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的，快给你的女朋友唱歌，唱歌！快唱啊！”

“你这么吼，它们会害怕的。”

他把雌鸟放进了另一个笼子里，现在两只鸟之间的距离差不多三米，然而那只雄鸟还是不张嘴，在笼子里飞来飞去。

“别再扑腾了，”父亲大声说，“你就不应该扑腾，该唱歌。要我做个示范吗？嗯？唧唧！就这么难吗？唧唧！”

“爸爸，让它们安静一会儿吧。”

“你让我安静一会儿吧！”父亲说，“我都快被你逼疯了。不让我做这个，不让我做那个，整天都盯着我。就让我清静清静吧，我要跟我的鸟儿们单独待一会儿。快走开！”

父亲还从来没这么跟母亲说过话。他们之间当然会有分歧，也会就事进行讨论，然而父亲从来没跟母亲大声吼过，总能编出一个笑话，虽然有时候并不那么好笑，也算尽力了。

看来这是一支序曲，是争吵的开头，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怨气。

“我要静一会儿！”父亲在店里大吼大叫。

弟弟的身影并没有出现在厨房门上的那扇小窗户后面。他在称糖，在分离蛋清和蛋黄，尝试各种新的食材，又是转，又是听，又是尝，不断地改进，工作的时间比父亲当年还长，一忙就是十八九个小时，一切都是为了研究出新的口味。有干酪做的冰激凌，有迷迭香和巧克力的，有酸奶和黑樱桃的，红白两色交融在一起。

索菲亚还没起床，这些天越起越晚。冰激凌店每天十点开门，有时候到十一点她才下楼，这是母亲告诉我的。“可能是因为天气的关系，”母亲说，“如果太阳出来了，自然就好了。”

她头发的颜色变深了，仿佛失去了光泽的金色画框。这是因为夏天待在店里，冬天又回到意大利，春天里没去长满蒲公英的草地里奔跑，也就是说几乎没晒到太阳。

有一天那只雌鸟死了，躺在笼子里，嘴巴埋在雄鸟或者是它自己的粪便里。早晨父亲看到这场景，伤心极了，不想跟任何人说话。

“死了，”他嘟囔起来，“死了。”

我为他泡了一杯意式浓缩。他没喝，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手里那只失去生命的小雌鸟。

“死了，死了，死了。”

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命运。

“爸爸，我们可以再买一只鸟啊。”

父亲没有对母亲的提议做出任何回应。要知道这可是很特别的，母亲终于同意父亲去买他喜欢的东西了。

我们让父亲独自待着。下午我从世界诗歌节的办公楼里出去吃东西时，看见父亲兴奋地朝我招手，让我赶紧去店里。是那只雌鸟起死回生了吗？难道之前只是晕倒了？

“雄鸟终于唱歌了！”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它又是唱，又是叫，快听。”

我早就听见了，只要走进店里，就能听见。那只雄鸟叫起来就像店里养了一窝鸟似的，特别投入，特别有激情。仿佛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它的嗓子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现在又恢复了正常。

“它很兴奋，”父亲说，“因为它的女朋友死了。”

鸟不停地叫，母亲和索菲亚什么也没说，站在柜台后面，店里没有顾客，她们有的是时间来看雨发呆。

“看它多高兴啊，跟过节似的，真是太棒了！”

我看着那只雄鸟，根本不像那只沉默良久的小鸟。

“另外一只呢？”

“那只雌鸟？”父亲说，“别提了，都已经是过去式了。快听，它唱起歌来像个冠军似的。”

“你把它埋起了吗？”

“它一直不开口，原来是因为不幸福，因为害怕，没准还抑郁呢。”

父亲说这话的样子仿佛是实现了一项发明，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项发明。他的命运似乎又跟小鸟联系起来，而这次鸟还活着。

“快，快唱，你再也不用伤心了。”

母亲突然轻声哭起来，虽然没发出什么声音。她背对着我，我没看见眼泪，却注意到索菲亚把手搭在了母亲的肩膀上。

父亲并没有意识到母亲和索菲亚的沉默，只顾着听鸟叫。那只鸟叫起来声音刺耳，而且还叫个不停，间歇的时间很短。唯一的好处是过一会儿就适应了，道理跟时钟的滴答声一样。可是到店里来喝咖啡的客人都快被吵疯了。

“它这是高兴的，”父亲解释道，“它的女朋友死了。”

有的客人觉得好笑，而有的听了直摇头。

有人说：“你应该在笼子外面套个罩子。”

父亲的回答是：“它受的罪已经够多了。”

最后还是卢卡把鸟笼子提到了二楼的厨房里。店里的客人是听不到鸟叫了，母亲却得整天看着它，听它叫，他们的卧室就在厨房旁边。

每次我经过店外，进去跟她聊天，她就开始抱怨：“早上五点钟就开始叫了，它一叫，爸爸就立刻从床上跳起来，让它接着叫。然后还跑到楼下，作为奖赏挖了一勺糖又上来。”小孩子们很喜欢把那种糖撒在冰激凌上，把它们叫作“彩糖”。妈妈，加些彩糖可以吗？有时候这个问题一天要问三百遍。

“要是店里没什么事情可做，他就立马跑上楼去听鸟叫。”

我心里想，母亲是觉得父亲对那只小鸟的关注糟，还是这雨天更糟？从气象预报来看，未来几天并不会有什么明显改善，这应该是数年来开市开得最差的一年了。尽管如此，还是会有人不管天气好坏，都来买冰激凌吃。他们总说：“就算打着伞，也一样好吃。”又或者：“我们才不会因为这几滴雨影响了心情呢。”

这是鹿特丹人的个性，不过他们也一样期盼太阳的出现和漫长慵懒的白天。

索菲亚穿着一件玫红色的裙子，涂着玫红色的口红，辫子上的蝴蝶结也是玫红色的。她母亲是山里的美人，而她就是这个阴雨城市的美人。只见她对我微微笑了笑，不过却没有触及到我的内心。

卢卡在厨房里尝试新的口味，父亲在看鸟，我打算回公寓，拿一本诗集坐进刚买的二手沙发里。三个各忙各的。

几年后，我去参加马尔凯诗歌节，赤裸裸地躺在巴黎的一家旅馆里，看着玫红色的墙纸。洗完澡，盯着罂粟花的图案，这才发现房间里的一切都是玫红色的。从地毯到窗帘，从被子到床头柜，从桌子到电话，再到天花板。叫我惊讶的是，我看见自己的龟头也成了玫红色的。那天，在寂寞的巴黎，我想起了索菲亚的裙子，解开了在忧郁的春天里纠结成一团的线。

我明白弟弟为什么试着用橄榄油做冰激凌了，为什么把哈密瓜和薄荷混合到一起，为什么直到深夜还在研究配方，为什么索菲亚有时候晚上十点半就躺在床上，白天又整天盯着深深的水洼。小孩子们穿着靴子在水洼里蹦来蹦去。

夏天终于来了，来得非常彻底，一切属于夏天的迹象都出现了：淡蓝色的天空，潮湿的毯子，短裙，漫长的白天，眨眼的星星，雀斑，黄蜂，冰雹，还有晒伤的鼻子。夏天仿佛意识到自己的时间已经不长了，急匆匆地释放出一片生机。

卖冰激凌的人常说：“宁可春天，也不要夏天生意不好。”天晚了，也有人在酒吧里说：“最好在冬天，别在夏天里喝醉。”

天暖了，各种新口味也问世了。开店以来，柜台里冰激凌的顺序第一次被打乱，有的客人完全摸不着头脑。在巧克力冰激凌旁边不再是覆盆子味的冰糕，而是无花果杏仁冰激凌。过了一个星期，覆盆子冰糕又回到了原先的位子，而巧克力味却被咖啡豆蔻味取代了。

“你这是要把所有顾客都赶走啊。”父亲对卢卡说。

“只要尝上一口，客人们就又全都回来了。”

“可是他们不敢尝啊，我都卖了四十多年冰激凌了，很了解我的客人。他们不喜欢惊喜，只想吃草莓味、香草味、芒果味和巧克力味的冰激凌。还有一些‘怪人’喜欢吃肉桂或者巧克力薄荷味的，不过就从来不喜欢奇怪的口味和奇怪的组合，就更别提那些在字典里才能找到的食材了。”

“他们可以免费试吃。”

“那可不行，”父亲说，“你怎么能把冰激凌白白送人呢？”

“我不是白白送人，只是让客人尝那些还没吃过的口味。”

“就不能开这个先例。荷兰人是怎样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样的话，他们会立刻要求把所有味道都尝个遍。一勺这个，一勺那个，没完没了。就跟超市里一样，那里也可以免费品尝，结果又什么都不买。这可是我亲眼看见的，顾客们推着小车径直奔向一个正在炒菜的女工作人员，都想尝一口。结果呢？味道怎么样？好吃吗？嗯？可是一到结账的柜台就只有面包、一盒牛奶和一斤豇豆。”

“你自己尝过了吗？”弟弟问，把勺子送到父亲嘴边，“是无花果杏仁冰激凌。”

“你要是让所有人都免费吃冰激凌，是要破产的，我们玩不起。我用了这么多年苦心经营这个店，可不是为了转手交给你以后没几个月就眼睁睁地看着它破产。”

“张嘴。”

弟弟把勺子送进了父亲的嘴里，像是在喂不愿意吃饭的小孩。

突然，父亲笑了起来，说：“真是太棒了，这味道，真是太好吃了。”

美味的冰激凌的消息如离弦的箭一般传遍了整个城市，人们纷纷前来围观品尝，一口下去就再也停不下来了。店门口排着长队，报纸上登了新闻，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店里，甚至还有特地从国外来的，店里还从来没这么忙过。

我也得排队，店外面也没有空位子了，现在是暑假，又是艳阳天。母亲们牵着蹦蹦跳跳的小孩子，有个小孩说：“我想吃草莓冰激凌加彩糖。”在我前后，两个小男孩声调不一地说：“妈妈，我们想吃巧克力冰激凌加彩糖。”

母亲和索菲亚站在柜台后面挖冰激凌，把冰激凌放进小杯子和甜筒里。我偷偷看着她们，她们却看不到我，感觉像是在偷窥。母亲的速度比索菲亚的快一点，动作也流畅一些。这是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虽然有时候她的勺子在那些新口味上也会打顿。

“我想要彩糖。”一个小女孩对索菲亚说。

“你要什么味道的冰激凌呢？”

“彩糖。”

“不，她问的是味道，”小女孩的妈妈说，“你得告诉她想要吃什么味道的冰激凌。”

小女孩想了好一会儿，说：“我不记得了。”

我只看见了小女孩的背面，金色的辫子挂在肩膀上，辫子上还扎着蝴蝶结。那发亮的小嘴、金黄色的眉毛和深蓝色抑或灰绿色的眼睛我都没看到。

“是香草味的吗？”妈妈对女儿说。

“哦，对了，香草味加彩糖。”小女孩兴奋地叫起来。

索菲亚的左手并没有动弹，没有去拿甜筒，握着勺子的右手也没有去挖冰激凌。排队的顾客都没注意到眼前的这个场景，都在谈论冰激凌，待会儿要选哪几种味道。而我却看见母亲把手搭在了索菲亚的肩膀上。

“我要一杯菠萝西柚味和李子奶酪味的。”小女孩的妈妈说，“不知道些味道吃起来到底是什么样的。”

冰激凌店的消息甚至传到了维纳斯村里，德拉斯塔在当地的报纸《人民的朋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记者给卢卡打电话，问那些口味是不是他自己发明的。弟弟告诉记者自己连续花了几个小时来尝试各种味道的组合，不过也经常受到顾客的启发。就跟当年有人给太爷爷送水果一样，如今顾客们会跟做冰激凌的人要求新口味，比如樱桃巧克力味、香蕉椰子味，还有树莓香草味。

跟太爷爷一样，卢卡仍然在研究新的口味，每个星期，柜台里都会多出一个新口味。店里有个小白板，专门用来公布那些特别的味道。为了能装下更多冰激凌，店里有了第二个柜台。就这样，夏天过去了，店里店外都排着长长的队，人们光脚坐在外面，到了夜里仍然欢声笑语，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

我和拉尔森一起去参加欧洲各地的诗歌节，七月底，雨点嘶嘶地打在机场跑道的沥青上，我第一次前往麦德林诗歌节。开幕式安排在牛迪巴拉山半山坡的一个由岩石改造成的剧院里。我们乘坐大巴，穿过市中心，这是南美最大的城市之一，到处都是汽车、摩托车和小型货车。拉尔森告诉我，就在不久前，麦德林还是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人们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报纸上登的新闻尽是政治谋杀，大街简直就是屠宰场。每天都会死人，大多数是年轻无名的，不过在那一摊摊血里也有黑社会头目和有地位的军官。拉尔森说：“这场诗歌节就是与邪恶的较量，是拉丁美洲的诗歌杂志《普罗米修斯》的编辑和诗人用生命换来的。他们要抵抗腐败，阻止暴力和光天化日下残酷的掠杀，结果成功了。曾经的南美的犯罪首都如今每年都会举办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诗歌节。”

我看着远处的群山，麦德林在一个坑里，位于坑底。整座城市被群山包围，众山之中有一座名叫牛迪巴拉。山路越来越陡峭，大巴都快提不了速了。我们穿过一片原始森林，两边都是长满深绿色叶子的大树。由于开着车窗，昆虫的鸣叫和鸟儿时而响亮的歌声便传进车里。

车里坐着来自意大利、索马里、墨西哥、加拿大以及挪威的诗人，开幕式的晚上总共会有七十个诗人上台朗诵。之前我早就听说，那上千名的观众，从岩石里雕刻出来的位置，触及天空的掌声。罗伯特说过：“你简直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车子在一大块草坪前停了下来，几年前，这也许还是个抛尸的地方。有的诗人怀疑我们是不是搞错了目的地，都说：怎么可能在这里？帕纳塞斯山，一个位于森林里叫人多少有些不舒服的地方。

我们一个个下了车，顺着一条陡峭的石阶往下走。年纪最大的几个诗人走起路来慢得像甲虫，年轻一点的跟在后面。队伍时而会停下来，有的诗人探头往下看，然而剧院并没有出现在眼前。在阶梯的尽头有一座小房子，绕过去之后，一座巨大的剧院便出现在眼前，一排排石阶错落有致，简直就是位于原始森林里的一座竞技场。有的人已经进了场，还有的正从侧面的大门涌入场内。

“从下面也可以进入剧院，”拉尔森说，“山脚下有个停车场，到了那里要沿着陡峭的阶梯往上爬。这是最棒的路线，剧院一下子就出现在人们眼前了。”仿佛罗马的某个广场，当人们穿过了无数的小街小巷后，一个巨大的广场就这么毫无征兆地出现了。

我继续往下走，来到了舞台上。舞台被罩了起来，可能有四十米宽，左右的架子上都挂着一排扩音器。聚光灯还没打开，不过已经对准了七十把白色的塑料椅子。冰激凌店里用的是同样的椅子。每天早晨父亲把它们拿出来，摆好，晚上再全都叠起来。总共有两个讲台，讲台上各有一个话筒。一个给诗人，一个给翻译。

第一排的位置是被预留好的，可是拉尔森想坐得高一点，坐进观众之间。其他诗歌节上也一样，拉尔森很少选择贴着“预约”纸条的椅子。世界诗歌节期间他总是站在看台的侧面，不过那是因为他太紧张了，坐不住。

剧院里的石头座位越来越满，开幕式定在七点钟，不过离开始还有半小时就已经座无虚席了。还有的男男女女爬到树上，坐在了树枝上，又或是找一块地理位置较高的空地，森林里也挤满了人。

那庞大的气势，数不清的观众，就跟举办音乐会似的。人们纷纷从城里赶来，工人、司机、市场上做小买卖的，还有全家出动的。大伙儿都带着吃的，夹着香肠的油炸馅饼，烤玉米棒，各种饮料，可乐，安吉拉啤酒，便宜的威士忌。天空中一丝云也没有，看来不会像罗伯特说的那样下雨了。那天虽然下雨，人们却没有离开，都戴上帽子，撑开雨伞，倾听诗歌。

所有诗人都坐进了舞台上白色的椅子里，我看见了拉斯·古斯塔弗森和布莱特·巴赫，还有一些从来没见过、也没有听说过的诗人。

跟音乐会一样，观众知道演出即将开始了，又是吹口哨，又是拍手，孩子们都站了起来，跟着大人一同闹腾。“就快开始了。”拉尔森说。仿佛卡多雷的雪，悬挂在空中，住在那里的人都能嗅到下雪的味道，所有人都知道：第一片雪花很快就要飘下来了。

灯还没亮，几个小时后，当天空变成深蓝色，灯才会亮。诗歌节的负责人走上前来，欢迎观众和诗人们的到来。他捏着拳头，不断地鼓舞人们的情绪，仿佛在呐喊口号。“这还不算什么，”拉尔森说，“待会儿他的演讲才叫精彩。”

每个诗人要朗诵十首诗，每念完一首，西班牙语的翻译就会紧随其上。诗人们一个接一个从白色的椅子里站起来，走向前，走到话筒前。一个晚上整整七百首诗，简直就是一场马拉松，诗人们用尽一切办法，来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有的以诗歌的形式歌颂对麦德林的爱，有的对观众深深地鞠上一躬。一个来自刚果的诗人说：“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掌声如海浪一般从上面传到了下面。

到了凌晨一点我们还在听诗歌朗诵，诗歌节的负责人时不时上演一段革命式的宣讲。他冲着话筒大声说道：“诗歌可以将人类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中解放出来。”观众在晴朗的天空下欢呼鼓掌。紧接着又有一个诗人站了起来，为上千上万个观众朗诵自己的作品。我忘了在灯光灰暗的图书馆里诗人的朗诵，忘了咖啡馆酒吧里通过扩音器进行的演说，忘了观众在每首诗朗诵后必须鼓掌的可怜的文学之夜，有时甚至在诗人朗诵的停顿之间也要鼓掌。我歪着脑袋，试图去感知坠落的星辰，诗句不停地涌入耳朵。站在帕纳塞斯山上欣赏诗歌就应该就是这种感受吧，至少期盼如此。

开幕式过后麦德林就完全被诗歌占领了。诗人们连续八天乘坐大巴穿梭于这个拥有上百万居民的城市里。观众们大批涌向剧院、露天讲台和大学校园里。我和拉尔森沉浸在这个诗歌城市中，一个星期后再次来到乐拉斯公园，在那儿喝了一杯冰镇安吉拉啤酒。

弟弟在鹿特丹研究出来的冰激凌的口味越来越奇怪：有鲱鱼味的、葡萄干味的、加了梨子和罗勒叶的茴香味的。有时候试验失败，做出来的味道和想象的不一样。一个意大利人问卢卡能不能做出生火腿味道的冰激凌，卢卡很快便行动起来，跟变魔法似的使用各种配料，倾听刮刀的声音。很快冰激凌就做好了，他尝了一口，好恶心，好难吃，看来火腿冰激凌是失败了，即使是最爱吃肉的人也不会喜欢的。

加了酒的冰激凌也很难做。卢卡用甜味酒阿斯蒂做出了冰激凌，还用气泡酒和红色的黑醋栗做实验，然而结果并不如意，做出来的冰激凌也就没有摆进橱窗里。尽管如此，卢卡并没有放弃，整天待在厨房里研究配方。

整整两年，两个短暂的冬天，两个漫长的冰激凌人的夏天。在这两年里，索菲亚的头发越来越没有光泽，父亲的那只鸟儿叫起来越来越刺耳。在这两年里，我从一个诗歌节飞到另一个诗歌节。每次回到公寓里，总感觉自己成了公寓里的某个陌生人。这两年里充满了诗歌和冰激凌，就在两年后，卢卡把我单独叫进厨房，竟然又跟我说话了。我发现厨房里多了一个存放干用料的新机器，冷藏也换了，还添了第三架冰激凌机，机身小小的。墙上的白瓷砖一尘不染，工作台干净得发亮。难道这也是新的？我们好多年都没说过话了，沉寂有了一种可靠感，虽然是那么尴尬，那么苦痛。

整整十二年，卢卡沉默了整整十二年。

“你得帮我，”他一边说，一边用那对深色的双眸看着我，“你得让索菲亚怀上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