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有一次，唯一的一次，与我的母亲一起去旅行。那年她八十岁，腰杆挺直，充满活力，精力充沛，而我四十五岁，有腰痛病，感觉自己已经衰老，对生活总是牢骚满腹。我母亲生活在南方的一座小镇上，住的是一套很像样的房子；我生活在北方的一座大城市，住的是一套很不像样的房子。她上了年纪之后，我去看她的次数多了一些——其实我很不情愿这样做，因为我们的关系并不是很好。但是我想她也许会需要我，在她这个年纪，她会逐渐变得衰弱、健忘，所以我每隔几个月就要去一趟，帮她去办一些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杂事，开车到阿尔第超市去大采购，蹬着梯子把壁橱收拾擦洗一番，春天在阳台上种些花木，秋天再给它们剪枝，把花盆都搬进地下室——作为独生女儿，我做这些是出于义务，而不是爱。而且我总觉得，变得更衰弱、更健忘的人明明是我。我站在梯子上收拾壁橱，她在一边瞧着，指手画脚，责备我道：“瞧你那爪子，又都搞脏了！”再不然就是说我把杜鹃花剪得乱七八糟。她从来不会对我说一个谢字，从来都不会说：“妮娜，你干得真不错。”这是她永远都办不到的事。在我们家里听不到赞扬。“嗯，还行！”这就是能从我母亲嘴里蹦出来的最高级的表示认可的话了。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是这样，每逢我得了好分数，拿回家去时总听到这句话：“嗯，还行。”

我去看她时向来住旅馆，那个前台经理，毕尔格先生，每次见我进来都会对我行吻手礼，说：“罗森鲍姆女士，您对令堂照顾得无微不至，令人颇为感动，时下如您者甚是罕见，何况您公务繁忙。”

当时我在一家报社工作，于是他每次都让人把刚出的报纸送进我房间，如果上面有我的文章，他还要标上感叹号，好像怕我自己看不见似的。我走到楼上去，努力静下心来读报，不要再去想我的母亲。此时的她正一个人坐在家里，度过一个凄清孤寂的夜晚，而我在旅馆房间里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不能跟她心平气和地坐一坐呢，伴着一瓶红酒？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说说笑笑，聊聊类似“你知道吗……”这样的话，然后讲上一段趣闻呢？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你知道吗”，如果说过，那一定是在怀疑什么。因为我们无论何事都没有达成过统一的意见，我们只在一起生活了十五年，我人生中的前十五年。在那以后，我们的见面就仅限于互相的看望，我去看她，她来看我，我们的生活最好是平行的，不要混在一起。我们喜欢的不是同样的人，也不是同样的事。

头一件事就是酒。我喜欢高质量的干红葡萄酒。而她明知道我这个爱好，在我去的时候仍然买那种带螺旋塞的便宜货，她的理由是，她没有那么大力气拔出塞子来。我至少给过她五个很好用的开瓶器，而且样式一个比一个先进，根本不用费什么力气。可是它们全都躺在厨房的抽屉里睡大觉。酒还和以前一样是带螺旋塞的货色，而且从来不冰。不过，我宁可喝这种酒，加点冰镇矿泉水（“我这儿可只有不带气儿的矿泉水！”），也不要去跟她争论那些问题——关于我，关于我穿衣服的品位，以及我在报纸上写的文章，我的身体，我是多么不当心自己的健康，我对钱的态度是多么大大咧咧。这些都是她偏爱的话题，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说起来没完，于是整整一个晚上就会这样过去。如果她说“你越来越像你爸爸”，我就明白，我们已经快到危险的边缘，这个时候我最好溜之大吉。

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将近三十年了，但是母亲对他的怨气却从来没有减弱过，并且把这股怨恨转嫁到了我身上。按她的说法，我“完全继承了他的性子”。这意思大概是说，她的人生道路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而这都是我们两个的错。

“你要是继续这么干下去，你就会像他一样短命。”她总是这样说。继续干什么呢？就是继续抽烟，喝白葡萄酒而不是甘草茶，不做运动——母亲在八十岁的年纪还几乎每天都去游泳——并且用层出不穷的绯闻毁掉我自己的婚姻。她之所以了解这些是因为我的表姐玛格丽特。我跟这位表姐已经二十年没说过话了，但讨厌的是她跟我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她偶尔会给我母亲打电话，说：“奈丽姨妈，你听说了吗，最近妮娜又闹出事来啦！”

“你从来不肯安分，”母亲叹息着，“和你爸爸一样。”

“爱情是一个永恒的工地。”我尽量轻飘飘地说。母亲摇着头，说：“每个人在一生中只能有一次真正的爱。至少我是这样的。”

她那一次真正的爱是给了我的父亲吗？我无法相信。他们的关系太恶劣了，在他死后，母亲的青春才真正绽放，但是她再也没有让哪个男人接近她。那么一定是在结婚之前发生过什么故事。可是，跟谁呢？更重要的是：是在什么时候呢？她结婚的时候是二十岁。当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已经结婚十五年了，在战争中父亲的假期里有了我。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偶然的产物，是在战争的后期出生的。“我原本不想要孩子的，”母亲这话不知说了多少遍，“那时候谁都不想要孩子，战争还躺在我们的床上呢。”不过，在这之前呢，在这之前是不是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呢？母亲从来没有谈论过这段短暂而隐秘的爱情，她也几乎从来不讲以前的事。于是我对自己的家族、对她以及父亲的亲戚几乎一无所知，因为这些人不是跟我们吵翻了，就是早死了。死了，消失了，再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记忆里了。

如果我追问这些事，她就会摆出一副拒绝甚至厌恶的表情。“我家全是伤心事，他家全是荒唐事。”她说——这个话题就算结束了。最多再加上一句：“你就像他。”

听到这话，我已经很清楚了，我应该马上结束谈话。于是我走进浴室。我照了半天镜子，寻找着我和她相似的地方。我的手几乎和她的一模一样，我的额头上也有着和她一样疑虑重重的皱纹——除此之外就没有了。幸好没有。我打开浴室柜，不出我所料，我送给她的那些名贵护肤品——面霜、乳液、香皂——全都原封不动地躺在抽屉里。她一如既往地只用妮维雅的香皂和护肤霜。“我用不着更多的呀，”她说，“这就够啦，有油脂，有水分，别的全都是废品。”我送给她的所有的东西，统统作为“废品”消失在柜子抽屉里——鞋，厚毛衣，能折叠的购物袋——不管我送什么，反正都不对。“谢谢，可是我用不着。”当我在电话里问她喜不喜欢我寄去的圣诞节礼物时，她就会这样说。又说：“我什么都有。如果你能幸福，或者至少平和一点，那才是让我最高兴的事。”不过老实说，母亲送给我的东西我也不喜欢，譬如紧得要命的白色羊绒内衣，或者还贴着价签的酒心巧克力。在我们之间，谁也无法给予对方什么，也无法接受对方——至少无法替对方着想，无法和平共处。

当我平静下来以后，我又走进客厅去陪她，但很快就告辞了。她像大多数孤身生活太久、没人可诉说的老人一样，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连个磕巴都不打，一直到我离开。

“最近天气好的时候我总是碰上那个长头发的男人，鬼才知道他为什么不剪头发呢。他说，您看那绿油油的草地，我们这里多美啊，那些傻瓜为什么总要往外跑呢？我真搞不明白。我跟您说，我的那些朋友，两千五百！两千五百呀！一开始我根本不懂他是什么意思，他是说，他的朋友们到山里去了，那座山有两千五百米高，而且上面没有积雪！这家伙真是一个奇怪的苦行僧。他老婆死了很久了，我就想啊，他是怎么生活的呢？他每天做饭吗？他的身体看上去可不怎么好。不过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知道我碰见谁了？那个牵着几条卷毛狗的女人，她的狗就像小羊羔一样。我问她，那位总是坐着轮椅的布莱纳先生哪儿去了？我很久没见过他了。她说，您怎么还不知道？他已经死啦。我说，这回他老婆可该高兴了。她早就盼着他死了。现在他终于死了。有一次她抓到他和他侄女在床上，从此以后他们的婚姻就陷入了泥潭。我真不知道这些男人心里到底有个什么魔鬼，不过我看你心里也有。以前那个家伙还总是骑马呢，可是后来他中风了，是啊，很正常啊。牵狗的女人说，经常变天，所以她的狗老是掉毛。我很讨厌卷毛狗，卷毛狗有什么好的。你的脸色很坏，你睡得太少了，这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说到这时候，她歇了口气，我趁机插进去：“好的，那我现在就去睡觉。”我终于能逃掉了。

我们从来不谈论跟我们相关的事情。

告别的时候，我们亲吻了对方脸颊左右的空气。我们不接触彼此的身体。我不记得母亲什么时候抱过我，抚摸过我，安慰过我，触摸过我。小时候她经常扇我耳光。这是我记忆里我们唯一的身体接触。

我回到旅馆，毕尔格先生说：“罗森鲍姆女士，前不久我在阿尔第遇到令堂，真让我吃惊，她还是那么硬朗！还是那样仪容端正，腰杆笔直。您知道吗，您跟她越来越像了。”这时候我实在支撑不住了，我需要的是洗一个热水澡，以及小冰箱里的饮料。

为了她的八十岁生日，她宴请了客人。来的都是老太太。在这个圈子里，在某些时候，我算得上一个“模范女儿”：我本人在报社工作，丈夫是个高收入的牙医。于是我就会听到这样的话：“我女儿过得非常好。”要么就是：“最近报上登了一篇妮娜写的关于绿色和平的文章，整整一版呢。”这一次她说的是：“明天妮娜要到意大利去，报社派她出差。”这当然会让那帮老太太赞叹不已。

不错，我确实是要去米兰，但并不是出公差，而是去见弗洛拉。几个星期之前，我在纽约认识了弗洛拉并且爱得如火如荼。这一次我们想验证一下在我们之间擦出的闪电还能保留多少。在那第一个晚上，当她来到那个聚会上的时候，伴随着第一句话，第一个目光，那道闪电落在我俩之间。路德维希也在场。我们，我和弗洛拉，面对面站着，注视着对方，不停地聊下去——幸福和惊喜让我们都有些忘乎所以了。她四十岁，单身，曾是很多个已婚男人的情人，还有过一段跟女人的爱情，时间很短——而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过。我从来没有产生过这个念头，但是我会怀着一点嫉妒看着那些爱恋相拥的女人，那与纯粹的朋友之间的拥抱是很不相同的。多年以来，我一直感觉到一种模模糊糊的渴望，渴望得到一个女人的爱。我看到弗洛拉，看到她椭圆的脸，黑黑的眼睛，于是我被她吸引了，我是那样爱她，以前我只对男人有过这样的感觉。而她也热烈地回应了我。路德维希飞回德国去了，我留了下来，而且跟她一起度过了我一生中最缠绵、最激动、最美丽的一个星期。我完全没有想到，原来与一个女人拥抱、爱抚是这样奇妙。我注视着我的母亲，想：你只会将我推开，现在，也许我应该得到补偿了。她问我：“你怎么这样看着我？”“没什么。”我说，心想：如果你知道这些会怎么样啊！不过你是不会知道的，谁都不会知道的。只有路德维希有一点点察觉，但是他对我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了，不会追问我的。

路德维希有他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我们每星期一起吃几次饭，有时在他那儿，有时在我那儿。我们的关系像朋友一样，很简单。前几年，我们的激情不知怎么就消失了，爱情也没有了。我们的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搬出去了，我也不想念他们。他们都是帅气而张扬的小伙子，穿名牌衣服，头发理得短短的，但打理得很好，被他们伤过心的女孩子多得数不过来。他们不需要父母，我们也不需要他们。我们互相通通电话，偶尔往一起凑凑，不过如此。我感慨万千，过去的二十四年我都做了些什么啊，这么长的岁月里，“我”又在哪里？我终于有了一套自己的房子，这让我感到很舒服。有时觉得寂寞，有点失落，但我从不孤独。我知道，并不是一切都已结束了。在我身上还会发生些什么事。我还可以接受，我还可以付出。就在纽约，就在弗洛拉跨进那个房间的时候，频率对上了——在我和她之间，有一根线穿过这个房间绷紧了，而且颤动了。

现在我要到米兰去。两天后弗洛拉就会结束纽约的研讨会回去。她在米兰的一家研究所工作，是个鸟类学家。在这个国家，粗野的大男子主义者用网子捕鸟，拧断它们的脖子，再把它们吃掉，而她偏偏在这个国家研究鸟类。我想问问她，她是怎么靠这个谋生的。在纽约的时候我忘记了问她很多事情。我们只顾着相爱，只顾着为我们之间发生的事而惊喜。

那些老太太走了以后，我帮着母亲收拾房间。她还在兴致勃勃地说人家的闲话——费舍太太比她小八岁，可是看上去至少比她老十岁；赫尔佐格太太的身体可差多了；金德曼太太的耳朵全听不到别人说话了，因而变得神经质。无论她说什么我都随口附和着，反驳她也打断不了她说话，何况我的母亲和其他老太太相比，的确就像英国女王一样，总是那样风姿雅致，那样明快果断，如同鹤立鸡群。我把装点心的碟子和喝香槟的杯子都拿进了厨房。

“我自己来洗嘛。”母亲说。这让我很高兴。因为我不喜欢用她那油腻腻的洗碗布。何况我怎么做都不合她的心意——洗涤剂用得太多，太浪费水，诸如此类的毛病。

她把剩下的黏糊糊的甜柠檬卷给我包了起来。“拿走吧，还可以吃呐。”她说。我抗议道：“我不爱吃，太腻了，我会发胖的。”

“是啊，我本来不想说的，”母亲说，“但是你壮实多啦。你现在体重多少，七十？”“六十八。”我说。她叹了口气，“在你这个岁数，不可能更瘦了。荷尔蒙的原因。”然后她又加上了一句：“嗯，六十八，还行。”

她向来如此——“还行”——这就是最高的评价。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如果德语或拉丁语拿了个二分，而不是一分[1]，她会说：“还行。”在我十五岁的时候，如果我按自己的心意打扮好了准备参加聚会或舞会，问她一句“好看吗”，她就会用挑剔的眼光看看我，说：“嗯，还行吧。”赞美？认同？她身上没有这个细胞，这样的话永远不会从她的嘴里吐出来，好像一句赞美就会让她降低身份，让她变得渺小。当她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瞪着惊恐的眼珠子喘气的时候，我坐在她床边，说：“妈妈，你的气色好极了，你连皱纹都没有。”在那一刻我恍然发觉，我以前也从来没有赞美过她，或是对她说过什么亲切的话。直到她再也不能回答我的时候，我才把这样的话说出口。我恨不能代替她一动不动毫无生机地躺在那里，让她对我说些充满关爱的话，赞美我，亲近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好啊。

她把包好的柠檬卷塞进一个塑料袋递给我，笑盈盈地说：“你小时候可喜欢吃了。”我险些冲口而出：我又不是孩子了。可说这话没有任何意义。在她眼里，我永远是那个忧郁、冷漠、半大不大的孩子，就好像我吃了剩下的柠檬卷就会变得强有力似的。

告别的时候，她塞进我手里的除了装柠檬卷的塑料袋，还有我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一条蓝色羊绒围巾。“拿走吧，孩子，”她说，“谢谢你的好意，可是我不会再穿蓝色的衣物了。何况我有满满一抽屉的围巾呢，让我拿这些东西怎么办呢。”一切都跟历次一样，可又不太一样。因为，当我再次向她挥手的时候，站在台阶上的她忽然石破天惊地说：

“米兰！我还从来没去过米兰呢！”

那又怎么样——她这一辈子本来就很少出门旅行啊。她参加过一次乘汽车环游法国的旅行，却因为一件事而心烦意乱，那就是连小孩子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哎呀，妈妈，”我说，“他们是法国人哪，他们是说着法语长大的，那是他们的母语啊。”“那又怎么样呢，”她固执地说，“那么小，法语却说得那么流利，老天爷呀。”

当我把妈妈的这些趣事讲给朋友们听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很好笑。我却笑不出来。自儿时起，我们之间就有一堵高高的危墙。每次见面，每次谈话，如果我们在墙边靠得太紧，它就会摇摇欲坠，好像随时会塌下来将我们其中一个压死。今天我知道了，本来我和母亲在一起时可以有很多的欢笑——然而，在那时候，只要我去看望她，在她把门打开的那个瞬间，我们就看出来了：嘿，旧账还没有算完。每个伤口都还在淌血，便没有了欢笑。

我从来没有想过跟母亲一起去旅行，更不要说去米兰，更不要说是现在，在我想要与弗洛拉见面的时候。可是她就站在我面前，矮小而矍铄，神采奕奕地对我说：“你怎么就不能带我去呢？意大利！那才算是你送我的美好的礼物呢。也许这就是我最后一个生日了。”

这种话她说了将近二十年了——这就是我最后一个圣诞节了，我活不到下一次过生日了，我觉得我的生命力在消失……或者，只要她稍微有点感冒伤风，她就爱说：“我只有一天可活了。”这些都是她敲诈我的手段。只要她的身体好了一些，或是圣诞节、复活节、生日什么的过去了，她马上就会变回原先那副硬脾气，知道该怎么对付我，比如说买皮大衣时要买黑色的而不是棕色的，这样她就能以更好的形象出席我的葬礼，而且，上帝，如果她真的死在我前头，那黑大衣就可以让我在她的葬礼上穿。

“那太累了，你受不了的。”我找了个借口，一边想象着开车和母亲一起上路会是什么情形。

“只要你受得了我就受得了，”她说，“米兰！一定很美啊。”“米兰可算不上美。”我说，她敏捷地顶了回来：“那你又去干什么呢？又看上哪个小伙子了？”我执拗地沉默着，摆出一副她称作“中国式表情”的苦瓜脸。“呸，瞧你这副中国式表情，”她说，“我再也不问了，再也不问了，谁自找倒霉谁自己知道。”这种话我是不能忍受的：“谁自寻快乐谁自己也知道。”她说：“那好哇。”

“我是去跟一位与我有工作关系的女士会面。”我只得这样说。“你跟一个意大利女人有什么工作关系？”她怀疑地问。我不耐烦起来，“妈妈，”我说，“我去干什么都无所谓，主要是路上的时间太长了，天气又这么热，很累的，我要在那里待两三个星期呢，你要回来时怎么办？”“上帝，我可以坐飞机嘛，”她说，“我可以待两天然后坐飞机回来，让克劳斯去接我。”

母亲只坐过一次飞机，是飞到柏林去参加她的妹妹露茜的葬礼。可是她说起话来就像一天到晚飞来飞去而且有里程积分卡似的。克劳斯是她的一个远房侄孙，就住在附近，有时来照顾她。

“那好，”我说，“晚安啦，我现在很累，我要回旅馆去，明天早饭后再来。我出发之前总归是要再过来一下的。好了吧？”“好，”她说，“别忘了拿上柠檬卷，还有这条蓝围巾，它很软和，只不过我不戴这种东西了。”

我接过围巾走了。回到旅馆，大堂经理问我：“令堂收到礼物很高兴吧？”“高兴极了。”我说，将围巾塞进塑料袋深处，弄得它沾上了柠檬卷。围巾是我前一天买的，当他问我给母亲大人买了什么礼物时我还给他看过。她的八十岁生日是在报纸上登了公告的，镇长还给她写信道贺。“那个家伙呀，”她说，“是基民盟里的一个白痴。”她把贺信撕掉扔进了马桶，就像当年处理我写的第一首诗，在父亲去世后处理她的结婚戒指一样。

这一晚我睡得很不踏实，总是梦见和母亲一起旅行，梦见弗洛拉。

第二天一早，我开车到她那里去。她给我开了门，穿着一条我从未见过的亮闪闪的蓝裙子（“我再也不穿蓝色了！”），容光焕发，戴着一个金镯子，那是我的表姐玛格丽特送给她的七十寿礼。走廊里放着一个小小的旅行箱。“都收拾好啦，”她说，“真让我兴奋。”

我只能咽了口唾沫，先坐下来。

“妈妈，”我说，“我们得在汽车里坐好几个小时，然后……”“我知道，”她不耐烦地说，“我喜欢坐汽车。你爸爸唯一的一项本事就是开车。我们在星期天经常开车到龙岩去，品尝那里的鸡汤。在米兰能吃到不放大蒜的菜吗？我可是一点大蒜都不沾的。”

我只剩下发呆了。她总是对我发起突然袭击将我打败，而且，我很久没有见过她这样情绪高涨，这使得我实在狠不下心来拒绝她。我想，那就先在旅馆里住两天，在米兰的街市上随意逛逛，让自己静静心，染上一点意大利风情，之后再搬到弗洛拉那里去住几天，也许一个星期，或是两个星期。母亲总归是要坐飞机回家的——这事好安排。而在前去的途中，我想，也许我们能够谈一些在灵魂深处沉积已久的事情。汽车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生了气也没办法一走了之或是砸门，说话时也用不着看着对方。在开车时我必须集中注意力，自然发不出火来。

“好吧，”我说，“那就走着瞧吧。出发。”

我提起她的旅行箱。她稀里哗啦地把百叶窗放了下来。“你带上护照了吗？”我问。她说：“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难道我真是个蠢老婆子吗？我当然带上护照了。”忽然她又轻快地哼唱起来：“你可知道那柠檬花盛开的地方？啊，我的情人，我要和你同往。”[2]

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母亲经常和我一起唱歌，她还会背许多诗，一有机会就吟诵起来。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即使我从不曾坐在她的怀里，蜷在她的床上，让她牵着手走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的母亲仿佛不允许自己流露出任何形式的柔情。我的父亲有两个情人，一个很年轻，是个冒冒失失的金发女郎，另一个是一位和气的售货员，跟他一般大。他定期去找她们，也经常在她们那里过夜。“我在瓦尔特家。”他会这样说，或者，“不用等我了，我在奥托家里过夜。”“好吧好吧，”母亲就会说，“告诉瓦尔特，少用点香水吧，你从他那儿回来以后身上的味道难闻极了。”要不然就是：“别忘了把奥托的真丝内衣送回去，我在你的柜子里看见的。”儿时的我听不懂话里的意思，只会笑。我的父亲有五个兄弟，都是非常好玩的人，所以我就幻想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来。奥托叔叔是一个会计，几兄弟里面只有他永远打着领结，穿着西装，所以被兄弟们叫作“大少爷”。瓦尔特叔叔嗜酒如命，被叫作“啤酒先生”，海尔曼叔叔是个装百叶窗的工人，于是就成了“裂缝先生”，弗里茨叔叔在剧院里管道具，因此被叫作“破烂儿先生”，最小的台奥叔叔是唯一的虔诚教徒，总是往教堂跑，一直在为慈善事业捐款，自然就成了“耶稣先生”。我父亲的外号是“搞笑先生”，因为他总是兴致勃勃——除了在家里。但是，如果他带着我，或者跟他的兄弟及其妻子们在一起——例如在圣诞节，在奶奶的生日，或是我的生日——那是真正的节日，大家喝那么多的酒，有那么多欢笑。我最喜欢“破烂儿叔叔”，因为他常常从剧院拿些小羽毛帽子、缀着珍珠的手套或是木鞋给我，母亲对这些东西总是不屑一顾地抽抽鼻子：“又是这些破烂儿。”只要我稍不留神她就给扔进垃圾堆。

上车之后，我问她：“爸爸的兄弟们还有在世的吗？”

“耶稣先生，”她说，“耶稣先生还活着，是卡拉告诉我的，她有时给我打个电话。”我父亲还有两个姐姐，卡拉姑妈和宝拉姑妈。我最后一次见到卡拉姑妈是在我十五岁的时候——在我父亲的葬礼上。她号啕大哭，不住地拥抱我母亲，让我吃惊的是，母亲也那样真诚地回应她的拥抱。那时候姑妈是个高个子的漂亮女人，现在肯定有八十多岁了。她丈夫在战争中阵亡了，战后她和嫁给一个警察的宝拉姑妈一起开了一家手工艺品店，经营了好多年。

我母亲偶尔从卡拉姑妈和宝拉姑妈的店里买些毛线来织，她的手艺很糟糕，却又乐此不疲。但是在我父亲去世之后，她和那边的亲戚都断了联系。她搬到了南方的一座小城，我一直到中学毕业都在寄宿学校读书，再也没有见过我的叔叔姑姑们。在这个家庭里大家并不作兴写信，便中断了互相的联系，但我经常想起“破烂儿叔叔”“啤酒叔叔”和“大少爷叔叔”。

“这么说起来我们根本没什么亲戚了，”我说，“你的姐妹都去世了，玛格丽特表姐是个讨厌鬼——可是我们本来是个大家庭——爸爸有七个兄弟姐妹，你有五个。他们都到哪儿去了呢？”

“随风而逝。”母亲说着，戴上一副古怪的太阳镜，“瓦尔特得癌症死了，奥托死于心肌梗死，弗里茨被电车轧死了，海尔曼死于盲肠炎，宝拉酗酒而死。只有卡拉和我还活着。”“你们有联系吗？”我问。她说：“很少。”

母亲这边的亲戚的情况，我知道得多一些，跟他们共同经历的事情也多一些——除了她的弟弟维利，其他人都死了。而她跟这个弟弟是不讲话的，因为他是纳粹分子，就好像他们当初都不是纳粹分子似的。当然，他做的坏事更多，他曾经诬告自己的父亲有叛国言论。之后我的外祖父就被送进了集中营。他回家时重病缠身，不久就去世了。维利舅舅从波兰回来之后，除了他的妻子玛丽娅没有人跟他讲话。

“我家里有四个人都是一条腿的。”母亲忽然很有兴致地说，弄得我险些错过了往巴塞尔方向拐弯的路口。“一条腿？是因为遗传吗？那我可是够走运的。”

“亨里希舅舅，”她说，“有糖尿病，很早就切掉了一条腿。莫里茨舅舅得了骨癌，也切掉了一条腿。莫里茨舅舅有钱得多，经常把自己穿旧的好衣服送给亨里希舅舅。他失去的是左腿，总得把左裤腿扎起来。可是亨里希舅舅失去的却是右腿，他又不想穿皱巴巴的裤子，所以他们总是吵架。”“另外两个是谁？”我问。“我的祖父，”她说，“他是威斯特瓦尔德的鞋匠，又务农又做鞋，有一次他用上好的皮子给自己做了一双鞋，可是当他第一次穿上新鞋想出门的时候，却发现鞋做得太小了，气得他拿把斧子把脚趾头砍了下来。这下只好把脚截掉了。”

这回我算是明白了，在我进入青春期之后，母亲对我总是有那么多的怒气和暴躁情绪，原来这才是根源。有一次她用火通条打得我皮开肉绽，之后像没事人儿似的不闻不问。我让不久之前给我行坚信礼的牧师看身上的伤痕，很快就离开她进了寄宿学校。我们有五年的时间没有见面，毫无对方的音信。只是卡拉姑妈偶尔给我寄个包裹，寄点小饼干、糖和一点钱。[3]

“第四个，”她说，“就是尤普舅舅。他的一条腿在俄国被打断了。他是死在战俘营里的。”

我们沉默下来。我忽然想，我现在问问她吧。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我至少可以挑起这个话头，也许她会说一句“我很抱歉”，于是我问母亲：“那时候你为什么那么狠地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