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在做格拉巴酒冰激凌,我在忙着帮他生小孩(2 / 2)

我也无法想象,不过这一切还是会发生。并不是结婚,而是小孩,除非我跟卢卡一样——不育。

“这是究竟为什么呢?”

“什么为什么?”

“那些旅行,还有你对诗歌的爱。”

“肯定不是因为我的家庭,不过我的太爷爷曾经踏上船板,去了美国,参与建设了一座摩天大楼,还真敢去追梦。不过他读不读诗,我就不知道了。”

“普希金的太爷爷是沙皇彼得大帝的领养子,得到他仿佛是上天赐予的礼物,当时还是一个不到十岁的埃塞俄比亚小男孩。”

“这我还真不知道。”

“诗人们曾经为那位先父叙写普希金的热情。”

就好像是编出来的故事,一个神奇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在宫殿和蜀锦衣服的时代,在马车和白马的时代,故事被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情节越来越庞大,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故事里有一个北非的穆斯林,一个沙皇,还有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

一个藏在名字背后的故事。

闭幕式结束两天后,大约两千名观众欣赏完了诗人们在德林湖的木桥上的朗诵,我得负责让索菲亚怀上孩子了。聂胡达已经在妻子的帮助下种了一棵树。“就跟俄罗斯的宇航员出发去太空前一样。”珊尼亚说。诗歌公园里还举行了一个庄严的活动,立下了纪念碑,大伙儿一起乘船前往斯特鲁加对岸的那个小岛。岛上有一座古老的修道院,还有一口一直嗡嗡作响的水井。诗人们弯下腰,去听井里的声音,仿佛卡斯塔利亚的源泉,试图从中获得灵感。尽管俄罗斯的诗人都喝了酒,好在没人提早上岸、脚下踩空的。所有人都安全地回到原地,搭飞机回家了。

珊尼亚的男朋友来机场接她,她问要不要送我一程。我还是决定坐火车回鹿特丹。那个双手黑乎乎的男孩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就跟所有男人看某个跟他们的老婆一起过了几天的人的眼神一样。另一天晚上,珊尼亚又来到了阳台上,拿着一瓶还没开的酒,告诉我自己曾经出过轨的事实。“难道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九本诗集吗?”我问。“还有人说十本呢。”她一脸坏笑地回答道。

坐在开往鹿特丹的火车里,我在读查尔斯·米西克的散文诗,是乐立夫法罗在斯特鲁加送给我的。查尔斯是在美国出生的塞尔维亚诗人,曾经获得过普利策奖,却被文学评论家唾骂。并不是所有人都欣赏散文形式的诗歌的,尽管好多大家也都选择过这样的文体,比如波德莱尔、劳特门特,还有兰波。

火车开到代尔夫特的时候,我念到了下面这一段:“我被吉卜赛人偷走了,父母把我偷了回来。接着吉卜寨人又把我偷走了,就这样来来回回持续了好些日子。”那个孩子一天喝“新”妈妈的奶,第二天又坐在长长的餐桌前,拿着银勺子吃早餐。“今天是春天里的第一天,一个父亲坐在浴缸里唱歌,另一个正用五彩斑斓的笔调画出一只栩栩如生的麻雀。”

诗很短,两段而已,就在火车停靠在鹿特丹中心站,我离开车厢时,才读懂了字里行间的潜台词。

我跟着人群走进城里,经过上千辆自行车和叮叮当当作响的电车。那时火车站的对面还有一座陈旧的桥,一个男孩合唱团正在桥上练习。从那里经过,时而还能听到那些穿着水手服的男孩子们高昂的歌声:上帝的羔羊,是那么无辜,却被宰杀在十字架上。

我熟知鹿特丹的每一条街和路上的每一块石头,然而整座城市却在不停地发展中。从南美旅行回来,人们会发现一座大楼就这么消失了。从前只要骑车经过那里,就总会抬头看一眼。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个个广场也变了模样,一道道铁轨消失在地底下。这是我第二次去斯特鲁加,和第一次隔了六年之久,却没有发现什么大的变化,也没有崛起的闪亮的大厦。整座城市给人一种亲切感,而在鹿特丹,唯一的亲切感来自打桩机的轰鸣声。

回到家,我发现厨房的桌子上摆着一叠信封,看来负责打扫屋子的人来过了,水池锃亮,灶台上空空的。每次一到酒店,我总会先去床上躺一会儿,连鞋都懒得脱。看着墙纸上的花纹,还有天花板挂灯上的苍蝇屎。这下到了自己家,我得竭力压制住那种诱惑。

晚上我走向冰激凌店,到了街角,又往回走起来。我看见店门外排着长长的队,改天去应该比较好。在飞机里我听说天气会转凉,还会下雨。看来坐飞机回家的旅客跟卖冰激凌的人一样痴迷天气。

那确实是这个夏天最后一个晴天。当我第二天晚上走向冰激凌店时,街上出现了一大摊一大摊的水洼。现在是十点钟,街上很安静。母亲一个人站在柜台后面,父亲在咖啡机旁,三个来自索马里的男人坐在店里。他们经常来店里喝咖啡,用母语谈论那些我们只能猜测的话题。卢卡在厨房里做冰激凌。

我跟父母打了个招呼,经过柜台,来到收银台后面,走进了那扇通往楼上的门,上次爬这个楼梯已经是好几个月前的事儿了。谁都没说话,父亲没有,母亲也没有,就跟他们知道我要来店里,也知道我要做的事情一样。几年后我问卢卡,才知道他早就把我要回来的消息告诉了父母。我因此责怪他,他却恼怒地说:“没错,我是告诉他们你要回来了!”接着又大声嚷嚷道:“没有,我当然没说你要跟索菲亚上床的事,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又不蠢!”他说我是来念诗的,希望索菲亚听了我念的诗,能好一点,高兴起来。母亲听了,什么也没说。父亲一边摇头一边说:“要是她从今天起一直卧床不起,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我以为楼上会一片漆黑,房间里会很闷,索菲亚会闭着眼睛躺在被子里,以为她什么都不会说。我想她应该没有洗澡,应该很累,甚至筋疲力尽。出现在眼前的应该会是一张悲伤的面孔,嘴唇干裂,眼圈浓重,头发像章鱼的鱼须一般散在枕头上。我刚走上最后一级台阶,索菲亚就打开门欢迎我的到来。我发现她把头发编起来了,脸上还红彤彤的。她穿着一条印着牡丹花的裙子,粉色、紫色和白色相互交映,美极了。

我们就这样站在门口,什么也没说。“哥哥,你好。”最后还是索菲亚先开的口,脸上带着一丝微笑。就跟她第一次站在店里卖冰激凌,我走进店里时的那个微笑一样,当时她手里还拿着拖把。一切是那么不可思议,却又那么自然。对,应该就是这样的,既不可思议,又无比自然。

我在她的脸上亲了一下。她抓起我的手,并没有把我带向那两张我和卢卡曾经睡过、如今拼在一起的床,而是来到了阁楼中间,站在了一块铺在小小的正方形天窗下面的地毯上。如果天空晴朗,我们便可以在星空下亲吻。这时我们的嘴唇在巨大的蓝色云朵下互相靠近,她闭上眼睛,轻轻地掐着我的手,身体靠了过来。我看着她那浓密的眉毛和略有斑点的皮肤,还有额头上的凹陷。

她的嘴唇慢慢地松开了,只听她轻声说道:“卓凡尼,把眼睛闭上。”

我闭上了眼睛,她开始用那柔软的手、有如小枕头般的手指摸我的脸。手指划过我的脸庞、我的嘴唇,她开始无声地吻我的耳朵。

她把我的右手放到了她的背上。“摸我。”她一边轻声说,一边又在我的嘴巴上亲吻起来。她的嘴唇微微张开,我想到了白雪,想到了无数片雪花,还有几百万个冰晶;也想到了弟弟卢卡,那时的他还是个小男孩,那时的我们都被那个把细细长长的粉粉的舌头从嘴里伸出来的女孩给迷住了。

她好香,应该是洗过澡了,不过不是专门为我洗的。头发是干的,我闻到了她的体香,那个我从来都不可以触碰、不可以看的身体。我只看过她的手臂和腿,似乎在发光,是光在皮肤上的游戏,还有那个V字领。

我曾经梦到过她的胸,也幻想过上百次。它们很完美,握在我手心里不大也不小。乳头跟小女孩的一样,很小,颜色很淡,几乎成了透明的。不过这一切我从来没有真正见到过。光射得不够远,游戏也总是终结,尽管她的腰弯得很低,尽管她总是笑容满面。

当我们走向床边时,我听见地板的嘎吱声,总感觉所有人都听得见:楼下的父母,厨房里的卢卡,还有坐在桌前的索马里人。大家都知道。这时我们来到床前,看来就要开始了。

索菲亚转过身,提起辫子,肩膀上出现了小小的凹陷。她站在原地,仿佛是在给艺术家当模特。我不知道她想要什么,想要我做什么。

“拉链。”她笑了起来。

就跟第一次似的,依旧不自信,依旧笨手笨脚。

我抓起冰凉的拉链,一直拉到最下面。她的背像牛奶一样白,裙子落在了地上。索菲亚从那群牡丹花里走了出来,侧身躺在了床上,一只手垫在头下面。

“来吧。”她说。

“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有一点。”

“只是一点吗?”

只见她的胸一上一下:“是的,有一点。”

她坐起来,解开我的衬衫,我的衣服和她的裙子一起丢在了地板上。她开始摸我的内裤,手指伸了进去,还在下面亲了一口。

“你才不是西兰菜味道的呢。”她说,“卢卡也不是草莓奶糖味的。”说完还大笑起来。

她怎么能这么轻松?这个年轻的女人曾经是那么悲伤和忧郁,有时一整天都不说话。来个买冰激凌的小男孩,也会热泪盈眶。难道是在黑暗中找到了一条回到过去的通道,又变成了那个能用舌尖碰到鼻子的神奇的小女孩?

她又开始抚摸我,我的手也划过她的肌肤,那丝绸般的小腿,那温暖的臀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温存?完事了不就行了吗?索菲亚躺在床上,我从后面进入,又快又用力,如公牛般猛撞。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亲吻着彼此,没有丝毫着急,就跟我们还很年轻、关系很纯洁似的。我解开了她的胸罩,那对胸本来应该更大一些,乳头的颜色也更深一些,不过它们很小,还是粉粉的。

轻松的气氛消失了,我们爱着对方,两个身体还没有完全熟悉,却充满了好奇,好奇每一个地方、每一毫肌肤。

她自己脱掉了内裤,下面的皮肤更白,阴毛卷卷的,我的手指自然而然地滑了下去。甘松花和蜗牛都没有这般细腻的肌肤,月光下的玻璃都没有这般光泽。这是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的诗句。

“用你的大拇指。”她轻声说道,“我要你的大拇指。”

我没有立刻明白她的意思,至少在她轻声耳语的那一刻。当她开始重复,宛如一个命令时,我便开始按她说的做,用光滑的大拇指触摸着她,没有冰激凌人的老茧,而是翻阅了无数页诗歌的大拇指,和卢卡的完全不同。

她开始呻吟、蠕动,仿佛一道闪电从身体里穿过。这时我才注意到她的皮肤是如此苍白、头发是那么黯淡。这才是我弟弟的妻子,不幸、缺乏日照,脸上的红原来是抹了胭脂。

“继续。”她说。

“不行啊。”

“他同意的。”

“可这是不对的。”

她把手指放在了我的嘴唇上,说:“他在做冰激凌,不会上来的。”

有一瞬间,我似乎看见了卢卡,站在贴着白瓷砖的厨房里。冰激凌机器在转,嘶嘶的声音回响在耳畔。第二天他会告诉我都做了哪些口味,而我却跟他的妻子上了床。所有人都在谈论,这是卢卡第一次做带酒精的冰激凌。是格拉巴酒,用橡木发酵而成,43度。应该没有比这难度更大的冰激凌了。

尽管外面下着雨,店门口还是排成了一条龙,都是斜对面酒吧里的常客,闻到了冰激凌的味道,纷纷赶来。就这样,格拉巴酒冰激凌卖了一个又一个。冰激凌的口感好极了,简直是个奇迹。酒精降低了冰点,酒精度越高,冰激凌结晶的速度就越快,吃到嘴里会有种泥泞感。不过卢卡还是成功了,堪称完美。兴许忙了一整夜,往冰激凌里足足倒了十瓶酒。第二天早晨我透过办公室的窗户看过去时,看见卢卡正靠在柜台上,好像度过了一个漫长劳累的黑夜。

相比之下,索菲亚满面红光,笑容灿烂地像只蝴蝶似的在店里飞来飞去。人们说有的女人很熟悉自己的身体,能感觉到新生命的孕育。索菲亚也感觉到了,幸福极了。

她亲了我一下,那清爽的口气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她的手经过我的大腿,滑向了我的腹股沟、睾丸,一把抓住我,一上一下动起来。

“你喜欢按摩油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索菲亚就从床头柜里拿出了一个小瓶子,往手心里滴了几滴,便开始给我按摩。右手缓慢地一上一下,把我紧紧地握在手里。

“舒服吗?”

舒服,太舒服了,可这是不对的。

“还有别的要求吗?”

她一边微笑,一边继续按摩,两只手一起,手指缠绕在一起。这是一种特殊的技巧,一种波浪式的运动。我感觉到一阵阵热浪,舒服极了。

“你还不能高潮。”说着,索菲亚便紧紧地掐了下去。

我睁开了眼睛,看到了床的围栏上脱落的油漆。这是卢卡的床,我们正躺在他的床上。小时候,父母不让我们出去玩,他就会很生气,一生气就会刮围栏上的油漆。

我怎么就没找家酒店呢?彼尔德公园酒店的总统套房既宽敞又明亮。几年前,我们把世界诗歌节邀请的诗人都安排到了那里。从窗户看出去,就是鹿特丹城,美极了。

她的手在我身上四处蔓延,她的整个身体,腿,嘴,还有头发。被子、枕头和她赤裸的双脚都叫我眩晕。到底是因为索菲亚,还是因为我想到了在做冰激凌的卢卡?冰激凌机器不停地转啊,转啊,转。

她抱着我,坐到了我身上,看着我,慢慢地动了起来。韵律节制,毫不着急。

“卓凡尼,”她说,“你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

“你没说真话。”

我在想他们在维纳斯结婚的那天。

她停了下来。

“别停。”我说。

“你们都一样,什么都藏在心里。”

“什么?”

“你跟你弟弟,你们全家。”那神仙般的摆动停了下来,她还坐在我身上。

我曾经跟她妈妈上过床,在卢卡和索菲亚的婚礼结束后,是我引诱了她的母亲。她老公先回家了,她喝多了,我们没跟大伙儿告别就溜走了。是在街上站着完的事,就在面包房后面的小广场上。她披着一件皮毛披肩,深蓝色的裙子提到腰际,手撑着墙。没错,是索菲亚的妈妈。

我一下子把索菲亚推到床上,她背对着我,先是惊慌地朝后面看了看,当我的手指触及到她的背时,就又立刻放松起来。她简直毫无缺陷,白色的腰,丰满的臀。我进去了,动了起来,进进出出,越来越用力。我撑在床上,她在我的手指上咬了一口。

我不该去想弟弟,不该去想在机器里旋转的冰激凌,不该去想床的围栏上脱落的油漆,不该去想她妈妈。诗句一行接一行地在我脑袋里纵横交错,宛如从天而降的大雨灌入了我的精神世界,清洗了一切。

那天晚上,就像洛尔卡诗里写的那样,我坐在一匹自由自在的珍珠母马上,在一条完美的大路上奔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