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一动不动地站在更衣室的门口，穿戴得整整齐齐，只是还没有穿靴子。这是早晨六点半，天上在下雪；他已经在窗户前站了一个小时看着雪。现在他就站在通往走廊的门里边，穿着袜子，纹丝不动，瘦高的身子略微低俯，仿佛在倾听，脸上是一副毫无幽默的关切的神情，因为三个星期前他的处境就无幽默可言，他的观点也失去了幽默。从他靠着身子的手上垂着一面法国做的精致讲究的手镜，一面应该躺在女士们的梳妆台上的镜子；尤其是在这种二月天的这个时刻。

终于他把手放在门的把手上，把门一点点地打开；在他的手下门一寸寸地挪动着，没有丝毫声响；在那无边的寂静中他把眼睛凑近门缝，看见在走廊厚实的地毯上有一块骨头。那是块煮过的骨头，一块排骨；上面靠近骨头的地方一些肉上面还有人的牙齿留下的默不出声的重叠的印子。由于门打开了他也就可以听到说话的声音了。他仍然不出声响，小心翼翼地把手镜往前举起来。一瞬间他看见自己在镜子里的模样，他停顿了一会儿，带着一种冷漠的狐疑仔细端详起自己的面孔——一个精明、勇敢的战士的面孔，那位正在预测和控制人及他们的行动方面几乎是无懈可击的专家的面孔，现在却堆满了孩子才有的一筹莫展的软弱。接着他把手镜向前稍为倾斜，一直到他能在镜子里看到那走廊。两个人面对面地蹲在地毯两侧，仿佛隔着一条河。他不认识这两个人，尽管他认识那面孔，因为三个星期以来，白天他看见它，晚上他梦见它。这脸胖胖的，黑黑的，有点扁平，有点像蒙古人；诡秘，温文尔雅，莫测高深，很严肃。他不断地看见这张脸以至他不再企图计算见过的次数，甚至不再估计了；即使现在，尽管他可以看见这两个人蹲在他面前，可以听见他们静悄悄说话的声音，他似乎觉得，在令他筋疲力尽的失眠和压力的某个说不出名堂的时刻里，他看见的只是一个人，一个对着镜子照自己的人。

他们戴着海狸帽，穿着新的长礼服，除了领子和背心等细小的地方，他们腰部以上的穿着无懈可击——虽然在时间上早了一点——现在还是上午。但所有关于合适和体面的观念都给破坏了。乍一看，你会说他们来自匹克威克175的英国，丝毫没有改变，只是那紧身的、浅颜色的短裤下面不是德国雇佣兵176那种膝前有饰穗的长靴，甚至不是任何靴子，而是黑色的光脚丫子。在他们俩身边的地板上各有一捆卷得好好的黑布；在这捆黑布边上是两双脚趾对脚趾、脚跟对脚跟的崭新的靴子，仿佛两个看不见的卫兵隔着走廊面对面地站着。在一个蹲着的人的身边有一个用白桦树皮编的篮子，里面突然伸出一只斗鸡蛇一般的头和脖子，一只圆圆的、黄色的愤怒的眼睛使劲地瞪那镜子里淡淡的光亮。说话的声音是从那里传过来的，轻快、得体、安静的声响。

“这公鸡在这儿对你没什么用？”

“是啊。可谁知道呢？况且，我不可能把它留在家里，留给那些该死的懒惰的印第安人。我连根鸡毛都会找不到。你是知道的。可日日夜夜带着这个笼子也是件麻烦事。”

“这整件事都是麻烦，按我来说。”

“你说得对。整夜蹲在这扇门外，又没有枪啊之类的东西。要是有坏人半夜想闯进来，我们能干些什么？要是有人想进去，我可不想。”

“没人想进去。这是为了荣誉。”

“谁的荣誉？你的？我的？弗兰克韦德尔的？”

“白人的荣誉。你不了解白人。他们像孩子：你对付他们得小心，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下一步会干什么。所以如果这是规矩——客人得整夜蹲在这个人的房门外，我们就只好这么蹲。何况，比起守在外面雪地里那些该死的帐篷里，你难道不愿意待在这儿？”

“你说得对。这天气真糟透了。这地方糟透了。就算他们把这个镇子白送给我，我也不会要的。”

“你当然不会要的。可他们是白人啊：他们的品位没法说。只要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得像他们那些人认为是印第安人的举止去做。因为只有在事后你才知道你干了什么事把他们给侮辱了或吓坏了。就像现在得一天到晚说白人的话……”

总统收起镜子，悄悄地关上门。他再次安静地一动不动地站在屋子中央，沉思着，一筹莫展却又毫不气馁：毫不气馁是因为这并不是他第一次遇到难题；一筹莫展是因为他不是在露天的战场面对敌人，而是在他自己高贵而孤独的办公室里被他们所包围，而他，根据法律，如果不说是根据上天的旨意，是这些人的父亲。在冬日清晨的酷冷之中，他似乎能透过墙壁看到自己无所不在，跟正在苏醒过来的庄严的白宫成为一体。在冥想他的恐惧中，他仿佛看到自己无影踪却又跟每一群南方来的客人待在一起——蹲在他房门外的那一群，外面那更大的一群——戴着新的海狸帽子，穿着长礼服和羊毛裤衩，好像是雕塑在这年轻国家的骄傲神化的标志，这座钢骨水泥的、有圆顶的建筑物的石墙上的许多雕像。一个胳臂下面夹着他们卷得整整齐齐的裤子，另一只手里拿着没有穿过的鞋子；在欧洲外交家吃惊的面孔和金色的辫子，那刀剑、缎带、星星的后面，黑黝黝的，永恒的，规矩得体，宁静祥和。

总统轻轻地说：“该死，该死，该死。”他穿过房间，停下脚步从椅子边上拿起放在那里的靴子，向对面房门走去。他又停下脚步，出于三个星期以来时刻等待命数降临的习惯，有点过于小心和过于轻手轻脚地打开房门，虽然门外只有他的妻子在床上平静地安睡着。他又穿过这间屋子，手里拿着他的靴子，停了下来把镜子放在梳妆台上，放在新法兰西共和国赠给某位前任的那套梳妆用具中间，踮着脚走进前室，那里一个穿着长外套的人抬起头，接着站了起来，他也只穿着长袜。“没有敌情？”总统低声说。

“没有，将军。”

“好。你……”那人又拿出一件简朴的长外套。“好，好极了。”总统说。那人还没有让开身子，他已经把外套披在身上。“还有……”这一次那人已经预料到了；总统把帽子戴得很低，遮住脸。他们踮着脚，手里拿着靴子离开了这间屋子。

后楼梯那里很冷；他们穿着袜子的脚趾走路时都缩了起来。他们轻轻地走下楼，坐在最后一级台阶上穿上靴子。

外面还在下雪；在跟雪一样颜色的天空下，跟雪一样颜色的地面上，雪花似乎在黑糊糊的马厩门口突然安静而又猛烈地显了出来。矮树丛和灌木丛一个个都像白色的气球，那黑色的边缘，轻飘飘地，没有动静地，向下延伸到白色的大地。在这些树丛中，相当有规律地分布着一些帐篷形的小丘，脊背那里升起一小股烟，进入那没有风在吹动的雪花中，仿佛雪花本身处在一种宁静的燃烧状态之中。总统阴郁地看了一眼这一切。“走吧。”他说。另外那个人低着头，把外套紧紧地裹在脸上，疾走几步，钻进了马厩。灭亡两字应用到一个党和国家的士兵将领身上的那一天真该灭亡，但总统紧跟在他身后，挨得太近了，两人的呼吸成了一股热气。逃跑两字应用到一个党和国家的士兵将领身上的那一天也真该灭亡，但他们几乎还没有进入马厩就已经出来了，已经骑在马上小跑起来，跑出草地，经过被雪盖起来的帐篷，向着那大门跑过去，大门通向那条大道，现在尚在雏形但今后将成为的一座舞台，每四年检阅一次年轻国家那充满渴望的人的骄傲而又精心盛装的、令疲惫的世界赞美、嫉妒而又吃惊的家产。然而，此时的大门却被更为当前而不是预言中光辉的未来所占领。

“小心。”另外那个人说着勒住了马。他们在大门里面勒住了马——总统拉起外套遮住了脸——让那群人进门：那些矮矮的、宽肩膀的、皮肤黑黝黝的人在雪地里显得黑压压的，那海狸帽子，那正式的西服，结实的腿从臀部到脚腕子都裹在羊毛衬裤里。他们中间走着三匹马，马背上捆着六只宰好的鹿。他们进来了又走了过去，没有理会两个骑马的人。

“该死，该死，该死，”总统说，然后大声一点，“你们打猎收获不少啊。”

其中的一个人短暂地瞥了他一眼。他边走边客气、轻快而平淡地说，“马马虎虎。”

马又走动起来。“我没看见有枪。”另外那个人说。

“对，是没有，”总统阴沉地说，“这件事，我也得调查一下。我下过严格的命令……”他烦躁地说，“该死，该死。他们去打猎的时候也带着他们的长裤？您知道不知道？”

国务卿在用早饭，尽管他没在吃。他穿着晨袍，没有刮胡子，坐在没吃过的早饭中间；他读着放在他面前空盘子上的报纸，神情苦恼。壁炉前有两个人——一个是外套上还有没融化的雪的骑手，坐在一把木靠椅上，另外一个人站着，显然是国务卿的秘书。总统和他的伙伴进来时骑手站了起来。“坐下，坐下。”总统说。他走近桌子，脱下外套，那秘书上前接了过来。“给我们吃点早饭。”总统说。他坐了下来；国务卿亲自给他拿东西。“现在又出什么事了？”总统说。

“你还问？”国务卿说。他又拿起文件，怒气冲冲地瞪着它，“这一次是宾夕法尼亚来的。”他拍了一下那文件。“马里兰、纽约，现在是宾夕法尼亚；显然，只有波特马克河的水温才能阻挡他们。”他说话的口气很粗鲁，很烦躁。“抱怨，抱怨，抱怨，这次是在盖底斯堡附近的一个农民。他的黑奴天黑以后在谷仓里点着灯笼挤牛奶——突然，那黑奴一定以为有一二百人，因为那农民数着有十一二个——从黑暗里跳了出来，戴着高礼帽，拿着刀子，腰以下没穿裤子。结果，灯笼踢翻后烧毁了一座谷仓和一厩的干草和一头牛；最后一次有人看见那身强力壮的黑奴时，他正以飞快的速度逃离现场，向森林跑去，现在毫无疑问，他不是死于恐慌就是丧命于野兽之口。借方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谷仓和干草，一百美元；那头牛，十五美元；黑奴，二百美元。他要求用金币支付。”

“是吗？”总统说，他吃得很快。“我猜那黑奴和牛以为他们是德国雇佣兵的鬼魂。”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认为那牛是只鹿。”那骑手说。

“对了，”总统说，“这又是一件事情，我要……”

“谁不会把他们当成地球上或地球下面的任何东西？”国务卿说，“波特马克河北边沿海地区到处都是戴海狸帽、穿长礼服和羊毛内裤的畜生，他们吓唬女人和孩子，放火烧谷仓，吓跑黑奴，杀死鹿……”

“对，”总统说，“关于鹿，我自己也要说一点。我来的时候遇到他们一群人正回去。他们有六只鹿。我以为我下过严格的命令他们不许有枪。”

说话的又是那个骑手。“他们并不用枪。”

“什么？”总统说，“我亲眼看见……”

“不是的，先生。他们用刀子。他们跟踪鹿群，追上去，爬到它们身上，用刀子割断它们的喉咙。”

“什么？”总统说。

“是这样的，先生。我看见过这样的一只鹿。它身上没有一点枪伤，只是喉咙被一下割到后脖颈。”

总统又说，“该死，该死，该死。”后来总统不说了，可那个兵还连续不断地骂了一阵子。其他人听着，表情严肃，他们小心地转过脸，只有国务卿没在听，他又拿起一份文件。“要是你能说服他们穿上长裤的话，”总统说，“至少众议院……”

国务卿吓得往后退了一步，他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好像一只被惹火了的铁灰色鹦鹉。“我，先生？我去说服他们？”

“为什么不可以呢？他们不是受你那部门管辖的吗？我只不过是个总统，我该怎么跟，譬如说，法国大使解释为什么他的夫人不敢来拜访我妻子，因为白宫的走廊和入口处都挤满了半裸体的契卡索印第安，不是躺在地上睡觉就是在啃半生不熟的肉骨头？而我本人只好躲了起来，离开我自己的餐桌问别人要早饭吃，而政府的官方代表却没事干，只好……”

“……只好每天早晨向财政部再解释一遍，”国务卿愤怒地尖声说，“为什么宾夕法尼亚州或纽约州又有一个农民一定要三百块金币以赔偿他所损失的农场和牲畜，向国务院解释我们的首都并不是被地狱来的魔鬼所包围，向国防部说明为什么十二顶崭新的军队帐篷必须用屠宰刀把顶部砍去以便通风……”

“我也注意到了，”总统温和地说，“我忘了。”

“哈，阁下注意到了，”国务卿凶狠狠地说，“阁下看见了又忘记了。我没有看见也没被许可可以忘记。而现在阁下不明白为什么我没有去说服他们穿长裤。”

“看上去他们是会穿的，”总统十分烦恼地说，“其他的衣服好像都很讨他们的喜欢。不过人的品位是很难说的。”他又吃了起来。国务卿看看，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他后来没有说。他看着那不在意的总统时，脸上出现一种奇怪而诡秘的表情，他那灰白的、怒气冲天的头发慢慢地平复下来，仿佛自己消了气。他再开口说话时，语气婉转平和；现在其他三个人都带着好奇急迫的神情看着总统。

“是的，”国务卿说，“人的品位是很难说的。可是，要是有人接受了表示荣誉、尊敬，更别说是礼节的一套衣服做礼物，而且是一位，呃，部族领袖送……”

“这正是我想到的。”总统毫无防备地说。接着他停止咀嚼，抬起头厉声说：“哎？”那三个地位低一点的人赶快转脸望别处，但国务卿继续用那温和、诡秘的神情望着总统。“你他妈的是什么意思？”他知道国务卿说的是什么，一如其他三个人。他的客人事先没通知就来后的一两天，在最初的震惊多少消失一点以后，是总统下命令给他们那些新行头的。他自掏腰包命令那些商人和帽匠，正如在战争危急的关头他会命令那些枪炮和子弹制造商一样：他正是在这么做的时候才无意中发现他们的数目，至少是男人的数目，因此在四十八小时之内他把他客人那严肃而繁杂的队伍都改造得至少表面上是像样得体的。然后，两天后的一个早晨，那客人——那个一半契卡索血统一半法国血统的矮胖子，长着一张加斯科尼177土匪的脸，举止像个被宠坏的宦官，脖子和手腕处的纱边脏得发黑，有三个星期了，无论他醒着还是在做梦，这个人以一种无动于衷而又无法逃避的姿态纠缠着他——在早晨五点钟的时候，在他和他妻子还躺在床上的时候对他正式拜访，两个随从捧着一捆东西，还有在总统看来，有百十来个男人、女人和小孩安静地挤进他的卧室，显然是来看他穿那套衣服的。因为那是一套衣服，即使在那震惊恐惧的时刻，总统还有时间胡思乱想魏德尔（或卫泰尔）是在首都什么地方找到这套衣服的——一堆，一大套金色的编织物——青蛙、肩章形饰物、腰带和剑——用鲜绿色的布松松地缝在一起，作为回礼赠送给他。这就是国务卿说的事情，总统怒气冲冲地瞪着他，他俩身后那三个人一动不动地神情严肃地看着壁火。“开你的玩笑吧，”总统说，“赶快开。你笑完了没有？”

“我笑？”国务卿说，“笑什么？”

“好极了。”总统说。他推开盘碟。“那么可以谈正事了。你还有什么文件需要引用的吗？”

国务卿的秘书走上前了。“先生，我要不要把其他文件拿过来？”

“文件？”国务卿说，他的头发又一次怒发冲冠了。“我他妈的要那些文件干吗用？这三个星期里我日日夜夜还想过别的事情吗？”

“好极了，好极了，”总统说，“你能不能把事情大致回顾一下。万一我忘记了什么。”

“阁下真是个幸运的人，如果你能忘记什么的话。”国务卿说。他从晨袍口袋里拿出一副金属架子的眼镜。

但他只是用来又一次气呼呼地看总统，头发像鹦鹉似的怒气冲天。“这个人，魏德尔，卫泰尔——不管他叫什么名字——他和他的家庭或家族或不管他们是他的什么人——声称他们拥有这条有争论的河的西部的密西西比的全部土地。哦，转让证书没有问题：他那从新奥尔良来的法国父亲把一切都办好了——呃，碰巧在他家或他种植园对面是三百英里内唯一的浅滩。”

“这一切我都知道，”总统不耐烦地说，“当然我现在很遗憾那里有办法过河。可是除此之外我看不……”

“他们也看不出来，”国务卿说，“一直到白人来了以后。”

“啊，”总统说，“那个人，被谋……”

国务卿举起一只手。“等一下。他跟他们在一起待了大约一个月，表面上是在打猎，因为他白天总不在家，尽管显然他是在确认附近没有别的浅滩。他从来没有带回来什么猎物，我猜他们对这一点以他们轻快的方式大加嘲笑。”

“对，”总统说，“魏德尔一定觉得这非常可笑。”

“……或者卫泰尔——不管他叫什么名字，”国务卿不耐烦地说，“他似乎并不知道也不在乎他自己到底叫什么名字。”

“说下去，”总统说，“讲讲那浅滩。”

“好的。后来，一个月以后，有一天，那白人提出来要买魏德尔的一些地——魏德尔，卫泰尔——该死的，该……”

“叫他魏德尔。”总统说。

“……从魏德尔那里买。不大，就像这间屋子那么大，魏德尔或者卫——提出大约十种价格。不是出于收益享用的欲望，你明白，魏德尔会把那块地给他的，或者不管怎么样做一场抛刀游戏的赌注，显然当时他们还没有人想到那人要的那一小块地是去那浅滩的唯一的出入口。毫无疑问这场交易进行了好几天，也许好几个星期，成了一种消磨无事可做的下午或晚上的举动，旁观的人看着那快乐的情景兴高采烈地欢快地笑着。他们一定笑得很厉害，尤其在那人照魏德尔的价格付了钱；后来在他们看着那白人在太阳底下围着他的财产筑篱笆时一定笑得更加厉害，毫无疑问，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中间还是没有人想到那白人是在把进入浅滩的唯一的入口处拦起来。”

“对，”总统不耐烦地说，“可我还是不明白……”

国务卿又举起一只手，傲慢地，警告性地。“他们也不明白，一直到第一个旅行者来了要过浅滩。那白人给自己修了个通行税征收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