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卢卡提出让索菲亚怀孕的请求后，我得去马其顿参加斯特鲁加国际诗歌之夜。拉尔森并没有一起前往，和他的妻子在地中海的波浪之间扬帆起航，就在离雪莱淹死不远的地方，雪莱临死前，口袋里还揣着叶芝的诗歌。这次由珊尼亚陪我，这是她第一次去国外参加诗歌节。

斯特鲁加诗歌之夜的董事在斯克鲁里机场接到了我们，他穿着一件过紧的西装，纽扣没扣。他站在游客必经的阶梯下面，握手的时候很用力。“你们的诗歌节上已经死了多少个诗人了？”这是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

曾经有个尼日利亚诗人在城市里迷了路，三天后才现身。一个波兰诗人喝得烂醉，上不了台。一个智利诗人曾经缺席。不过还从来没有一个诗人死在鹿特丹。

他的司机负责开车，两人三言两语地告诉我们已经有两次带着棺材飞去俄罗斯了。有的诗人在环游奥赫里德湖结束后，下船时一下子没站稳。“俄罗斯诗人就是喜欢喝酒，”董事说，“不过游泳就不怎么样了。”珊尼亚听了这话，笑不起来。

诗歌之夜的节目编排可以用卓越来形容。每年都会有二十个俄罗斯诗人受邀前来，不过基本上都是同一群酒鬼，时而会有一两个新人。他们之所以受邀，是因为他们的朋友是诗歌节的赞助商，跟鹿特丹世界诗歌节的独立性相差甚远。不过也会有十个国际诗坛的巨匠前来与会，也算是弥补吧。负责编排节目的人叫乐立夫·法罗，在大学里教英语，已经为诗歌节效力好多年，简直就是一只被书包围的恐龙。有人说他的生活方式犹如隐者，然而在开幕式的晚上却携手美丽动人的妻子出现在文化中心灯光璀璨的台阶上。奥登、金斯伯格、恩岑思贝格、聂鲁达，还有休斯，都是他请来的。

那二十个俄罗斯诗人不会掺和到其他诗人中去，有自己单独的行动计划，仿佛一个独立团体，或是一辆迷失了方向的大篷车。一个个饱经风霜、不太干净的样子，而且总也喝不够。

第一天晚上珊尼亚就遇到了麻烦。她洗了个澡，穿着一件长裙子走了下来。除了脚踝和一部分小腿，其他的什么都看不见，不过两条腿却是赤裸裸的。俄罗斯人一下子就起了火，把她团团围住，争着引起她的注意。

大多数诗人是下午到达斯特鲁加的，在德林酒店的酒吧里互相打个照面，还有几个第二天早上才会到，也就是开幕式那天。董事跟前来与会的每个人握手致意，不过现在却被一群人围住，很可能是诗歌节的赞助商。一个个人高马大，雪茄一根接一根地抽。外面停着一排汽车，个别的还装了有色玻璃。

我去跟以色列诗人聂胡达·安米海聊天，他是诗歌节的荣誉诗人，即将获得金冠奖，那是一个诞生于1966年的奖项。斯特鲁加诗歌节的荣誉诗人会在诗歌公园里得到一块纪念碑，还可以在公园里种一棵树。聂胡达是跟妻子一块儿来的，这也是其他诗人没有的特权。只有荣誉诗人的伴侣的机票可以报销。

这个事事都想得周到的女人比她的老公高一头，不光给老公拿饮料，有时还会回答我向聂胡达提的问题。我已经适应了世界诗歌节，国际诗坛巨匠的妻子们把一切都献给了她们的老公。她们承担起一切，好让诗人们专心创作出神圣的作品。妻子们总走在前面，走向酒店的前台，走向自助餐厅，走向站在即将朗诵诗作的大厅里的主持人。

在斯特鲁加也一样，聂胡达的妻子突然走向电梯，明天还有很多安排，她对我说。接着诗人便无声地消失了，一会儿就被那闪亮的电梯门吞噬了。

“我跟他们说你是我的未婚夫。”珊尼亚说着，把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上半身贴了过来，那二十个醉醺醺的俄罗斯诗人嘴里吐出来的热气足以让我窒息。一双双无神的眼睛盯着我，我注意到他们说话的声音越来越高。

“我看他们都愿意为你献出生命。”

“你得保护我。”

“他们一共二十个人呢。”

“我男朋友就不会害怕。”

那个双手黑黑的男孩，那个汽车修理工。珊尼亚说过他会在酒吧里赶走粘在珊尼亚身边的男人们。有一次还从裤袋里掏出了一把扳手，用以威胁。可我的包里就只有一本诗集。

“你就不能对他们说你会跟最强壮的那个共度良宵吗？”

“我跟他们说我会跟你共度良宵。”

“他们会集体杀了我的。”

“不会的。”

“他们可是俄国人，”我说，“而且还喝醉了。”

“我看俄罗斯诗人一点都不暴力，我现在能想到的只有科贝林，不过他是个话剧作家。”

“他做了什么？”

“杀了他的情人。”

这丝毫无法安抚人心，吧台前的俄罗斯人一直盯着我们，如饿狼一般，看着珊尼亚的背影，和那条把臀部包得紧紧的裙子。

“相反的情形倒是经常发生，”珊尼亚说，“被谋杀的作家不计其数，就跟自杀的诗人一样。”接着把拿在手里的酒杯送到嘴边，继续说，“不过目前为止，因为跌进河里而躺进棺材被送回家的俄罗斯诗人倒是不多。”

大多数诗人都上楼，回酒店的房间。这样一来，董事要承担的后果也减少了一半。

“我们也走吧？”我问。

“哦，对了，我们还要一起共度良宵呢。”

电梯里只有我们俩，不过我们什么也没说，如大多数电梯里的沉默。跟往常一样，电梯里有一部电话，进门是一面镜子。维尔纽斯里诺酒店的电梯里有一个插着塑料百合的花瓶，北京建国宾馆内置的音箱里传出极其甜蜜的音乐来，柏林华美酒店闻起来则有苹果的味道。

就在电梯门即将打开时，珊尼亚看了看两旁。我们走进走廊，就跟大多数酒店的走廊一样，厚厚的地毯把所有声音都吸收掉了，珊尼亚高跟鞋的嗒嗒声也消失了，宛如一只优雅、行动敏捷的小鹿。从这一边房间的窗户看出去是奥赫里德湖。早晨白色的阳光洒在阳台上，水面上出现了涟漪。

“要不我们听听？”我说。

“听什么？”

“听深夜里的诗人。”

海曼经常这么做，有一次他向我坦白了这个“爱好”。所有人都去睡觉了，他就在鹿特丹希尔顿酒店长长的走廊里游荡，把耳朵贴在房间门上。他听见诗人们咳嗽、打呼噜，听见他们睡觉时翻身、说梦话。有的诗人大半夜还醒着，房间里有电视机的声音；又或者是跟家里打电话的声音。有个罗马尼亚女诗人抱怨起必须支付的账单和怎么都不愿意起床的孩子来。

我把耳朵贴在了一扇门上。

“怎么样？”珊尼亚问。

“什么也没听到。”

她走向下一个房间，也把耳朵贴在门上，笑着说：“里面有一头牛，要不就是一头大熊。”

我站在她身后，不用把耳朵贴在门上就能听到里面的声音，说：“天呢，这么大声。”

“会是谁呢？”

“可能是聂胡达。”

“要不就是他老婆。”

海曼对诗人们住的房间、不同的诗人发出的不同的声音，还有哪些诗人到了晚上会接待访客都了如指掌。

“晚安。”我们俩站在各自的房间门前，我说。

“晚安，我的未婚夫。”

只见她坏笑起来，跟一个手里持刀的女人的笑没什么两样。我没有反抗，也不想被拒绝。结果我们分开还不到一分钟就响起了敲门声，敲的并不是房间大门，而是另一扇，在房间的侧墙上。我转动门锁把门打开，发现站在门后的是珊尼亚。

“这是个秘密通道。”珊尼亚一边说，一边走进我的房间。

经常有人来敲我入住的房间的门，不过还从来没有人敲过那扇。我总认为一个对诗歌了如指掌的年轻金发女孩走进我房间的概率应该为零。

“迷你吧里有一瓶伏特加。”珊尼亚说。

我打开那个小小的正方形的冰箱，看见了几瓶饮料和半升伏特加。杯子在写字台上，旁边还有个烧水壶。

珊尼亚推开阳台的门，在一张塑料椅子上坐下来。脱掉高跟鞋，把脚搁在阳台的围栏上，长裙子滑向了膝盖。

我们小口喝着酒，看着漆黑的湖面。码头边的湖岸线还尚且可见，远处就成了漆黑的一片。这是八月里一个温和的夜晚，周围隐隐约约传来音乐声。

“真舒服。”珊尼亚说。

“嗯。”

她并没有刻意跟我聊什么，也许在她看来这是我的任务，又或者是觉得在忙碌的一天后，待在室外，光脚跷在围栏上，手里拿着一杯冰镇伏特加也够了。

“那些俄罗斯诗人到底对你哪里感兴趣？”过了一会儿，我问。

“就那些，”她说，“男人们喝了酒就想知道的东西。”

“他们就那么粗俗吗？”

“他们会先问我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就一个接一个地念出俄罗斯诗人的名字来愚弄我。有著名的诗人，比如普希金、莱蒙托夫、秋切夫，也有二十世纪的诗人。他们以为我是个年轻愚昧的小女孩，每念出一段诗句，我就必须说出对应的诗人。其中有布洛克和布宁的经典诗句，几乎每一本诗集里都有。我回敬了一首谢盖尔·叶赛宁的诗。谢盖尔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每天只有一个小时是清醒的，就那么短短的一个小时，还能创作出伟大的诗句来。最后一首诗是用他的鲜血写出来的，因为墨水用光了。”

“你念他的诗了吗？”

“我就知道他们猜不出来，只能继续喝酒，最后还是由我揭开了谜底。”她的一只腿在另一只上搓了搓，继续说道，“其中一个人问我已经跟多少个男人睡过觉了，其他人听了全都大笑起来。”

“你是怎么回答的？”

“他们随便喊出了一个数字，大多数人认为我还是处女。我说男人的多少跟帕斯·捷尔纳克一生发表的诗集是一样的。”

我不知道帕斯·捷尔纳克一生中写了多少诗集，应该不会很多。那个时代没有一个诗人会发表大量的诗集。

“八本，”珊尼亚说，“不过我并没有把具体数字告诉他们，就让他们想破脑袋好了。”

突然我们都沉默起来，我看着她洁白的脚踝，脚趾甲被涂成了紫色，跟裙子的颜色是一样的。她在我前面喝完了杯子里的酒，又给自己倒了一点。

“女人喝酒的时候都想知道些什么呢？”

“什么都想知道。”

喝了一大口后，她又问：“你呢，有多少个女人？”

“不知道。”我说。

“都已经到数不清的程度了吗？”

“不是，我只是没刻意去数而已，觉得这不重要。”

“普希金跟第113个爱人结了婚，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

“没这么多，差远了，我可才三十岁。”

“普希金结婚的时候也就三十岁。”

她看了看我的杯子，给我倒了点酒。

“我看呀，你就不想结婚，也不想要孩子。”她说。

“怎么听起来跟残废似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她说，“可我觉得那样会很……无聊。”就像她得从几个词中做出选择似的，比如孤单、浅薄，最终选出了那个最不尴尬的词。

我经常意识到这一点，只要人们发现一个人没有伴侣，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那个人没有生活，名字背后也并未藏着故事。

“不过我也无法想象你结婚生孩子的样子，”珊尼亚接着说，“你总是在出差，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躲到诗集后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