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夫最温柔地笑了一下，说：“不管你怎么做，你都做不到的。你肯定没有能力失去我。我不相信你会失去马克或莉萨。马基另作别论。马基渴望得到我们谁也无法给他的东西，不仅是你——我们都做不到。对马基来说是很伤心的事。但我们要离开你。我们自母亲死后以及你从学院退休后就一直在失去你，那是我们一直感到困扰的事。爸，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自从你走上和学院交战的道路，要和你联系上就不太容易了。”
“我明白，”科尔曼说，“我理解。”但交谈了不到两分钟，他已经感到无法忍受了。他理性的、能力超人的、随和的儿子，年纪最大的、头脑最冷静的，能够平静地和父亲谈论家庭问题，而父亲正是问题之所在，其尴尬的程度并不亚于他非理性的小儿子对他发火、大耍犟脾气。他正向他们索取同情——他自己孩子的同情，太过分了！“我理解。”科尔曼又说一遍，而正因为他理解，才更糟。
“我希望她没出什么太尴尬的事。”杰夫说。
“她?没有。我只是决定到此为止而已。”他不敢多说，生怕会说出什么非常不一样的话。
“那好，”杰夫说，“我大可放心了。没有什么后遗症，如果你指的是那个。太好了。”
后遗症?
“我不懂你的意思，”科尔曼说，“为什么说后遗症?”
“你自由了，脱身了，你又恢复原样了。你说话的口气多少年都没像现在这样自信了。你打了电话来——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一直在等待，我一直在期盼，终于你打电话来了。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你回到我们身边了。我们原来就担心这个。”
“我不明白。杰夫，告诉我。我们这会儿谈的东西我听不懂。从何而来的后遗症?”
杰夫停顿了一下才又开始说话，当他说的时候，语气是勉强的。“流产。自杀的企图。”
“福妮雅?”
“正是。”
“流产?企图自杀?什么时候?”
“爸，雅典娜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才听说的。”
“每个人都知道?谁是每个人?”
“好了，爸，没有后遗症……”
“从来没有的事，儿子，不存在‘后遗症’。从来没有的事。没有过流产，没有过自杀企图——据我所知没有，而且据她所知也没有。但究竟这每个人是谁?活见鬼，你听到一个像那样的故事，像那样一个无聊的故事，为什么不拿起电话，为什么不来找我?”
“因为轮不到我找你。我不找你那个年纪的人……”
“好，你不找，是吗?相反，无论你听说了什么关于我这个年纪的人的事，不论多可笑，不论多刻薄和荒谬，你都相信。”
“如果我犯了个错误的话，我真的非常抱歉。你是正确的。当然你是正确的。但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难熬的一段日子。你不像以前那样容易找到了，因为……”
“谁告诉你的?”
“莉萨。莉萨第一个听到的。”
“莉萨从谁那儿听到的?”
“好几个来源。熟人。朋友。”
“我要名字。我要知道谁是这每个人。哪些朋友?”
“老朋友。雅典娜朋友。”
“她亲爱的童年朋友。我同事的后代。谁告诉他们的?我不明白。”
“没有过自杀企图?”杰夫说。
“没有，杰夫，没有。据我了解，也没有流产。”
“嗯，好。”
“如果有呢，如果我的确让那女人怀孕，她做了流产，流产过后企图自杀，又怎样呢?设想一下，杰夫，她甚至自杀成功了，又会怎样呢?又会怎样呢，杰夫?你父亲的情妇自杀身亡，又会怎样呢?反对你父亲?你违法犯罪的父亲?不，不，不——让我们回到前面去，走回一步，回到自杀企图。哦，我喜欢那个话题。我真想知道，谁发明了这个自杀企图。是不是因为流产的缘故，她企图自杀?让我们把这个莉萨从她雅典娜朋友那儿听来的情节搞搞清楚。因为她不要流产?因为流产是强加于她的?我明白了。我明白其残酷性了。一个在大火中失去两个孩子的母亲跟情人有孕了。欣喜若狂。一个新生命。一个新机会。一个替代死去的孩子的新孩子。但情人——不，他说，并拽着她头发，把她拖到做流产的人那儿，然后——当然——在用某种手段使她屈从于自己的意志后，将她赤条条、血淋淋的身体……”
杰夫早已挂上了电话。
但现在科尔曼已不再需要杰夫继续讲下去了。他只要看见老年招待所的夫妻们在自助餐厅里吃完午饭再去教室上课，他只要听见他们在里面从容地谈话，尽享天伦之乐——得体的老年人，模样和腔调都符合规范——就明白即使他所做的世俗的事情也没有给他带来安慰。他不仅是个教授，不仅当过院长，不仅保持了——历尽沧桑——和同一个令人生畏的女人的婚姻，而且拥有一个家庭，抚育了聪明的儿女——这一切的一切却都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安慰。如果别人的儿女都能理解这些，为什么他的就不能?所有的学前教育。所有对他们的阅读。一套套的百科全书。考试前的准备。晚餐时的对话。就生活的多重性进行的无休无止的指导，艾丽斯的，他的。对语言的一丝不苟的要求。我们做了这一切，然后以这种思想来对付我们?上了那么多学，读了那么多书，说了那么多话，得了那么多优秀的考试分数，让人无法忍受。始终那么重视他们。当他们说了什么傻话的时候，照样严肃地对待。全力培养理性、思维和富有想象力的同情。培养怀疑精神——知识丰富的怀疑精神。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而现在竟然听信第一个谣言?所有的教育，却一点都没起作用。无力阻挡最低级的思维。甚至都不向他们自己发问：“这听起来像不像我们父亲?对我来说这听起来像不像他?”相反，你父亲是个一目了然的家伙。从来不让你们看电视，你们却表现出肥皂剧的思维模式。只允许你们阅读希腊或同类著作，你们却把生活弄成一出维多利亚肥皂剧。回答你们的问题。你们的每一个问题。从不回避任何一个。你们问到你们的祖父母，你们问他们是谁。我告诉你们：我年轻的时候，他们死了，你们的祖父母，爷爷在我上高中时，奶奶在我离家当海军时。我战后回家，房东早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街边上了。没留下任何东西。房东对我说，他付不起这个那个，收不到租金。我都能宰了那杂种。照相本，信件，我童年的纪念品，他们童年的纪念品，全部的东西，点滴不存。“他们在哪儿出生的?他们住在哪儿?”他们出生在新泽西。他们家是出生在这儿的第一代。他是个酒吧老板。我相信他父亲，你们的曾祖父，在俄国干酒店业，卖烈性酒给那些俄国佬。“我们有姑妈和叔叔吗?”我父亲有个兄弟，在我还是个小不点时就去了加利福尼亚，我母亲是独生女，跟我一样。生我之后，她不能再生孩子了——我始终不知道为什么。那兄弟，我父亲的兄弟，还是个西尔伯兹维格——据我所知他一直没用改了的姓。杰克·西尔伯兹维格。他出生在老家，所以保留了那姓氏。当我准备乘船从旧金山出发时，我查遍所有加利福尼亚电话簿，企图找到他的地址。他和我父亲合不来。父亲认为他是个懒汉，不想和他有任何交往，所以没人知道杰克叔叔住在哪个城市。我查找了所有的电话簿。我想告诉他他兄弟死了。我要和他见见面。这是我唯一的那方面的亲戚。所以如果他是个流浪汉，又怎样?我想见见他孩子，我的堂兄妹，如果有的话。我在西尔伯兹维格名下找。在西尔克名下找。在西尔伯名下找。也许在加利福尼亚他成了西尔伯。我不知道。我现在还是不知道。我一点头绪也没有。后来我不找了。当你没有自己家庭的时候，你关心这些事。后来我有了你们，不再担心有过一个叔叔和堂兄妹……每个孩子听过同样的叙述。唯一不满意的是马克。大孩子们没问得那么多，但双胞胎穷追不舍。“过去有过双胞胎吗?”我的理解——我相信他们对我是这么说的——曾经有过一个曾祖父，或曾曾祖父，是个双胞胎。这也是他告诉艾丽斯的故事。所有这一切都是为艾丽斯编造的。这是他们在萨利文街第一次会面时他讲给她听的故事，是他始终坚持的故事，原装的。唯一不满足的是马克。“我们的曾祖父母是从哪儿来的?”俄国。“哪座城市?”我问过我父母，但他们似乎不能确定。有时一个地方，有时另一个地方。整整一代的犹太人都像这样。他们从来都不真正了解。老人不多谈，美国孩子在这种事情上没有多少好奇心，他们非常兴奋，成了美国人，这样，在我家里，就像在许多人家里一样，普遍存在着地理健忘症。当我问他们时，只得到“俄国”这个回答。但马基说：“俄国大得很，爸。俄国什么地方?”马基不愿意安静。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回答。马基要获得关于他们是谁以及他们从哪来的知识——他父亲永远也不可能传授给他的一切。那就是为什么他加入了正统犹太教，那就是为什么他撰写圣经题材的抗议诗歌，那就是为什么马基那么恨他。不可能。有吉特尔曼夫妇。吉特尔曼祖父母。吉特尔曼姑妈叔叔。泽西到处都有小吉特尔曼表兄弟表姐妹。还不够?他需要多少亲戚?必须还有西尔克和西尔伯兹维格?那不能成其为怨恨的理由——不可能！然而科尔曼禁不住怀疑，纵然显得有些没道理，马基生闷气是否跟他自己的秘密有关系。只要马基跟他不和，他就不能不怀疑，而且从来也没有像在杰夫挂断电话后那样使他感到锥心的痛苦。倘若孩子们在自己的基因里带着他的血缘，而且将把这些基因传给他们自己的后代，都能如此轻而易举地怀疑他对福妮雅犯下了最为残酷的罪行，那么又能作何解释呢?因为他永远不能把家史告诉他们?因为他有告诉他们的义务?因为不对他们传授这个知识是错误的?没道理！报应不是在毫无知觉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不存在这样的一报还一报。绝不可能有。但，在打过电话后——离开学生会大楼，离开校园，眼里噙着泪水，驾车一路返回山里时——这正是他心里的感受。
他驾车回家的一路上回忆着他几乎要告诉艾丽斯的那个时刻。那是在双胞胎出生以后。家庭现在完整无缺了。他们成功了——他终于做到了。他所有的孩子身上都没有任何他秘密的标记，似乎他从此摆脱了他的秘密。从中解脱出来的欢欣鼓舞几乎让他将全部事实和盘托出。是的，他要将自己所拥有的最伟大的礼品奉献给妻子：他要告诉他四个孩子的母亲他们父亲的真实身份。他要告诉艾丽斯真相。在她生下他们漂亮的双胞胎之后，他是那样地兴奋和轻松，脚下的大地显得那样的结实，他带着杰夫和马基到医院去见他们的新弟妹。为他们的担心——最可怕的担心——从他的生活中一扫而光。
但他永远也没能将这份大礼献给艾丽斯。他有幸躲过那么做的麻烦——或者说他没有为了却心愿而遭殃——都是因为一场降临在她最亲近友人头上的灾难。她在艺术家协会董事会里最亲近的朋友，一位漂亮、文雅的业余水彩画画家，名叫克劳迪亚·迈克切斯尼，她的丈夫——县里最大建筑公司的老板——惊爆隐私：包二奶。八年来哈维·迈克切斯尼养着一个比克劳迪亚年轻好几岁的女人，那女人在塔科尼克附近椅子厂当会计，他和她生了两个孩子，小的一个才四岁，大的六岁，住在紧靠马萨诸塞州边界的纽约州里，他每周过去看望两次。他养着她，似乎很爱她，而迈克切斯尼在雅典娜的家室却一无所知，直到接到一个匿名电话——一定是哈维建筑业对手中的一个——向克劳迪亚及其三个十来岁的孩子揭露当哈维不上班时究竟在干些什么。克劳迪亚当晚就崩溃了，完全垮掉了，试图割腕，幸亏艾丽斯从凌晨三点开始，在一位心理医生朋友的帮助下，组织抢救，天亮前得以将克劳迪亚送进奥斯汀里格的斯多克布里奇心理治疗医院。艾丽斯一边给两个新生儿喂奶，一边看护另外两个学前男孩，每天上医院去，跟克劳迪亚聊天，稳定她的情绪，让她宽心，把盆栽植物带去让她照管，拿艺术书籍让她阅读，甚至给克劳迪亚梳头，编辫子，直到五个星期后——不仅由于心理治疗，而且由于艾丽斯的投入——克劳迪亚回到家里，开始采取必要的措施摆脱那个造成她一切苦难的男人。
只花了几天的工夫，艾丽斯就打听到了一位住在匹茨费尔德的离婚律师的姓名，带着所有西尔克孩子，包括被绑在旅行轿车后座上的两个婴儿，开车送朋友前往律师事务所，以确保首先安排分居，并同时着手进行克劳迪亚和迈克切斯尼的离婚程序。当天回来的路上需要做许多鼓舞斗志的工作，不过鼓舞斗志是艾丽斯的特长，她决不允许克劳迪亚开始新生活的决心由于后怕而前功尽弃。
“对别人干出这么伤天害理的事，”艾丽斯说，“不在于那个女朋友。够恶劣的，不过发生了。不是那些小孩子，连那都不算——甚至那女人的小儿子、小女儿都不算，任何做妻子发现了都会感到痛苦和残忍。不，是那个秘密——那是伤天害理的事，科尔曼。所以克劳迪亚不想活下去了。‘亲密无间到哪里去了?’那才是每次让她一想到就痛哭流涕的原因。‘亲密无间到哪里去了，’她说，‘什么时候有了这么一个秘密?’他能把这瞒着她，他要对她一直瞒下去——那才是为什么克劳迪亚感到无助，那才是为什么她仍然想一死了之的原因。她对我说：‘就像发现了一具尸体。三具尸体。三具藏在我们地板底下的人的尸体。’”“是的，”科尔曼说，“就像出自希腊著作。出自酒神女祭司。”“更糟，”艾丽斯说，“因为不是出自酒神女祭司。而是出自卡劳迪亚的生活。”
经过几乎一年时间的门诊治疗，克劳迪亚和她的丈夫重修旧好，他搬回雅典娜的家里，迈克切斯尼一家又恢复了和美的生活。当哈维同意放弃另一个女人（但不包括他的那两个孩子，对那两个孩子，他发誓会始终做个负责任的父亲）时，克劳迪亚似乎对保持与艾丽斯的友谊并不像后者那么积极，在克劳迪亚从艺术家协会退休以后，这两个女人就不再在社交场合或任何该组织的聚会上碰头，而艾丽斯通常是那些聚会的主脑。
科尔曼也就没有跨越雷池——双胞胎出生时他的喜悦曾指令他前进——去告诉他妻子他的惊世骇俗的秘密。如此避免了，他想，他所能做出的最幼稚的滥情噱头。突然开始用傻瓜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突然把每件事和每个人都往最好的方面想，完全抛弃对别人的怀疑、自我谨慎、自我怀疑，以为自己的一切困难都迎刃而解了，一切的困扰都不复存在了，不仅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而且忘记了自己是如何到达的，拱手交出勤勉、纪律、寸土必争的韧劲……就好像每个人的单斗都可以放弃了，就好像一个人可以随手捡回和扔掉自我——独具个性的、不可改变的、从一开始战斗就是为了它而进行的自我。他连最后一个孩子生下来都是雪白的，这几乎使他把自身最强大、最智慧的东西掏出来撕得粉碎。他得以幸免，多亏那句老话：“一动不如一静。”
但先前，早在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他就几乎做出同样愚蠢、同样滥情的事。当时他是一名年轻的来自亚特尔斐的古典文学教授，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参加为时三天的关于伊利亚特的研讨会；他递交了一篇论文，建立了一些联系，甚至还收到一位颇具名望的古典学者私下的邀约，鼓励他申报普林斯顿的一个空缺。于是，在回家的路上，他以为自己将登峰造极，在泽西收费站不是向北行驶，去长岛，而几乎要向南转，取道萨莱姆和坎伯兰两县的小路，往高德镇去，到他小时候他们经常举行家族年度野餐的地方，他母亲的老家去。是的，再说那时，他已当上了父亲，他准备让自己享受一下轻松的快感——那种凡是停止思考时人人都会追寻的颇有意思的感觉。但有了一个儿子并不能因此而要求他南下到高德镇去，同样，在这次旅途中，也不能因为有了一个儿子，就要求他在到达北面的泽西时取道纽瓦克出口，驶往东奥兰治。还有另外一个冲动必须克制：想见母亲的冲动，告诉她所发生的一切，带孩子去看她。他也曾想过去见一下母亲，在抛弃她两年之后，不顾瓦特的警告去做这一切。但是不。绝对不行。于是，他继续往前驶去，直接回家，回到他白人妻子和白人孩子的身边。
现在大约四十年以后，他从学院驾车回家的一路上，内心充满反责，回想起他生活中某些最好的时刻——他孩子的出世，兴高采烈，一副纯真的神情，他决心的动摇，几乎摧毁他决心的巨大宽慰。他也回想起他生活中最坏的夜晚，回想起他海军的差事和他被撵出诺福克妓院的夜晚，那座名叫奥利斯的著名白人妓院。“你是个黑鬼，是吧，小子?”几秒钟后保镖就已经将他扔出开着的大门，甩过人行道边的台阶，丢在了马路当中。他应当找的地方叫露露，在那头的瓦维克路——露露，他们在他身后大声叫着说，才是他黑屁股的归属。他的前额撞在了路面上，但他还是爬起来，朝前跑，直到看见一条小胡同，才钻进去躲避大街和海岸巡逻队——星期六到处都是挥舞着警棍的海岸巡逻队员。最后他狼狈不堪地在唯一他敢进入的酒吧厕所里停了下来——一个有色人种的酒吧，离汉普顿路和纽波特的纽斯渡口（有渡船载水手到露露去）只有几百英尺，离奥利斯约十个街区。自他是个东奥兰治学童以来，这是他去的第一个有色人种酒吧，那时候他和一个朋友常到纽瓦克线上比利夕照俱乐部的游泳池游泳。在中学的头两年里，除了秘密地练习拳击，他整个秋天都围着比利夕照进进出出。他日后声称，在那间犹太老人开办的小酒馆里，他作为一名东奥兰治的白人孩子，获得了酒吧知识。
他回想着他怎样拼命设法止住他脸上伤口的血，他怎样徒劳地拭抹他的白上衣，而血又怎样不住地往下滴，溅得满地都是血迹。蹲坑糊满了粪便，潮湿的木板地上覆盖着小便，水池——如果那是个水池的话——是一个盛满唾液和呕吐物的槽，以致他由于肘部的疼痛开始呕吐时，宁可往墙上吐，也不愿将自己的脸朝着那些污秽物低下去。
那是个可怕、嘈杂的低级酒吧——最坏的、他从没见过的，他所能想象的最令人作呕的酒吧，但他必须有个藏身之处，所以，他找到一条离那些人渣最远的板凳，内心充满恐惧地强迫自己吮吸一杯啤酒，以稳定情绪和减轻疼痛，努力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其实在他买了啤酒，消失在墙角空桌子后面以后，酒吧里就再没人朝他的方向看：正如在白人的低级妓院里一样，没有人怀疑他的身份。
面对第二杯啤酒，他依然明白他待在了一个他不应当待的地方，但倘若海岸巡逻队遇见他躺在街上，倘若他们发现他被撵出奥利斯的原因，他就全完了：军事法庭，判决，长期苦役，最后羞辱性的退役——一切都是因为他对海军谎报了自己的种族，一切都是因为他愚蠢地踏进了一道门，那房屋周围唯有的纯血统黑人不是在刷洗脏衣服，就是在擦拭污水。
这就是结论。他将服完他的兵役，作为白人度过他的时日，这就是结论。因为我不能把军装脱掉，他想，我根本就不想脱掉。他从来没经历过真正的羞辱。他从来没尝过躲避警察的滋味是什么。从没有因为挨打流过血——在所有那些业余拳击赛事里他从没流过一滴血，也没受过伤，或在任何方面受到过损害。但现在他的白上衣跟外科绷带一样红，裤子浸透血块，双膝落地的地方撕裂了，肮脏得发黑。手腕受了伤，也许都骨折了——自从他用手撑地减轻落地的分量起，他就再也不能转动它，不能碰它。他喝完啤酒，又要了一杯，企图麻木疼痛。
这就是没有完成他父亲理想的结果，将他父亲的命令抛到九霄云外的结果，一股脑儿背叛他父亲的结果。如果他像父亲那么做，像瓦特那么做，一切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但他先是违反法律，靠说谎进了海军，现在，又出来找个白种女人操，他陷进了不可能更坏的灾难之中。“让我熬到退役。让我退出。以后我再也不说谎了。就让我服完兵役，没别的要求！”这是他第一次在他父亲死在餐车后对父亲说话。
如果他继续这么干，他的生活将毫无意义。科尔曼怎么会知道这些?因为他父亲正在回答他——过去权威性的说教再次从他父亲的胸腔里隆隆发出，回荡着一个正直人格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如果科尔曼继续这样下去，他将遭人割喉管，葬身阴沟。看看他此刻待在什么地方。看看他跑进什么地方藏身了。怎么会的呢?为了什么呢?因为他的信条，因为他目空一切的、傲慢的“我不是你们中的一分子，我不能容忍你们，我不属于你们黑人的我们”的信条。反对他们的我们的伟大英勇的斗争——瞧他现在的德性！为争取宝贵的个性而进行的激烈斗争，他为反对黑人命运所进行的单枪匹马的反抗——瞧，这个蔑视一切的伟人落到了什么地步！这就是你，科尔曼，来寻找生活深层意义的地方。一个充满爱的世界，那是你原来拥有的，可是你却为了这个而抛弃了那个！你所作的悲剧性、鲁莽的行为！而且不仅对你自己——对我们大家，对欧内斯廷，对瓦特，对母亲，对我，对在坟墓中的我，对在坟墓中的我父亲。你还在计划什么辉煌的壮举，科尔曼·布鲁特斯?你打算下一步引入歧途并出卖的是谁?
但，他仍然不敢离开酒吧到大街上去，因为他害怕海岸巡逻队，害怕军事法庭，害怕那位准将，害怕将永远追随他的不名誉的退役。他内心翻江倒海，以致手足无措，只能不停地喝酒，直到一名妓女来和他在板凳上做伴，那位妓女，毫不隐讳地说，是他的同类。
当海岸巡逻队在早晨发现他的时候，他们把血淋淋的伤口、骨折的腕部和一身肮脏、揉皱的制服全都归咎于他在黑人城过夜的缘故，又是一个醉心于黑婊子的风流家伙，在钻孔、排气、干洗（加上恰当的文身）之后被扔在渡船船坞后的那个遍地玻璃碴的地方，等着清洁工去料理。
“美国海军”，文身只说了这些，高度仅有四分之一英寸的几个字，用蓝色颜料刺在一个蓝色铁锚的两个蓝色臂膀之间，铁锚本身有两三英尺长。就军人的文身而言，是个非常简朴的图案，而且谨慎地、恰恰安置在右胳膊肩关节下，无疑是个相当容易隐藏的文身。但当他回想他如何将它刺上去时，它不仅成为一个唤起他生命中最糟糕夜晚狂乱情景的标记，而且成为一个唤起潜伏在狂乱背后之一切的标记——它是他全部的历史，他的英雄主义与羞耻不可分割性的缩影。镶嵌在那个文身里的正是他的一个真实、完整的自我形象，其中可见无法磨灭的身世，如同根深蒂固事物的原型，因为文身恰恰象征着永远无可变更的一切，其中也包含着巨大的业绩，包含着外部势力，不可预知未来的整个链接，一切暴露的危险，以及一切隐藏的危险——甚至生命的无意义性都隐含在那个小小的、傻乎乎的蓝色文身之中。
他和德芬妮·鲁斯的麻烦是在他返回课堂的第一学期开始的，当时他的一名学生，碰巧是身为系主任的鲁斯教授的得意门生，找到她那里去投诉科尔曼希腊悲剧课上的有关欧里庇得斯戏剧的事。一部是希波吕托斯，另一部是阿尔刻提斯，这位学生，埃利娜·米特尼克，发现这两部戏剧有损“女性的尊严”。
“那么我要怎样做才能让米特尼克小姐感到满意呢?从我的阅读名单中删除欧里庇得斯?”
“根本不需要。十分清楚，一切有赖于你怎样教授欧里庇得斯。”
“那么近来，”他说，“什么是指定的教授方法呢?”就在他说话的时候他已经在想，这并非是一个他既有耐心又有涵养来进行的辩论。再说，放弃辩论更容易挫败德芬妮·鲁斯。虽然她自以为学识出众，却只有二十九岁，实际上毫无社会经验，新上任，而且对学院，乃至对这个国家而言，都是个新人。他从他们以往的交道中懂得了，对于她装出不仅是他的上司，而且是个目空一切的上司（“十分清楚一切有赖于……”等等，等等）的企图，最有效的克制手段便是根本不理会她的判断。除了她不能容忍他的其他理由之外，她还不能容忍的是，那使得她雅典娜其他同仁赞叹不已的学术证书至今尚未使这位前院长为之倾倒。然而无论如何她却难以逃脱对这人的恐惧，此人五年前非常勉强地录用了她，当时她刚走出耶鲁研究生院的大门。而他以后从未否认过他的懊恼，特别是当他系里的那些笨蛋竟然决定由一个思维如此紊乱的年轻女人充当他们的主任时。
直到今天，她继续对科尔曼·西尔克的存在感到心神不定，以致她一心想要他对她的存在感到坐立不安。他身上的某种东西使她回想起自己的童年和一个早慧的孩子怕被别人看穿的恐惧，同时也使她重新产生早慧的孩子怕别人对自己看得不够的恐惧。唯恐被人戳穿，又渴望被人注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身上的某种东西甚至都让她事后对自己的英语颇感怀疑，而在别的时候她却是完全有左右逢源的自信心的。每当他们面对面时，总有什么东西使她觉得他只想把她的双手绑到她身子后面去。
这个某种东西究竟是什么?是他在她第一次进入他办公室接受面试时打量她的色情的目光，是他打量她的非色情的目光?要判断他如何判断她是不可能的，而那还是在一个她知道她最大限度地调度了她全部威力的早晨。她想显出惊人的美貌，她做到了；她想要非常流利，她做到了；她想以学者口气说话，她成功了。她肯定。然而他朝她看着，仿佛她是个小女生，微不足道先生和太太的小不点孩子。
回想起来，也许是因为那条折叠短裙——貌似苏格兰短裙的迷你裙可能让他想起女生制服，特别是当穿裙子的人是个苗条、瘦小、黑头发的青年女子，有着一张只看见两只大眼睛的小脸，体重，连同衣服和别的一切，总共才一百磅。她穿着迷你短裙、黑色开司米高领套头衫、黑色紧身裤和黑色高统靴，既非用她的穿着使自己非女性化（她到目前为止在美国见到的大学女性似乎无一不在费尽心思这么做），也不是做出一种试探他的姿态。虽然据说他已有六十四五岁，可是他并不比她五十岁的父亲见老，实际上他很像他父亲公司里的一位年轻合伙人，父亲的工程师同事中的一个，那人自她十二岁起就一直端详她。坐在院长对面时，她两腿交叉，短裙前片分开了，她等了一两分钟才将裙片合拢——就像你合拢一个钱包似的不经意——只是因为，不论她看上去有多年轻，她并非心怀小女生的恐惧或小女生的拘谨，并非受制于小女生行为规范的小女生。她不希望给他造成这个印象，同样也不希望留下相反的印象：让裙片始终张开，以此诱使他想象她想要他在整个面试过程中凝视她套在黑色紧身裤里的苗条大腿。她在选择服装和如何举手投足方面绞尽脑汁，为了打动他，让他看到由于自己所有的魅力相互辉映才会在二十四岁上这般丰姿绰约。
甚至她佩戴的一件珠饰——那天早晨她才戴到左手中指上的大戒指，她身上唯一的装饰品——也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为了衬托出她是个什么样的知识精英：诚然，她公开地、不加防范地、以她毫不矫饰的品味和鉴赏力享受着生活美的表象，但却将自己纳入为学术事业奉献终身的轨道。那戒指——一枚18世纪罗马图章戒指的仿制品——原来是某位男士佩带的男式指环。在水平镶嵌的椭圆玛瑙上——正是这赋予戒指厚重的阳刚之气——雕刻着达尼接受化身为金雨的宙斯。四年前，在巴黎，当德芬妮二十岁时，教授将自己的这枚戒指馈赠给她，作为定情物——唯一的，她无法抗拒的教授，和那教授她有过一段热恋。凑巧，他也是名古典文学学者。他们第一次相遇，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显得那么高高在上，那么苛严，她感到自己由于恐惧而全身麻木，直到她发现他是在违反本性地勾引她。这是不是眼前这个西尔克院长正在干的事?
不论这戒指大得多么显眼，院长并没有要求看一看玛瑙上镌刻着的金雨，这，她想也无妨。虽然她如何得到这枚戒指的故事至少验证了她既大胆又老成，但他可能会认为戒指是轻浮放纵的结果，是一个她缺乏慎思的标志。除了这个离题的希望，她断定他从他们握手的那一刻起就顺着那些思路在考量着她——她猜对了。科尔曼对她的印象是她太年轻，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充斥着太多又尚未解决的矛盾，有些过于自负，同时又像个孩子似的玩弄着自高自大，一个不完全具有自控力的孩子，对不赞同的语气反应灵敏，具有相当的感到受委屈的才能，既由自我怀疑又由自信心拉动着，即作为孩子又作为女人，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就，吸引一个又一个崇拜者，征服一个又一个领域。一个在她这样的年龄非常聪明的人，甚至过于聪明，但在感情方面却是不及格的，而在其他许多方面也严重地发育不良。
从她的履历以及一份十五页长、补充性质的自传性论文——详细描述了自六岁开始的一个知识探索历程——他获得了一个很清晰的画面。她的学业证书的确非常优秀，但她的一切（包括证书）都使他感到对于像雅典娜这么一个小地方而言，特别不对劲。优越的隆榭第十六区童年。鲁斯先生，工程师，四十名雇员的公司老板。鲁斯太太（娘家姓德·瓦林古尔），与生俱来的古老的贵族姓氏，外省贵族世家，妻子，三个孩子的母亲，中古法国文学学者，拨弦古钢琴大师，拨弦古钢琴文学家，教皇历史学家，等等。一个多么意味深长的“等等”，那是！第二个孩子，独生女，德芬妮毕业于詹森·德·赛里公学，在学校里她学习哲学和文学、英语和德语、拉丁语、法国文学：“以非常严谨的态度阅读了全部法国文学作品。”在詹森公学之后，亨利四世公学：“竭尽全力，深入地研究法国文学和哲学、英国语言文学史。”二十岁，在亨利四世公学之后，方丹尼高等师范学校：“……从法国知识精英中……每年只招收三十名。”论文：《乔治·巴戴伊作品中的自我否定》。巴戴伊?并非另外一个而已。每一个酷毙了的耶鲁研究生都不是在写马拉美就是在写巴戴伊。要理解她想要他懂得什么并不难，特别是因为科尔曼作为一个有家室的年轻教授曾经由弗尔布赖特基金赞助在巴黎进修一年，对于那些由高贵的公学培养的雄心勃勃的法国孩子有所了解。他们接受过极端充分的预备教育，与知识界上层有广泛的联系，非常聪明，然而却是不成熟的年轻人，他们被赋予最势利的法国教育，蓄志接受一辈子的羡慕。他们每个星期六的夜晚都聚集在圣·贾克斯路上廉价的越南餐馆里谈论伟大的事物，从不提及琐碎小事或闲聊——只谈理想、政治、哲学。甚至在他们的闲暇时间里，当他们完全独处时，想的也只是黑格尔在20世纪法国知识生活中所处的地位。知识分子不应当轻浮。生活只是为了思索。不论经过洗脑成为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成为激进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天生都对一切美国的事物感到惊恐。从这么一堆只多不少的东西中，她来到耶鲁：申请获准教授本科生法国文学，并被吸纳为博士生，正如她自己在自传性论文中所强调的，她是全法国申报者中唯一被接受的两名申报者之一。“我来到耶鲁时是个迪卡尔信徒，而耶鲁的一切都更为多元化，各种声音都有。”对本科生颇感新奇。他们的知识层面在哪里?对他们玩耍游戏感到震惊，还有他们混乱的非意识形态性质的思考及生活方式。他们甚至从未看过一部黑泽明的影片——他们的见识可没那么广。她在他们那个年龄早看过了所有的黑泽明，所有的塔科夫斯基，所有的费利尼，所有的安东尼奥尼，所有的法斯宾德，所有的沃特缪勒，所有的撒提亚吉特·雷，所有的雷内·克莱尔，所有的文·温德斯，所有的特吕福、戈达尔、夏布罗尔、利斯奈、罗米尔、雷诺阿，而这些孩子只看过星球大战。在耶鲁她继续履行她的求知使命，选修最新潮的教授的课程。然而感到有点迷茫、混乱。特别不理解其他的研究生。她习惯跟使用相同知识语汇的人交往，而这些美国人……并非每个人都发现她有趣。本来期待到美国来，会让每个人都说：“哦，上帝啊，她是个高等师范生。”但在美国没有人欣赏她在法国所走的那条非常特殊的道路及其崇高的声望。她并没有得到她所受的训练期待她将得到的那种赏识，把她看做法国知识精英的崭露头角的新星。她甚至没得到她接受的训练期待她将得到的那种怨恨。找了个指导教师，写了论文。答辩。被授予学位。非常快地就获得学位，因为她在法国就已经下过苦功。接受了那么多的学校教育，下过那么多工夫，现在就等着到大学校里任职了——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康奈尔、芝加哥——当她一无所获时，她变得垂头丧气。雅典娜学院的一个客座席位?雅典娜学院在哪儿，是个什么地方?她不屑一顾。直到她的指导教师说：“德芬妮，在这个市场上，你伟大的工作可以从另一个工作开始。雅典娜学院的客座副教授?你可能没听说过，但我们听说过。无可挑剔的正派学院。作为第一份工作也是非常像样的。”她的外国研究生同学告诉她，到雅典娜学院是大材小用，太跌身份，但她的为了一个在便利店锅炉房里教书的职位都会大动干戈的美国研究生同学却认为她的高傲是典型的德芬妮牌的。非常勉强地，她提出了申请——结果便是穿着迷你裙和长统靴，和西尔克院长隔着桌子相对而坐。为了要得到第二个工作，高档的工作，她首先需要这个雅典娜工作，但几乎整整一小时西尔克院长听她说的尽是和雅典娜工作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叙述结构和短暂性。艺术作品的内部矛盾。卢梭隐藏自身但他的修辞却将他暴露了。（有点像她自己，院长想，在那篇自传性论文里。）评论家的语气和希罗多德的一样严正。叙述学。时空宇宙。氛围现实性和模仿的区别。相等经验。文本的预期质量。科尔曼不用问这些都是什么意思。他知道所有耶鲁词汇以及所有高等师范词汇之所指，在希腊文中都有它们的原义。可是她知道吗?他干这一行都有三十多年了，却还没有时间过问这号东西。他想：为什么一个如此美丽的人要将她经历中的人性方面藏匿在这些词汇后面呢?也许恰恰因为她如此美丽。他想：如此自我标榜，又如此自欺欺人。
当然她有证书，但对于科尔曼来说她正是那种有威望的学术骗子，只会让雅典娜学生白白浪费脑力，可是她的魅力对于教师中的二流员工将会是不可阻挡的。
当时他想录用她以示开明，但更有可能的是因为她那么迷人，那么可爱，那么具有诱惑力，而且因为显得是个女儿家，越发不可抗拒。
德芬妮误读了他的凝视，略带戏剧性地以为这种冲动是有损她灵秀的障碍之一，这不仅匆匆跳至戏剧性的结论，而且性感地屈从于戏剧性魔力。他想要做的是将她的双手反绑到她身子背后，他所要做的，出自一切可能的原因，是不让她四下走动，所以他才录用了她，于是他们真的开始不再交往。
现在轮到她把他传唤到她的办公室来进行面谈了。到1995年——科尔曼走下院长宝座，返回讲坛的那一年——娇小漂亮的德芬妮·鲁斯全方位的风度，隐秘性欲的妖冶暗示，连同她师范大学圆滑世故的殷勤（科尔曼称之为“她永恒的自我膨胀”），在他看来似乎已经赢得了几乎每位可追到手的傻瓜教授的欢心，并且，在尚未越出二十岁范畴的年龄段——可能正觊觎着曾属于科尔曼的院长席位——她已经成功地升任为这个小小的系的系主任，这个系连同其他的语言系科，几十年前吸纳了科尔曼一开始在里面当讲师的古典文学系。这个新的语言文学系里，共有十一名教职员：一名俄文教授。一名意大利文教授，一名西班牙文教授，一名德文教授。德芬妮教法文，科尔曼·西尔克教古典文学，另有五名超负荷工作的助手、羽翼未丰的讲师和几名当地的外国人教授基础课程。
“米特尼克小姐对这两篇戏剧的误读，”他对她说，“是源于根深蒂固的狭隘、偏执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不值得纠正。”
“那么你不否认她说的话了——你不想帮助她。”
“一个对我说我跟她使用‘派生语言’讲话的学生，非我的援助所能及。”
“那么，”德芬妮轻声说，“这就是问题之所在，是吗?”
他笑起来——既是自发的，又是有目的的。“是吗?我说的英语对一个诸如米特尼克小姐那样文雅的思想而言，不够精致细腻吧?”
“科尔曼，你离开课堂已有很长时间了。”
“而你还从没离开过呢，我亲爱的，”他说，故意的，而且面带一个故意恼人的微笑，“我一辈子都在阅读思考这几部戏剧。”
“但从没有出自埃利娜的女性主义角度。”
“甚至都不曾出自摩西的犹太教视角，更不曾出自时髦的尼采关于视角的视角。”
“科尔曼·西尔克，单独一人在这星球上，除了纯客观文学视角，便没有任何其他的视角。”
“几乎没有例外，我亲爱的。”——再一次?为什么不——“我们的学生无知透顶。他们所受的教育差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的生活在知识层面上是贫瘠的。他们一无所知地来，大多数也将一无所知地走。他们根本就不懂，当他们走进我的课堂时，如何阅读古典戏剧。在雅典娜教书，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教授美国历史上最愚笨的一代人，就跟你走在曼哈顿百老汇时自言自语一模一样，除了那十八个人是在街上听见你自说自话，而他们是在教室里。他们，别无二致，一无所知。在和这种学生——米特尼克小姐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罢了——打了几乎四十年的交道之后，我可以告诉你，使用女性视角阅读欧里庇得斯是他们根本就不需要的。向最为天真的读者提供一个女性视角诠释欧里庇得斯是你所能设想的最好的封闭他们思维的方法之一，使得他们的思维甚至都来不及有任何机会摧毁他们之中任何一个没有头脑的‘同道’。我很难相信，一个有着像你那样的法国学术背景的知识女性竟然会相信的确存在诠释欧里庇得斯的女性视角，而不当它只是个愚蠢的玩意儿。你是当真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就对它心领神会了，还是仅仅是一种由眼下对自己女性同事的恐惧为出发点的老式的名利思想?因为倘若仅仅是名利思想作祟，我没有意见。那是人之常情，我理解。但如果是在知识层面上赞成这种白痴的论调，那我就大惑不解了，因为你并非白痴。因为你心里很明白。因为在法国万万不会有哪个师范学院的毕业生会把这种东西当真的。他们会吗?读了两部诸如希波吕托斯和阿尔刻提斯的戏剧后，又就每一部听了一个星期的课堂讨论，然后无论对哪一部都无话可说，除了它们‘贬低妇女’，这不是‘视角’，基督啊，这是漱口水——新近最流行的漱口水。”
“埃利娜是个学生。她二十岁。她正在学习。”
“以感情用事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学生对你绝对不合适，我亲爱的。严肃对待他们。埃利娜并不在学习，她是在鹦鹉学舌而已。为什么她直接跑来找你，正因为你恰恰是她学舌的榜样。”
“不对，不过如果你喜欢在文化层面上对我做那样的界定，同样无所谓，而且完全在意料之中。如果你感到将我放置在那种痴呆的框子里使你安全地获得优越感的话，那么悉听尊便，我亲爱的，”她此刻喜滋滋地面带自己的微笑说，“你对待埃利娜的态度使她很反感，所以她跑来找我。你把她吓坏了。她很生气。”
“好吧，我在面对我竟然会聘任一个像你这样的人的后果时，往往彰显令人生厌的个人风格。”
“然而，”她说，“我们有些学生在面对僵化的教学法时往往彰显令人生厌的个人风格。如果你坚持用你习以为常的乏味的方式教授文学，如果你坚持使用你自20世纪50年代就采用的所谓人文主义观点探讨希腊悲剧，诸如此类的矛盾必将层出不穷。”
“很好，”他说，“让它们来好了。”他随即走出房间。于是就在那个学期，当翠西·卡明斯跑到鲁斯教授面前，两眼含着泪花，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十分沮丧地听说西尔克教授背着她对她的同学使用了一个恶毒的种族歧视的形容词刻画她时，德芬妮贸然确定将科尔曼请到她办公室对这项指控进行讨论只会浪费时间。既然她肯定他的举止不会比前次一个女生投诉时更为谦和，而且从以往的经验中她可以推断，她要是传唤他，他会再次以恩赐的态度居高临下地对待她：又有一个女性新贵胆敢调查他的行为，又来了一名女暴发户，要是他屈尊俯就对她们说话，他就非得将她所关心的问题贬得一文不值，她将这件事上交给了接替他的平易近人的院长。自那以后，她得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帮助翠西，稳定她的情绪，安慰她，几乎照顾起这个姑娘来，一个无父无母的黑孩子，受到那么严重的打击，以至在事件发生后最初的几个星期里，她还得设法防止她收拾起行李不告而别——无路可逃。德芬妮获准将她从宿舍里搬出来，住进她自己公寓的一个空房间，并且认领她，临时地作为某种被监护人。虽然在学年结束时，科尔曼·西尔克以自动退出教学岗位的方式，在实质上承认了他在幽灵事件中的恶行，但对翠西造成的伤害对于一个一开始就如此缺乏自信的人来说是无法弥补的：由于调查，她没办法专心于学业，同时因为害怕西尔克教授以偏见影响其他的教师跟她作对，她所有的课程无一及格。翠西打点行囊，不仅离开了学院，而且干脆从镇上出走——离开雅典娜。德芬妮本希望在雅典娜为她找份工作，给她辅导，监护她，直到她能够返回学校。一天翠西搭乘公共汽车去了俄克拉何马，去投奔她住在塔尔萨的同母异父的姐姐，可是德芬妮用这个塔尔萨的地址却再也没找到过这个姑娘。
不久德芬妮便听到关于克尔曼·西尔克和福妮雅·法利的关系，对此他正想方设法加以隐瞒。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退休两年，七十一岁，而这人还干这种勾当。再没有胆敢质问他偏见的女学生供他恐吓，再没有需要呵护的黑人女生让他嘲笑，再没有像她这样的威胁他的权威青年女教授给他当面吹胡子瞪眼地侮辱，他便设法从学院最底层捞上一个可征服的对象，此人是孤苦无告女性的典型：一个不折不扣的遍体鳞伤的妻子。当德芬妮到人事处去设法了解福妮雅的背景时，当她读到有关她的前夫以及两个幼儿可怕的死亡情况时，当她读了由于没有文化而限制了福妮雅只能从事总务部门的纯体力活时，她明白了科尔曼·西尔克设法挖掘到的不亚于一颗厌女癖的心愿：在福妮雅身上，他发现了甚至比埃利娜或翠西更为无助的女性——可以进行压榨的完美女人。不论在雅典娜曾经有谁胆敢顶撞过他荒谬的权威感，现在他都要叫福妮雅·法利做出回答。
而且还没有人阻止他，德芬妮想。没有人出手阻拦他。
他心里明白他已不在学院的管辖权限以内，因而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对她施行报复——对她，是的，对她，为了她曾采取的一切阻止他对他的女学生进行心理恐吓的措施，对她，为了她所自愿扮演的、剥夺他一切权威的、将他撵出课堂的角色——她不能忍气吞声。他用福妮雅·法利作为她的替身。他正通过福妮雅·法利对她进行反击。除了我的面孔、姓名和身段，她还能让你想起谁的——我在镜子里的形象，她能对你暗示的非我莫属。以引诱一个跟我一样受雇于雅典娜学院的女性，跟我一样不到你一半的年龄然而又是一名在方方面面都是我反面的女人，你精明地伪装了同时又悍然地暴露了你一心一意想要毁灭的人是谁。你并非如此迂拙，不懂得玩这一手，此刻，你正高高在上地残忍地偷着乐呢。但我也并非如此痴呆，认不出你伸出手来要逮的正是以模拟相出现的我。
理解来得如此之快，出现在自发性爆炸的句子里，以致就在她在信的第二页底部签名，并在一个信封上写上由他到邮局待领的字样时，她还禁不住气得七窍生烟，想着天下竟有如此狼心狗肺的人，把那么个地位低下、丧失了一切的女人变成一件玩偶，又随心所欲地将诸如福妮雅·法利那样受苦受难的人变成玩具，不过仅仅是为了自己向她泄私愤。他怎么能做得出来的?不，她连已经写下的一个音节都绝不更改，也不会费神用打字机打出来让他看得省心些。她绝不会使她的由她向前不断推进的手写体所传递的信息失灵，让他不可低估她的决心：现在没有任何东西对她来说比揭露科尔曼·西尔克——使他原形毕露——更为重要的了。
但二十分钟以后，她将信撕得粉碎。幸好。幸好。当不加约束的理想主义席卷她的全部身心时，她倒不是总把它当做美妙的幻想曲的。不错，她必须谴责一个如此十恶不赦的食人肉者。但连翠西她都束手无策，还能想象去拯救一个像福妮雅·法利那样堕落的女人吗?谁能够想象与这样一个人开战并压倒他，这个人在他痛苦的晚年，不仅挣脱了任何机构的约束，而且还标榜为人文主义者。这难道是出自一切的人道关怀?对她而言，没有任何幻想比自以为能够和科尔曼·西尔克较量更荒唐的了。甚至一封如此清晰地表明是在白热化的道德义愤中一挥而就的书信，一封毫不隐讳地告诫他，他的秘密已大白于天下，他已被揭露、曝光、追踪的信件，落到他手里，也会变着手法，弄出针对她的指控，倘若机缘凑合，还会彻头彻尾地毁了她。
他残忍，他是个狂想症患者，而且不论她愿意与否，都有实际问题必须考虑。这些考量早几年当她是个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师范生时也许并不会使她有所顾忌，必须承认，她那时制裁非正义的无能往往使她失之偏颇。但现在她是名大学教授，早早地就得到了资格证书，已经是自己系的主任，只差尚未肯定某天将到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康奈尔、芝加哥，或甚而至于衣锦还乡，返回耶鲁。像这样的一封信，有她的签名，而且被科尔曼四下传播，最后无可避免地必定会落入什么人手中，出自嫉妒，出自气愤，因为她太年轻或他妈的太成功，可能希望颠覆她……对，这封信非常大胆，充斥着她的满腔愤怒，但却会被他利用来贬低她，以此说明她不成熟，没有资格凌驾于任何人之上。他有联系，仍然有人和他交往——他办得到的。他会那么做，把她的意思大加曲解……
很快地她把信撕得粉碎，在一张干净纸的中央，用一支她平时从不用来写信的红色圆珠笔，以没人认得出是她笔迹的粗大的大写字母写道：
人人皆知
但就此打住。她在这里停下手来。过了三个夜晚，关灯后不到几分钟，她从床上爬起来，恢复了理智，走到书桌边，打算将开头写有“人人皆知”字样的那张纸窝成一团，扔掉并永远忘记，但却不然，靠在桌边，甚至都没有坐下——唯恐一等坐下她会再次失去勇气——就刷刷刷地添上二十四个字，这下足以让他明了曝光只是早晚的事。信封上写好了地址，贴好了邮票，没有签名的短笺封在了里面。台灯轻轻地咔哒一声灭了，德芬妮终于果断地解决了在她处境力所能及范围之内的头等大事，大大地舒了口气，回到床上，怀着心满意足的道德感，打算美美地进入梦乡。
但她必须首先将那驱使她再次爬起来，撕开信封，重新读一遍她写的东西，看看她是否写得太少或者语气太弱，或者用词过于简约的种种思虑压制下去。当然那并非她的修辞手法。不可能是。所以她才那么写——太露骨，太粗俗，太像口号，而不可能追踪到她头上。但也许正因为如此，而被她自己误判，并感到忐忑不安。她必须起床看看她有没有忘记伪装自己的笔迹，看看她有没有在那一刹那间鬼迷心窍，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怒火中烧的瞬间忘乎所以，签下了自己的姓名。她必须检查一下有没有任何地方无意间泄漏了她的身份。她应当签名，她全部的生活便是一场决不屈服于科尔曼·西尔克们的战斗。那些家伙利用手中的特权，蹂躏其他所有的人，以便可以为所欲为。对男人们讲话。冲着男人们讲话。甚至对年纪大得多的男人也不例外。学会不要对他们装出的权威派头或道貌岸然的造作姿态感到恐惧。肯定她的智力的确是了不起的。敢于想象她与他们平起平坐。学会（当她提出一个论点却不起作用时）克服投降的渴望。学会调遣起逻辑、信心以及酷的派头，不断地辩论——无论他们为了封住她的嘴巴而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学会采取第二步行动，持续努力，而不是瘫倒。学会不退让地论证她的观点。她不需要遵从他，她不需要遵从任何人。他不再是当时聘任她的院长，也不是系主任，她才是。西尔克院长现在什么都不是。她真应当拆开那信封，签上自己的大名。他空空如也。这有着四吠陀咒词的一切安慰：空空如也。
她接连几个星期带着装有那密封信封的钱包四下走动，思索着她的理由，不仅为了要不要寄出，而且为了是否要斗胆签下大名。他选中这个倒霉的女人，一个根本不可能反抗的女人。跟他较量连门槛都找不到的。在智力上压根都不存在的。他选中一个从来没有进行过自卫的女人，不可能进行自卫，在这个地球上可供利用的最弱小的女人，在各个方面都绝对比他低劣。选中她，则是出于最明显的对照动机：因为他认为所有的女人都等而下之，因为他惧怕任何有头脑的女人。因为我敢于为自己讲话，因为我不愿意受支使，因为我很成功，因为我很漂亮，因为我独立思考，因为我接受过一流教育，一等学位……
后来，她在一个星期六去了纽约，去看杰克逊·波洛克的展览，在那儿，她从钱包里抽出信封，几乎想将这封二十八个字的信，没有签名的，丢进港务局大楼里面的一个邮筒——她从波南沙公交车下来第一眼就看见的邮筒。当她乘上地铁时，信还在她手里，但一等火车起动，她就把信的事全忘记了，又将它插回钱包里，一心一意地享受着乘坐地铁的快感。她依然保持着对纽约地铁的惊羡和兴奋。她在巴黎的地下铁道里从没留意过它，但纽约地铁里乘客的忧郁和焦虑却一再使她坚信她来到美国是正确的。纽约地铁是她为什么要来的象征——她拒绝回避现实。
波洛克展览在感情上完全控制了她，以至于她从一幅令人惊叹的绘画走向另一幅时，能体会到那种膨胀的、喧嚣的、疯狂欲望的感觉。一个女人的手机突然铃响，而此时标题为1A号，1948的绘画的混乱正狂野地挤进那天早些时候——那年早些时候——原来只是她身体的空间，她一下子火冒三丈，转过身来，大叫道：“夫人，我真想掐死你！”
然后她到四十二街的纽约公共图书馆。她每次在纽约都这么做。她参观博物馆，看画廊，听音乐，她去看电影——那些绝对不会进入偏僻的雅典娜那唯一的一座可怕的电影院的影片。最后，不论她到纽约来为的是什么特别的事情，她都要花上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坐在图书馆的大阅览室里，阅读身边所带的书。
她读书。她四下张望。她留意观察。她对那里的男人有点动心。在巴黎她在一个节日里曾看过《马拉松人》这部片子。（没有人知道她在看电影时是个可怕的情感至上主义者，经常掉眼泪。）在《马拉松人》里，那个人物，那个假学生，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外面徘徊，被达斯丁·霍夫曼带走，所以她始终以那个浪漫的眼光思量纽约公共图书馆。至今都还没有人从那里将她带走，除了一名医科学生，那人太年轻，太生硬，立刻说了错话。一开口他就针对她的口音说了些什么，使她没法忍受他。一个根本没有生活的男生。他让她感觉自己像个老祖母似的。她不到他那个年龄就已经历过那么多次的爱情，那么多的思考和再思考，那么多层次的苦难。在二十岁上，比他小好几岁，她就已经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亲身遭遇了伟大的爱情。她到美国来，有一部分就是为了逃避她的爱情故事（同时也是为了从一部名为《等等》的长篇戏剧的小角色的扮演中退出，那部戏剧几乎是她母亲罪恶的成功的一生）。但此刻她在自己求偶的困境中却感到异常的孤独。
其他的男人企图带走她的时候有时说的话还算中听，有时讥讽冷嘲或淘气得讨人喜欢，但因为近看她比他们原来所想的还要美，而且，对于一个如此娇小的姑娘来说，比他们所预计的略为过分高傲了些，他们害羞起来，退避三舍。那些对她频送秋波的人又是她自发地不喜欢的人。而那些埋头苦读的人，那些迷人地心无旁骛、迷人地称心如意的，却……忘情于书海。她在寻找的是谁?她在寻找那个将认出她的人。她在寻找那位伟大的慧眼识珠者。
今天她读的是一本法语书，一部由朱莉亚·克里斯蒂瓦撰写的研究忧郁的十分精妙的论著，而在她对面的下一张桌子边她看见一个男子读的——无独有偶——也是一本法语书，克里斯蒂瓦的丈夫菲利普·索勒斯的作品。索勒斯的顽主态度她已不再认真对待，尽管在她智力发展的早期曾经当过真；闹着玩的法国作家，不像东欧的那些闹着玩的作家诸如昆德拉，早已不再使她满意……但这并不是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问题所在，问题是这种巧合——一种几乎是险恶的巧合。在她饥渴难耐、坐立不安、正阅读着克里斯蒂瓦的境况下，她放飞的思绪进入有关那个正在阅读索勒斯的男子的千百种揣测之中，感到一触即发的将不仅是一次约会，而且是一场恋爱。她知道这个黑头发的四十或四十二岁的男人恰恰具有她在雅典娜任何男人身上都不可能找到的吸引力。她从他静静地坐着读书的姿态里所能够猜测到的东西使她越来越充满希望，某种事情即将发生。
事情果然发生了：一位姑娘过来找他，绝对是个女孩，比她还要年轻，他们俩便一前一后走了出去，于是她收拾起自己的东西，离开图书馆，在她看见的第一个邮筒前，从钱包里拿出信——她放在钱包里拎来拎去都有一个多月的那封信——一把它塞了进去，胸中的怒火与她在波洛克画展上对那女人说她要掐死她的时候颇为类似。好吧！滚吧！我完成了！妙！
足足过了五秒钟，这错误的分量才使她觉得心头发慌，两膝发软。“哦，上帝啊！”即使她没有在上面签名，即使她使用的粗俗修辞并非是她自己的，信的源头对一个诸如科尔曼·西尔克那样把她当做眼中钉的人来说，是不会成为一个谜团的。
现在他绝不会放过她了。
【注释】
[1]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