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马上就来了：“我没有打过你。”

我沉默了，加速行驶，高速公路是笔直的，空荡荡的，阳光照耀着，远处出现了一座桥。“妈妈，”我说，“如果你连一次，就这么一次都不肯承认，承认你那么狠地打过我，我就冲着那个桥墩撞过去。见鬼。”她不说话，我继续开，桥越来越近了。我并线到左道上，朝着中间的桥墩开去，突然之间心静如水。

好吧，又能怎么样呢，我想。也许我跟弗洛拉的交往又是一个错误，有什么了不起，一切还不是都会过去。我的心情异常平静，甚至是如释重负，好像我用不着再做什么决定，有人代替我做出决定了。我死死地盯着桥墩，只等待着碰撞，一边想，我的生命——还能怎么形容呢——是充实的，恰恰是和我母亲一起死去，一起下葬，并排躺着，没有爱，进入永恒，阿门。“丢掉你与生俱来的恐惧吧，我不害怕，我不是一具骷髅……”我想到这里，几乎是快乐的。桥墩越来越近了。母亲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叫道：“是的是的，可是让我怎么办，我实在拿你没有办法。你那么小就跟男孩子胡闹。”

我放慢了速度，回到右道上，我们两个都长出了一口气。“你那时候很难缠，”她说，“而我的生活又不幸福。”

“就因为这个你就那么狠地打一个小女孩，打得她流血？”我问，直视着前方。“上帝啊，流血，”她说，“还什么小女孩呢，你都会躲到角落里跟男孩子亲吻了。我看见过。你跟你爸爸一样。”

我想起来了，那种纯洁的、孩子气的吻，对方是我在舞蹈课上认识的朋友。我那时候多么渴望爱，因为家里没有爱。就为了这她打我。

母亲沉默了许久，深深吸了一口气，低声说：“我当时就后悔了。”我伸过手去握住了她的手，她没有拒绝。我用左手把着方向盘，右手握着她的手。我记不起自己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举动，而她又什么时候允许过这样的举动。汽车在我们的沉默中向前行驶。忽然她又开口了，很高兴的样子：“这里就是瑞士了吗？”“是的，”我说，“要不要我走乡间小路，不走高速路？沿着四林州湖开？时间长一点，但是景色美极了。”“啊，太好了！”她说，“我一直盼着去看看威廉·退尔生活过的地方是什么样。”

我笑了起来，“你还真以为有过这么个人物？”我问。她生气，说：“你到底在想什么，总督啊，你去跟老天爷算账吧，你准得送命，你的天数已尽。我从前宁静度日，与世无争——这弓箭只用来射那林中的野兽，是你逼使我行险侥幸，见怪不惊，把我洁净的沉思的甘泉变成蛟龙的毒涎。多棒啊，是不是？他不得不将箭对准他的孩子，最后他说，我在那一刹那极度痛楚里立下的誓愿，是我神圣的义务——我要履行。差不多就这样。是啊，我们都有我们必须承担的负担。”[4]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的诗句？几乎是半部剧本了，”我问，“我什么都记不住，而你……”“熟能生巧嘛，”她说，“那些躲避空袭的夜晚，我们都是靠读书和背诵来打发的，就着烛光。”“我们？”我问。她说：“我和卡拉。那时我们的丈夫都去打仗了。”

“可是你至今还记得那么清楚。”我说，“我觉得这真是了不起。”“因为我总是一个人嘛，”母亲回答，“我就和我自己说话，不断地重复那些句子。”

我驾车穿过几个小村庄，沿着湖畔行驶，她陶醉地喃喃念着路牌上的地名。有一次，当一座小小的乡村教堂出现的时候，她吟诵起来：“小塔的尖顶、本笃会教堂的屋脊，还有山墙，耸立在杉树的树梢之上。”[5]

我思索着，母亲身上潜藏着多少生机与力量，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两个不能轻松愉快地相处？我总有一种感觉，她不喜欢我，这使我在她面前一副犟脾气，态度冷漠又生硬。而她之所以不喜欢我，是因为我不知怎么变得酷似我的父亲，而自从他解甲归来她就不想要他了——在他们那一代有很多这样的女人，在战争年月中变得独立而刚强。而那些男人带着肉体和心灵的创伤从俄罗斯回来了，重新占据了他们本来已经失去的地位，还想对家里的一切指手画脚——保险箱在哪儿，怎么教育孩子，让女人们回到灶台边去。那时候很多家庭都破裂了。我们这些孩子几乎没有机会去跟这些陌生瘦弱的男人，跟我们从战俘营归来的父亲建立感情。我记得父母之间有过一次很激烈的争吵，母亲冷冷地看着父亲，用一句话结束了争吵：“别再做戏了，你跟那些人有什么区别，都是刽子手。”

她就用这句话打破了他为了卫护自己而垒起的坚墙，于是他开始喝酒，交上了那两个女朋友，由此我们的家庭慢慢地完结了。

我把一盘舒伯特的录音带塞进录音机里，母亲似乎和我一样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她马上说道：

“音乐，你这上天的礼物，充满崇高的力量和甜美的柔情，当痛苦使我们心碎，你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你的存在。”[6]然后她看着我，笑着说：“和你一起旅行真好。”在我的记忆里，她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样亲切的话。

我们在库斯纳赫特休息，吃嫩牛肉，配着新鲜的面包，还要了葡萄酒。她和我一起坐在桌旁，矮小而矍铄，穿着蓝色的衣服，两颊微微泛红，时时用她那挑剔的眼神看我。

“你幸福吗？”她忽然问。我想也没想就说道：“不。”她点点头。“和你爸爸一个样，”她说，“没有那个本事让自己幸福。他们一家人都那样，没有一个过得幸福。只除了卡拉。”

“卡拉姑妈怎样呢？”我问。母亲说：“她很坚强。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要是没有卡拉，我根本熬不过那个打仗的年月。”她啜了一口酒，瞥了我一眼：“你也熬不过。”接着，她又轻声补充一句：“要是没有卡拉，就根本没有你了。”

我一动不动地坐着，感觉到此时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在她心里，在我们之间，有一扇门开启了。她也明白，她不能不作任何解释就把这句话撂在这里。她揉着一个面包球，并不看我：“我原本不想要孩子。在那个战争年月，谁想要孩子呢！那时卡拉也把孩子打掉了，没有任何问题。而我——一直到怀你五个月的时候，我什么法子都试过了，用肥皂水灌肠，卡拉拿毛衣针往里面刺，我怀里抱着砖头从桌子上往下跳——可是没有用。你不肯走，你要活。”

我屏住了呼吸，我的心在狂野地跳动，脑海里出现了几千个画面和无数个问题，心里是一片泪海，全身混合着恐惧与幸福。恐惧，为了生。幸福，为了生。

她说：“我们都以为，你经过这些折磨，肯定是个残疾孩子。可是你非常健康。是卡拉把你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在厨房里。炸弹到处乱飞，别人都躲到防空洞去了，我们两个在厨房里，只有烛光相伴，窗玻璃都炸飞了。忽然，你降临人世了。我的上帝啊，你确确实实是个健全的孩子。我和卡拉高兴得号啕大哭。”

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在那个时代要孩子是一种怎样的牺牲，何况是一个自己根本不爱的男人的孩子。他在婚后十五年都没能给她一个孩子，可是偏偏在战争中休假时给了她一个孩子。

我是那样强烈地感觉到母亲因为我是个健康的婴儿而产生的喜悦，几乎想把她搂在怀里，就像一种爱的宣言。但是我犹豫了一秒钟，就在这时服务生到我们桌旁来结账了。

在我们继续上路之后，我差点把弗洛拉的事情告诉她。我想就这样坦率地跟她说，我爱上了一个女人，这究竟是不是爱情，在我有过长久的婚姻生活之后，有了两个儿子，还有过那么多绯闻之后。但是，我当然什么都没有说。这样的话题怎能跟我的母亲开口呢，我想。

我驾车穿过瑞士境内，身边的母亲变得安静了。她偶尔打个小盹儿，一会儿却又清醒了，坐得笔直向窗外看。“我能看到这一切，这多么好啊。”当我们在基来索驶上通往米兰的高速路时，她忽然问：“昨天的柠檬卷你吃了吗？”“没有。”我老老实实地说。她点点头：“我想到了。”说完这话，她当真睡着了，直到我在米兰市内拐来拐去找旅馆时她才醒来。

我订了两个单间，住两个晚上。她问我：“以后你住哪儿？”“住在同事家。”我说，帮她在房间里安顿好。晚上我们出去了，我一再地跟服务生说，她的菜里千万不要放大蒜。没过多久她就成了餐馆里的女王。“老妈妈！”这喊声不断响起，她的特殊要求把所有人支使得团团转。她清晰地用德语说：“不要那种什么‘浓缩咖啡’，我要真正的咖啡，不要太浓，要加牛奶，但不要小盒装的牛奶！”在我给她翻译的时候，她觉得很奇怪，她说得那么清楚，怎么别人会听不懂呢？咖啡，牛奶，不要太浓，我的上帝，全世界的人都应该懂得这几个词呀，难道不是吗？她觉得这些意大利人很和善，可是理解力成问题。

这个晚上就在不寻常的平和气氛中过去了。当我们两个在不属于自己的空间里的时候，彼此之间就是另一种气氛。我看出来她已经很疲倦了，就把她送回旅馆，自己又出去了一会儿，到酒吧里喝了几杯，想一些事情——想她，想我，想弗洛拉，想我们所有人对生活的期待和生活对我们的打击。我们真的可以实实在在地把握什么吗？还是只能听天由命？我忽然发现自己也像她一样，脑海里浮现出了诗句：“这样一个生命之神会无缘由地编织地毯吗？痛苦是一种闪念犹如五彩的图案，而所有苦难的表情都不过是装饰？”[7]我想，看啊，我们两个比我们以为的要相似得多。有某种意义存在吗，有某个神秘的图案存在吗，或者这一切都只是偶然的装饰，她的强硬，我的不安分，她坚决地与爱和温情诀别，而我却如饥似渴地期盼着它们？

我有点醉了，第二天早晨她来敲我的房门时才醒来。

“我去吃早饭，”她喊道，“起来吧，天气很好呢。我在下面等你。”

我去吃早饭的时候，她在跟服务生哇啦哇啦地说话。她不会说意大利语，他不会说德语，但是她生气地举着面包：太白！太软！服务生给她拿来了颜色较深的面包，这才得到了她的称赞。她掌控着一切，就好像她这一生都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遨游。她身上潜藏着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啊，在她那苦难卑微的暮年生活中却没有一个阀门来开启这种力量。

这是舒适晴暖的一天，我们在米兰街头散步，她穿着浅灰色半高跟翻毛皮靴，我穿着有利于健康的平跟鞋。今天我知道了，只为了她穿的鞋子，我就会那样爱她，欣赏她，可是直到她去世之后，我才明白过来。

我们四处游荡，大教堂旁边的画廊，购物中心，时装街蒙提拿破仑大道，满街都是时装设计大师的商店——华伦天奴，古奇，温加罗，芬迪，硕大的橱窗里陈放着三千马克的草莓红鞋子或八千马克、只此一件的五彩女式小衬衣，换算成里拉，价码都是好几百万。母亲说不出有多么惊讶，对着价码和商品指指点点，当一个高傲而美丽的女店员从里面望向我们的时候，她拍着自己的额头，向那个女店员——她马上就转过身去了——做出一副鄙夷的样子：“花几百万买一件小衬衣！你们都是疯子！”她喊道。

在一家很雅致的小内衣店里，我给母亲买了一件漂亮的丝质睡衣。为此费了半天口舌才说服她，但她其实很开心，套在裙子外面试了又试，在商店里走来走去。“这么贵！”她说，“我还从来没有穿着睡衣让人看到过呢。谁知道呢，也许快死的时候会让人看到。”后来，她真的奄奄一息的时候，穿的是那种后面开襟的病号服。但是安葬她的时候我们给她穿了这件在米兰买的真丝睡衣，这件衣服买了以后她就再也没穿过。或者说，这件衣服跟她一起火化了。

晚上，我们坐在一家安静的小酒馆里，吃煎玉米饼，配着切得细细的煎牛肉，调味酱的味道也好极了。“今天我请客。”母亲说，又给我要了一杯葡萄酒，自己要了一小杯白酒。她跟着服务生走到柜台前，让人把每一种酒都指给她看。她骂了他几句，因为这里居然没有黑莓酒。最后她要了卡尔瓦多酒。

“干了，一定要干了。”酒杯放在面前时，她这样说。她高高地举起酒杯，几乎一口就干掉了，活像她家乡鲁尔工业区的矿工。我忍不住笑了，我还从来没见过她这样，她也有些醺醺然。我试探地请求她：“讲讲以前的事吧。”她真的打开了话匣子，第一句话就那么出人意料，那么好笑，让我俩大笑了将近十分钟。她说：“战争结束之后，露茜到东边去了，给企业干活，干得还挺快活，成天精神十足。”

我觉得这话真可笑，笑得半天停不下来。可是我记起了露茜姨妈寄给我们的包裹，里面装的是腻死人的代用巧克力，而她想让我们回赠给她一些咖啡。“她为什么到东边去了呢？”我问。“因为她信仰社会主义，”母亲说，“我家里人当年都是左派，工人啦，社会主义者啦。不过你爸爸和他那帮兄弟都是纳粹分子，一群傻蛋，跟屁虫，满脑子幻想的家伙，一心想着穿上笔挺的官衣耀武扬威。”

她从来没有说得这样明白过。“我们家里以前从来不谈论政治啊。”我说。“没办法的事，”她回答，“否则得打成一锅粥。你爸爸那边除了两个姐姐，全家人都是纳粹分子。宝拉是因为太蠢才没当上纳粹，卡拉则是因为太聪明。而我家里却只有维利和别人不同。他也是因为蠢。”

维利舅舅还活着。他好像从不离家。如果他出门，他就一定要戴上帽子和眼镜，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他总是担心街上会有人把他认出来——也许他怕的就是那个犹太人，据家里人说，他在波兰把人家的一个手指头剁了下来，就为了得到一个钻戒。那个戒指今天还戴在玛丽娅舅妈的手上。

“你是因为这些才跟爸爸不和的吗？”我问。她说：“我在他身边就觉得喘不过气来。他一碰我我就觉得难受。”她喝光了剩余的卡尔瓦多酒，又补充道：“在战争中我很快乐。我们都很快乐。过着没有男人的日子。”

服务生过来了，除账单之外还提供了建议：还要咖啡吗，来一杯杏仁酒如何？在付账时妈妈输给了我，因为人家自然不会要德国钱，尽管她把一张百元大钞直伸到人家鼻子底下，嚷嚷着：“这难道是假钞吗！这是真正的德国钱哪！难道这里不是欧洲吗！”我付了账，服务生想安抚一下母亲，帮她拿着装真丝睡衣的袋子一直送到门口。不管“老妈妈”怎么样，意大利人似乎都很爱她们。

回到旅馆，我发现弗洛拉给我留了信息。我们已经通过几次电话，她自然已经知道，母亲跟我一起来到了米兰。不过我向她保证，母亲会乘周四晚六点左右的飞机离开。弗洛拉原本说的是周五过来，但是留言中却说：“我在周四下午三点过来。我想见见你的妈妈。弗。”

这个消息叫我很不舒服。我根本不希望她们见面。我想跟弗洛拉单独在一起。我不愿母亲过多地涉足我的生活，当然，我们不会把我们相爱的事情告诉她，可是尽管如此，让她们碰面也太亲密，太过分，太涉及隐私，太危险。我想起自己还在家住的时候，上完舞蹈课妈妈去接我时，总是对我的朋友很不客气。“干吗跟我的妮娜好？”她问那个我深深爱着的鲁迪格，“难道就没有更可爱的女孩子吗？”

我整夜都难以入睡，第二天又受了刺激，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芥蒂又跑出来横亘在我们之间。时间慢吞吞地过去，十二点钟才过妈妈就开始催促：“我们是不是该去机场了？”跟所有上年纪的人一样，无论做什么她都要提前好几个小时。我跟她说，我们得去机场接我那个从美国来的同事，跟她一起喝杯咖啡，然后弗洛拉和我会送她上飞机。她放下心来，问：“她会说德语吗？”“会，”我说，“她的家乡在南蒂罗尔的布鲁奈克，那儿的人都会两种语言。”

我一眼就看见弗洛拉。她在人群中如鹤立鸡群，灿烂夺目。母亲坐在我身旁，矮小而雀跃，说道：“就是她吧。”“你怎么知道的？”我问，“你根本不认识她。”“我看得出来，”母亲说，“她放射着光芒。她为你放射着光芒。”

我太激动也太紧张了，没顾得上细想她这句评语。很久之后我才又想起这句话，这才明白，母亲一眼就看出了我和弗洛拉之间是怎么回事。她理解了我们，并且为此而欣慰。

我和弗洛拉默默地用力拥抱了一下，用一个眼神让对方放心，我们之间一如既往。弗洛拉亲吻我那矮小而硬朗的母亲，亲吻她的双颊。

“以前我妈妈也是这么矮的。”她说。“以前？”母亲问。“是的，”弗洛拉说，“她已经去世了。”母亲说：“我的日子也不多了。”

弗洛拉笑了起来：“您可一点也不像。”她说着，挽起母亲和我的胳膊，走进了机场餐厅。

我们一起坐了将近两个小时。弗洛拉讲了讲纽约的情况，母亲滔滔不绝地讲着我们在米兰的见闻，而我很沉默。我看着弗洛拉，想：她多么漂亮啊！她真的爱我吗？是的，她是爱我的。我从她的眼神看得出来。当她在桌子下面飞快地按一下我的手或腿时，我就能感觉出来。从我们分别的第一晚我就明白。

可是现在我如坐针毡，弗洛拉很放松，母亲则异常的兴奋。当我们终于把她送到登机口时，她轻轻地拍拍我们两个，活泼地说：“好好享受生活，你们两个！”弗洛拉后来跟我说：“她一点也不笨。她一下子就看出来是怎么回事了。”我笑了起来，说：“怎么可能呢，她们这一代人多古板，做梦也想不到有这种事。”

母亲穿过安检口消失了，我们两个迅速亲吻了一下，我不能肯定母亲是否看见了这一幕，因为她忽然回过头来，喊道：“妮娜！谢谢！”

两年以后她去世了，死于中风。有时我们会谈起弗洛拉，她一再地问起她，不过我总是避而不谈，暗暗祈祷着不要让玛格丽特表姐发现弗洛拉经常住在我那里。我跟弗洛拉在一起很幸福，可我绝对没有勇气把这份爱情告诉妈妈。其实，在米兰之行之后，我们的关系缓和了许多——尽管那些乱七八糟的老问题仍然存在，但我们总归亲近多了。这并不是说我们会相互拥抱或是彼此更亲密，但是当我们坐在一起时，不再像以前那样冷漠得可怕了。

母亲住院期间已经瘫痪了，意识也几乎没有了。有一次，我带着弗洛拉去看她。弗洛拉做了我做不到的事：给她剪了手指甲和脚指甲，梳了头，弯下腰来亲吻她。而我只是坐在那里，为每一个逝去的机会哭泣，握着母亲的手，将那只绵软无力的手放在自己的手里。弗洛拉在我身边坐下，一只手搂住了我。母亲忽然睁开了她那双蓝色的眼睛，盯着我们，仿佛她知道我终于得到了幸福，终于安定下来了，她抓过弗洛拉的手放在我的手上。这是偶然，还是有意之举？几天之后她去世了，我们给她穿上了在米兰买的漂亮睡衣。

过了几个月，我清理了她的住所，把家具送了人。我留下了几样小东西做纪念，都收进了一个盒子里。那盒子原本是她用来放旧照片的。弗洛拉从我后面看过来。照片中有我父亲，穿着佩戴字标志的军装，有我那几位一条腿的舅舅，宝拉姑妈怀抱中的我，还有就是我的母亲，四十年代初期的她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盒子最下面是一个白色的信封，上面写着：妮娜启。信封用透明胶带和胶水封得严严的，我们只好用剪刀剪开。对那信封里的东西我感到一阵慌乱，我能感觉到，她的唯一的、最大的、真正的秘密正在展开。

信封里是四张小小的带花边黑白照片。四张照片上全是卡拉姑妈和我的母亲——母亲穿着一条花裙子。我收拾她的物品时发现它裹在一张薄绵纸里。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穿它。虽然有些破旧和褪色，可是它那么漂亮，使得我不忍把它跟她的貂皮大衣之类的东西一起拿去捐掉，而是留了下来。在这张照片上，我突然与它相遇了。有两张照片上，母亲在抽烟。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抽烟。在她身畔，一手搂着她，也在抽着烟的，是卡拉姑妈。她穿着男式西装，衬衣，敞开的领子和领结。她们肩并肩地站着，搂抱着，向着镜头笑着，看上去幸福得无法形容。那是在战争中，照片肯定是宝拉姑妈拍的。背景处放着一辆儿童车，也许我正躺在里面睡觉吧。照片肯定是在她们战争期间的住所拍的，那时卡拉姑妈和母亲住在一起，我认出了墙上那张画着花的画，后来它挂在我们家里，还有放在收音机上黑橡木雕的大象，那象牙是真的。现在，这木雕站在我的书桌上。

第三张照片上，母亲坐在一张沙发椅里，小女孩一样娇小。卡拉姑妈坐在扶手上，一只手搭着她的肩膀，两人凝视着对方。第四张照片上，我的母亲和我的卡拉姑妈忘情地亲吻着，闭着眼睛。

我翻过照片，在四张照片背后看到了同一句话，深棕色的墨水已经褪色，是母亲秀美的字迹：1940—1945，和卡拉在一起。我最美丽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