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后我试着读博，不过更喜欢跟作家、记者和编辑们待在咖啡馆里。在浓烟之间，喝着小酒，聊着天，有人问我愿不愿意去一家出版社工作。其实这更像是一种邀请，不过在这样的夜晚即将过去时，邀请和提供之间的区别也就变得模糊起来。邀请我的人个头很小，手里拿着一个球形的酒杯，眼睛小得几乎都快看不见了，眯成了一条缝，好像见不了光似的。事实上，那双小眼睛很会笑，它们的主人名叫罗伯特·贝伦德森，一个除了热爱文学，也极其热爱生活的人，尤其是在几杯国王啤酒下肚后，对了，这是他最喜欢的啤酒。

“明天去我那里一趟吧，”他说，“我在找一个诗歌编辑。”

与其他晚上一样，那天晚上的对话跟书和作家有关。有人谈论起米歇尔的第一部诗集《没错！石头般的裸露》来，就在几天前这本诗集刚刚问世。

有人觉得他的诗太喧闹，简直就是一种吼叫，一个人突然大声嚷嚷起来：“诗里的感叹号太多，我都数不过来了。”

有的呢，则认为诗集很壮观，富有全新的语调。“我还从来没读过这样的作品，”一个给某家报纸写文章的人说，“很轻松，很清新，同时又很深刻。”

“我觉得那不算诗。”另一个人说。

这样的观点每个星期都会出现，也很少有人会去接下茬。有些人对诗歌的期待就跟对自来水的期待一样，清澈最重要。酒吧里的对话总是那么有趣，既能谈论对某个诗人或者某部诗集的不同的看法，还能跟大伙儿聚在一起喝酒。有时候讨论愈演愈烈，还有几次气大了都快吵起来了。每到那时酒保就出来了，说：“出去，都给我出去！到街上打架去。”

在大学里，我跟另外几个学生一起研究已经过世的作家，可以找到的文学评论不计其数。我们得说出自己的观点，却感觉受到了约束。现在我们站在滚滚的浓烟和尘嚣之间，几百米之外就住着写诗的人，可以说出别人还没有表达过的观点。

一个年轻的女子参与到对话中来，说：“我喜欢米歇尔诗里的好奇，那是一种不同一般的看待普通事物的方式。”

我感觉到一种冲动，想要说上两句。那确实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而语言和形式却不是最新的。

“从外部观察事物的视角，”我说，“火星派诗歌不是也有吗？已经是十年以前了。”那是七十年代末英国出现的一个流派，克雷特·雷恩和克里斯托·弗里德是这个流派的先锋。他们观察这个世界的角度仿佛一个来自火星的人，看着我们周遭的生活。在家里，一个抓鬼的仪器睡着了，只要拿起来，它就会打鼾。

“终于有个不是忧郁派的诗人下笔了，我倒是松了一口气。”

罗伯特点着头说：“再见啦，怀旧情结！”

这时大伙儿又点了一杯啤酒。

“为火星人干杯。”有人喊。

一年后米歇尔被提名布丁奖，却没有赢得最佳新作奖，奖项被别人揽入怀中，然而这并没有改变米歇尔作为诗人起航的梦想。他震动了文学界，至少文学界的一部分都被他的作品打动，那些诗作宛如一颗颗珍珠。对很多人而言，他的作品是一扇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年轻的诗人们试着用更多的好奇心去观察周围的世界，有人创新，有人吼叫，有人幻想。就在那个革新动荡的年代，我开始了编辑的职业生涯，所在的出版社拥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明天去我那里一趟吧。”走出咖啡馆，这样的承诺也就差不多烟消云散了。然而当我第二天爬上运河旁边一座庄严的楼房前的小台阶，走进去时，出版商热情接待了我。罗伯特的眼睛看起来更小了。下个星期我就可以开始上班。

到了店里，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我们坐在二楼的饭厅里，弟弟在楼下，为第一批的客人泡咖啡。“我有工作了，”我说，“下个星期就要在一家出版社担任诗歌编辑。”

“那你的博士论文呢？”母亲问。

这个问题在我的意料之中，可惜我没有答案。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把无名诗人的博士论文写下去，于是说：“我想工作，不想让这个机会不翼而飞。”

“他说他想工作。”父亲大声嚷嚷起来，“还说等不及了。要真是这样的话，现在是八月，快拿起勺子，卖冰激凌去，也好让我休息一会儿。”

说完，父亲便站起来，走向通向屋顶的门。屋顶上摆着一个躺椅，父亲那疲惫的身体在躺椅上伸展开来，躺椅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声音。后来，等父亲退休了，就经常抱怨这儿疼那儿痛。背、腿，还有手，哪儿都疼，小腹和牙齿也疼。他的一生都在跟那些疼痛做斗争，从来没有屈服，不是弯腰、去核、敲打、碾磨、挤压，就是在店里走进走出，根本没时间去想那些疼痛。

“他是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过了一会儿母亲说，“一直都无法接受。”

我下楼走进店里，弟弟在给一个留着刺猬头的小男孩点冰激凌。柜台前站着一小队人，都是带着孩子的父母。今天上午还挺热的。

我穿上围裙走到卢卡身边，说：“嗨，我来帮忙。”卢卡没有反应。

他点了点头，就在我半个小时前走进店里时，他也只是点了点头。

“我有工作了。”我一边往小杯子里盛香草草莓冰激凌，一边说。

卢卡没有对我说“祝贺你”，什么也没说，就跟看着一个火星人似的看着我。

那之后的好多年，卢卡尽其所能回避我。就跟他不跟索菲亚说话一样，现在跟我的交流也就只局限在几个字。只有在我一再强求下，他才会说：“我都听见了。”这就算是回答，有时候我真想拿起大勺子揍他一顿。

父亲还跟我保持着交流，他说的那些话里仍然荡漾着我有一天会重新回到冰激凌店的希望。我是迷路了，他的任务是帮我认清我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我选择了一个没有冰激凌店、没有家人的生活，在父亲眼里，我迟早都是要后悔的。

“你知道吗？”父亲说，“这是里诺加·埃塔诺的歌。”

已经是午夜了，店外面的椅子全都叠了起来，门也关了。爸爸打开了立体声音响，只有在生意好的日子他才会有这个心情。对冰激凌商人来说，生意好就意味着天气炎热，要更加辛勤地跟马儿似的工作。

我听过这首歌，名字叫《天空不是一直很蓝吗？》。歌很好听，凡是听到的人都会忍不住跟着唱起来。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经常跟着哼哼，虽然并不了解歌词的具体内容。

父亲先唱了起来：“谁住在茅屋里，谁为赚钱辛苦流汗，谁留恋爱情和名誉的梦。”卢卡接了上去：“谁抢走存款，谁记性不好，谁一天只吃一顿，谁喜欢射箭。”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仿佛成了一个局外人。那是一首反叛的歌曲，是里诺加·埃塔诺为每天辛苦劳作的老百姓写的。不是为我，一个信手得来工作的人。这样的人可以享受夏天，可以跟天使般的女孩亲热，可以一觉睡到下午。然而当埃塔诺的声音越来越高昂，歌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的时候，我也忍不住跟着唱了起来：“天空不是一直都很蓝吗，啊啊啊；天空不是一直都很蓝吗，啊啊啊。”

母亲听见我们大声唱歌，眼里噙满了泪水。里诺加·埃塔诺出生在克罗托内，是爱奥尼亚海岸边的一个小城市。后来搬去了罗马，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了一个民族英雄，却在三十岁那年因为一场车祸离开了人世。生活就是那么不公平，不过天空却总是蓝色的，而且还越来越蓝。

接下去的这部分也许是我父亲最喜欢的一段，他扯着嗓门昂首挺胸地唱了起来，似乎每一句后面都用了感叹号：

谁思念家乡，谁一个人住

谁挣钱不多，谁在玩火

谁住在卡拉布里亚，谁为爱而活

谁在战争里杀敌，谁高举旗帜

谁活到了八十岁，谁因工作而亡

父亲钱挣得不少，不住在卡拉布里亚，也没有参加过战争，却缓慢地、一点点地为工作而亡。对他而言这就是歌曲的核心，也是他的生命的核心。

歌唱完了，我们仨同时大口喘气，胸部一个节奏地一上一下，父亲说：“这才是诗歌。”

这一招简直一箭穿心。

过了一会儿，父亲又说：“里诺加·埃塔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

还有一句话父亲没有说出来：“最伟大的诗人不是雪莱，不是辛波丝卡，不是卡瓦菲，也不是阿特伍德。”这些诗人的名字父亲都不认识，他们用的词太复杂，叫人捉摸不透。

对父亲而言，里诺加·埃塔诺才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打动了父亲的肺腑，触碰到父亲那无形的灵魂。那个来自克罗托纳的年轻人也觉得，相比歌手，自己更像个作家。当第一部唱片准备完毕，该进录音棚的时候，他准劝过制片人，让他们去找别人来唱。他觉得自己的声音不够完美，太粗糙，太粗犷了，而制片人不得不把他拽进录音棚。

我觉得一个人既可以是诗人，也可以是歌手。诗人，如阿喀琉斯笔下怨恨般的吟唱，如铃鼓人的歌曲一般萦绕耳边。我曾经多次邀请鲍勃·迪伦来参加世界诗歌节，不过他从来没有接受过邀请，也许是在等着诺贝尔文学奖吧。从前世界上有两种人，分别是犯人和看守。现在却成了希望他获得诺贝尔奖和只要想到他得奖就觉得可鄙的人。

那天晚上我在鹿特丹留宿，睡在阁楼上，弟弟就在旁边。他假装睡着了，不过听到那呼吸声，我就知道他还醒着。我等待着童年时他常提的那个问题，希望他会问我在想什么。

我在想他，又或者说是在想我们俩，还有我们之间的沉默。

“你在想索菲亚吗？”过了一会儿，我问。

他没有回答。

“我问你是不是在想索菲亚。”

去年冬天我没回村里，打算继续写博士论文。这是我第一次没有跟家人一起回意大利。前年冬天我和弟弟一起在树林里砍了一棵冷杉，一起过圣诞节，和索菲亚一起在波斯塔酒吧喝啤酒、葡萄酒。她坐在我们之间，我们仨一起打牌玩。打牌的好处就是不用交谈。赌注仿佛是个天文数字，足足一千万里拉，只见卢卡全神贯注，跟个专业玩牌人似的一言不发。

我看见他的右腿靠着索菲亚的左腿，过了一会儿索菲亚的右腿碰到了我的左腿。

他故意让她赢，不过只有非常熟悉他的人，比如他的哥哥才看得出来。平时我们在暖暖的厨房里玩牌，父亲和卢卡是狂热分子，两人都不能面对输牌的事实，有时会气恼地拍桌子，要不就是大叫：“你们作弊！互相通气！”这里的“你们”是指我和母亲。我们家分两派。

我终于受不了了，既受不了这沉默，也受不了卢卡的假输。

“你故意让她赢。”说着，就把牌放到了桌子上，“真没劲。”

弟弟什么也没说，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

索菲亚把我扣在桌上的牌翻了过来，说：“就这牌你怎么都赢不了，是输不起吧？”说这话时她眼睛眨都没眨一下。

看来在这个酒吧里也出现了两个派别，我成了他俩共同的敌人。不过也有几局卢卡被挤得没了退路，索菲亚鼓励我出牌来破坏卢卡的牌局，一副很享受的样子。雪球早已丢了过来，我也早已倒下，躺在原地。

“我们继续玩吧？”

“好。”卢卡说，真是个阴险的人。

牌重新洗好了，这局我赢了，有复仇的痛快感。

最后一局也结束了，我们打算再坐半个小时聊聊天。

“给我们讲讲阿姆斯特丹吧。”索菲亚说。在夜晚接近尾声时，她总会提这个问题。我给他们讲了挤满作家和浓烟滚滚的咖啡厅，讲了首映仪式后的派对，讲了新书介绍会，然而这些还没能满足她的好奇心。

“你没把发生的一切全都告诉我们，”索菲亚说，“你有隐瞒。”

“隐瞒什么？”

“女孩子，女人。”

卢卡什么也没说，索菲亚不可能知道他不理我的事实。只要我们三个在一起，他一直是这个样子。

“那我就给你们讲讲罗莎吧。”

索菲亚点了点头，说：“让我猜猜，她个子很高，留着金发。”

“不是的。”

“那么她个子很小，长着巨大的牙齿。”

“也不是。”

“她今年十五岁。”

“不是。”

“那五十岁。”

“差不多。”

卢卡没有被啤酒呛着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她四十二岁。”

“我妈妈四十四岁。”

“你妈妈很年轻。”我说。

我们在街上见过她，光彩四射，皮肤仍然很好。村里的女人在面包房里传她的闲话，说她跟瓦匠好了。夏天里她从草地里走出来，头发上还粘着干草。几分钟后那个强壮的、带着几分狂野的格里吉奥也跟着走了出来。

很快，故事便在村子里传开了，大伙儿都想知道下文。

我和卢卡都到了能够欣赏她的紧身裙的年龄，回过头，盯着她的背影。我想对卢卡说：索菲亚是你的，她妈妈是我的。可是卢卡早就走远了。

“我想知道关于你们的一切。”索菲亚说这话的时候，还是没眨眼睛。

一切，那就意味着我跟罗莎谈论过的诗集，还有那个时常出现在讨论中的问题：诗歌中的是与否。用马提纳斯·奈霍夫的话来说，就是：“到底是诗人该写出读者的感受还是读者该去感受诗人的作品？”索菲亚对这些不感兴趣，所以诗歌这一段可以忽略不讲。

“她长什么样子？都穿什么样的衣服呢？”

“经常穿裙子，她的胸是每个女人的梦想。”

索菲亚的胸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不是很大，也不很小，像一对梨子，一对漂亮的小梨子。

罗莎的胸不一样，有索菲亚的两倍大，却并不会因为不穿胸罩而瞬间变成软塌塌的布丁。它们很圆很挺，跟水果一样鲜嫩，得用双手捧住才好。

“你怎么知道的？”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不过可以看出来。”

她的乳头很坚硬，就跟种在胸上的两颗杏仁似的。可能是风把门吹开了，那是一场新书发布会，在我工作的出版社举行，富丽堂皇的大厅里铺着巨型大理石地砖，木头阶梯把人们引向楼上。一开始连二十个人都没有，后来人数几乎翻了三倍。

有时候跟某个人聊天，似乎什么都没发生。没有提示，也没有任何迹象，然而一句话就可以改变一切。

我们谈论起带圆点的布料来。一个打着长辫子的女孩穿着一件布满圆点的裙子，就走在我们前面。

“我喜欢圆点。”我说，“男人也不例外，衬衫和袜子上的圆点很好看。”

“那你也喜欢痣吗？”罗莎问。

我的目光自然而然地看向她的脖子、手臂和胸部。说时迟那时快，我突然发现罗莎满身都是痣。

从诗歌到圆点布料，从痣到摆在一个空空的阁楼上等待着我们的一床被子。

她不让我自己脱衣服。

“等等，我来。”她解开了我的衬衫扣子。手指还是冰凉的，不过应该只有老夫老妻才会介意这个。我的手顺着她那透明的黑丝袜滑了下去，掐了掐她的屁股。

“慢慢来。”她轻声耳语。

这就是年龄的区别，整整二十年。然而从她的身体，从她那既柔软又紧致的皮肤根本就看不出来。我只想抚摸她的全身。

“你的手指真好看。”她说。还是第一次有人夸我的手指。

“你的胸好美。”而我却不可能是第一个对她说这话的人。

我拉下裙子的肩带，她还不肯让我解开胸罩。

“为什么这么急？”

“我想要你。”

她笑了，看了看我的勃起，早已把裤子撑了起来。

“你应该知道女人和女孩的区别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下一步到底是什么。面前站着一个女人，我只想脱下她的胸罩，然而“仪式”却迟迟没有拉开序幕。

“吻我。”她轻声说。

我亲吻她的皮肤，亲吻我看见的每一个痣。这是一条轨道，通向她的腋窝，延伸到睡裙里。她轻声呻吟起来。

“我想看看它们。”我说。

她拉着我的手，不紧不慢地带我来到床边。我倒在床垫上，这时才听到房间里的歌声。肯定是我们进门后，她打开了音乐。那个男人的声音很低沉，伴随着缓慢的低音，仿佛一个苍老的灵魂。我看了看四周，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在哪条运河旁边。

罗莎踢掉了高跟鞋，爬到我身上，手指找到了我的裤子的纽扣，用一只手把扣子一个一个解开了，我的阳具冲了出来。我试着坐起来，却又被推了回去。她的嘴巴变成了一个O形，嘴唇紧紧地扣住了我的短裤。

“我的天。”

我抓着她的手腕，坐了起来，我们的脸靠得很近。我看见她的脸蛋泛着红晕，还看见了鱼尾纹。

“怎么了？”她问。

“没什么。”

“肯定有什么，我都看出来了。”

“我觉得你太美了。”

她自己脱下了胸罩，真的好美！

那是我第一次用指尖触碰它们，仿佛是在亵渎。

她说了几句调情的话，声音很轻很轻。我都听见了，还是我听错了？我握紧她的胸，嘴唇在她的乳头上挪动起来。

她不再反抗，任由我的手到处摸。我脱下了她的丝袜，发现她的内裤已经湿透了，全都是她的味道。她狂热地亲吻我，手指紧紧地抓住了我的阳具。

“想到我嘴巴里去吗？”

她的动作很谨慎，一开始只是把龟头放进了嘴里。当我几乎完全进入她的嘴巴里，便把手放在了她的头上，上下动起来。

我让她加快速度。

这感觉太强烈了，我闭上了眼睛。

她觉察到了什么，于是突然停了下来，说：“等一下，现在还不能到高潮。”

接着又说：“操我。”

我一下子就滑进了她的体内，仿佛在水上飞速滑行的独木舟。她转过身背对着我，突然翘起屁股来，用手撑着床，看着后面。我看见眼睛周围那些细微的纹路，越用力，纹路就越深。她上下摆动着臀部，还有那女神般的下体。

“继续。”她说。

这最后一段我并没有告诉索菲亚和卢卡，不过我也记不清是讲到哪儿停了下来。我在想索菲亚能不能猜到故事的结局。卢卡的杯子已经空了，他看了看酒保，看起来酒保跟卢卡一样，很想回家。

“我真希望能离开这里。”我们走在十二月璀璨的星空下，索菲亚说。

索菲亚在她父亲的眼镜厂里做行政管理工作。日子过得很单调，每天都是同样的人和同样的工作，跟她那愉悦的性格完全不配。这个女孩依然会用舌头接雪花，舔鼻子。虽说长大了几岁，却还是很年轻，比她妈妈还漂亮。优雅，纯洁，那双眼睛好像什么都不怕。

“你为什么不愿意把烦恼说出来呢？”我问弟弟，他仍然在装睡。他没说话，不过我能猜到。他会越来越像父亲。从大拇指开始，接着就是身体的疼痛，背部刺疼，膝盖酸疼。走路的时候背会越来越弯，对待周边世界的态度也会越来越尖刻。在他们眼里，这个充满背叛的世界剥夺了他们永生的机会。到最后他也会开始恨那个曾经无比深爱的女人。

我在想索菲亚有没有问到我，有没有想念我。

“你亲吻她了吗？”

仍然没反应。

“嗯？”

弟弟翻了个身。

“晚安。”我数到二十，又说，“我说，晚安。”

“我听到了。”

在阿姆斯特丹，我时常帮助诗人修改他们的作品。我在出版社接待他们，在我的办公室里聊他们的作品。对大多数才华横溢的诗人来说，我只需点出一部写得不那么好的作品，仿佛一大堆宝石中的一颗次品珍珠。我们谈论字词、其中的含义、在作品里的重点位置，以及它们的发音。其他人是不会进行这样的对话的，我们仿佛透过显微镜观察语言。也有些诗我一连看了几个小时，也不知道诗里讲了什么。要是我把这样的诗拿来跟诗人们谈论，大多数时候总会出现一道亮光，穿透那片面纱。也有时候谜团会变得越来越大。

“我自己也搞不明白了。”一个女诗人说。

“什么意思？”

“我读不懂这首诗，或者说，只读懂了一部分。”

我看着她，只见她一脸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