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你睡在我的床上才对。”我说，不过古斯配好像没听到，在一堆玩具里找他的汽车。

他没有发现我没换床单，就睡在他的被子里；也没有注意到房子里的沉寂和等待着他的父母和爷爷奶奶归来的家具，而是在走廊里高兴地玩起那辆红色的赛车来。

“叔叔，快看！这样往后一拉，车就冲到前面去了。”

赛车飞快地冲向了走廊的另一端，撞在了墙上。古斯配并没有追过去，而是转过身，走进了他的房间。

“我想换身衣服。”他说。

“为什么？”

“这身衣服不舒服。”

他打开衣橱，拿出了一条长裤子、一件开衫和一件T恤。一开始我并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换衣服，等衣服全都换好了，我也就明白了。他把索菲亚的母亲让他穿的衣服全都脱了下来。那些衣服很正式：带缝的西裤，雪白的衬衫。是星期天穿去教堂的衣服。

我见到古斯配的第一天就注意到了那身整洁的打扮，还以为是因为我的到来，索菲亚的母亲才特意让古斯配穿上了那身行头。跟从前一样，家里来客人，我和卢卡就得穿上紧身西裤。索菲亚的母亲每天都穿着亮闪闪的高跟鞋，古斯配一周七天都穿着星期天去教堂的衣服。

“这条裤子弄脏了也没关系。”古斯配说。

“那条就不能弄脏吗？”

“外婆不许。”

“我看呀她很爱你。”

“她每天早晨都会把我的头发梳成中分。”

我们希望传承给下一代的东西太多了，冰激凌，诗歌，工具。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点也不能丢，不然一不小心就会把自己弄丢了。

我把古斯配送回去的时候，索菲亚的母亲看着他，仿佛看着一只流浪狗。不过她看自己那成天坐在家里的老公的眼神也没多好。卡多雷地区很多眼镜工厂都停业了，还是没能竞争得过中国人。索菲亚父亲的工厂也关门了，在调职和提前退休之间，他选择了后者。现在夫妻俩面临着婚姻中一个困难的阶段，总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索菲亚的母亲看起来依然光彩照人，而私人空间却变小了，脸上的表情也僵硬起来，有时候态度很冷淡，手里还经常拿着一杯酒。也许是因为古斯配她才没有选择回摩德纳，又或者是没有勇气重新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我们四个人一起吃饭，吃的是奶酪玉米粥。索菲亚的父亲时不时看着外孙笑笑，然而古斯配并不在意。他很饿，更喜欢跟爷爷待在一起。一到冬天两人就钻进地下室，打开机器，听着嗡嗡的响声。母亲很不愿意看到这情景，不过也不能说什么。

等饭桌收拾干净，古斯配去睡觉了，索菲亚的母亲突然说：“他的眼神跟你的很像。”

我们又喝了一杯酒，她的老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得给她做伴。

“比起卢卡，他更像你。”说完便喝了一大口酒，脸僵硬得像块石头。

有两件，或者说三件事她是知道的：索菲亚结婚后很长时间才怀上了孩子。我曾经很喜欢她的女儿。小时候我和卢卡像苍蝇似的围着索菲亚转个不停，几乎每天都来串门。而开门的总是索菲亚的母亲，有一天还对索菲亚说我们哥俩得做出选择。

她知道我不是个“乖孩子”。

“是因为日照的关系吧，”我说，“我和古斯配经常在室外，卢卡总待在厨房里，见不着太阳。”

古斯配去追赶太阳了，那挂在美国空中幸福的太阳。他在冰激凌店里坚持了三个夏天，其中第二个夏天是最难熬的，必须待在厨房里做冰激凌。卢卡要让他学做各种口味的冰激凌，可是古斯配一点也不愿意。

“我必须在店里帮忙就已经够烦的了，”他对卢卡说，“现在你还把我关在厨房里。”

“冰激凌人就得学着做冰激凌。”

“我不想做冰激凌。”

“我不也是这么学过来的吗？”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我就非得做你做过的事呢？”

“因为这是传统，”卢卡说，“你的爷爷和太爷爷也是这么学过来的。冰激凌店是我们家祖上打造下来的，要从父亲传到儿子的手上。”

卢卡从来没说过他不是古斯配的父亲，很多次，真相已经到了嘴边，快要说出来的时候，又忍住了。他想把古斯配赶出家门，不让他在身边转悠；想拿着勺子，冲古斯配的脑袋打过去。就跟我看诗集时，父亲绝望的态度一样。

有时候古斯配去索菲亚那里寻找安慰，可是她每天都站在柜台后面忙着卖冰激凌，春天和夏天里能用来安慰的时间很少。有一次他按响了世界诗歌节办公室的门铃，我开门让他进来，和他一起坐在图书馆的大桌子前。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看着桌面发呆。

看着他，仿佛看到了我自己。也许卢卡看着古斯配的时候，也看到了我，那个叛徒，那个敌人。

“只有诗人才有权利悲伤。”这是海曼曾经对我说的，现在我对古斯配说，“我们这种凡夫俗子得高兴才对。”

他看着我，没有说话。我看见他的眼里噙着泪水，嘴唇在颤抖。无数行诗句盘旋在我的脑袋里，可以用来安慰的话很多，而我却选择了与海曼截然不同的方式。我把手放在古斯配的肩头，把他拉进怀里，紧紧地抱住了他。

“你从来都没跟他讲过那件事？”卢卡问。

“从来没有。”

“也没对别人说过？”

“没有。”除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个女孩。不过她不算，早已融化在过去，消失在时间里。

我从来都没为此挣扎过，也从来没打算告诉任何人。是我和索菲亚造出了古斯配，而他却是卢卡和索菲亚的儿子。我是他的叔叔，一个深爱他的叔叔，一个在春天里去意大利看他的叔叔，一个从世界各地给他带礼物的叔叔，一个时常非常想念他的叔叔。

“冬天是最难熬的。”我说。

“冬天是最美好的。”卢卡说。

对冰激凌人来说，冬天就相当于夏天。尽管白天短暂昏暗，尽管很冷，烟囱里冒出浓烟，卡多雷的冬天还是很温和，很隆重。到了山里，肩头的一块重担也就卸了下来。

“我跟他一起看雪花从空中落下来，”卢卡说，“还用舌头去接，看谁能一下子接住两片雪花。古斯配的舌头跟索菲亚的一样长，赢的总是他。”

我仿佛看见他们俩走在大雪里：卢卡和他的儿子紧握彼此的手，宛如一条怎么都不会断的链子。

“等他长大一点了，我就把阁楼上父亲给我们做的雪橇拿下来。和索菲亚一起，我们三个从小山丘上往下滑，结果在第一个转弯的地方就摔倒了。一开始古斯配大声哭起来，可是一看到我们在笑，也就大笑起来。我大声说：‘雪钻到我的脖子里啦！’索菲亚说：‘雪钻到我的胸罩里啦！’古斯配说：‘我的内裤里也有！’”

我想起了某个冬天，在三家不同的酒店里和吉姆·莫里森的作品一同入眠的场景。

“有时候他整天待在外面，跟朋友们一起打雪仗。到了吃饭的时候，得出去叫他才肯回来，还要留心别让雪球砸了脑门。有一次，父亲、母亲、索菲亚和我，全家人都站在门口等他，雪球跟子弹似的砸在了他的身上，直到他求饶我们才停了下来。他很生气，大哭起来，不过一听到奶奶做了炖牛肉，就立刻恢复了平静。我们五个人一起围坐在暖暖的厨房里，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个热气腾腾的盘子。”

有些晚上卢卡什么也不说，只想听我讲故事，或者是冰激凌机器发出的嗡嗡声。然而今天晚上，记忆自然而然地涌了上来，一段接一段，就像费南多·佩索阿在1914年3月8号那天走向写字台，拿出一叠纸，连续写了三十多首诗一样。

要把故事完整地讲出来是不可能的。我们并没有经历一切，也并不是时刻都在场。我们把自己知道的告诉彼此，尝试着解开一个谜。

一天晚上我们坐在店外面，卢卡突然说：“有时候我觉得是你跟他说，‘去墨西哥吧，不用再回来了，你的生活可以由你自己来决定，去吧。’”

“你这是要把责任推卸给我吗？”

卢卡看了看周围，也许是希望这时候来个客人，可是并没有人走进店里。

“没错，有时候我的确把责任推卸给你，”卢卡说，“不过很多时候也责怪我自己。我怎么都无法忘记那次在厨房里差点对古斯配动手的情景。为他的头发我们不知道吵了多少次。长头发总是那么散着，我都跟他说过几百次了，叫他把头发扎起来，要不就去理发店里剪了。要知道，长头发散在旋转的冰激凌机器上，该有多危险。你还记得那个被绞死在机器里的人吧？当时是他的领带卡住了。一想到古斯配的头发可能被卡在机器里，我就吓个半死。而且也不卫生啊，头发会掉进冰激凌里。已经有人抱怨过香蕉冰激凌里的头发了，我敢肯定是古斯配的。那根头发很长，颜色很深，几乎是黑色的，是我亲眼看见的。

“索菲亚总说我不该对古斯配那么严厉，应该给他些空间，可是跟他一起站在厨房里的是我不是她。索菲亚相信古斯配只是需要点时间罢了，然后一切都会好的。可问题是冰激凌店里的时间少得可怜，没错，冬天里有得是时间，可是到了夏天，在那六平方米的厨房里，冰激凌机器转个不停，一筐筐水果都堆到天花板了，哪来的时间呢？我干脆去理发店给他约了个时间，就是转弯口的拉格曼发廊。每个从店里出来的客人都顶着一个漂亮的平头，简直可以直接去海军部队报名。以前我们都很想去那里理发，可是妈妈觉得太贵了。我告诉古斯配理发师在店里等他，结果他死活都不肯去。于是我说那我来帮他剪，我可早就受够了。头发越来越长，一直在眼睛前面晃来晃去的。我想找一把剪刀，可是厨房里哪来的剪刀呢？做冰激凌是用不到的。不过我还是继续找，实在是受够了，你知道他说什么？他问我为什么没再生一个儿子，一个愿意成为冰激凌人、留短发的儿子。听了这话，我的心好痛，气急了，看见灶台上放着一把刀，就是那种用来切哈密瓜的刀。于是拿起刀，紧紧捏着刀柄，心里想：我要割断那头长发。便朝他冲了过去。还没来得及把刀举起来，他就溜出了厨房。”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就在他告诉家人买了去墨西哥的机票前的一个星期。”

这时终于有人来买冰激凌了。

老实说，我也经常责怪自己。我是不是跟古斯配讲了太多关于我工作的事情？是不是我把他引向了那条本不属于他的路？我早就知道他要在冰激凌店里帮忙，有一天会接手卢卡的生意。卢卡就只有他一个儿子，古斯配没有一个能“接手”他的命运的弟弟。

我跟他讲过麦德林，讲过斯特鲁加，还有特拉维夫；讲过蒙古诗歌节的场地不仅仅在城市里，还遍布于各个村子和戈壁滩里用毡子和羊毛做成的圆圆的帐篷里；还有对了骆驼奶的伏特加和用颤抖的声音吟唱的诗人。夜晚侵袭了蒙古包，黑夜使阴影变得越加浓重，比冬季里所有的夜晚还要黑暗。

我跟古斯配讲了我在芝加哥时，访问了华丽一英里大街上的一座摩天大楼，诗歌基金会的总部就在那里，负责掌管露丝莉莉的捐款。

“露丝莉莉是谁？”

“是一个给《诗歌》杂志寄了一辈子诗作的女人。虽说那本文学杂志规模不大，却从来没有发表过她的作品。不过她每次都会收到编辑约瑟夫·派力司寄来的信。每拒绝一部作品，他都要亲手写一封信。87岁那年，露丝莉莉给杂志社捐了两亿美元。”

“你去芝加哥干吗？”

“我要给诗歌基金会的董事会做个演讲，董事会由芝加哥文化界的二十个名人组成，共同守着那两个亿的捐款。主席没有到场，飞去纽约了，通过一个小盒子来参加会议。那是一个正方形的扩音器，摆在会议厅正中间的桌子上，跟电影里的场景简直一模一样。他们对我的计划很感兴趣，可就是拿不出预算。”

古斯配还从我这里了解到在中国黄山由四个朋友举办的诗歌节，曾经那四个朋友一个星期中没有一天不是醉醺醺的，喝醉了就开始写诗。后来四个人都觉得这样的生活太过浪漫，而且也赚不了钱，于是七天就变成了三天，剩下的时间用来创业：有人开了一家出租车公司，有人开了宾馆，有人开了餐厅，最后一个开了一家剧院。那些创业赚的钱就用来邀请世界各地的诗人，前来参加他们举办的诗歌节。由于经济上的独立性，中国政府无法干预，也许根本就不知道这场诗歌节的存在。机票、翻译、旅行，甚至足部按摩的费用都是他们自己掏的腰包。网络上找不到任何跟诗歌节有关的信息，现场也没有观众。诗人们来到著名的花园里，站在一棵孤单的松树前，又或是黄山的悬崖峭壁上，朗诵作品。四个朋友面带幸福的微笑，倾听那些动人的诗句。

“那你住的酒店是什么样的呢？”

“是新安国旅。”房间里的写字台上有一包玫瑰味的餐巾纸，椅子刷成了青花瓷色，窗外是一座小桥流水的花园，花园里种着修剪平整的小树。每天早晨八点半一个女人便拿着笤帚在草地上扫起来。

麦德林诗歌节结束后，我就动身前往巴兰卡维梅哈，和四个诗人坐在一辆密闭的汽车里，司机的腿上摆着一把自动步枪，紧跟其后的汽车里也坐着两个持枪的人。我们正在去一家最大的炼油厂的路上。早上五点，工人们全都聚集到一片草地上。六百号人，一千两百只黑黑的手。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诗人们从兜里掏出几张纸，朗诵起来。

古斯配听了两眼放光，仿佛自己也成了工人中的一员。阳光照在他的身上，辞藻诗句涌入他的耳朵，搅乱了他的灵魂。

奥斯卡·王尔德曾经为科罗拉多州莱德维尔的煤矿工人们朗诵过，他并没有选择诗歌或是他一生中创作的唯一一部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而是穿着天鹅绒西装，朗诵了本韦努托·切利尼自传中的一段。本韦努托·切利尼是十六世纪意大利的艺术家，曾经羞辱过牧师和皇室，拜访过风尘女子，还杀过几个人。煤矿工人沉浸其中，接近尾声时大声呼喊王尔德明年一定得再来，接着给他们朗诵切利尼的自传。

古斯配也想接着往下听。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和卢卡之间的交流很少。要是我在店里，有时候他会坐到我身边，有时候会把我叫进厨房里。我问卢卡古斯配最近怎么样，在学校表现如何，有没有交女朋友。卢卡一边工作，或者一边喝咖啡，一边回答我的问题。有时候也会主动告诉我跟古斯配通过电话，古斯配让他向我问好。我们都在避免一些问题，一场真正的对话。跟之前那十二年比起来，这已经算好了，可是我们之间的话仍然不多。我们不愿听对方讲话，因为会产生一种嫉妒。比如古斯配在维纳斯度过的冬天，我和他一起去草地里散步的春天。那时候卢卡正在鹿特丹的厨房里，弯腰做冰激凌。

如今那些曾经沉默的故事把我们联系起来，我们仔细地去倾听每一个字词。然而有些事，卢卡仍然不愿知晓。

我给古斯配朗诵了雪莱的诗。十五岁那年，就是那首诗颠覆了我的世界。“心很小，只容得下一个爱人；灵魂也如此，只容得下一个想法。一生只有一个目标的人，便失去了永生的机会。”那年古斯配也是十五岁，还留着短发，瞪着眼睛呆呆地看着我。也许当年第一次听到这首诗时，我也是这种表情。后来他终于说话了，只说了一个词：“好美。”这一切卢卡一个字也不想听到。

他总是说：“别拿那些诗句来烦我。你就不能不提诗歌吗？”

对于古斯配喜欢的诗人我只字不提，他们的作品古斯配倒背如流。有一次羽勒池·德勒德尔坐在冰激凌店外面，古斯配请他在诗集上签名。德勒德尔写道：“致古斯配，咖啡很黑，冰激凌很特别。”

弗朗斯·菲戈尔有时也会经过店门口，却从来没有驻足停留。也许我父亲曾经把他从店里赶走过，因为他看起来像个流浪汉。从他每天都带在身边的那个塑料袋就可以认出他来，袋子里装的是他软磨硬泡要卖给书店的诗集。

我把中国诗人第一次来参加国际诗歌节的情景讲给古斯配听。那是七十年代，那时候人们还无法想象共产主义国家的作家是怎样的。虽然作品没有翻译，还是来了好多观众，所有人都意识到那一刻是多么特别，带着崇敬的心情倾听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的三位诗人朗诵自己的作品。突然，弗朗斯·菲戈尔站了起来，冲着台上发音不清的一个中国诗人喊道：“响一点！我听不清！”

古斯配问我有没有菲戈尔的最后一本诗集，他对书前面的座右铭印象尤为深刻。那是布莱登·布莱登巴赫的诗句：诗歌的作用就是用力地操那些字词。

我没有跟卢卡提波利斯·来泽的名字。在我把《E上空的云朵》这本诗集拿给古斯配后，他就义无反顾地着了迷。来泽是一个俄罗斯男孩，总想跟喝醉的妓女一样放声高歌，作品里浸透了愁绪和绝望。他既是诗人，也是街头霸王。古斯配被那直接、通俗的语言打动，还有出现在诗里的醉汉和瘾君子。来泽的脸上有个巨大的疤痕，说是打架时留下的。事实上是小时候摔跤摔的。

他在世界诗歌节上的表现可谓丑陋，几乎每天都醉醺醺的，谁的话也不听。有限的英语水平让人几乎无法跟他交流，观众都失望极了。来泽摇摇晃晃地走向讲台，顺序错乱地朗诵起来，跟屏幕上英语及荷兰语的翻译完全不一致。

在这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在父母偏僻的房子里上吊自杀了。人们在他的写字台上发现了一张纸，上面写着：“我很爱你们，别废话了！你们的波利斯。”那年他26岁，跟莱蒙托夫一个年纪，然而后者是在一场群架中被枪打死的，死前还以为大伙儿打架是闹着玩的。

我不会给卢卡念波利斯在诗歌节的闭幕式上朗诵的那首动人的诗。那首诗是为他的儿子写的，开头是：

我从荷兰回来，会给你带乐高玩具，

我们一起来搭一座漂亮的城堡。

你能让时间和人们都回来，

爱情也一样——啊，是那么繁盛。

每次我读这首诗，眼睛都会停留在“我们一起生活，一起慵懒，直到雪花从空中落下”这一行上，会想到古斯配去追逐的太阳，那个冰激凌人几乎不见的太阳。

我跟卢卡讲拉法雷多巨石山。倘若从柯蒂娜开车去多比亚科，就可以看见那三座巨大的岩石，虽然只有一秒半的时间。

“你跟他去过拉法雷多巨石吗？”

我点了点头。在一个晴天里，我和古斯配徒步走到了那里。我的肩膀上背着一个书包，他的皮带上吊着一瓶水。

“什么时候的事？”

我想了想，算了一下，说：“他七岁那年。”

卢卡不说话了，也算了起来。想起了古斯配七岁那年的春天，想起了父亲母亲还在店里帮忙的日子，想起了那一季他做的各种味道的冰激凌。

“他喜欢那里吗？”卢卡问。要做到不嫉妒、继续提问，从而知晓更多的故事，对卢卡来说真的很难。

我记得我们离拉法雷多巨石越近，古斯配的脚步就越快。前往巨石的路很多，其中一条的起点是一个用柏油浇筑起来的停车场，从那里出发，只需要走十五分钟。我们俩很早就起床了，走了一个上午。古斯配右手握着一根在路上捡到的棍子，左手牵着我的手。我俩把毛衣都脱了。那是五月里的一天，很暖和，周围山顶上的积雪都不见了。

巨石山不会一下子就出现在人们眼前，远远地就能望见，然而每靠近一步，它们就越来越大、越来越雄伟。一路上古斯配一直叽叽喳喳，把暑假计划详细地讲给我听。当我们走在巨石之间狭窄的小路上时，就突然沉默起来，仿佛被面前的大山催眠了一样。他的父亲和爷爷都没有这么近距离地接触过这三座大山。

我们停下脚步，抬起头来，看着巨大的山顶和岩石锋利的线条，三座两亿七千年前石化的珊瑚礁从热带海洋里高耸起来。古斯配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大山，跟他一起站在那里真是太棒了。我看着大山，只字不语，听着他的呼吸声，用身体里所有的爱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叔叔！”古斯配突然大喊起来，“看！那儿有人。”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是北边陡峭的山脉。过了一会儿我才看见两个小点点，是登山者。

“你敢吗？”古斯配问。

“不敢。”

“我就敢。”

说完便拉着我的手，想要顺着石块往上爬，爬向大山的山脚处。

“他要爬巨石山。”我对卢卡说。

一开始卢卡没什么反应，后来便笑起来，那个固执的儿子拉着叔叔的手，仿佛出现在他的眼前。

我和卢卡都看见了古斯配，都用力地拉扯，又使劲摆脱，直到锁链崩断。

秋天到了，天黑得越来越早，再过几天冰激凌店就要关门了。街上的行人穿上了外套，树上的叶子黄了。只有在周末才有人来店里排队买冰激凌。今年秋天不算坏，几乎没怎么下雨。

“我们这么谈论他，就跟他死了似的。”卢卡说。

“他没有死。”

“你怎么知道？”

我没有回答。

“我问你话呢。”卢卡说。

我本想保持沉默，就跟以前我问他，他什么也不说一样。然而卢卡并不罢休，不停地重复着问题。从他嘴里说出的话回荡在厨房里的瓷砖之间，也是同样的白瓷砖，见证了古斯配和卢卡无数次的争吵。

“因为我是他的父亲。”

这时厨房一下子沉默起来，冰激凌机器也仿佛安静下来。慢慢地声音又回来了，是刮刀的声音，冰激凌又开始轻声耳语。卢卡张开了嘴巴，我以为他会“爆炸”，不过他并没有生气。

“我就怕你会说这个。”他说，“不过我希望你是对的。”他睁着泪汪汪的眼睛看着我，继续说，“我不能没有他，索菲亚也一样。”

也许我可以没有他，也早就习惯了没有古斯配的日子。从他出生起，对我而言就一直是一个远处的小点点。只要我集中注意力，就能看见他。就和母亲跟我通电话时，我能看见卢卡在店里干活的场景是一个道理。这一切发生得很自然，跟记忆有关。

要是卢卡听见了，又会说我是在编故事，好填补空缺，填补一个很大很大的洞。

尽管如此，我还是看得见古斯配，看见他走在墨西哥、米却肯和科利马的大街上。又或者是在查卡华白色的沙滩上，只见鸟儿一头冲进海浪，叼着一条鱼又飞回了空中。小点点越来越远，是一个寻找永恒的夏天的冰激凌人。

会因为我是他的亲生父亲，就更了解他吗？还是我们俩对他的了解都不透彻，因为我们都只认识一部分的他？

“有时候我在想，在他出发前，我就已经把他弄丢了。”

同样的话我也可以说，我就从来没有拥有过他。

有时候我在想古斯配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看出了其中的猫腻，就跟索菲亚的母亲一样。

我和卢卡都是四十好几的男人，脸上出现了皱纹，头发稀疏，牙齿也开始退化了，然而比起二十年前，我们却越来越不像。卢卡越来越重，越长越圆，肩膀很宽很结实，他有的肌肉我却没有。而我很苗条，跟卢卡比起来简直是瘦弱。时间让我们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不同的不再仅仅是皮肤的颜色。卢卡走起路来，背是弓着的。

在离冰激凌店不远的西十字码头，开着一家贝纳利肉店。年长的摩洛哥屠夫已经退休了，他的儿子们接手了肉店，在这之前也一直在店里帮忙。然而，他的大儿子却成了作家，发表了几部小说，其中一部还成了畅销书。大儿子搬去了阿姆斯特丹，过上了忙碌、充满梦想的生活。他经常出席新书发布会，身边围满了在出版社工作的年轻女子，每天都睡得很晚才起床。有时候大儿子乘火车回鹿特丹，我偶尔也会看见他和一个弟弟坐在冰激凌店外面。卖肉的弟弟皮肤苍白，就跟厨房里的日光灯似的。头有点秃，瞧那身材就知道他力大无穷，也说明了卖肉的工作有多么沉重。他的哥哥呢，皮肤黝黑，戴着一顶嬉皮的意大利鸭舌帽，身材健硕，跟马拉松运动员有得一拼。两人一个很疲劳，另一个充满了能量和计划。一个如牛，另一个像骘。

有一次古斯配招待了兄弟俩，帮他们点了冰激凌，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玄妙。

他一边挖冰激凌，一边对索菲亚说：“看那两个人，跟爸爸和卓凡尼叔叔简直一个样，只是年轻一点、是摩洛哥人罢了。”

索菲亚听了笑了起来，古斯配继续说：“那个戴帽子的应该在跟你调情，瞧他那看你的眼神。”

“他很帅。”

“他弟弟呢？”

索菲亚没做声，没有立刻给出答案，想了一会儿，才说：“我看啊，另外一个很害羞。”

“你觉得我像他们之间的哪一个？”

“你跟他们不像。”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索菲亚放下了手中的活儿，问：“那你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问，你觉得我更像卓凡尼叔叔还是更像爸爸？”

索菲亚紧紧握着勺子，不然勺子就会从手里滑落下去。“你像我。”她一边说，一边挤出微笑。

“大伙儿都觉得我更像卓凡尼叔叔。”

古斯配看着母亲，而她的眼睛却看着下面，盯着柜台里的冰激凌。

“你不觉得吗？”他问。

索菲亚看着他，说：“要是你从早忙到晚，整个夏天都辛勤劳动，把自己关在厨房里，就自然而然像你父亲了，这一点你完全不用操心。”说完，索菲亚继续给卖肉的弟弟和作家哥哥挖冰激凌。

索菲亚，我童年里的童话公主，那个出现在大雪里的女孩，那个把我迷倒的女孩。她和我的弟弟结了婚，却跟我有一个儿子。她维持着家里的和平，把家人凝聚在一起。现在，却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一切从八月中旬开始，就在古斯配出发后的一个星期。一开始索菲亚起床的时间越来越晚，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再到十二点以后，接着就整天待在床上。卢卡说这就跟怀不上孩子那会儿一样。历史再次上演，而这次却没人能接替她的工作。古斯配走了，卢卡已经要负担两个人的活儿，而莎拉取代的是母亲的位子。没办法，卢卡只好请了个学生在夏末和秋天的晚上来帮忙。有时候我看见那个男孩站在柜台后面，或是店里店外走进走出的样子，就跟一个迷路的孩子，被一个陌生人家收养了似的。而那个家已不再是个家了。

父亲在维纳斯的地下室里用铁块做爱心，母亲在厨房里研究天气预报，古斯配在美国的某个地方，卢卡在鹿特丹做冰激凌，我明天出发前往爱沙尼亚。

那个曾经把全家人凝聚在一起的女人躺在一片黑暗中。卧室的门一直关着，里面很热，空气无法流通，索菲亚把头埋在被子里，那头长发似乎再也不会发光。不管卢卡说什么，都无法把她从那个沉睡王国中拉出来。房间里很闷，要是卢卡拉开窗帘，打开窗户，索菲亚就会在被子里尖叫起来，仿佛沉睡中发出的叫喊，几乎听不清她究竟在喊什么，直到卢卡离开房间，才又安静下来。她不回答卢卡的问题，卢卡也不可以碰她，没办法安慰她。

我走过红白相间的遮阳布，走进了店里，走过柜台和收银台，走进通向楼梯的门，没人问我这是要做什么。莎拉站在柜台后面，无聊地看着外面。卢卡在厨房里，获得了他的允许，我才上楼的。他说：“你曾经创造过奇迹。”说完便继续干活儿。

当我上楼打算让索菲亚怀孕的时候，是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去的。当我去她那儿看我刚出生的儿子时，是飞奔上去的。这次我并不需要去三楼，可是爬楼的时间却变长了。我紧紧地抓住楼梯扶手，听着鞋子下面的台阶发出的嘎吱声。我问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还有哪些义务要去完成，为什么没有转身穿过遮阳布，自动消失。

来泽的诗句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你能让时间和人们都回来，然而我却怀疑奇迹会不会重演。索菲亚不会再穿着牡丹花的裙子，不会再为我打开门，脸上不会再有红晕，那头金发也不会再编成辫子。这次她会嘴唇干裂、眼袋浓重地躺在床上，脸上毫无神情，被悲伤折磨得精疲力尽。她在等古斯配，只有他的归来才能化解她的悲伤。

我穿过客厅走向卢卡和索菲亚的卧室。桌上还摆着晚饭时的盘子和杯子，苍蝇在剩菜上吃得很欢。灶台上摆得满满的，水池里还有煮煳了的锅子。看起来饭早就吃好了。卢卡不能没有索菲亚，而冰激凌店不能没有古斯配。也许几个季度问题不大，可以请人来帮忙。可自始至终还是得有个儿子来继承这一切。

古斯配出生的那天，冰激凌机器停止了转动。而现在，机器可能要永远停歇下来了。

我抓住门把手，还待在屋外。门后面什么声音也没有，没有被子稀里哗啦的声音，没有咳嗽声，也没有打呼声，索菲亚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听我的，不知道我的话能不能把她从麻痹中唤醒。我们都了解人们的内心吗？都知道该如何遗忘痛苦，再次燃起希望吗？

这时我按下门把手，打开了门，门吱嘎响了起来，一股热浪向我扑来。屋子里很黑很沉寂，走进屋里的那一刻我晕头转向，身边的一切都旋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