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配的金发、牙齿，迈出的第一步，宛如记忆筛子上的金子。我还记得当我从伊斯坦布尔国际诗歌节回来时，古斯配说出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词：“妈妈。”在这之前，他还念不出完整的词，只会支支吾吾。索菲亚可骄傲了，让古斯配不停地叫妈妈。

我试着教他用意大利语说叔叔—zio，可是z这个字母对他来说太难了，整天叫我io，在意大利语里是“我”的意思。只要我走进店里，古斯配就会兴奋地叫起来：“io！”索菲亚听了，每次都会笑，用十指指着古斯配的胸，一边说“io”，一边又指向我，说：“zio”。哎，太复杂了。

对于古斯配说的第一个词，卢卡什么也不记得了。到了夏天，古斯配一岁大了，也能走路了，就是还走不大稳。不是撞到椅子上，就是被自己的腿绊了一跤，摔在了地上。我们全都跟在他后面，好接住他。有的客人也时常站起来，保护这个跌跌撞撞的小家伙。

“他这是要逃跑，”坐在店外面的一个顾客时常说，“看，又来了。”

我听了这话，只觉得好笑，说：“他这就已经开始烦冰激凌店了。”

“不，不是的，”父亲说，“他这是在练习呢，明年就能端盘子了。”

这场景卢卡也记不起来了。要是问起来，他就说：“我在厨房里做冰激凌呢。”一说到古斯配，这就是他一贯的回答。只有一连几天下雨，冰激凌的销量下降，他才有时间去关注他的儿子。然而雨天里的冰激凌商人是不幸的。

“爸爸”是古斯配说出的第六或是第七个词。

“你连他吃的第一个冰激凌也不记得了吗？”

“是我亲手喂的，”卢卡说，“他觉得太冷了，大哭起来。”

我当时不在现场，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卢卡做了香草冰激凌，拿着冰激凌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古斯配坐在婴儿车里很无聊，可是索菲亚要工作没法陪他玩。那时候古斯配十个月大，有时睡上一个小时就够了。卢卡拿着一把勺子，送到了古斯配面前。

“这可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香草冰激凌，而且还是你老爸做的。”

古斯配张开了嘴，两只小牙齿露了出来，都长在下面一排。卢卡把勺子塞进了古斯配嘴里，小嘴巴闭上了。低温会麻痹味蕾，淡化一切味道。一秒钟后，才能尝到甜味，宛如一阵越滚越大的波浪。可是一秒钟对古斯配来说还是太久了。跟所有第一次吃冰激凌的人一样，古斯配闭上了眼睛，突然流下眼泪，大哭起来，就像有人弄疼了他似的，而那个人就是他的父亲。麻痹味蕾的香草冰激凌从嘴里喷溅出来。

“我也不爱吃，”这时父亲端着盘子从外面走了进来，说，“不过那些买冰激凌的人才是最可恶的，没耐心，又懒，还总爱大声嚷嚷。往椅子里一座，挠着大肚子，随便放屁，还要求冰激凌三秒钟内就上桌。”

“爸爸，”母亲大声说道，“你就不能不把那些消极的念头灌输给你孙子吗？”

“安妮塔，你就不能让我清静一会儿吗？”父亲把脸凑到古斯配面前，说，“你奶奶可不是个省事人儿，你还记得我给你买的那把十字螺丝刀吗？她死活就是不同意。”

古斯配没听见爷爷说的话，还在一个劲儿地哭。一直到下个季度，他才敢再去尝一口冰激凌。当冰激凌在嘴巴里融化后，古斯配享受着那重新回到味蕾的味道和那股席卷全身的香甜。“还要一口，”他大叫起来，“还要！”这些词毫不费力地就说了出来。

“那么漂亮的一个工具，”父亲还在嘟囔，“你奶奶呢？一把就抢了过去。”

一天早晨，父亲和古斯配去散步，推着婴儿车走进了钉子蓝店里。跟爷爷一样，古斯配瞪大双眼看着四周，两人在一个气锤前站了好久。

“这个，”小古斯配说，“这个，这个。”

“这个，”老古斯配说，“这个漂亮吧，嗯？”

最后父亲还是给古斯配买了一把螺丝刀，很小，就算一般螺丝刀够不着的地方也能用。母亲知道了，让父亲立刻把螺丝刀退回去。

“你知道对一个小孩子来说，这有多危险吗？”母亲说，“哪是给小孩子的玩具？”

“没错，”父亲说，“不是玩具，是一把十字螺丝刀。”

“古斯配能拿它来做什么呢？”

“他觉得螺丝刀很漂亮。”

“他觉得什么都漂亮！你是不是还要去给他买辆赛车啊？”

“不，当然不了。”

“你现在就把螺丝刀退回去。”

“不。”

“退回去。”

“不。”

“那我去退。”

“好了，好了，我算是明白了。我们就是不可以好好享受生活，年轻的时候不可以，年纪大了也是一样。”

父亲跟古斯配回到钉子蓝店里，把十字螺丝刀退了回去，却又一鼓作气把气锤买了回来。“就那个。”父亲对售货员说。“就那个。”他的孙子也这么说。

父亲把气锤放进婴儿车里，推着小车回到了店里。古斯配坐在爷爷的肩膀上，笑开了花，根本没有意识到聚拢在威尼斯冰激凌店上方的乌云。

母亲拿着挖冰激凌的勺子真想朝父亲丢过去，可又怕砸到了孙子。

这种情形索菲亚再熟悉不过了，尽管有时无比荒唐。看来自己出马的时候到了，于是说：“在新里路上有一家卖木头玩具的店，店里也有特别漂亮的工具，我们今天下午去那里看看，好不好？”

索菲亚在说这些话时非常平静，语气很轻，没做任何手势，尽量保持中立。

父亲看着婴儿车里的气锤，似乎有那么一瞬间明白那是一个多么荒唐的决定。那一瞬间并没有持续很久，不过也足够了。那天下午古斯配拿着一个长方形的大盒子，里面装着一把木锯和一把木钻。爷爷在一边演示应该如何使用这些工具。

就这样，索菲亚保持着店里的和平、友好，把一家人凝聚在一起。

“你确定那是一把气锤吗？”卢卡问。

我们待在厨房里，只有一架冰激凌机器在运转。现在是晚上十一点，索菲亚已经睡觉去了，父亲和母亲在意大利，莎拉在挖冰激凌。莎拉也来自卡多雷地区，已经在店里帮了几年忙了。她之所以来店里帮忙，是因为母亲不想把父亲一个人丢在维纳斯，不过她自己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莎拉才二十出头，虽说长得不漂亮，却很值得信赖，整整一季都待在店里，晚上睡在阁楼上。卢卡和索菲亚搬到了一楼，住在从前父母的房间里。

“这都是母亲告诉我的。”我说。

“有时候我觉得你在编故事，要不就是扭转了故事情节，来填补空缺。”

“那是一个能把墙打穿的锤子，一台巨大的机器，根本不适合一个十个月大的孩子。她就是这么告诉我的。”

“我说的不是那把锤子。”卢卡说。

突然我们俩都不说话了，冰激凌机器发出的嗡嗡声充斥了整个厨房，刮刀无声飞快地旋转着，还得过好一会儿冰激凌才能出桶。

有时候我们坐在店外面，要是有客人来到柜台前，卢卡就得站起来。每个星期有两个晚上莎拉休息，卢卡就要负责卖冰激凌。不过大多数时间他还是坐在店外面。十月了，天已经没那么热了，这是整个冰激凌季度的最后一个月，晚上十点以后就没什么人来了。

我们一会儿聊天，一会儿沉默，看着对方，又转移视线。古斯配离开快三个月了，从打来的第一通电话后就没了音信。有时来了一个客人，我们俩都会松口气。这时卢卡就要走进店里，拿起一个小杯子或是一个甜筒，又或者为一个孤单的老人做一杯奶昔。

待在厨房里是不会受到外界打扰的，卢卡一个人躲在那些机器背后。每次冰激凌一做好，他就让我回家。他想一个人待着，而我就回家，第二天晚上又会来到店里。

我们开始聊天，聊自己知道的一切，试着把两个部分编制成一个整体：有我的记忆，也有卢卡的记忆。

“有时候我觉得你在刻意回避一些事情，”我说，“你说你记不起来了，其实是想逃避。”

“那你说我必须记得什么呢？看看你周围，看看那些瓷砖、柜子、冰激凌机器，还有端冰激凌和咖啡的盘子。”声音越说越高。看来卢卡生气了，就跟父亲一样，感觉生活背叛了自己。所有人都跟他们对着干，就连亲生哥哥也一样。“看看那些日光灯，装冰激凌的盒子。这些我都看着呢，每一天每一刻，怎么都不会忘记。”

卢卡已经有多久没享受过夏天了？他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呢？

“我不是在厨房里、店外面，就是在泡咖啡、挖冰激凌。”

父亲刚退休的那几年，卢卡一个人得做两个人的活儿。早晚做冰激凌，一天里剩下的时间就店里店外跑个不停。母亲和索菲亚站在柜台后面，坚持了五年，最终还是回到了山里，回到了父亲身边。那时候她都快七十岁了，头发成了无花果杏仁冰激凌的颜色。下一季度莎拉就来到了店里，不过还是总缺一个人手。直到古斯配满了十六岁，不用再去学校了。

“你觉得我比你更了解他，在我看来刚好相反。”

我还记得古斯配来店里帮忙的第一天。那是六月中旬，意大利的学校放假了。古斯配背着一个双肩包，头戴一副耳机，一个人坐火车来到了荷兰。那时的他已经是个大男孩了，正直青春期，衣服上有一股火车车厢里的味道。坐了一千多公里的火车，当天晚上还得在店里帮忙。

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一点兴致也没有，眉毛之间拱起一道悲伤的褶子。他在意大利的朋友全都闲着，享受着暖和的夜晚。天空蓝蓝的，很空旷，仿佛等待着他的漫长的白天。他得店里店外地跑来跑去，接客人的点单。这是他被剥夺的第一个夏天。

在这之前古斯配就经常在店里帮忙。小时候跟卢卡一起做过冰激凌，分离过蛋清和蛋黄，把水果磨成泥，把坚果碾碎，还发明出了一个新口味：杏子、桃子、芒果、李子外加一点橙汁，这就成了属于他自己的冰激凌。父子俩一起把冰激凌从机器里挖出来，大拇指扣着勺子柄，勺子几乎有两个古斯配那么高。后来他还擦过桌子，端盘子的样子仿佛握着卡车的方向盘。当他的个头冒出柜台，就开始跟妈妈一起挖冰激凌。一勺又一勺，还时不时吃一口彩糖。

只要兴致过去了，或者是想出去玩了，古斯配就可以离开冰激凌店。他总是飞奔到西单广场上，跟邻居男孩踢足球。奔跑的速度极快，还一边大喊着男孩们的名字，就跟要传球似的。有时候古斯配会带着十个小男孩来店里，一个个小脸通红、满头大汗。每个人都有甜筒吃，全都站在太阳下面舔着美味的冰激凌。对古斯配来说，那时候的夏天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夏天。

后来古斯配就得留在店里帮忙，不可以再出去了。只见他一脸苦涩，很不高兴的样子。卢卡似乎没注意到，仍然在故意回避。

这个星期我突然看见他坐在剧院的大厅里，一开始还想着是看错了，以为是个跟古斯配很像的男孩子罢了。两人都有着同样单纯的面庞、同样的深色的长头发。然而那就是他，他是家人中第一个来到世界诗歌节现场的。我试图去看他的眼睛，可他并没有看见我，而是一直盯着舞台，南非诗人格尔特·福洛克奈尔正在台上朗诵。格尔特个子很高，胳膊健壮，作品里充满了愁绪和个人情感，跟他在咖啡馆里弹唱的歌曲很像，仿佛一个用天鹅绒般柔软的声音吟唱的海员。格尔特看着观众，宛如看着一个多年未见的女人。

节目结束后古斯配就不见了，不在前厅，也不在吧台。我是多么想把他介绍给格尔特啊。那个带有诗作的气息、夹着旋风和桉树的香味、透着独木舟味道的诗人。我们本可以三个人一起喝杯啤酒，或者做点别的什么。

原来是古斯配跟卢卡吵架了，溜了出来。这不是古斯配告诉我的，而是卢卡。“他不想工作，”卢卡说，“说是已经忙了一整天了，有权利休息一个晚上。”

卢卡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的父亲在店里整整站了五十七年，他自己也有三十来年了，而古斯配才待了四天。“你得先忙八个月，才可以休息四个月。”卢卡对儿子说，“就这样，这就是冰激凌人的生活。”

“我不是冰激凌人。”

“当然是了，我们都是冰激凌人。”

“卓凡尼叔叔就不是。”

卢卡几乎就要气炸了，说：“卓凡尼叔叔就是个叛徒！”

“不是的。”

“就是，他把我们全都丢下了。”

“他只是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东西。”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得有人去工作。”

他俩站在厨房里，门关着，可是大伙儿都听见了他们的对话。索菲亚和莎拉听见了，坐在店里拿着勺子吃水果奶油冰激凌的客人也听见了。

“卓凡尼叔叔在世界诗歌节上工作。”

“那不是工作，至少不是真正的工作。你知道为那个诗歌节买单的人是谁吗？并不是现场的观众，而是那些真正工作的人。他们缴的税就用来赞助诗歌节和付你叔叔的工资。我这是在为他工作呢。”

“你就是嫉妒。”

“不是。”

“就是。”

“你才十六岁，有些事还不明白。”卢卡说，“快给我闭上嘴，干活儿去。”就这样，父子俩的对话结束了。

古斯配紧紧皱着眉头，干活去了。到了八点钟就脱下了围裙，一句话也没说，穿过红白相间的遮阳布，走了出去。

“索菲亚叫他的名字，不过他没有回头。”

“我看见他了，”我说，“在我的诗歌节上，我看见他坐在大厅里。”

“什么？”

“他来听诗人朗诵。”

每当我们谈起那天晚上，卢卡总是很恼怒，这件事一直刺激着他。

“他这么做是想气我。”卢卡说。

“他这么做是因为好奇。”

“不是的，他就是为了伤害我。他知道我有多讨厌诗歌，不然他就去电影院或者公园了。”

我们不能认同彼此。卢卡没有看见古斯配听诗时的神情，那么专注，那么动情，没有半点报复的情绪。

“那时候他已经开始喝啤酒了吗？”

“你问这个干吗？”

“我想知道。”

卢卡不知道古斯配看格尔特时的神情，我却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喝酒的。我们不停地为彼此填补故事里的空缺。

“应该是喝的。那时候他十六岁，冬天里我跟他去过波斯塔酒吧，回家的路上我们俩都醉醺醺的。对了，我记起来了。古斯配喝了两瓶啤酒就醉了，而我醉是因为见到了他，跟他一起坐在酒吧里喝酒，感觉太幸福了。那是他第一次跟我一起去酒吧。”

当一方讲出一段另一方不知情的故事，我们就仔细地聆听。比如说几天前卢卡在厨房里听我讲古斯配在西单广场上踢球的场景，我在那儿看见过他好几次。

“他是那群孩子中最棒的，”我自豪地说，“所有孩子都想跟他一队。”

“你看见他进球了吗？”

“我看见他欢呼了。孩子们都冲向他，跳到了他身上。拥抱他的样子仿佛在拥抱一个专业球员。”

“你在那儿干吗？”

卢卡的语气里带着气愤，这在我们的对话中经常发生。不过这次他似乎也听出来了，又立刻提了一个问题。

“你是特意去那里看他的吗？”

我点了点头。我刚从瑞典回来，和几个荷兰诗人一起去参加了哥特兰岛诗歌节。托马斯·特兰斯特姆坐在轮椅里，倾听诗人们的朗诵。我拿着行李箱，直接来到了店里，可是古斯配不在，去一个小广场上踢足球了。索菲亚指着西布拉克的方向，说：“在那后面呢。”我认识那个小广场，我和卢卡小时候也在那里踢过球。如今广场上画上了白线，有边线、进球线，还有中场。两边立着巨大的球门。

“他忙着踢球，只看了我一眼。进球后，便向我奔来，和我击掌庆祝。‘叔叔，你看见了吗？’他兴奋地大叫起来，‘是我用后跟进的球！你看见了吗？’然后就又奔向广场中，孩子们都跳到了他身上。每年他只有两个半月待在荷兰，却成了那些荷兰孩子中的一员。”

“我从来没见过他们踢足球，”卢卡说，“在店外面的椅子上倒是见过。古斯配跑进厨房，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的朋友都坐在外面，要请他们吃冰激凌，妈妈让他来问我。其实我心里不同意，不过也知道如果我答应，他会有多开心。那笑容，叫我做什么都愿意。”

那是我在维纳斯见到的灿烂的笑容。那年古斯配六岁，住在外婆家，我去那里看他。六岁前，跟当年的我和卢卡一样，古斯配每年都跟着父母去荷兰，到了上学的年龄就要留在意大利了。索菲亚非常舍不得，每天都非常想念儿子。卢卡并没有流露出什么感情，整天忙着做冰激凌，早早地起床，直到深夜才上楼睡觉。他的父母当年也没能把他带走，事实如此，这就是冰激凌人的生活。

索菲亚无法忍受古斯配被送去寄宿学校的事实，那里的修女当年还打过我们，到了晚上卢卡就钻到我的床上来。索菲亚的母亲愿意承担起照顾古斯配的责任，每天送他去学校，给他做饭、洗衣服。

我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是春天。四月里，天空湛蓝，洁白无瑕的白雪覆盖着山顶。我在威尼斯机场租了辆车，是一辆金属色自动挡的SUV。一下车，古斯配就冲到外面来。索菲亚的母亲站在门前，过了一会儿她的老公也出现了。古斯配跳进了我的怀里，手臂和背上的肌肉立刻因为小家伙的体重紧绷起来。

“叔叔！叔叔！”古斯配大叫起来。

我把他抱到空中，像个锦标似的举在面前，想：你是我的，你是我的。在接下去的一段时间里他也是我的，索菲亚和卢卡两人都在冰激凌店里。

古斯配笑了，眼睛、眉毛，特别是嘴巴全都笑起来。他换牙换得晚，乳牙还在，一颗颗洁白无比。

在接下去的几年里，这个灿烂的笑容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跟汽车的金属色和远处雪地里的阳光一起，形成了一道光的回音。

“叔叔！”

这些都是闪亮的记忆。我们都住在金子上，却无法企及。

“我当然很想他啦。”另一天晚上，卢卡在厨房里说，“冰激凌人的心可不是冰做的，也有期盼拥抱的手臂，也想把一个小男孩高高举起，丢向空中再伸手接住。可是店里实在太忙了，一直有事情做，脑子也一直转个不停。不管是冰激凌在机器里转动的时候，把冰激凌从汽缸里挖出来的时候，还是把食材装进机器里的时候。”

卢卡突然不说话了，看着盘子，里面装满了菠萝，等待着削皮，磨泥，丢进糖水里一起煮，煮完了还得过滤，放凉。我不知道卢卡究竟在里面加了什么，也许只是一点柠檬汁或者几个打成气泡的蛋清，好增加绵密的口感，吃在嘴里仿佛含着一团云朵。不过也可能是别的配料，我看见灶台上放着生姜和一把薄荷，简直跟炼金术一样。

“站在这些日光灯下，我时常想着我们跟父母分离的日子。”卢卡说，“修女们读我们写的信。只要念到我们想念父母，就会非常生气。”

“会让我们把信重新写一遍。”

“我们得把学到的东西全都写下来，还得把盘子里的饭菜都吃光，每天都要祷告。冰激凌店里的每一天都很漫长，而在寄宿学校里的日子简直叫人看不到头。”

那是小草变绿、蒲公英盛开的日子。太阳照在身上暖暖的，冬季里苍白的皮肤也随之消失了。

古斯配住在外婆家，我去看他的时候，父亲、母亲、索菲亚、卢卡，所有人都在鹿特丹。我牵着古斯配的手，在村子里闲逛。我们一起去面包房、肉店，给索菲亚的母亲买一份报纸或者杂志。街上人很少，店里也没人排队，到了晚上村子里一片死寂。比萨店只在周末开门，波斯塔酒吧坐着一群发呆的老人，他们的妻子躺在一张寂寞的双人床上。晾衣绳是空的，百叶窗全都关了起来，阳台上的天竺葵是新栽的，这就是维纳斯的春天。

我去学校接古斯配，带他去树林里玩，一起找松果，搭小屋子。还把树枝当作锋利的宝剑互相打斗。趁农民不注意，我俩便在草地上打起滚来。

那些日子无比幸福，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可以坐在前面吗？”“可以让我来开吗？”“你能给我做个弓箭吗？”“你想跟我一起踢足球吗？”“你能不能让外婆今天晚上做松饼吃呢？”“我从这跟树枝上跳下去，你能接住我吗？”“你能抱着我转圈吗？”“再来一次嘛？”我们转啊，转啊，转，一起晕头转向地躺在草地上，看着旋转的天空。

等我们都平静下来，古斯配就又开始问问题了。

“你还能在维纳斯待多久？”

“还有四天，过了周末就要回鹿特丹了。”

“然后呢？”

“然后去圣地亚哥。”

“圣地亚哥在哪里？”

“智利。”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吗？”

“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上学。”

“我不想去学校，我要跟你在一起。”

古斯配爬到我身上，把脸凑了过来，和我的脸之间只剩下一厘米的距离。

我看着他那细细的眉毛、深色的眼睛、干净的额头，还有那缕掉在我脸上的金发。我仍然深深地爱着他。

“我为什么不能跟你一起去？”

“等你长大了，就能到处旅行了。”这是叔叔给侄子的答案。

古斯配哼哼起来，这不是他想要的答案。

“我什么时候可以去鹿特丹？”古斯配问。

“六月，开始放暑假的时候。”

他没说话，而我却看见那干净的额头上拱起了一道褶皱。

“你最想谁？”我问。

“妈妈。”

“那爸爸呢？”

“也想。”

“我呢？”

“你不是在这儿嘛。”

“我不在，你跟外公外婆住在一起的时候呢？”

他想了想，说：“冬天我待在自己家里的时候就会想你。”

那是我现在暂住的地方，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厨房里的椅子，柜子里的盘子，地下室里的工具，整座房子都在等待着家人的归来。我已经离开这里好多年了，我的房间也被“占据”，成了古斯配的房间。

有一次我在他的再三要求下带他回了趟家。他把一辆玩具小汽车忘在了家里，要回家拿。

“你睡在我的床上。”我们来到他的房间里，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