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凡尼，是要我喂你吗？”

也许那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恨买冰激凌的人了，没准那一刻也很恨我。

我决定开动，把扁平的塑料勺插进了香草冰激凌里。

“好吃吗？”父亲问。

我好期待吃到弟弟做的冰激凌，就像人们怀念童年里的某种味道一样。在阿姆斯特丹我去托法尼点过冰激凌，后来也去干巴和维罗纳冰激凌店里排过队，然而他们的香草冰激凌跟我弟弟卢卡做的真的没法比。

我的眼睛自然而然地闭上了，又很快睁开来。就跟初春那天弟弟在厨房里把勺子举在我面前一样，质地既结实又柔滑，奶味无比香醇。在冰激凌融化的那一瞬间，时间似乎停下了脚步。

“就跟电影里索菲亚·罗兰的屁股一样。”父亲说，这会儿也跟拉尔森说起话来，“卢卡就是个天才。”

“我弟弟。”我解释道。

“我的另一个儿子，”父亲说，“他做的香草味冰激凌跟索菲亚·罗兰的屁股一样结实，叫人无法抗拒。”

拉尔森看着父亲，似乎被惊到了，过了一会儿，说：“现在我终于知道您儿子对诗歌的热爱是从哪里来的了。”

我和父亲两个人都笑了，只不过他的脸涨得通红，差点没给噎着。还从来没人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就跟那个说中国人发明了冰激凌的老人一样，这两个场景还真有得一拼。父亲举着一个甜筒扔向那个老人，只见他没命似的逃跑了。

维克多·拉尔森慢慢地吃着手里的甜筒。父亲转身走进了店里，脚步缓慢，一副很累很虚弱的样子，似乎有一座隐形的巨石挡在他面前。

“哈迪呢？”我看了看拉尔森手工制造的皮鞋，又往他的椅子下面瞧了瞧，没看见那只苦着脸的哈巴狗。

“在办公室，”拉尔森说，“负责看家。”

“你要是出差它怎么办呢？”

“我妻子会照顾它的。”

其实那不是他的妻子，他们并没有结婚，不过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维克多·拉尔森没有戴结婚戒指，曾经有过一个，每天晚上她都会拿下来放在牙刷旁边，这个习惯一共持续了二十二年。他有子女，还有一个孙子。在小女儿也搬出去后，两人就离婚了。搬家的箱子还没拆开，文件就签好了字。离婚后，他遇到了一个法国女人，在大使馆工作，名叫法乐丽。他们住在一起，却尊重彼此的空间，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不同的不是爱好，比如对作曲家、红酒和文学的偏好，而是他们的工作。她每天都要工作很长时间，而拉尔森经常出差，不过为此还从未有过摩擦。一到夏天，两人就变得形影不离，会花上一个月的时间开着帆船游地中海，晚上就睡在船舱里，紧紧地挨着彼此。

那个年龄最小的女儿跟我差不多大，在乌特勒支做公务员，为金融部的市议员工作。拉尔森说：“她一点也不喜欢诗歌。”

“我父亲也不喜欢，”我说，“弟弟就更不用说了。真不敢相信我们有同样的基因。”

“有一阵我经常问自己她到底是不是我的女儿，”拉尔森笑了，“可惜她的鼻子跟我的一模一样。”

他的鼻子不大，却很典型：鼻梁拱起，像个钩子似的。

“我曾经幻想过自己是被领养的，有一天亲身父母会来到门前。男的是巴西人，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是巴西诗人安德拉德。”

“那母亲呢？”

“南非女诗人安洁·可络合。”

“为什么是她？”

“你想，她坐在床尾，给你念诗。”我说，“那优美的语言，伴着魔幻般轻柔的声音：我多么想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我要为你写出诗句，跟你一样忧郁流畅。深夜里你睡着了，我要为你唱歌。”

拉尔森说：“这不是写给她爱人的吗？”

“这无所谓。”我说。

这时我终于看见了索菲亚的眼睛。她拿着勺子，挖好了冰激凌，正要放进另一只手里的小杯子。就在这个过程中，也就是一秒钟的时间，我们的目光相遇了。

“我找你，”拉尔森说，“是要问你一件事，其实是我的一个提议。”他挺了挺背，坐直了，继续说，而我却没在意听，漏掉了最重要的几句话。

索菲亚笑了，我也笑了，这时拉尔森问：“这笑是说明你愿意接受这份工作吗？”

我并没有直接回答，他又说：“这是个非常不错的机会，当了编辑你就有机会去周游全世界了，比如萨格勒布、哈瓦那，还有魁北克。”

我还记得那张神奇的城市列表：斯特鲁加、伊斯坦布尔、米却肯。每当海曼被晒得黑黑的从世界另一头的某个诗歌节上回来，我总会全神贯注地听他讲那些城市。

“我在一家出版社上班，”我结结巴巴地说，“已经有工作了啊。”

“罗伯特会理解你的选择的，你得到这样的机会，他也会很高兴。”

我看着索菲亚，她还在看着我，嘴巴微微张开，嘴唇之间出现了一丝空隙。

“你想拥有这样的工作吗？”

“当然了，”我说，“我当然非常想成为世界上最棒的诗歌节编辑了。”

我想到了海曼，想到了亚历山大灯塔，他曾经把世界诗歌节比作灯塔。是他把我引领到了这个港口，现在是时候登陆了。

“这样看来我们得庆祝一下了。”拉尔森说，“这里有香槟吗？”

我摇了摇头，单子上最喜庆的就属贡多拉冰激凌杯了，小船似的杯子里装着水果、冰激凌和奶油。不过要是我点这个，弟弟一定会杀了我。他谁会说：你脑袋出毛病了吗？在这二十八度的天里，你不光坐在外面享受，还要点这么一大杯冰激凌！难道我还不够忙吗？

我试图去寻找卢卡的眼神，可是他一直回避我，看起来很累，不过作为一个夏天的冰激凌商人，也不奇怪。再过一个半月，等九月的尾巴跟十月都过去，他们就要回维纳斯了。到了那里，他就终于可以坐进沙发里休息休息，可以看电视，可以在午餐后睡个午觉，晚上从酒吧回家后就可以开始造小孩了。有一天，那个小型冰激凌机器的大拇指上也会长出老茧，就跟他的父亲、爷爷、太爷爷、太爷爷的父亲一样，一切都是那么顺其自然。有一天，塔拉米尼家族的这根嫩枝会接手冰激凌店，再生出一个孩子来，接着做冰激凌。

今年冬天我也会回意大利。十二月卢卡和索菲亚就要在新圣马可教堂结婚了。卢卡还没问我愿不愿意当他的证婚人，不过听母亲说他正有此意。

“我们去码头喝点东西吧。”拉尔森说。他坐在椅子上，跟父亲结账。一张纸票递了出去，几个硬币找了回来，谁也没说话，这种寂静跟冷嘲热讽一样让人难受。

拉尔森去办公室牵狗，我在楼下等他，看着街对面的冰激凌店。我们刚刚坐的椅子上坐着别的顾客，弟弟给他们点了单，露出了友好的微笑。小孩子们在店外面大笑着跑了一圈又一圈。起风了，遮阳布随风拍打起来，要下雷阵雨了。父亲把自己藏在了咖啡机后面。

办公楼的门开了，拉尔森走了出来，哈巴狗跟在后面。

“哈迪也想喝点东西。”拉尔森说。

我看见母亲在向我招手，那只手闲着，另一只手握着挖冰激凌的勺子。索菲亚也挥了挥手。我们之间隔着小孩子、他们的父亲母亲、游客、老人、恋人、寂寞的人、有钱人、穷人，他们在这个大热天里都想吃上一个冰激凌。

第二天早上，我又见到他们了。夜里下过雨，是一场夏天里常见的雷阵雨。路旁的台阶上还积着大片的水，不过柏油马路已经干了。我和一个前一天晚上刚认识的女人一起去了冰激凌店。她叫凯蒂，在市中心的一家传媒社工作，早上七点就把我叫醒，因为她每天基本上都这个点起床。

“瞧，我们的老顾客又来了。”父亲一边向我们走来，一边说。

这简直是自找麻烦，可是凯蒂坚持要去店里喝一杯卡布奇诺。我是在跟拉尔森喝香槟的咖啡馆里遇到她的。我和拉尔森几乎同时有了新的谈话对象，他和一个建筑师朋友，我和一个不相识的女人。女人裸露着背，看起来被晒伤了。手指按上去，还会出现一个白色的指印。

她跟我讲了很多她的事，接着便轮到我了。两个人刚刚认识，对彼此充满了好奇心。海曼曾经给我讲过，艾萨克·巴贝尔对美女的一切都感兴趣，甚至会提出看她们手提包之类的请求。“巴贝尔写过诗吗？”我惊讶地问。“没有，”海曼说，“但是爱过很多女人。”

凯蒂告诉我，她给一个整形医生做了将近一年的情人。而我告诉她，我出生在一个冰激凌世家。

“那是你弟弟吗？”她喝了一口卡布奇诺，问。我抬起头，看见卢卡站在店里，一只手里捧着一盒冰激凌，母亲伸手接过去。索菲亚可能在楼上，时间还早，天没那么热，第一个来买冰激凌的客人还没出现。

“你们俩像极了，”凯蒂说，“身型和动作都很像。”

“我比他高三厘米。”

“鼻子也很像。”

“除此以外，我们截然不同。”

“你比他黑一点，”凯蒂又说，“应该是太阳晒多了。”

“我弟弟整个夏天都在店里忙。”

“他的肌肉也比你发达些。”

卢卡走了出来，没看我，却看着凯蒂的腿。她穿着一条短裙，短裙下面穿着一条蓝色的蕾丝内裤，我只希望内裤没露出来。

“你们的耳朵一模一样。”凯蒂说。

“你是开我玩笑呢。”

“很小，很可爱。”

说完又喝了一口咖啡。

“我猜他的屁股跟你的也一样，不过除非他稍稍转身，不然我看不清楚。”

“要我叫他转身吗？”

她转向我，在我嘴上亲了一口，我尝到了卡布奇诺里牛奶的味道。“我看呀，他的睫毛没有你的那么漂亮、那么长。”凯蒂轻声耳语道。

索菲亚走了出来，站在柜台后面，跟卢卡一样看着凯蒂的腿。从她的眼神中我可以看出她看见了凯蒂内裤的颜色。这时我们四目交替，没有笑，没有点头，也没有挥手。

“那是谁？”凯蒂问。

“我弟弟的未婚妻，他们今年冬天就要结婚了。”

“真漂亮。”

索菲亚转过身去，仍然站在原地，背对着店门。

“她是意大利人吗？”

“是的，从摩德纳来的，十三岁那年来到了我们住的村子里。”

“还有呢？”

“还有什么？”

“你难道没爱上过她吗？”

“她可是我弟弟未来的妻子。”

“以前也没有吗？”

卢卡走进了店里，走向厨房。我突然感觉到一种冲动，那是对冰激凌机器的怀念。我也没办法，这感觉说来就来了，是一种想跟他一起站在厨房里的愿望。一起洗水果，碾坚果，把冰激凌机器的汽缸填满，一起听刮刀的声音。

凯蒂看着索菲亚，看着那条挂在肩膀之间的金色长辫子，说：“你知道那个整形医生的老婆是怎么发现我们的吗？”

“你们被抓了个现形？”

“不是的，那样也太惨了。”她摸了摸依旧红红的背，说，“她老婆能看出来，这是一天早晨吃早餐的时候她亲口对他说的。什么也没发生，她就是能看出来。”

“您还需要什么吗？”父亲站在我们身后，问。新的一天刚刚开始，他的腿还没开始疼。怨恨依旧存在，不过还没有那么尖锐。父亲接着问：“再来一杯咖啡？”

“我想吃冰激凌，”凯蒂说，“要不我们两个人分一杯？”

“两个人吃一杯？”父亲说，“要几种口味啊？”

“你来选吧。”凯蒂微笑着看着我。她的嘴巴很小，嘴唇薄薄的，很有弹性。

“您说吧。”父亲也面带微笑地看着我，很喜欢现在扮演的角色，怎么都不会厌倦。我不必和他一起演，因为我是一个顾客，坐在他们家店外面的遮阳伞下。

“三个味道。”我说。

“哪三个呢？”

看来已经没有退路了。“香草、芒果和树莓。”说完，我点了店里今天卖出去的第一份冰激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