道。

“他们有枪，我可不放心，”派尔说，“如果他们打过来的话。”

“用过轻机枪吗？”

“没有。”

“那很好。我也没用过。很高兴这里面有子弹——我们可不知道怎么装子弹进去。”

两个哨兵平静地接受了损失一支枪的事实。一个哨兵将步枪放低，横放在大腿上。另一个靠在墙上，闭上眼睛，就像一个孩子，相信只要自己躲在黑暗中，别人便也看不见他。也许他内心很高兴，现在终于不用负更多的责任了。远处轻机枪的枪声又响起来——一连串三阵枪声，然后又是一片寂静。第二个哨兵把眼睛闭得更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