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忍住，看了过去，心里想：今后闭上眼睛，这幅画面会不会一直出现在眼前，永远不会消失呢？那躲在红裙子里装满奶汁的胸，我真希望这幅画面会从筛子里落下去，怕的是机会不大。

父亲拿着两杯意式浓缩走了过来，古斯配在奶奶怀里，两人一起看各种各样冰激凌的颜色。有浅绿色的开心果味、黄色的柠檬芒果味、红色的石榴红根菜味。卢卡在他们身边待了一会儿，在古斯配的小脑门上亲了一口，朝我们招了招手。

索菲亚也挥了挥手，说：“来坐一会儿吧。”

“就一会儿，”卢卡一边说，一边坐下了来，“一会儿还有好多事儿呢。”

古斯配站在卢卡腿上，手指塞在嘴里，口水从嘴巴里流了下来。

“要热了，”卢卡说，“不知道去你那儿的人有没有来买冰激凌的人多。”

他指的是诗歌节。以往平均每天会有五百人来到现场，天气一热就少多了。炎热的夏天是诗歌节的致命伤，然而冰激凌店外面就会排着几十人的长队，宛如一条缓慢蠕动的蟒蛇。具体来了多少客人，也没时间去数。

卢卡笑了，这场比赛赢的人是他，也许他早已赢了一切。十八岁那年我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做了一个选择，然而并没有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后果，而且还越来越严重。

古斯配不安地动来动去，吃不到手指就哭了起来。卢卡摸着他的脑袋，试图安抚，不过效果不大。

我看到了卢卡眼里的不知所措，一个年轻的没有经验的父亲。就在那一刻，我从卢卡腿上抱起了古斯配，拥进了怀里。

卢卡一脸怒火地看着我。

我抱着古斯配摇来摇去，在小屁股上轻轻拍打起来。突然哭声小了，他在我怀里渐渐平静下来，接着又开始不安地摇头，大声尖叫起来。

索菲亚从我手里接过古斯配，一边解开左边肩膀上的裙带，一边说：“我看他还没吃饱。”白色的胸露了出来，古斯配的嘴巴贴上去，一边吸，一边进入梦乡。

我和卢卡站起来，准备去工作。

那天晚上我再次前往机场接一个来自津巴布韦的诗人。是一个非洲诗歌节的编辑向我们推荐了他。编辑说那个诗人住在一个小村子里，是那里的牧师，同时也是村里煤矿厂的爆破专家。到了晚上就在火堆旁朗诵自己写的诗，跟他的生活一样，他的诗也很简单。我们收到的作品中，其中一首写的是一个男人，在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刻，选了一个十字路口蹲了下来，等待汽车丢失的轮毂罩，就这样等了一个又一个，直到集齐了五个，好拿回家当吃饭的盘子用。

诗人随身只带了一个小包，当我们来到机场的到达大厅时，一直瞅着四周。坐在汽车里，我试图跟他交谈，他用很初级的英语给我讲两天前在津巴布韦南部的小村子里开始的旅行，在这之前他还从来没出过国。

从前我们也接待过来自偏远地区的诗人，他们住在萨赫勒的土屋里，或者来自智利的农村，四处都是绵羊。也有的诗人选择了一种孤单的生活，远离文明，在大自然中创作，被五行包围，比如中国诗人寒山。寒山住在一座大山里，在岩石壁、石头和树上写诗。

有时候仿佛是我们用钳子把一个诗人从居住的环境里夹了出来。到了鹿特丹，他们得适应晚上的灯光和高楼外呼呼的风声。

我必须给来自津巴布韦的牧师兼爆破专家解释什么是消费券。在他住的村子里，有时人们得花一整天的时间才能找到水源。当他弄明白消费券的作用后，便走向吧台，看着那些酒瓶。他只是耳闻，还从来没尝过酒的滋味。

就跟第一次吃冰激凌似的，只是少了几分单纯。诗人把消费券全都喝光了，在开幕式即将开始时，他也醉得差不多了，节目进行的过程中便进入了梦乡，打呼声超越了格鲁吉亚诗人朗诵的声音。节目制作人得扶他登上舞台的阶梯。

开幕式的晚上，我们只让每个诗人念一首诗。有的观众觉得太少了，还有应邀来参加开幕式的嘉宾觉得我们把诗人从世界的一端请到另一端，只为了念一首诗，多少有些夸张。不过对这个喝醉了的爆破专家来说，对着话筒连续说出两个字都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他在诗歌节的第三天发掘了威士忌，开始不停地酗酒时，我便把他送进了酒店房间，开始实行软禁。

有时候就得严厉一些，要求也要讲得清清楚楚。在世界诗歌节工作的那些年，我大概见过1500名国际诗人，每年都有一些难缠的。不是要一个比其他人更好的房间，就是要求只跟诗歌节的董事用餐，还有拒绝跟节目制作组的女工作人员握手的。

在斯特鲁加，荣誉嘉宾每天晚上都跟诗歌节的董事在德林宾馆的餐厅里用餐，桌子也是事先预留好的。几年后，我在柏林艺术学院的休息室里听说，有两个诗人同时参加了在迪拜举行的一场诗歌节，却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方。一个诗人住的是酒店的总统套房，拿到了一万美金的酬劳。而另一个诗人入住的房间连窗户也没有，在一个几乎没什么观众的小厅里朗诵自己的作品。

世界诗歌节付给每个人的酬劳是一样的，也没人会得到什么优先照顾。理查德·海曼从一开始就立下了这个规矩，维克多·拉尔森将其继承了下去，有一天我也会一如既往地把这条路走下去。

津巴布韦的诗人终于睡醒了，我去酒店里接他。他在房门前拥抱了我，并拒绝在休息室里为他准备好的一叠消费券，晚上和韩国诗人高银一起登台演出。那天晚上一切都顺利极了。外面很热，城里的咖啡馆外面坐满了人，冰激凌店外面排着长长的队。所有人都在聊天、点单。里面，剧院的小演出厅里，在凉爽的黑暗中，众人倾听诗人的朗诵。一半的坐席都满了，不光有固定的观众，那些热爱诗歌的人，还有在最后一刻买票进来的人。他们都很好奇城里随处可见的广告上印着的那几句诗后面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故事。

来自津巴布韦的诗人站在讲台后面，全神贯注地朗诵自己的作品，就跟创作时的态度一样。高银念诗的声音很轻，仿佛他的作品是用呼吸写成的。观众时而鼓掌，而有时候一首诗念完了，全场仍然一片安静，仿佛交响乐尾声结束后那几秒的沉寂，诗人站在台上一动不动。这样的画面叫人久久无法忘却。就跟贺拉斯诗里写的那样，纪念碑总比黄铜耐用。

这是诗歌节的第四天，夜里，它会悄悄过度到第五天。我们一小群人一起去白薇姿街上的中餐馆吃椒盐墨鱼，天已经微微发亮。坐在我旁边的女翻译的粉色指甲油有些脱落了。她告诉大家她的老公跟一个女诗人跑了，而且还是她把女诗人介绍给了老公。一个乌克兰诗人盯着眼前的筷子，最终还是决定用手吃。

诗歌节的那几天，日子过得特别快，根本就来不及细想。我们把工作人员分配到不同的演出厅，有时候不能亲自到场，因为跟某个诗人或者另一场诗歌节策划人的对话仍在进行中。总有人提出建议，推荐诗集和一些前途灿烂的诗人的名字。一晚上只能睡三四个小时，骑车回家的时候，天已经开始亮了。

当诗歌节拉上帷幕，场地的清理工作完成，入口处的大条幅降了下来，诗人们都坐进了飞机，古斯配又长大了十天。

十天后，我在冰激凌店里见到了他，正睡在收银台旁边的婴儿车里。索菲亚站在柜台后面，穿着围裙，手里拿着一把勺子。

我有点担心古斯配一下子长高，或者头上忽然长出了许多头发，好在他还是那么小，跟上次一样，脑袋上还是光秃秃的。

“还在睡吗？”索菲亚问。

他还在睡，小嘴巴微微张开，左手像只海星似的放在胸前。我试图去寻找他的变化。手指变粗了吗？眉毛上细细的绒毛消失了吗？脸上是不是长了个疙瘩？整整十天我都没见到他了，占据了这个小生命三分之一的时间。

“你看什么呢？”索菲亚来到我身边，问。

“什么都看，看他的小鼻子、小耳朵、睫毛，还有指关节上的纹路。”

“他的睫毛又长又漂亮。”

我看了过去，同时寻找起记忆中的画面来。

“是长大了吗？”

“当然啦。”

古斯配惊了一下，小手动了起来，睁开了眼睛，深色的眼珠露出来一小会儿，很快又不见了。可能是听到我们的声音了。

“抱着他，就能感觉到了。”过了一会儿，索菲亚小声说道。

我好想把他抱起来，去感受那些肉眼看不到的东西，却又怕把他弄醒了。

我弯下腰去闻他的味道。那味道一点也没变，还是跟蜂蜜一样香甜。在他身边醒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就那么看着他，闻着他的味道，而他却仍在梦乡里。卢卡没这个时间，早上五点半就起床了，有时候还会更早。

“你什么时候又开始在店里帮忙了？”我问索菲亚。

“上个礼拜三，那天天气很热。”

“他呢？”

“他能连续睡三个小时。”

“要是醒了呢？”

“我就把他抱进怀里，跟他说妈妈要工作。”

“这有用吗？”

“必须有用。”

“他不哭吗？”

“你妈妈不也是这么把你们带大的吗？”她又开始轻声耳语，然而所有的温柔都消失了，“这是一年里最忙的几天，我也不能什么忙都不帮啊。”

我忘了她也是店里的一员，属于另一个阵营。我之所以忘了是因为她那被太阳晒黑的皮肤，和那一头发亮的金发。是我搞错了，我是唯一一个局外人，也许就目前和将来的几年里，古斯配也跟我一样。我们可以过夏天，可以去外面享受阳光。在我家人眼里，我忙了十天，现在又空闲了。他们从来没去过世界诗歌节的现场，这些年里没听过一个诗人朗诵。不过这也不现实，现在是六月，大伙儿都在城里。

“你可以推着他去散步。”索菲亚说。

“我这就得回办公室了，”我说，“只是趁吃午饭的时间出来一下。”

这是事实，办公桌上还堆着大叠大叠的文件、需要回复的信，还有来自布列塔尼、土耳其和塔斯马尼亚诗歌节的邀请函。

索菲亚看着我，没有笑。

“到了周末我就有时间了，”我说，“到时候我可以带他去散步。”

这话听起来简直糟糕透了，我生了一个孩子，却只能在周末带他去散步。然而这只是理论，无数的事实早已缠绕在一起，形成了复杂的、无法割断的纽带。

索菲亚回到了柜台后面，我不确定她是生气还是回去接着干活儿，她什么也没说。晚上我走出诗歌节的办公楼时，索菲亚叫起了我的名字。我急忙赶到店里，古斯配醒了。

她把小家伙从婴儿车里抱了出来，交给了我。

“怎么样？”她问，“是不是变沉了、长大了啊？”

古斯配惊讶地看着我，一节小舌头露在嘴巴外面，忽然笑了起来，就那么一刹那的工夫，也没发出什么声音。那是个椭圆形的微笑，粉粉的。我在想他有没有认出我来，还是在我的脸上看到了卢卡的脸。

“小宝宝出生的第一个月每个星期都会长150克，”索菲亚说，“是护士告诉我的。”

这么说和我上次抱他比起来，应该重了200克左右。这重量微乎其微，跟四个冰激凌球差不多。我试图去感觉，然而他那么轻，就像飘在我怀里似的。

“医生护士说过他很小吗？”

索菲亚摇了摇头，说：“卢卡小时候也很小，妈妈说他出生的时候也只有五斤重。”

我呢？我想问，我多重？母亲拿古斯配和卢卡比很正常，可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索菲亚也这么做。

我把古斯配抱在怀里，把那张柔软的小脸贴在我的鼻子上，闭上了眼睛。我们站在店里，周围全是顾客。我知道父亲母亲都在看我，也许站在厨房里的卢卡也在看。他会怎么想？眼里的我到底是谁？是抱着他的儿子的叔叔，还是抱着自己的儿子的哥哥呢？

这时，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不是古斯配海星般的手，也不是索菲亚细腻的手，而是冰激凌人的手，是父亲。他用大拇指在我的衬衫上磨了磨，什么也没说，不过我能猜透他此刻的想法：卓凡尼，现在你总该知道自己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吧？这一切本该都是我的：冰激凌店，索菲亚，一个如天使般纯洁的儿子。后悔了吧？他的大拇指按进我的肌肉，进入了我的身体。

我看着小古斯配，他也看着我，又笑了起来，嘴唇微微颤抖，好像那张嘴巴不够大，装不下那一脸的微笑似的。

距离会自动出现，其实早已存在。我只要把他交给索菲亚，转身走过红白条遮阳布，走向和睦广场，顺着渡船港口的方向，去一家餐厅赴约，那里有一张木头餐桌和亚麻餐巾等着我。

索菲亚接过了古斯配，我还是得走，走之前又盯着古斯配看了一会儿。那小腿肉肉的、圆圆的，没有任何刮伤、疤痕，完整无缺。

诗歌节过去两个星期后，我要飞去阿根廷。拉尔森受到邀请，准备去参加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小型诗歌节。就在出发前三天突然病了，高烧不退，身上还起了好多小红点。应该是出水痘了，小时候一直没出过。拉尔森住进了医院，整个夏天都要耗在那里了。我带上行李箱，在飞机里看起节目安排来。拉丁美洲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诗人出席，其中几个是雷多逸夫般的大家，然而大多数都没什么名气，出了国界就没人认识他们了。

一个不爱说话的志愿者来机场接我，把我送到了宾馆。是城市假日酒店，217房间。房间的窗帘是灰色的，浴巾是灰色的，烧水壶也是灰色的，墙上没有任何艺术装饰，电视机上的欢迎字幕倒是有四种语言，分别是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和法语。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那块黄斑看了半个小时。

开幕式的晚上所有诗人和来宾前往一家古老的剧院用餐。舞台上摆着一张长长的桌子，我坐在诗歌节的董事和市长的亲信之间，市长本人在最后一刻宣布了自己不会到场的消息。席间只是吃喝，没有诗歌朗诵。至于诗歌，还有得是时间，在未来的几天里，十八位到场的诗人会在城市的不同角落朗诵作品，整个诗歌节会持续六天。

晚餐结束后，我和几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年轻诗人聊了起来。他们全都穿着短袖T恤，女诗人们穿着棉质裙子，一张张脸如苹果般清新。他们喝着白葡萄酒，用火柴点燃香烟，又毫无顾虑地把火柴丢到了地上，这是属于他们的时代。这群年轻诗人经常登台演出，在杂志上发表作品，享受繁忙的爱情生活。跟欧洲一样，诗歌与平静无关，在国家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充满了力量。诗人们谈论博尔赫斯的样子，就跟他还活着一样。费尔南德斯也受到尊崇。先人的诗句流淌在他的血液里，诗歌的韵律就是他们的心跳。果实的味道，水的味道，在梦中重新回来的脸庞，十一月里的第一朵牡丹花，还有那对指南针无尽的期待。

午夜时分，这群诗人前往一家离剧院不远的酒吧，去喝鸡尾酒。酒吧外面摆着两张高脚桌，没有椅子。他们的夜猫子朋友也一起来凑热闹。酒吧楼上是居民楼，屋子里还亮着灯，窗户也打开了，整个城市仿佛都醒着。

在我的对面一个年轻女人一只手撑着高脚桌，一只手拿着香烟。她很瘦，有着模特的身材，给我讲在来这里之前去参加的派对，就跟我们认识似的。过了一会儿，她才告诉我她叫艾菲拉，是个摄影师，祖上是意大利人。

“意大利哪里？”

她说：“北部，威尼斯旁边。”

她就只知道这么多，从来没去过意大利，也从未踏上过欧洲的土壤。

我告诉她自己出生于贝卢诺省，在威尼斯北边，意大利的第一批移民就来自那个地区。我说：“移民们去了北美和南美，希望在那里找到一个美好的未来。在那群人中也有丢下一切的冒险者，有的连老婆和孩子都不要了。”

艾菲拉敢肯定她的爷爷就是个冒险者，笑着说：“没准我们还是一家人呢。”

“我的太爷爷去了美国，不过并没有留在那里。”

“这么看来是半个冒险家。”

“也许吧，他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个印第安头饰。”

“带了什么？”

“一个羽毛头饰，还戴在了头上，就跟自己是印第安人似的。”

艾菲拉没说话，以为我在跟她开玩笑。

“没人相信这个故事，”我说，“不过他曾经跟黑脚印第安人一起生活过，还多少继承了他们的生活方式，那个白色的羽毛头饰到现在还挂在我们家里。”

“听起来像是个神话。”

“我知道。”

“还有别的关于你太爷爷的消息吗？”

“很少，对了，他无法适应美国的生活。”

她又点了一根香烟，也递给我一根，我摇了摇头。

“你认识这些诗人吗？”我问。

“差不多，其中几个之前给他们拍过照。”

“你读他们的作品吗？”

她笑了，说：“他们总给我念诗。”

她的额头上有个小小的凹陷，就在发际线下面。除此以外那张脸堪称完美。漂亮的眉毛细如树叶的茎。

“他给我写过诗。”她指着一个晚餐后曾经与我交谈过的诗人说，“还有他，写过好多首。”

“你是缪斯女神吗？”

她吐出一口烟，烟飘到了我的面前。我并不需要刻意让自己失去意识，就已经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我想到了阿波罗尼·萨巴提亚，夏尔·波德莱尔、泰奥菲尔·戈蒂耶和古斯塔夫·福楼拜笔下的女神。他们写给她的信满是情欲，然而只有波德莱尔的情感是那么激烈，那么苦涩，达到了浪漫的最高境界。他给萨巴提亚写了七首诗，戈蒂耶写了四首，福楼拜把她作为原型创造出了一个小说人物。波德莱尔是唯一一个愿意与她同床共枕的，虽然只有一夜。之后他写道：您拥有美丽的灵魂，然而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女人的灵魂。

艾菲拉笑了，说：“我看呀，做女神一点意思也没有。”

她的父亲是个画家，城里的大小画廊里都挂着他的作品，雷科莱塔家的大厅里也有。然而家里乱作一团，水龙头是漏的，地板总是脏兮兮的。她的母亲是个很单纯的女人，愿意为爱人付出一切，赤裸着身体站在冰凉的地砖上给他当模特。她自己没什么梦想，艾菲拉的父亲是她的第一个恋人。那年她十六岁，在咖啡馆里认识了他；那时他穿着一件斑斑点点的衬衫，比她老二十岁。他曾经无数次地欺骗过她，然而她无法转身离开，那会是一种背叛。艾菲拉想要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独立，自由。就这样，她穿梭于追求她的男孩中，追求者不仅仅是诗人。她虽不是女神，却叫人无法忘怀。

“你多大？”

她二十二岁，身体犹如一碗圣水。

她没问我的年龄，也没问我的工作。也许是不感兴趣，有的女人只要看你一眼，就什么都了解了。

街对面酒吧里的音乐声越来越响，一个深色皮肤的女人在街上跳起舞来，撩人地摆着屁股。

我们俩都看向她，就跟没话说了似的。这时艾菲拉突然说：“你有老婆。”

“为什么？”

“是真的吗？”

“不，不是的。”

“我不相信，你的结婚戒指肯定摆在宾馆的床头柜上。”

“我没有结婚，也没有女朋友。”

她盯着我看，同时吸了一口气，几秒钟后吐出了一口烟。

“我有个儿子，”我说，“两个月大。”

这是我第一次把这个秘密告诉别人，感觉像是在忏悔，说出来舒服多了。

一开始艾菲拉什么也没说，也许是在等下面的故事。

“他叫什么名字？”她问。

“古斯配。”

“你想他吗？”

“想。”现在我可以这么回答，可以承认我很想他，就在这一片黑暗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向一个过了今晚也许就再也碰不到的女孩坦白。

跳舞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从酒吧里出来了，拿着杯子穿过马路，整个身体跟着有节奏的音乐摇摆起来。迈阿密酒吧，这个名字比威尼斯冰激凌店好听多了。如果太爷爷去的是阿根廷，也许我们就会开一家酒吧，客人们在门前翩翩起舞。可惜他去的是美国，过了几年又回到了意大利。

跟他一样，我也是半个冒险家。

回到鹿特丹，我送给古斯配一个毛绒玩具，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机场买的。那是一只灰色的海豚，跟桃子一样绵软。古斯配高兴地拿起海豚，小手掐了进去。就这样，海豚成了他的好朋友，去哪儿都带着，有时还会舔舔它的鼻子，经常抱着它就睡着了。

我每到一个国家，就会给古斯配买个礼物。有印度的石头小象、俄罗斯套娃、塞内加尔的锡制小汽车。卢卡觉得这样会惯坏他，还说我不用每次出差都给他带礼物。等古斯配长大一点了，我就从世界各地买回诗集送给他。卢卡看了不太高兴。每次我拿着一个薄薄的长方形包裹走进店里时，父亲就开始念叨：“这哪是送给小孩子的礼物啊，他得成为一名冰激凌商人，而不是诗人！”然而古斯配越读越感兴趣。

他长大了，当我拿着海豚站在他面前时，一下子就看出来了。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仿佛那些肉眼不可见的成长的点滴化成了眼前的触手可及。

“你长大了呢，”我说，“虽然你偷偷长大了，我还是看出来了哦。”

古斯配挥舞着小手，张开嘴笑了。

“见到你他可高兴了。”索菲亚说。

“见到他我也很高兴。”

过了一会儿古斯配睡着了，我开始研究他的脸，伸手去触摸那稚嫩的肌肤，在膝盖上发现了一处刮伤。这是古斯配的第一道伤痕，仿佛一根虚线，几天后就脱落了。

他的头发比先前浓密了一些，颜色变浅了，手臂和腿上的褶皱变深了。他每天都好奇地看着四周，又时而盯着某个地方，一看就是几分钟。衣服袖子也不用再卷起来了。很快就到了这一季的最后一天，午夜刚过，母亲就把一块硬纸板挂到了门上，上面写着：“明年三月再见！”

第二天早晨，冰激凌店就要开始大扫除了。清空冷柜，清扫冷藏室，收拾干净柜子。父亲把冰激凌机器拆开，检查一遍。柜台要洗一场肥皂浴，水、电、煤气全部停掉。接着遮阳布卷了起来，钥匙插进了锁眼，顺着轴转上三圈，全家人就要开车回意大利了。途经德国、奥地利，来到布伦纳，再经过多比亚科、柯蒂娜丹佩佐，开向卡多雷地区。跟其他冰激凌商人一样，到了村里的主干道，父亲就会按响汽车的喇叭，这时人们便会从窗户里探出脑袋，向开进村里的汽车招手。

这将会是古斯配人生中的第一个冬天，也是他第一次来到维纳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