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场中世纪战争发生在意大利，时间为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那些位于海岬边的要塞城堡，从八世纪开始就不断引发争夺之战，新国王的部队肆无忌惮地横扫而过。露出地表的岩石是走担架的地方，被蹂躏的葡萄园，如果你刨去泥土里的坦克印，往下挖，会发现带血的斧头和长矛。蒙特尔基，科尔托纳，乌尔比诺，阿雷佐，圣赛波尔克罗，安吉亚里。然后就是海岸线。

猫躺在机枪架上，望着南方。英国人，美国人，印度人，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向北前进，炮弹划破天空，又在空中消失。圣赛波尔克罗是一个以石弓闻名的小镇，军队在这里集合的时候，有些士兵会找来石弓，夜晚悄悄地朝着尚未被攻陷的城池开弓。指挥撤退的德国陆军元帅凯塞林差点儿命令从城垛上往下浇热油。

剑桥大学各学院研究中世纪的学者们被抽出来用飞机运到翁布里亚，平均年龄六十岁。他们跟部队住在一起，开战略会议的时候，他们一再忘记人类已经发明飞机了。他们说某某镇总是要说到该镇的艺术。蒙特尔基有那幅《分娩时的圣母》，作者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在镇上那块坟地旁边的小教堂里。等到那座十三世纪的城堡终于在淅淅沥沥的春雨中被攻下，部队便开始在教堂的穹顶下扎营，躺在赫拉克勒斯手刃九头蛇的石坛边。水都被污染了。很多人死于伤寒或其他热病。在阿雷佐的哥特式教堂里，士兵们用双筒望远镜向上看，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的壁画里有他们同时代人的脸孔。示巴女王正跟所罗门王交谈。近处是源自智慧树的一根树枝，邪恶钻进死去的亚当口中。多年后，这位女王会发现，赛洛姆池上的桥用的就是这棵圣树之木。

总在下雨，总是那么冷，没有秩序，除了艺术的伟大地图，依然彰显着审判、虔诚和牺牲。第八集团军19经过一条又一条河，河上的桥全都炸毁了，扫雷兵们在敌人的枪火中顺着绳梯爬下堤岸，游过去，或者趟过去。食物和帐篷被水冲走了。身上绑着设备的人也被冲走了。一旦过了河，他们又要想法子上岸。他们的手连着手腕一起插进悬崖表面的泥墙里，然后人就那样挂着。要等泥变干，这样才能撑起他们的重量。

年轻的锡克族扫雷兵把他的脸颊贴在泥上，心里想起示巴女王的脸，她肌肤的纹理。对他而言，河水中唯一的安慰就是他对这个女人的渴望，这能让他多少感到一点儿温暖的渴望。他要揭下她的面纱。他的右手将沿着她的脖颈伸进她橄榄色的胸衣。他太累了，太难过了，就像两个星期前他在阿雷佐看到的英明的国王和心怀愧疚的女王时一样。

他挂在水面之上，他的手牢牢地插在堤泥里。那些日日夜夜，勇气，这一微妙的艺术，在他们中消失殆尽，勇气只存在于一本书里，或者一面画着画的墙上。教堂穹顶的那幅壁画，其中谁更悲伤呢？他人向前倾，想靠在她柔弱的脖子上休息。他爱上了她低垂的眼睛。这个女人，她有一天会知道桥的神圣。

夜晚，躺在行军床上，他的两只手使劲向外伸，就像两支部队。在他自己和那幅壁画上的王室成员之间，没有任何一劳永逸或是有关胜利的承诺，只有一个临时的约定，他们会忘记他，永远不会承认或是意识到他的存在，他这个锡克人，一个扫雷兵，爬了一半的绳梯，为他身后的部队搭一座活动便桥。但是他记得记录这些人的故事的画。一个月后，队伍到达海边，他们都还活着，进入卡托利卡镇，工程师们已经清理了方圆二十码海滩上的地雷，士兵们可以光着身子下海了。他找到那个对他很友好的中世纪专家——老头曾找他聊过天，还跟他分享了一块午餐肉——告诉他，他要给他看一些东西，以略表谢意。

扫雷兵借了一辆公家的胜利牌摩托车，在胳膊上套了一盏鲜红的应急灯，两人沿着原路往回开——穿过已是和平区的乌尔比诺和安吉亚里，沿着山峰一路往下，沿着这条意大利的脊梁，老头蜷缩在他后面，抱着他的腰，两人下了西坡，开向阿雷佐。露天广场晚上没有部队，扫雷兵把车停在教堂前。他扶中世纪专家下了车，收起自己的行头，然后走进教堂。黑暗中感觉更冷了，也更空旷，到处回荡着靴子的声响。他再一次闻到了古老的石头和木头的味道。他点了三盏照明灯。他把一组滑轮吊在中殿的圆柱上，然后把一个早就拴上绳子的铆钉射进屋顶的一个木头横梁。教授饶有兴味地看着他，时不时地抬头窥望黑暗的深处。年轻的扫雷兵把一根绳子绕在他腰上，打了个结，又在老人的胸前粘了一盏点燃的小照明灯。

他让老头站在领圣餐的围栏前，然后他自己动静很大地爬上楼梯，找到绳子的另一头。抓住绳子，他走下楼厅，进入黑暗中，与此同时，老头被吊了起来，飞快地向上升，等到扫雷兵走到底楼，老头已经摇摇晃晃地挂在半空，离画着壁画的墙不到三英尺，照明灯在他四周打出一个光圈。扫雷兵手里握着绳子，继续往前走，直到把老人转到右面，停在《马克森提乌斯皇帝的逃逸》前。

几分钟后，他把老人放下来，同时他自己吊了上去，也点了一盏照明灯，升到穹顶深处绘着的蓝色天空。他曾用双筒望远镜向这里凝视，他还记得那时看到的星星。他向下看到中世纪专家坐在长凳上，精疲力竭的样子。现在他知道这个教堂有多深，但不知道有多高。液体的感觉。有如一口深不见底的漆黑的井。照明灯在手中就像一根魔杖闪闪发亮。他让自己转到她面前，他的悲伤女王，一只棕色的手伸向她那巨大的脖颈。

锡克人在花园的尽头搭了一个帐篷，那里曾经长过一些薰衣草，汉娜觉得。她在那一带看到过干叶子，用手指搓了一下，辨认出是薰衣草。时不时地，一场雨之后，她能闻出薰衣草的味道。

一开始他根本不进屋。他只是会经过，在执行扫雷任务的路上。总是很有礼貌。轻轻点点头。汉娜看到他用一盆接来的雨水洗澡，水盆很正式地放在日晷的顶上。花园里的自来水龙头，以前用来浇苗床的，现在已经干了。她看着他棕色的光脊梁，看他把水浇在自己身上，像鸟儿扇动翅膀。白天，她总是看到他的胳膊，露在短袖军装外面，还有那把一直跟着他的步枪，尽管看起来已经不需要了。

他佩枪的花样很多——挂在腰上，挂在肩上，一只胳膊肘挎着。他一转身，突然意识到汉娜在看他。他经历过恐惧，并且活了下来，他会围着疑似有地雷的地方走几步，默认这幅全景中的她的目光，仿佛是在声明他什么都能对付。

他的自立自信对汉娜来说是种安慰，对房子里所有的人都是，尽管卡拉瓦乔抱怨这个扫雷兵没完没了地哼一些西方歌曲，都是他过去三年在战争中学会的。另一个扫雷兵，跟他一起出现在暴风雨中的那位，名字叫哈代，现在被派驻在别的地方，离镇上更近，不过她见过他们俩一起干活，带着他们的全副武装走进一个花园拆除地雷。

狗留下来不走了，跟着卡拉瓦乔。这个年轻的士兵会跟狗一起又跑又跳，但是他拒绝给它任何食物，认为应该让狗自己生存。如果找到食物，他会自己吃掉。他的礼貌到此为止。有几个晚上他睡在可以眺望山谷的墙垛上，只有下雨的时候才钻进帐篷里。

他倒是目睹了卡拉瓦乔在夜里的游荡。有两次，这个扫雷兵跟着卡拉瓦乔走了很远。但是两天后，卡拉瓦乔拦住他，说，别再跟着我了。他想否认，但是等他的前辈把手放在他撒谎的脸上，他顿时没了声音。所以士兵意识到卡拉瓦乔前两个晚上就知道他在跟踪他。无论如何，跟踪别人只是他在战争中养成的一个习惯，是后遗症。就像即便现在，他还会不时心痒，想举起步枪，然后准确地击中某个目标。他一次又一次地瞄准某个雕像的鼻子，或者某只在山谷上空盘旋而过的棕色老鹰。

他终究还是一个小伙子。他吃起饭来狼吞虎咽，然后一跃而起，收拾盘子，一顿中饭只给自己半个小时。

她看着他工作，在果园里，或者屋子后面长满野草的花园里，他是那么认真，忘了时间，就像一只猫。她注意到他手腕深棕色的皮肤，手腕上戴着一只手镯，常滑来滑去，他在她面前喝茶的时候，手镯哐当直响。

他从来不说他的搜查工作有多危险。时不时会响起一阵爆炸声，她和卡拉瓦乔都会飞快地跑出屋子，闷闷的爆炸声让她的心绷得紧紧的。她有时会跑出去，有时则跑到窗边，眼角总会瞥到卡拉瓦乔，然后他们俩就会看到扫雷兵正冲着屋子懒懒地挥着手，站在杂草丛生的露台边上，甚至都没有转过身来。

有一次，卡拉瓦乔走进藏书室，看到扫雷兵趴在靠近天花板的地方，背靠着那幅错视画——只有卡拉瓦乔会在走进一个房间后抬头去看天花板的角落，他要确定屋里是否只有他一个人——年轻士兵的眼睛并没有离开目标，同时举起手掌，打了个响指，示意卡拉瓦乔停步别再往前，为了安全他得出去。他正在抽一根导火线，然后把它剪断，他在这个角落里找到的导火线，藏在窗幔上面。

他总是在哼着歌，或者吹口哨。“谁在吹口哨？”一天晚上英国病人问道，他还不知道这个新来的客人，甚至还没见到过他。躺在墙垛上，扫雷兵总是一个人边唱歌边看着天上的浮云。

每次走进这个看似空无一人的别墅，他都会弄出很多声响。他是他们中唯一一个还穿着军装的。扫雷兵从他的帐篷里钻出来，穿得整整齐齐，皮带扣闪闪发亮，头上的包巾一层层叠得很对称，靴子锃亮，哐哐地踩在屋子的木头或者石地板上。他会突然放下手上的某件事，然后哈哈大笑。他似乎无意识地很喜爱自己的身体，喜爱自己结结实实的存在。弯下腰捡起一片面包，用指关节摩挲青草；去跟村子里其他的扫雷兵碰头，沿着那条柏树路，他甚至会一面走一面转动步枪，好像那是一根巨大的狼牙棒。

他看上去对于别墅里的这个小团体挺满意的，而他自己则属于他们这个星系边缘上一颗若即若离的星星。在经历了战争中的泥淖、河流和大桥之后，这段日子对他来说就像度假一样。他只在受到邀请的时候才进房间，一位试探性的访客，正如第一晚他曾跟随汉娜摇曳的钢琴声，沿着柏树路一直往上走，直到进入这间藏书室。

他在那个暴风雨的夜晚走进这座别墅并不是出于对乐声的好奇，而是因为钢琴演奏者面临着生命威胁。撤退的部队往往会在乐器中留下笔形地雷。主人回来后，打开钢琴，手就没了。也有人给祖父的大钟上弦，结果一枚玻璃炸弹炸飞了半堵墙，还有人。

他跟随钢琴发出的声响，和哈代一起冲上山，翻过石墙，进入别墅。只要音乐没停，就说明演奏者没有往前拔出金属条，打开节拍器。大多数小型炸弹都是藏在这些地方——要把纤细的导火索焊直，这种地方最容易。炸弹被接在水龙头上，接在书脊上，钻进果树里，一个苹果落到下面的树枝上，都可以引爆一整棵树，跟一只手碰到那根树枝的效果是一样的。一个房间也好，一片田地也好，在他眼里全都有存在武器的可能。

他在落地窗那里停住脚，把脑袋靠在窗框上，然后溜进房间，站在黑暗中，除了闪电亮起的时候。有个女孩也站着，仿佛就是在等他，她的眼睛看着正被她敲击的琴键。他的眼睛像雷达般把整个房间扫了一遍，一切尽收眼底，然后才看向女孩。节拍器已经在响了，无辜地来回摆动着。没有危险，没有导火线。他站在那里，制服湿透了，这个年轻的女子一开始并没有看到他进来。

他的帐篷旁边竖着一个晶体管收音机的天线，一直伸到树丛里。晚上，她拿起卡拉瓦乔的战地望远镜往那里看，总能看见收音机调谐度盘上的绿色磷光，扫雷兵移动的身体如果进入她的视线，就会突然把那绿光遮没。白天他戴着那个便携式的耳机装置，只把一个耳塞塞进耳朵里，另一个垂在下巴下面，如此这般，他就能听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也许对他重要的声音。他会走进屋子把他听到的新闻告诉他们，他觉得他们可能会感兴趣的那些新闻。一天下午，他宣布乐队主唱格伦·米勒20死了，他的飞机在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某处坠落了。

他就这样穿梭于他们之间。她看到他在远处那个已经不复存在的花园里，和占卜师在一起，如果找到了隐藏的炸弹，他就埋头拆解一堆金属丝和导火线，仿佛那是某人留给他的一封可怕的信。

他总在洗手。卡拉瓦乔一开始觉得他太多事。“打仗的时候你是怎么过的？”卡拉瓦乔笑话他。

“我是在印度长大的，大叔。你得不停地洗手。每顿饭之前都得洗手。这是习惯。我出生在旁遮普。”

“我是北美的。”她说。

他睡觉时一半身子在帐篷里，一半在外面。她看到他的手把耳机拔了下来，放在腿上。

汉娜放下望远镜，转身离开了。

他们头顶上是大天顶。中士点了一个照明弹，扫雷兵躺在地上，透过步枪瞄准器望向一张张暗黄色的脸孔，仿佛要在人堆里寻找一个他的兄弟。望远镜上的十字瞄准线跟圣经人物一起晃动着，光照亮了早已晦暗的彩色礼服和人体，数百年前的油彩，承受了数百年的烛烟。这会儿又是燃烧弹发出的黄烟，他们知道这是犯了圣地的大忌，士兵们会因此被赶出去。允许他们进来参观大厅，却做出这样放肆的举动，他们会遗臭万年。涉水爬上滩头堡，上千次的冲锋陷阵，卡西诺山的轰炸，然后噤若寒蝉地穿过拉斐尔房间21，直到最终站在这里，这十七个在西西里登陆、一路腥风血雨就为了站在这里的士兵——等待他们的只是一个黑漆漆的大厅，仿佛只要站在这里就足够了。

他们中的一个说：“他妈的。要不来点儿亮光，你说呢，尚德中士？”于是中士拉开照明弹，伸长胳膊举了起来，瀑布般的亮光从他握紧的拳头里一泻而出，中士就这样站着直到弹尽光灭。其余的人抬头去看挤在天花板上、被光照亮了的人物和他们的脸。但是那个年轻的扫雷兵已经躺在地上了，瞄准步枪，他的眼睛几乎擦着挪亚和亚伯拉罕的胡子，还有各式各样的魔鬼，直到他看到那张伟大的脸。他停住了，长矛般的脸，智慧的脸，严酷的脸。

进口处的守卫们在高声喊叫，他能听到跑动的脚步声，照明弹只剩下三十秒了。他一翻身，把步枪交给随军牧师。“那个人。他是谁？西北方向，三点钟的地方，他是谁？快，照明弹快完了。”

随军牧师抱着步枪，对准那个角落，照明弹暗了。

他把步枪还给年轻的锡克人。

“在西斯廷礼拜堂里点燃武器，要知道，我们都会有大麻烦的。我不该来的。不过我还是必须感谢尚德中士，他这么做确实有胆量。我想，也没真的造成什么破坏吧。”

“你看见了吗？那张脸。那是谁？”

“啊，是的，那确实是张伟大的脸。”

“你看见了？”

“是的。是以赛亚22。”

第八集团军到达东海岸的加比切马雷的时候，扫雷兵是夜班巡逻组的头。第二天晚上，他接收到短波信号，说水面上有敌军在活动。巡逻队开了一炮，水波大动，算是警告。他们没有击中任何目标，但是在爆炸的白雾中，他依稀辨出移动的人影。他举起步枪，瞄准移动的影子整整有一分钟的时间，最后决定不开枪，观察附近是否会有别的动静。敌军仍然驻扎在北面的里米尼，城市的边缘。他注视着那个影子的时候，圣母玛利亚头顶的光环突然亮了起来。她正从海里走来。

她站在一艘船上。两个人在划船。另外有两个人竖抱着她，他们刚一登陆，镇上的人就开始鼓掌，在自家打开的窗前，在黑暗中。

扫雷兵能看到那张粉嫩的脸，以及靠电池发亮的光环。他躺在水泥的机枪堡上，面朝大海，身后是小镇，他看着那四个男子爬下船，臂弯里扛着那座五英尺高的石膏像。他们沿着沙滩往前走，没有停步，丝毫不顾及地雷的危险。也许他们曾经看到德国人在哪里埋地雷，然后在那些区域做了标记。他们的脚陷进沙子里。这是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的加比切马雷。圣母玛利亚海洋节。

大人和小孩们都在街上。穿着乐队制服的人也出现了。乐队不会演奏，不能打破宵禁的规定，但是乐器仍然是典礼的一部分，全都擦得锃亮。

他从黑暗中起身，背上背着一个迫击炮炮筒，手里拿着步枪。他的头巾加上武器，在人群里引起不小的骚动。他们没有料到这个无人的海滩上还会冒出这样一号人物。

他举起步枪，透过瞄准器注视她的脸——没有年龄，没有性征，最前面是男人们黑色的手，伸进她的光环，二十只小灯泡组成的仁慈的光环。石膏像披着一件淡蓝色的斗篷，她的左膝盖微微抬高，使得雕像有了衣纹的感觉。

他们不是一群浪漫的人。先后经历了法西斯、英格兰人、高卢人、哥特人和德国人的蹂躏，幸存下来。太多次的奴役，已经没有意义。但是这个蓝色粉嫩的石膏像蹈海而来，被放在一辆铺满鲜花的运葡萄的卡车上，乐队默默地走在她前头。他该为这座小镇提供什么样的保护，这已经毫无意义。他不可能带着这些枪，同一身白衣的孩子们走在一起。

他走到他们南面的一条街上，与石膏像保持同样的速度，所以跟他们同时到达交汇的路口。他举起步枪，再次把她的脸收入眼底。最后她被放在一个海岬上，仪式就此结束，人们各自回家。没有一个人意识到他一直都在不远处。

玛利亚的脸仍然发着亮光。那四个划船把她带来的男子围坐在她身旁，仿佛守卫一般。装在她背上的电池开始变弱，在大约早晨四点的时候完全耗尽。那一刻他看了看手表。他用步枪瞄准器看那几个人。有两个睡着了。他把瞄准器向上转向她的脸，再次仔细观察。减弱的光线中，她的脸呈现出不同的表情。在黑暗中这张脸更像是某个他认识的人。一个姐妹。有时是一个女儿。如果能走到她面前跟她告别，扫雷兵肯定会留下点什么东西作为祭礼。但是他毕竟有他自己的信仰。

卡拉瓦乔走进藏书室。大多数的下午他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对他来说，书一直是一群神秘的生物体。他抽出一本，翻到有书名的那一页。大约五分钟后，他听到屋里响起轻轻的呻吟声。

他一转身，看到汉娜睡在沙发上。他合上书，人往后，大腿根靠在书架上。她的人蜷曲着，左脸颊贴着灰扑扑的锦缎面，右手臂往上，靠向自己的脸，变成拳头抵住下巴。她的眉毛微微抖动，一脸属于睡眠的凝重。

隔了那么久，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她整个人看上去绷得紧紧的，只剩下一副躯壳，足以让她承受一切的肉体。她的身体经历了一场战争，这跟经历一场恋爱没什么差别，用尽每一寸皮肤。

他打了个喷嚏，声音很响，等他抬起头的时候，她已经醒了，睁开的眼睛直愣愣地望着前方，目光穿越他的身体。

“猜猜现在几点。”

“大概四点零五分。不对，是四点零七分。”她说。

这是一个古老的游戏，一个男人和一个小孩之间的游戏。他溜出房间去看钟，看他的步态，看他那副自信的样子，汉娜心里明白他最近肯定在用吗啡，他重新焕发活力，身手敏捷，熟悉的信心。她坐了起来，见他一路摇着头回来，感叹她猜得有多准，汉娜笑了。

“我脑袋里天生有一个日晷，对吧？”

“那晚上呢？”

“有月晷吗？有没有人发明过月晷？也许每个设计别墅的建筑师都替小偷们藏了一个月晷，就像是必不可少的教堂捐资。”

“那有钱人有得好担心了。”

“咱俩在月晷那儿见，大卫。那是一个弱者可以侵入强者的地方。”

“就像英国病人和你吗？”

“我差点有一个孩子，在一年前。”

因为用药的缘故，此刻的他神志明快清晰，她随便说什么，他都能跟得上，跟着她的思路。而她此刻还未完全意识到自己是醒着，是在跟人交谈，因而可以无所不谈，仿佛在说梦话一样，仿佛他的喷嚏是梦里的一个喷嚏。

这样的情形，卡拉瓦乔很熟悉。他常常在月晷处与人碰面。凌晨两点把他们惊醒，卧室的衣橱一不小心整个儿倒下来。他发现这样的惊吓往往能让人们免于恐惧和暴力。行窃过程中，若被房子的主人发现，他会一击掌，然后发疯般地跟他们说话，把一只昂贵的闹钟扔向半空，再伸手接住，飞快地向他们提问，问他们东西都放在什么地方。

“我的孩子没了。我是说，我不得不这样。孩子的父亲已经死了，在战争期间。”

“你那时在意大利吗？”

“西西里，这事发生在西西里。我们跟在部队后面，沿着亚得里亚海往北，一路上我一直想着这件事。我一直在跟这个胎儿说话。我在医院里拼命地工作，不跟周围的任何人打交道。除了我的孩子，我跟他无所不谈。在我的脑子里。洗澡的时候，照顾病人的时候，我都在跟他说话。我有点儿疯了。”

“然后你父亲死了。”

“是的。然后帕特里克死了。我是在比萨听说的。”

她彻底醒了。坐了起来。

“那你知道了，嗯？”

“我接到了家里的来信。”

“所以你来了这里，是吗，因为你知道父亲死了？”

“不是的。”

“好吧。我觉得他不信守灵这一套东西。帕特里克过去常说他死的时候，希望有两个女人为他二重奏。小手风琴和小提琴。就这些。他真他妈的多愁善感。”

“是的。让他干什么都行，真是那样的。给他一个痛苦的女人，他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风从山谷里升起，吹到他们的山上，排列在小教堂外三十六级石阶旁的柏树随之哗哗作响。他俩坐在石阶旁的扶栏上，最早的几滴雨轻轻落下，随着啪的一声，雨点打在他们身上。已是下半夜。她躺在水泥平台上，他来回走着，不时探身望向深谷。只有雨滴落下的声音。

“你什么时候不再跟孩子说话了？”

“突然忙了起来。部队开始打仗，先是在摩罗桥，然后是乌尔比诺。也许我是在乌尔比诺停住的。在那里你觉得自己随时都可能中弹，不管你是士兵，还是牧师、护士，都一样。那些狭窄倾斜的街道就是一个养兔场。送来的士兵一个个四肢不全，与我相爱一个小时，然后死去。记住他们的名字很重要。但是他们死的时候，我总会看见那个孩子。他被冲走了。有些会坐起来，扯掉所有的包扎，想呼吸得痛快一些。有些临死前会担心胳膊上的很轻的刮伤。然后是嘴巴里的泡。轻轻的砰的一声。我弯腰，为一个死去的士兵合上眼睛，可他又睁开了眼，嘲笑道，‘等不及要我死？你这个婊子！’他坐起来，把我托盘上所有的东西都扫到地上。如此愤怒。谁会愿意那样死去呢？带着那样的怒气死去。你这个婊子！那次以后，我总会等到他们的嘴巴里起了泡泡。我现在算知道死是怎么回事了，大卫。我知道怎样才能转移他们的痛苦。什么时候往主动脉里飞快地注射一针吗啡。盐水解决法。逼他们在死之前排干净大便。每个该死的将军都应该干我干的活。每个该死的将军。应该把这活作为所有渡河行动前的必修课。他妈的我们是谁，凭什么要我们承担这样的责任，要我们像老牧师一样从容淡定，要我们知道怎样把人送往谁都不愿意去的地方，还要想办法让他们心里舒服。我永远没法相信那些为死人做的临终祷告。叫人恶心的修辞。他们怎么敢那么说！他们怎么敢那样说一个正在死去的人。”

没有一点儿光，灯都灭了，天空几乎布满乌云。这些幸存下来的房屋，越是不引人注目，就越安全。他们习惯了走在黑暗中，两边是漆黑的房屋。

“你知不知道军队为什么不想让你跟英国病人留在这里？你知道吗？”

“一场叫人尴尬的婚姻？我的恋父情结？”她对着他笑。

“那个老家伙怎么样了？”

“因为那只狗，他还没平静下来呢。”

“告诉他狗是我带来的。”

“他还不确定你也会真的留下来。他以为你可能会偷走几件瓷器。”

“你觉得他会喜欢葡萄酒吗？我今天设法搞了一瓶。”

“从哪里？”

“你要还是不要？”

“我们现在就喝。别管他了。”

“啊，突破性的进展！”

“不是突破性的进展。我太需要好好喝一杯了。”

“二十岁。我二十岁的时候……”

“是的，是的，你干吗不搞一台留声机呢。顺便说一句，我觉得这叫趁火打劫。”

“是我的国家教我这么干的。战争期间我为他们干的就是这个。”

他穿过被炸成废墟的小教堂，走进房子。

汉娜站了起来，有点儿头晕，趔趄了一下。“看看他们都对你做了什么。”她自言自语道。

战争期间，即便是跟那些一起工作的人，她也很少说话。她需要一个叔叔，一个家里人。她需要孩子的父亲，与此同时她身在这座小山城，这么多年了，第一次想大醉一场，楼上是一个烧成焦炭的男人，此刻正身陷四小时的沉睡中，而她父亲的一个老朋友正在翻她的药柜，敲碎玻璃盖，胳膊上扎了一根鞋带，飞快地给自己打进一针吗啡，只要一个转身的时间。

夜晚，群山围绕，虽然已经十点钟，但只有大地是暗的。干净的灰色天空，绿色的山。

“我受够了饥饿。受够了欲望。所以我走开了，那些约会，坐着吉普车兜风，谈情说爱。那是他们死前最后的舞蹈——大家觉得我是个势利鬼。我干得比谁都卖力。做两个班头，管它炮火袭击，什么都干，便桶一个个洗干净。我成了一个势利鬼，因为我不跟他们出去混，也不花他们的钱。我想回家，可是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受够了欧洲。受够了被人像金子一样对待，就因为我是个女的。我和一个人好过，他死了，孩子也死了。确切地说，孩子是被我弄死的。从那以后我走得远远的，没有人能再靠近我。不要听到势利鬼之类的话。不要管谁死。然后我遇到了他，一个烧焦的男人。接触之后，我发现他是个英国人。”

“已经很久了，大卫，我已经很久都没想过要跟一个男人扯上任何关系了。”

那个锡克扫雷兵在别墅里待了一个礼拜后，他们才开始接受他吃饭的习惯。无论他在哪里——山上或者村子里——他会在十二点半左右回来，从他的肩袋里拿出那个蓝色的小布团，摊开放到桌上，旁边是汉娜和卡拉瓦乔的中饭。他的洋葱和香料——卡拉瓦乔怀疑是他从方洛各教会的花园里弄来的，有一段时间他在那里清地雷。他用小刀削洋葱皮，就是用来剥导火线里的橡皮的那把小刀。然后是水果。卡拉瓦乔怀疑整个战争期间，他都没有在集体食堂里吃过饭。

事实上，他每天一大早都会自觉地站到队伍里，把杯子递过去，接满他钟爱的英国红茶，往里面加他自带的奶精。他喝得很慢，站在阳光里看着缓缓前进的部队，如果当天没有行动，那么上午九点士兵们就会开始打牌，卡纳斯塔牌。

此刻，清晨，被炸了一半的圣吉罗拉莫别墅花园里，他站在满目疮痍的大树下，从水壶里喝了一口水。把牙粉倒在牙刷上，开始刷牙，懒洋洋地刷上十分钟，一面四处走动，望向仍然弥漫着晨雾的山谷。脚下的这片风景与其说让他惊叹，不如说是让他感到好奇。从小，刷牙这事对他来说就是一项户外活动。

他身边的景色只是临时的东西，不带任何有关永恒的性质。他只是知道有可能要下雨了，或者哪里有灌木丛的味道。他的脑袋即便不在思考的时候，也好像是个雷达，他的眼睛把方圆四分之一英里之内的非生命体的布局一一锁定，这是小型武器的射杀半径范围。他仔细研究了从泥里拔出来的两个洋葱，意识到花园里也被撤退的部队埋了地雷。

吃中饭的时候，卡拉瓦乔向蓝手绢上的东西投去叔父般关怀的目光。也许有某种罕见的动物，跟这个年轻的士兵吃的东西差不多。他只用右手吃东西，手指抓着食物送进嘴里。那把小刀只用来削洋葱的皮，还有切水果。

两个男人坐马车去山下取一袋面粉。士兵还要去位于圣多梅尼科的总部交几份地图，上面标明已经清过雷的地区。他们发现彼此很难问关于对方的问题，于是两人聊起了汉娜。一直到聊了很多问题之后，年长的那一位才承认他战前就认识汉娜。

“在加拿大？”

“是的，我是在那里认识她的。”

他们经过位于路边的很多篝火，卡拉瓦乔把年轻士兵的注意力引向篝火。扫雷兵的名字叫基普。“把基普找来。”“基普来了。”这个名字是自己找上他的，很奇怪。他在英国交的第一份排雷报告沾上了一些黄油，长官叫道，“这是什么？鲱鱼23油吗？”大家哄笑起来。他不知道什么是鲱鱼，但是这个年轻的扫雷兵就这样被变成了一条英国咸鱼。一个礼拜之后，没人再记得他的真名基帕尔·辛格。对此他并不在意。萨福克勋爵24和他的扫雷部队都开始叫他的外号，比起以姓氏称呼人的英国习惯，他倒更喜欢别人叫他的外号。

那个夏天，英国病人戴着他的助听器，因此屋子里的一切动静都逃不过他。琥珀样的助听器塞在他耳朵里，把各种偶然的声音传给他——大厅里的椅子划过地板，狗在他的房间外磨爪子，他提高音量，甚至能听到狗该死的喘气声，或者是扫雷兵在走廊里喊了一嗓子。就这样，年轻的士兵来了没几天，英国病人便意识到屋子里多了一个人，尽管汉娜没让他们碰头，她觉得他们可能彼此不会喜欢。

但是有一天，她走进英国人的房间，发现扫雷兵也在那里。他站在床脚，肩上挎着那把步枪，两条手臂搭在枪上。她不喜欢他对枪的这种随意的态度，也不喜欢他懒洋洋地转向她的姿势，好像他的身子是个车轴似的，好像那件武器已经被缝在他的肩上，他的手臂上，缝进他那瘦弱的棕色手腕里。

英国人转向她，说：“我们相谈甚欢！”

扫雷兵随随便便地走进这里，似乎可以把她团团围住，似乎无所不在，这令她感到很别扭。基普在和英国病人讨论搜索炸弹的事情，他从卡拉瓦乔那里听说这个病人精通枪支。他走进房间，发现此人对于盟军和敌方的武器简直无所不知。这个英国人不仅了解古怪的意大利导火线，而且对托斯卡纳区的地形也了如指掌。没多久他们就开始互相描述炸弹的形状，讨论各种火药线路的理论。

“意大利的导火线好像是垂直放的，而且有时候不是放在尾部。”

“嗯，得看情况。那不勒斯制造的的确是这样，但是罗马的工厂是跟着德国体系走的。当然，那不勒斯嘛，早在十五世纪的时候……”

这意味着病人又要以他那迂回冗长的调调开讲了，而年轻的士兵可不习惯保持安静。他会变得焦躁，不停打断英国人的停顿和沉默，试图给思想的火车加点油。士兵仰起头，望向天花板。

“我们应该做一个吊链，”扫雷兵沉思道，转向正走进房间的汉娜，“好带他在房子里转转。”她看看这两人，耸耸肩，走出了房间。

卡拉瓦乔在大厅里遇见她，她正在笑。他们站在大厅里，听房间里传来的对话。

我跟你说过我对维吉尔25式的人的定义吗，基普？我告诉你……你的助听器开着吗？

什么？

把它打开——

“我觉得他找到了一个朋友。”她对卡拉瓦乔说。

她走出屋子，来到阳光下，房前的场地上。中午的时候，自来水管把水输送进别墅的喷泉，会喷二十分钟。她脱下鞋子，爬进没有水的喷泉池子，静候着。

这个钟点，干草的味道到处都是。绿头苍蝇在空中乱飞一气，撞到人身上，就像栽到墙上一样，然后若无其事地转身飞走。她注意到水蜘蛛在喷泉高处的水池下面做了窝，突出的水池落了一块阴影在她的脸上。她喜欢坐在这个石头的摇篮里，她身旁仍然空空的喷嘴散发出空气的味道，藏在深处的阴冷黑暗的空气，就像晚春时节地下室第一次被打开时飘出的空气，室外的热度与之形成对比。她拂去胳膊和脚趾上的灰尘，以及鞋子留下的纤维，然后伸了个懒腰。

屋子里太多男人了。她的嘴贴着自己赤裸的胳膊。她闻自己的皮肤，熟悉的感觉。自己的滋味和气味。她记得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味道是十几岁的时候——感觉更像是在某个地方而不是某个时候——亲自己的前臂，练习接吻，闻自己的手腕，或者弯腰靠近自己的大腿。合拢双手，向里面呼气，这样呼吸就会弹进鼻孔。她雪白的脚来回蹭着喷泉带斑纹的池壁。扫雷兵跟她说过打仗时他看到的那些雕塑，他曾经睡在一个伤心天使的旁边，一个半男半女的天使，他觉得很美。他躺下来，看着雕塑的身体，自从战争开始，这是他第一次感到内心的宁静。

她闻了闻石头，冰冷的飞蛾的味道。

父亲死的时候究竟是痛苦还是平静？他有没有像英国病人那样庄严地卧于床榻之上？有没有一个陌生人在照料他？一个同我们毫无血缘关系的人往往比我们的至亲更容易攻破我们所有的感情防线。就好像倒在一个陌生人的臂弯里，你会发现照出自己所做选择的那面镜子。跟那个扫雷兵不一样，她的父亲跟这个世界总是格格不入。他说话的时候总会因为害羞而吃掉几个音节。她的母亲曾经这样抱怨，帕特里克的句子，总会缺少两三个关键的词。但是汉娜就喜欢他那样，他身上没有一点儿大男子的感觉。他有种模棱两可的气质，这种不确定性让他有一层若隐若现的魅力。他跟大多数男人不一样。即便是那个受伤的英国病人也还有些熟悉的大男子味道。而她的父亲只是一个饥肠辘辘的鬼魂，他喜欢看到周围的人充满自信，甚至吆五喝六的也行。

他走向死亡的时候，是否还像往常那样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碰巧罢了？还是带着满腔的怒气呢？他是她认识的人中最不会发怒的一个。他讨厌争论，如果有人说罗斯福或者蒂姆·巴克26的坏话，或者夸了多伦多市的某个市长，他就会走出房间。他一辈子从来没有试着要说服什么人，他所做的只是对身边发生的事要么修补挽救，要么举杯庆贺。如此而已。小说是一面走在路上的镜子。她在英国病人介绍的某本书里读到过这样一句话，而她记忆中的父亲就是这样的——她能想起的关于他的那些时刻——深夜时分，把车停在多伦多那座特别的大桥下，波特瑞路的北面，告诉她这是星琼鸟和鸽子在夜间合住的地方，它们挺不乐意地挤在一起。夏日的某个夜晚，他们就这样停下车，把脑袋伸向一片喧闹声，一片睡意朦胧的鸟叫声。

我听说帕特里克是死在鸽子房里，卡拉瓦乔说。

她的父亲爱着他自己想象中的一座城市，城市的街道、围墙、边境都是他和他的朋友们一起粉刷的。他从来没有真正走出那个世界。她意识到她对于现实世界所知道的一切要么是她自学的，要么从卡拉瓦乔那里学来的，还有就是从她的继母克拉拉那里。克拉拉以前是个演员，能说会道，他们都去了战场，对此克拉拉义愤填膺。在意大利的最后一年，她一直随身带着克拉拉写给她的信。她知道这些信是在乔治亚湾27的一个小岛上写的，纸垫在粉红色的岩石上，风从水面吹来，吹卷了克拉拉的笔记本，最后她把那几页卷角的纸撕下来，装进一个信封，寄给汉娜。她把信放在手提箱里，每一封都夹着岩石屑和风。但是她从来没有回过信。她在悲痛中想念着克拉拉，但是在经历了那么多之后，她无法再给她写信。她无法讨论帕特里克的死，她甚至都不能面对他的死。

而此刻，在这个大陆上，战争去了别处，暂时变作医院的女修道院和教堂，孤零零地立在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的山上。那里还残存着战争的遗骸，一个巨大的冰山所留下的细小的冰碛。围绕着他们的是神圣的森林。

她把脚伸到薄薄的裙摆下面，手臂搭在大腿上。一切都那么安静。她听到那个熟悉的沉闷的搅动声，来自埋在喷泉中柱下的水管。接着又是一片寂静。再接着，刷啦一声，水瞬间在她周遭喷涌而出。

汉娜给英国病人念故事，一个接着一个，两人同《吉姆》28里的老流浪汉、《帕尔马修道院》29里的法布利斯一起四处游走，沉醉在一片兵戈铁马之中——不是奔赴战场，便是逃离战争。卧室一角堆着的那些书都是已经念过的，其中的风景已经被他们抛到了身后。

很多书一打开，作者都会开宗明义。一支桨悄无声息地带你划进书海深处。

我的这部著作是从谢尔维乌斯·伽尔巴第二次出任执政官的时候开始的……提贝里乌斯、卡里古拉、克劳狄乌斯和尼禄的历史都是人们在他们炙手可热时怀着惶恐心情胡编乱造出来的，而在他们死后撰述的作品，又受到余怒未消的愤恨情绪的影响。

塔西佗30就是这样开始他的《编年史》的。

但是小说的开场往往充满了犹豫和混沌。读者们永远不可能完全掌握平衡。一扇门一把锁一个大坝打开了，他们冲了进来，一只手握着一条锦鳚，另一只手拿着一顶帽子。

每打开一本书，她便穿过一道道高起的门廊，走进一个大院子里。帕尔马，巴黎，还有印度的地毯缓缓铺展。

他跨坐在“火龙”大炮上，无视市政府的法令，大炮置于砖砌的平台上，在拉合尔31博物馆对面——当地人称之为神奇屋。得“火龙”者，得旁遮普；这个绿铜做的大家伙一直都是旁遮普的征服者们首选的战利品。

“慢点儿念，亲爱的姑娘，念吉卜林就得慢一点儿。仔细留意逗号的位置，这样你就能发现自然停顿的地方。他是个用钢笔和墨水写作的作家。我想，他常常会停下笔，抬头盯着窗外，聆听鸟的叫声，就像大多数独自一人的作家一样。有些人并不知道鸟的名字，但是吉卜林知道。你的眼睛太快了，太北美了。想想他的钢笔的速度。要不然，这个第一段该有多可怕、多烦人啊！”

这是英国病人关于朗读的第一课。他没有再打断她。他睡着了，她也会继续念下去，从不抬头看一眼，直到筋疲力尽为止。要是他错过了最后半个小时的情节，对他来说只不过有一个房间是黑的，但这个故事也许他早就知道。他熟悉故事里的地图。祁连瓦拉是旁遮普的一个北方城市，旁遮普的东面是贝拿勒斯。（这一切都发生在扫雷兵进入他们的生活之前，仿佛他就是从小说中走出来的。吉卜林的书页仿佛一盏神灯在夜晚被擦亮。创造奇迹的灵药。）

她已经念完了《吉姆》的结尾，那些细腻、圣洁的句子——干净的词汇——她拿起英国病人的笔记本，他不知怎么把这笔记本带出了火海。本子摊开着，几乎比原来厚了一倍。

本子里有一页纸是从《圣经》上撕下来的，贴在上面。

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用被遮盖，仍不觉暖。

所以臣仆对他说，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使她侍候王，奉养王，睡在王的怀中，好叫我主我王得暖。

于是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童女，寻得书念的一个童女亚比煞，就带到王那里。

这童女极其美貌。她奉养王，侍候王，王却没有亲近她。32

把飞行员救出火海的那个部落于一九四四年把他带到位于锡瓦绿洲的英国基地。一列急救列车半夜把他从西部沙漠33运到突尼斯，然后又走海路到了意大利。战争进行到那个时候，成百上千的士兵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倒不是他们想耍滑头，而是确实想不起来。凡是宣称不能肯定自己国籍的，都被关在蒂雷尼亚的营部，也就是海边医院所在的地方。这个烧伤的飞行员是又一个谜一样的人物，没有任何身份证明，也无从辨认。附近有一个关刑事犯的营房，他们把美国诗人艾兹拉·庞德关在一个笼子里，他身上藏了一根桉树枝，每天都要从一个口袋移到另一个口袋里，配合他对安全感的意象，桉树枝是在出卖他的那人的花园里折下来的，在他被捕的那一天。“为了记忆的桉树。”

“你们应该试着给我下套子，”烧伤的飞行员对审讯他的人说，“让我说德语，我会说的，顺便说一句，可以问我关于唐·布莱德曼的事。问我马麦特，问我伟大的格特鲁德·杰基尔。”他知道乔托34的每一幅作品散布在欧洲的哪一处，也知道大多数可以找到真正的错视画的地方。

海边医院是沙滩上的更衣室改建的，世纪初的时候，来海边游泳的游客都会租一间更衣室。老式的遮阳帆布大伞在太阳大的时候还会被拿出来，插进桌上配套的插槽里，那些打着绷带的、受伤的、昏迷不醒的人，一个个坐在遮阳伞下，呼吸着海边的空气，慢慢地说话，要么瞪着前方，要么一刻不停地说着。烧伤的男人注意到那个年轻的护士，她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他熟悉她那死灰般的目光，知道与其说她是护士，不如说是病人。他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只找她。

他被再次审问。他身上的一切都很像英国人，除了他的皮肤，黑得像焦油，一个几百年前的乡巴佬，被一群审问他的军官包围着。

他们问他盟军部队驻扎在意大利什么地方，他说他以为他们已经攻下了佛罗伦萨，但是北面的几个山城把他们挡住了。那是哥特防线。“你们师就困在佛罗伦萨了，不可能越过普拉托和菲耶索莱这些基地，因为德国人把自己关在别墅和修道院里，他们的防御是一流的。说来话长——当年十字军对阵阿拉伯萨拉森人的时候，就犯过同样的错误。跟他们一样，你们现在也需要堡垒重镇。这样的重镇从来不会被放弃，除非是霍乱时期。”

他就这样滔滔不绝，审讯的人快疯了，是叛徒还是盟友，他们始终没能弄清楚他到底是谁。

几个月后的此刻，佛罗伦萨北面的一个山城，他躺在圣吉罗拉莫别墅里，就像拉韦纳那座死亡骑士雕像。他断断续续地讲着那些绿洲中的小镇，美第奇家族的后裔，吉卜林的文风，那个狠狠咬他的女人。他的那本书，里面有一八九〇年版希罗多德的《历史》和其他零碎东西——地图、日记，许多不同语言的文章，从其他书里剪下来的段落。唯一寻不见的是他的名字。他究竟是谁，还是毫无线索，没有名字，没有军衔、营号、番号，什么都没有。他书里所有的参考资料都是关于战前一九三〇年代埃及和利比亚的沙漠，还有他自己的手迹，有关山洞壁画、馆藏艺术、旅行笔记，字写得很小，零星散布着。“没有黑头发，”汉娜弯下腰的时候，英国病人对她说，“佛罗伦萨的圣母玛利亚画像没有黑头发的。”

他手里握着那本书。她把书从他沉睡的身边拿走，放在床头柜上。她没有合上它，站在那里，她低头读。她跟自己保证，不会翻到下一页。

一九三六年五月

我给你念首诗，克里夫顿的妻子说，声音很正式。除非你跟她很熟，不然她总给人很正式的感觉。我们都在南部的露营地，点着篝火。

我走在沙漠里。

我喊：

“啊，上帝，带我离开这里！”

一个声音说：“这里不是沙漠。”

我喊：“哦，但是——

沙子，炎热，空洞的地平线。”

一个声音说：“这里不是沙漠。”

没有人说话。

她说，这是斯蒂芬·克莱恩35写的，他从来没有来过沙漠。

他来过沙漠，麦多克斯说。

一九三六年七月

跟和平时期人类的背叛相比，战争中的一些背叛只是小儿科。

新的情人接受了对方的习惯。有些东西被击得粉碎，在新的视角下暴露无遗。这一切进行得小心翼翼，或者很温柔，虽然心像火一般地烧着。

爱情故事说的不是谁的心被偷去了，而是有些人发现自己那颗闷闷不乐的心一旦被踩到，就意味着他的身体别想再骗谁，什么都骗不了——心平气和的睡眠，习惯性的教养，什么都没用。人整个被吞噬了，过去也被吞噬了。

绿色的房间里几乎一片漆黑。汉娜转过身，意识到她的脖子已经僵了。她太全神贯注于那本厚厚的贴满地图和文字的书，他那蟹爬一般的字迹。书里面甚至贴着一片小小的羊齿叶。《历史》。她没有合上书，放在床头柜上之后就没有碰过它。她转身走开了。

基普是在别墅北面的田野里发现那个大地雷的——穿过果园的时候，他差点一脚踩上绿色的导火线——他的脚使劲一扭才避开，所以他身体失去平衡，跪倒在地上。他抓起导火线，在树林里歪歪扭扭地一路跟着线走。

找到源头之后，他坐了下来，帆布包放在大腿上。这个地雷让他很吃惊。他们用水泥把它盖住。把爆炸装置放在那里，然后把湿水泥浇上去，掩饰整个装置，掩饰它的爆炸威力。大约四码之外有一棵光秃秃的大树。还有一棵树立在十码之外。水泥块上已经长满了两个月的野草。

他打开包，用剪刀把草清理掉。他在水泥块上绑了几圈绳子，然后把一根绳子和滑轮系在树枝上，慢慢地把它吊了起来。有两根导火线跟着水泥块被拔出了地面。他坐下来，背靠着树，看着水泥块。此刻，没什么好着急的了。他从包里拿出那个半导体，把耳机戴到头上。收音机里传来的AIF电台的美国音乐立即把他团团围住。每首歌或者舞曲平均两分半钟。数数听过的歌，《珍珠串》、《C调即兴蓝调》，等等，这些他下意识里收听着的背景音乐，就可以知道他在那里已经多久了。

声音无关紧要。这一类炸弹不会有隐约的滴答声或者咔哒声作为危险的警报。音乐让他分心，但也是帮助他清理思绪的一种方式，这个地雷的结构可能是什么样的，又是什么样的人会埋下这样一个千头万绪的装置，然后再浇上一层水泥。

水泥块在半空绷紧了，一头拉着绳子，这意味着不管他怎么拉水泥块，那两根导火线都是拔不出来的。他站了起来，开始轻轻地凿那个被伪装起来的地雷，用嘴把碎屑吹掉，再用羽杆削掉更多的水泥。只有音乐听不清楚的时候，他才会停下来，重新调频道，直到曲调再次悠扬清晰。他以极慢的速度把一堆导火索从地里挖了出来。有六根团成一团的线，纠缠在一起，全都涂成了黑色。

导火线躺在一块地图板上，他抹去上面的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