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娜的父亲临死的时候，我向他保证会照顾他的女儿。我俩是二十年的老伙计了。我和老伴没孩子，他才把唯一的女儿交给我。贝娜小的时候，要照顾她不是啥难事。女孩子长大了，麻烦也就来了。倒不是因为这孩子任性不懂事，而是她个子矮，长得不漂亮，没有哪个小伙子能看上她。她二十三岁了还没有男朋友，我就开始着急了。可我到哪儿去给她找个丈夫呢？这丫头腼腆又不爱说话，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去接近一个男人。我发愁她会成为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后来，谁也没有想到黄保文居然会向贝娜求婚。我实在整不明白，他俩之间根本就缺乏了解嘛。他难道会是真心诚意的？我担心他是在耍弄贝娜，因此坚持对他说，如果他真的想娶贝娜，那就赶紧订婚。那天他来我们家，提着两只老母鸡、四条人参烟、两瓶“五粮液”和一个长茶叶筒，里面装着乌龙茶。我对他表现出的诚意还满意，对他带来的礼物却不以为然。

两个月后他们结了婚。厂里的同事们恭喜我之后还不忘加一句：“老程，这可够快的啊。”

贝娜嫁出去，我也算放心了。但是对我们缝纫机厂的许多年轻女工来说，黄保文娶了贝娜简直就是扇了她们一个耳光。你听听吧，什么“肥母鸡攀上了金孔雀”，什么“蠢丫头拣了块金元宝”啦，说啥话的都有。在咱厂没结婚的小伙儿里头，保文的相貌是数一数二的，这个不假。谁也不会想到又矮又胖的贝娜竟会赢得他的心。更让那些姑娘不忿的是：保文不仅脾气好，喝的墨水也多—人家是中学生呢。他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耍钱，而且举止得体，见人经常有礼貌地微笑，露出两排洁白整齐的牙齿。他在某些方面像个女人，五官精致，皮肤白净，说话细声细气。他甚至会打毛线活。但是，如果有人想要欺负他那可是瞎了眼，保文是会武功的人。在厂里每年举办的运动会上，他曾经连续三次赢得武术冠军，尤其擅长剑术和散打。他上小学的时候，常有大孩子欺负他，保文的继父就把他送进他们家乡的武术学校习武。一年以后，没有孩子敢再惹他。有时候，我忍不住会琢磨为啥保文看上了贝娜。她身上究竟有啥吸引保文的地方？难道他真的喜欢她那张像河豚似的圆脸？我和老伴只是把疑问埋在心底，从来没有对这场婚事说过一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其实是担心贝娜配不上人家保文。也不知是咋的，只要我听说谁家在闹离婚，心里就一阵发慌。

我在厂保卫科当科长，手里大小也有点权力，多少可以帮助一下这小两口。婚礼后不久，我就给他们搞了一套崭新的两室一厅公寓房。这下可把那些排队多年等分房的人惹火了。我并不在乎他们跳脚骂娘，我要尽一切能力使贝娜的婚姻美满，因为我相信：新婚夫妇只要能熬过头两年，就能天长地久—一旦保文当了父亲，想离婚也没那么容易了。

但是，他们结婚都八个月了，贝娜还是没有怀孕。我担心保文很快会厌倦妻子，又去追别的女人。虽然他已经结了婚，厂里有好多年轻女工还在打他的主意呢，有个不要脸的甚至说，她每天晚上都给他留着门。还有那些浪疯了的女人三天两头地给他送电影票和肉票，简直就是存心要拆散贝娜的家庭。我看见这些贱货，心里的火就不打一处来。一想到她们就胸闷头疼。幸好，保文还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刚入冬的一天早上，贝娜到我的办公室来了。“叔，”她颤着声说，“保文昨晚上没回家。”

我的头一下子就大了，但还是尽量把语气放平稳地问：“你知道他去哪儿了？”

“不知道哇。我啥地方都找遍了。”她舔着干裂的嘴唇，摘下绿色的工作帽。她的头发盘成了一个大髻。

“你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啥时候？”

“昨天我俩一块吃的晚饭。他说他要去看什么人。他在城里有不少朋友。”

“有这事？”我没听说过保文有许多朋友，“别着急。你先掉头间去干活儿，跟谁也别说。我打几个电话找找看。”

她拖着脚步走出我的办公室。结婚以后她至少长了十几斤，蓝布工作服紧绷绷的好像要爆开。从后面看上去简直就像是一个大萝卜。

我给彩虹影院、胜利公园和城里的几个饭馆打了电话。他们都说没看见这么个人。市图书馆是保文周末常去的地方。我刚要给那里打电话，电话铃就响了。是市公安局打来的，一个男的在电话里说他们拘留了我们厂里一个叫黄保文的工人。他不告诉我究竟出了什么事，只是说：“他搞流氓活动，你们马上来人。”

这是个大冷天。我骑着自行车往城里赶，呼啸的北风不停地吹开我大衣的衣角。我的膝盖生疼，冻得直打哆嗦。很快，我的哮喘发作了，开始呻吟起来。我不停地骂保文这个王八蛋。“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会出事。”我对自己说。我已经感觉到早晚他会去找别的女人。现在他落入了警察的手里，很快全厂就会拿他当话柄。贝娜怎么能受得了啊？

在市公安局，我惊讶地发现其他几个工厂、学校和公司的十几个干部已经在那里了。这些人我差不多都认识—他们都是在单位里负责安全保卫的干部。一个女警察把我们引入了楼上的一间会议室，那里的窗户都挂着绿色的丝绸窗帘。我们围着一张红木长桌子坐下，等着公安局的同志来通报案情。玻璃桌面是新的，四边还有点硌手。在其他人的脸上我也看到了相同的焦虑和困惑。我估摸着保文一定是牵扯进一桩大案子里—要么是集体猥亵，要么是轮奸。我再仔细一想，又否定了保文会是强奸犯这个念头。他本性善良温和，绝不是那种用暴力欺负女人的畜生。天哪，千万别是什么政治性的案子，那他可就彻底没救了。

我正在胡思乱想保文究竟犯的是什么罪，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他绷着脸，眼睛半开半闭。他脱掉深蓝色的上衣，搭在椅子背上，在桌子的一头坐下。我认出他是市公安局调查科的苗科长。他长得圆脸高颧骨，穿着一身羊皮坎肩，不知怎的让我想起画上画的成吉思汗的模样。他的肿眼泡看上去一副睡不醒的样子，但是两眼放出狡诈的目光。苗科长坐下后开门见山地说，我们今天要处理的是一个同性恋的案子。一听这话，屋子里立刻像炸开了锅。我们以前听说过这个名词，但是都不知道它准确的意思。苗科长看着我们惊异的表情，解释说：“这是一种社会疾病，就像赌博、卖淫，或者梅毒。”他的屁股在椅子上扭动着，好像犯了痔疮。

市立第五中学的一个年轻人举起手问：“这同性恋都整些啥事啊？”

苗科长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他说：“就是同性之间发生性关系。”

“鸡奸！”有人喊了一嗓子。

屋子一下子静下来，停了有十秒钟的光景。又有人问同性恋算是什么性质的罪行。

苗科长又开始解释：“同性恋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腐朽的生活方式的产物。根据我国的法律，这是一种流氓罪。我们昨天拘留的人都要判刑，但是根据犯罪程度的轻重和认罪态度的不同，刑期从六个月到五年不等。”

屋外的街上，一辆卡车鸣着喇叭驰过，我听着心里一阵刺痛。保文如果进了监狱，贝娜就成了活寡妇，除非两人离婚。他当初干啥要同她结婚呢？他干啥要这样毁了她呢？

事情是这样的。一些社会上的职员、搞艺术的，还有学校里的老师组成了一个像沙龙那样的俱乐部，名叫“男人的世界”。每个星期四晚上，他们都在林学院行政楼三层的一个大房间里聚会。公安局注意到这个俱乐部只收男性会员，怀疑它是个带有暴力倾向的秘密组织，就派了两个警探进去卧底。俱乐部里有些男人的确对其他成员举动亲热，但是绝大部分成员只是聚在一起聊聊电影、图书和新闻。有时候他们也玩玩音乐、跳跳舞。据那两个便衣警探报告，这些人的聚会实在是古怪肉麻。几个男人成双作对地出现，当着别人的面就勾肩搭背，搂搂抱抱，毫不羞耻。有的人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我们男人终于有了一块自己的地方。”一个戴着大耳环的中年画家宣称：“我现在才是个活人！只有在这里我不用生活在虚伪中。”每个星期都有两三张新面孔出现。等到这个俱乐部快发展到三十人的时候，公安局采取行动，把他们一网打尽了。

苗科长介绍完情况后，允许我们同这些罪犯会面十五分钟。一个警察把我领进地下室的一个小房间。他递给我保文的交代材料让我先看看，然后转身出屋去带保文。我翻看着四页由审问人员笔录的保文的口供，知道他是刚刚加入这个俱乐部的。他一共参加了两次聚会，主要是对那里人们的谈话感兴趣。但是，他并不否认自己是同性恋。

这个房间紧挨着厕所，屋里有一股尿臊味。警察把保文带了进来，命令他坐在桌子的另一头，面对着我。保文戴着手铐，躲避着我的目光。他的脸有些浮肿，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一条被电棒抽出来的宽大的伤痕有四寸多长，斜插过他的额头。他的上衣领子也被撕破了，但是他的目光里并没有露出害怕的神情。虽然我有些可怜他，但他那种平静的态度把我激怒了。

我板着脸说：“保文，你知道你犯了罪吗？”

“我啥也没干，就是去那儿听听他们说话。”

“你是说你没有跟任何男人做那事？”我想澄清这一点才好帮助他。

他看着我，然后垂下眼睛说：“我想过做点啥事，可是，说实话，我没做。”

“你这是啥意思？”

“我……我喜欢俱乐部里的一个男的，很喜欢。如果他提出来，我可能会同意的。”他的嘴唇向上微微翘起，好像对自己说的话很自豪。

“你他妈的犯什么病了！”我勐地一拍桌子。

出乎我的意料，他说：“不必大惊小怪的，我是有病。你寻思我自己不知道？”

我简直被气晕了。他接着说：“多少年以前我就想尽办法治我的病。我吃的中药都能堆成山了。我吃过炸蝎子、炒壁虎和炖癞蛤蟆汤。可是都不管用，我还是喜欢男人。我也不知道我为啥不喜欢女人。只要我同女人待在一起，我的心静得就像块石头。”

他的话给我心中的怒火浇了一瓢油。我问：“那你干啥要娶我们贝娜？拿她耍着玩，嗯？朝我脸上扣屎盆子？”

“我咋能那么没良心？我们结婚前我就告诉过她，我不喜欢女的，不能和她生孩子。”

“她相信你？”

“信了。她说她不在乎。她只是想要一个丈夫，一个家。”

“她是个傻瓜！”我掏出手绢，擤了擤鼻子，接着问，“如果你对贝娜根本没感情，为啥还要挑上她？”

“这有啥区别吗？对我来说，她跟别的女人没啥两样。”

“你这个流氓！”

“如果我不娶她，谁还会要她呢？结婚对我俩都好，既掩护了我，贝娜也有了面子。另外，我们还能分到房子—有一个家庭。您看，我是想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我从来也没作践过贝娜。”

“你这是假结婚！你也骗了你妈妈，是不是？”

“她老催我结婚。”

警察朝我挥了挥手，示意时间已到。我强压下怒火，对保文说我会尽力帮助他。他应该同警察老老实实地配合，表明他悔改的决心。

我该咋办呢？我心里充满了对保文的厌恶，但他是我家的成员，至少名义上是这样。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想办法帮助他。

回家的路上，我骑得很慢，我被纷乱的心思压得喘不过气来。渐渐地我理出了点头绪，意识到也许我能使他不进监狱。我现在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我要坚持他在俱乐部里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先把他同那些真正的罪犯区别开来。第二，我必须证明他是个病人，这样他就可以进医院治疗，而不是去蹲大狱。一旦他被当作罪犯判了刑，那他就被打了烙印，一辈子注定成为社会的敌人。什么“改过自新，重新做人”都是鬼话。甚至将来他的孩子也会背黑锅。我应该救他。

幸好厂党委的朱书记和刘厂长都愿意接受保文是个病人的说法。特别是朱书记很欣赏保文的武功，曾经提出要保文教他的小儿子耍三截棍。朱书记指示我们力争先把保文从公安局里弄出来。有一天在上厕所的时候，朱书记对我说：“老程，我们一定不能让保文落个进监狱的下场。”我很感激他能说这话。

在我们缝纫机厂，同性恋突然之间成了人们纷纷议论的话题。有几个老工人说，旧社会北京的一些京剧男名角就是兔爷，每天晚上相互搂在一起睡觉，因为那年月妇女不能唱戏，演员都是男的，整天同男人打交道。朱书记看的书多，他说汉代的时候，皇帝就在后宫里养着面首。刘厂长听说有个皇帝经常命令太监嘬他的鸡巴，抚弄他的睾丸。有些人甚至声称，同性恋是上层社会有钱人的毛病，平民百姓玩不起。这些闲言碎语深深地刺痛了我。我因这个所谓的“女婿”抬不起头来。我从不参加这些议论，只是听着，显示我并不在乎大家说什么。

我料想到保文的事情厂里会有各种谣言，果然被我猜中了。特别是翻砂车间，那谣言传得邪乎。有人说保文是阳痿，有人说他是阴阳人，否则他妻子老早就怀孕了。

为了安慰贝娜，有一天晚上下班后我去了她家。他们把小家收十得很舒适，什么东西都井井有条。屋子的四墙刷得雪白，窗户两侧靠墙立着两个书架，上面摆满了工业技术手册、人物传记、小说和医药书籍。客厅的一个角落放着一具衣帽架，上面挂着保文在结婚前给贝娜买的红色羽绒大衣。另一个角落里摆着落地灯。在房间的另外一头是一对同墙壁隔开、等距离分放的矮凳，上面摆着两盆盛开的鲜花，一盆是仙客来，另一盆是月季。靠近内墙是一张橘黄色人造革的长沙发，旁边是一只黄色的痰盂。靠着外墙立着一个柞木柜子，柜顶摆着一台黑白电视机。

这个家庭整洁得令我吃惊，特别是屋里的砖铺地板，整整齐齐的，还涂了鲜红的油漆。就是我老伴也不能把家收十得这么干净。贝娜是个邋遢女人，这些不用说都是保文做的。他不在家，这屋里已经能看出贝娜没有条理的生活习惯—一个角落里散乱地扔着空面袋和脏衣服。我喝着她给我沏的茶，说：“贝娜，我真替保文难过。想不到他这么没出息。”

“不，他是个好人。”她的一双圆眼睛直直地放着光，看着我。

“你咋还说这话？”

“他对我一直很好。”

“可是他不能成为一个好丈夫，是吧？”

“您这话是啥意思？”

我只好直说了：“他不经常同你过夫妻生活，对吗？”

“噢，他要练功，不能做那事。他说，要是他同一个女人睡觉，他这么多年练的武功就全废了。他师傅从一开始就叫他避开女人。”

“那你也不恼？”我被她弄迷煳了，心里说，真是个傻丫头。

“这有啥关系？”

“再怎么说你俩也同过几次床吧？”

“没，我们没有过。”

“你说什么？一次也没有过吗？”

“没有。”她的脸红了一下，把头扭过去，手指捻动着耳垂。

我的头“嗡”地一下晕眩起来。结婚八个月了，她竟然还是个处女！而且居然毫不介意！我端起杯子，灌下一大口茶水。

一阵沉默。我们两人都转过身去看电视上的晚间新闻。我的脑子木木的，根本不知道女播音员在说些什么，好像是关于中国和越南在边境闹冲突的事情。

过了一会儿，我说：“出了这样的事我心里也不好受。要是咱们早知道就好了。”

“叔，您也别难过。他比那些正常的男人强多了。”

“咋会呢？”

“现在的男人哪个能离开漂亮女人，可是保文只想有几个哥们。这有啥不对的？这样最好，我不用担心咱们厂里那些不要脸的破鞋去勾引他。他连看都懒得看她们一眼。他不会有生活作风问题。”

我差点要笑出声来，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向她解释：保文也能同男人发生性关系，他现在被公安局拘留恰恰就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但转念一想，还是让她继续这样想吧。她现在也够烦心的了。

接下来我们商量着帮助保文的办法。我让她写份报告，强调保文是一个如何体贴她的好丈夫。她当然不能提他们俩没有性生活。另外，从现在起，不管厂里的同事们说的话如何难听，她都不要回嘴，只当没听见。

当天夜里我跟老伴说了贝娜的那些可笑的想法。她笑了，说：“同一般的男人比起来，保文确实不错。贝娜可不傻。”

我求苗科长和公安局的另外一个负责干部对保文能够从宽处理。我给他俩每人送了两瓶“金奖白兰地”和一张购买“蝴蝶”牌缝纫机的票证。他们倒是愿意考虑，但是没做任何保证。这些日子我急得晚上睡不好觉，老伴怕我又犯胃溃疡。

公安局终于在一天早上打来电话，同意我们厂的提议，把保文移送到西郊的精神病院进行治疗，条件是由我们厂负责所有费用。我立即接受了这个处理意见，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后来听说，市里的监狱根本没有地方容纳这二十七个同性恋犯人，因为不能把他们同其他犯人关在一起，需要单独徒刑，所以最后只有四个人被判刑进了牢房。其他人或是被送进精神病院（如果他们的工作单位同意付医疗费用），或是被送进劳改农场进行改造。这些同性恋犯人中有两名共产党员没有被判刑，但是被开除党籍。这种处罚也够厉害的了，因为他们的政治生涯永远结束了。

我放下电话，马上到组装车间去找贝娜。她听到这个好消息迸出了泪水。她立刻跑回家，装了一旅行袋保文的衣服和生活用品，然后和我一起去公安局。我骑着自行车，她坐在车后的架子上，怀里像抱孩子那样抱着旅行袋。去城里正好是顺风，自行车走得飞快，我们在保文去精神病院之前到了公安局。他正在大门口等车，身旁站着两个警察。

他脸上的伤已经好了，看起来又很精神。他冲我们微笑着，不好意思地说：“我想请你们帮个忙。”他瞟了一眼远处，一辆深绿色的面包车拐过街角，朝我们开过来。

“你要说啥？”我问。

“别跟我妈妈说这事。她上了年纪会受不了。求求你们，别告诉她！”

“她要问起来我们说啥呢？”

“就说我有点精神分裂，是暂时性的。”

贝娜再也忍不住眼泪，大声说：“你放心，我们不会让她知道的。你要多注意身体，快点治好病回家来。”她把旅行袋递给保文，他默默地接了过去。

我冲他点点头，表示我不会泄露这个秘密。他微笑地看着贝娜，又转过脸对我笑笑。不知道为什么，他脸上的表情竟变得十分甜美—妩媚而诱人，好像那是一张神秘的女性的脸。我眨眨眼睛，心里一阵迷惑：他真的是个男人？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如果他真的是个女的，一定是个美人—高个儿、苗条、骨肉匀称，还带点慵懒的神情。

面包车“吱”的一声停在我们面前，打断了我的思路。保文爬上车，两个押送的警察也跟了进去。我绕到车的另一侧，握了握他从车窗里伸出来的手，说我下星期去医院看他。另外，他如果需要啥东西，就给我打电话。

我们冲着开走的面包车挥手告别。车轮上的防滑链咔咔地碾过雪地，扬起细细的雪块。司机按下喇叭，震得人耳朵生疼。车子左拐弯，就从冰雪覆盖的街道上消失了。我刚跨上自行车，一阵劲风吹来，差点把我从车上掀下来。贝娜跟我走了二十多米，然后跳上自行车的后架，我们朝家骑去。她可真沉啊。老天爷，幸亏我骑了辆“大金鹿”，是那种最结实的自行车。

第二个星期，保文给我打了一次电话。他说，他现在感觉好多了，不那么焦躁了。他的声音确实听起来很平静。他让我来的时候给他带几本书来，特别是他那本《百科知识全书》。这是一本20世纪50年代从俄语翻译过来的大部头的、发行量很少的工具书。天知道他从哪儿搞到的。

星期四上午我去看他。他住的精神病院在木基市西南郊的一座山里，离市区大约十公里地。我骑车穿过城区的柏油路，西边工厂区的松林后面有几根高大的烟囱懒洋洋地吐着白烟。马路右边的高压线被积雪压成圆弧，每当一阵风吹过，电线上就掉下纷纷扬扬的雪块。每过一会儿，我就会超过一辆装满麦秸的马车，车后跟着一两匹马驹。我骑车穿过一座石桥，转进一个山谷。几座砖楼出现在斜缓的山坡上。楼房之间由笔直的水泥小路连接在一起。再往坡上去，穿过砖房，是一座牛栏。二十几头奶牛在栏里啃着稀疏的干草，另外几头挤在一起取暖。

这里真宁静，不知道内情的人会以为这里是高级干部的疗养所，而不是精神病院。我走进九号楼，门卫把我拦住，然后带我去一层保文的房间。正巧值班的医生早晨查房，正在屋里给保文做检查。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高个子男人，手指尖削细长。他同我握了手，说保文的情况还不错。他姓麦，细细的络腮胡子给他添了几分文绉绉的神气。当他转过身去给一个男护士下达医嘱的时候，我注意到他耳朵上长着一个大瘊子，像助听器一样堵住了耳道。他看起来像个外国人，我怀疑他是个混血儿。

“我们给他做电浴疗法。”麦医生过了一会儿告诉我。

“啥疗法？”我吓了一跳。

“我们用电浴治他的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