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己倒是乐意死在一个岩洞里,那样私密,周围只有那些在岩石上游泳的人。伯尔曼曾经对他说在亚洲的花园里,你可以看着岩石想象流水,也可以盯着一个平静的水池,相信它拥有岩石的坚硬。然而她是一个在花园里长大的女人,包围她的曾经是湿润,是“凉亭”和“刺猬”这样的词儿。她对沙漠的热情是临时的。她是因为他才爱上沙漠的严酷,她试图理解他如何在沙漠的孤独中获得安慰。让她更快乐的总是雨水,是弥漫着水汽的浴室,是令人昏昏欲睡的潮湿,是开罗下雨的那个夜晚,她从他的窗台上爬下来,穿上仍然湿漉漉的衣服,为了锁住那份湿。正如她热爱家庭的传统,热爱各种繁文缛节,以及烂熟于心的那些古老的诗歌。像这样无名地死去,她是不会情愿的。对她来说,列着祖先姓名的家谱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他则早已把自己的身世一笔抹去了。他惊讶于她会爱上他,不管他身上有着如此强烈的匿名的特质。
她仰面躺着,中世纪死者的姿势。
我赤裸着靠近她,就像在我们开罗南部的房间里那样,我想脱光她的衣服,我仍然想跟她做爱。
我所做的一切到底可怕在哪里?难道我们不会宽恕爱人的一切吗?我们宽恕自私,宽恕欲望,宽恕欺诈。只要我们是这一切背后的原因。你可以跟一个手臂骨折的女人或者发着高烧的女人做爱。她曾经吮吸我手上伤口里的血,就像我曾经尝过并且咽下她的经血。有一些欧洲的词语永远没法准确地翻译成别的语言。Felhomaly51。坟墓之尘。蕴含了死者和生者之间的亲密之义。
我把她从沉睡中抱起来。蛛网般的覆盖物。我打扰了一切。
我把她抱进阳光里。我穿上衣服。我的衣服全干了,窸窸窣窣的,有石头的热度。
我交叉的双手做她休息的鞍。一到沙地上,我就把她转了个身,脸朝下,扛在我的肩膀上。我感觉到她虚无缥缈的体重。我习惯于她在我怀中的这种感觉,她曾在我的房间里转圈,像一面成精的扇子——她张开双臂,海星般的手指。
我们就这样朝东北部的冲沟前进,飞机埋在那里。我不需要地图。我身上还带了个油箱,从那辆翻了的卡车上卸下来的,一路带着。三年前,我们因为没有油箱,束手无策。
“三年前发生了什么?”
“她受伤了。那是一九三九年。她的丈夫坠机了。这是她丈夫计划好的一场自杀式坠机,本来是想让我们三个人同归于尽。那时候我们已经分手了。我想可能是有关我们恋情的话不知怎么传到了他耳朵里。”
“那看来她伤势太严重了,你不能带她一起走。”
“是的。只能我一个人去找救援,这是唯一能救她的法子。”
经历了几个月的分离,几个月的愤懑,他们在岩洞里再次相聚,再次如恋人般交谈,那块他们亲手竖在彼此之间的巨石被推开了,毕竟那只是些他们俩谁都不相信的社会准则。
在那个植物园里,她的脑袋曾经撞在门柱上,坚定而愤怒。她那样骄傲,骄傲得无法继续这段秘密的恋情。她的世界里不允许有分割的密室。他转过身,面对着她,伸着一根手指头,我还没有想你。
你会想的。
他们分手的那几个月,他变得尖酸刻薄,唯我独尊。他刻意避开她。他无法忍受她看到他时表现出的冷静。他打电话到她家,跟她的丈夫说话,听见她在那里笑。她身上有一种吸引所有人的外在魅力。那曾经是他所钟爱的。而现在他开始怀疑一切。
他怀疑她已经另觅新欢。她对别人的一举一动,在他眼里都是一种秘密的誓言。有一次她在大厅里抓住朗戴尔的衣襟摇晃着,他咕哝着什么,而她则对着他大笑。他跟踪这个无辜的政府官员整整两天,就为了看看他们俩之间是否真有关系。他不再相信她对他说的最后的那些甜言蜜语。不是爱人,就是敌人。她是敌人。他甚至无法忍受她对他露出试探的微笑。要是她递给他一杯酒,他一口都不会喝。要是她在餐桌上指指碗里漂着的一朵尼罗河睡莲,他绝不会多看一眼。不就是他妈的一朵花吗。她有了一群新的知己,既不包括他,也不包括她的丈夫。没有人会回到丈夫的怀抱。这是爱情,也是人性,这个他知道。
他买了淡褐色的烟纸,把《历史》里记录战争的部分全部贴上,他对那些战争毫无兴趣。他在纸上写下所有她攻击他的话。贴在书里——只留给自己属于观者的声音,听者的声音,“他”的声音。
开战前没几天,他最后一次去大吉勒夫,去清理他们的营地。说好了由她丈夫来接他。他曾经和她一样喜欢她的丈夫,直到和她相爱。
克里夫顿在约好的那天飞到乌维纳特来接他,他飞得非常低,机身掠过刺槐丛,叶子纷纷落下。虎蛾式飞机滑进低地和沟槽——而他正站在丘脊上挥舞着蓝色的油布。然后飞机一个转身冲他迎面而来,一头栽在离他五十码的地方。一道蓝烟从起落架上升起。没有着火。
一个发了疯的丈夫。同归于尽。杀死自己和妻子——还有他,因为没有飞机他也不可能活着离开沙漠。
只是她并没有死。他把她拉了出来,从飞机的废墟里,从她丈夫的死亡之掌中。
你怎么会恨我呢?她在“泳者之洞”里喃喃地问,忍着伤口的剧痛。她一只手腕断了,肋骨几处粉碎。你对我的态度真可怕。我丈夫就是那时怀疑你的。我还是恨你那样——跑去沙漠或者酒吧,消失得无影无踪。
是你离开了我,在格洛皮公园里。
因为你不要我,对你来说我什么都不是。
因为你说你丈夫要疯了。好吧,他是疯了。
没有疯太久。他还没疯的时候,我就已经疯了,你让我生不如死。吻我,好不好。别再辩解了。吻我,叫我的名字。
他们的身体曾经在香水和汗水中纠缠,发疯般地想用舌头或是牙齿穿透那层薄膜,仿佛他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抓住彼此的自我,然后在爱中把它从对方的身体里拽出来。
而此刻她的手臂上没有爽身粉,她的大腿上也没有玫瑰露。
你以为你是传统的反抗者,可你不是。你只是总在移动,总在为你无法得到的东西找一个替代品。如果你在某处失败了,你就去别的地方。没有什么能改变你。你有过多少女人?我离开你是因为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改变你。有时候你可以那样一动不动地站在房间里,有时候你可以那样一句话都不说,仿佛只要再多暴露哪怕一寸你的自我,就是对你自己最大的背叛。
我们在“泳者之洞”里说话。我们离安全的库夫拉只有两个纬度的距离。
他停了下来,伸出手。卡拉瓦乔在他乌黑的手掌里放了一粒吗啡片,药片消失在男子黑夜般的口中。
我穿过干涸的河床,朝库夫拉绿洲走去,什么都没有带,除了抵御热度和夜晚寒冷的袍子,我的希罗多德留给她了。三年之后,一九四二年,我和她一起走向那架埋在沙堆里的飞机,捧着她的身体,仿佛那是一副骑士的盔甲。
在沙漠里,生存的工具都在地下——穴居人的岩洞,被掩埋的植物体内沉睡着的水,武器,一架飞机。经度二十五,纬度二十三,我往下挖,挖到了油布,麦多克斯的飞机逐渐露出地面。那是晚上,我在寒冷的空气中汗流浃背。我把油灯拿到她身边,在她低垂着脑袋的侧影边坐了一会儿。一对恋人和沙漠——星光还是月光,我不记得了。其余所有的地方都是战争。
飞机被从沙子里挖了出来。没有食物,我很虚弱。柏油帆布太沉了,我挖不动,只能把它割破。
早晨,睡了两个小时,我把她抱进机舱。我发动马达,马达活了过来。飞机跑了起来,然后开始滑行,我们升上天空,整整迟了三年。
声音停了。焦炭般的男子直直地瞪视着前方,吗啡作用下的凝视。
他的眼中出现了那架飞机。飞机正艰难地向上爬升,伴随着低沉的轰鸣,马达不时停一圈儿,就像漏针一样。机舱里充满噪音,在寂静中行走了几天之后,这声音尤其可怕,她身上的裹尸布正在脱落。他低下头,只见汽油正不停地喷在他膝盖上。她的衣服里伸出一根树干。刺槐和骨头。他离地面有多高?他离天空有多远?
起落架擦过一棵棕榈树的树顶,他拼命向上飞,汽油流过座位,她的身体滑到了座位底下。短路电线发出火星,她的膝盖骨着火了。他把她拉回到身边的座位上。他伸手去推头顶的座舱玻璃盖,但是打不开。他开始敲玻璃,玻璃裂开了,终于打开玻璃盖,汽油和火四处流窜。他在多少高度?她开始四分五裂——刺槐枝、叶子、树干,那是她的手臂在他身边分解。四肢逐渐被空气吞噬。舌头上有吗啡的味道。他的眼睛仿佛黑色的湖水,映出卡拉瓦乔的身影。他自己忽上忽下,就像井里的水桶。他脸上不知怎么全是血。他正开着一架腐烂的飞机,机翼上的帆布在风中撕裂。腐臭的帆布。他离那棵棕榈树已经有多远了?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他想抬腿摆脱汽油,但是腿怎么那么重。他再也没法抬起他的腿了。他老了。突然之间。没有她的生活他过够了。他不可能再次躺进她的臂弯,相信她会在他熟睡时守卫自己,无论白天黑夜。他一无所有。他累了,不是因为沙漠,而是因为孤独。麦多克斯走了。女人也已变成叶子和树枝,破碎的玻璃盖对着天空张开大口,仿佛他头顶上的一个下巴。
他滑进浸满汽油的降落伞装备,然后把飞机转了一百八十度,跳出玻璃盖,风把他的身体向后猛推。接着他的腿终于自由了,他在空中,那么亮,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亮,直到他意识到自己在燃烧。
汉娜能听到英国病人房间里的声音,她站在大厅里,试图听清楚他们在说什么。
怎么样?
棒极了!
现在轮到我了。
啊!妙不可言,妙不可言。
这是最伟大的发明。
了不起的发现,年轻人。
她走进去的时候看到基普和英国病人正把一听浓缩牛奶递来递去。英国人在罐头上吸一口,然后把它从嘴边挪开,开始咀嚼黏稠的液体。他对着基普眉开眼笑,基普看起来有点儿不开心,因为还没轮到他。扫雷兵望着汉娜,在床边走来走去,连打了几个响指,终于把罐头从那张黑脸边夺了过来。
“我们发现了一个可以分享的乐子。我和这孩子。对我来说是在埃及的旅行,对他是在印度。”
“你吃过浓缩牛奶三明治吗?”扫雷兵问道。
汉娜的视线在两个男人之间移动。
基普细看了看罐头里面。“我再去拿一罐。”他说,走出了房间。
汉娜看着躺在床上的男人。
“我和基普都是世界杂种——生在一个地方,又去别的地方生活。一辈子都在挣扎,不是为了回到故乡,就是为了离开故乡,虽然基普还不承认这一点。所以我们这么合得来。”
基普在厨房里用他的刺刀在一听新的浓缩牛奶上戳了两个洞,他发现他的刺刀现在主要就是派这个用场,然后他又跑回楼上的房间。
“你肯定是在别的什么地方长大的,”扫雷兵说,“英国人不是你那种吸法。”
“我在沙漠里住了几年。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在沙漠里学会的。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重要事情,都是在沙漠里发生的。”
他对着汉娜微笑。
“一个喂我吗啡。一个喂我浓缩牛奶。我们也许发现了一种平衡餐!”他转身又对着基普。
“你做扫雷兵有多久了?”
“五年。主要是在伦敦。然后是意大利。属于处理未爆炸弹的部队。”
“谁是你的老师?”
“伍利奇的一个英国人。都说他是个怪人。”
“怪人都是最好的老师。那肯定是萨福克勋爵。你见过莫顿小姐吗?”
“见过。”
从头到尾他们俩谁都没有一点儿要让汉娜参与对话的意思。但是她想了解他的老师,想知道他会怎么描述他的老师。
“他是什么样的人,基普?”
“他在科学研究部52工作。他是一个实验组的头儿。莫顿小姐是他的秘书,总是和他在一起,还有他的司机弗雷德·哈兹先生。他一面拆炸弹,一面口述,由莫顿小姐做记录,哈兹先生会给他递工具。他很了不起。大家叫他们‘三圣人’。他们是一九四一年被炸死的,三个人一起。在伊里斯。”
她看着扫雷兵,他背靠墙,踮着一只脚,靴子的后跟抵着壁画上的灌木丛。没有悲伤的表情,看不出任何感情。
有些男人曾经在她怀里解开他们生命最后的结。在安吉亚里镇,她曾抬起一息尚存的男人,发现有蛆在啃食他们的身体。在奥托纳,她把香烟放进一个没有手臂的男孩嘴里。没有什么能让她停下。她继续履行她的职责,悄悄把自己藏起来。那么多护士成了神志不清的战争女仆,穿着黄红相间的制服,扣子扣到脖根。
她看着基普,他把头往后一仰,靠在墙上,脸上的不确定表情是她所熟悉的。她能读懂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