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一个寒冷的早晨，我的儿子来到了人世。索菲亚和卢卡去医院的路上下着雨，两人又着急又紧张，一个装着宝宝衣服的小箱子放在后座上。夜里，街上很安静，红绿灯眨着眼睛。那几个小时里，卢卡一直站在索菲亚身后，紧紧握着她的手。在这之前，他还从来没体验过这般亲密感。在婚礼上没有，床上也没有。他摸着索菲亚的脑门，给她加油。当宫缩持续来袭时，天上的云朵散开了，飘向了北方。太阳照在河面上，天空透着浅蓝色，载满集装箱的大船开向了大海。古斯配·塔拉米尼，一副皱巴巴、湿答答的模样，降临在护士的手臂里，五斤重。他闭着眼睛，嘴唇光亮，头上几乎没什么头发。小鸟在茂盛的大树间唱起歌来。

当时我在巴塞罗那，夜里天气晴朗，早上很暖和，到处充满了生机。穿着西装的男人站在吧台前喝咖啡，宽阔的大道上汽车一辆接一辆，地铁里很闷。我晚上才收到从鹿特丹发来的消息，白天一直在听诗人和声音艺术家的表演。他们一起来到巴塞罗那国际诗歌节，用字词和声调做实验。一位法国诗人在沙丘发出的声音的伴奏下朗诵诗歌；另一个诗人发音不清，看来这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加泰罗尼亚酒店的前台小姐在递给我房门钥匙的同时，也递给了我一张折叠好的纸，上面写着鹿特丹冰激凌店的电话号码，看来索菲亚生了。是个小男孩，早在今年冰激凌店开门的第一天她就把这个消息悄悄告诉我了。

“过来一下，我有事情告诉你。”索菲亚说。

我站在柜台前，她站在柜台后，手里拿着挖冰激凌的勺子。

我们俩弯下腰，身体悬在今年的第一批冰激凌上面。只听她轻声说：“是个男孩。”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复、该说些什么。

“我们要有个儿子啦。”她又说。

我看着索菲亚，她的脸胖了一点，眉毛粗了一点。蓝色的围裙并没能遮挡住那个大肚子，还有就是她的胸也变大了。

“可别告诉别人哦，”她说，“爸爸妈妈都还不知道呢。”说完就又站直了身子。

“你高兴吗？”

“嗯，很高兴。”

只见她满面红光，好像刚听说这个消息，就跑来第一个告诉我似的。在她的身体里孕育着一个小男孩，一个有手有脚、有指甲有头发的、蜷缩着的小生命，而这个小生命就是我和我弟弟的儿子。

“我猜他在睡觉。”索菲亚说，声音仍然很低，“要是醒着，就能摸到他在动。”

几天后索菲亚让我摸她的肚子。当时我站在世界诗歌节的办公楼前，手里拿着钥匙，她从街对面跑了过来。还是早晨，店还没开门。索菲亚还没穿上围裙，看起来就跟什么也没穿似的。丰满的身体裹在衣服里，臀部、屁股、胸，还有那个大肚子，我都看得一清二楚。她抓起我的手，放在了那紧绷的T恤上。

“感觉到了吗？”

我没有立刻就感觉到。过了几秒钟，便清楚地感觉到手掌心微微动了一下。

索菲亚把手放到了我的手旁边，我感觉到了她手指的触碰，也许这就是为人父母的体验吧。我们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周围的一切都在运动。有云朵、树上的叶子、城西运河路上的电车、汽车、骑车的学生，还有屠夫们唰唰的挥刀声，把火腿切成了薄片。

卢卡走了出来，我把手抽了回去，很自然，仿佛条件反射。

“早上好啊，叔叔。”卢卡说。

没错，这是我的角色、我的职责。

“卓凡尼摸到他动了。”索菲亚说。

“应该是他的小手，”卢卡笑着说，“在梦里做冰激凌呢。”

我们几乎没什么交流的机会。秋天里我经常出差，紧接着冬天就来了，全家人都回到了维纳斯，而我待在鹿特丹。

索菲亚回到了店里，准备开工。

“是个男孩。”我对卢卡说。

“是啊，真是太棒了。”

“都准备得差不多了吗？孩子还健康吗？”

“医生说长得不错。”

“那就好。”

“你怎么样？”

我没有直接回答，卢卡还从来没问过我的好坏。

“很忙。”我说。

卢卡没说话。

“要读好多东西。”我说。

“会在鹿特丹待上一阵子吗？”

“过两个星期去苏格兰。”

也许我们就不该见面，毕竟我睡过他的老婆。

“你会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卢卡问。

“这我还从来没想过。”

“那你觉得什么名字好听？”

“你这是给我出难题呢。”

“你总能想到一两个名字吧？”

我想了想。

“奥赛罗。”

“奥赛罗？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名字？肯定是个诗人。”

“不是的，是莎士比亚的一部作品，一场悲剧，不过我没有别的意思。”我不想让索菲亚和卢卡的儿子跟一个杀死了老婆，之后又终结了自己的生命的人拉上关系。

“冰激凌机器的发明人就叫这个名字，”我说，“奥赛罗·卡塔布里格。”

卢卡点了点头。他跟冰激凌机器比跟人待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父亲当年买的是二手货，看来机器的寿命比冰激凌人的要长多了。

我觉得那名字好听极了，长短音节相互结合，很有韵律感，还蕴含着力量。叫这个名字的人，总有一天会研究出一项重要的发明。当奥赛罗·卡塔布里格在1927年申请专利后，他发明的冰激凌机器就传遍了全世界。奥赛罗·塔拉米尼，要是我父亲也叫这个名字，没准还就真研究出什么伟大的发明了呢。

“我们想叫他古斯配，”卢卡说，“跟爷爷的名字一样。”

“跟太爷爷的也一样。”

“没错。”

这是一个传统的名字，一个冰激凌人的名字。

我从酒店的房间拿着无绳电话拨通了冰激凌店的号码，母亲一接通电话就叫出了古斯配的名字，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接着还大声说：“是个男孩。”她不知道我已经知道孩子的性别了，事实上她什么都不知道。

我躺在床上，把电话贴在耳边。

“真可爱啊，”母亲说，“长得可漂亮了，头上还没长头发呢。”这是一种刚当上奶奶的愉悦。

父亲也接过电话，说：“卓凡尼，你在哪儿呢？快回来，这么漂亮的小家伙，你肯定从来没见过。”

“我后天一到鹿特丹，就马上过去。”

“就连睡觉的时候也在笑，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简直是个奇迹！”

电话里发出了沙沙声，还是店里的声音呢？我看着写字台上的烧水壶，看着夹着旅游信息的文件夹，看来现代艺术博物馆离酒店很近。

“你还在吗？”父亲问。

“在，索菲亚怎么样？”

“挺好的，她真是太棒了。对了，明天就可以回家了。”

“卢卡呢？”

“在厨房里做冰激凌呢。”

也许孩子刚生下来，卢卡就又回到了厨房里。

那时候店里还没有无绳电话，我说：“我晚点打给他，他要做好多冰激凌，肯定很忙。”

“是啊，春天里冰激凌机器还没停过这么长时间呢。”

第二天我没有工作，跟国际诗歌节的组织方打了个招呼，把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了门上。阳光透过窗帘的一条缝隙照了进来，灰尘在那道刺眼的光线里打转。我想到了索菲亚的手，其实不该去想她的手，该想的是那个睡在妈妈身边的小男孩。画面是那么平和，梦里出现了那天鹅绒般的子宫。今天索菲亚就可以回家了。她的双手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仿佛一部一再重播的电影。按摩油，缠绕的手指，波浪式的运动。卢卡也享受过这种快感吗？我试图把画面暂停下来，好看清那个从床头柜里拿出来的瓶子里还剩多少按摩油。真是太舒服了，九个月过去了，我还在想着当时的场景，还想要那双手。除了那双手，我别无所求，只是一种纯粹的欲望。

快十二点的时候，一把钥匙插进了锁里，门开了。是服务员，黑色的头发盘了起来，穿着一件白色的围裙。

“对不起，”她说，“对不起！”门又啪的一声关上了。

直到后来，思念才向我袭来，是在我见过小古斯配之后。一到火车站，我就立刻赶到店里。那是五月里无云的一天，太阳高挂在空中。到店里时，我都被汗水浸湿了。母亲站在柜台后面，索菲亚在楼上，卢卡在厨房里，父亲在咖啡机后面。

“她在休息，”母亲说，“一会儿就下来。”

我摇了摇头，打算上楼去，很想看看那个孩子。

“让她再睡会儿。”父亲说。我经过他身边，直接上了楼。我上楼去睡索菲亚的时候他们什么也没说，而现在看我的眼神就跟我是个罪犯似的。

飞行途中一个年轻的母亲和一个宝宝坐在我前面，是个三个月大的小女孩。妈妈抱着她在过道里转悠，好哄她入睡，而她就只顾着看周围的乘客，也包括我。

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了小宝宝，在巴塞罗那，在机场检票柜台的队伍里，在荷兰史基浦机场。我突然希望索菲亚会出现在到达大厅里，手里抱着古斯配，站在捧着玫瑰、拿着气球的人群中。在荷兰，还从来没人来机场接过我呢。

古斯配很小，衣服很大，侧躺着睡着了，手臂摆在身体两侧，小拳头捏得紧紧的。终于见到了，我想把他抱起来，紧紧地拥进怀里。

索菲亚睁开了眼睛，仿佛还没完全醒来，轻声说：“我不知道你今天会来。”只见她穿着内裤躺在床上，毯子丢在一旁。阁楼里很热，她也就没穿衣服，没盖被子。见到我倒也没被吓一跳。

“我想见他。”

她面带微笑看着古斯配。我们一起看着他，看着那扁扁的耳朵，那柔软的小脸蛋。

“好看吧？”

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没能阻挡住，便从眼睛里滚落下来。

“我猜他一会儿就醒了，”索菲亚说，“已经睡了两个小时了。”

看着他，仿佛看着一个奇迹。就是这个小男孩在春天里让冰激凌机器停止了转动。瞧那小小的手和粉粉的手臂。

我弯下腰仔细看他的脸，那对眉毛就跟用画笔画出来的一样。一只小手微微动了一下，拳头松开了，不过还没醒来。绒毛般的呼吸，正如怡达·赫尔哈德在诗里写的一般，轻轻地一上一下，几乎察觉不到。

索菲亚也侧身躺着，面对着宝宝，说：“我再休息一会儿。”

“要我出去吗？”

她摇了摇头。

“那我再待一会儿。”

她嗯了一声。

这时我才闻到怡达的那首小诗里的味道：蜂蜜的香味，新鲜的牛奶，一窝刚出生的小动物，睡得正香。

索菲亚的乳头变宽了，颜色也变深了，胸很大，看起来很强壮，很美丽。不仅是她，他们俩躺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无比美好的画面，是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牵连。赤裸的身体看上去很自然，保护着宝宝和她自己。

卢卡在楼下做冰激凌，很晚才会上楼来，到时候我就该走了。

索菲亚闭上了眼睛，好像睡着了，一条腿跷在另一条腿上。我小心翼翼地在古斯配的脑袋上亲了一下，使劲嗅了一口他的味道。是一种事实已成的味道，是出生，也是秘密。他没什么反应，和他的第一次接触就这么过去了。我见到了他，而他却没见到我，不过这已经足够了。

古斯配出生后不久，我便第一次前往特拉维夫，去参加莎尔国际诗歌节。我在鹿特丹待了一个星期左右，抱着古斯配，只见他满额头的褶皱，盯着我的脸看。他似乎还没弄明白，不明白我在微笑时露出的洁白的牙齿，不明白我那三天没刮的胡子。我把自己的鼻子贴在了他的小鼻子上。

卢卡白天晚上都待在厨房里，要准备三十种不同的冰激凌。下午就帮母亲卖冰激凌。他话不多，见了店里的常客，连声招呼都不打。那个星期我都没见他抱过古斯配。索菲亚每时每刻都跟宝宝待在一起。我要是从办公室里看见她坐在店外面，就会立刻下楼。很多时候古斯配都在睡觉，一只小手搭在妈妈胸前。

索菲亚告诉我，宝宝出生后体重总会下降一点，接着便一天接一天地长大。医护人员觉得古斯配长得很好。

我在鹿特丹的那七天里倒是没看出什么变化来，古斯配还是那么小，穿的衣服仍然那么大。也许头发的颜色变浅了一点，不过那么细微的变化很容易就从记忆的筛子里落下去。

卢卡的变化倒是很明显：眼睛变小了，眼袋一天比一天大。

“你儿子不让我好好睡觉。”一天下午他开玩笑似的对我说，可是谁都没有笑。

当我抱着古斯配的时候，也许小家伙已经看清了一切，所以额头上才出现了褶皱。两张非常相似的脸，一个把胡子剃得滑溜，一个面带微笑；一个微微皱眉，一个被太阳晒黑。

到了特拉维夫我才知道组织方给我安排了一个翻译。诗人们用母语朗诵，再被翻译成以色列语。我需要英语翻译，于是一个系着围巾的小个子男人整天跟着我。他在欧洲议会上班，对诗歌毫无兴趣。不管我坐在哪里，他都跟在我后面，嘴巴贴在我的耳边，把诗句同步翻译出来，还时不时给出一些评论：“妈的，怎么又是玫瑰！去他妈的玫瑰花，去他妈的玫瑰花。”看来他不怎么喜欢比喻的手法。

众多节目中，有一个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诗人互相翻译对方的作品，所有作品都跟冲突有关。在能够翻译之前，得了解对方看待斗争的态度。诗人们必须钻进对方的脑袋，而这必然会引起一番争论，翻译仿佛在我耳边做一场比赛的现场报道。虽说诗人们很少同意对方的观点，倒也把别人的故事听进去了。

回到鹿特丹，我便全身心投入到世界诗歌节的准备过程中，六月中旬诗歌节就要开幕了。我跟记者们见面，纠正英语翻译，和其他编辑商量节目安排，有时候到了晚上十点，还待在办公室里。那些天很忙，不过肯定没有冰激凌店里忙。卢卡吃力地搬装冰激凌的盒子，把甜筒和奶昔送到店外面的小男孩和小女孩手里。他一定腰酸背痛，从走路的样子就可以看出来，简直跟父亲一个样。

索菲亚的气色倒是越来越好，推着婴儿车漫步在新马斯河岸边。有时候坐在岸边的椅子上，一边看着大船开向腹地，一边给古斯配喂奶。只要她伸出食指在古斯配的嘴唇上摸两下，古斯配就会笑起来。

索菲亚很快就恢复了苗条的身材，穿上了裙子。看着她，真是一种享受。身体线条紧致，胸部丰满。有一次我在公园街遇见她，当时刚跟一个诗歌节的赞助商聊完。正直柳絮飘飘的季节，城里有些地方就跟下雪了似的，无数的柳絮飘在空中。

“卓凡尼！”

我转过身，看见索菲亚站在六月的雪花里，推着婴儿车向我走来，头发上粘着白色的绒毛。

古斯配醒了，躺在车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我俩的脸，好看极了。小手臂挥来挥去，发出了愉悦的声音。

看来还有一些东西留在了记忆的筛子上。我看见他的脸变胖，也变圆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出他的变化来，我发现他长大了。

“怎么样，爱上他了吗？”索菲亚问。

“嗯。”

我的确陷入了爱河，就像曾经爱上她一样。

古斯配的小腿蹬个没完，索菲亚在他的肚子上挠痒痒，只听他大声叫起来。

“夜里怎么样？”我问。

“他一动，卢卡就醒。”

“是经常哭吗？”

“也没有，饿了就会哭。”

索菲亚想了想，又说：“卢卡说古斯配一直踢他。”

“睡得这么闹腾吗？”

“他呀就是个调皮的小家伙，一般睡在我们中间，主要怕他半夜从床上掉下去。”

她看着飘落的柳絮，宛如从前的雪花。我想起了第一次在雪地里看见她的场景，那扬起的头、张大的嘴巴，不过一切都变了。

“这也能用舌头来接，”索菲亚说，“不过味道不怎么好，而且还有很多灰尘。”

我们一起走向店里，也没怎么说话，婴儿车里时而发出一点声音，就跟所有的年轻父母一样，我们一起看向古斯配。那双黑色的眼睛一直高兴地扫来扫去。

世界诗歌节开幕两天前，我在冰激凌店外面遇见了索菲亚。一大早凉凉的，不过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她穿着一条火红的裙子，宛如罂粟花。

“陪我喝杯咖啡吧？”

“我得去上班了。”

“就一杯意式浓缩。”

我答应了，在她对面坐了下来。

“还有很多准备工作吗？”她问。

“今天第一批诗人就要来了。”

我注意到她手臂上的鸡皮疙瘩。跟她妈妈在山里一样，穿衣服从来不去管天气。

“今天要去机场吗？”

“是的，早上一趟，晚上还得去一趟。”

父亲走了出来，伸手去抱孙子，还对我们说：“没这个可爱的小家伙，才不给你们免费的咖啡呢。”

“轻点，”索菲亚说，“刚喝完奶。”

古斯配在跟自己同名同姓的爷爷手里叫了起来。

“我们再捏鼻子玩，好不好啊？”父亲一边说，一边抱着古斯配自豪地走进了店里。作为爷爷的他比起冰激凌商人的身份来有意思多了。

我们看了一会儿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正赶去店里上班的女售货员的高跟鞋踩在地上，发出踢踢踏踏的声音。

“我的胸都烦死了，”索菲亚说，“一连几天都硬邦邦的，就跟每时每刻都要爆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