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春天，索菲亚站在冰激凌店里，把那头长长的金发编成了粗粗的麻花辫，挂在背上，手里拿着挖冰激凌的大勺子，和我的母亲一起接待客人。父亲负责泡咖啡，店里店外地跑来跑去。卢卡待在厨房里，煮牛奶，做出厚厚的奶油冰激凌。四个人再次一同出现在鹿特丹。

是去年冬天，也许是前年，具体什么时候卢卡是不会告诉我的。他还是不理我。他终于赢得了索菲亚的芳心，索菲亚取代了我在店里的位子，不过对卢卡来说，我还是我。当我二月底迈进店里，我们四目相交时，他没能抑制住那丝微笑。走进店之前，我已经看见索菲亚了，几乎一眼就注意到了，那时我的手还没有触碰到门把手。透过母亲正在擦的玻璃，顺着那条蓝色的围裙，我看见索菲亚站在父亲身后，父亲正拿着一块抹布，把意式浓缩咖啡机擦得闪闪发光。她就在那里，这场景既不可预料，又那么自然。只见她拿着拖把，在我脸上亲了一口，算是跟我打招呼。

“哥哥，你好。”她微笑着说。

透过厨房门上的那块小玻璃，我看见了卢卡，他也笑了，不过是一种轻视的笑，仿佛一个拳击手看着对手躺在地上。

他们正在打扫卫生，这是冰激凌店开门前最后的准备。明天应该就要正常营业了。

“这几天一直没下雨，”母亲高兴地说，“今天下午还会出太阳，这周末气温会上升，刮的是西南风。”

我就知道，春天已经荡漾在空气中了。

父亲给我泡了一杯意式浓缩。“你尝尝，”他说，“我今天早上才打开咖啡机，咖啡豆也是刚刚磨的。”

我喝了一小口，尝了尝。温度有点低，所以咖啡有点酸，不过这是因为咖啡机还没有暖透。

“味道不错，”我说，“就是太少了，都能看见杯底。”

跟别的客人不同，我没有免费的水喝，却得到了父亲一个大大的拥抱。他的胡子挺扎脸，我的也一样。在刚刚开市的第一天是没有冤仇一说的。几个星期后，冰激凌机器全速旋转，咖啡机喘不过气，父亲的关节也吱吱嘎嘎响起来的时候，父亲就会开始咒骂我，同时眼前出现了一个场景：我坐在一张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本诗集。他呢，不停地跑进跑出，火辣辣的太阳挂在空中。

父亲把一张双层滤纸放进了咖啡机里，按下了按钮。两道焦糖色的液体落进了事先加热过的咖啡杯里。整个过程一共26秒，一秒不多，一秒不少。

对大多数冰激凌商人而言，咖啡只是顺带买的。早上或者下雨天可以吸引不少顾客。再说自己能喝上真正的意式浓缩，也挺好的。卖冰激凌是他们维生的方式。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热情，又或者超越了热情，有的冰激凌商人一聊起自己的行业就停不下来了，一聊就是整个冬天。在酒吧里谈论横式和纵式冰激凌机器，谈论理想的温度，谈论配方的比例，在外面谈不够，到了家里的饭桌上还要唠叨。有些冰激凌商人的老婆都快疯了。

一到冬天，父亲便消失在地下室里，那个堆满了螺丝刀和砂光机的宝库。父亲很少谈论冰激凌，不过要是有人谈起咖啡来，便会掺和到对话中去。别的冰激凌商人通常谈论的是咖啡的香气，称赞的是自家咖啡特别的味道，比如巧克力味、肉桂味、肉豆蔻味，还有雪松味。曾经有一个冰激凌商人说他们家的意式浓缩闻起来有童年时彩色铅笔的味道。

父亲一再强调的是26秒，觉得香味不重要，都是浮夸之谈。

“一杯好的意式浓缩就该是意式浓缩的味道。”父亲大声说出自己的观点，“就像酸奶冰激凌吃起来是酸奶的味道一样。”

他试着去说服其他冰激凌商人那经过多年试验后发掘出来的理想时间。

“为什么不是28秒？”一个来自福多的商人问，“又或者是24秒？”

“28秒太长了，”父亲严肃地说，“咖啡会很苦，烟熏味会太重。24秒的话咖啡会很酸、很淡，还没来得及提取咖啡豆的味道。”

“爸爸，那23秒呢？”

“23秒的话咖啡杯有可能会爆炸。”

“一杯咖啡26秒？”另一个冰激凌商人说，好像遇到了一个很难的算术题，“我可没有这么多时间。”

“那么着急干吗？”父亲说，“零下十五度冰激凌是不会化的。”

“等得太久，顾客就都走啦。”

“走就走呗。”

冰激凌商人们全都扬起眉毛看着父亲。

那也许是一种逃脱、一种抽身而退的方式。躲在咖啡机后面，那闪亮的外壳，轰轰的气门，还有压力计。26秒一杯，精准得如同原子弹爆炸的时间。

如一个退休回到意大利卡多雷地区维纳斯村的愤怒老人一般，父亲终将承认：“一开始我只是恨冰激凌，现在也开始恨那些买冰激凌的人了。”

这种抵抗情绪到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又是何时转变成一种极其罕见的厌世情绪，很难说得清楚。父亲本不想成为冰激凌商人，也从来没表达过对这个行业的热爱。计划是，等我们长大了，就要好好料理冰激凌店，父亲出现在厨房里的频率也就越来越低。当我去上大学，卢卡接手了冰激凌店时，父亲还是经常在店里帮忙，而我的弟弟成了那个对冰激凌负责的人。

咖啡机安静下来，咖啡泡好了。

“你一杯，你弟弟一杯。”父亲说。

我接过两杯咖啡，走进了厨房。

“啊，这么说你订婚了。”这是我对弟弟说的第一句话。

他什么也没说，连看也不看我一眼，盯着地砖，听着冰激凌机器旋转的声音。刮刀上上下下地摆动，嘶，嘶，嘶。一个优秀的冰激凌商人不用盯着汽缸，根据机器发出的声音就可以判断出冰激凌做好了没。“就跟婚姻一样。”一个来自泰迪村的老冰激凌商人曾经带着微微的醉意，在酒吧里说，“我了解冰激凌，冰激凌也了解我，会跟我说话。”其他的冰激凌商人也喝红了眼睛，一个个不停地点头。

我们俩什么也没说，同时喝完了咖啡。

也许没什么可说的，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不可能扭转的。我是哥哥，本该接手冰激凌店，却选择离开了这家店。卢卡成了冰激凌店的继承人，得到了索菲亚，这一切都显得那么理所当然。需要索菲亚的是卢卡，不是我，也就没必要再为这争个面红耳赤了。

其他的话题嘛，也没什么好谈的，这一点兴许卢卡也明白。我们的生活已经变得截然不同。我看书，写诗，编辑。我约见别人，跟诗人们一起吃法国奶酪面包，去参加新书发布会。而卢卡每天工作十六小时，做冰激凌，卖冰激凌，把机器擦干净，晚上倒头就睡。冰激凌成了他的世界，而我的世界在冰激凌店收摊时才刚刚开始。

嘶，嘶，嘶。

卢卡关上了机器，拿着一把大勺子，大拇指紧紧地扣在金属勺柄上。弯下腰，接着又直起腰，左边的嘴角微微扬起。这不是微笑，而是因为期待变成了现实，冰激凌味道不错。

他做的是香草冰激凌。它们像水泥一般从大勺子上滑进了装冰激凌的盒子里。

卢卡发现我在看他做的冰激凌，就跟太爷爷的弟弟妹妹看着太爷爷做奶油冰激凌，跟每个人看冰激凌的眼神一样。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味的呢？有谁不爱吃冰激凌呢？看到冰激凌店，有谁会不高兴呢？那个把我们带回童年的甜筒，那个我们都曾拿着塑料小勺搅个不停的小纸杯。小勺搅啊搅，直到杯子里出现了另一种颜色和混合出来的新口味。谁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不爱冰激凌了呢？店外面竖着一个巨大的甜筒，上面有三个冰激凌球，分别是草莓味、香草味和巧克力味的。甜筒是用聚酯纤维做的，里面填满了泡沫。尽管如此，我还是看见许多小孩子从店门前经过时，忍不住上前舔一口。长大后他们也许会忘了这一幕，然而对冰激凌的渴望却从来不曾消失过。

卢卡拿着大盒子向我走来。冰激凌并没有跟着他的脚步一起颤动，既结实，又柔软。

“就跟电影里索菲亚·罗兰的屁股一样。”父亲尝过后，是这样说的。

卢卡举着勺子，送到我嘴边。我看着他那黑橄榄似的眼睛，他也看着我。我张开嘴，他把冰激凌送进了我的嘴巴里。口感无比细腻柔滑，如天鹅绒一般柔软。厚厚的奶油里凝结了几百万个极小的冰晶，形成了冰激凌的脊柱，不过只是整体的一部分。旋转过程中消失的气泡让冰激凌变轻，却没有变脆，一口下去，还有几分嚼劲。当冰激凌融化时，我的眼睛便自然而然地闭上了，整个人仿佛飘了起来。好像在亲吻一个女孩，身体变得好轻好轻。卢卡改良了配方，更加专业了。冰激凌的结构变得更加绵密，味道更加浓郁，香草也被均匀地分配在冰激凌里。我把冰激凌咽了下去，睁开了眼睛。卢卡一直盯着我，那轻视的笑不见了，嘴角微微上扬，嘴唇间出现了一条缝。他知道我在想什么。是我帮了他，因为店里的事我一概不管，因为我选择了离开，再也不会回来。就这样，他得到了村里最漂亮的女孩。他什么也没说，而他做的冰激凌却说明了一切。

那天下午我们五个人一起在二楼的餐桌上吃饭，母亲做了意大利面，面里有西红柿、大蒜、酸豆和凤尾鱼，桌上还摆着一瓶红酒。这一幕好似山里的某个星期六。

索菲亚换好衣服，从阁楼上下来了。我们全都看向她，瞧见了一大片长满水仙花的草地。她穿上了她妈妈的那条裙子，就跟卢卡穿父亲的工作服一样。我看着她那棕色的腿，心里想卢卡今天早上摸过了没。她拿着叉子在意大利面里转啊转，然后把面塞进嘴里，裙子安然无恙，面的汁水没有溅上去。

母亲没忍住，又谈论起天气来。她在广播里听到明天可能有十七度，两眼放光地说：“第一天就这么热了，还是第一次呢。”

父亲还记得有一年来到鹿特丹，气温还是零下十度，说：“灯柱子上还挂着冰凌，河上的冰厚得能滑冰。”

“那时候他们兄弟俩都出生了吗？”索菲亚问。

“卓凡尼出生了，”母亲说，“卢卡没有，还待在我肚子里呢。”

“我们俩都是在夏天出生的，”我说，“冰激凌商人只在冬天里做。”这后面一句话本是一个玩笑，却没什么好笑的。饭桌上突然安静下来，只剩下弟弟转叉子的声音。

他不做声，整个吃饭的过程中一个字也没说。我在想他会不会跟索菲亚说话，以前是因为不敢，现在呢？我还没听见他跟她说过什么呢。

大伙儿吃光了盘子里的面，又喝了一杯酒。爸爸说他在小店钉子篮的橱窗里看见了一把锤钻。小店离冰激凌店不远，就在同一条街上。

“真漂亮啊。”父亲说。

“你别买就行。”母亲开始警告父亲。

“我已经买了。”

我和索菲亚都笑了。

卢卡看了看四周，脑袋里早就想着冰激凌了。那副紧张的神情跟父亲的一模一样。从前父亲无法好好吃完一顿饭，至少在鹿特丹一直是这样的。总有事情要做，比如分离蛋黄和蛋清，把菠萝碾成泥，榨成汁。店里一共有两台冰激凌机器，却有22种冰激凌口味。做冰激凌的人是店里的核心，一个小错误就会影响到整个店的运作。最严重的就是其中一个口味卖完了。橱窗里摆着一个空空的盒子，来店里买冰激凌的小朋友又是哭又是叫。只要店开着，就别想休息，就一直得工作。冰激凌机器转啊，转啊，转。

“我可以再喝一杯酒吗？”索菲亚问。

“当然了。”说着，父亲把酒倒进了她的杯子里，酒瓶空了。父亲非常喜欢这个未来的媳妇。

“我老婆从来不喝第二杯。”父亲说。

“我们之间至少得有一个保持清醒啊。”

“我可从来没喝醉过。”父亲说。

“就算你喝醉了，也以为自己没醉。”

父亲突然想起了什么，说：“斯特凡·可乐迪有一次把自己的尿做成了冰激凌。”

“爸爸！”母亲嚷嚷起来，“大伙儿正吃饭呢。”

“不是都吃完了嘛。”

“索菲亚在呢，这样的故事不适合讲给小姑娘听。”

后来，索菲亚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所有冰激凌商人的名字都出现在那些故事里。这些故事我们也都听过。斯特凡住在批围村，一天夜里把尿撒在了冰激凌机器的汽缸里，就这样机器运转起来，把尿做成了坚硬的冰糕。斯特凡还把“冰糕”放进了冷冻室里，第二天早上跟往常一样开始工作。由于酒喝多了，脑袋里跟钉了钉子似的，把装着冰激凌的盒子都放进了橱窗里。一不留神，便把那个新口味放进了柠檬冰激凌的位子。过了一个半小时，妻子拿着勺子去挖柠檬冰激凌时，怎么都挖不下去。因为没加糖，冰在零下十八度的温度下变得跟石头一样坚硬。

“斯特凡！”妻子大叫起来，“快给我过来！”

斯特凡看着冰激凌，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这是什么？”妻子问。

“柠檬冰激凌啊。”

“怎么这么硬？”

“好奇怪啊。”当时斯特凡就说了这几个字。

他走到厨房里，尝了尝冰激凌，这下记忆才全都回来。

父亲说：“据说他觉得那味道不错，还尝了第二口！”

关于冰激凌商人和他们的冰激凌机器的故事讲也讲不完，其中最悲惨的要属来自法尔乐村的艾特勒·普拉飞萨尼了。他如绅士一般，总系着一条领带，在海牙开了一家冰激凌店。七月的一个早晨，开始做草莓味的冰激凌，跟许多冰激凌店一样，草莓味是店里最流行的味道。机器发出嘶嘶的响声，不过他不能根据机器的声音来判断冰激凌好了没，于是弯下腰，看向汽缸里，结果领带和机器的转轴缠绕在一起，普拉飞萨尼先生就这样吊死在那红彤彤的冰激凌上。

父亲并没有把这个故事讲给索菲亚听。

“我还小的时候，”索菲亚说，“尝过一次自己的尿，一点也不好吃。”

“没准冷的比热的好吃些。”父亲说。

说完自己也觉得好笑，我们也都跟着笑起来，只有卢卡站起来，说：“我去忙了。”

今天是星期六，下午如同一块水斑蔓延开来，而我们并不在山里。

这一季冰激凌会卖得很好，暖和的春天，炎热的夏天。我经常想到水银柱升到三十以上那些天里的冰激凌店。办公室的窗户开着，办公桌上放着一叠纸，旁边摆着一支铅笔。我卷着袖子读社里诗人的新作。读别人还没有看过的作品是一件很神奇的事，宛如走在还没有被踩踏的雪地里。那种寂静，那种独处，还有那些金子般的文字。有时候我会迷失在两行诗之间，大白天，思绪飘到了冰激凌店里。我在想索菲亚穿着哪条裙子；挖冰激凌的时候，有多少男人试图去看她穿的内衣。

夏天就快过去的时候，维克多·拉尔森约我去鹿特丹，有事要跟我当面说，电话里讲不合适。我们约在冰激凌店见面。下午四五点，阳光落在摆在店外面的椅子上。弟弟走进走出，在帮爸爸的忙，给我们点单的是父亲。

“我要杯装的香草味和覆盆子味。”

拉尔森点了一个甜筒，要了榛果、摩卡和肉桂三种味道。

“要奶油吗？”父亲问。拉尔森还没回答，父亲就走开了。拉尔森经常来店里，父亲知道他吃冰激凌要加奶油的习惯。我也记得有些顾客喜欢的口味。有一位男顾客，来店里买了十年冰激凌了，每次点的味道都一样：满满一大杯开心果味冰激凌，那个杯子足足能装下五个球。他的狗半躺在椅子下面，每次都有甜筒吃，几大口就吃完了。

从父亲走路的样子可以看出他的关节炎又犯了。今天他店里店外已经走了多少趟呢？这个季度已经走了多少趟呢？现在是生意最旺的季节，他得里里外外不停地走，就跟地狱里的西西弗斯似的。我敢肯定过一会儿他就要对我冷嘲热讽了。在最热的那几天，他曾经咒骂过我。而现在，一个炎热的傍晚，他看见我穿着T恤，到他店里来吃冰激凌，肯定认为我脑袋里哪根筋搭错了。他已经五十好几了，早上五点半就得起床，还得整天帮小儿子削苹果。他十五岁那年就开始工作，已经有四十年都没过过夏天了，他恨冰激凌。而我还让他跑进跑出，自己却坐在太阳下面聊天。

索菲亚在挖冰激凌，母亲站在她左边，也在招待一个顾客。在那个巨大的甜筒和灯柱旁边，有一条队伍正慢慢地往前蠕动。我试图去捕捉索菲亚的目光，可是每当我看她的时候，她都弯腰在挖冰激凌。拉尔森说他很喜欢我们最近出的几期杂志，非常赏识那几篇译作。

父亲打断了我们的对话，只见他手里拿着一个托盘，把装着香草味和覆盆子味冰激凌的小杯子放在我面前，又把甜筒递给拉尔森。他并没有立刻走开，停留的时间也不算很长，局外人，比如某个顾客，是不会有所察觉的，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动作缓慢的中年男人。拉尔森也没有觉察到，只有我知道又要开始了。那是一种冤仇，一种堆积已久的怨恨。

“天气真好啊，”父亲说，“我们店外面也有位子，不错吧，这样顾客就可以坐在外面晒太阳了。”

我点了点头，希望他就此打住，然而他还站在原地。

“你得赶紧吃，不然一会儿就化了。”这话是专门说给我听的。

拉尔森已经吃了一口，肉桂冰激凌加奶油。摆在面前的冰激凌，我连碰都不敢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