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瓦乔走下楼梯，穿过黑暗，来到厨房。桌上有些芹菜，还有几个甘蓝，根上还带着泥。唯一的光是汉娜刚烧的一堆火。她背对着他，没听见他进屋时的脚步声。住在别墅这些日子，他的身体放松下来，不再那么紧张，所以他看起来似乎个头更大了些，动作也更铺张了。只有走路不出声的习惯他还保留着。除此之外，现在他很容易感觉笨拙，动作都有些迟钝。

他拉过一张椅子。听到声音，她转过身，看到他在房间里。

“嗨，大卫。”

他举起手臂。他感觉自己在沙漠里待得时间太长了。

“他怎么样？”

“睡着了。把自己说累了。”

“他是你想的那个人吗？”

“他没问题。我们不用去管他了。”

“我觉得也是。我和基普都觉得他肯定是英国人。基普觉得最好的人都是怪人，他以前跟一个怪人一起工作过。”

“我倒觉得基普是个怪人。他人呢？”

“他在阳台上计划什么事情，不要我在旁边。是为我的生日。”汉娜本来蹲在火炉旁，现在站了起来，一只手在另一只胳膊上擦了擦。

“为了你的生日，我要给你讲个小故事。”他说。

她看着他。

“别讲帕特里克，行吗？”

“只有一点儿是关于帕特里克的，大多数是关于你。”

“我还是没法听这些故事，大卫。”

“父亲都会死的。你可以继续以你的随便什么方式去爱他。你不能把他在你心里藏起来。”

“等你的吗啡劲儿过了，再跟我说话。”

她走到他面前，伸手抱住他，抬头吻了吻他的脸颊。他把她搂得紧紧的，他的胡子碴碰到她的皮肤，感觉像沙子。她喜欢他现在这个样子；过去他总是把自己收拾得一丝不苟。用帕特里克的话来说，他的头路劈得像半夜的约格大街。过去卡拉瓦乔在她生活里就像一个神。现在，他的脸，他发福的身体，还有他灰白的头发，他是个更亲切的人了。

今天的晚饭是扫雷兵做。卡拉瓦乔提不起兴致来。三顿饭里总有一顿是没法指望的，这是他的观点。基普会弄来一些蔬菜，端上来的时候总是半生不熟的，只是简单地煮成一锅汤。又是一顿清教徒晚餐，这不是卡拉瓦乔想要的，尤其是今天，他听楼上那个男人讲了整整一天。他打开水池下面的厨门，有一些肉干，卡拉瓦乔切了点儿，放进自己口袋里。

“我能帮你戒掉吗啡，你知道的。我是个好护士。”

“你周围都是一群疯子……”

“是的。我觉得我们都疯了。”

听到基普在叫他们，两人走出厨房，来到阳台上，阳台上低低的一圈石头扶栏在闪光。

卡拉瓦乔觉得那看上去像是一长串小小的电子蜡烛，可能是在古老的教堂里发现的。他觉得扫雷兵把这些蜡烛从小教堂里拿走有点儿过分了，哪怕是为了汉娜的生日。汉娜用手遮着脸，慢慢地往前走。没有风。她的大腿和小腿在连衣裙的裙摆下移动着，仿佛那是一层薄薄的水帘。她的网球鞋踩着石头，悄无声息。

“我挖地的时候，总能发现这种死壳儿。”扫雷兵说。

他们俩还是没明白。卡拉瓦乔弯下腰，细看摇曳的亮光。原来是盛满煤油的蜗牛壳。他目光沿着一长排蜗牛壳看下去；肯定有四十个。

“四十五个，”基普说，“这个世纪已经过去了四十五年。在我的家乡，我们除了庆祝自己的生日，还庆祝年份。”

汉娜跟着他们向前走，她的手插在口袋里，基普喜欢看她那样走路。那么放松，仿佛她把手臂放在一边，留到晚上再用，所以这会儿不去动它们。

桌子上放着三瓶醒目的红酒，卡拉瓦乔的注意力立即被吸引了。他走过去，看看标签，摇摇头，太惊讶了。他知道扫雷兵是一口也不会喝的。三瓶都已经打开了。基普肯定是在图书馆里找了本讲礼仪的书，然后按着来的。接着他看到了玉米，肉，还有土豆。汉娜挽住基普的手臂，两人一起走到桌边。

他们又吃又喝，红酒十分浓烈，留在舌头上的感觉就像吃肉一样。两个人很快就喝高了，给扫雷兵的祝酒词冒着傻气——“伟大的征粮员”——给英国病人的也一样。他们俩还互相祝酒，基普端着他的大水杯一起加入。他开始说他自己。卡拉瓦乔没让他停下来，却也没有一直在听，有时候他站起来，围着桌子转圈，走来走去，很开心。他希望两个年轻人结婚，一心想说服他们，但是看上去他们好像对这段关系有他们自己的奇怪原则。他扮演的这个角色能做什么呢。他又坐了下来。时不时地，他会注意到一盏火光灭了。蜗牛壳能装的油就那么多。基普会站起来，然后再给它们加满火油。

“我们得让这些火亮到半夜。”

接着他们谈起战争，战争已经显得那么遥远了。“跟日本的仗打完，大家就都可以回家了。”基普说。“那你会去哪里？”卡拉瓦乔问道。扫雷兵的脑袋转了转，半像点头，半像摇头，他的嘴巴上带着笑意。于是卡拉瓦乔开始说话，主要是对基普说。

狗小心翼翼地走到桌边，把它的脑袋放在卡拉瓦乔的大腿上。扫雷兵要他讲多伦多的其他故事，好像多伦多是个有什么特别奇迹的地方。淹没城市的大雪，冰封的港口，夏天的渡船，人们在船上听歌剧。但是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关于汉娜性格的线索，因为她总是欲言又止，如果卡拉瓦乔的故事涉及她生活的某些时刻，她还会把他的话题引开。她只想让基普认识眼前的她，与那个曾经的她相比，那个女孩，或者年轻的女人，现在的她也许有更多缺点，也许更有同情心，也许更冷酷，也许更固执。她的生命中曾经有过她的母亲爱丽丝，她的父亲帕特里克，她的继母克拉拉，还有卡拉瓦乔。她早就跟基普说过这些名字，仿佛这些人名就是她的证件，她的嫁妆。人名既然准确无误，便不需要再做什么讨论。她用这些名字就像参考一本书里的权威信息，如何正确煮鸡蛋，如何把大蒜加入羊肉。没有什么好问的。

而现在——因为已经喝得很醉了——卡拉瓦乔讲了汉娜唱《马赛曲》的故事，他跟她说过一次。“是的，我听过这首歌。”基普说，然后他唱起来。“不对，你得把它唱出来，”汉娜说，“这歌你得站着唱！”

她站了起来，脱掉网球鞋，爬上桌子。她赤裸的脚边有四个蜗牛壳，火光一阵颤动，差点儿灭了。

“这是唱给你听的。基普，你必须学会这样唱。这是为你唱的。”

她对着黑夜歌唱，歌声越过他们的蜗牛灯，越过英国病人房间里的那方烛光，消失在摇曳着柏树影的黑色夜空里。她把手从口袋里拿了出来。

基普在营地的时候听过这首歌，一群男人唱的，常常是在一些奇怪的时刻，比如一场临时的足球赛之前。而卡拉瓦乔在战争最后几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没有一次是想听的。在他心里，这首歌一直都是很多年前汉娜唱的。此刻他高兴地听着，因为她又唱了，但是很快他就感觉她的歌声变了。不再是她十六岁时的激情，更像是回音，一如黑暗中包围着她的若隐若现的火光。她唱这歌的感觉就好像在唱一个受伤的人，就好像没有人能再次拢起歌里所有的希望。改变她歌声的是这五年的岁月，岁月领着她来到这个二十一岁生日的夜晚，这个世纪的第四十五年。一个疲惫的旅行者的歌声，独自一人，面对一切。一段新的证词。这首歌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肯定的东西，歌手不过是一个声音，对抗着群山般强大的外力。这是唯一可以确定的。声音是唯一没有被损坏的东西。一首蜗牛灯之歌。卡拉瓦乔意识到她唱的是扫雷兵的心，是那颗心的回音。

帐篷里的那些夜晚，有时候他们一句话都不说，有时候说起来没完没了。他们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不知道谁的过去会掀开一角，不知道黑暗中的抚摸是否既无名又无声。触手可及的她的身体，近在耳边的她的话语——他们躺在充气枕头上，每天晚上他都坚持用这个枕头，给它充满气。他被西方人的这个发明迷住了。每天早晨他都尽职尽责地把气放掉，再把枕头一折三层，一路北上意大利他都是这样过来的。

在帐篷里，基普把头埋在她的脖根。她的指甲正挠着他的皮肤，他感觉整个人都融化了。或者他的嘴压住她的嘴，他的肚子贴着她的手腕。

她唱歌，哼小调儿。在帐篷的黑暗中，她把他想成半人半鸟——在他身体里有羽毛的感觉，他手腕上的铁镯子。每当他和她一起处在这样的黑暗里，他的动作会很慢，不像外面世界里的人，可如果是在大白天，他会滑过身边一切随便什么事物，就像颜色从颜色中滑过。

但是夜晚的他会拥抱迟钝。他的有条不紊，他的纪律原则，只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到。没有一把可以打开他的钥匙。她信手摸去，到处都是通向盲文的门。仿佛隔着皮肤就可以看到器官、心脏、肋骨，留在她手上的唾沫是有颜色的。他把她的悲伤绘成一幅地图。就像她知道他对他哥哥的爱，一条奇怪的爱的小径，一个危险的哥哥。“我们身上流的是流浪者的血。所以以他的个性，蹲监狱是最难的，只要能出去，他死都愿意。”

那些说话的晚上，他们穿越他的国家，那片流淌着五条大河的土地。萨特莱杰河，杰赫勒姆河，拉维河，杰纳布河，比亚斯河。他带着她走进伟大的谒师所66，脱掉她的鞋子，看着她洗她的脚，盖住她的头。他们进入的这所谒师所建于一六〇一年，毁于一七五七年，之后立即重建。一八三〇年使用金子和大理石。“如果我们黎明前就到，你首先会看到河面上的雾。然后雾散开，寺庙出现在晨光里。那时候你已经能听到圣人在唱赞美诗——拉马南达67，那纳克68，卡比尔69。唱诗是在神殿的中央进行。你听到歌声，闻到寺庙花园里的果香——石榴，橘子。寺庙是生活洪流中的一处避风港，向所有的人敞开。它是一艘船，行驶在一片无知的大洋里。”

他们穿过黑暗，穿过银质大门，来到圣坛前，《圣典》被放在锦缎搭成的天篷下。唱诗者在乐师的伴奏下唱着书里的经文。他们从早晨四点唱到晚上十一点。将《圣典》本初经随便翻到某一页，选择一段经文，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就不停地反复诵唱，直到湖面的雾散开，现出金色的寺庙。

基普带她沿着一个池塘，走到那棵圣树底下，寺庙的第一位住持巴巴·古哈吉埋在那里。那是一棵迷信大树，已经四百五十岁了。“我母亲在一个树枝上系了一根细绳，求大树给她一个儿子，然后等我哥哥出生后，她又回来，求树保佑她再生一个儿子。旁遮普到处都是圣树和神水。”

汉娜没说话。他知道她心底的那块阴影，她失去了孩子和信仰。他总想把她从悲伤的边缘哄回来。孩子，父亲，再也没有了。

“我也失去了一个像父亲一样的人。”他对她说过。但是她知道她身旁的这个男人属于那些有魔力的人，他从小就是一个外人，所以可以随时走进不同的队伍，失去的可以再补上。在不公平面前，有些人一蹶不振，有些人安然无恙。如果她问他，他会说他的命很好——虽然他的哥哥在牢里，他的战友们被炸飞，而他自己则每天在这场战争中朝不保夕。

这样的人尽管是好的，可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他可以一整天待在一个土坑里，拆一个随时会要他命的炸弹，也可以从一个扫雷兵战友的葬礼上回来，他的精神有些沉重，但是无论周围是怎样的困境，他总有解决的办法，总有光明。而她，却什么也看不到。对他来说，命运的地图千奇百怪，在阿姆利泽的寺庙，任何信仰，任何阶级的人，全都受到欢迎，全都围在一起吃饭。他们也会允许她留下钱或者一朵花，放在地上一块摊开的织毯上，然后加入那伟大而永恒的诵唱。

她倒是希望能那样。她的内心深处是一种天然的悲伤。他自己也会向她敞开他内心那十三道门槛，但是她知道一旦他陷入危险，他绝对不会转身面对她。他会在自己周围划一个圈，然后集中精力。这是他的本事。他说过，锡克人对科技非常在行。“我们有一种神秘的亲近……那叫什么？”“亲和。”“是的，亲和，同机器的亲和。”

他会连续几个小时忘记其他人的存在，晶体收音机里的音乐节拍打在他额头上，打进他的头发。她不相信她可以完全走进他的世界，成为他的爱人。他移动的速度可以让他不断为自己所失去的找到替补。那是他的天性。她不会因此去评判他。她又有什么权利去评判。每天早晨，基普走出帐篷，左肩膀上挂着他的背包，沿着小路离开圣吉罗拉莫别墅。每天早晨，她看着他，看着他迎向世界的鲜活的生命力，也许这就是最后一次。几分钟后，他会抬头看看饱经炮火摧残的柏树，柏树中间的树枝都已经不见了。普林尼70肯定也曾走过这样一条小路，或者是司汤达，因为在世界的这一处，也有《帕尔马修道院》里描述的画面。

基普会抬起头，头顶是高高的大树，伤痕累累，连成一片拱顶，眼前是一条中世纪的小路，而他，一个年轻人，是一个扫雷兵，这是他生活的世纪所发明的最奇怪的职业，一个军事工程师，侦测并拆除地雷。每天早晨，他从帐篷里钻出来，在花园里洗澡，穿衣服，离开别墅，和房子周围的一切，甚至都不会走进房子——也许会挥挥手，如果看到她的话——仿佛语言、人性这些东西会让他困惑，会像血液流进那台他必须理解的机械装置。她会在四十码之外的房子边看着他，在小路尽头的一块空地上。

那一刻，他把他们全都抛到身后。吊桥在骑士背后关闭的那一刻，只剩下他一个人和他那份严肃的天赋所带给他的宁静。她在锡耶纳见过那幅壁画。关于一个城市的湿壁画。城墙外墙上的画，有几码长，艺术家的颜料已经掉得差不多了，对这个离开城堡的旅行者来说，远方的土地上，甚至不再有艺术创造的花园。她觉得，那里就是基普白天去的地方。每天早晨，他会从画里走出去，走向属于混沌的黑暗悬崖。一个骑士。一个圣战士。她看见卡其制服忽闪着穿过柏树林。那个英国人把他叫做“命运的逃亡者”。对他来说，这些日子是从抬头看见大树的喜悦开始的，她心里猜想。

一九四三年十月初，他们把扫雷兵派到那不勒斯。他们从已经进入意大利南部的工程兵里选了些最优秀的，基普是三十个士兵中的一个，带进这个遍布陷阱的城市。

德国人在意大利战场上创下了史上最辉煌也最可怕的撤退。盟军的进攻本来应该用不了一个月，却足足拖了一年时间。战火烧了一路。扫雷兵坐在卡车挡泥板上跟着部队前进，他们的眼睛搜寻泥土被新翻过的痕迹，新翻的泥土说明有可能埋了地雷、玻璃雷、鞋雷。行军慢得无可救药。北面的山区里，戴红手绢做标记的加里波第共产党游击队也在公路上布炸弹，德国卡车经过的时候时常爆炸。

意大利和北非的地雷规模难以想象。在基斯马尤和阿弗马杜71交界路口，发现了二百六十个地雷，在奥莫河大桥地区72发现三百个。一九四一年六月三十日，南非扫雷兵一天里在马特鲁港埋了二千七百个马克二代地雷。四个月后，英国人在马特鲁港清理出七千八百零六个地雷，然后又将这些地雷埋到别的地方。

什么都可以做地雷。四十厘米长的镀锌管装满炸药，扔在军事要道上。放在木盒子里的地雷就摆在人家里。烟斗地雷装满葛里炸药、金属片和指甲。南非的扫雷兵把铁和葛里炸药装进四加仑的汽油桶，可以用来炸毁装甲车。

城里的状况最糟糕。几乎没受过什么训练的排弹小分队坐船离开开罗和亚历山大。第十八小组出了名。一九四一年十月，三个星期的时间里，他们拆除了一千四百零三个烈性炸弹。

意大利比非洲更糟糕，引信的装置像噩梦般古怪，部队接受训练时熟悉了德国炸弹，但是这里的机械装置由弹簧控制，跟德国炸弹很不一样。扫雷兵们进入城市，走在大街上，两边的树上、楼房的阳台上都挂着死尸。每死一个德国人，德国人总要杀掉十个意大利人作为报复。有些挂着的尸体是踩到地雷被炸飞到半空中的。

德国人于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全部撤离那不勒斯。九月盟军的一次空袭中，成百的市民离开城市，开始住在城外的山洞里。德国人在撤离的时候炸了这些山洞的洞口，迫使市民们待在地底下。伤寒大规模爆发。港口的船被刚埋在水底的地雷炸沉。

三十个扫雷兵走进一个布满陷阱的城市。公共建筑的墙壁里藏着延时爆炸的炸弹。几乎所有的交通工具都被动了手脚。扫雷兵们永远都在怀疑，任何随意放置在房间里的东西都是他们怀疑的对象。他们不相信所有放在桌子的东西，除非是朝着“四点钟”方向。战争结束很多年之后，扫雷兵往桌子上放一支笔，还是会把笔的大头朝着四点钟方向。

那不勒斯有六个星期的时间属于战区，基普跟着部队从头到尾都在那里。两个星期后，他们在洞里发现了市民。他们的皮肤因为粪便和伤寒而变得晦暗。这些人排着队走进城里医院的那一幕仿佛就是一群鬼魂。

四天后，市中心的邮局爆炸，死伤七十二人。欧洲最全面的医学史记录已经在城市档案馆里被烧毁了。

十月二十日，三天后即将恢复供电前，一个德国人自首。他告诉当局，大约有几千个炸弹被埋在城市的港口附近，导火线就接在处于休眠状态的供电系统里。一旦通电，整个城市将陷入一片火海。盟军对他审讯了不止七次，采用不同的策略和武力——最后当局仍然对他的供词表示怀疑。这一次整个城市的人口全部撤离。孩子和老人，垂死的人，孕妇，被从山洞里救出来的人，动物，还能开的吉普车，医院里的伤员，精神病人，修道院里的神父、僧侣、修女。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傍晚的暮霭中，只有十二个扫雷兵留了下来。

第二天下午三点，供电系统将启动。没有一个扫雷兵有过留在一个空城里的经历，这将是他们生命中最奇怪、最坐立不安的十几个小时。

傍晚，雷电暴雨横扫托斯卡纳。闪电击向大地上竖起的一切金属和尖顶。基普总在傍晚七点左右沿着柏树夹道的黄色小路回到别墅，如果有雷电，通常都是那时候开始的。中世纪的经历。

他好像喜欢这些临时的习惯。汉娜，或者卡拉瓦乔，会在远处看着他的人影，看到他走在回家的路上，停下来转身望向山谷的方向，看看大雨离他还有多远。汉娜和卡拉瓦乔走进屋里。基普继续爬山，半英里的山路缓缓地转向右面，然后又缓缓地转向左面。他的靴子踩在砾石上的声音。大风一阵阵吹到他身上，猛烈地摇晃着柏树，树枝垂下来，钻进他的袖子。

接下来的十分钟，他一路走着，不知道雨什么时候就会落在他身上。他会在感觉到雨点之前，先听到雨声，滴答一声落在干草上，落在橄榄叶上。不过这会儿他还在享受山里清新的大风，暴雨的前奏曲。

如果雨在他进入别墅前就落下来，他还是会保持同样的步速，把橡皮雨披搭在他的帆布背包上，人就在雨披下走。

在帐篷里，他听到纯粹的雷声。巨大的霹雳就在头顶，然后有如马车车轮的声响，消失在群山背后。帐篷壁上突然出现的一道阳光般明亮的闪电，在他眼里，常常比阳光更亮，藏着磷光的闪电，机器般的感觉，让他想起那个他在理论室里和收音机里听到的新词：“核能”。他在帐篷里解开包头巾，擦干头发，再包上一条干的头巾。

暴雨来自皮埃蒙特，飘向南方和东方。闪电落在高山上的小教堂顶上，那里有再现苦路十四处或《玫瑰经》奥迹的生动浮雕。小镇瓦雷泽和瓦拉洛上有比真人还大的十六世纪的泥像，描述圣经中的场景，闪电有时会把它们瞬间照亮。遭受鞭刑的基督两只手被绑在身后，鞭子正从半空落下，吠叫的狗，第二幅教堂画里是三个士兵，高举着十字架，向着彩色的云朵。

圣吉罗拉莫别墅因其位置，也有这种被闪电点亮的时刻——黑暗的客厅，英国人睡的房间，汉娜正在生火的厨房，被炸的小教堂——瞬间一起点亮，没有影子。这样的暴雨之夜，基普会在花园里的大树下走来走去，丝毫也不担心，同他每天的九死一生比起来，被雷电劈死的危险实在不值一提。他所见过的天主教圣坛上那些朴素的形象，此刻和他一起身处这半明半暗之中，同时他数着闪电和雷声的间隔。也许这别墅也是一幅类似的生动画面，四个人做着各自的事，偶尔被闪电照光，映衬着这场战争，显得分外荒唐。

十二个留在那不勒斯的士兵呈扇形进入城市。整个晚上他们冲破密封的隧道，爬进下水道，寻找有可能连到中央电闸的导火线。他们要在下午两点开车离开城市，一个小时后电闸将被开启。

十二个人的城市。每个人分布在不同的角落。一个在电闸中心，一个在水库，还在往水里扎——官方确定洪水会引发大规模破坏。怎样给一座城市埋雷。令人不安的主要是安静。一个属于人的世界，听到的却只有狗的吠叫和鸟的歌唱，从街道两边公寓的窗口飘出来。轮到他的时候，他也会走进某一间藏着一只鸟的房间。真空中的属于人的东西。他经过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那里藏着庞贝城和赫库兰尼姆的遗迹。他见过那只冰封在白灰中的古老的狗。

他走在卡尔博纳拉大街上，戴在左手臂的鲜红色扫雷灯已经打开，这是街上唯一的亮光。整晚的搜查让他筋疲力尽，这会儿好像也没什么可干的了。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对讲机，但只是供发现紧急情况时使用。最让他感觉疲惫的是周围可怕的安静，空落落的院子，干枯的喷泉。

凌晨一点，他一路找到已是一片废墟的圣乔瓦尼—卡尔博纳拉教堂，他知道里面有一个《玫瑰经》小礼拜堂。几天前的一个晚上，他曾经穿过那个教堂，黑暗中电闪雷鸣，他看到有几个巨大人像的雕塑。一个天使和一个女人在一间卧室里。场景瞬间隐入黑暗，他坐在教堂的长椅上等着，启示却没有再次出现。

这会儿他又走到教堂的那个角落，泥像的颜色显示人物是白人。场景是卧室里一个女人在跟一个天使说话。女人头上披着一个蓝色兜巾，露出棕色的卷发，她左手的手指轻触自己的胸骨。他走进房间的时候，意识到所有的泥像都比真人更大。他自己的头还不到女人的肩膀，天使举起的手臂有十五英尺高。不过，对基普来说，他们仍然可以给他做伴。这是一个住着人的房间，他走在这些生灵之间，他们彼此进行的讨论代表着某些关于人类和天堂的寓言。

他把背包从肩膀上放下来，面对着床。他想躺上去，他之所以有些犹豫只是因为有天使在旁边。他已经走到这个超越凡人的身体背后，发现在他深色的翅膀下面装着几只积满灰尘的灯泡，他意识到不管他多么渴望，他都不能在这样一个东西身边睡个安稳觉。床底下有三双舞台鞋向外窥视，这是布景设计师的精心设计。此时大约是一点四十分。

他把自己的斗篷铺到地板上，把背包拍扁当作枕头，然后就在石头地上躺了下来。他小时候在拉合尔，大多数时候都是睡在卧室的地板上，铺一张席子。实际上他一直没有习惯睡西方人的床。一个床垫，一个充气枕头，他的帐篷里就这两样东西，而在英国跟萨福克勋爵一起住的时候，柔软的床垫一旦陷进去，他就感觉像要窒息，仿佛一个囚犯般躺着，无法入睡，最后总是又爬起来，睡到地板上。

他在床边仰面躺着。他注意到床下的鞋子也比真人的大。可以伸进一双亚马逊丛林印第安人的脚。他头的上方是女人试探的右手。天使在他脚边。很快，他们这群扫雷兵里会有一个打开城市的电闸，如果他被炸飞，那么还有这两个人像陪着他一起。要么死，要么不死。不管怎样，他无法再做什么。他一整个晚上都在搜寻炸药和定时装置的隐藏处。墙壁会在他周身轰然倒下，也可能他会穿过一个明亮的城市。至少他找到了这些父母般的人物。他可以在这幕哑剧的对话中休息一下了。

他把手枕在头下，天使脸上有一种新的坚定，是他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他想解读其中的含义。天使手中拿着的那朵白花欺骗了他。这个天使也是一个战士。他这样想着，眼睛合了起来，疲倦压倒了一切。

他四仰八叉地躺着，脸上带着一抹微笑，仿佛因为终于可以睡觉而高兴，这是一种奢侈。左手的手掌向下，放在水泥地上。他的包头巾的颜色跟圣母玛利亚脖子上的花边领的颜色相呼应。

玛利亚的脚边躺着这个小小的印度扫雷兵，穿着军服，旁边是六只舞台鞋。这里似乎没有时间的存在。他们中的每一位都选择了一个最舒服的姿势来忘记时间。这样我们才可以被别人记住。当我们对周围充满信任，便会露出那种舒适的微笑。眼前这个场景，基普躺在两个泥人的脚边，暗示着一场关于他命运的辩论。举起的泥人手臂是要暂缓执行判决，是要给这个像孩子般沉睡的外国人一个美好前景的承诺。他们三人即将做出决定，达成一致意见。

淡淡的灰尘下面，天使的脸上露出一份强大的喜悦。它的背上装着六只灯泡，两只已经坏了。尽管如此，神奇的电流突然由下而上点亮了它的翅膀，于是血色、蓝色和犹如芥菜田的金色，在这个傍晚，就这样鲜活活地闪亮起来。

无论身在何处，身处现在还是未来，汉娜始终记得基普走出她生命的那一刻，他的身体离去时的线条。她的大脑重复着那一幕。他从他们之间冲出去的那条路。他在他们面前变得石头般沉默的时刻。她记得八月那天里的一切——天空的样子，面前桌子上的东西在雷声中渐渐变暗。

她看见他在田野里，他的手捂着自己的脑袋，然后她意识到那个姿势不是因为痛苦，而是因为他想把耳机紧紧按在头上。他在离她大约一百码的低处的一片田野里，她听到一声尖叫，从他的身体里发出的一声尖叫，这个从来没有高声说过一句话的身体。他跪倒在地，仿佛刚刚被松绑的样子。那样过了一会儿，他慢慢站起身，朝斜对角的帐篷走去，钻进帐篷，拉上拉索。远处传来一阵闷雷，她看到自己的手臂变暗。

基普钻出帐篷，拿着那把步枪。他走进圣吉罗拉莫别墅，同她擦身而过，就像角子机里的钢球滚过。他穿过门廊，三步并做一步登上楼梯，呼吸有如节拍器，靴子咚咚踢在楼梯的竖面上。她听见他的脚步穿过大厅，她继续坐在厨房的桌子边，眼前是一本书，还有铅笔，在暴雨来临前的光线中，这些东西一一封冻，陷入阴影。

他走进卧室。站在英国病人的床脚。

你好，大兵。

枪托贴着他胸口，枪带挂在弯成三角形的手臂上。

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基普看上去很绝望，仿佛处在世界的边缘，一张抽泣中的棕色脸庞。身体一转，他朝墙上画着的古老的喷水池开了一枪，泥灰炸裂的碎屑落在床上。他转回来，步枪对着英国人。他开始发抖，在使用全部力量克制自己。

把枪放下，基普。

他咚的一声往后靠在墙上，止住了颤抖。空气中飞舞着泥灰屑。

我坐在这张床的床脚听你说话，叔叔。过去的这几个月。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坐着，听着。我以为听大人教我的话，我就可以把自己填满。我以为我可以带着这些知识，慢慢地做些改变，但无论如何，会把它们再传给另一个人。

我在我自己国家的传统中长大，但是后来，更多的，是你们国家的传统。你们白人的那个小小的岛国，你们的风俗习惯、你们的书、你们的行政长官、你们的理性，把世界其他地方都变成和你们一个样。你们的一举一动代表标准。我知道如果我搞错了该用哪根手指握茶杯，我就会被赶出去。如果我打错一个领结的结，我就出局了。就是那些舰船给了你们这样的权力吗？还是，像我哥哥说的那样，因为你们有历史记录和印刷机？

你们，然后是美国人，把我们变得和你们一样。带着你们传教士的律法。于是印度士兵像英雄般丢了自己的性命，就为了成为“一流”。你们打仗就跟打板球一样。你们是怎么把我们骗进来的？这里……听听你们的人都干了什么。

他把步枪扔到床上，然后走到英国人身边。他身上挂着那台晶体收音机，挂在皮带上。他把收音机取下来，把耳机塞进病人黑色的脑袋里，病人因为头皮被碰到而疼得咧起嘴。但是扫雷兵没把耳机取下来。然后他走回去，拿起枪。他看见汉娜站在门口。

一颗炸弹。又一颗炸弹。广岛。长崎。

他转动步枪，对着窗台。山谷上方的一只老鹰似乎故意飞进他的瞄准器。他闭上眼睛，眼前出现一片火海中的亚洲街道。火球滚过城市，仿佛一幅爆炸的地图，卷着热气的飓风一路横扫，人群瞬间化作焦炭，空中突然充满人的阴影。西方智慧的战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