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岁那年，父母把我送去了寄宿学校。这就是作为冰激凌商人的孩子的命运。当你还是个婴儿或者小孩子的时候，可以时常跟父母一起去冰激凌店里。可是等长大了，就要留在意大利，去上学了。不过呢，到了漫长的暑假（意大利的暑假有三个月）就可以跟父母去荷兰了。缺点是剩下的时间就得独自待在寄宿学校里，受修女的管教。她们很严格，很传统，教我们看书、阅读、计算。我是个很爱上学的孩子，常常趴在本子上，右手拿着一支笔，舌头从嘴巴里伸出来，卢卡经常模仿我的样子。两年后，卢卡也被送到同一所学校，却无法适应修女的管教，觉得她们太严格了。对了，她们还时常举起手来打我们。

“你不想爸爸妈妈吗？”卢卡每天都问我这个问题。

“有一点。”我试图坚强起来。

“我很想他们。”

“他们得工作。”我说，“冰激凌机器得不停地运转。”

“转啊，转啊，转。”卢卡说。正如父亲跟我们说的一样：我们得好好学习，冰激凌机器得不停地转动。

卢卡觉得阅读和写作很难，跟我不同的是他完全不能享受其中。他很讨厌看书，修女们一不留神，卢卡就会溜进寄宿学校长长的走廊里。只要被发现，就会遭到年纪最长的修女的一顿打。那个修女的下巴上长个一个疙瘩，疙瘩上还长出了三根毛。不过这还不是最恐怖的，据卢卡说，她身上很臭。

“你闻不到吗？”卢卡问我。

我摇了摇头。

“她只要举起手，长袍子就会跟着抬起来，那时一股奇怪的味道就会飘过来。”

也许是因为我经常看书的原因，书香对我而言就意味着寄宿学校的味道。那些潮湿的旧书的香味好闻极了。我把鼻子贴在纸上，一行一行往下看。也许是因为那些书的存在，我对父母的思念才远不如弟弟。

夜里卢卡经常爬到我的床上来，我们紧紧抓住彼此的手，就像一条永远不会断的铁链。我在他耳边轻声给他讲白天读的故事，直到他的呼吸变得平静、均匀。

中学时期我们寄宿在奶奶家。她有着深灰色的头发和因为关节炎而变得弯曲的手指，尽管如此，她依然健壮坚强。她的父亲在乌尔姆开了一家冰激凌店。战争时期店被英国人炸了，全家人都躲进了地窖里。“不要害怕，”父亲对女儿们说，“就跟打雷一样，一会儿就过去了。”母亲听了直摇头，好在女儿们都没有哭。他们什么都没有了，冰激凌机器、冰箱、小船形状的玻璃盘子，然而一家人都存活下来了，从一片废墟里爬了出去。

安玛莉亚奶奶用她那骨头分明、弯曲的手指切洋葱和西红柿，每天都给我们做意大利面吃。她把我们照顾得很好，不过有时候心也很硬，很少让我们给鹿特丹的冰激凌店打电话。我觉得自己应该照顾好卢卡。他做作业有困难的时候，我就会帮他。有时候我会帮他把算术做好，这样我们就能早点去外面玩了。走在街上，卢卡伸出手来，我们便牵着手去学校，奶奶很不喜欢我们牵着手到处跑。她的床头柜上摆着她老公的照片，他在从多比亚科去往科尔蒂·纳丹佩佐的路上遇到了车祸。那是一个冬天，就在即将转弯的地方，他试图去超车，坐在另一辆车里的是一名游客。朋友们给他做了一个十字架，钉在了路边，不过安玛莉亚却从来没去过那个殉难之地。就跟父亲经常跟女儿们说的那样，要走出困境，勇往直前。

暑假来临，我们打算前往鹿特丹，妈妈的姐姐会跟我们一起坐火车出发。细细算来，已经四个月没见到父母了。那可是一整个春天，小草渐渐发芽，蒲公英也开了，草地散发出黄色的光晕，太阳照在身上也越来越暖和。这一切发生得快极了，然而对我们来说那些天就跟冰冻的十二月一样，简直度日如年。面对即将到来的团聚，我们已经期盼一个月了。

我还记得母亲的眼泪和她那拥抱我们、不愿松开的双臂。

“能让我也抱抱吗？”每年父亲都会问这个问题，接着又说，“我也想抱一会儿。”

父亲把我俩拥入怀里，把他那扎人的面庞贴近我们稚嫩的小脸，不过我们一点也不介意。当我也开始长胡子的时候，事情才发生了变化。

我们在店里帮忙，享受那些漫长的白天。父亲和母亲通常在店堂里，我和卢卡在厨房里做冰激凌，试着去更新配方。

“你尝过芒果冰激凌了吗？”卢卡问，“糖太少了，口感也太硬。”

“我们还是先看一下香草冰激凌吧，”我说，“口感应该可以再顺滑一点，香草的分布也不是很均匀。”

这是在我发掘诗歌之前。正如雪莱诗里写的那样，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只存活着一个想法：冰激凌。

“我们往这里面加些白巧克力，你觉得怎么样？”

“西瓜冰激凌加白巧克力？”

“没错，”弟弟说，“更新版的巧克力冰激凌，跟普通的巧克力冰激凌完全不一样。”

“可别让爸爸听见了。”

我们经常跟父亲建议做一些新口味的冰激凌，比如焦糖香蕉味、肉桂橙子味，还有咸甜味的花生冰激凌。

“我们的顾客不会喜欢的，”父亲一直这么说，“他们只想吃同一个味道的冰激凌。”

“试试可以吗？”

“以后再说吧，”父亲说，“等你们接手了这家店。”

我们发誓，等到自己有了发言权，就会做出各种各样最奇特的味道。

晚上我们待在阁楼里，躺在床上，开始憧憬那个美好的未来，简直就是一部和味道有关的科幻小说。

“蜂蜜冰激凌。”弟弟说。

“凝乳加松子。”

“椰子肉桂味。”

“胡萝卜坚果味。”

“到了四月，还可以做芦笋冰激凌！”

“黄瓜冰糕。”

“血冰糕。”

“就跟血肠一样吗？”

“对，只不过是把血灌进冰激凌里。”

后来，弟弟接手了冰激凌店，我却像只罐头里的虾似的满世界游走。弟弟按照我们那天夜里列举的味道，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冰激凌，店里的选择越来越多。父亲那守旧的态度并没能抵挡住冰激凌的诱惑，当一勺冰激凌举到他面前时，他就像一个好奇的孩子似的尝了一大口，然后闭着眼睛说：“真是太好吃了。”就跟人们当年尝太爷爷做的冰激凌一样，称赞过后又问：“这到底是什么味道？”

“发霉蓝奶酪加苹果和梨子。”弟弟说。

“真不敢相信。”

有一次，我和几个年轻诗人坐在店外面吃冰激凌，最后是我买的单。父亲看了，问：“怎么要你来给那群穷酸孩子买单呢？”

“他们都是诗人。”

父亲用鄙夷的眼神看着他们，说：“要是他们想看真正的艺术家，就应该来看看卢卡。”

以前，弟弟一直是我俩之间那个最擅长做冰激凌的。他能在15分钟内分离360个蛋清和蛋白，而我则需要40分钟。然而卢卡从来不说什么，我们之间没有所谓的竞争，而是一起做冰激凌，拥有同样的梦想，也同时被对父母的思念侵袭。很快，在鹿特丹的最后一天就来了。

九月初我们得回到村子里去，而冰激凌店会开到十月底。足足两个月，我们寄宿在奶奶家，闻她身上的味道，感受她的手穿过我们的发丝，学习她的坚强。到了冬天，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一起。四个人围在厨房里的暖炉旁，每个人都坐在自己的凳子上，手里拿着一把叉子在盘子里不停地搅动。

冰激凌商人的归来让整个村子都苏醒过来，就像春天到来，万物复苏一般。不同的是一切都发生得快极了。浅睡了八个月的村子突然打破了宁静，汽车马达轰轰、喇叭震天地开在路上，一扇扇窗户都打开了，一个个脑袋伸了出来，仿佛一场解放者的游行。

比萨店里又坐满了人，面包房里排着长队，人们谈论着各自的收益，还有那些开着新买的奔驰回来的人，一大早肉店老板就忙不过来了。走在街上的不仅仅有老人和小孩，到了晚上人们便来酒吧里打牌，几个小时后又摇摇晃晃地伴着空中熙熙攘攘的星星走回家。虽然喝醉了，还是很幸福，那些在乌特勒支、阿雷姆和马斯特里赫特忙活的日子现在终于得到了释放。星期天，同样的街道上出现了许多穿着整洁的人，教堂里座无虚席。接着又各自回到家里，桌上摆着香喷喷的炖肉。小杯红酒，窗外的山景，对别的人家的谈论，还有那泛着泡泡的、浓香四溢的、熟悉的咖啡香。

一阵风吹过整个山谷，从山潍拖一直吹到卡多雷。就跟过圣诞节似的，愉快又喧闹，只不过提前了两个月。大伙儿都不用上班，为此他们曾辛勤地工作，放弃了整个夏天。现在身体又恢复了平静，小毛小病也消失了，有的人开始忙着孕育下一代。大多数冰激凌商人的孩子都是在夏天出生的，我和卢卡都出生在七八月里。

当然冰激凌的比赛并没有就此中断。哪家的冰激凌味道最好？谁能用酸奶做出最完美的冰激凌？这些通常发生在荷兰，回到山里，仍然有人互相嚷嚷，说他们做的冰激凌味道更好更浓郁。有时嚷着嚷着就吵了起来，最著名的争吵发生在荷兰斯沃勒城里两家冰激凌店的主人之间。

“你的草莓冰激凌吃起来有覆盆子的味道。”其中的一个店主冲着街对面的竞争对手嚷嚷道。

“你的香蕉冰激凌有梨子的味道。”街对面嚷嚷回来。

“你的香草冰激凌和鼻涕没什么区别！”

“你的巧克力冰激凌就是一坨牛粪。”

接着最夸张的片段就出现了，任何人都没有料到，也不是所有人都明白。

“我家的杏子冰激凌有你老婆的味道！”

两人来到路中间，捏紧拳头，跟学校里的孩子打群架似的打了起来，直到被佐多·泽达斯拉开。佐多跟他的爷爷一样强壮，能把钱币敲弯。

第二天，冰激凌商人们在波斯塔酒吧里就昨天发生的事开起玩笑来。

“我家的梅子冰激凌跟格雷格丽的右眼一样蓝。”

“我家的樱桃冰激凌跟贝尔菲的血一样红。”

还有另一场争吵，没这么血腥，不过也吵得挺厉害的。在卡多雷地区的大多数村子里，比如维纳斯、飞多、批围、法尔乐、卡拉佐、自比阿诺，曾经有一个冰激凌商人说不是他的爷爷就是太爷爷发明了冰激凌。有的冰激凌商人加入到这场争论中，觉得这是消磨时间的好机会；然而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我和卢卡两人试图揭开谜底，去访问那些满脸皱纹的老人。那些老人的孩子在奥地利、匈牙利、德国和荷兰开了冰激凌店。

有时候我们进屋不到一分钟就又出来了，因为冰激凌商人是个聋哑人。还有一些老人我们根本就听不清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冰激凌这个词还能勉强听得清，其他的就成谜语了。

赞皮瑞先生曾经试图收买我们。

“我们听说是您的爷爷发明了冰激凌，您能证明这是真的吗？”我和卢卡第一次站在他们家门前时问。

“孩子们，快进来。”赞皮瑞先生说，“我们家有特别好吃的巧克力饼干。”

我们走进客厅，他把一盘饼干摆在我们面前，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我的爷爷最开始是在德累斯顿的市场上卖冰激凌的。”赞皮瑞先生说，“他卖的冰激凌都是手工做的，可是没人来买。人们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连听都没听说过。冰激凌开始化了，爷爷便免费让路人品尝，还大声叫卖起来：‘不要钱的冰激凌！’太奶奶想：他准是疯了，把东西免费送人。当人们品尝过冰激凌后，爷爷的生意就好多了。”

卢卡问：“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让我想想，”赞皮瑞先生说，“来来，再吃块饼干吧。”

几分钟后，他又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那时候，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我父亲大冬天一路从荷兰骑车回到意大利，只是为了省点钱。当他回到村里时，母亲可气坏了，因为父亲把三条裤子都磨破了，它们加起来的钱跟一张火车票差不多。”

“赞皮瑞先生，”我说，“我弟弟刚才问您，您的爷爷是什么时候在德累斯顿卖冰激凌的。”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说，“在你们出生之前，也在我出生之前。”然后便指了指窗外的白云岩，接着说，“没人知道那些山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我看了看弟弟，他又从盘子里拿了一块饼干。

“你们知道我们住在金矿上吗？只可惜埋得太深，挖不到。”

“您能不要转移话题吗？”

“哦，对了，冰激凌。从前我们跟意大利小贩合作，”赞皮瑞先生接着说，“我支付他们来回的旅费，包他们吃住，每个月给的报酬是600里拉，外加10包香烟。”他想了一会儿，可能是在算账，又说，“如果你们聪明，就应该去挖个坑，没准还能挖出金矿来呢。”

卢卡虽然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却接着问：“您为什么觉得是您爷爷发明了冰激凌呢？”

“他在德累斯顿的市场上卖冰激凌，”赞皮瑞先生又开始了，“可是没人买，因为他们都不认识冰激凌，一个人都不认识！所以是他发明了冰激凌。”

弟弟摇了摇头。

我说：“邻村的玛立那罗先生说是他的爷爷发明了冰激凌。”

“玛立那罗已经九十多岁了，记性不好了。”

在拜访赞皮瑞先生的前一天我们去了玛立那罗先生家，他年纪大了，坐在我们对面的摇椅里睡着了，我们也没敢叫醒他。

“你要是问是不是他的家人发明了汉堡包，他也会说是。”赞皮瑞先生站起来，从橱里拿出一本相册，说：“这是我，那时我还很帅很年轻。”照片上还有一个男人，手里拿着一顶草帽。“你们看见那个火车站了吗？那是在苏围，就在科提那附近。如今这个火车站已经不存在了，就在滑冰场对面。”

“您有您爷爷的照片吗？”我问，可赞皮瑞先生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你们要是问玛立那罗他有没有参加1956年奥运会的滑冰比赛，他肯定也说是。”

这时他突然想起什么，说：“冰激凌的发明比摄影的发明还早。”

“这么说，您无法证明是您的爷爷发明了冰激凌咯？”卢卡发现了事情的蹊跷。

“没人能证明，”赞皮瑞先生有些没好气地嚷嚷起来，“就跟没人能证明他们的奶奶发明了培根意大利面一样。”

他让我们看他的大拇指，跟我父亲那布满老茧的大拇指一样，弟弟的大拇指也会变成这样，我的就不会。不管我读多少首诗，翻多少页书，大拇指上都不会出现老茧，总是很光滑，在台灯下还会发光。

“这就是证据。”赞皮瑞先生说，“这沧桑的手指，那些故事，我父亲的三条裤子，还有德累斯顿的市场上免费的冰激凌，和以为爷爷疯了的奶奶。”

饼干都吃光了，赞皮瑞先生的故事还没讲完。

“你们最近还会再来吗？”他问。

我们和他告别，并承诺很快会再次拜访。不一会儿我们便手牵着手漫步走在满是冰激凌商人的山谷里。没错，我们依然手牵手，就算父母在村里也一样。有时人们会回头看看，因为他们觉得这很奇怪。

这是冬季里晴朗的一天，天空清澈，气温很低，大山的轮廓非常鲜明。还没下雪，再过九天第一片雪花才会落下来，很薄很薄，仿佛只有一片冰晶似的。雪花如鹅毛般飘落下来，怎么都落不到地面上。即使碰到地面，也不会融化，只会升华，仿佛被地面和草地吞没了似的。这是早晨的景象，到了中午，雪花宛如一群蚱蜢从空中落下来，大山已经看不见了。

这种景象自有它的神秘之处，对大山里的人来说又很平凡。他们早就知道要下雪了，有的能预感到，有的甚至闻到了雪的味道。大雪即将来临。就在第一片雪花落下来的前三天，所有的谈话都围绕着即将来临的大雪。有人说：很快就要下雪了，就在明天或者后天。大伙儿都同意。

接着就真的下雪了。

我和弟弟把雪橇从阁楼上拿了下去，从白色的小山坡上一路往下滑，地上的雪都是刚下的。我坐在雪橇前面，卢卡坐在后面，伸直双腿，我躺在卢卡的肚子上。我俩就这样坐在雪橇里，并且尽量不去踩刹车。六十年代批围村的恩里克和伊塔罗两兄弟是滑雪橇冠军。现在两人在荷兰乌特勒支开了一家冰激凌店。梦里我们也想成为冠军。

我们问父亲能不能用短铁棒做一个雪橇，这样雪橇的速度就会更快了。于是爸爸便消失在地下室里，几天后拿着一个雪橇出来了。我和弟弟可以完全坐进雪橇里，就像一个蚕茧，用力一推，我俩就先后跳了进去。

“快。”卢卡大叫一声，我便飞快地跳进雪橇里，躺在了他的肚子上。一开始经常会出错，不是我们躺在了对方的身上，就是打了对方的脑袋。雪钻进了我们的内裤，卢卡那红彤彤的面孔出现在我大笑的嘴巴旁边。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好，像两个专业雪橇选手似的从斜坡上滑下去。雪橇滑过坑坑洼洼的地面，飞过急转弯，离未来越来越近，然而我们的梦想却没有实现。

坐在桌前，父亲问我们冰激凌的发明者找得怎么样了。“你们也应该去跟瑟拉菲诺·达拉斯塔谈谈，”父亲说，“他知道是谁发明了甜筒，可能也知道是谁发明了冰激凌。”

我们不再相信自己能搞清楚冰激凌产生的历史，在对玛立那罗先生的第二次访问中，他一直都保持着清醒的状态，然而他讲的故事却没能使我们离事实更近一步。

“是不是很美啊？”他看着外面说。

“什么很美？”

“雪。”

我和卢卡没说话。雪一连下了好几天，是时候可以停一停了。

“我爷爷曾经在同样的雪地里走过，”玛立那罗先生说，“冬天，他在宝谷里练习如何烘焙糖，还在威尼斯学习如何避免冰激凌融化。为此需要的食盐是从西西里岛运过来的。”

听起来玛立那罗先生并不像个健忘的、突然会说是自己的家人发明了汉堡包的人。

“那大概是什么时候呢？”卢卡问，“您的爷爷是什么时候去威尼斯的？”

“也有可能是我爷爷的父亲，”玛立那罗先生说，“还可能是我太爷爷的父亲。”

卢卡扬起了左边的眉毛，而我却想给玛立那罗先生一个机会。

“我大概是在一百年前出生的，”玛立那罗先生说，“我的太爷爷应该是在那之前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