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转身问保文：“你感觉怎么样？”

“挺好，很有镇静作用。”保文微笑着，但是他眼睛里有几分火气，紧闭着嘴。

男护士准备带他去做电浴。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疗法，就问麦医生：“我能去看看吗？”

“没问题，你可以和他们一块儿去。”

我们三人从楼梯爬上二层。我想去看看电浴还有另外一个意图—想弄清保文是不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厂里流传的谣言让我不安，特别是说保文没有鸡巴，所以他从来不去厂里的公共澡堂洗澡。

在走廊里我们脱掉鞋，换上塑料拖鞋，然后走进一个小房间。屋里的墙壁被涂成豆绿色，地上铺着镶木地板。屋子中央放着一个瓷澡盆，看起来像是可怕的刑具。澡盆的内壁粘着一圈黑色的、长方形的、有孔的金属片。金属片底下伸出三根粗大的橡皮管子，连在靠墙立着的一架高大的机器上。机器顶端是一个布满按钮、仪表和开关的控制盘。那位年轻的男护士身材结实，长着一张国字脸。他打开水龙头的开关，冒着蒸汽的热水开始在澡盆里翻滚。护士走过去操纵那架机器。这小伙子叫龙福海，一副忠厚善良的样子。他说他家在农村，毕业于吉林护士学校。从他身上能看出农民的淳朴气质。

保文冲我笑了笑，解开印着蓝白斑马纹的病号服的扣子。他现在看起来很正常—脸上的伤痕已经消失了，红扑扑的脸庞很平滑。但是，那个澡盆实在令我心惊，活像是处决犯人的电刑床。哪怕我病得再厉害，我也决不会把我的嵴背靠到那些金属沟槽上去。万一线路漏电怎么办？

“疼不疼？”我问保文。

“不疼。”

他走到一扇咔叽布屏风的后面脱掉衣服。澡盆里的水已经满了一半，龙护士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白色的粉末，用剪子剪开倒进水里。这一定是盐。他卷起袖子，弯下腰，用粗壮的双手搅拌起来。让我失望的是，保文穿着一条干净的裤衩走了出来。他利索地迈进澡盆躺下，好像跳入一个温水浴池。我不禁感到惊奇，问龙护士：“你给他放电了吗？”

“放了一点，然后再慢慢加强电流。”他转身又去摆弄机器上的旋钮。“你知道吗？你这个女婿是个非常好的病人，一向配合治疗。”

“那是他应该做的。”

“这就是为啥我们给他做电浴。其他的病人有的得戴电手铐，还有的挨电棒，每次都疼得跟杀猪一样叫唤，得把他们用皮带捆起来。”

“他啥时候能治好啊？”

“我也不知道。”

保文躺在通了电的水里一声不吭，他的眼睛闭着，头枕着澡盆一头的黑胶皮垫子。他看上去很安详，相当放松。

我拉过一张椅子坐下。保文不想说话，他在集中精神接受治疗。我也就不开口，观察着他。他的身体瘦长而结实，腿上没有毛，裤衩前部鼓起一团。他看起来同正常男人没有任何不同。过了一会儿，他发出一声微弱的叹息。

护士加大了电流，保文开始在澡盆里蠕动起来，好像被什么蜇了一样。“你没事吧？”我问，但是不敢碰他。

“没事。”

他仍旧闭着眼睛，额头上闪闪地冒出了豆大的汗珠。他脸色苍白，嘴唇噘起又松开，好像口渴似的。

护士再一次加强了电流，保文的身体开始在水里扭动，并发出一点呻吟。他无疑是在受罪，这种电浴绝不会像他说的那样有镇静作用。龙护士用一块白毛巾擦去他头上的汗水，轻声说：“我过几分钟把电降下来。”

“不，再加大一点！”保文坚决地说，他的脸在扭曲。

我感觉他好像有些羞愧，也可能是因为我在场，使得这次治疗对他来说更加不舒服。他的双手紧紧抠住澡盆的边缘，弯曲的手腕在颤抖。足足有三分钟，没有人说话，屋里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

护士逐渐减轻了电流，保文也平静下来。他的脚趾也不再抽动。

我不想增加他的难堪，就走出屋子去找麦医生，一方面是想感谢他对保文的照顾，另外也想了解他什么时候能够痊愈。麦医生没在办公室里，我就到楼外去透透气。太阳高照，雪地耀眼的洁白。我不得不闭上眼睛去适应这强烈的光线。我在一条长椅上坐下，点燃一支烟。一位年轻姑娘戴着貂皮帽子，脖子上挂着一双军用棉手套，手里提着一只空奶桶，从我身边走了过去，嘴里哼唱着“同志哥，请喝一杯茶”。她很漂亮，清脆的声音十分甜美。我不由得盯着她身后在风中晃动的两条大辫子，看了好久。

我内心充满了对保文的同情。他是一个出色的年轻人，应该能够去爱一个女人，创建家庭，享受正常的生活。

二十分钟后，我重新走进了他在一层的病房。他看起来很疲倦，仍然微微发抖。他告诉我，当电流增强的时候，他的皮肤好像遭受着几百只蚊虫的叮咬。这就是为什么他每次在澡盆里从来不能超过三十分钟。

我心疼地说：“我回去告诉厂里的领导你悔改的决心很大，并且积极配合治疗。”

“行啊。”他仰了仰湿漉漉的头，“谢谢你带书来。”

“你还需要啥不？”

“不需要了。”他的声音中有几分悲伤。

“保文，我希望你能回家过新年，贝娜需要你。”

“我知道。我也不想在这儿关一辈子。”

我告诉他，贝娜已经给他妈妈写了信，说他出差去了。这时候楼道里响起了午饭的铃声。楼外面的大喇叭里开始播放《义勇军进行曲》。龙护士走进来，一只手拿着一双筷子，另一只手端着盛着两个窝头的盘子。他高兴地对保文说：“我一会儿给你端菜来。今天吃酸菜炖豆腐，还有豆芽汤。”

我站了起来，跟保文告了别。

回到厂里，我向领导们汇报了保文在精神病院的情况，他们听后很吃惊。光是“电浴疗法”这个名词就够他们乱想一阵了。朱书记摇着头说：“保文还得受这个罪，太遗憾了。”

我并没有解释电浴比起其他疗法还是轻的，我也没有向他们描述电浴疗法是什么样子。我只是说：“他们每天都把他泡在电水里。”让他们去吓唬自己去吧，这样也好，等保文出院回厂的时候，他们会更同情他。

到了十二月中旬，保文在精神病院里已经待了一个月了。贝娜成天念叨着要去看看丈夫。她急于想在新年前把他接回家。在她车间里仍然流传着关于保文的闲言碎语。有的说电浴疗法把他浑身烫得都是泡；有的说他的鸡巴被治疗得都快缩没了；还有的说他现在变成了吃素的和尚，看见肉就呕吐。那个说夜里给保文留着门的姑娘刚刚结婚，到处跟人说她怀孕了。人们开始变得对贝娜友善体贴了，就像是对待一个被丈夫虐待的妻子。组装车间的领导安排她只上白班。我很高兴财务科把保文算成病休，仍然给他发工资。也可能是他们不想得罪我才这么做的。

星期六，我和贝娜一起去精神病院探望保文。她不会骑自行车，我骑车带她去又太远，我们就乘公共汽车。两个星期前她自己去看了保文一次，给他送了几双袜子和一条她织的毛裤。

我们到达精神病院已经是下午了。保文很健康，精神也很好，看来电浴确实有效果。他看到贝娜很高兴，甚至当着我的面搂抱了她几下。他给她剥了两块奶糖，知道我不喜欢吃甜的，也就没给我。屋里没有别的杯子，他给我们俩倒了一大茶缸麦乳精。我不知道同性恋是否会传染，因此连茶缸的边都没敢碰。我很高兴看到他能善待妻子。他认真地听她讲厂里同事的故事，时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如果他没有病，该是多好的一个丈夫啊。

坐了几分钟之后，为了让小两口说说悄悄话，我起身离开了房间。我走到楼上护士值班室，看到龙福海正在桌子上写着什么。值班室的门敞开着，我敲了敲门框。他吓了一跳，忙合上褐色封面的笔记本，站了起来。

“我可没想要吓着你。”我说。

“没有，大叔，我只是没想到会有人来。”

我从包里拿出一条“牡丹”牌香烟，放在桌子上说：“小伙子，我待不了一会儿。这个你收着，我的一点小意思。”我没想要贿赂他，只是真心感谢他照顾保文。

“别，别，大叔，您别这样。”

“你不抽烟？”

“我抽。这么着吧，您把这条烟送给麦大夫，比送给我有用。”

我有点煳涂了。他既然抽烟，为什么不想要这条贵重的香烟？他看我不知所措，就解释说：“您送不送我烟，我照样会对保文好。他是个好人。您应该多给大夫意思意思。”

“我还有一条要送给他。”

“在这儿一条烟哪拿得出手啊。您起码得送他两条。”

我被他的细心周到感动了，于是谢了他，说了声再见。

麦医生在办公室里。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读一本《妇女生活》。杂志的封底是一张江青受审的照片。她身穿黑衣，戴着手铐，站在两名年轻的女警察中间。麦医生放下杂志，请我坐下。屋里四圈靠墙都是高大的书架，摆满了书和病历。空气里有一股腐烂的水果味。他看见我好像挺高兴。

寒暄几句之后，我拿出那两条香烟递给他：“新年到了，一点小意思。”我说。

他收了烟，放在桌子底下，轻声说：“多谢。”

“麦大夫，您看保文在过年之前能治好吗？”我问。

“你说什么？治好？”他好像很惊讶。

“是啊。”

他慢慢地摇摇头，然后看看门是否关好。门是关着的。他示意我凑近些。我向前拉了拉椅子，把手臂支在他那张胶木办公桌的边上。

“跟你说实话吧，这个病没治。”他说。

“什么？”

“同性恋不是病，怎么治？你可不能告诉别人这是我说的。”“那你们为什么还要让保文受那个罪？”

“公安局把他送来我们怎么敢不要？再说，我们也应该让他感到对自己有信心，有盼头。”

“这么说，他这根本就不是病？”

“很抱歉，不是。老程，我再跟你说一遍：你女婿是没法治的。同性恋不是一种疾病，只不过是一种性倾向。这么说吧，就跟左撇子一样。明白吗？”

“可是那个电浴疗法又是怎么回事？”我还是没有被说服。

“书上说是要用电疗治同性恋—这是卫生部规定的标准疗法，我只能照办。你现在应该明白为什么我没有给他做其他更厉害的疗法吧。电浴是最轻的。你看，我可是尽力在帮助他。我再告诉你：根据统计数字，电疗目前治愈同性恋的比率只有千分之一。也许吃鱼肝油、巧克力，或是炸猪排能有更好的效果。好了，今天就说这么多吧。我已经说得够多了。”

我终于明白麦医生的话了，但我脑子木木的，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窗外一群麻雀在光秃秃的树枝间飞跳，追逐着一只嘴里叼着一小根小谷穗的同伴。另外一只麻雀的腿上拴着一根黄线，跌跌撞撞地飞不平稳。我站起来，感谢麦医生说了实话。他把烟头掐死在窗台上的一个烟灰缸里，说：“别担心，我会特别照顾你女婿的。”

我下楼到保文的房间里找贝娜回去。保文情绪不错，满脸喜滋滋的样子。看来他们俩在一起待得挺开心。他对我说：“如果我不能很快出院，你们也不用太费心思把我弄回去。他们不会让我在这儿待一辈子的。”

“我看看情况再说吧。”

我心里恼火得要命。如果麦医生的话是真的，那我可就帮不了保文了。如果同性恋不是病，他为什么还会觉得自己有病，而且还想办法治愈呢？难道他是在假装吗？好像不太可能。

自从这次看望了丈夫之后，贝娜就开始忙着收十家里的房间。她买了两只嫩嫩的公鸭子，准备做保文最喜欢吃的醉鸭。看到这些我心里沉甸甸的。我很想让他回家过年，可是他的毛病如果改不掉，我又拿不准会出什么事。我不敢把这些想法告诉任何人，对我那个嘴上没有把门的老伴更是不曾透露一星半点。因为她那张破嘴，现在全厂都知道贝娜还是个处女，还有人给贝娜起了个外号：原装新娘。

这阵子我心里乱极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大家都说同性恋是种病，只有麦医生说那是天生的。我又不能把麦医生的话说给别人听，好让他们给我出出主意。厂领导们如果知道同性恋没有救，还不跟我算账？我们厂已经在保文身上花了三千多块钱了。我只有不停地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如果同性恋是一种正常现象，那为啥还要有男人和女人呢？为啥不能两个男人结婚生个孩子？为啥老天爷不给男人身上也戳个洞呢？这些疑问让我烦透了。我真希望能有一个值得信任的医生再帮我确认一下保文的情况，真希望能找一个见多识广、坦诚贴心的朋友谈一谈。

还没等我决定如何处理保文的事情，苗科长从公安局打来了电话。那天正好是过年前的第五天。他告诉我，保文又重复了他的犯罪行为。公安局的人已经把他从精神病院提出来，送往汤原县的监狱。苗科长说：“这次他可是真的干了。”

“不可能！”我叫起来。

“我们有人证、物证，他自己也供认不讳。”

“喔。”我不知道说啥好了。

“他必须马上收监。”

“您肯定他不是阴阳人吗？”我心里还有最后一线希望。

苗科长干笑了一声，说：“他不是。我们已经给他做了体检。生理上他是个男人，不但正常而且健康。很明显这是思想问题，是一种道德败坏的病态，就像抽大烟一样。”

我放下电话，感到头晕目眩，心里骂保文彻底把自己毁了。苗科长告诉我，他和护士龙福海之间发生了不正当关系。龙福海每次给他打饭的时候都给他双份的鱼和肉。保文还把贝娜给他织的毛裤拆了，给龙护士织了一件羊毛套衫。有天晚上，他们两人搂抱着躺在护士值班室里，正巧一个上了年纪的清洁工在楼道里走过咳嗽了两声。龙福海吓坏了，认为老清洁工一定是看见了他们干的事情。一连几天，不管保文如何劝说他不要疑神疑鬼，龙福海就是认定精神病院的领导已经知道了他们的事。他责骂保文把他引上邪路。他说，那个老清洁工每次见到他都不怀好意地冲他笑。后来，龙福海终于到院领导那里做了彻底的坦白交代。保文被判了三年半的有期徒刑，而龙护士只被停职反省。如果他今后工作更加卖力，能更严格地进行自我批评，他兴许还能保住现在的饭碗。

我当天晚上就去找贝娜，告诉了她保文的消息。我一边说，她一边哭。虽然这些日子她一直在收十屋子，但家里还是乱糟糟的。盆里的鲜花半死不活，厨房的洗碗池里堆着肮脏的碗碟。她用一条粉红色的毛巾擦擦脸，问我：“那我怎么跟我婆婆讲呢？”

“实话实说吧。”

她没吱声。我又说：“你应该考虑跟他离婚。”

“不！”她的抽泣变成了号啕大哭，“他……他是我丈夫，我是他妻子。我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我们起过誓，永远不分开。别人愿意说啥就说啥，我知道他是个好人。”

“那他干啥要和龙福海睡觉？”

“他不过是烦了要解解闷，这有啥呢？又不是通奸或者重婚，您说对不？”

“可这是犯罪，光这一条就让他下了大狱。”虽然我内心里知道，除了有喜欢男人的这个毛病外，无论从各方面来说，保文都是一个好人。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我在工厂里负责安全保卫工作，如果我有一个犯了罪的女婿，在厂里说话谁还听啊？要那样的话，我这个保卫科长还能干得长吗？如果我被免了职，谁还能保护贝娜呢？她早晚得被工厂开除，因为罪犯的老婆是不能享受同其他人一样的就业机会的。贝娜仍然不说话。我又问了一遍：“你到底想要咋办？”

“我等他。”

我从碗里抓了一把辣味南瓜子，站起来，走到窗户跟前。窗台下面的暖气管有点漏，咝咝地冒着热气。窗外，一个接一个的爆竹焰火在远处深蓝色的夜空中散发出簇簇火星。我转过身说：“他不值得等，你必须同他离婚。”

“我不。”她哽咽地说。

“那好。我可不能有这样一个进监狱的女婿。我已经受够了。如果你要等他，以后就别再进我的门。”我把瓜子扔回碗里，拿起我的皮帽子，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出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