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激凌又不会爆炸。”

父亲听了并没有笑。

我觉得他在装样子，便走了过去。没想到他飞快地往后退了几步。

“你就不想尝一尝？”

“除非我死了！”

“好吧，”我说，“那我就在这儿吃。”我坐到了一面矮墙上，把塑料小勺塞进了嘴里。那天晚上挺暖和的，有的人家开着窗，孩子们在小巷子里跑来跑去。冰激凌很甜很爽口。有人说覆盆子和草莓是由只穿着内裤的女人采摘下来的，而我却从来没在炎炎烈日下看见她们弯着腰劳作的样子。也许这就只是冰激凌界的一个故事，不过相信的人吃起来会更香甜。

最后一口冰激凌在我的舌头上融化了，我试图延长享受的时间。父亲背对着我和冰激凌店，盯着柏油马路，仿佛看着一道深渊。

我坐进车里，本想伸手搂住他，也不是特别夸张，就只是搂一会儿，抱一抱。父亲吓了一跳，差点没撞到车顶上。

“你干吗？”他大叫，“快把那黏乎乎的手指拿开！”

碾磨机器停止了转动，父亲用那长满老茧的大拇指抹去了爱心上的铁屑。

“马上吃饭了。”我尽量放低音量。

“还有几分钟呢，”父亲说，“看，多漂亮。”

我走了过去，看着那颗用铁做成的爱心。

“一定得四公斤重，差一点都不行。”父亲说，“这是最难的。结果还是有了十五克偏差，不过那无所谓。”

他把其他的爱心也拿给我看，它们各不相同。“这个是最大的，”父亲说这话时，仿佛成了一个雕塑家，“不过不是很厚。”

我拿起了另一颗爱心，比起先前那个短一点，厚一点。

“不错吧？”父亲说，“我要做出整整一个系列来，总共十个。”

父亲先前的愁绪消失了，阴影全都散去。在这个地下室里，他又成了那个曾经在卡拉佐的工作室里做螺母和螺栓的男孩。

“我还要做一个拴着铁链的，没准贝蒂能丢出个世界冠军来呢。”

我无法想象这个画面会变成真的。

“也许她还能破了自己的纪录呢。”

“我们上去吧？”

“那神奇的八十米！真是叫人不可思议的距离。”

我看着钻柱，从前觉得它们好大，现在就只比我高个几厘米。我和卢卡绝对不可以碰它们，只能打开冰激凌机器，往里面填配料。

“你看过她的照片吗？”父亲问。

我点了点头，曾经在网上搜索过她的照片。那是一个肌肉发达的红发女人，我完全无法理解父亲为什么就看上了她。当父亲拿起那颗最小的爱心，捧在手心里，对着它小声地甜言蜜语时，我的记忆突然回到了二十年前，两个画面交融在一起。

原来那只会唱歌的鸟儿变成了如今的链球运动员。

父亲、母亲和我，我们三个围坐在餐桌前，转动着叉子。过一会儿，盘子都空了，纸巾上沾满了番茄酱时，我们就得开口说话打破这沉寂。不过时机还未成熟，我们不停地嚼，往肚子里咽，还时不时喝两口红酒。我时而看着母亲的眼睛，长长的眉毛下灰色的双眸，还有脸上的皱纹。有一次我看见父母彼此对视。

是那张空椅子的原因，那是古斯配的椅子。两个月前，他开始周游世界，穿过墨西哥、危地马拉和伯利兹。只打过一次电话回来，告诉家里他安全抵达的消息。是卢卡接的电话，那是个星期六下午，天气很热，店里很忙，店外面坐满了人，顾客们一个接一个挤到柜台前。电话响了十次，卢卡才拿起了听筒。

“威尼斯冰激凌店，”卢卡说，“我是卢卡。”从声音就可以听出他心情不好。不过只要有人在大夏天给他打电话，他都是这副德行。

电话里发出沙沙声，仿佛在非常遥远的地方轻轻地嘀嗒起来。过了一会儿，古斯配的声音才从电话那头传了过来：“是我。”

那时墨西哥城还是早晨，阳光明媚，空气凉爽，不过天空里飘满了烟尘。我去过那个机场，是贝尼托·华雷斯国际机场，总共去过两次。第一次是去参加米却肯诗歌节，第二次是一场在科利马举行的新生代诗歌节。出租车停靠的地方有电话亭，我还记得一个穿着紧身裙的年轻女人打电话的情景。她举起一只胳膊，撑在电话亭上，戴着一副全黑的太阳镜。也许在机场巨大的候机厅里也有电话，也许古斯配是从那里拨通了鹿特丹的电话。这一切卢卡都不知道，也不记得听到的是汽车和公交车的声音，还是出发大厅里嘈杂的声音：上百种声音交杂，有小孩的吵闹声，也有推小车和急匆匆地拉行李箱的声音。

“我一手拿着冰激凌，一手拿着电话，”卢卡告诉我，“那天又是星期六，热得很，半个城的人都来排队买冰激凌了。”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口味的冰激凌？”

“这很重要吗？”

“对。”我什么都想知道。

“柠檬鼠尾草。”

这味道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试图去想象这两种食材的组合，柠檬清新的酸味和鼠尾草浓郁的香味，夏天里吃再好不过了。

“我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卢卡说，“信号很差。”

“你都对他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他都说什么了？”

“我都跟你讲过十遍了。他说他安全着陆了，准备去城里找一家青年旅馆。”

“接着你就什么也没说？”

“我也就没多说什么，”卢卡说，“我哪有时间打电话，他又不是不知道。他知道那时候鹿特丹是几点，那个时候店里会有多忙。”

“就那几秒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不知道吗？！还是忘记了？古斯配可没忘记，记性好得很呢。冰激凌在机器里转，整天都在转。要是转的时间太长，口感就会变得粗糙，就算失败，就算前功尽弃了。”

卢卡气的是古斯配选在大夏天出门旅行，偏偏在这个时候急着去看世界，而他的父亲每天要忙十七个小时。

“是谁先挂的电话？”

“不知道。”

“你肯定知道。”

“好了好了，是我。”

面吃光了，父亲拿纸巾擦了擦嘴，把杯子里最后一口红酒也装进了肚子里。我在想是母亲要开始谈论天气还是父亲在那之前就钻进了地下室。

“他买了一个新浴缸。”母亲说，“可以坐着洗澡。”

“旧的那个已经没用了。”

“只有你这么说。”

“你想看看吗？”父亲说，“总共有八个按摩挡。”

“什么？”

“还有一个可以拿下来的花洒和一个装在天花板的花洒。”

“我看那就是个巨大的塑料怪物。”母亲说。

“是浴缸，是丙烯酸树脂和安全玻璃做成的。”

“连个可以转动的龙头都没有。”

“都是电子操控的。”父亲自豪地说。

“要是按错了，就跟有人拿着一大桶水浇在你头上似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妈不敢坐着洗。”

“我才不需要坐呢，我腿脚好着呢。”

“卓凡尼，今晚你得试一试。坐在浴缸里，试一下按摩。”

“就跟被拿着水枪的孩子们四面袭击一样，”母亲说，“你知道那东西多少钱吗？”

“可比打桩机便宜。”

母亲用手拍打着脑门，说：“啊，打桩机，我一个字也不想听！”

“卓凡尼，那机器可棒了，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机器。只比浴缸大一点，九十厘米宽，两米高。”

屋里顿时又安静下来，不过他俩不费吹灰之力就赶走了那片沉寂。

“他都八十的人了，还想买什么打桩机，”母亲说，“这要不是老年痴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毛病了。”

“工作的时候几乎感觉不到震动，主要是因为打桩用的管子是铁的。”

“这里又不用打桩！”

“我又不会真用来打桩，”父亲说，“只是摆着看看而已。”

“真是越老越疯了。”

“我想喝咖啡。”我说。

“我也要。”父亲说。

母亲站起来，走向橱柜，拿起过滤器，装上水。把杯子放在桌上后，便坐了下来，看了看外面。接着她的目光向我扫来，说：“浴室里有面镜子，不过总是起雾。”

怎么又回到了那个话题？

“那你得打开内置排风扇啊。”

“我想要原来那个浴室。”

仿佛他们俩都得了老年痴呆症似的。孙子在美国中部，已经两个月没跟家里联系了，两人却在谈论浴室和打桩机。

空空的杯子摆在面前，咖啡还在煮，当过滤器开始沸腾时，屋里的沉寂愈发明显。厨房里飘着咖啡香，香味钻进了我们的鼻子里。黑色的鼻毛从父亲的鼻孔里支了出来，以前他时而用指甲剪子来修鼻毛，如今即使我不说，理发师也会拿着迷你剃须刀把我的鼻毛修了。

就跟冰激凌商人能根据刮刀的声音听出冰激凌的制作进展一样，从诗作可以听出诗人有没有达到诗坛的巅峰，从过滤器沸腾的声音也可以听出咖啡有没有煮好。只听过滤器的盖子响起来。

有时我在离家很远的地方，记忆里那股温暖细腻、从闪亮的咖啡壶里飘出来的浓香便会突然钻进鼻孔里，那黑色的把手会变得很烫很烫。奇怪的是，这种记忆通常在那些巨大的现代机场里向我袭来。机场里开着空调，周围死气沉沉的。当我走在光滑的正方形地砖上时，维纳斯的厨房便出现在记忆里：地板和天花板，橱柜和桌子，椅子和吊灯，存放香料的架子和日历。

母亲拿起过滤器，给我们倒上咖啡。再没什么比这咖啡更让人熟悉的了，尽管一切都已经变了。

“嗯，”父亲的杯子空了，他说，“我再下去待一会儿。”

几天后，父亲送我回多比亚科，我准备坐火车去维罗纳，然后再前往贝加莫。晚上，飞机会把我带回鹿特丹海牙机场，午夜前我就到家了。

车子开过那些落魄的房子和越长越近的大树，我等待着父亲再次泛起的愁绪，和那些即将出现的阴影。然而他并没有念出那些人的名字，那些在他的记忆里仍然欢笑奔跑的冰激凌商人。只听他冲一个突然冲上路的司机大叫起来：“去你的！”过了一会儿又嘟囔道：“女人就是会带来不幸。”

一开始我担心这趟旅途会变得极其漫长，充满了嫉妒和冤仇，然而就在马达开始怒吼的那一刻，每开一段路，父亲就变得安静一些。当我们开出冰激凌商人的聚集地时，他说：“我们住在金子上，就是拿不到。”

“嗯，”我说，“大伙儿都这么说。”

我看着车窗外，看着那些倾斜的山坡，一个月后第一批来滑雪的人就会冲下山坡，即使没有下雪也一样。现代的造雪机器会营造出一片洁白的滑雪场。

“这是真的，”父亲说，“维纳斯是静脉的意思。”

“就只是个传说而已。”

“金子埋在地下很深的地方，挖上来费用太高。”

上学的时候，地理课老师介绍过白云岩地区，还有维纳斯地下的岩石，不同的岩层里镶嵌几百万年前由贝壳和海胆演变成的化石，不过从来没提过村子下面的那条金脉。

“有人试图把金子挖上来吗？”

父亲没有直接回答，过了一会儿，说：“我一辈子都住在金子上，”然后便大笑起来，大声说道，“真是太棒了，真是个天大的笑话！”

父亲不再大笑，对我说他的父亲和父亲的父亲也在金矿上住了一辈子。他们辛勤地劳作，把身子骨都累坏了。这些年踩着的土地下，深深地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一条纯金的矿脉。

我们都曾经走过那片土地，我和卢卡，在我们的童年里，在许多个冬天里，在和索菲亚一起玩闹的雪地里。

车子开过多比亚科时，中彩票的那个人的房子又出现在眼前。窗帘紧闭，花园里的晾衣架生满了锈。这时父亲放慢了车速，说：“还是让人不敢相信，中了一百万，就这么死了，可能钱还没打到账上就升天了。”

我突然想到德国抒情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不是在我和父亲站在无人的站台上，沉默地看着远方的铁轨时；不是在我到了拥挤的维罗纳，等待去米兰的火车时；不是在机场里，广播里不断呼叫着旅客姓名时。而是几个小时以后，在昏暗的天空里，离那块埋着金子的土地非常遥远的地方。

有的诗人沦陷到灵魂最黑暗的深渊里，再也没回来过；也有的诗人追求光明，追求真正的幸福。

飞机打破了黑夜的沉寂，遇到了气流，乘客坐在椅子里，来回晃动。坐在我旁边的女人拿着手提包，紧紧攥着包带子，就跟握着马辔似的。暴风雨就在远方，低低的云朵突然亮了起来。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在给一个伤心的朋友的一封信里写道：上天让仅有的那几个人能够徒手去接空中的闪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