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与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最近几年每逢回到维纳斯，我都会注意到这个现象。父亲认为这是一派胡言，坐在白色路虎的方向盘后面，说：“树又不会走路，都长着根呢。”也许是莎士比亚读多了的原因，我看到那些从前没有种树的地方，如今却出现了细细的、柔韧的落叶松。“那儿，”我说，“快看那儿！”父亲看着我指的地方，摇了摇头，他不想看见任何新事物。

父亲来接我。当我走下火车时，看见他站在站台上，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

“你胖了。”父亲对我说。

“你瘸了。”我对父亲说。

我们互相拥抱，络腮胡子在那一瞬间互相摩擦。

父亲终于在口袋里找到了车钥匙，系上了安全带，发动了路虎，面带微笑地踩下了油门，马达仿佛一头大熊怒吼起来。这已经不是上次那辆路虎了，是最新版的，不过和之前的那辆四轮驱动发出的声音一模一样。

“看见那座房子了吗？”车子开过多比亚科的时候，父亲说，“以前住在那里的人赢了彩票的大奖，一百多万呢！一个星期后就被人发现死在了家里，心脏病突发。”

过了一会儿，车子经过了多比亚科的皇家酒店，那家匈牙利奥地利风格的酒店我还从来没进去过。里面总共有57个房间，侧面还有一个小教堂。父亲放慢了车速，说：“这家酒店的老板去年冬天自杀了。”

“你认识他吗？”

“所有人都认识他。”

“我是说个人交情上。”

“这和个人交情没关系。”

父亲一副气呼呼的样子，不过也可能是脸上褶皱的关系，那些再也抹不去的皱纹。看来他时常做出气恼的表情。

“你知道他为什么自杀吗？”

“他没有欠款，也没有别的问题，”父亲说，“比我还年轻十岁，家里的车库里停着一辆白色的跑车。”

我以为父亲会继续说下去，然而他再次唤醒了车前盖下面的那头熊。路上没什么车，我们一路开向柯蒂娜。

现在是九月底，有点凉，许多山顶上已经出现了积雪，不过滑雪还太早，散步又太迟了。迎面开来的车屈指可数，一辆奔驰，一辆丰田，一辆大众。遇到急转弯，我就紧紧抓住窗户上方的把手。

大约开了半个小时，拉法雷多巨石便出现在眼前。三座巨大岩石山中间的那座有2999米高，这些神奇的大山每年都会吸引上万个登山者前来接受挑战。白云岩地区找不到十分美丽的大山，然而站在山前的人，却无法挪开眼睛。卡多雷地区的冰激凌商人只是远远地看着那些巨石。从柯蒂娜到多比亚科的路上，可以从车里看见那些巨石，不过只有一点五秒的时间，就比闪光灯的时间长一点。大家都知道什么时候该向左看（从多比亚科出发），什么时候该向右看（从维纳斯、福多、批围、法乐、卡拉佐或是斯比阿诺出发）。我还记得父亲第一次指巨石给我看的场景。“快，卓凡尼，”父亲说，“快看右边！”可惜我太慢了，也不知道父亲要让我看什么。卢卡坐在车里睡着了。

前往巨石岩的最佳时机是每年仲夏。父亲和卢卡从来没有站在巨石面前过。他们仰着脖子，目光在三座巨石间不停地转换，最后停留在500米高的北侧山脉上。

到了福多，父亲把车停在路边。我以为他要去面包房买面包，然而他坐在车里没有下车。

“怎么了？”我问。

他没说话，只是看着柏油路沿发呆。

“奥斯法多·贝尔飞就是在这里晕倒的。”父亲说，“78岁，就这么倒在了大街上。”

我看着父亲，看着他下巴下面松松的皮肤，还有那双浑浊的眼睛。不久前父亲刚满八十岁，却没有庆祝生日。我从锡乌比给他打电话，两分钟后通话就结束了。他在看电视，看卫星电视能接收到的上千个电视台中的一个。也许在看北极风光片，也许是厄瓜多尔的火山爆发，又或者是贝蒂的一场钻石联盟杯赛，丢出去的铁球横扫过柏林抑或巴黎的天空。

“从前恩纳斯图·赞格兰朵就住在那里。”父亲一边说，一边指向山坡上的一座房子。

我等他继续往下说，可是并没有等到下文。贝尔飞、赞格兰朵，这些都是冰激凌商人的名字，都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历史，历史里包括了装着铜罐的小车、碎了的甜筒，包括爱情，还有以为自己老公疯了的老婆婆。父亲踩下油门，路虎开出了村子。

离维纳斯越近，父亲看到的阴影就越多。影子从路边残破的房子里飘出来，从漏风的、弯曲的木门里挤出来。百叶窗松了，窗框也烂了。鸟儿们在屋檐里筑了巢。

“塔姆利尼一家人以前就住在那里。”

还是就这么一句话，没有对那家人的介绍，就像在跟自己说话，测试自己的记忆似的。

“格雷霍利一家人住在那儿，不对，还是巴提思度兹呢？”

我不知道，那些名字我都不记得了，却记得百叶窗的颜色和种在阳台上花盆里的花儿，是红色的天竺葵。

他们都离开了，全家人再也不会回来了。现在在荷兰或者德国开了冰激凌店的冰激凌商人几乎一整年都待在那里。有些店冬天也开门，卖咖啡、面包和热汤。

“艾利欧·托斯卡尼住在那里，”当车子开进维纳斯的时候，父亲说，“皮特罗·索拉威亚住在那儿。”我朝那些房子望去，百叶窗开着，窗帘也拉开了，有人在家，行动非常缓慢。那些寡妇的年纪越来越大，动不动就在沙发上睡着了。他们的孩子在德温特、格罗宁根、汉堡，又或是曼海姆。白天家里的电话会突然响起来。

“帝托·德拉斯塔也走了。”

那个高个子、整天乐呵呵的帝托，是他教会了我滑雪，我和他的女儿是同班同学。

“他的冰激凌店很棒，”父亲说，“就是老婆难缠了点。”

我们经过帝托家门前，只见阳台上晾着衣服，有白色的内裤、袜子，还有抹布。维纳斯的女人比男人长寿，在整个卡多雷地区都一样。男人们劳碌了一辈子，把身子都累坏了。退休那会儿早已精疲力尽。

“法斯图·奥利弗没能熬过冬天，上个星期走了，坟上还摆着花呢。”

“你去参加葬礼了吗？”

“去了，我不会错过一场葬礼，这也是大伙儿的期望。人到了这个年纪也就没有理由不到场了，因为你整天没事做呀。”

路虎开进了一条陡峭的街道，我们家就在那条街上，车子飞快地往上开。

父亲笑了笑，说：“这简直就要变成一个消磨时间的爱好了，冰激凌商人就快灭绝了。”

与此相反的是，大树越长越茂盛，已经没人为了煮饭或是取暖去砍树了，一座座冰冷的空房子的墙上布满了裂缝。

母亲在厨房里，拥抱了我，我感觉到她的骨头，她瘦了。“太阳出来了，”松开彼此后，她说，“不过不太暖和。”就在她谈论贝鲁诺省和鹿特丹的天气预报时，父亲偷偷溜进了走廊，走向地下室，工具藏宝室就在那里。

“他还在雕刻爱心吗？”我问母亲。

“已经刻三个了。”

“他是打算把它们都寄出去吗？”

“不知道，只要别拿着它们晃来晃去就好。”

母亲拿起木勺，在炉子上的锅子里搅了搅。锅子里是用西红柿、培根、洋葱和西葫芦做的酱料，一会儿用来拌意大利面吃的。桌子已经铺好了。

我看着摆在橱里的照片，是我和卢卡的黑白照，是在批围的阿尔弗雷多照相馆里照的，离画家提香出生的地方不远。提香在批围生活了十二年，接着便去威尼斯跟卓凡尼·贝里尼学画画，专画神像。当时人们都觉得我们的脸肥嘟嘟的，两兄弟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二岁，发线清晰。为了拍照我们还特意去了理发店。我仍然记得相机的闪光灯和摄影师给我们的糖果，却不记得一路上我和卢卡有没有牵着彼此的手。这是唯一一张有着白色波浪边的照片，其他照片距离现在就没那么久远了，大多数都是彩色的。其中一张是一家人在鹿特丹的冰激凌店里。照片不太清晰，有些褪色了。得仔细看才能认出哪个是卢卡，哪个是我。

还有卢卡一家的照片。索菲亚抱着刚出生的儿子，一个额头上布满褶皱的宝宝。宝宝传承了爷爷和太爷爷的名字，也叫古斯配。那双深色的眼睛也跟爷爷和太爷爷一样，头发遗传了索菲亚，是金色的。但凡有人看见了，他们都会伸手去摸摸那头无比柔软的金发。人们很快便发现，他跟妈妈一样，舌头也很长。有一张照片上，母子俩同时用舌头去碰鼻尖，不过那张照片没有摆在橱里。古斯配头发的颜色明显越来越深。在最近的一张照片上，他十七岁，留着半长的、几乎成了黑色的头发。“这发型实在太糟糕了，”卢卡说，“和冰激凌商人的身份一点都不配。既危险，又不卫生。”

母亲尝了尝酱料，又加了一点盐。她仍然弓着背，几年没碰过挖冰激凌的勺子了，却还保持着当年挖冰激凌的姿势。

“去叫爸爸，”她说，“再过十分钟就可以吃饭了。”

“叫他上来需要这么长时间吗？”

“可能还不止十分钟呢，要他说，最好能整天待在下面。”

我经过印第安头饰，走向父亲的地下室。

他在碾磨，所以没听见我的脚步声。白金色的火花四溅，地上铺满了木屑和发光的铁屑。我不想吓着他，于是在最下面的那级阶梯上坐了下来，就这样看着那个曾经想成为发明家的冰激凌商人。八年前父亲退休了，离开了鹿特丹。“不然就该伤痕累累了。”他是这么跟母亲说的。五十七个夏天，也够了。

母亲不想退休，不过话说回来，她比父亲年轻七岁，不忍丢下卢卡，而卢卡也需要她的帮助。最开始的几年，每到二月，她还是会去鹿特丹，而父亲就一个人留在维纳斯。母亲一待就是八个月，从开店一直到关店。每天晚上七点整，母亲都会给父亲打电话，问他好不好。“越来越好。”是父亲的回答。

事实呢，灶台上摆满了用过的盘子和烧焦了的锅子。父亲不洗衣服，每个星期都会买回一打新袜子和新内裤。床单透出一股酸味，枕头也成了黄色的。他把机器拖到车库，每个星期都会去见指头黑黑的男人们，跟他们谈论打钻、锯片和打磨盘。剩下的时间不是在地下室里，就是在电视上千个频道里。

夏天，我回去看他，被家里肮脏的程度吓了一跳。

“你干吗？”当我把所有窗户都打开时，父亲吃惊地问。

“你闻不到那股臭味吗？”

“闻不到。”

“碗也不洗？”

“没时间。”

他一直待在地下室里碾磨，打钻，锯木头，削木片。

我把被子掀开，把被套和衣服都丢进洗衣机，又把所有的盘子、锅子、刀叉和杯子都冲洗一遍。接着便开始扫地、拖地，到处擦洗，最后把洗干净的衣服挂到了暖和的太阳下面。

“快把窗户打开，”父亲说，“这是什么味道啊？”

“是洗洁剂的味道，薰衣草香。”

“臭死了。”

我心里明白，如果打扫房子的是卢卡，他肯定会很满意。我仍然是那个什么都做不好的儿子，这顶帽子会永远扣在我的头上。至于我接替了拉尔森，成了世界诗歌节的董事，还有我去年担任了荷兰最重要的诗歌大奖评委会的主席，这些都无所谓。

我带他去位于法乐村的薄地科餐厅吃饭，每次去那里他都点同一款比萨——玛格丽塔配薄切生牛肉片和芝麻菜，外加一杯最爱的啤酒。啤酒杯很快就空了，父亲又跟女服务员点了一杯。打扫卫生的过程中我发现了无数个空啤酒罐，每个罐子上都有一个凹陷，好像遭到了某个无事可做的男孩的袭击一般。有一次我看见他举起手，冲一个罐子打过去，还一边嚷嚷：“嘿哈！”

“你不想妈妈吗？”我问。

“刚跟她通过电话。”

他切了一块比萨，我心里想：我是多么像他啊。我从来没有思念过一个女人，是受了他的遗传吗？早晨醒来时，就跟诗歌里写的一样，我的肚子总是空空的，从来没有出现过蝴蝶。

“你还爱她吗？”

“天呢，卓凡尼，我正吃饭呢。”

“以前你想过她吗？你们刚刚恋爱的时候。那时候妈妈得回乌尔姆去帮她的父母卖冰激凌，而你得留在鹿特丹。你还记得那个夏天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

“妈妈告诉我的。”

他吃了一口比萨，一小块牛肉挂在嘴巴外面，被他用手塞进了嘴里。

“你给她写信了吗？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父亲差点没被那片牛肉噎着。

“你就从来没想过她？”

“快让我好好吃这块比萨吧，你这是怎么了？”

我也不明白自己怎么这么直白，可能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地面对面坐在一家餐馆里，跟对方聊天。

“婚姻很复杂，”父亲说，“不过你是永远不会明白的。”这是一种嘲讽，就跟捅了我一刀似的，又仿佛是父亲嫉妒我人生中的那一部分，那些孤单的日子。好像他不仅仅要成为一名冰激凌商人，还得结婚，因为店里需要一个女人。

一直到晚餐结束前，我们都一直盯着餐厅主人挂在墙上的丑陋壁画。父亲没有点意式浓缩咖啡，又要了一杯啤酒。

“我明天下午出发。”我说。

父亲什么也没说，过了一会儿，只是笑了笑，没有别的反应。

走到路虎旁边，父亲不肯罢休，硬是要开车。

“你喝多了。”

“警察都不怎么检查，”父亲说，“再说也不远。”

“我还想去一趟批围。”

“批围？去那儿做什么？”

“我想吃冰激凌。”

“我看你是疯了。”

“我就是想吃。”

“我还想再喝一杯啤酒呢。”

“那我们先去冰激凌店，再去酒吧。”

他像个气呼呼的孩子一样坐进了副驾驶座，一句话也不说，直到车子开进了批围，父亲突然说：“我在外面等你。”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就在停好车，我们走向冰激凌店的时候，他坚持要站在角落里等我，离冰激凌店的柜台大约二十米远的样子。

中心冰激凌店已经在批围开了十五年了，店老板原本在荷兰的帝尔堡市有一家冰激凌店，却不想一年八个月出门在外。一开始人们不适应这家开在卡多雷地区的冰激凌店。有人曾经在酒吧里说过：“这就跟在猪圈里开餐厅没什么区别。”结果呢，店老板赚的钱维持生活并没有问题，尽管这几年来越来越困难，因为村子里越来越安静。他们店里的冰糕味道很好，是用山里的新鲜水果做的，草莓是从1736米高的地方摘下来的。

我要了两个球，覆盆子味，拿在手里，朝父亲走去。

“快走开！”他嚷嚷道。

“我不能站在你旁边吗？”

“别靠近我。”

“我可是你儿子。”

“你拿着冰激凌呢，我不要你靠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