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的故事(罗曼·罗兰)_柏辽兹（2 / 2）_音乐的故事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我无意延长这场许多问题都不会得到澄清的争论。但是我要提议，我们应该一劳永逸地摆脱掉这些企图在艺术上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的荒唐努力。我们别说：音乐能表现什么、音乐不能表现什么。而要说：如果天才愿意，一切就都有可能；同样，如果音乐愿意，谁又敢说她明天不会变成绘画或诗歌呢？柏辽兹在《罗密欧与朱丽叶》里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罗密欧与朱丽叶》堪称是一部奇作：它是“一个神奇的小岛，上面建着一座纯艺术的神殿”。以我之见，我不但认为它能与瓦格纳最优秀的作品媲美，而且我相信它的寓意更深刻、艺术资源更丰富——而这些正是当今法国艺术还没有充分加以挖掘和利用的东西。我们知道，这几年来，年轻的法国音乐学派一直在致力于把我们的音乐从德国模式中解放出来，以创造一种将属于法兰西并不让“主导动机”压倒一切的宣叙调语言；这种语言更加准确，不那么沉重，在表现现代思想方面自由自在，而无需求助于古典或瓦格纳式的体裁。不久以前，圣咏学院就发表了一份宣言，主张“音乐朗诵的自由……在自由的音乐里用自由的语言……”；主张“自然音乐的胜利，像古代舞蹈的那种随意运动的语言和自由曲张的节奏”——因而向过去三百年来的韵律（或格律）音乐宣了战。

好了，这种音乐来了；你在哪儿也找不着比柏辽兹更完美的典范。确实，许多表示承认这种音乐原则的人否定这位典范，并公开藐视柏辽兹。这倒让我有点怀疑这些人的动机来了。假如他们真没感觉到柏辽兹音乐中的无拘无束，没有看出在它精致的面纱下隐藏着一颗极其活跃的灵魂，我就会觉得他们自称说要“解放音乐”是假，骨子里其实还是要复古倒退。奉劝他们认真研究一下柏辽兹的作品，不仅读读他作品中那些最优秀的篇章，如“爱情场景”（在他所有作品中，柏辽兹本人最喜欢这一段），“罗密欧的悲哀”，或是“凯普莱特家族喜庆”（里面有个像瓦格纳剧中的精灵先释放、再克制一阵阵强烈的激情和喜悦），而且读读他那些不太有名的篇章，如“玛布仙后唱的小谐谑曲”、“朱丽叶的苏醒”及描写这对恋人之死的音乐；〔61〕前者非常轻快优雅，后者充满炽烈的激情，两者都在表达思想方面非常自由而贴切。剧中的语言十分精彩，清晰而简洁；没有一句废话，句句都准确而凝炼。在柏辽兹1845年之前创作的几乎所有大型作品中（即直到创作《浮士德的沉沦》之前），你都会找到这种神经质的精确和毫无拘束的自由。

接着我们来谈他在节奏上的自由。舒曼在当时所有的音乐家当中是最接近柏辽兹风格的，因而也最能理解他。自从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问世以来，他就一直对他的节奏自由印象特别深刻，撰文道：

“当今时代显然没有问世过一部（像《幻想交响曲》）这样的作品，其中平行进行的节拍和节奏同不平行进行的节拍和节奏的结合得到如此自由地运用。一个乐句的后一半很少同前一半对应，似乎所答非所问。这种异常现象是柏辽兹独有的，就其南方人的气质而言也是自然的。”

接着，舒曼不但丝毫没有反对柏辽兹这么做，反而认为此举是为音乐改革所必需。

“很显然，音乐正在表现出回归其起始的倾向；她要回到节奏法则还不约束她的那个时代。音乐似乎希望挣脱自己，重获不受拘束的表达，并把自身尊严提高到与诗化语言并驾齐驱的地位。”

舒曼还引用了恩内斯特·瓦格纳的话：“何人挣脱了节奏（节拍）的独裁，并把我们从中拯救出来，他就还给了音乐以自由。”〔62〕

柏辽兹对旋律的自由创作也很突出。他的乐句就像生命本身那样悸动和流动。舒曼说：“把他的某些乐句个别看待，可以看出它们强烈得（密度大得）容不下任何和声（如同许多古老的民歌那样〔加重号为罗曼罗兰所加——译注〕），甚至常常连伴奏都会糟蹋它们的丰满。”〔63〕这些旋律同情感密切呼应，极易引起人们身心对它们的共鸣；无论是其生机勃勃的上扬，还是细腻舒缓的下滑，还是肆无忌惮的调性突变，还是其强烈绚烂的色彩，抑或是其光影明暗的细微渐变和微妙得难以觉察的思绪起伏，无一不是或像汹涌潮水、或似涓涓细流，不断流过你的心底，引起你的激动。柏辽兹的旋律独具敏感，比瓦格纳的旋律更富于微妙的表现力；她不满足于现代的调性体系，而是回归古老的调式；如圣—桑先生指出的那样，她叛逆了自巴赫时代以来一直统治音乐的复调体系，因而也许到头来只是“注定要消亡的异端邪说”。

〔64〕

在我看来，柏辽兹的宣叙调以其长大蜿蜒的节奏〔65〕，大大优于瓦格纳乐剧里的吟诵；后者只有在一段剧情达到高潮、曲调在此碎裂为慷慨激昂的短乐句时才有好效果（否则其效果也常常很弱）。此外，这种吟诵只局限在说话语调的抑扬顿挫上，有点像音乐但又不是，还吵吵嚷嚷地干拢乐队奏出的美妙细腻的和声。柏辽兹的管弦乐配器也比瓦格纳的更精致，更充满自由的活力，它像湍急的溪流向前奔涌，冲走河道里的一切障碍；它不那么连贯、坚实，但更柔韧；它天性起伏多姿，反映出万千灵魂的细小冲动和剧情的微妙变化。它是自发和任性的一个怪果。

撇去表面不谈，瓦格纳同柏辽兹相比其实还是个古典乐派人物。他继承并完善了那些德国古典音乐大师的工作；他没有革新发明；他只是一种艺术演变和进化的巅峰和终结。而柏辽兹却开创了一种新艺术，人们在里面能找到一切青春的勇气、优美和热情。那种约束瓦格纳音乐的铁一般法则在柏辽兹的早期作品里就无容身之地，给人以绝对自由的印象。〔66〕

你只要了解了柏辽兹音乐的深刻独创性，就不难理解她为何遭遇过、并仍在遭遇那么多的暗中敌视。太多卓有成就、学识渊博的杰出音乐家因为尊崇音乐传统而无法理解柏辽兹，只因为他们不能忍受他的音乐所呼吸的自由气息。这些人太习惯于德国思维，致使柏辽兹的语言使他们感到心烦意乱和震惊。我能体谅他们的难处。毕竟这是破天荒头一遭，一名法国音乐家敢于用法语来思维；所以我才警告你们，不要太轻易接受德国人对柏辽兹的看法，以免陷入误区。像魏因迦特纳、理查·施特劳斯和莫特尔（Mottl）这样的一流德国音乐家无疑比我们法国音乐家还能更好更快地赏识到柏辽兹的天才。但我还是对他们的这种欣赏表示怀疑，因为他们的欣赏对象的民族魂毕竟同他们自己的民族魂截然对立。应该由我们法兰西和法国人民来学会理解柏辽兹的思想；他的思想毕竟与他们的思想同根同源，并总有一天会将他们（从德国的音乐思维定式中）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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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辽兹的另一个伟大的独创性体现在他的音乐才华同人民大众的灵魂息息相关；法兰西人民最近当家做了主人，建立了年轻的民主政体，而柏辽兹的音乐很适合他们。虽然他有一种贵族式的傲慢，但他的灵魂是同大众在一起的……柏辽兹是在一次次革命和法兰西帝国取得的无数业绩的神话中长大的。他在1830年7月为参加“罗马作曲大奖”评选而写的大合唱是在“流弹‘嗖嗖’飞过屋顶并‘噗噗’射进他窗子附近的墙壁”的情况下创作的（《回忆录》）。他引吭高唱《马赛曲》并让“所有能发声、有良知、身上流着爱国血的人”〔67〕同他一起唱。……无论他有没有意识到，他都成了一名革命的音乐家；他一向同情民众。他不仅在自己的戏剧作品中描写有群众狂欢的场面，如《本维努托·切里尼》第二幕中的罗马狂欢节场面（三十年前就预见了瓦格纳的《纽伦堡的名歌手》中的群众场面），而且创造了一种大众音乐和一种宏大的风格。

在这方面他的楷模是贝多芬，是《英雄交响曲》、《C小调（命运）交响曲》、《大调第七交响曲》以及最重要的《第九（合唱）交响曲》的那个贝多芬。他在很多方面都是贝多芬的追随者，在继承贝多芬的同时热心倡导他的风格〔68〕。柏辽兹以自己对物理效果和音响材料的理解，营造了如他所说的艺术大厦……有“巴比伦和尼尼微风格”的〔69〕，有“仿米开朗琪罗风格的音乐”（《回忆录》），有的作品“规模宏大”〔70〕。柏辽兹很喜爱自己创作的大型作品，譬如《葬礼和凯旋交响曲》（两支乐队加一个合唱队），《感恩赞》（一支乐队加风琴和三支合唱队；柏辽兹认为该曲的终曲Judexcrederis是他所写的作品中最出效果的），以及《帝国（赞歌）》，两个乐队加两个合唱队和那部著名的《安魂曲》（“四支铜管乐队，环绕主乐团和大型合唱团，相互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以产生问答遥相呼应的效果”）。上述作品像《安魂曲》那样，常常风格原始粗糙，格调一般，但气魄宏大，规模可观。这不仅归功于所用“材料”（指乐队和合唱团等）的庞大，而且归功于他“宽广雄浑的风格及有些和声进行的速度奇慢（其最终目的是什么谁也猜不出），致使这些作品具有了莫名其妙的巨人性格”。〔71〕柏辽兹在这些作品里留下了美可以通过原始粗犷的群众场面揭示自身的感人范例。俨如高耸云霄的阿尔卑斯山，这些作品仅凭其“大块头”就能打动人。一位德国评论家说过：“柏辽兹在这些独眼巨人般的作品里任由声音和纯节奏的原始蛮力发威。”这简直不叫音乐，而是自然力本身。柏辽兹本人称他的《安魂曲》为“一场音乐浩劫”。

柏辽兹猛刮这些飓风，就是为了对人民说话，为了在人类的这潭死水里掀起轩然大波。他的《安魂曲》也是“最后的审判”，但它不像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米开朗琪罗创作）的那幅《最后的审判》是为了警醒一帮大贵族；而是为了唤起民众，一群兴奋躁动颇为粗鲁的民众。他的《拉科奇进行曲》与其说是一首匈牙利进行曲，毋宁说是唤起革命群众投入战斗的冲锋号；它在叫人发起进攻。〔72〕

瓦格纳在听了《葬礼和凯旋交响曲》之后也不得不承认：柏辽兹是“创作褒义意义上的通俗音乐的大师”。

瓦格纳写道：“聆听这首交响曲时，我有个鲜明的感觉；街上任何一个穿蓝衣戴红帽的小男孩都能一下子就听懂它。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摆在优于柏辽兹其他作品的优先地位。从头到尾它都是那么宏大和崇高；从它最初表现怜悯之心，到最后赞颂神灵的光荣。自始至终洋溢着热烈美好的爱国主义情怀；但又恰到好处，适度而毫无病态的夸张。我要欣然表达我的这样一个信念：这首交响曲将点燃人们的热情，鼓舞他们的士气，并将同一个叫法兰西的国家一道永存。”（写于1841年5月5日）

这样伟大的作品怎么会被我们的共和国忽视呢？它们在我们的公众生活中怎么会没有地位呢？它们为何不能成为我们重大庆典的一部分？假如你没有见到我们国家这一百年来忽视艺术，你一定会对这种现象感到吃惊和疑惑。假设把柏辽兹需要的一切手段都给他，假设他的作品在法国革命的庆典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什么奇迹不会创造出来呢？不幸的是，我们必须得补充，在这里，他的性格又成了他天才的敌人，这位音乐自由的倡导者在他生命的晚年变得惧怕起自己来，并在他自己原则的成果前退缩，转而复归古典主义。于是，这位革命家蜕化变质，反倒生气地诽谤起大众和革命运动来，大谈什么“共和的瘟疫”，“肮脏而愚蠢的共和制”，“街头搬运工和拾破烂者的共和国”，等等。真忘恩负义！他欠下这些革命运动、民主风暴和民众暴动很多。他彻底否定了自己天才中最精华的部分。这位新时代的音乐家钻进过去的避难所里躲雨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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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又有何关系？不管他主观愿望如何，他毕竟为艺术开辟了光明大道。他为法国音乐指明了应该走的道路，为她摆出了她过去从不敢想的可能性。柏辽兹为我们找到了一种真诚、富于表现力、摆脱了外国传统、源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根基深处并反映我们（法兰西）民族魂的音乐语言。这种语言符合他的想像力，符合他敏于诗情画意的本能，符合他稍纵即逝的印象，同他丰富细腻的感觉吻合。他为我们这个欧洲最伟大的共和国奠定了民族和通俗音乐的强大基础。

这些都是他闪光的品质。倘若柏辽兹具备瓦格纳那样的理性力量，并最充分利用自己的音乐直觉，倘若他具有瓦格纳的意志，并把自己的天才灵感塑造、焊接成一个坚实的整体，那么我敢说，他本会掀起一场比瓦格纳的革命更伟大的音乐革命。这是因为，瓦格纳虽然更坚强，更能驾驭自己，但他不如柏辽兹有独创性，究其根底，他只不过是终结了一段光荣的过去。

这场革命仍能实现吗？有这种可能；不过它已经可悲地推迟了半个世纪。柏辽兹悲伤地估计，到1940年前后人们才会开始理解他。〔73〕

不管怎么说，不必为他肩上承担的伟大使命过重而吃惊。毕竟他是太孤单了〔74〕。随着人们最终把他抛弃，他的孤独感反倒减轻了。在那个瓦格纳、李斯特、舒曼和弗朗克的时代，他孑身一人；他孤独，但却在心里装着整个世界，他的敌人、友人、仰慕者及他自己都没充分意识到这点。他孤零零的，并倍受孤独感的煎熬。孤独、孤独……他青年及老年写的音乐里始终重复着这个词，它反复出现在他的《幻想交响曲》和《特洛伊人》中。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同时，我从我面前他的肖像里读到的就是“孤独”这个字眼。这肖像就是他的《回忆录》里的那幅美好的肖像，他的面容悲伤而严厉，仿佛在责备那个把他如此误解了的时代。

注　释

〔1〕“而你呢，俄国，你拯救了我……”。（《柏辽兹回忆录》）——原注

〔2〕巴拉基列夫（1836—1910），俄国作曲、钢琴、指挥家，“强力集团”首领，对柴科夫斯基有很大影响，作品有交响诗《塔玛拉》、《俄罗斯》等。——译注

〔3〕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以明暗对比、构图完美、善于表现人物神情和性格见长。——译者

〔4〕常对问题作模棱两可的回答。特耳菲又译“特尔斐”，古希腊城市。——译注

〔5〕柏辽兹的文学创作水平很不均衡。其中虽不乏精美篇章，但也有不少把情感夸张到荒唐地步的段落，有些地方甚至格调不高。但他具有舞文弄墨的天赋，他的文章充满活力和情感，写到后半生尤其精彩。他的诗体散文如《耶稣的童年》和《特洛伊人》写得尤其美妙，带有优美的节奏感。他的《回忆录》总体来说属于艺术家著述中的精品。瓦格纳是位比他更伟大的诗人，但作为散文家，柏辽兹显然胜过他几筹。——原注

〔6〕梅耶贝尔（1791—1864），德国作曲家，其歌剧场面壮观、配器独特。作有歌剧《胡格诺派教徒》等。——译注

〔7〕柏辽兹在其《回忆录》里说：“我是个说得过去的男中音。”他首次访德时，海辛根王子让他在他的一首作品中唱“大提琴声部”。——原注

〔8〕他曾翻山越岭走直线从那不勒斯步行到罗马。——原注

〔9〕这些引起他支气管炎频发和脏器感染，最终导致他死亡。——原注

〔10〕他在《回忆录》里写道：“音乐和爱情是我灵魂的两只翅膀”。——原注

〔11〕维吉尔（70—19BC），古罗马诗人，代表作为史诗《埃涅阿斯纪》。其诗作对欧洲文艺复兴产生了巨大影响。——译注

〔12〕“我不知如何形容这种可怕的疾病……我悸动的胸膛仿佛在向空间里下沉。我的心脏一边吸收某种不可抵御之力，一边感觉在扩张，直至融化蒸发为止。我的皮肤变得发烫发软，从头到脚涨得潮红。我想冲着我的朋友们大哭大叫（包括那些关系一般的朋友），让他们来帮助和安慰我，使我免于毁灭，支撑住我那一落千丈的生命。在此病发作时我并无快死的感觉，好像也不可能自杀；我并不想死——根本不想；我极想生活下去，更千百倍地活得精采。这是一种对幸福的过度渴求，缺乏养料时就变得难以忍受；只有强烈的喜悦才能满足这种渴求，使这股巨大的感情洪流找到发泄口。这不是一种忧郁或消沉，尽管它也许会接踵而来……甚至当我平静时，我也感到有点这种‘孤独症’，如在夏日的星期天，当我们的城镇毫无生气、人们都到乡下去时；因为此时我清楚人们都在脱离我而自得其乐，我感到他们不在。贝多芬交响曲中的‘柔板’（慢乐章），格鲁克歌剧《阿尔切斯特》（Alceste）和《阿米德》（Armide）中的某些场景，他的意大利风格歌剧《台里马科》（Telemacco）中的一支旋律，以及他的歌剧《奥菲欧》中的极乐世界都会引起这种病的严重发作。但这些杰作同时也带给我解毒药，使我泪流满面，痛苦因此得到缓解。另一方面，贝多芬有些奏鸣曲的、‘柔板’、和格鲁克的《伊菲姬尼在陶利德》由于充满忧郁而使我也感到抑郁……这时我便感到心凉，天空好像灰蒙蒙的阴云满布，北风在低声哀鸣……”。（摘自《柏辽兹回忆录》）——原注

〔13〕“真是可怕之极”，他对勒古维说：“既可悲又愚蠢，不是吗？若不是我已经习以为常，我非得大发雷霆不可。”——原注

〔14〕见柏辽兹《回忆录》中对亨丽埃塔·史密斯逊之死的感人描述。——原注

〔15〕“一天，独自住在蒙马特尔的亨丽埃塔听见有人摇门铃，便去将门打开。

“‘柏辽兹太太在家吗？’

“‘我是柏辽兹太太。’

“‘您弄错了；我要找柏辽兹太太。’

“‘我告诉您：我就是柏辽兹太太。’亨丽埃塔说。

“‘不，您不是。您说的是过去的柏辽兹太太，那个被抛弃的；我说的是那个年轻貌美可爱的柏辽兹太太。唔，那就是我！’

“雷奇奥说完扬长而去，把门重重地在身后关上。

“勒古维对柏辽兹说：‘这么可怕的事谁告诉你的？我估计是雷齐奥，完了她还将此事到处吹嘘张扬。你为什么不把她从这房子里轰走？’‘我怎能轰得了？柏辽兹声音颤抖地说。“谁让我爱她呢。’”（见勒古维著《六十年的回忆》）——原注

〔16〕他爱报复人正是出于这种女人的本性。报复“是种没必要但又必需的东西”，他对他的朋友希勒如是说。后者先让他写了《幻想交响曲》大骂亨丽埃塔·史密斯逊，又让他写了平庸的幻想曲《尤弗妮亚》（Euphonia）影射加米尔·莫克。——原注

〔17〕柏辽兹对我上面的引述可能引起的任何指责已经作了令人感动的回答。他在《回忆录》里接着写道：“‘胆小鬼！’某些年轻的乐迷会这么骂我，‘你应该把这首交响曲写出来；你不该那么懦弱。’唉，年轻人，你们光知道骂我懦夫，却不知站在我的角度替我着想；这种事落在你们头上，你们也会别无选择。我妻子病卧在床，危在旦夕，只能痛苦呻吟；她必须要有三个护士照顾她，每天还有一个医生来给她看病；我很清楚这时冒险创作会带来什么灾难性的后果。不，我不是胆小鬼，我只是个人。我只有在她让我分得清什么是勇气、什么是残忍的前提下才崇尚艺术。”——原注

〔18〕柏辽兹在《回忆录》的一条脚注里发表了门德尔松的一封信，该信坚称他是柏辽兹的“好朋友”。柏辽兹接着写下这些尖刻的话：“我刚刚在门德尔松的一摞信里看出他对我的友谊到底是什么货色。他对他母亲直率地说我‘是十足的滑稽模仿者，毫无才华可言……有时候我真想把他一口吃了’”（见《回忆录》）。此外门德尔松还说过（柏辽兹并没提到）：“他们宣称柏辽兹寻求崇高的艺术理想。我一点也不这么看。其实他只想娶个好女人。”这些侮辱他的话说得很不公平，使所有了解实情的人听了都会感到厌恶。我们知道，当柏辽兹娶亨丽埃塔·史密斯逊为妻时，她什么嫁妆也没有，只有一身债务；而他也只有三百法郎，还是一个朋友借给他的。——原注

〔19〕李斯特后来否定了他。——原注

〔20〕舒曼在此谈论的是他写的《维弗利序曲》。——原注

〔21〕瓦格纳从1840年起一直批评柏辽兹，曾于1851年在其著作《歌剧与戏剧》里详细研究了柏辽兹的作品，并在1855年致信李斯特：“我承认我对结识柏辽兹的交响曲极感兴趣，我很想看看它们的总谱。您有的话，能否借给我一阅？”——原注

〔22〕我已注意到一个事实，我在本书结尾的另一章里将专门探讨这个事实，就是法国人的音乐趣味——其实我认为也包括全欧洲的音乐趣味——自1835年或1840年以来呈下降的趋势。柏辽兹在《回忆录》里写道：“自从《罗密欧与朱丽叶》首演以来，法国公众对所有有关艺术与文学的事情持麻木不仁的冷漠态度，已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1830年，（法国公众）在观看意大利歌剧或格鲁克的作品时，连其中的半瓶醋爱好者都会大声喝彩和涕泪交加。相比之下，1840年至1870年之间的法国观众就太冷漠了。此时像有一层冰罩在艺术之上。见此柏辽兹一定是痛苦不堪。伟大的浪漫主义时代在德国已经结束。只有瓦格纳维持着给音乐注入生命的活力；他把欧洲仅存的对音乐的爱和热情都给耗尽了。

柏辽兹其实是死于这种令人窒息的现状。——原注

〔23〕见他的《回忆录》。他的没有宗教信仰莫说门德尔松，连瓦格纳听了都大为震惊。——原注

〔24〕Roland de Lassus，1532—1594，荷兰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文艺复杂时期最杰出的对位法作曲家之一。——译注

〔25〕Herod Agrippa，希律·亚基帕一世（10BC—44AD），也可能是指希律一世大帝。两人皆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的犹太国王，实行传统的犹太政策，镇压犹太的基督教徒。后者统治后期凶恶残暴，曾下令屠戮伯利恒城所有男婴（因为小耶稣基督在其中）。——译注

〔26〕浮士德（Faust），德国中世纪传说中一个术士，为获得青春、知识和魔力，将灵魂出卖给魔鬼；德国作家歌德曾创作同名诗剧。——译注

〔27〕卡桑德拉（Cassandra），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之女；阿波罗向她求爱，赋予她预言能力，后因所求不遂又下令不准人信其预言。——译注

〔28〕瓦格纳1882年在拜罗伊特上演神圣乐剧《帕西法尔》时说：“是的，《帕西法尔》的诞生和成长应归功于这种逃离尘世。这是一个人毕其一生用沉着的理性和愉快的心情看透尘世的结果。而这些又当他目力所及，看到的皆是有组织的谋杀和劫掠，并被一个充斥着谎言、欺诈和虚伪的体制赋予合法地位时，他岂能不把目光挪开并厌恶地战栗呢？”——原注

〔29〕这情景是瓦格纳的友人玛尔维达·冯·梅森堡向我描述的，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回忆录》这本书的镇静无畏的作者。——同上

〔30〕他常说自己的工作不会留下任何成果；说他欺骗了自己；说他本该把自己的乐谱都烧掉。——同上

〔31〕布拉兹·德·布里在柏辽兹临死前的一个秋夜在码头上见到了他；他当时正从学院回家。“他面色苍白，弯腰驼背，表情沮丧而紧张，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个行走的幽灵。连他那双又大又圆的栗色眼睛也已熄灭了生命的火焰，无神而暗淡。他抓住我的手，把它在自己瘦弱无力的手里握了一会儿，用虚弱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重复着埃斯库罗斯的话：‘唉，人的一生啊！当他幸福时，一个阴影就足以使他不安；当他不幸时，他的烦恼反倒像用一块湿海绵那样被抹去，一切记忆都没有了。’”（摘引自《昨日和今天的音乐家》）——原注

〔32〕César Franck（1822—1890），比利时作曲家，主要作品有《D小调交响曲》、《A大调小提琴、钢琴奏鸣曲》，作品宗教气氛浓郁，描写个人内心世界的矛盾痛苦。——译注

〔33〕事实上，他的天才从儿时起就有迹象，比如他在《法兰克人士师序曲》和《幻想交响曲》中运用了他在十二岁时创作的五重奏中的曲调和乐句（参见《回忆录》）。——原注

〔34〕《浮士德的八个场景》取材于歌德的悲剧《浮士德》。——原注

〔35〕Spontini，Gaspare（1774—1851），意大利歌剧作曲家。——译注

〔36〕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他在1829年发表了一篇关于贝多芬生平的文章，其中他对贝多芬的欣赏明显超前于他那个时代。他在文中写道：“《合唱交响曲》是贝多芬天才的终极体现。”他还以极优秀的洞察力谈到了贝多芬的《升C小调第四交响曲》。——原注

〔37〕加米尔·圣—桑先生在其《肖像和回忆》中写道（1900年）：“任何人在听到乐队演奏柏辽兹的乐谱之前阅读它们，都想像不出它们会产生什么效果。各乐器都好像是以藐视所有常识为目的而组合起来的；用行话来讲，就是它好像‘不该这么发音’。可是它不但这么发了音，而且效果极好。就算我们在里头时常找出点风格上的晦涩之处，它们也不是出现在乐队里的；这就好像是火线一缕缕透射进去，并像一颗钻石的各层面那样熠熠生辉。”——原注

〔38〕应该指出，柏辽兹在其《现代配器法和管弦乐法》一书（1844年问世）中提出的高论并没有在理查·施特劳斯这里失传，后者刚刚出版了这本书的德文版，其最著名的管弦乐曲中的数首也正体现了柏辽兹的见解。——原注

〔39〕一个事实可以证明柏辽兹的这种本能：他是在并不真正了解乐队是否能演奏的情况下创作了《法兰克人士师》和《维弗利》（Waverley）的序曲的。他说：“当时我完全不了解某些乐器的构造和功能，便在写完《秘密法庭的法官》序曲中那段长号的降D调独奏后，很担心它会不会特别难演奏。我只好非常着急地去找歌剧院乐团的一名长号手请教。他看了这段独奏后要我放心，说：‘这个降D调是长号这种乐器最欢迎的调性之一；您可以指望这一段独奏吹出极好的效果。’”（《回忆录》）——原注

〔40〕瓦格纳在其《歌剧和戏剧》（1851年出版）一书中写道：“柏辽兹在估算机械性能方面表现出着实令人吃惊的科学知识。如果说我们当今工业机器的发明者们可以被视为今天人类的救星的话，那么，柏辽兹则可以当之无愧地被视为音乐界的救世主。这是因为，由于有了他，音乐家们可以依靠多种使用简单的机械手段来创造各种令人吃惊的音乐效果……柏辽兹无可救药地被埋葬在他自己的各种发明的废墟底下了。”——原注

〔41〕柏辽兹在其《回忆录》里写道：“我的音乐的主要特点是富于激情的表达、内在的热情、富于节奏的脉动和不可预见的效果。所谓‘富于激情的表达，’是指不顾一切地努力再现（音乐）主题的内在情感，哪怕这主题同激情相悖——比如说讲的是柔情或深沉的宁静——也罢。这种富于激情的表达可以在《基督的童年》里找到，更可以在《浮士德的沉沦》中的‘天国’（Le Ciel）一景及《安魂曲》的‘圣哉经’中找到。”——原注

〔42〕1855年9月10日柏辽兹致信瓦格纳：“您在《尼伯龙根指环》中把冰河都融化了！置身大自然中创作的感觉一定特别好。这是种我无缘享受的福分。美丽的风景，高耸的群山，一望无际的大海……这些都使我发痴发傻失去自我，而不是激发我产生灵感。我直接感受到了（自然的美），但却不能把我的感受表达出来。我只有在见到井底月亮的倒影时才能描写月亮。”——原注

〔43〕Andromache，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王子Hector的妻子，以对丈夫忠贞著称。——译注

〔44〕Eneid，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用拉丁文写的一部史诗，共十二册，叙述Aeneas（埃涅阿斯）在特洛伊陷落以后的经历。——同上

〔45〕Brünnhilde，德国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人物，国王Gunther之妻。——译注

〔46〕摘自《音乐指南》〔Musikführer〕，1903年11月29日。——原注

〔47〕Bellini，Vincenzo（1801—1835），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其旋律优美抒情，代表作有《诺尔玛》、《梦游女》和《清教徒》。——译注

〔48〕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拉斐尔就属于此画派。翁布里亚是意大利中部和北部一地区。——译注

〔49〕Duni，1709—1775，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法国谐歌剧创始者之一。——译注

〔50〕Gretry，1741—1813，法国歌剧作曲家，出生于比利时的列日。——译注

〔51〕Auber，1782—1871，法国歌剧作曲家，创作歌剧四十五部。——译注

〔52〕Rameau，1683—1764，法国音乐理论家，作曲家，著有《论和声》，代表作为歌剧《皮格梅良》等。——译注

〔53〕瓦格纳把柏辽兹同奥伯作对比，认为后者才是真正的法国作曲家，这是很可笑的。奥伯的歌剧其实是德、意风格的混合体。这表明瓦格纳同大多数德国人一样，无法领会法国音乐的真正独特之处！而只能看到它的表面。其实，认识一个民族的音乐特点的最好方法就是研究它的民歌。只要有人肯潜心研究法国民歌（这方面并不缺乏素材），人们就会认识到法国民歌与德国民歌是多么不同。法兰西民族的气质在其民歌里有充分体现，这就是比德国民歌更甜美，更自由，更生机勃勃和更有表现力。——原注

〔54〕译者认为，勃拉姆斯的音乐走两条线，一条是不仅仅探究生命的本质、甚至思索物质存在的本原（所谓“元素”或“原素”；如古希腊哲学中的土、水、气、火四大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勃拉姆斯是彻底地复古——复古希腊、罗马或更早之“古”，而不仅仅是复中世纪及以后的基督教味很浓之“古”。他的大型器乐作品如四部交响曲、钢琴及小提琴协奏曲、小提琴大提琴双协奏曲和许多室内乐作品都走这第一条线。

勃拉姆斯音乐走的另一条线，则是借德、奥古典音乐之传统手法尽情表现他最浪漫、最富时代感甚至很民族很民间的直观感觉，如他的匈牙利舞曲、艺术歌曲等都是走这条线的杰作。所以有人说勃拉姆斯是“古典的浪漫主义者”；是出身平民的哲学博士。——译注

〔55〕Andromeda，希腊神话中埃塞俄比亚公主，其母夸其貌美而得罪海怪，致使全国遭到骚扰，本人为救国民毅然献身，被锁囚于大石之旁，后为珀尔修斯救出并娶为妻。——译注

〔56〕Perseus，希腊神话中宙斯之子，杀死怪物美杜莎（Medusa）并从海怪手中救出安德洛墨达的英雄。——同上

〔57〕1860年，柏辽兹在论及瓦格纳在巴黎开的音乐会时写道：“今日音乐，朝气蓬勃，应无拘无束，为所欲为。陈规旧习，皆为死脑筋或惯例爱好者为别的循规蹈矩者所制定，今已不再风行。思想、情感和听觉之新需要皆使音乐之新潮流应运而生，并屡屡破除陈规旧俗。许多老套已过于陈腐而不宜再用。……较之乐思，音响为次；而较之感觉与激情，乐思又为次（在下）”。

比较贝多芬所言：“为了促进、提高美，没有什么规矩不能打碎的。”——原注

〔58〕Medea，希腊神话中科尔基斯国王的公主，精巫术，曾助伊阿宋取得金羊毛并与他私奔；后被遗弃，愤而杀死与之所生儿女。——译注

〔59〕格鲁克宣称：他“寻求使音乐发挥其真正功能，即协助诗歌加强情感的表达和烘托情境的气氛……这就如同绘画，美丽的色彩和光、影的巧妙安排是为了突出娴熟的线条勾勒。”——原注

〔60〕莫扎特已经具有这种革命思想：“音乐应当至高无上，让人忘掉其他一切……在歌剧里，绝对有必要让诗文成为音乐的乖乖女儿”（莫扎特在1781年10月13日致其父的信）。很可能是由于无法做到这点，致使绝望的莫扎特一度严肃考虑破除歌剧的老套，并在1778年以一种音乐戏剧（melodrama）取而代之（卢梭曾在1773年构思过这种音乐戏剧的蓝图），其中音乐和诗文之间联系松散，互不依赖，沿着两条平行线并驾齐驱。——原注

〔61〕“这一部分太崇高了，大大超过普通听众的接受能力；因此，柏辽兹带着天才的典型倨傲，写张便条给指挥，建议他把这页乐谱翻过去不演”（Georges de Massougnes所著之《柏辽兹传》）。此书1870年出版，对柏辽兹有极好研究，观点大大超前当时的时代。——原注

〔62〕摘自《新音乐杂志》（著名的Neue Zeitschrift für Musik）。参见《海克特·柏辽兹与罗伯特·舒曼》。柏辽兹不断为节奏自由而斗争；如他所说：是为了“那些节奏的和谐”。他希望在巴黎音乐院开一门节奏课（《回忆录》），但此举在法国没人理解。在这方面法国虽然没有意大利那么保守，但仍然抵制解放节奏的运动。——原注

〔63〕舒曼补充道：“他几乎所有的旋律都有这个特点，一个罕见的特点。”舒曼理解了柏辽兹为什么常常只给自己的旋律配上一个简单的低音部（bass）或几个增五度和减五度和弦作为伴奏，而忽略那些中间的声部。——原注

〔64〕“那时这种艺术实际上还会剩下什么呢？柏辽兹也许将是其惟一的代表。由于他从没研习过钢琴，所以他对对位法本能地反感。在这方面他同瓦格纳正相反，后者是对位法的化身，并最大限度利用了其法则”（圣—桑语）。——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