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行婚礼的那天，维纳斯天气很好。一大早太阳从山间升起，染红了一片天。草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雪，落叶松的松针也被白雪覆盖住了，不过路上没有积雪。父亲在多比亚科的火车站等我，之前我在新德里，和拉尔森一起参加一个诗歌节，大多数时间都坐在大巴里。在新德里的不同舞台上，诗人们纷纷朗诵自己的作品，观众却少得可怜。拉尔森跟我解释，诗歌节的目的是让诗人们碰个面，一起诠释他们的作品。他说：“观众是次要的。”我的房间对面是唐诺特广场，夜里，一只老鼠试图通过空调寻找出去的通道，弄得我整夜没合眼。

父亲看上去气色很好，一副很放松很愉快的样子，一个典型的冬天里的冰激凌商人。

“一路还顺利吧？”车子驶出多比亚科时，父亲问。他是开着白色的路虎来接我的，一踩油门，马达便轰轰作响，父亲非常喜欢这个声音。因为要开山路，父亲特意买了这辆四轮驱动吉普车。远程的话，比如每年来回开鹿特丹，就用那辆绿色的奔驰，开起来几乎不出声。

“还好，就是远。”我说。我从新德里飞到了罗马，坐夜车去了维罗纳，接着继续前往博尔扎诺和福尔泰扎，感觉身体的一部分还在旅途中，还没到达维纳斯。

“给，”父亲说，“这是妈妈给你做的薄饼。”

我打开锡纸，吃了一口，吃到了火腿和奶酪。要是热的就更好了，不过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温度已经无所谓了，两三口的工夫饼就没了。

“卢卡很紧张。”父亲说，“我结婚的时候好像没这么恐怖嘛。连袖口的纽扣就得你母亲帮忙扣。”父亲笑了起来，一脚油门，又说，“他可能是怕索菲亚不答应！”

马达像一头熊似的吼叫着，我们在白色的冬景中飞驰。每到急转弯，我就紧紧抓住窗户上面的把手。有时候困得闭上了眼睛，结果一头撞在车门上，又给吓醒了。

到了柯蒂娜丹佩佐的主干道上，父亲又开始说话了：“不知道教堂里会不会坐满人。华伦迪诺和安娜结婚的时候，教堂里就坐满了人，整个村子都来参加他们的婚礼。”那是父亲哥哥的儿子的婚礼，其实父亲自己也挺紧张的。

“我想喝点东西，”快到维纳斯的时候，父亲说，“可是我跟你母亲保证过了，接了你就直接回家。她担心我们迟到。”经过一个酒吧时，父亲还是松开了油门。

“不行，爸爸，”我说，“我们不能迟到。”

“还有时间。”

“不行。”

“就喝一杯，”他说，“一杯金色的透明的啤酒。”

“爸爸！”

“跟他妈一个样。”父亲一边嘟囔，一边踩下了油门，“我那金色的小美人儿啊，就这么走了。”

每到冬天，父亲一早就要喝一杯啤酒，几乎所有的冰激凌商人都有这个习惯，只是大多数都控制不住尺度。退休后，鼻子就越来越红。冬天里没什么事好做，整条街宛如死了一般。

我们经过索菲亚父母家的那座大房子，每个屋子里都亮着灯。她的父亲坐在客厅里，我没看见他的妻子和女儿，可能待在屋子后面的浴室里。我想着索菲亚那头金色的长发，那头我从来没梳过的头发。

一股烟从我们家的烟囱里冒出来，那片灰色溶解在早晨冷冷的空气里。父亲把路虎停在了奔驰旁边，车库前还有一辆水泥转筒车。父亲骄傲地说：“是我刚买的。”

“你不是已经有一辆水泥转筒车吗？”

“跟这个可不一样，这个容量大，还是橙色的。”

他是不会用这个转筒做出水泥或者混凝土来了，至少这辈子不会。

母亲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还说天气这么好，她真是太高兴了，整个人容光焕发。

“快来，”她说，“快去洗洗，把衣服换了，我们去教堂接着聊。”

卢卡刚从浴室里出来，穿着一件崭新的西装，把头发全都梳到后面，亮得跟乌木似的。我们经过彼此身边，过道很窄，都得微微侧身，背贴着墙，肚子和鼻子之间几乎没剩下什么距离。我看见了他的眼袋，也许他也看见了我的。

“大日子啊。”我说。

“是啊。”

“你看起来真帅。”

“一会见。”

他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过道里。我是他的哥哥，是他婚礼的见证人。他只跟我说了三个字，一年中就只有这三个字，三个毫无意义的字，跟“啊”或“哦”没什么区别。

浴室里全是弟弟的味道，他身体的味道，他的卧室和鹿特丹的阁楼里也是这种味道。他每天早晨掀开被子，那股暖流便扩散开来，钻进我的鼻子。有时我会梦到这样的场景。

我洗了把脸，穿上那件我足足背了一万公里的西装。西装有些褶皱，裤子上的折痕更大。

我们四个人一起走向教堂，鞋跟敲打着砂石。母亲面带微笑，一会儿看看卢卡，一会儿又看看我，幸福极了，虽说婚礼还没正式开始。

圣马可教堂外面的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人，一个个都打扮得漂亮极了。男人们打着领带，有的还戴着帽子。他们的妻子闻起来香香的，裙子比平日里的短一些，看起来比实际年轻一些。冰激凌商人们互相握手，聊上几句，每个人嘴巴里都吐着白色的雾气。这时教堂的钟声响了，人们都走进了教堂里。

我坐在第一排，旁边是我的父母和索菲亚的母亲，她也是证婚人，穿着一件皮草披肩，不过并没有起到什么遮盖作用，她是教堂里唯一一个裸露着肩膀和手臂的。那条深蓝色的裙子刚好遮住膝盖。

管风琴师开始演奏，大伙儿几乎同时转过头，索菲亚挽着父亲走向前来。她穿着白色的婚纱，裙子很长，胸部闪闪发光，宛如珍珠。一头金发被编成了辫子，绕在头上，仿佛一个金色的皇冠。她迈过教堂光滑的地砖，那么美丽，那么自信，一路走来，眼睛一直看着前方。当她走向卢卡时，卢卡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教堂里坐满了人，还有人站在最后面。当两人互相承诺时，教堂里一下子安静下来。牧师穿着肩膀上镶着金线和紫色装饰的长袍，看着新娘新郎，叫他们站起来，握住彼此的手。接着便开始念那些延续了几个世纪的词句，卢卡和索菲亚得跟着他重复。

我是见证人，我看，我听，会永远记住这一幕，然而内心却有一种想离开这里的念头。我不想坐在这个教堂的这张木头椅子上，想回到印度，回到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飞机晚点了，旅客们在等待一架天蓝色的飞机。广播里开始用英语念乘客的名字，又有一群旅客到达了目的地。

好像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现在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掌声响起，母亲哭了，索菲亚的母亲用手帕去擦拭眼角的泪花。新人转过身，看着教堂里的宾客。卢卡看着父母，我看着索菲亚，冬日的阳光照在她的脸上和那身圣洁的裙子上。现在我才发现索菲亚变了，从一个伸舌头接雪花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女人。她笑了，我也笑了，那一刻我仿佛抱住了她。

教堂外面孩子们捧着米粒，撒向新郎新娘。索菲亚低下头，闭上眼睛。卢卡转过身，看着索菲亚，两人在一片白雨中亲吻。我也捧着米粒泼撒起来，这时记忆又回到了打雪仗的那天。就在那一天，我倒下了。

卢卡和索菲亚坐进了从贝鲁诺那里租来的阿尔法·罗密欧，这辆车曾经把无数对新人送入了新婚生活。司机戴着一顶帽子，身上有香烟的味道，指甲泛黄，不过那辆老爷车上却没有一丝刮痕。我仍然站在教堂前，看着汽车开远，仿佛小岛上一个溺水的人看着远处的一艘轮船。

触摸无须靠得很近，即使遥远也无妨。这是印地诗人曼哥拉·达布来尔的声音，是我在新德里听到的，现在这声音跨越大海，来到了我的耳边。宛如长长的草叶蔓延开来，触到月光似的抚摸。

父亲母亲走向汽车，其他人跟在后面，就跟星期天一样，街上出现了一队人，大家都穿着最漂亮的衣服，走在狭窄的路沿上。

“下一个结婚的就是你啦。”有人说。一只有力的大手在我的肩膀上拍了拍，大拇指上长着厚厚的老茧。

来年春天，我们又见面了。我以为会看到一个大肚子，然而索菲亚还是那么苗条，站在柜台后面，一副很无聊的样子。

“嗨，哥哥。”她笑着跟我打了声招呼，“我很想亲你一下，可是我太矮了，从柜台后面够不着。”

“给我泡一杯意式浓缩，也能让我高兴起来。”

我走到一张小桌子前，坐了下来，听咖啡机的声音，数咖啡流到杯子里的时间。二十六秒，一秒不多，咖啡机如马达一般轰鸣着。

“都下了一整个上午的雨了，”索菲亚端着一个托盘，向我走来，说，“下午会暖和一点，不过还是会下雨。”

“欢迎来到荷兰。”

“这个星期一直是多云的天气，风也会越刮越厉害。”

我差点以为是母亲在说话。

索菲亚告诉我，店已经开了一个星期。这可是个不好的开头，卖的咖啡比冰激凌还多。

父亲和母亲去买东西了。卢卡在厨房里，我透过那扇小窗户看见了他，也许他也看见了我。

我又仔细看了看索菲亚的肚子，还是没发现什么异样，她的脸也一样，什么变化也没有。

从前碰上下雨天，我们就会做甜筒。后来甜筒被装在箱子里送到店里来，我们就有时间来数雨滴了。我是家里唯一一个读诗的，读海曼送的，或者是从隔壁书店里买来的诗集。那家书店的橱窗很高，一只黄色的猫高傲地在装满书的书橱前走来走去。书店的女主人是个金发美女，自己也写了几本书，不过从来都没出版过。她的店跟冰激凌店的情况刚好相反：每到阴冷的雨天生意就很好，大热天里就没人来光顾了。不过她想到了一个对策。一到夏天，她就会穿上薄薄的衬衫，衬衫的领子开得很低。给书包装的时候，有的人就会不停地盯着那里看。有一次她问一个顾客：“这两本也要包吗？”

钟响了五下，女主人开了一瓶葡萄酒，有时候会早一点。猫咪躺在玻璃橱窗里，阳光透过乌云，照在猫咪身上暖洋洋的。

回过头来看，冰激凌店对面是世界诗歌节的办公楼，不到十米的地方还开着一家书店，事情也不可能朝别的方向发展。这条街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磁场，我的父母和弟弟什么都感觉不到，每到下雨天就只会发呆，也算是个奇迹了。要是我把一本诗集放在冰柜上，是没人会拿起来读的。

索菲亚好像对诗歌也没什么感觉，有时候会问问我的工作，不过通常只想了解我去过的那些城市。咖啡厅，餐厅，还有人们晚上光顾的地方。有几次我一开始朗诵诗歌，索菲亚就立马去做别的事了，就好像我做的事是明文禁止的一样。她是我弟弟的妻子，当然明白冰激凌和诗歌是无法同时存在的，要不就是冰激凌，要不就是诗歌。警笛声响起，人们迷失了道路。

厨房的门开了，卢卡拿着两个勺子走出来，要我们尝冰激凌。

“番茄。”索菲亚说。

“罗勒。”我补充道。

“太好吃了。”

“味道很特别，不知道爸爸会怎么说。”

卢卡转过身，在厨房里消失了。

在那个多雨的春天发生了三件事，表面看起来好像并没有什么联系。父亲买了两只鸟，弟弟专心研究新的冰激凌口味，我把家搬到了鹿特丹。

之前，我一直住在阿姆斯特丹，一个星期去出版社上一天班。我对罗伯特承诺了两件事：第一，我还会参与诗歌杂志的出版；第二，我会尽可能地邀请社里的诗人去参加世界诗歌节。这些承诺发生在酒吧里。在他喝了第一口国王啤酒后，我把去世界诗歌节工作的消息告诉了他。那天晚上开了很多瓶啤酒。就跟拉尔森说的一样，罗伯特理解我的选择，也为我能拥有这样的工作而高兴。“这是个不错的机会，”他说，“我特别想知道你会发掘出哪些诗人。”

我们谈论了一些他参加过的诗歌节，他说：“比利时列日的诗歌节很亲密，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诗歌节了。诗人们就差没坐到彼此的大腿上了。而麦德林的是最棒的，一百多个诗人受邀前往现场，很多场地都参与到诗歌节中来。咖啡馆，休息室，大街上，大学里，整个城市里全都是诗歌的影子，你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开幕式那天晚上，上万个人连续七个小时在户外听诗人们朗诵。即使下雨，也仍然坐在原地，直到深夜。”

罗伯特的眼睛越眯越小，咖啡馆里没剩下几个人了。穿上外套后，他又对我说：“这工作真的很棒，对我们的诗人来说也一样，他们很快就会被邀请去鹿特丹了。”一边说一边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经拉尔森的允许，我把诗歌杂志设定成世界诗歌节的合作伙伴，每年都会出一本诗歌节特别期刊。诗人朗诵的作品、采访和论文都会收录进去。然而，成为编辑后的第一届诗歌节还未拉开帷幕，我每天都在忙着阅读、翻译、打电话和写信。有个学俄语的实习生来帮我，她的童年是在圣彼得堡度过的，在她眼里，世界上就没有比茨维塔耶娃更伟大的诗人了。

我根本没有反驳的机会。

小心地念想着一些事，一些隐形的事，被埋葬的宝藏，一步步，一朵罂粟花接着一朵罂粟花，就这样，我把花园里的花都摘光了。有一天，在夏天干燥的呼吸中，死亡会不知不觉地，摘下我的头颅。

她叫珊尼亚，金发，白皙的脸，火红的嘴唇。下班的时候，男朋友通常会来接她。他的手很黑，有时脸也被抹黑了。他在一家修车厂工作，他们俩就是在那里认识的。她的大众风扇的皮带吱吱吱地响个不停，看来得换了。见到他的那一刻，就立刻爱上了他。

“他也念诗吗？”她讲完那段相遇后，我问。

“不，当然不，他是个汽车修理员，喜欢长腿金发女郎。”

“你爱他？”

“是的，”她说，“你觉得这很奇怪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觉得这种组合很特别，不过并不想给她留下保守的印象。

珊尼亚给我讲她的大学老师，当老师自己还是个学生的时候，跟教授有过一段多年的恋情。现在呢，跟一个清洗玻璃的人结婚了，生了两个孩子，有了一个装修精美的家。她每天都去大学里教书，而他就开车去郊外，竖起高高的梯子。

“你认为他们幸福吗？”

“是的，我是这么想的，”说完又立刻纠正自己，“哦不，我肯定。”

我的父亲跟一个来自冰激凌家族的女人结了婚。母亲还年轻的时候，曾经发誓永远不去冰激凌店里工作，她想成为一名护士或者一个幼儿园老师，然而事与愿违，无法逃避命运的安排。卢卡爱上了一个来自摩德纳的女孩，一个董事的女儿，然而她却拿起了挖冰激凌的勺子，一切都发生得那么自然。

我在鹿特丹买了一间公寓，阁楼打通到天花板，从下到上足足六米多高。空间狭长，并不十分宽敞。厨房是客厅的一部分，床前立着一面屏风，这之外，一点拓展的空间都没有了。

公寓离世界诗歌节的办公楼就五分钟的走路时间，跟冰激凌店也一样近。我上班去的时候，店门还关着，不过几乎每次都能看见有个人站在昏暗中。有时候父亲会跟我招手，让我去喝杯咖啡。一天早晨，他拿着一个鸟笼让我看，笼子里有两只小鸟，是他从一个经常和几个朋友来店里吃冰激凌的苏里南顾客那里买来的。

“它们会唱歌，”父亲说，“至少那只雄鸟会唱歌。”

“那雌鸟呢？”

父亲耸了耸肩膀，说：“雄鸟得为她唱。”

我看着笼子里的鸟，它们一动不动，一副很害怕的样子。

“卖鸟的那个人是苏里南候鸟协会的主席，”父亲说，“还在公园里举行比赛呢。”

“什么比赛？”

“候鸟比赛，还会有什么比赛？”

“它们都会唱歌吗？”

“那不重要，一只能哼出普切尼的咏叹调的候鸟也没什么用，重要的是它们不停地叫，就算不好听也没关系。”父亲拿来了另一个鸟笼，把那只雌鸟放了进去，说，“得把它们分开来，这样雄鸟才会尽最大的努力。”然而那只雄鸟并没有叫起来，而是在笼子里上下扑腾，狠狠地啄食槽里的食吃。鸟食落在了地上。

我在想母亲是怎么看父亲的这个新爱好的。

“你也打算参加比赛吗？”

“不行啊，”父亲说，“我得工作，得帮你弟弟的忙。”

是时候回到对面去了。我注意到父亲的脸，注意到他的眼神。他已经拥有了全世界的工具去实现一项重要的发明，却要在冰激凌店里工作。他有一只候鸟，却不能去参加比赛。

“来，”他对那只雄鸟说，“给你的女朋友唱首歌，快唱。”

几天后我又听见他说同样的话，只不过声音提高了，语气变得不那么友好。母亲就站在他身后。

“它们不想唱。”母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