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总统说。

“对。现在对他们来说，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看着那个白人坐在荫蔽处——他把一个鹿皮做的袋子绑在一根杆子上，让旅行者往里面放钱，他还把大门盖得他可以从他那一间屋子的住所阳台上用一根绳子来开和关而他甚至不必离开他的座位；看着他开始积累财产——其中之一是那栋房子。”

“啊，”总统说，“现在我们快说到点子上了。”

“对。从那时起，他们很快就明白了。好像是那白人的马和那侄子的马比赛，赌注是那浅滩和那通行税征收卡对一千来英亩的土地。那侄子的马输了。那天夜里……”

“啊，”总统说，“我明白了。那天夜里那白人给谋……”

“让我们说，死了。”国务卿一本正经地说，“因为在那代理人的报告中是这么说的。虽然他在一份私下的通信中加了一句说那白人的病似乎是一个开裂的头颅。但问题并不在这里。”

“对，”总统说，“问题在那边，在白宫里。”他们现在已经在那里待了有三个星期了，男人、女人、孩子、黑奴，坐着慢腾腾的大车，走了一千五百英里，自从深秋那一天，契卡索代理人来调查那白人死因开始。走了一千五百英里，穿过冬天的沼泽与河流，穿过美洲大陆东部没有道路的主要山脉，由一个温和的、肥胖的、混血的暴君与家长所领导，他坐在马车里打瞌睡，他的侄子坐在他身旁，一只戴着戒指的、在脏兮兮的纱边下面的肥手放在那侄子的腿上以支持他指挥一切。“那代理人为什么不拦住他？”总统说。

“拦住他？”国务卿喊道，“他后来退让到允许那侄子在当地受审，由印第安人自己来审判，他只保留关于取消那通行税征收卡的打算，因为反正没有人认识那白人。可是不行。那侄子不能来你这里，由你亲自赦免他或判他有罪。”

“可是难道那代理人不能拦住其他那些人吗？拦住他们不让……”

“拦住他们？”国务卿又喊了起来，“听着。他搬到那儿，住了下来——魏德尔，卫——该死！真该死！哪儿——对。魏德尔告诉他们那房子是他的，没过多久真成他的了。因为他说得上来，为什么每天早晨出现的面孔要比头天晚上少一些？你做得到吗？你现在能做到吗？”

“我不想试，”总统说，“我只想宣布一个全国性的感恩节。这么说，他们是在夜里溜走的。”

“对。魏德尔同马车及一些装粮草的车先出发；他们大约走了一个来月嘛，代理人才意识到每天早晨留下来的人数又少了一些。他们装好大车在晚上出发，一家家地走——祖父母、父母、孩子、奴隶、牲畜和狗——所有一切。为什么不这样呢？他们为什么要放弃这个由政府出钱的节假日？他们付出的代价仅仅是在严冬里在陌生的国土上走一千五百英里，为什么要错过戴着新的獭皮帽、穿着新的绒面呢大衣和新的内衣内裤在慈祥的白人父亲家里过上几周或几个月的快乐与特权？”

“是啊。”总统说。他说：“你跟他说了，这里没有人指控他的侄子？”

“说了。还说了要是他们回去的话，代理人会亲自在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仪式上公开宣布他侄子无罪。可他说——他怎么说来着？”国务卿现在用一种轻快的，几乎是欢唱的口气，几乎是惟妙惟肖地重复他所模仿的那个人，“我们要求的只是公正。要是这个傻孩子谋杀了一个白人我想我们应该知道。”

“该死，该死，该死，”总统说，“好吧。我们举行调查会。把他们请到这里，让我们把这件事了了。”

“这里，”国务卿吓了一大跳，“在我家？”

“为什么不可以？他们在我那里待了三个星期了；至少你可以忍受他们一个小时。”他对陪他来的人说，“赶快。告诉他们我们在这里等着对他侄子审判。”

现在总统和国务卿坐在收拾干净的桌子后面看着那个人，他站在那里，仿佛被圈在他刚走进来的打开的门框里，牵着他侄子的手，好像一个叔叔第一次把乡下来的年轻的亲戚带进大都会的蜡人博物馆。他们纹丝不动地审视着站在他们面前的温和的，大腹便便的，长着一张柔和、温顺、不可捉摸的面孔的男人——长长的、猴子似的鼻子，似睡非睡的眼皮，松弛的、一堆脏兮兮的、五十年前华贵而入时如今旧式而无华贵可言的花边所围绕的牛奶咖啡色的下巴颏；嘴巴丰满，不大但很红润。然而，在这张松弛的、带着疲惫的、看透一切的表情的面孔后面，就像在那平和的声调和几乎是女性化的言谈举止后面隐藏着另外一些东西；某些霸道的、精明的、不可预测的、专制的东西。在他身后挤满了安静而严肃庄重的黑色随从，人人头戴獭皮帽，身穿绒面呢外衣和羊毛内裤，个个腋下夹着卷得整整齐齐的长裤。

他又站了一会儿，端详着面前的一张张脸，直到他找到了总统。他说，口气略带责怪，“这不是你的房子。”

“对，”总统说，“这是这位酋长的房子。我亲自任命他主持我和我的印第安人民之间的公道。”

那叔叔略略欠身致意。“那正是我们所要求的。”

“好极了。”总统说。他前面的桌子上放着墨水瓶、鹅毛笔和沙盒，还有许多瞟一眼就能看见的系着丝带、盖着金色大印的纸张，虽然没人能说那凝重的视线是否落在上面。总统看看那侄子。侄子年轻、瘦削，他站着，右手腕抓在他叔叔肥胖的、带花边的手里，带着严肃与警惕的安详的神情静静地打量着总统。总统把鹅毛笔蘸了蘸墨水。“这就是那个人，他……”

“他犯了这桩谋杀案？”叔叔轻快地说，“这就是我们在冬天的时候长途跋涉来发现的事情。如果他干了，如果那个白人也许真的不是从他那跑得飞快的马上摔了下来，把脑袋磕在一块尖利的石头上，那我这个侄子应该受到惩罚。我们并不认为杀害一个白人跟杀那些可恶的柴罗基或克里克部族的人一样正确。”他十分不可捉摸，非常谦恭有礼，看着那坐在桌子后面用假文件玩弄笨拙的欺骗游戏的两个得意洋洋的人物；在一瞬间总统本人跟那似睡非睡的眼睛四目相视，他低下眼睛。然而那国务卿，挺直身子，发冠激烈地向上高高耸起，怒目瞪视那叔叔。

“你应该在浅滩上举行这次赛马，”他说，“水是不会在这个白人的头骨上留下一个裂口的。”

总统立即抬起眼睛，看见那迟钝的、莫测高深的面孔以阴郁的揣测的神情打量着国务卿。但那叔叔几乎马上就开口说话。“是应该这样。但这位白人肯定会问我侄子要个钢镚儿才让他通过他那扇门。”接着他笑了起来，笑得高兴、欢快、端庄。“要是他让我侄子免费通过的话，那也许对这位白人好一点。不过现在这不是问题的所在。”

“对，”总统说，口气似乎非常严厉，于是他们又去看他。他拿起鹅毛笔，举在纸的上方。“哪个是正确的名字？魏德尔还是卫泰尔？”

还是那轻快的、没有抑扬顿挫的声音：“魏德尔还是卫泰尔。白人酋长用什么名字叫我们又有什么关系？我们不过是印第安人：昨天还记得，明天就忘了。”

总统在纸上写着。鹅毛笔在一片静寂中在纸上不断地划拉着，只是静寂中还有另外一种声音：一种隐隐约约、连续不断的、轻微的声音仿佛从叔侄身后的黑暗而没有动静的人群中传了出来。他用沙子吸过他写的东西，把纸对叠，然后起身站着，以便使大家安静地望着他——一位在其他更多的场合下曾经出色地指挥过人的战士。“你的侄子并没有犯这桩谋杀案。我指定的在我们中间主持公道的酋长说，他可以回家去，以后再也不要这么做，因为下一次他会生气的。”

他的话消失在震惊的沉寂之中；就在那一瞬间甚至那沉重的眼皮都颤动了起来；他身后那黑色人群中那由于闷热和羊毛而静静地搔抓所引起的、既轻微又持续不断的、犹如大海之轻微而永远的涌动一般的声音都在那一瞬间停止了。那叔叔用十分震惊和难以置信的口吻说，“我侄子自由了？”

“他自由了。”总统说。那叔叔震惊的目光扫视整个房间。

“这么快？在这里？在这栋房子里？我以为……不过，没关系。”他们望着他，那张脸又变得温顺、神秘莫测、毫无表情。“我们不过是些印第安人；毫无疑问，这些忙碌的白人没有多少时间来处理我们那些微不足道的事务。也许我们已经打扰他们太多了。”

“没有，没有，”总统连忙说，“对我来说，我的印第安人民和我的白人人民是一样的。”但那叔叔的眼睛又静静地扫视房间周围；总统和国务卿肩并肩地站着，彼此可以感受到同样的逐渐省悟的惊惧。过了一会儿，总统说，“你原来以为会议会在哪里举行？”

那叔叔看着他。“你会觉得好笑的。我愚昧无知，我以为即使我们那些微不足道的事务也会包括在……不过，没关系。”

“包括在什么里面？”总统说。

那没有表情的胖脸又打量了他一阵。“你会哈哈大笑的，然而我听你的吩咐。在那金色大鹰下面的那个很大的白色会议屋子里。”

“什么？”国务卿喊了起来，又吓了一大跳，“在……”

那叔叔眼望别处。“我说你们会觉得好笑的。不过没关系。我们反正得等着。”

“得等着？”总统说，“等什么？”

“这真的很好笑。”那叔叔说。他又笑了起来，还是那种欢快的无所谓的声调。“还有更多的我的人快要到了。我们还要等他们，反正他们也想看一看听一听的。”现在没有人惊叫起来，连国务卿都没有做声。他们只是瞪着眼望着他，而那平和的声音继续说：“他们有些人好像把地方弄错了。他们听人说起过白人酋长的首都的名字，可碰巧我们国家还有一个名字一模一样的城镇，因此有几个老百姓在路途中打听的时候，他们被指错方向，上那里去了，可怜的愚昧的印第安人。”他笑了，他那莫测高深、睡眼惺忪的面孔带着喜爱和快乐的宽容。“但有个信使已经来了；他们会在这个星期内到达。那时候我们将研究如何惩罚这个任性的孩子。”他轻轻地摇了摇侄子的手臂。除了胳臂动了，那侄子没有动过一下，只是以他那严肃而不眨眼的目光审视着总统。

很长一段时间里，房间里除了印第安人轻微而持续不断的搔痒声再没有其他声响了。然后，国务卿开始说话，他十分耐心，仿佛是在跟一个孩子说话。“你看，你侄子自由了。这篇文件说他没有杀害那白人，没有人可以再这样指控他了，否则我和站在我身边的大酋长会生气的。他现在可以回家了，可以马上回去了。你们大家都马上回家。有句话不是说得很好吗：一个人要是不在家，他的父辈在坟墓里也不得安宁？”

又是一片沉默。后来总统说：“不但如此，金色大鹰下面那个很大的白色会议屋子，现在正有一些在那里比我权力还要大的酋长在开会。”

那叔叔举起手，绕满着脏兮兮的纱边的食指摇了摇，表示责备和不满。“请不要要求一个愚昧无知的印第安人相信这一点。”他说。接着他说，语调一点没有变化；国务卿一直不知道那叔叔现在是在对他讲话，还是总统后来告诉他的：“那白色的会议室，我想那些酋长肯定还要用相当长一段时间。”

“对，”国务卿说，“一直要用到最后一场冬雪在花朵和青草中融化为止。”

“好的，”叔叔说，“那我们就等着。那样的话，其他的部落老百姓也有时间赶来了。”

于是大队人马冒着仍在下着的雪朝着那条具有崇高使命的大道前进，为首的是辆马车，坐着总统、那叔叔和侄子，那肥胖的手又一次放在那侄子的膝盖上，后面跟着的第二辆马车里坐着国务卿和他的秘书，再后面是两列士兵，他们中间走着黑压压的、端庄凝重的大群男人、女人和走着的或被抱着的孩子；于是在那间孕育和思考比公正的事件和人类的愚蠢还要出色的使命的崇高梦想的会场里，总统和国务卿站在众议院议长的桌子后面，在他们下面站着那叔叔和侄子，四周是那使命的活着的操纵者，还有威严的、观望着那使命梦想者的灵魂作点缀，他们的后面是由亲戚、朋友和熟人组成的黑压压的人群，从他们中间持续不断地传出那轻微的羊毛与肉体相摩擦的声响。总统俯身对国务卿说：

“大炮准备好了吗？”他悄声说，“你肯定他们能从那门口看见我的胳臂？还有，万一那些该死的炮爆炸了怎么办？自从华盛顿178最后一次向科恩华勒斯179开火以后从来没有用过，他们会弹劾我吗？”

“会的。”国务卿嘶嘶地说。

“上帝保佑我。把书给我。”国务卿把书递过去；是彼特拉克180的十四行诗选，国务卿在出门时从桌子上抓来的。“希望我还记得足够的用于法律的拉丁文，让我说得不至于像英文或契克索文。”总统说。他打开书，然后，总统——法律和军事方面的人的征服者、外交战争的赢家——又一次挺直身子，俯视下面黑压压的、沉默的、聚精会神的、期待的面孔；他张嘴时用的是在此以前促使人们停顿、倾听，然后服从的声调：“弗朗西斯·魏德尔，契克索民族的酋长，还有你，弗朗西斯·魏德尔的侄子、未来的酋长，听我说。”然后他开始朗读。他的嗓门高亢洪亮，深邃而神圣的音节在黑黝黝的面孔上方旋绕，在威严的圆顶大厦里回荡。他朗读了十首十四行诗。然后，他高举手臂，结束演说；他的声音富有深意地渐渐消失，他放下手臂。过了一会儿，从大楼外面传来震耳的炮弹爆炸声。此时黑色的人群才第一次骚动起来；他们中间发出表示惊喜的声响，一阵低语声。总统又开口了：“弗朗西斯·魏德尔的侄子，你自由了。回家吧。”

就在这时候，那叔叔说话了；他的手指又一次从纱边堆里伸出来摇动着。“任性的孩子，”他说，“看看你给这些忙人惹来多少麻烦。”他几乎很灵活地转身面对国务卿；他的口气还是那样平和、轻快，甚至很欢乐：“现在，关于那个该死的浅滩这件小事……”

秋天的落日暖洋洋地、十分适意地照着他的肩膀，总统在秘书离开时转向书桌轻轻地说：“做完了。”他拿起信，拆开信封时，太阳光落在他的手上和信纸上，暗示这一年又将辉煌地逝去，即将到来的收获和大地宁静的烟囱上空一缕缕安详的木柴的烟雾——和平岁月的恬静的旗帜。

突然，总统大吃一惊；他猛地跳了起来，手里拿着封信，在震惊与骇异的迷乱中瞪着眼望着它，他努力想理解时，那信中的字眼像步枪子弹似的一发发地爆炸。

亲爱的先生与朋友：

这件事情很有意思。我这个鲁莽的侄子——他这种性格一定是从他父亲的部落继承来的，因为这不是我的性格——又要来麻烦你和我了。问题还是那该死的浅滩。外面又来了一个白人，我们以为他是来和和平平地打猎的，因为上帝创造的森林和他放在里面的鹿是属于大家的。但他也着了魔似的一心想要占有这块浅滩，他听说他同类的那些故事，他们按照白人的稀奇古怪的、坐立不安的方式，总发现河流的一边要比另一边好得多，值得花钱买到那一边的特权。于是事情按照这位白人的意愿作了安排。也许你会说我做错了。然而——我还需要告诉你吗？——我是个头脑简单的人，我相信我有一天会变老的，这些络绎不绝的白人的干扰，他们总希望有人过那浅滩，总要收钱管钱，实在是麻烦。因为钱对我来说算得了什么，显然我的命运是在熟悉的树林下消磨余生，我的伟大的白人朋友和酋长已经从它们宁静的树阴里消除了除了死亡以外的一切敌人的面孔。那是我的想法，但要是你读下去的话你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又是这个心急鲁莽的孩子。看来他向我们这位新来的白人发出挑战（也许是这位白人向他发出挑战；事实真相我将留待您那永远正确的智慧来解决）在河里比赛游泳，赌注是这片该死的浅滩对几英里的土地（你会觉得好笑），这土地根本不属于我那野得很的侄子。比赛举行了，不幸的是我们那位白人一直到死了以后才从水里冒出来。现在你的代理人到了，他似乎认为这场游泳比赛根本不应该举行。因此我现在没有办法，只好劳动我这把老骨头把这个毛里毛躁的孩子带来由你处置。我们到达的时间大约是……

总统冲到铃绳前拼命地拉了起来。秘书进来时，他一把抓住这人的肩膀，猛地转过他的身子，使他又面朝房门。“把国防部长叫来，还把从这里到新奥尔良的所有的地图都拿来！”他大声喊道，“快。”

于是我们又看见他了；总统现在消失了，跟国防部长一起坐在铺满地图的桌子后面的不再是总统而只是一位战士，面对他们的是一个骑兵团的军官。秘书在他的桌子跟前手忙脚乱地写着而总统在他身后观看着。“写得大一点，”他说，“大到即使是印第安人也不会搞错。告示天下人均知，通过下列礼物，”他引用道，“弗朗西斯·魏德尔、他的继承人，子孙后代、受让人从今以后永远……条件是——你把条件是写下来没有？好极了——条件是他或他的继承人，子孙后代、受让人永远不再过河到上述河流的东岸……现在是给那该死的代理人的通知，”他说，“通知必须是双份，贴在那浅滩的两边：美利坚合众国对穿过这浅滩的任何男人、女人，或儿童、黑人、白人、黄种人或红种人一概不负责任，任何白人都不得购买、租借这片浅滩或接受它为礼物，否则将受到法律的严厉的惩罚。我能这么做吗？”

“恐怕不行，阁下。”国务卿说。

总统飞快地思索一番。“该死，”他说，“那就删除美利坚合众国这几个字。”秘书照办了。总统把两个文件叠好，交给骑兵团长。“给你的命令是，拦住他们。”

“如果他们拒绝停下来，”团长说，“我可以向他们开火吗？”

“可以，”总统说，“开枪打死每一匹马、骡子和牛。我知道他们不愿意走路的。你们去吧，马上出发。”军官们退了下去。总统转向那些地图——他现在还是战士：热切而快乐，仿佛他自己跟骑兵团在一起行进，或者他已经在精神上把这一团人马部署完毕，以他的精明与狡猾发现并选择对敌人最为不利的地方而且是首先到达那里。“就在这个地方。”他说。他把手指按在地图上。“将军，给一匹马，让我可以在这里跟他相遇，掉转他的侧翼，把他赶走。”

“成功了，将军。”国务卿说。

（陶洁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