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克林顿操了她，她也许就会闭上嘴了。比尔·克林顿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如果他在椭圆办公室把她身子转过来操她，什么事都不会有了。”
“嗯，他从来没有控制她。他很小心。”
“你看，他自从进入白宫就没有控制过任何人。控制不了。他也没有控制薇丽。所以她生他气了。自从他当上总统以后就失去了在阿肯色州控制女人的能力。只要他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州的大律师和州长，什么问题都没有。”
“当然。简妮弗·弗劳尔。”
“阿肯色出什么事了?如果倒台的时候还是待在阿肯色，就不会爬得高，跌得重了嘛。”
“对。而且必须是个性交高手。这是传统。”
“可是一旦你入主白宫，却控制不了。当你无法控制时，那么薇丽小姐就跟你翻脸，莫妮卡小姐也跟你翻脸。要获得她的忠诚必须操她才行。这是契约。这才能把你们绑在一条船上。但不存在契约。”
“嗯，她害怕了。她本不想说。斯塔尔威胁她。有十一个家伙待在她旅馆房间里威逼她。团伙施暴。是斯塔尔在旅馆里导演的一场团伙强奸。”
“对。千真万确。不过她原来就对琳达·特里普说了。”
“哦，对。”
“她对每个人都说。她属于那种白痴文化。呱唧，呱唧，呱唧。这一代当中就有一部分人为自己的浅薄深感自豪。只要是真诚的，什么都行。真诚，空洞，十足的空洞。真诚无处不见。比虚假还坏的真诚，比败坏更坏的天真。隐藏在天真后面的全部贪婪。还有隐藏在词藻后面的。他们都善用美妙的言词——他们表面上似乎相信他们‘缺乏自信’，其实他们真正相信的是他们应当拥有一切。他们的无耻，他们叫做可爱，而无情被伪装成失去的‘自尊’。希特勒也缺乏自尊，那便是他问题之所在。这些孩子玩的就是这个把戏。把最微不足道的感情高度戏剧化。关系。我的关系。澄清我的关系。他们一张嘴，就让我目瞪口呆。他们全部的语汇是近四十年中所有痴呆的总和。结论。这就是一个。我的学生不能待在必须思维的地方。结论！他们停留在因循守旧的，分成开始、中段和结尾的叙事体上，每件事，无论多么模棱两可，错综复杂，或神秘莫测，都必须纳入到这个规范化、世俗化、报幕员的陈词老调中。只要哪个学生说‘结论’，我就给他不及格。他们要结论，这就是他们的结论。”
“嗯，无论如何她是个自恋狂，诡计多端的小婊子，贝弗利山历史上表现欲最强的犹太女人，被优越感腐蚀透了。他事先统统明白。他可以看透她。要是他连莫妮卡·莱温斯基都看不透，怎么能看透萨达姆·侯赛因?要是他真的看不透莫尼卡·莱温斯基，又不如她狡猾，这家伙就不该当总统。弹劾就有了实实在在的根据。不，他全都明白。我不认为他会长期受她封面故事的蛊惑。她败坏透顶又十足地天真，当然他明白。十足的天真便是败坏——她的败坏，她的疯狂，她的狡猾。这就是她的力量，全部的综合。她没有深度，而这正是她在当了一天总司令的他面前的魅力所在。浅薄的强度便是它的吸引力。更不要提这种强度的浅薄了。她童年的故事。吹嘘她可爱的任性：‘瞧，我只有三岁，可是我已经有个性了。’我能断定他知道凡是他做的不符合她幻觉的事都会成为对她自尊的又一次残忍的打击，但他不了解的是他必须操她才行。为什么?让她闭上嘴巴。我们总统奇怪的行为。那是她给他看的第一样东西。她把它贴到他脸上。她主动提供给他。而他竟然什么也不干。我真搞不懂他。要是他操她，我不相信她还会告诉琳达·特里普，因为她不想说那种事。”
“她倒想说雪茄的事。”
“那不一样。那是小孩子的把戏。不，他没有给她实实在在她不想开口的东西。他要她不想开口的东西。这就是错误。”
“在屁眼里你才能创造忠诚。”
“我不知道那能不能让她闭嘴。我不知道让她闭嘴是否人力可为。那不是个深喉咙，是个大嘴巴。”
“不过，你还是得承认这女孩是自多斯·帕萨斯以来揭露美国最透彻的人。她把一只温度计插进了这个国家的屁眼。莫尼卡的美国。”
“问题是她从克林顿身上得到的是她从那些家伙身上得到的。她想从他身上得到别的什么。他是总统，她是恋爱恐怖主义分子。她要他跟那个她正在搞关系的教师不一样。”
“对，温文尔雅害了他。不是他的野蛮，而是他的文雅。不是按他的规则做游戏，而是按她的。她控制了他，因为他心甘情愿。全都错了。你知道当她来求职的时候，肯尼迪会对她怎么说?你知道尼克松会对她怎么说?哈里·杜鲁门，甚至艾森豪威尔都会对她那么说。那个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将军，他知道怎样不客气。他们都会对她说不仅他们不会给她工作，而且只要她活着一天，就没人会给她工作。她连在新墨西哥的霍斯普林开出租车的活都别想找到。什么都没有。她父亲的事务所将被捣毁，他也将失业。她母亲将永远不能工作，她兄弟将永远不能工作，她一家人再挣不到一分钱，如果她胆敢开口提起十一个人攻击她的事。十一个。连个整数都不是。我想在两年里不到十二个对劫匪来说构不成狂暴。”
“他的谨慎，他的谨慎害了他。绝对是。从头到尾像个律师似的。”
“他不想给她留下任何证据，所以不愿发情。”
“那样是对的。一发情就完了。她有了证据。采集了一个样本。冒烟的精液。要是他操了她，整个国家就省掉了这场灾难。”
他们哈哈大笑。一共是三个人。
“他一直没有真正地投入。一只眼瞄着门。那里他有自己的尊严。是她拼命加码。”
“这不正是黑手党的一套吗?你塞给什么人他们不能说的东西。然后揪住他们不放。”
“把他们扯进来共同犯案，就有了个共同腐败。肯定如此。”
“所以他的问题是他不够腐败。”
“哦，是的。绝对是的。而且不世故。”
“正是他所受谴责的反面。他不足以受谴责。”
“当然。如果你正干着那种事，干吗不到位就收手呢?那不是装腔作势吗?”
“你一旦收手，就表明你害怕了。而当你害怕时，你就完蛋了。你的毁灭不会比莫尼卡的手机更远。”
“他不想失控，你知道。记得他怎么说的，我不想钩在你身上，我不想迷上你。这话听起来倒还真实。”
“我认为那是根钓线。”
“我不认为如此。我想多半是她的记忆作怪，听起来像钓线，但我认为他的动机——不，他不想接这个性爱的钓钩。她不错，但却是可以替换的。”
“每个人都可以替换。”
“但你不了解他过去的经历。他没给任何东西钓上过。”
“肯尼迪就给钓上了。”
“哦，对。真玩意儿。这家伙克林顿，小学生玩意儿。”
“我不认为他在阿肯色的时候是个小学生。”
“对，阿肯色的口径正合适。在这儿一切都失常了。他一定给逼疯了。美国总统，什么都唾手可得，却什么都不能碰。真跟地狱似的。特别是和那个道貌岸然、脚踩两条船的老婆在一起。”
“她是个道貌岸然、脚踩两条船的娘们，你认为?”
“哦，肯定的。”
“她和温斯·福斯特?”
“嗯，她会爱上一个人，但她绝不会做出疯狂的事，因为他是有妇之夫。她能让通奸都变得索然寡味。她才是实际上的有罪者。”
“你认为她和福斯特有染?”
“对。哦，对。”
“现在整个世界都爱上了道貌岸然的脚踩两条船的。这才是他们实际爱上的。”
“克林顿的天才是给了温斯·福斯特一个在华盛顿的职位，把他放在那儿，叫他为政府做他个人的贡献。这是神来之笔。克林顿这一手就像个优秀的黑手党徒，把她钳制住了。”
“是啊。这一手没问题。但他跟莫尼卡就没这么做。你瞧，他只有跟福农谈莫尼卡的事。福农是可以交谈的最好人选，但他们没能猜出来，因为他们以为她只不过是对她愚蠢的加利福尼亚山谷小女伴吹牛而已。没问题。又会怎样。但那个琳达·特里普，那个斯塔尔在白宫豢养的埃古……”
听到这里，科尔曼从他坐的地方站起身，向校园方向走去。这就是科尔曼坐在草坪板凳上思考他下一步行动时无意听到的全部合唱。他听不出他们是谁，因为他们背对着他，他们的板凳在树的背面，所以他看不到他们的面孔。他猜想是三个年轻人，自他走后才来的教职员，刚从镇上的网球场健身回来，聚在小镇绿地上喝着罐装水或无咖啡因饮料，一块儿放松闲聊，谈谈当天克林顿的新闻，然后再回到家里的老婆和孩子身边。在他听来他们在情场方面既老到又自信，是他原来不会跟年轻副教授（特别是雅典娜的）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学界的玩笑来说，这相当粗野，相当不入流。遗憾的是他在的时候这些家伙还没来，他们或许可以发挥骨干作用，抵制……不，不会的。上面的校园里头，可不是每个人都是网球伙伴，这种力量在它没有完全受到自我压制时可能在玩笑里发散出来——当要求集结在他身后时，他们很可能不会比其余的教职员动作快多少。反正他又不认识他们，也不想认识。他不再认识任何人。已有两年时间，在他埋头撰写幽灵期间他已完全断绝了与之交往了一辈子的朋友、同事以及熟人的联系，所以直到今天——正午前，在他和纳尔逊·普赖姆斯面谈后——面谈不仅破裂，而且由于科尔曼出乎自己意料地破口大骂，以令人惊讶的糟糕局面破裂，他才像此刻正在做的这样，偏离市镇大街，沿南区走，在南北战争纪念碑的地方，登上山坡，往校园进发。他料想不会碰到认识的人，也许除了那些给在7月份参加学院老年招待所项目度过两周的退休人士授课的教师，项目包括参观唐格林音乐会、斯多克布里奇画廊和诺曼罗克韦尔博物馆。
当他登上山顶，从老天文大楼背后绕出来，走进光影斑驳的大方形广场时——此刻甚至比雅典娜简介封面上的图片更像是由巧夺天工的手布置出来的，充满书斋风情——首先映入他眼帘的便是这些暑期班学员。他们正朝自助餐厅走去吃午饭，成双成对地沿着广场蜿蜒的林荫小道迤逦而行。双行纵队：丈夫和妻子，丈夫和丈夫，妻子和妻子，寡妇和寡妇，鳏夫和鳏夫，以及在老年班相遇后重新组合的寡妇和鳏夫——或许只是科尔曼为他们所做的安排。所有的人都整整齐齐地穿着夏季浅色服装，许多人穿着衬衫或色彩明丽的短袖衫，纯白或浅色咔叽布长裤，有些穿着布鲁克兄弟的夏季方格花纹料子裤。多数男士戴着长舌帽，有各种颜色的，许多上面绣有专业体育队的标志。他见不到轮椅、扶车、拐棍、手杖。他腿脚麻利的同龄人，看上去跟他一样健康，有的稍许年轻些，有的明显地老些，但享受着退休为那些多少尚能顺畅呼吸、思维清楚的幸运儿所提供的自由。这是他应当待的地方。恰当地配对。得体的。
得体的。当下流行的字眼，意思是尽力抑制任何偏离健康指南的行为，以使每个人都觉得“舒服”，不做他那被人指责的正在做的事情，而要做，他想，只有上帝才知道的我们之中哪位道德哲学家认可的事情。巴巴拉·瓦特?乔伊斯·布拉特?威廉·本奈特?NBC<sup><small>[1]</small>新闻电讯?倘若他在这地方做教授，他可以教“古希腊戏剧中的得体行为”——一门不等到开始就宣告结束的课程。</sup>
他们正去吃午饭，沿途看得见北大楼，那幢覆盖着常青藤、历经风雨却美丽依旧的殖民时代砖结构楼房，十多年里，科尔曼作为院长占据了楼内正对着校长套间的办公室。这是学院的标志性建筑，有着锥形尖顶，顶上插着国旗的北大楼六角形钟塔——可以从山下雅典娜镇远眺，如同巍峨的欧洲大教堂可以被那些经常徒步赶赴教堂所在城镇的民众所识别一样——敲击着正午时刻，他坐在方形广场最有名的满身树瘤的老橡树浓荫下的长椅上，坐着，沉静地思索着正当的重压。正当的专制。在1998年已经过去一半的时候，即使让他相信美国礼仪的持久力量都是件难事了，况且他感到自己是个遭受专制迫害的人：对舆论仍然具有的约束力，对个人搔首弄姿所提供的灵感，在这个折损阳气的布道坛上促销美德的活动中几乎无处不在，H.L.门肯认为的愚民政策，菲利普·怀利认为的母性崇拜，欧洲人自行其是宣称的美国的清教主义，罗纳德·里根之流宣称的美国的核心价值，并坚持使用某种假面具以及任何假面具出现的广泛的裁判权。作为一种力量，变幻多端，以千百种伪装出现的女性垄断，如果需要，可以作为公民责任、特权白人的尊严、女权、黑人骄傲、少数民族团结或感情充沛的犹太伦理感。看来倒并不像马克思或恩格斯或达尔文或斯大林或希特勒或毛泽东从未出现过——反倒好像辛克莱·刘易斯从未出现过似的。反倒好像，他想，巴璧德从未被人描述过，好像甚至连最基础水平的想象思维都从来没有被引入意识而引发最微弱的不安。一个世纪无与伦比的灭顶之灾戕害着人类，成千上万的百姓被迫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浩劫，一次又一次的暴行，一次又一次的邪恶，半数以上的世人屈从于作为社会政策的病理性虐待，整个社会被套在狂暴迫害的组织枷锁中，个人生命的尊严遭受摧残的规模史无前例，国家破碎，民族沦为将他们洗劫一空的思想罪犯的奴隶，全体国民如此心灰意懒，甚至丧失了早晨起床时起码的面对一天的愿望……这是所有本世纪呈现的可怕的试金石，而在这里他们却端着武器对付福妮雅·法利。在这里，在美国，不是福妮雅·法利便是莫尼卡·莱温斯基！这两人舒坦的生活被克林顿和西尔克不得体的举止搅乱了！这，在一九九八，是他们不得不忍受的邪恶。这，在一九九八，是他们遭受的折磨，他们的烦恼，以及他们精神的死亡。他们最大的道德绝望的根源，福妮雅操我，我操福妮雅。我遭到羞辱，不仅因为对一个白人班级说了“幽灵”这个词——请注意，当时我并不是站在那儿重温奴隶制传说、黑豹党人的怒吼、马尔科姆·X的变形、詹姆士·鲍德温的修辞，或者阿摩斯和安迪的无线电高收听率，而是正在点名。我遭受羞辱不仅因为……
这一切都是在他坐在板凳上望着他曾在里面当过院长的漂亮房子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发生的。
但错误已经铸就了。他回来了。他回到了这儿。他回到他们将他撵走的山上，随之而回来的还有对当时没有集结在他身边的朋友、不愿支持他的同事、轻而易举就将他事业的全部意义一笔勾销的敌人的蔑视。揭露他们自以为是的愚蠢所造成的任意妄为的残酷的冲动使他怒火中烧。他是由于愤怒的驱使而回到山上来的，他感觉得到它强烈的张力正在驱散一切，要求他立即采取行动。
德芬妮·鲁斯。
他站起身开始朝她的办公室迈步。到了某个年龄，他想，最好为了自己的健康不要做我正打算做的事。到了某个年龄，一个人的世界观最好采取中庸之道，倘若不是听天由命，倘若不是彻底投降。到了某个年龄，一个人应当安然度日，既不要过多提起以往的冤屈也不要对现存神圣构成挑衅。然而，放弃发挥一切作用，只扮演社会分配的角色，在目前的情况下便是告老还乡者的角色——在七十一岁上，肯定是得体的行为，这对科尔曼来说，如同他很久之前就以必要的残忍向他母亲所展示的，是无法接受的。
他不是个被激怒的无政府主义者，犹如艾丽斯疯狂的父亲吉特尔曼。他绝不是个政治上煽风点火的人，不是个疯子，也不是个激进分子或革命家，甚至从知识或哲学层面上来说都不是，除非相信对规定的社会最具限制性的界限的傲视以及独立要求一个合法并自由的个人选择，不同于基本人权的东西。除非相信当你成年以后拒绝主动接受在你出生时签拟的合同，是革命家的行为。
现在他已走过北大楼的背面，正朝通往巴顿和德芬妮·鲁斯办公室的低洼的保龄球绿地似的草坪走去。他不知道，倘若在这么一个明朗的仲夏日，离秋季班开学还有六到七星期，看到她坐在办公桌边会说些什么——他也没来得及细想，因为，在他还没接近环绕巴顿的宽宽的砖砌小路时，就看到离北大楼背面不远，有五个学院的清洁工聚集在地下室电梯口邻近的一小块背阴的草地上，穿着管理员联合打包公司咖啡色的衬衫和长裤，正从一个快餐盒里分吃比萨饼，给什么人的笑话逗得哈哈大笑。五人中唯一的女人，同时也是队友午餐时间注意的焦点——开了这个玩笑或说了什么俏皮话或逗弄了什么人，而且也是其中笑得最响的——是福妮雅·法利。
男人们看上去都是三十岁刚出头的样子。两个蓄着胡须，其中一个炫耀着脑后的长马尾，长得非常壮硕，特别像公牛。他是唯一站着的，似乎更能直接居高临下地接近坐在地上的福妮雅。她长长的腿伸在面前，头快乐地朝后仰起。她的头发叫科尔曼大吃一惊，全都放了下来。在他的眼睛里，它们从来都是紧紧地束在一个橡皮圈里——只在床上当她拿下橡皮圈让头发落在她赤裸的肩膀上时才披散着。
她和男孩子们一道——这些一定是她所指的“男孩子”了。其中一个最近才离婚、当过一阵子汽车行技师的人，他一直帮她维修她的切维，而且在那鬼东西无论怎么摆弄都发动不了时，开车送她上下班，另一个想在自己老婆在布莱克威尔纸箱厂做夜班时带她去看色情片，还有一个天真得连什么叫阴阳人都不懂。当他们聊天提到这些男孩子时，科尔曼不加评论地听着，对她所说的有关他们的事没有表现出懊丧，尽管在福妮雅报告了他们的谈话内容之后，他非常想了解他们对她究竟抱有多大的兴趣。但由于她并没有无休无止地谈论他们，他也没有就他们向她提问以助谈兴，这些男孩并没有给科尔曼留下什么印象，也不会给莱斯特·法利留下什么印象。当然，她可以自觉地选择，让自己的举止少些无拘无束，让自己较少地适应他们的幻想，但即使科尔曼很想这么建议，他还是轻易地克制住了自己。她可以自主决定，或漫无目的或有针对性地对任何人说话，而且不管产生什么后果，她都得承担。她不是他的女儿，她甚至都不是他的“女友”，她是——她自己。
但从他躲回的北大楼背光的墙壁后窥视，要采取如此超脱大度的态度却没那么容易，因为此刻他不仅看到他一贯看到的生活的赋予如此之匮乏对她造成的影响，而且或许还看到为什么如此之匮乏。从他不到五十英尺之外的视点，他几乎像透过显微镜似的观察到她如何在没有他的提示下，转而从身边最粗鲁的榜样身上接受提示——最粗俗的、那个生活指数最低下的、自我概念最肤浅的人。因为，不论你可能多有学问，实际上却是瓦露塔使你的一切美梦成为现实，某些可能性从未形成过，更不用说揣测过了，正确评估你的瓦露塔的品格是你完全没有条件进行的一件事……直到，正如此刻，你溜进树荫里，看着她倒在草地上，膝盖弯曲着，微微张开，比萨饼的奶酪从一只手上往下淌，另一只手挥舞着一瓶节食可口可乐，笑得晕头转向——笑什么?阴阳人?而在她面前耸立着、以一个失败的机械工人形象出现的却是与你本人生活方式大相径庭的一切。另一个法利?另一个莱斯特·法利?也许没有那么不祥，但却是法利的替代品，而不是他的。
倘若科尔曼远在当院长时的某个夏天碰到这个场面，他会把它当做毫无意义的校园风景——无疑他碰到过无数次——那时不仅会显得无害，而且还会是美好夏日户外进餐的迷人乐趣，但此时却有载不动的意义。不论纳尔逊·普赖姆斯，还是他亲爱的莉萨，甚至由德芬妮·鲁斯匿名发出的隐晦的指控都没有使他确认任何东西，而在北大楼后草坪上的这毫无意义的一幕却终于彻底向他揭示了自己的耻辱。
莉萨。莉萨和她的那些孩子。小小的卡门。此刻闪进他的脑海，小卡门，六岁，但用莉萨的话来说，像是个更年幼的孩子。“她很伶俐，”莉萨说，“但像个婴儿似的。”当他看见她的时候，的确是可爱的伶俐的卡门：苍白，浅棕色皮肤，漆黑的头发扎成两条硬邦邦的辫子，眼睛不像他在任何其他晚上看到的，犹如燃烧着蓝色火焰的煤团，从里而外地放着光，孩子敏捷灵活的身躯套在整洁的微型牛仔裤和运动鞋里，脚上穿着彩色的短袜，白色T恤衫几乎窄得和吸尘器管子一样——一个活泼的小女孩，似乎对一切都很关注，特别是对他。“这是我的朋友卡门。”莉萨说，此时卡门一早起来就擦洗得干干净净的小脸上挂着一丝窃喜，一丝自大的嘲弄的微笑，正步态悠闲地踱入房间。“他只是来看看我们做些什么。”莉萨解释。“OK。”卡门说，语气够友好的，但她审视他的目光与他审视她的同样专注，似乎带着笑意。“我们来做我们天天做的事。”莉萨说。“OK。”卡门说，但此刻她正以一个更加严肃的微笑对他进行测试。然后，她转过身，拿起吸附在又矮又小的黑板上的活动塑料字母，莉萨叫她推动字母，组合成“want”、“wet”、“water”和“wife”四个字——“我总是告诉你，”莉萨说，“你得看着第一个字母。我们看你怎么读第一个字母。用手指着读。”这时，卡门不停地、间断性地转动脑袋，然后转动整个的身体，看着科尔曼并且靠着他。“任何东西都会分散她的注意力，”莉萨轻声对她父亲说，“好了，卡门小姐。好了，亲爱的。他是看不见的。”“什么意思?”“看不见的，”莉萨重复，“你看不见他。”卡门笑起来：“我能看见他。”“快。快回到我这儿来。第一个字母。对了。好。但你还得把其他的都读出来。对吗?第一个字母——现在其余的。好——‘water’。这个是什么?你认得的。你认得这一个。‘wife’。好。”科尔曼来阅读力恢复班旁听的那一天，卡门已经在班上待了二十五个星期了，虽然她取得了进步，但不多。他记得她怎么费劲地学认她正在朗读的那本看图识字故事书里的“your”这个词——用手指在眼睛四周挠个不停，把衬衫前襟挤捏成球状，将腿盘到她小椅子的边上，慢慢地，却稳稳地，把屁股挪得离椅子座位越来越远，可是仍然不能认出“your”或读不出声。“现在是3月了，爸。二十五个星期了。跟‘your’麻烦够长的了。混淆‘wouldn’t’和‘climbed’也够长的了，但此刻我非要解决‘your’。按规定在班上待二十星期就得离开。她上过幼儿园——她应当看图学过一些字。但当我在9月份给她看列在表上的一些字时——那时她都应当上小学一年级了——她说：‘这是什么?’她甚至都不知道文字是什么东西。还有字母：h她不认得，j她不认得，她把u当c。你知道她为什么会那样做的，两字母看上去很相似，但二十五个星期以后她依然有这个问题。m和w，i和l，g和d。对她来说还是问题，都是问题。”“你对卡门相当沮丧。”他说。“嗯，每天半小时?教得很多。功课不少。她应当在家里读，但家里有个十六岁的姐姐刚生孩子，父母忘记了她或根本就不管她。父母是移民，他们是第二语言学习者，他们用英文读给他们孩子听有困难，虽然卡门连西班牙语怎么读也从没听见过。而这就是我日复一日要对付的。想象一下，孩子竟然有不会拿书的。我把书给他们，像这样一本书，标题下有大大的一幅图画，我说：‘给我看封面。’有的孩子会，但多数不会。印刷品对他们毫无意义。而且，”她说着精疲力竭地微微笑着，和卡门迷人的笑容不能比，“我的孩子们并不被认为是无法学习的痴呆儿。卡门在我读的时候不看着字。她没有心思。这就是为什么你在一天结束时备感沮丧的原因。其他老师任务也不轻，我明白，但经过卡门，卡门，还是卡门的一天之后，你回到家里只能心灰意懒。那时候我什么也不能阅读了，甚至都不能打电话。我随便吃点什么，就上床了。我真正喜欢这些孩子。我爱这些孩子。但何止是消耗性的工作——是在让我赔上一条命。”
福妮雅现在在草地上坐正了，喝干她的饮料，其中一个小伙子——最年轻的，最瘦的，他们当中最像小男孩的，不相称地在下巴尖上蓄着山羊胡，身穿褐色制服，却扎着条红格子方巾，脚上穿着一双好像是高跟牛仔靴似的东西——正在收拾午餐的垃圾，将它们塞进一个垃圾袋，其余的三个站在一边，站在阳光下，每人都在抽上班前的最后一支烟。
福妮雅独自待着，她现在不做声了，严肃地坐在那儿，手里拿着空汽水罐，想着什么呢?想着十六和十七岁在佛罗里达当女招待的那两年，想着不带太太进来吃午饭的生意人，问她是否愿意住漂亮公寓、有好看衣服、一辆漂亮的新车，还有在所有巴尔港服装店、珠宝店和美容屋的消费卡，作为交换，只要每星期一次，外加周末，充当一个女友角色?仅在第一年里就有不是一个、两个、三个，而是四个这样的建议。然后接受古巴人的条件。她从每个男友身上净得一百块，还不付税。对于一个有着大奶头的精瘦的金发碧眼姑娘，一个像她那样高挑、漂亮的女生，精力充沛，又野心勃勃，套上一条迷你裙、三角背心和一双靴子，一夜赚一千块算不上什么。一年，两年吧，如果那时她愿意，她可以退休——她退得起。“你没有干?”科尔曼问。“没有。嗯——嗯，不过别以为我没想过，”她说，“所有肮脏的餐馆、那些讨厌的人、疯狂的厨师、我不会读的菜单、不会写的订单、样样都得用脑子记得一清二楚——可不是闹着玩的。不过我不会读的话，我会算。我会加。我会减。我不认识字，可我知道莎士比亚是谁。我知道爱因斯坦是谁。我知道谁打赢了南北战争。我不呆。我只是个文盲。区别很小，但有区别。数字不同。数字，相信我，我明白。别以为我不认为那可能根本不是个坏主意。”但科尔曼不需要这样的提示，他不仅认为她十七岁时想当婊子可能是个好主意，他还认为那个念头不只是简单地想想而已。
“你拿一个识不了字的孩子怎么办?”莉萨曾绝望地问他，“这是通往一切的钥匙，所以你必须努力，但努力使我心力交瘁。第二年应当好过些。第三年更好些。可这是我第四年了。”“没有改进?”他问。“很难。这么难。一年比一年难。但如果连一对一的辅导都没有效果，你怎么办?”嗯，他对不认字的孩子所做的是让她当自己的情妇。法利所做的是让她当自己的沙袋。古巴人所做的是让她当自己的婊子，或者是婊子中的一个。科尔曼经常这么想，当他的婊子有多久?这是不是福妮雅在起身前往北大楼打扫走廊之前所想的东西呢?她是否在想她的这些经历持续了多长时间了?母亲、继父、从继父身边逃跑、南方的栖息地、北方的栖息地、男人、殴打、工作、结婚、农场、牛群、破产、孩子、两个死孩子，难怪在阳光中的半小时和小伙子们分一个比萨饼对她来说犹如进了天堂。
“这是我朋友科尔曼，福妮雅，他只是来看看的。”
“OK。”福妮雅说。她穿着一件绿色灯芯绒高领背心，干净的白色长袜，铮亮的黑皮鞋，不像卡门那样活泼——镇定，守规矩，永远地有点自卑，一个漂亮的中产阶级白人孩子，留着金黄色长发，两边别着蝴蝶发夹，而且，不像卡门。当他被介绍时，她对他没有表示出兴趣，也不感到好奇。“你好，”她顺从地嗫嚅着，继续听话地转回身移动磁性字母，将w，t，n都推到一起，而在黑板的另一个部分则将所有的元音字母集合起来。
“用两只手。”莉萨吩咐她，她于是用两只手。
“这些是什么?”
福妮雅读所有的字母。都读对了。
“我们来些她知道的。”莉萨对她父亲说，“拼出‘not’这个词，福妮雅。”
福妮雅动手做。福妮雅拼出“不”。
“干得好。现在来她不知道的。拼‘get’。”
她久久地，紧紧地盯着字母，但没有结果。福妮雅什么也没拼出来。什么也不做。等待。等着下面会发生什么。她一生都在等着下面会发生的事情。总是有事发生。
“我要你把第一部分变动一下，福妮雅小姐。快。你知道的。‘get’的第一部分是什么?”
“G。”她把n移开，在单词的开头用g来代替。
“干得好。现在拼出‘pot’这个词。”
她拼出来了。pot。
“好。现在用手指着读。”
福妮雅在每个字母下面移动手指，一面清晰地读出声来。“扑—啊—突。”
“她满机灵的。”科尔曼说。
“是的，就算吧。”
这间大房间里还有另外三个孩子跟着另外三个阅读力恢复教师在学习，所以科尔曼可以听到周围轻轻的朗读声，遵从着不论内容的相同的幼稚的起伏模式。他听到别的老师说：“你知道这个——u，如umbrella——u，u——”又听到：“你知道这个——ing，你知道ing——”还听到：“你知道I——好，干得好。”而当他环视左右时，他看见别的在学习的孩子也都是福妮雅。到处都是字母表，每个字母都有图画举例说明它的用途，到处都有塑料字母可以随手捡起来，颜色各不相同，帮助你根据读音一次一个字母地拼成字词，到处都堆放着讲述最简单故事的简易读本：“……星期五我们去海滩。星期六我们去机场。”“‘熊爸爸，熊宝宝和你在一起吗?’‘不。’熊爸爸说。”“早晨一条狗对着萨拉叫，她害怕了。‘努力做个勇敢的孩子，萨拉。’妈妈说。”除了所有这些书、所有这些故事、所有这些萨拉、所有这些狗、所有这些熊、所有这些海滩，还有四位老师，四位老师都在教福妮雅，可是他们还是教不会她按她的年龄段认字。
“她上一年级。”莉萨对父亲说，“我们希望如果我们四个人每天整天教她，到年底我们能让她加速，但让她主动学习很困难。”
“漂亮的小女孩。”科尔曼说。
“对，你觉得她漂亮?你喜欢那种类型?你的类型是不是那种，爸，漂亮的，认字认得慢的，有着金黄头发，意志力破碎的，别着蝴蝶发卡的?”
“我没那么说。”
“你不需要说。我一直在看着你和她在一起的样子。”她指着房间里所有四个静悄悄坐在黑板前的福妮雅，她们正在用彩色塑料字母拼了又拼“pot”、“get”、“not”这几个词。“她第一次用手指拼出‘pat’时，你都不能把眼睛从孩子身上移开。嗯，要是那让你兴奋的话，你真该在9月份就上这儿来。9月份她把自己的名字都拼错了，还有她的姓。刚刚离开幼儿园，可是列出的单词中只认得一个词‘not’。她不明白印刷符号包含一个意思。她不懂先看左页，再看右页。她不知道‘金发卷和三头熊’。‘你知道金发卷和三头熊’吗，福妮雅?’‘不。’这表明她在幼儿园的经历——因为她们在那儿听到的就是这些东西，童话、儿歌——不怎么样。今天她知道‘小红帽’，但以后呢?忘了。哦，如果你9月份见到福妮雅，刚以不及格成绩从幼儿园出来，我保证，爸，她会把你逼疯的。”
你拿一个认不了字的孩子怎么办?这孩子在一辆停在她家门口小路上的轻便货车里用嘴吮吸什么人的阴茎，以为在楼上——车库顶上的小公寓里——她年幼的孩子睡着了。取暖器开着——两个无人照看的孩子，一场煤油大火，可是她和那家伙在货车里。这个自从十四岁就出逃的孩子，一辈子都在逃出她令人费解的生活。这孩子结婚了，为了他将提供的稳定和保障，一个战斗狂老兵，只要你在睡梦中翻个身，就会卡你脖子。虚假的孩子，隐瞒身份说谎的孩子，不识字却识字的孩子，假装不识，心甘情愿将这个致残缺点加在自己身上，为了更方便地假装回归属于她并不属于也无须属于的那个低级团伙，为了错误的原因她要他相信她是那个团伙的成员。这孩子的生活在四岁上变成一片幻觉，十四岁上遭恶变，以后便是一场灾难。她的职业既非女招待，也非妓女，也非农场主，也非清洁工，而永远是一个好色的继父的养女，一个自私母亲的毫无自卫能力的孩子；一个不信任任何人的孩子；把每个人都看成是骗子，然而又不加防范的孩子；不受威胁，具有非凡的忍耐力，然而对生活的索取却微乎其微，噩运最爱光顾的严阵以待的孩子。每件可能发生的坏事都发生在她身上，而运道却没有显示任何转换的标志，可是她却是自斯蒂娜以来唯一令他激动、让他发情的女人。从道德层面上来讲，不是最让他产生排斥感，也是最少让他产生排斥感的人。一个他感到被吸引的人。因为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他的目标一直锁定在相反的方向，因为他朝相反的方向走而失去了一切，因为以前控制他的潜在的正当感正是现在推进他的动力，他以奇特的亲密与之共享灵与肉的结合。她是一个绝非玩物的女人，他一周两次将身体投掷给她以维持自己动物的天性。她是一个对他来说比地球上任何别的人都更像战友的人。
你拿这样一个孩子怎么办?尽快找到一部付费电话，修正你愚蠢的错误。
他以为她正在思考这一切延续有多久了，母亲、继父、从继父身边逃走、南方的栖身地、北方的栖身地、男人们、殴打、打工、婚姻、农场、牛群、破产、孩子、死孩子……也许她正在想这些。也许她想的是这些，即使此刻一个人待在草坪上，小伙子们正在抽烟，打扫午餐垃圾，她以为自己在想的是乌鸦。她常常想到乌鸦。到处都是乌鸦。它们在离她睡觉的地方不远的树林里做窝，它们在她到牧场上给牛群开关栅栏时在那儿，今天它们满校园地叫唤，所以不像科尔曼以为她会以那种方式思考她正在思考的问题，她正在想的是那只经常光顾西里福商店的乌鸦。那时，大火过后她还没有搬到农场住，她在那儿租住一间带家具的房间，企图躲过法利。在邮局和商店之间的停车场上流连的乌鸦，曾被什么人当做宠物的乌鸦，因为它遭遗弃或因为它母亲被杀——她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它成了孤儿。现在它又一次被遗弃，不得不在停车场盘桓，那儿是每个人白天都得穿梭往返的地方。那只乌鸦在西里福制造了许多麻烦，因为它开始俯冲攻击进邮局的人，追逐小女孩头发上的蝴蝶发卡，等等——如同所有的乌鸦因为它们天生爱收集发光的东西，碎玻璃什么的。于是邮局女局长在和镇上几位感兴趣的居民讨论过后，决定把它送到奥杜本协会，关进了笼子，只是偶尔放飞一下；不能释放它是因为留恋停车场的鸟在自然界根本无法适应。那只乌鸦的嗓门，她无时无刻不记得，白天或黑夜，醒着，睡着或半睡眠状态，都有着一个奇怪的嗓门。不像其他的乌鸦，可能是因为它没跟其他乌鸦一起长大的缘故。大火过后我常去奥杜本协会看望那乌鸦，每当访问结束，我转身离开时，它都会用那嗓门唤我回去。是的，在笼子里，但作为那样一只鸟，待在那儿更好。还有别的鸟关在笼子里，人家送进来的，因为它们不能继续生活在野地里了。有一对小猫头鹰，浑身长着斑点，活像玩偶。我也常探望这对猫头鹰。另有一只灰背隼，叫声很尖厉，很好的鸟。后来我搬到这儿，和以前一样地孤单，我对乌鸦有了从未有过的了解。它们对我也一样。它们的幽默感，是那个吧?也许不是幽默感，不过在我看来像。它们来回走动的样子。它们把脑袋缩起来的德性。要是我没有面包给它们吃它们就冲我尖叫的派头。福妮雅，拿面包去。它们大摇大摆地走起来。它们对周围的鸟差来遣去。星期六在坎伯兰和红尾鹰谈话后，回家的路上，在果园里听到那两只乌鸦叫，我知道出事了。是那种报警的鸟叫声。果然看见三只鸟——两只乌鸦一起叫，呱呱嚷着，要撵走那红尾鹰。也许正是我几分钟前和它说话的那只。撵走它。很明显红尾鹰不想干好事。但对付一只鹰，是不是个好点子?可以让别的乌鸦对它们刮目相看，但我不知道我会不会那样干。它们俩就想对付一只鹰?好勇斗狠的小杂种。大多数都心存敌意。有种。曾经看到过一张照片——一只乌鸦径直走到一只鹰面前，冲着它呱呱叫，鹰根本不理，甚至都没看见它。乌鸦有点门道，它飞的方式不像渡鸦那么漂亮，渡鸦飞起来，会做出那些美妙好看的杂技动作。它们有一个笨重的身体得从地面举起来，可是它们却不一定需要助跑，只要走几步就行了。我观察过，不只是股蛮劲。它们一使劲，可就飞了起来。我以前常带孩子们到弗兰德里去吃东西。四年前。那儿有成千上万的乌鸦。弗兰德里在布莱克威尔的东大街上。下午，天黑前，停车场上有成千上万只。弗兰德里的乌鸦聚会。乌鸦和停车场有什么关系?其中有什么门道?我们永远也不会明白其中的门道，就和任何别的事一样。其他的鸟跟乌鸦相比都好像有点迟钝。对，蓝背鸟的蹦跳很逗。蹦床上的步子。挺不错的。但乌鸦会蹦还会猛地把胸一挺。令人难忘。脑袋从左转到右，探测周边动静。哦，它们可神气啦。最酷不过的。嘎嘎的叫声。刺耳的嘎嘎声。哦，我爱听。跟它心有灵犀。狂叫的意思是有危险。我喜欢。当时就跑出去。可能是清晨五点，我不管。一声狂叫，就冲到外面，随时都能见到这种场面。其他的叫声，我不能说我懂得它们的意思。也许，没什么意思。有时候一带而过，有时候很深沉。不想跟渡鸦的叫声混淆。乌鸦跟乌鸦配对，渡鸦跟渡鸦配对。从来不会搞错，太奇妙了。反正，据我所知，从来没有搞错过。那些说它们是丑陋的清道夫鸟的人——几乎人人都那么说——统统都是笨蛋。我认为它们很美。哦，是的，非常美。它们的柔滑。它们的色调。乌黑，你都能看见泛出的紫光。它们的头。嘴巴根上的那簇毛，那像唇髭的东西，从羽毛里伸出来的那些绒毛。肯定有名字的。但名字无关紧要。从来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它们在那儿。谁也不知道原因。正如其他的一切一样——只是存在着。它们的眼睛全都是黑色的。每一个都长着黑眼睛。黑爪子。飞起来怎样?渡鸦会翱翔，乌鸦似乎只顾往目的地去。据我所知它们才不空兜圈子呢。让渡鸦翱翔吧。让渡鸦表演翱翔的技术吧。让渡鸦冲刺九万八千里，打破纪录，领取奖杯吧。乌鸦得从一个地方赶往另一个地方。它们听说我有面包，所以就到这儿来了。它们听说两英里外有人有面包，于是它们就上那儿去。当我把面包撒给它们吃的时候，总有一只站岗放哨，你能听到远处还有另一只，它们前后递送情报，让每只都明白眼下的形势。简直难以想象每个人都会为别人放哨，但看上去的确如此。我从没忘记小时候一个朋友说给我听的一个美妙的故事，是他母亲讲给他听的。一些乌鸦聪明绝顶，它们想出了把手头无法打开的坚果送到公路上去的法子，它们观察灯光、路灯，它们知道什么时候车子会起动——它们那么聪明，知道灯光怎么变——它们把坚果放在轮胎前，壳子就给轧开了，一等灯光有变，它们就下去取。我当时信以为真。当时什么都信以为真。现在我对它们的了解比对任何别的东西的了解都要多，我就又相信那故事了。我和乌鸦。这是门票。忠于乌鸦，你就无忧无虑了。我听说它们相互梳理羽毛，可从没见过。看见过它们紧紧地挨在一起，不知道它们在干什么。但从没见过它们真正那样做。连它们梳理自己的羽毛都没见过。不过那时候我是它们的邻居，并不住在它们窝里。巴不得住里面。宁愿是只乌鸦。哦，是的，绝对愿意。绝无三心二意。巴不得是只乌鸦。它们不必劳神，为躲避什么人或什么东西而搬家。它们要搬就搬。它们不需要收拾行李。它们说走就走。当它们被什么东西撞上了，得，一命呜呼。掉只翅膀，一命呜呼。脚骨折断，一命呜呼。比这个好多了。也许我将做个乌鸦再回到世上来。在我这个样子回到世上来之前是个什么?是只乌鸦！对！我是只乌鸦。而我说：“上帝，我希望我是下面那个大奶头女生。”我如愿以偿，现在，基督啊，我真想回到我乌鸦的原状。我的乌鸦原状。乌鸦的一个好名称。原状。对任何黑色的大东西都是好名称。跟那种趾高气扬的步态相配。地位。小时候我眼睛很尖。我爱鸟。总喜欢看乌鸦、老鹰和猫头鹰。夜里仍然看得到猫头鹰，开车从科尔曼家回家时，要是我从车里出来，就会去和它们说话，我是忍不住的。不应当。应当直接开回家，别让那杂种有机会杀我。乌鸦听到别的鸟唱歌时会怎么想?它们会想好傻帽哦。的确傻帽。嘎嘎叫。唯一的选择。一只高视阔步的鸟唱甜蜜的小调，绝对不合适。不，拼命地嘎嘎叫吧。那才是门票——拼命地叫，天不怕地不怕，当场吃一切死掉的东西。要是你想那样飞的话，在一天里就得有许多死在路上。别费心拉走，就在路上吃掉。有车子驶来时，它们也要等到最后一分钟才起身离开，但并不走远，以致车一开走，可以一脚跳回来，重又埋头大嚼。在路中央吃饭。不知道肉变坏了怎么办。也许对它们来说没有变坏的问题。也许所谓清道夫就指的是这个。它们和土耳其秃鹫都专干这一行。它们照看树林里和大路上所有那些我们不想搭上关系的东西。全世界没有一只乌鸦挨饿。从来不会缺顿饭吃。什么腐烂了，你看不到乌鸦躲开。有死亡，就有它们。什么东西一死，它们就来取。这我喜欢。我非常喜欢。把那只浣熊吃掉，管它三七二十一。等着卡车过来，噼啪爆开，然后回到那儿，将所有的好东西啄食一净，以致有力气把那美丽的黑色身躯能够从地面举起来。当然，它们的举止有些奇特。别的东西也一样。我看到过它们待在那些树上，聚在一起，相互交谈，出了什么事，但我永远也不会知道究竟是什么事。做了某种重大的安排，但我一点都不知道它们自己是否明白。也可能像所有其他的事情一样，毫无意义。不过，我敢打赌，不会没有意义，一定比这儿的任何事都他妈的重要一百万倍。难道不是吗?不是有许多东西看上去好像很不一样，其实并没什么不同?也许不过只是遗传基因的“啼”的一下痉挛，或是“托”的一下。想象一下，如果由乌鸦当政，会不会同样乌七八糟?它们的问题是太实际：它们飞行的样子。它们说话的样子。甚至它们的颜色。所有那种黑色。纯粹的黑色。也许我曾经是只乌鸦，也许不是。我以为我有时候相信我已经是一只了。是的，已经有好几个月断断续续地相信。为什么不呢?有的男人被锁在女人的身体里，也有的女人被锁在男人的身体里，所以我为什么不能是只乌鸦被锁在这个身体里呢?对啊，哪里去找那个医生来做他们一贯做的事，放我出去?我到哪里去做外科手术，可以让我成为原本的我?我和谁说?我上哪儿去?我该做什么?我他妈的怎么才能挣脱出去?
我是只乌鸦。我知道。我知道！
从北大楼下到山腰处，科尔曼在学生会大楼走廊里发现一个付费电话，正对着那些老年招待所学员在里面吃午饭的自助餐厅。他通过两扇门的门口能一直看到里面的长形餐桌，成双成对的老人正在那儿快乐融洽地进餐。
杰夫不在家——在洛杉矶大约是上午十点，科尔曼听到的是回话机，于是他在他的地址簿里搜索大学的办公室号码，祈祷杰夫还没去教室上课。父亲必须对他长子说的话非得立即就说。他最近一次给杰夫在类似情况下打电话是告诉他艾丽斯的死讯。“他们害死了她。他们打算害死我的，结果害死了她。”这是他对每个人说的话，而且不只是在最初的二十四小时里。那是崩溃的开始：一切都被愤怒所征用，但现在却是一切的结束。结束——这正是他要告诉儿子的消息，也是要告诉他自己的。结束放逐，返回过去的生活。心平气和地接受不如自我放逐宏伟辉煌的东西，并放弃对自身力量压倒性的挑战。与自己的失败以一种谦和的态度共处，重新以理性作为生活准则，抹去伤痛和愤怒。倘若不屈服，则静静地不屈服——平静地。带着尊严的沉思冥想——这才是门票，正如福妮雅爱说的。以一种不会使自己想起菲罗克忒忒斯的方式生活。他不必像他课程里的悲剧英雄那样过日子。以原始初民为解决之道并非新鲜事——向来如此。欲望乃万变之源。一切毁灭都可从中找到答案。是否选择以坚持抗争的手段延续丑闻?四面八方都是我的愚蠢。到处都被我搞得乱七八糟。还有那粗俗不堪的情感。重温和斯蒂娜的旧梦。开玩笑似的和内森·祖克曼一起跳舞。对他推心置腹。和他畅谈往事。让他大饱耳福。使他的作家现实感变得越发敏锐。填饱那个大投机分子的胃囊。这是一个小说家的思想，不论出现什么灾难，他都可以变成文章。灾难是他的饲料。但我又能把这变成什么?我陷在里头无以自拔。情况正是如此。没有语言、形式、结构、意义——没有三一律，没有净化，什么都没有，却有更多的无可转化的无可预料的人。为什么会有人不知足呢?然而那名叫福妮雅的女人正属于无可预料的人。在情欲上和无可预料相互缠绕，而世俗传统又令人无法忍受。正人君子的处世原则实在令人无法忍受。和她躯体的接触才是唯一的原则。没有什么比那更重要的了。她讥讽的韧劲，直达骨髓的另类和那个互通。必须使我的生活屈从于她的生活及其离经叛道之处。它的飘忽不定。它的出格。它的离奇古怪。原始性爱的欢愉。拿起福妮雅的榔头对抗一切老八代，一切耸人听闻的辩解，打出一条通往解放的道路。从何处解放?从作假正经的愚蠢荣耀中解放出来。从可笑的对意义的追求中解放出来。从永不休止的追求合法的运动中解放出来。七十一岁时的自由之战，将一辈子的生活甩掉的自由——也称之为阿斯肯巴克式的疯狂。“夜幕降临之前”——威尼斯之死的最后几个字——“一个惊谔而彬彬有礼的世界收到了他的死讯。”不，他无需像任何课程里的悲剧英雄那样生活。
“杰夫！我是爸。你父亲。”
“你好。情况怎样?”
“杰夫，我知道为什么我没接到你的电话，为什么没接到马基的电话。马克，我是不指望他打电话来的——莉萨上次我打过去时当中挂断了。”
“她给我打了电话。她告诉我了。”
“听着，杰夫——我和那女人的事了结了。”
“是吗?为什么?”
他想，因为她没指望。因为男人已经打得她半死。因为她的孩子在大火里烧死了。因为她的职业是清洁工。因为她没受过教育，而且自称不识字。因为她自十四岁起就不断地逃跑。因为她连这个问题都没问过我：“你干吗跟我在一起?”因为她知道所有的人干吗跟她在一起。因为她已看破世道，而且没有指望。
但他对儿子只说了一句话：“因为我不想失去我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