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绑绷带的男人在罗马的部队医院里偶然听人说起那个烧伤的病人和他的护士，听到护士的名字，那时他已经在医院里住了四个多月。他转过身，从门口走回到刚刚经过的一堆医生那里，打听护士的下落。他在那里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吃不准他到底是什么人。可是现在他对他们说话，问他们护士的名字，这让他们很惊讶。那么长的时间里，他从来没有开过口，只用手势和表情交流，偶尔咧嘴笑一笑。他什么都没透露，包括自己的名字，只写了他的部队番号，证明他是盟军一方的。

他的身份被仔细复核过，伦敦方面也证实了。他身上有那处著名的伤疤。医生们便又折回来，对着他的绷带点头。毕竟，一个名人需要安静。一个战争英雄。

这样他才感觉最安全。什么都不透露。不管他们是带着善意、诡计抑或匕首，来到他的身边。四个多月他没有说过一个字。他是他们中间的一头巨兽，刚把他带回来的时候，他几乎已经不成人形，定时注射吗啡，缓解他手上的伤痛。他会坐在暗处的扶手椅中，看着不断走动的病人和护士在病房和贮藏室之间进进出出。

可是这一刻，他经过大厅中的一群医生，听到那个女人的名字，他放慢脚步，走到他们面前，询问她在哪个医院工作。他们告诉他是在一个很老的修道院里，修道院先是被德军占领，后来被盟军包围，改成了医院。在佛罗伦萨北面的山区。医院大部分都已经被炸毁。不安全。只是一个临时的战地医院。但是那个护士和病人拒绝撤离。

你们为什么不强迫他们下山？

她说他病得太重了，不能移动。当然，我们本来可以把他安全转移出来的，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哪有时间争执。她自己情况也很糟。

她受伤了吗？

没有。可能一部分是战争疲劳症吧。应该让她回家的。问题是，这里的战争已经结束了。你不能再命令任何人做什么事了。病人们都在自行出院。士兵在被送回家之前就自己开小差了。

哪座别墅？他问道。

就是他们说花园里闹鬼的那座。圣吉罗拉莫。话说回来，她手头就有一个鬼，一个烧伤的病人。脸还在，但是无法辨认面容。神经都没有了。你在他前面划过一根火柴，他脸上什么表情都不会有。那张脸睡着了。

他是谁？他问道。

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不说话吗？

那堆医生笑起来。不，他说话的，他不停地说话，他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

他从哪里来的？

贝都因人把他带到锡瓦绿洲。然后他在比萨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可能哪个阿拉伯人正戴着他的名牌。也可能哪天阿拉伯人会把名牌卖了，我们能弄到手，也可能他们永远都不会卖。这些东西对他们很有吸引力。所有掉进沙漠的飞行员——没有一个能找到身份证明。这会儿他躺在托斯卡纳一座别墅里，那个女孩不肯离开他。反正她拒绝离开。盟军在那里有过几百个病人。之前的德国军队人比较少，那是他们最后的堡垒。有几个房间里有壁画，每个房间是一个不同的季节。别墅外面是个峡谷。那地方总之离佛罗伦萨大约二十英里，在山里。当然，你需要一张通行证。我们也许可以找人开车带你过去。那里目前还是很可怕。死牛。被打死的吃掉一半的马，还有桥上倒挂的人。战争最后的罪孽。绝对不安全。扫雷兵还没有去那里扫雷。德军撤退的时候边走边埋地雷。在那里开医院太可怕了。死人的味道是最糟糕的。我们需要一场大雪来把这个国家清扫干净。还有乌鸦。

谢谢。

他走出医院，走到太阳底下，几个月来第一次来到室外，第一次走出那些亮着绿灯的房间，仿佛青草般躺在他脑子里的房间。他站在那里把一切吸进体内，吸进所有人的忙忙碌碌。他想，首先，我要一双鞋底有橡胶的鞋子。我要花式冰淇淋。

他发现在火车上很难入睡，左右摇摆着。车厢里有人在抽烟。他的太阳穴不时撞到窗棂上。所有人都穿着深色的衣服，那么多点燃的香烟，整个车厢感觉像是着火了。他注意到每次火车经过一个公墓，乘客们就会在胸前划十字。她自己情况也很糟。

吃花式冰淇淋是因为扁桃体，他记得。当时是陪一个女孩和她的父亲去摘除女孩的扁桃体。她只看了一眼挤满小孩的病房，就拒绝了。这个最能适应环境、脾气最好的小孩，突然变成了一块顽石，宁死不屈。谁也别想从她的喉咙里扯掉任何东西。管它是不是明智呢，她要跟扁桃体在一起，不管“它”看起来什么样。扁桃体到底是什么，他至今没弄明白。

他们从没碰过我的脑袋，他想，这真奇怪。最糟糕的时候就是当他开始想象他们接下来还会做什么，还会把什么砍下来。那种时候，他总是会想到他的脑袋。

天花板上一阵像是老鼠疾走的声音。

他站在大厅的尽头，拎着他的旅行包。他放下包，冲着黑暗和摇曳不定的烛光挥挥手。他向她走去的时候，没有发出脚步声，地板静悄悄的，这让她很吃惊，又多少有些熟悉而欣慰的感觉，他可以这样悄无声息地靠近她和英国病人的私人领域。

他一路穿过长长的大厅，灯光把他的影子投在他身前。她把油灯的灯芯挑起来，这样她四周光亮的直径就变大了。她一动不动地坐着，书放在大腿上，他走到她身边，蹲下来，像一个叔叔那样。

“告诉我扁桃体是什么。”

她的眼睛瞪着他。

“我不断地想起你冲出医院的样子，身后跟着两个大男人。”

她点点头。

“你的病人在里面吗？我能进去吗？”

她摇摇头，不停地摇着，直到他再次开口。

“那么，我明天再见他吧。告诉我该去哪里。我不需要被子。有厨房吗？为了找到你，我经历了多么奇怪的一场旅行啊。”

他沿着大厅往外走的时候，她回到桌子边上，坐下，簌簌发抖。她需要这张桌子和这本看了一半的书来让自己平静下来。一个她认识的男人一路坐火车，然后从村庄出发，爬了四英里的山路，然后沿着大厅，走到这张桌子边上，就是为了来看她。几分钟后，她走进英国人的房间，站在那里低头看着他。月光穿过枝叶洒在墙壁上。这是唯一能让这幅错视画看起来栩栩如生的光线。她可以摘下那朵花儿，插在裙子上。

那个名叫卡拉瓦乔的男人推开房间里所有的窗户，以便听到夜的声音。他脱下衣服，用手掌轻轻抚摸自己的脖子，在那张没有铺好的床上躺了一会儿。树的声响，月光打在紫苑叶上，碎成银色的小鱼，纷纷跳落。

月光如水，照在他身上，仿若肌肤。一个小时后，他站在别墅的屋顶上。身处至高点，他能看清楚屋顶斜坡上被炮轰过的地方，两英亩被炸毁的花园，还有别墅边上的那个果园。他观察着他们在意大利的位置。早晨，两个人在喷水池边试探性地交谈起来。

“既然你现在在意大利，你应该再多了解一下威尔第7。”

“什么？”她抬起头，她正在喷水池里洗被单。

他提醒她：“有一次你告诉我你喜欢威尔第。”

汉娜低下头，有点儿尴尬。

卡拉瓦乔转了一圈，第一次望向别墅，从走廊里费力地向下凝视花园。

“是的，你以前喜欢他。你以前那些关于朱塞佩·威尔第的新消息让我们抓狂。这样一个男人！什么都是最棒的，这是你说的。我们全得同意你的话，你这个自以为是的十六岁女孩。”

“我不知道那个十六岁女孩后来怎么样了。”她把洗好的床单铺在喷水池边上。

“你有一种危险的意志。”

她走过石子路，石缝里长着小草。他看着她穿着黑袜的脚，薄薄的褐色裙子。她靠在栏杆上。

“我想，我得承认，我来这里确实是为了威尔第，是我意识背后的某些东西迫使我这样做的。之后么，当然啦，你走了，我爸爸也走了，因为战争……快看那些老鹰。每天早上它们都来这里。这里其余的一切都被毁坏了，都支离破碎。整个别墅里唯一有活水的地方是这个喷水池。盟军走的时候把水管都拆了。他们觉得这样就能让我走。”

“你应该走的。这块地方，他们还得来清理。这里到处都是没引爆的炸弹。”

她走到他面前，手指按住他的嘴唇。

“我很高兴见到你，卡拉瓦乔。只有你。别说你是来劝我离开这里的。”

“我想找一个小吧台，旁边有一架沃利策牌钢琴，然后喝上一杯，不会他妈的突然有炸弹爆炸。听弗兰克·辛纳屈的歌。我们得弄点音乐，”他说，“对你的病人有好处。”

“他的魂还在非洲。”

他看着她，等她说下去，但是关于英国病人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喃喃道：“有些英国人喜欢非洲。他们大脑的一部分精确地映射出沙漠。在那里他们不是外国人。”

他看到她轻轻地点点头。一张消瘦的脸，短发，身处她自己的宇宙中，她看上去很平静。背后的喷水池发出汩汩的水声，老鹰，被炸毁的别墅花园。

也许这是走出战争的一种方式，他想。照料一个烧伤的男人，在喷水池里洗床单，一个画得像花园的房间。仿佛只剩下一粒来自过去的胶囊，早在威尔第时代之前，美第奇家族考虑建一道栏杆，或是窗户，黑夜里手擎蜡烛，身边是请来的一位建筑师——十五世纪最优秀的建筑师——怎么样才能更好地烘托这远景。

“如果你要留下来，”她说，“我们就需要更多食物。我种了一些蔬菜，我们有一袋豆子，但是我们需要一点鸡肉。”她看着卡拉瓦乔，她知道他以前的手艺，但是没有明说。

“我没胆了。”他说。

“我会跟你一起去，那样的话，”汉娜自告奋勇道，“我们可以一起干。你可以教我怎么偷东西，做给我看。”

“你不明白。我没胆了。”

“为什么？”

“我被抓了。他们他妈的差点儿把我的手给切了。”

晚上，有时候等英国病人睡下之后，或者是她已经一个人在他门外读了一会儿书之后，她会去找卡拉瓦乔。他在花园里，躺在喷水池的石台边上，看星星，也可能她会在下面一层的阳台上碰见他。初夏的气候让他感觉晚上没法待在屋子里。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在屋顶上，破烟囱的旁边，但是当他看到她在阳台上寻找他的身影，就会悄无声息地滑下来。她会看到他在那个无头伯爵雕像的边上，附近的猫都喜欢坐在雕像的脖子上，有人出现的时候，猫会显得神情严肃，一面淌着口水。他总是让她感觉是她找到了他，这个知道什么是黑暗的男人，以前喝醉的时候，他常声称自己是跟着猫头鹰一家长大的。

两人站在悬崖上，远处是佛罗伦萨和她的万家灯火。她觉得有时候卡拉瓦乔显得狂暴，有时候则过于安静。白天她能更清楚地看到他是如何走动的，看他的手臂如何僵硬起来，在绑着绷带的手的上方，当她指向远处山上的某个东西，他又是如何整个身子转过去，而不是仅仅扭转脖颈。但是这些她都没有跟他说起过。

“我的病人认为磨成粉的孔雀骨头是很好的伤药。”

他抬头望向夜空。“是的。”

“你那时是间谍吗？”

“不完全是。”

在黑暗中的花园里，他感觉更自在，能更好地在她面前隐藏自己。病人房间里传出忽闪闪的光亮。“有时候我们被派去偷东西。在这里，我是意大利人，也是小偷。他们不敢相信运气那么好，拼命利用我。我们大约有四五个人。我一度干得不错。后来一次意外，我被拍了照。你能想象吗？”

“我穿着一件无尾晚礼服，那种假正经的衣服，为了能混进那个活动，一个舞会，去偷一些文件。我真的还是个小偷。不是什么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什么伟大的英雄。他们只是把我的手艺官方化了。但是有一个女人带着一部相机，在给德国军官们拍照，我当时正抬脚穿过舞厅，被照进去了。脚抬了一半，快门的声音让我的头转了过去。突然之间，未来的一切都变得危险了。那是某个将军的女朋友。”

“战争期间所有的相片都要在政府的实验室里冲洗，由盖世太保检查，而我显然不在任何名册里，胶卷进了米兰的实验室，官员就会存档。所以这意味着我必须想办法把那卷胶卷偷回来。”

她探头看屋里的英国病人，他那沉睡中的躯体也许正在远方的沙漠里，一个男人正在给他疗伤，男人的手指一次次伸进那只用他的两个脚后跟拢成的碗里，然后身子向前，把黑色的面糊贴到那张烧毁的脸上。她想象着那只手放到她的脸颊上，会是怎样的重量。

她走进大厅，爬进自己的吊床，离开地面的时候推了吊床一把。

睡前的片刻，她总是感觉最鲜活，跃过白天的点滴碎片，把每一个时刻带到床上，就像一个孩子带着课本和铅笔上床一样。这样的时刻对她而言就像一本分类账本，她的身体里充满了故事和情景，只有这时，日子才显得有条理。比如卡拉瓦乔就给了她一些东西。他的动机，一幕戏剧，一个被偷走的影像。

他坐车离开了舞会。蜿蜒的沙砾路缓缓铺展向前，汽车嘎吱嘎吱地碾过路面，发动机发出咕哝声，沙砾路平静得仿佛夏夜中的一道水墨。那晚科西马别墅里的舞会被拍到后，他就一直看着那个摄影师，只要她向他的方向举起相机，他就把身体转开。现在他知道有相机，他可以避开。他走到能听见她说话的地方，她名叫安娜，是一个军官的情妇，军官今晚会住在别墅里，一早起来要去北方，穿过托斯卡纳区。如果这个女人死了，或者突然失踪，都只会引起怀疑。任何不寻常的事情都会被调查。

四个小时后，他穿着袜子在草地里奔跑，他的影子像被月亮画下来似的，蜷曲在他身下。他在沙砾路上停下来，慢慢地在沙砾上移动。他抬头望向科西马别墅，望着窗户上一个个方月亮。一座宫殿，住着战争里的女人。

一道车灯光——仿佛从软水管中喷出似的——照亮了他身处的房间，他再一次停住，脚抬了一半，看到同一个女人的眼睛，目光落在他身上，一个男人正在她上面大动，手指插在她金色的头发中。他知道，她看见他了，尽管他现在赤身裸体，正是她在人头攒动的舞会上拍到的同一个男人，因为他此刻恰好也是那个站姿，惊讶于将他从黑暗中暴露出来的灯光而半转过身。车灯扫到房间的一角，消失了。

接着就是一阵空白。他不知道是否该移动，不知道她是否会悄声告诉那个正在干她的男人，这屋里还有一个人。一个光着身子的小偷。一个光着身子的刺客。他要动吗——伸出他的手折断他们中一个的脖子——要靠近床上的那对伴侣吗？

他听到那男人做爱的动作在继续，听到女人的沉默——没有耳语——听到她的思考，刚才她的眼睛是在看黑暗中的他。应该说，是“一边做事一边思索”。卡拉瓦乔的脑海里划过这个念头，多了一个单词，意思就好像是一个人自行车修到一半，想得出神了。8有个朋友告诉过他，字眼儿是很复杂微妙的，比小提琴复杂微妙得多。他的脑子回忆起那女人金色的头发，头发中那根黑色的丝带。

他听到车子转弯，他等着车灯再次亮起来。黑暗中出现的那张脸仍然仿佛一支射向他的箭。光从她的脸移到将军的身上，扫过地毯，然后再次从卡拉瓦乔身上拂过。他看不见她了。他摇摇头，做了一个割喉咙的动作。他手里握着相机，就是要她明白。然后他又在暗处了。他听到女人向自己的爱人发出一声快乐的呻吟，他知道这是她跟他达成的协议。没有字眼儿，没有讥讽的暗示，只是同他的一道合约，表示明白他意思的摩尔斯电码，他知道现在他可以安全地转移到游廊，纵身跃入黑夜。

之前找到她的房间比这更费力。他进入别墅，悄悄地沿着走廊，经过半明半暗的十七世纪的壁画。那些卧室藏在某处，就像金色礼服的暗袋。唯一能通过守卫的办法就是假装无辜地暴露出来。他已经把自己脱得精光，把衣服留在花坛里。

他光着身体慢慢沿楼梯走上有守卫的二楼，弯下身子自嘲暴露隐私，因而脸几乎和臀部一样高，他用肘推搡卫兵，暗示他收到的夜晚之邀，露天，是这么说吗？诱惑，无伴奏清唱9？

三楼是个大厅。一个卫士守在楼梯口，另一个在大厅尽头，二十码的距离，太遥远了。一次漫长的戏剧性步行，卡拉瓦乔此刻必须演绎这场漫步，两头各有一个哨兵带着怀疑和轻蔑看着他，屁股和鸡巴的漫步，在一处壁画那里停了一会儿，凝视画在树丛里的一头驴。他把头靠在墙上，几乎睡着了，然后继续向前走，绊了一下，立马振作起来，迈起了军步。他不听话的左手向天花板上那些跟他一样光着屁股的小天使们挥了挥，来自一个小偷的军礼，一段短暂的华尔兹，壁画在不经意间被留在了身后，城堡、黑白大教堂、被高高抬起的圣人，在这个战时的星期二，都是挽救他的伪装，挽救他的生命。为了找到一张他自己的照片，卡拉瓦乔得假装寻欢作乐。

他拍拍自己赤裸的胸部，好像是找通行证，然后抓着阴茎，假装用它作为钥匙进入那间有守卫的房间。他踉踉跄跄地退回来，一面傻笑着，气恼自己糟糕的失败，一面咕咕哝哝地滑进下一个房间。

他打开窗户，走到阳台上。黑色的，美丽的夜晚。然后他往下爬，跳进下一层的游廊。这时他才找到安娜和她的将军的房间。他们之间只隔着一层香水。没有脚印的脚步。没有影子。多年前他跟谁家的孩子说过的那个故事，关于一个寻找自己影子的人——就像他此刻寻找一卷胶卷上他自己的影像。

一进房间，他立即意识到一场性交刚刚上演。他的手伸进她扔在椅背上的衣服，又摸到地上。他躺下来，滚过地毯，触摸这个房间的皮肤，想感觉有没有照相机这样的硬东西。他悄悄地滚动，像扇子般展开，什么也没找到。一丝亮光都没有。

他站起来，慢慢摇动手臂，摸到一个大理石的胸膛。他的手沿着一只石手移动——他此刻已经明白那女人的思路——石像手上正挂着照相机的带子。然后他听到车子的声音，几乎同时他转过身，在一道突然亮起来的车光中，女人看到了他。

卡拉瓦乔看着汉娜。汉娜坐在他对面，直视他的双目，她试图解读他，像他的妻子那样，妻子过去常试图弄明白卡拉瓦乔的脑袋中在想些什么。他看着她，看着她嗅他的模样，看着她搜寻线索。他把线索藏起来，也直视她的眼睛，他知道自己的眼睛无懈可击，湖水般清澈，宛如一道完美的风景。他知道，人们会在他的眼睛中迷失自己，而他却可以深藏不露。但是眼前的女孩满是疑惑地看着他，略微歪着脖颈，仿佛打了一个问号，就像一只狗听到非人的声音或语调时出现的表情。她坐在他对面，身后是黑暗中血红色的墙壁，他不喜欢这颜色；她那黑色的头发，还有她的表情，那么瘦，乡村的阳光把她的皮肤晒成橄榄色，她让他想起自己的妻子。

现在他不怎么想起妻子，尽管他知道，只要一转身，他就能唤起关于她举手投足的记忆，她的一切，夜晚她手腕压在他心口的重量。

他坐着，双手放在桌子下面，看着这个女孩吃饭。他仍然喜欢自己一个人吃，尽管吃饭的时间他总是跟汉娜坐在一起。虚荣，他想，致命的虚荣。她曾从窗户里看见他用手吃饭，坐在小教堂三十六级阶梯中的某一级上，没有叉子，没有刀子，好像他在学东方人的样子吃饭。灰白的胡茬，黑色的夹克，她终于看到了他体内的那个意大利人。她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他看着她，红褐色的墙勾勒出她黑暗中的轮廓，她的皮肤，她黑色的短发。战前他在多伦多结识她和她的父亲。那时他是个小偷，一个已婚男人，带着懒洋洋的自信，在他自己选择的世界中游刃有余，在富人面前胡言乱语，在他的妻子詹内塔和他朋友的小女儿面前魅力四射。

但是现在，周围的世界几乎不存在了，他们被迫做回原来的自己。在佛罗伦萨边上这个山中小镇的日子里，下雨的时候就待在屋里，做着白日梦，坐在厨房那张唯一舒服的椅子里，或者躺在床上、屋顶上，他没有任何行动计划，唯一的兴趣就是汉娜。而她似乎已经把自己跟楼上那个垂死的人锁在了一起。

吃饭的时候，他却坐在这个女孩的对面，看着她吃。

半年前，比萨的圣基娅拉医院，走廊尽头的窗户，汉娜曾经在那里看到外面有一只白狮子。它独自站在城垛上，皮毛的颜色有如大教堂和公墓里的白色大理石，虽然它的粗犷和原始体态仿佛属于另一个时代。就像一份来自过去的礼物，一份必须接受的礼物。然而，她是把它当做医院周围一切事物中的某一件来接受的。半夜时分，她会隔着窗户望去，她知道它就站立在宵禁的黑暗中，知道等她上早班的时候，它便会同时出现。五点，五点半，然后六点，她都会抬头看看狮子的身影，看着它一点点清晰。每天晚上，她在病人中穿梭，狮子就是她的哨兵。经历轰炸，它依然毫发无损，部队更感兴趣的是那座辉煌院落的其余部分——石狮仿佛一个患上战争疲劳症的人斜倚着身子，属于斜塔的疯狂逻辑。

他们的医院在古老的修道院里。几千年来修士们精心修剪的林木再也辨别不出当初各种动物的形状，护士们推着轮椅上的病人行走在失去形状的树丛中。似乎只有白色的石头亘古不变。

护士们见多了垂死的人，也都患上了战争疲劳症。或者因为一些更微不足道的东西，比如一封信。她们会把一只折断的胳膊拿到楼下，或者擦拭永远止不住的血，伤口像是一口井，她们也开始不再相信任何东西，不再信仰任何东西。护士们崩溃了，就如一个拆炸弹的人，那一秒，随着他脚下的土地分崩离析。汉娜崩溃了，在圣基娅拉医院，一个军官穿过一百张病床走向她，交给她一封信，信里说，她的父亲死了。

一只白色的狮子。

在那之后不久，她遇到了这个英国病人——看起来像只烧煳的野兽，焦烂的、黑乎乎的一团。几个月后，他成了她最后一个病人，圣吉罗拉莫别墅中的英国病人，他们的战斗结束了，他们两人都拒绝跟大部队一起撤离到比萨其他的医院，其他更安全的地方。所有沿海的港口，像索伦托、马里纳—迪比萨，现在全都是北美和英国的军人，等着被运回家。但是她洗干净她的制服，叠好，交给正在撤离的护士们。战争并非全面结束，他们告诉她。战争结束了。这场战争结束了。这里的这场战争。他们告诉她这样做跟逃兵差不多。我不是逃兵。我会留在这里。他们警告她这里还有没清除的地雷，会缺水，缺粮。她上楼走到那个烧伤的人身边，那个英国病人身边，告诉他她也会留下来。

他什么也没说，连头都没法转向她，但是他的手指滑进她雪白的手中，当她向他弯下身子，他乌黑的手指插进她的头发，深陷指间的发丝感觉凉凉的。

你几岁？

二十。

有一个公爵，他说道，临死的时候希望能被抬进比萨的那座塔，在一半高的地方，这样他可以看着半空的远方死去。

我父亲有一个朋友，他想跳着上海舞死去。我不知道上海舞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也只是听说过而已。

你父亲做什么的？

他是……他在打仗。

你也在打仗。

她对他一无所知。即便是已经照看了他大约一个月，给他注射了一个月的吗啡。一开始他们俩都有些害羞，现在就剩下他们俩，他们害羞得更厉害了。接着，害羞突然被克服了。病人、医生、护士、医疗设备、床单、毛巾——全都下山去了佛罗伦萨，然后去了比萨。她攒了一些镇痛药，还有吗啡。她看着他们撤离，长长的卡车队。再见了。她从他房间的窗户向外招手，放下百叶窗。

别墅后面竖着一堵石墙，比房子还高。别墅的西面是一个狭长的与世隔绝的花园，二十英里之外就是佛罗伦萨城，常常掩映在峡谷的云雾中。谣传隔壁古老的美第奇别墅里住过一个将军吃了一只夜莺。

圣吉罗拉莫别墅是为了保护凡人不受邪恶的侵犯才建造的，看起来像座围城，大多数雕像的四肢都在最初几天的轰炸中被炸飞了。房子与风景之间，炸毁的建筑物与大地上炮火的残留物之间，似乎都没有多少清晰的界线。对汉娜而言，无人照管的花园也是房间。她在花园边上干活，总能感觉到尚未爆炸的地雷。房子边上有一处泥土比较肥沃，她开始满腔热情地在那里种这种那，只有在城市长大的人才可能有的热情。尽管遍地焦土，尽管水都不够。有一天会出现一片椴树林，还有亮着绿光的房间。

卡拉瓦乔走进厨房，发现汉娜弯腰趴在桌子上。他看不见她的脸，也看不见她压在身下的两只手臂，只看到她赤裸的后背，光秃秃的肩膀。

她并非静止不动，也没有睡着。每颤抖一次，她的头就在桌子上摇一下。

卡拉瓦乔站在那里。哭泣时人失去的能量，超过他们做任何别的事。还不到破晓时分。黑暗中的木头桌子衬着她的脸。

“汉娜。”他说，她立即静止不动，仿佛通过静止她可以把自己伪装起来。

“汉娜。”

她开始呻吟，希望声音可以将他们隔开，可以形成一条他无法跨越的河流。

她赤裸着，他先有些不确定是否该碰她，叫了声“汉娜”，然后把他缠着绷带的手放在她肩膀上。她没有停止颤抖。最深最深的悲伤，他心想。在这样的悲伤中，唯一存活的方法是把一切都挖出来。

她抬起身子，她的头仍然低着，然后把自己拽起来，站到他面前，困难得仿佛桌子是块磁铁。

“如果你是想睡我就别碰我。”

她裙子上方的肌肤一片苍白，她在厨房里只穿了裙子，好像刚从床上爬起来，衣服穿了一半就走来这里，山上冰凉的空气钻进厨房，把她团团裹住。

她的脸红润而潮湿。

“汉娜。”

“你听明白了吗？”

“你干吗那么喜欢他？”

“我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