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跟一场梦似的。”过了一会儿，她说。

我还记得有一次跟海曼谈艾略特，他说：“有时候写了一首诗，可是到最后连我自己也读不懂了。”海曼觉得这样的说法棒极了，靠近了诗歌的核心。和散文不同的是，读诗歌需要耐心。诗人不会顾及到读者的理解力，有的诗看起来完全不是为读者创作的。海曼说过：“小说会跟人们对话，作家要讲的是一个故事，而诗人只跟自己说话。”当然了，也有诗歌会直接触及到人们的灵魂，一箭穿心，不过在完全读懂前，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诗歌没有条理，没有固定的配方，可能会吓唬到人，也可能感动、安慰到念诗的人，抑或重如泰山，抑或轻如鸿毛，可能性不计其数。无法读懂的诗也许是一部极其优秀的作品。

夏天里，打开推拉窗，凉爽的风伴着运河上的声音飘进了办公室。听，有女人在笑。只要走向窗户，便可以看见她们坐在一艘小船上，全都留着金色的长发，裸露着肩膀。河水折射出她们的美丽，只见她们自信满满地开走了。这是属于她们的时间，跟那些在烟雾浓浓的咖啡馆里叫人无法接近的女人不同的是，她们要不就是有了对象，要不就是注定要嫁给一个富有的律师或者成为一个贵族家庭的继承人。数年后你才会认识她们，那时她们四十多岁，还留着金发，然而那头金发跟先前的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渐渐地，额头上长出了长长的皱纹。老公年纪越来越大，孩子们也都出去上学了。她们中的有些人养了一条狗，通常是猎狐梗或者腊肠，每天都带着狗去阿姆斯特丹森林散步，而有的人想要的远远不止这些，这下总该为自己想想了。孩子带大了，老公也事业有成，于是开始出入各种演讲活动。她们穿着价格昂贵的鞋子，腿依旧那么美，还穿着闪光的尼龙丝袜，仿佛涂了一层蜡似的，有的还穿着紧身衣。也许她们从前就很想看书，或者曾经爱上过一本书，一部可以躲在房间里看一整天的小说。总而言之，她们热爱文学。她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又或者没能毕业，然而她们认为并且相信热爱读书的人跟硕士毕业的人看起来一样有学问。

这些女人中有一个名叫琼·福克斯。她没了老公，也没穿紧身衣，属于富有的读书女人中的一员。她曾经的老公，一个有名的骨科医生，意外去世了。当我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她美得跟女神一般。她站在我面前，脸上的一根神经跳了一下，离现在就几个月的时间。苍老仿佛一个夜间的盗贼。

罗伯特·贝伦德森请她到家里吃饭，另外还有五个人受到了邀请。他的妻子负责做菜，一共四道，一大早就开始忙活了。平时她是一家非常有名望的海事律师事务所的合作伙伴，不过出版社里的作家她都熟得很。她帮着罗伯特打理出版社，如果罗伯特开口，她也会帮着看作家们的草稿。跟周围很多女人不同的是，她非常独立，人们都嫉妒她的聪慧和她穿衣的风格。

我是受邀人中唯一一个之前没有去过罗伯特家的，罗伯特把我作为诗歌教授介绍给大家，说：“他对诗歌的了解不逊于我。”

琼·福克斯是他在一场《仲夏夜之梦》的演出中遇到的。那天他的妻子病了，而琼是一个人。她很喜欢去剧院，却从来不打电话约别人。他们俩是在表演间歇时遇到的。她排队站在吧台前，罗伯特在她前面，却在她后面拿到了喝的。

“这就是生活。”罗伯特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琼用这句话做了回复。

“要是你也给我点杯酒，那该多好。”

“我从不给男人买酒喝。”

这只是个玩笑，然而玩笑背后却隐藏着些许真相。为了引开话题，琼说：“这话剧改得真好。”

罗伯特自豪地告诉她翻译和改编都是由他社里的一个诗人完成的。就这样，第二天她就踏着罗伯特办公室的阶梯上了楼。高跟鞋踩在地上的响声整座楼都听得一清二楚。

他们一起用午餐，罗伯特听她讲一生的经历。她的老公在一个餐厅里突然感觉不适，还以为是浓汤不新鲜，结果是因为他的心脏。只见他突然瘫了下去，死在了白色的桌布和穿着晚装的顾客之间。她永远也不会忘了那个停不下嘴的女人，说：“她一直拿着叉子往嘴里送吃的。我承认，那里的东西确实很棒。”

罗伯特笑了。琼穿着一件真丝衬衫，隐隐约约的，刚好看不透。她的鼻子很挺，跟罗马博尔盖特博物馆里维纳斯的鼻子很像。卡诺瓦的这座大理石雕像其实是拿破仑的妹妹宝林·波利娜。

罗马她已经去过好几次了，也看过那座雕像。

“我是第一个看出这个共同点的吗？”

她没有回答，至少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说：“问题是她给卡诺瓦做模特时有没有赤裸着身子。”

“你觉得呢？”

“她跟所有人都说雕塑家的工作室里很暖和。”

“这个说法可不单纯。”

“她是个淫乱的女人，卡诺瓦想让她跟女神雅典娜一般永存下来，然而波利娜却坚持要成为维纳斯，手里拿着一个金苹果。”

在雕塑的木础里有一个转轴，这样人们不管从哪个角度都可以欣赏这部作品，晚上还可以伴着珠光观赏。卡诺瓦给雕塑打了蜡，表面仿佛透着一层光。

“结果，波利娜还是后悔了，”琼说，“让她的老公把雕像弄走。他答应了她的要求，把雕像锁进了一个木箱子里。”

“可惜啊。”罗伯特就说了这三个字，然而思绪早就飘向了她那被烛光照亮的皮肤。

琼从来都没有欺骗过老公。在她身边就至少有四起出轨事件，四个女人都有了情人。她觉得这是不对的。结婚的人都作出了承诺，如果不能信守承诺或者根本就不相信，那就没必要结婚了。也许她只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结婚的时候她的年龄已经不小了，在那之前已经经历了不少男人。然而这也并不能说明她不是个复杂的女人，凡事都有一定的标准。

她老公的西装还挂在卧室的衣橱里。衬衫都熨烫得笔直，按照颜色分别挂了起来。他曾经最浪漫的举动就是把一台法国音乐大师埃里克·萨蒂弹过的钢琴当作礼物送给了琼。

“你会什么乐器吗？”

罗伯特摇了摇头。小时候打过曲棍球，后来就把毕生的爱都献给了文学。

琼告诉罗伯特她自小就开始弹钢琴。钢琴老师来到家里，跟她妈妈说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有天赋的小孩。琼听到了老师的话并且牢牢地记住了，这是她童年里的黄金记忆。

“我本来应该去念音乐学院的，可是突然发生了一些事，就去了国外。”

她突然不说话了，觉得还没到跟罗伯特分享一切，分享她的生活的时候。就在那短暂的一瞬间，另一场回忆又涌了上来。她看见年轻的自己站在法国的海岸，弯着腰。一个无比美丽的少女拧着头发，一串银色的水珠落在暖洋洋的石头上，不过并没有发出嗞嗞声。

“总而言之，”琼说，“那架钢琴是我一生中收到的最美好的礼物。”

这样的天气很容易把外套忘在餐厅里，不过什么也没有发生，除了第二天两人又一起吃了午餐。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他们频繁地一起午餐，罗伯特觉得是时候请她去家里吃一次饭了。他们三个人一起用晚餐，一开始还有些尴尬，后来罗伯特的妻子躺在床上，说：“她确实很漂亮。”

现在她作为好友坐在客厅的大餐桌前，看上去美极了，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岁的样子。餐桌上的对话跟诗人的作品有关，和神圣的工作与格调无关，创作也就只是用来维生的工作罢了。

“诗人约斯特·范·登凡多尔曾经是个卖袜子的商人，在瓦木大街上有一家店。”餐桌上的一个客人说，他是另一家出版社的编辑。

“戈特弗里德·贝恩曾经在停尸间里工作。”一个传记作家说。

“你写什么样的诗啊？”

“美丽又腐败的诗。”

“兰波做过军火交易。”跟编辑一起来的年轻女人说。

“那时候他已经不写诗了吧。”

“不写诗了？这我倒不清楚。”

“就在二十岁那年，”罗伯特说，“他把余生都用来旅行，去了欧洲、印度尼西亚，还有非洲。”

“创作可以说停就停吗？”传记作家问。

“博尔赫斯试过，”我说，“不过在休息了三十年后又开始创作，还发表了十部诗集。”

“那时候他已经瞎了。”

“贝多芬创作《第九交响曲》的时候已经聋了。”

“应该没全聋吧？”

“就是完全聋了，”琼说，“在首映仪式结束后，工作人员得把他转向观众席，这样他才能看见观众为他鼓掌的样子。”

谁都不知道博尔赫斯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还能看见周遭的世界。

“他活在了记忆里，”罗伯特说，“写了好多诗，叫人永远也读不厌。”

他的妻子突然想起了什么，说：“弗兰西斯·维隆是个小偷。”

“他是不是还杀过人？”

“没错，”我说，“不过后来被赦免了，因为偷盗坐进监狱的是他的情敌。”

“要是想发财，就千万别成为诗人。”

“在诗集《海盗》出版的第一天，拜伦就卖了一万册。”传记作家说。

“那可是两个世纪之前的事了。”

“获个诺贝尔奖也行，”编辑说，“那样的话一下子就成百万富翁了。”

“有多少个诗人获过诺贝尔奖呢？”

“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就是个诗人，苏利·普吕多姆。”

“还有很多呢，比如聂鲁达、切斯瓦夫·米沃什、约瑟夫·布罗茨基。”

“还有叶芝。”年轻的女士说。

“艾略特。”

“萨尔瓦多·卡西莫多。”我说。

“谁？”有人问。

“一个非常伟大的诗人。”

“只有意大利人这么说。”罗伯特笑了。

“他认为他的作品比莎士比亚的还优秀。”

“有译作吗？”传记作家问。

罗伯特想了一会儿，说：“不知道。”

“他妻子曾经说过诺贝尔奖是一段终结的开头。”我说。

“为什么呢？”琼问。

“一下子有了两千两百万里拉，”我说，“有钱了，卡西莫多却把奖金丢向了窗外，跟别的女人厮混去了。1959年他获得诺贝尔奖的那年也是他们俩离婚的那年。”

“我还从来没跟千万富翁谈过恋爱呢。”琼说，“哦，不对，有一次，那是很久以前了，那时我还很年轻，都不记得当时的货币单位是什么了，是德拉马克还是第纳尔来着？”

她的笑很具有感染力，讲的故事也很好听。有哪个女人会告诉别人曾经跟一个千万富翁同床共枕，而且连当时的货币单位都不记得了呢？

“他戴着一块瑞士手表，说是比十辆兰博基尼还贵，说得我都烦了。不过作为一个小女孩，对此我还是很诧异的。”

我们全都看着她，她却说：“这就是生活。”

聚餐即将结束，甜点盘子摆在桌上，用完的餐具都摆放在盘子里。咖啡来了，罗伯特手里拿着一瓶雅马邑白兰地。大伙儿不再围坐在桌前，开始寻找各自的聊天对象。年轻的女士跟罗伯特的妻子，琼跟我。

她去过意大利好多次，不过从来没去过北边：“哦，有一次，是柯蒂娜。”

“那里很适合滑雪。”我说。

“啊，我没去山里，我们住在那家在007电影里出现过的旅馆里。”

“《最高机密》。”

“没错，”她说，“不过拍那部电影已经是多年以后的事了，那时候我才二十岁出头。”

“我还见过007的扮演者罗杰·摩尔呢。”我说。事实是我看见了一个穿着蓝色滑雪衣的人，大伙儿都说他是英国演员罗杰·摩尔，卢卡说那是他的替身。我们坐大巴去柯蒂娜，主要是希望能遇到电影明星，却拿到了一个滑雪冠军的签名，也挺开心的。

“蜜拉蒙提，”琼说，“没错，就是这家旅馆。”

她经历了三段不同的生活：结婚前、结婚后和老公去世以后。在最后那段生活里，她只跟谈得来的人相处。有时会显得很怕羞，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你发现她害羞，就说明她不喜欢你，没兴趣跟你聊天。从前男人们为了引起她的注意互相争斗，不过大多数男人连一丝机会都没得到。

她总会问那些男人结婚了没，答案通常都是结了。

我几乎无法想象年轻时的她是什么样的，那时的她还没有结婚，男人们都还有机会，简直就是一个美神。看着她，跟她聊天，触摸她，都是一种享受。

“我在绅士运河边上租了一间公寓。”她说。这句话可能是一种邀请，也可能是想转移话题，她接着说：“要是能放得下那架钢琴，我就把它买下来了。”钢琴还留在哈勒姆的空房子里。她不想卖了那座房子，去世老公的衬衫都还挂在那里。房子里总为已不在世的他亮着一盏小灯。只要走上砂石小路，就能远远地看见隐约的灯光。

我问她有没有孩子。

她摇了摇头，说：“倒是想要过。”

突然对话变得尴尬起来，也许是她觉得我的问题太没礼貌，又或者是她不想谈论这个话题。我以为她有孩子，几个在国外留学又或是去南欧旅行、不用去想未来的儿子。

“你想要孩子吗？”她突然问。

“我才二十四岁。”我说。

“正是好年龄。”

“生孩子的好年龄？”

“不止生孩子。”

“我觉得家庭生活不适合我。”

“我以前也这么想过，”她盯着我的眼睛，说，“直到为时已晚。”

我避开她的眼神，看着那根跳动的神经，那仿佛是无比完美的脸庞上的一道裂缝。

“不过男人没有那方面的问题。”

我想到西门·福斯特代克，一生写了二十四本诗集，年纪大了还添了一儿一女，妻子比他小四十岁。

琼把椅子往后挪了挪，看来是准备回家了。我和她反方向，提出送她回绅士运河。

“不用，”她说，“真的不用。”

突然我们之间出现了些许尴尬的宁静，仿佛是我提出了什么无礼要求。其实不是这样的，只不过她是一个叫人难以告别的女人。

“拜拜。”琼说。

我们出版的大多数诗集总能卖掉个五百册，有时候会少一点，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销量也有很好的时候。从公司盈利的角度来看，诗集完全没意思，然而它们却代表着出版社的另一种价值，能决定出版社的名声。诗歌里蕴含着伟大，我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让社里的诗人得到各种奖项的提名。为此，我得和评委会成员搞好关系。寄诗集的时候，附上一封信也很有用。或者一起吃个午饭，在席间脸不红心跳不加速地念上一个诗人的作品。

“你这是在收买我吗？”一个女评委会成员问。

“我怎么敢？”

“我觉得你敢。”

“我经常跟同事们在餐厅里用午餐，这也是我的工作。”

“那我是你的同事吗？”

“我们在同一条船上。”我说，“不同的等级和利益是没错，然而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一样的。”

“什么目标？”

“我们都在为文学服务。”

“所以由你来买单？”

“买单的是出版社，”我说，“罗伯特·贝伦德森。”

我在信用卡小票上签了个字，把笔又放回白色的桌布。

“你也跟其他委员会的评委吃饭吗？”

这是在故意为难我，从她的上嘴唇我就能看出来。

“评委会主席还在我的名单上，”我说，“我要请他去一家贵一点的餐厅，你有什么建议吗？”

“精益求精吧，一星米其林餐厅。”

“不错。”

“我还需要一条裙子。”她说。

“去参加颁奖仪式？”

“没错，”她说，“还有一双高跟鞋。”

她再也无法抑制，笑了起来。

社交就跟调情一样，就是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而已。主旋律并不围绕着你，而是诗人和他的诗集，然而没人能保证成功。最终奖项还是颁给了另一个诗人，一个有名的诗人。这样的选择很保守，就跟多数大奖一样。

颁奖结束后那个跟我吃午饭的评委走了过来。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真丝裙子，露着后背。

“怎么样？”她问。

“这条裙子比那个获奖人美多了。”

为了吸引新诗人，我和社里的几个诗人一起创办了一本诗歌杂志，是月刊，也包括了翻译的诗歌。为此我又跟世界诗歌节有了联系。自从海曼去世，我就没再去过他们的办公楼，不过诗歌节我倒是每年都去。

新董事的年纪比海曼大一些，不过对诗歌的挚爱并没有丝毫的减少。他名叫维克多·拉尔森，穿着一双漂亮的皮鞋，由棕色和深绿两种颜色组成。写字台旁边的篮子里躺着一只哈巴狗。拉尔森用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我，仿佛一双小女孩的眼睛。

维克多·拉尔森坐在一张木办公桌前，海曼曾经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写信。诗人的画像仍然挂在墙上，有克拉尔·詹尼斯、希姆斯·汉尼、赫尔曼·德·科尼克、玛格丽特·安德武、汉斯·马格纳斯·安泽思贝格、莎拉·科尔斯、托马斯·托兰斯特龙穆尔。局外人是认不出那一张张脸的。他们都曾经站在世界诗歌节的舞台上，当然远远不止他们，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都曾登上过那个舞台。那一本本没有封面、装订成集的书放在柜子里，不同的年份就有不同的颜色。这些书仅供内部使用，总印量很少，不到十本。有时候还能在其中找到一两个“古董”。书里涵盖了世界诗歌节上朗诵过的所有诗作，既有原版，也有译文。印刷的纸张比较厚，版本也比较大，不过读起来感染力丝毫无减。

除了书还有无数的录音带，从1969年第一届诗歌节开始，所有的朗诵都被录了下来。海曼经常让我戴上耳机，说：“听，这是1973年的。”我听着磁带开始播放，发出沙沙的声音，接着就出现了诗人的声音，还有那些我听不懂的语言：中文、西班牙语、挪威语。不过对我而言，听着这样的韵律、音调，享受着这般宁静，仍然是一种享受。

那些画像、书籍，还有磁带共同组成了一个没有界限的美好的世界，纂写出诗歌的历史，涵盖了所有话题：战争、屠杀、水灾，也有夏天的声音，宝宝出生和雪佛兰报废的声音。

再次回到这里，感觉真好。出版界的一切都匆匆忙忙。书得一本接一本地出，还得不断发掘新作家，一不留神就会眼睁睁地错过一个才华横溢的新手。诗歌多少有些不同，不过还是有很多一边急匆匆地吃午饭一边打电话的编辑。罗伯特也一样，他买了一部外国作品，事先也没读过，结果竟然成了畅销书，就跟玩轮盘赌似的。

“你读过帕特里克·兰恩的作品吗？”谈完上届诗歌节，拉尔森问，“我觉得他应该对你们的杂志有所帮助。”

这个名字我是知道的，也许读过他的一两首诗，不过对具体的诗句就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他是加拿大诗人。”

这时哈巴狗大叫起来。

“哈迪，”拉尔森说，“安静了！”

哈巴狗又躺了回去，眼睛瞪着前方发呆。那双可爱的眼睛镶嵌在一脸的褶皱里。

“我曾经读过他写的一首非常优秀的诗作，”拉尔森说，“跟一个砍断自己的手的护林人有关。”他毫无思绪地摸了摸哈巴狗的脑袋，接着说，“你没读过吧？”

我摇了摇头。

“那是一场意外，一个同事把他送进了医院，在山路上开了五个小时车，砍断的手就放在他们之间的一个冰桶里。护士要登记他的姓名和出生日期，还跟他要写着家庭住址的证件。这时同事挽起了护林人的袖子，护士撇开了脑袋，不去看那些血管和肌腱。医生给他检查伤口，可是太迟了，手已经没用了，不能缝了。同事又把车开回去，在一座桥上停下来，从桶里拿出那只手。留着也没用，也不能给那个护林人的老婆。他也想过把它埋起来，可是天气太冷，又是夜里，明天还要上早班。于是就把手从桥上扔了下去，那只手瞬间接住了一把月光。”

维克多把一堆纸推到我面前，说：“拿去好好利用吧。那只飘落的手在夜空中似乎接住了月光，应该称得上非凡了。”

他笑了，拉尔森并没有海曼那种年轻的气质，然而对诗歌的信仰却不可动摇。没有诗歌的生命是有缺憾的。

我们谈论我指导的那些诗人，谈论罗伯特·贝伦德森。拉尔森认识罗伯特，上学的时候曾经一起给大学里的报纸写文章。谈完了，便跟我握了握手，把我送到办公室门前。跟海曼不同的是，他并没有邀请我去喝点东西或者去附近的餐厅里吃饭。也许还为时太早，我们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我答应把杂志的试刊寄给他。

站在世界诗歌节办公楼前面的台阶上，我看着对面的冰激凌店。现在是十一月，遮阳布卷了起来，店里比外面还黑。门上挂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三月再见！”是妈妈的手笔，还画了一个太阳。以前这都是我和卢卡的“工作”，他画一个小太阳，我也画一个小太阳，不用争也不用吵。

我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任由思绪飘荡。来吧，心里有一个反抗的声音在说，来吧！我不怕你们！就这样，思绪向我涌来，把我团团包围。那些想法和问题，记忆，还有画面。维纳斯已经下雪了吗？厨房里闻起来是什么味道呢？我看见父亲母亲跟卢卡坐在餐桌前，也看见了我的椅子。索菲亚在干什么呢？是在村子里闲逛，看着窗户后面透出来的暖暖的灯光吗？离三月还远，然而对冰激凌商人来说，三月永远都不远，一天比一天近。

晚上我坐在床上翻译帕特里克·兰恩的诗。桶里的冰化了，水也泼了出去。桶底的那只手宛如一只沉睡的深蓝色的蜘蛛。问题是：你把属于自己的一部分弄丢了，现在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