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科尔曼第二天到雅典娜去询问要怎样才能保证法利不再擅自闯入他的领地时，律师纳尔逊·普赖姆斯对他说了他不爱听的话：他应当考虑结束他的风流韵事。他第一次向普赖姆斯咨询是在幽灵事件开始之时，因为普赖姆斯提供了明智的建议，还因为在这年轻律师的态度里有点儿趾高气扬的自信，让他回想起自己当年的模样。虽然普赖姆斯和城里其他律师别无二致，都有着善于交际的随和态度，但语气里却不加掩饰地流露出对感情用事的非实质性细节的厌恶——他后来把德芬妮·鲁斯的信也交给他了。
普赖姆斯三十刚出头，是位年轻博士（科尔曼大约四年前聘任的哲学教授）的丈夫，两名幼小孩子的父亲。在一个诸如雅典娜这样的新英格兰大学城里，大多数专业人员都由L.L.比恩提供全套上班服装，但这位时髦英俊、头发乌黑油亮的年轻人——颀长，匀称，犹如体操运动员似的灵活——却每天早晨穿着笔挺的量身定制的西服，铮亮的黑皮鞋和上过浆的、声色不露地绣着姓名首字母的白衬衫。全身行头不仅表现出气势压人的自信和个人的重要地位，而且表现出一种对任何形式的邋遢的反感，同时也暗示纳尔逊·普赖姆斯所觊觎的不止是校园对面托伯特商店楼上的写字间。他妻子在这儿教书，所以此刻他在这儿，但不准备久留。一头袖口扣着链扣，穿着一丝不苟的年轻黑豹——一头随时准备猛扑的黑豹。
“我不怀疑法利是精神病患者，”普赖姆斯对他说，他字斟句酌，而且两眼紧盯着科尔曼的脸，“他要是想偷袭我，我会很担心的。但他在你跟他前妻交往之前有没有窥测过你?他连你是谁都不知道。德芬妮·鲁斯的信完全是两码事。你要我给她写信——虽然我认为不妥但还是为你写了。你要找个专家鉴定笔迹——虽然我认为不妥还是为你找人鉴定了。你要我把笔迹鉴定送交她的律师——虽然我认为不妥也照办了。即使我希望你有小事化了的肚量，我还是履行了你所有的指令。但莱斯特·法利并非小事一桩。德芬妮·鲁斯跟法利不能同日而语，她不是精神病患者，她也不是敌人。福妮雅只是企图在法利的世界中幸免于难，存活下来，而当她走进你的家门时她便不得不将它带了进来。莱斯特·法利在养路队干活，是吧?我们搞到一个对法利实施监禁的法令，那你的秘密便会传遍你那个闭塞寂静的小镇，很快也就会传遍这个镇，这所学院。你将被恶意的清教主义抹上柏油再粘上鸡毛，你以前所遭受的一切羞辱与之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我清楚地记得当地滑稽周刊不理解对你的荒唐指控以及你辞职的含义所发表的言词：‘前院长在种族主义的疑云下离开学院。’我记得在你照片下的说明。‘在课堂里使用一个诋毁性的形容词迫使西尔克教授退休。’我记得当时你的感受，我认为我明白你现在的感受，而且我相信当全县都得知在种族主义疑云下离开学院的家伙犯了性越轨行为时，我还将理解你的感受。我并不是说在你卧室门内发生的事除了你，别人都能干涉。我知道这不对。现在是1998年。自从珍尼斯·乔普林和诺曼·欧·布朗改良事态以来已经过了很多年，但在伯克夏这儿还是有人——不论是乡巴佬还是大学教授——就是不愿转换他们的价值观，不愿有礼貌地屈服于性革命。思想狭隘的教徒、礼教信奉者、各种各样的落后群众热切地想揭露和惩罚像你这样的家伙。他们可以让你浑身发燥，科尔曼——可不是以你伟哥的方式。”
聪明的家伙，自己提起伟哥。卖弄，不过他以前帮过忙，科尔曼想，所以不要打断他，不要压制他，不管他的那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有多讨厌。在他的盔甲中没有丝毫同情的缝隙?我无所谓。你征求他的意见，所以听他把话说完。你不想由于缺乏警告而犯错误。
“我当然可以给你搞到监禁传票，”普赖姆斯对他说，“但那会约束他吗?一张监禁传票只会让他火上加油。我给你找过笔迹专家。我可以给你搞到监禁传票，我可以给你搞到防弹背心，但我不能为你提供只要你跟这个女人掺和就永远也别想有的东西：远离丑闻、远离非难、远离法利的生活，没有人盯梢的宁静心态，没有丑化，没有斥责，没有误判。顺便问一下，她是否艾滋病毒检测呈阴性?你有没有叫她测试过，科尔曼?你用不用避孕套，科尔曼?”
他以为自己无所不知，可是他并不能真正理解面前的老人和他的性欲，是吧?在他看来似乎是不折不扣的反常行为。但谁在三十二岁上能够料想到七十一岁时还会完全一模一样呢?他在想，这家伙为什么，又怎么去干这种事呢?我老迈的生殖力及其引发的麻烦。三十二岁上，科尔曼想，我也不能理解。然而，他却以比他年长十或二十岁的权威口吻对他讲述着世间的人情世故。他究竟积累了多少经验，遭受过多少生活困境，以至能够以这种居高临下恩赐的口气对一个比他年长一倍的人说话?少得可怜，如果不是一无所有的话。
“科尔曼，如果你没有用，”普赖姆斯说，“她用了什么没有?如果她说她用，你能否相信?就连穷途潦倒的清洁女工都不时隐瞒真相，有时还因为她们接受的污秽不得不求医问药。当福妮雅怀孕了怎么办?她可能会像许多妇女自从生养私生子的法令被吉姆·默里森和多尔夫妇推翻以来所设想的那样进行思考。福妮雅很可能不采取措施而成为一位有名望的退休教授的孩子的母亲，不管你如何耐心地规劝。作为有名教授的孩子的母亲比起作为一败涂地的精神病人的孩子的母亲来，其变化可能是身价的提升。她一旦怀了孕，倘若她决定不再伺候人，想永远不干任何工作，一个开明的法庭会毫不犹豫地判你养活孩子和单身母亲。好吧，我可以在父权诉讼中代表你，而且，如果当我必须那么做的时候，我会为你努力争取将你的义务降低到你退休金的一半。我将竭尽全力保证在你进入八十高龄之际你银行存折上还留下点儿什么。科尔曼，听我一句：这是个失算的交易。在各个方面，无论如何都划不来。如果你找你的享乐至上主义的高参，他可能会给你别的什么忠告，但我是你的法律顾问，我要告诉你这是笔可怕的交易。我要是你，我不会充当莱斯特·法利疯狂的复仇路上的绊脚石。如果我是你，我会撕掉福妮雅合同，一走了事。”
不得不说的一切都说过了，普赖姆斯从他的书桌后站起身来。宽大而光泽度极高的书桌上见不到任何文件或档案，故意只摆放着年轻太太和两个孩子的照相框，除此之外，醒目地一无所有。桌面浓缩了没有污点的一清二白的个人记录，这只会引导科尔曼做出推断：没有任何差错拦在这位口若悬河的青年律师的仕途上，无论是性格的软弱，或极端的观点，或草率的冲动，甚至连因疏忽所犯的错误也没有，不会有任何隐瞒得不好或很好的事情突然冒出来阻止他获得每一项报偿和一切中产阶级的成功。在纳尔逊·普赖姆斯的生活中不会有幽灵事件，不会有福妮雅或莱斯特·法利，不会有马基轻视他或莉萨抛弃他。普赖姆斯已对自己约法三章，绝不允许任何殃及自身的不洁事件破坏章法。但我难道没有约法三章，而且丝毫也不手软吗?我难道在追求一种合法的有价值的平稳的生活中稍为放松过警惕吗?难道我在我自己无懈可击的谨慎后大踏步前进时信心略有过动摇吗?难道我不如你高傲吗?难道这不恰恰是我在充当罗伯特的打手最初的一百天里对付老朽的方式吗?我难道不就是这样逼得他们发疯，将他们赶走的吗?我难道不是同样无情地相信我自己吗?然而那一个词就摧毁了一切。它绝不是英语中最具煽动性、最凶残、最恐怖的字眼，然而却足以让所有的人在无视事实（我是什么人以及我是干什么的）的情况下，干出揭露、认清、裁判、发现等一系列勾当。
直言不讳的律师——实际上在每个词上都添加了某种警告性的讥讽，使之相当于直截了当的教训，其目的也没有用任何委婉的手法对他颇有身份的年长当事人稍加掩饰——从他书桌后绕出来，护送科尔曼走到写字间门口，随后，又陪同他走下楼梯，直到外面阳光下的街道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贝斯——他太太——普赖姆斯才想一定要尽可能明白地将一切讲清楚，不论显得有多不友善也要把该说的都说出来，以阻止这位曾经是重要的学院人士的名誉进一步蒙受损伤。那个幽灵事件——恰巧与他妻子的猝死相吻合——使西尔克院长的精神严重受创，以致他草率地辞了职（当时案件已接近它荒谬过程的尽头），而现在，两年后，他依然不能权衡什么符合以及什么不符合他的长远利益。在普赖姆斯看来，科尔曼·西尔克似乎还没有被冤枉够，他似乎正以倒霉蛋的狡诈的顽固，像个冲撞了神灵的人，疯狂地寻求最后的、恶毒的、使他进一步蒙羞的攻击，那将使他的冤屈盖棺定论地终极不公。一个曾经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拥有巨大权力的家伙似乎不仅无力保卫自己不受德芬妮·鲁斯和莱斯特·法利的侵犯，而且，同样有损于他拼死捍卫的自我形象，无力抵挡那种年老的男子往往用以补偿失去的阳刚之气的可怜诱惑。普赖姆斯可以从科尔曼的面色中判断他关于伟哥的猜测是正确的。又一种化学威胁品，年轻人想，这家伙很可能热昏了头，不论伟哥给了他什么好处。
在外面街上，两人握手。“科尔曼，”普赖姆斯说——他太太那天早晨听说他将会见西尔克院长时表达了对院长离开雅典娜的遗憾，又一次轻蔑地提到德芬妮·鲁斯，对后者在幽灵事件里所扮演的角色嗤之以鼻——“科尔曼，”普赖姆斯说，“福妮雅·法利不属于你的世界。你昨晚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塑造了她并碾碎了她的那个世界，由于你我都知道的原因，她永远也不可能从中脱逃。比昨晚更坏的事，坏得多的事还会发生。你不再在一个大家蜂拥而出企图毁灭你、赶你下台、用他们自己的人取而代之的世界里作战，你不再是跟一伙文质彬彬的高雅的将野心隐藏在高尚的理想之后的平均主义者作战，你此刻正在一个没有人会费神将残忍用人道的修辞包裹起来的世界里作战。这些人对生活的基本态度是他们被不公正地榨取了一辈子。你因为你的案子在学院里的处理而不痛快，虽然那非常可怕，却是这些人每分每秒的感受……”
够了，这两个字如此清晰地写在科尔曼凝视的目光中，甚至普赖姆斯都明白是他该闭嘴的时候了。在整个会见过程中，科尔曼始终沉默地听着，压制着自己的情绪，努力保持头脑冷静，不去计较普赖姆斯在用花哨词句对着一个比他年长几乎四十岁的教授就美德进行说教时过于明显的愉悦。为了让自己高兴起来，科尔曼想，对我发火使他们每个人都有了好心情——每个人对我说我错了以后，都感到如释重负。但等他们到了外面的街上，普赖姆斯已不再能够继续将争论从情绪表达中分离出来——或者说，将他自己从他曾经一贯都是的那个负责者、下命令者与颐指气使者中分离出来。普赖姆斯直截了当对自己的当事人说话并不需要那么多的讥讽装饰，如果其目的是为了以一种具有说服力的律师方式给予劝诫，非常轻微的嘲讽可以更有效地达到目的。但普赖姆斯对自己才华横溢与前途无量的感觉似乎占了上风，科尔曼思量，以至挖苦一个可笑的老傻瓜吞服十美元一片的药用合成物变得性力旺盛，未免太过分了。
“你是个异常喋喋不休的说教大师，纳尔逊。那么聪颖，那么流利。一个没完没了使用故弄玄虚、精雕细作词句的说教大师。而且对于每一个你从来不必面对的人性问题又怀有那么浓厚的蔑视。”他当时的冲动是一把抓住律师衬衫的前襟，把这目空一切的小狗崽一巴掌打到托伯特橱窗里去。但相反，他后退一步，按捺住自己的情绪，有策略地尽量柔和地讲话——然而却并非如他所愿的那样小心。科尔曼说：“我再也不愿听到你那个自我欣赏的嗓门，或看到你那张自鸣得意的纯白种面孔了。”
“纯白种?”当晚普赖姆斯对他太太说，“为什么‘纯白种’?你永远也猜不出当人们认为自己被利用、被剥夺了尊严时，会用什么样的言词破口大骂。但我有没有故意显出攻击他的样子呢?当然没有。比那更糟，更糟。因为那老家伙晕头转向，而我想帮他一把。更糟，因为那人正处于将错误推向灾难的边缘，而我想阻止他。他所认为的对他的人身攻击，实际上是我这个刚愎自用的人要让他严肃对待、让他刻骨铭心的一番努力。我失败了，贝斯，完全处理错了，也许因为我当时有些心虚。他显出一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的样子，内里却蕴涵着一股气势。我从没见过他当大院长时的派头，只是在他倒霉时才认识他的。但你感到大院长的存在。你意识到为什么人家被他吓倒了。当他坐在那儿的时候，另一个人也在场。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对一个你一生中只见过五六次的人很难摸透他的个性。也许主要是我身上的什么愚蠢的东西在作祟，但不论原因何在，我犯了书上所列的所有业余律师的错误。精神病、伟哥、多尔夫妇、诺曼·欧·布朗、避孕、艾滋病，我无所不知，特别是对于我出生前所发生的事，更是了如指掌。我应当简明扼要，实事求是，避免主观性；相反，我却是挑衅性的。我想帮他，却侮辱了他，把事情给他弄得更糟。不，我不怪他像那样对我发泄。但，亲爱的，问题仍然存在：为什么纯白种?”
科尔曼已有两年没到雅典娜校园去过，而现在如果不是非常必要，他连城都不进。他已不再痛恨每一名雅典娜教员，他只是不想和他们有任何来往，担心要是他停下来交谈，即使闲聊，也可能掩盖不住他的痛苦或者掩盖不了他掩盖痛苦的企图，阻止不了自己站在那儿冒火，或更糟，阻止不了自己精神崩溃，爆发出蒙冤受屈者滔滔不绝的诉苦。他退休后不几天便在布莱克威尔的银行和超市开了新账户，那是个位于河边的不景气的磨坊小镇，离雅典娜约十八英里，甚至还在当地图书馆弄了张卡，虽然馆藏少得可怜，他还是决定使用它，而不愿在雅典娜的书架之间徜徉。他加入了布莱克威尔的基督教青年会，而且放弃了近三十年来在一天结束时到雅典娜学院游泳池游泳以及下班后去雅典娜体育馆作垫上运动的习惯，宁可每周两次在布莱克威尔青年会不怎么惬意的泳池里游几圈，他甚至上楼去到常年失修的健身房，而且，开始以比40年代慢得多的速度用快速袋锻炼体力并打重量袋，这还是自研究生院毕业后第一次。到北面的布莱克威尔比驱车下山往雅典娜要多花一倍的时间，但在布莱克威尔他不太可能碰见老同事，即使碰上，他也不会过于伤感，最多毫无笑容地点点头，并继续做自己的事。在雅典娜漂亮的古老街道上就不同了，那儿没有一条街道、一张板凳、一棵树，校园里没有一座纪念碑，不会或多或少让他回忆起成为学院种族主义者之前、一切都不一样时的他自己。校园对面的那一排商店本来是没有的，他被委任为院长后引来了各种各样的人到雅典娜来，有教职员、学生、学生的父母，于是，多年下来，他不仅让学院起死回生，而且让周边社区改头换面。气息奄奄的古玩店、饭菜极差的餐馆、维持温饱水平的杂货店、土里土气的小酒铺、乡镇剃头店、19世纪男子服装店、存货不足的书店、穷酸斯文的茶馆、黑黢黢的药房、令人沮丧的小客栈、无报纸可售的报摊、空空荡荡令人莫测高深的魔术店——所有这些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机构，你可以在里面或吃上一顿像样的饭菜，或啜饮一杯香喷喷的咖啡，或按处方配药，或买到一瓶好酒，或觅到一本写的是关于伯克夏以外的人或事的书，或找到除长内衣以外可供冬日御寒的什么东西。曾被认为是他强加在雅典娜教职员和课程设置上的“质量革命”——虽然是无意的——也赠给了市镇大街，这一切只会增加他成为陌路人的痛苦和惊讶。
现在，两年后再度来到镇上，他感到的不再是被他们围困的苦恼——除了德芬妮·鲁斯，雅典娜还有谁仍然关注科尔曼·西尔克以及幽灵事件——而是对他自己勉强压制下去、极易冒出头来的怨恨加倍的厌倦；走在雅典娜的街道上，他现在（首先）对自己比对那些出于冷漠或野心而拒绝提出任何有利于他的抗议的人更觉反感。那些他亲自聘任的有着博士头衔的知识分子，他以为他们有能力进行理性和独立思维，到头来都不愿意衡量指控他的荒唐证据以得出恰当的结论。种族主义分子，在雅典娜学院突然之间成为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最具感情色彩的形容词，在这唯情论（同时对他们个人档案和未来升迁的恐惧）面前，他整个的教职员队伍俯首称臣。官方发出“种族主义分子”一声吼叫，立刻连最后一个潜在的盟友都抱头鼠窜。
步行到学院去?现在是夏天，学校放假了。在雅典娜工作了近四十个寒暑，在一切都毁于一旦之后，在他经历了那一切才来到这儿之后，为什么不呢?首先是“幽灵”，现在又是“纯白种”，谁知道下一个略为过时的惯用语，下一个几乎魔幻般退出时空却不期然地溜出他嘴皮的俚语又将揭示什么可厌的缺陷呢?一个人可以怎样被圆足的字眼所披露、所毁灭啊，是什么东西烧毁伪装、掩体和隐蔽所?就是这自发吐出的正确的字眼，甚至无须经过大脑思考的字眼。
“这是第一千遍：我说幽灵因为我的意思就是幽灵。我父亲是酒吧老板，但他坚持要我用精确的语言，而我保持了他的信念。字词是有含义的——就连我只受过七年级教育的父亲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在酒吧后面，他藏着两件东西帮他解决与顾客的纷争：一根包皮铅棒和一本字典。我最好的朋友，他告诉我，字典——今天对我也同样如此。因为如果我们查字典，我们会发现什么是‘幽灵’一词的第一意思，主要的意思。‘1，非正式。鬼魂；幽灵。’”“但西尔克院长，这可不是它被理解的意思。让我读给你听字典里的第二条。‘2，贬义。黑人。’这是被理解的意思——你可以看出其中的逻辑：是否有人认识他们，或者他们是你们不认识的黑人?”“先生，如果我要说：‘有人认识他们吗?或者因为他们是黑人，你们不认识他们吗?’我就会这么说：‘有没有人认识他们，或你们没有人认识他们因为这两人碰巧是黑人学生?有人认识他们吗，或者他们是没人认识的黑人?’要是我的意思是这个，我就会完全像这样说。但如果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除了他们的姓名以外对他们一无所知，我怎么可能知道他们是黑人学生?我所知道的，不容辩驳地，便是他们是不可见的学生——表示不可见的、鬼魂、幽灵的这个词，就是我以它主要意思使用的这个词：幽灵。看看它的形容词‘鬼魂似的’，这个词紧接着‘幽灵’，幽灵似的，一个我们自童年就记得的词。根据大词典：‘非正式。1，像或适合一个幽灵或鬼魂；暗示幽灵。2，怪异的；恐怖的。3，（特指马）神经质的；易惊的。’特指马。现在是否有人愿意暗示我的两名学生也被我描述成了马了呢?但为什么不?你们正那么干，为什么不可以顺便再来一下别的呢?”
最后看一眼雅典娜，让羞辱圆满吧。
西尔基。西尔基·西尔克。他已有五十年没听人叫过这名字了，然而他几乎随时都期待着会有人大声呼唤：“嘿，西尔基！”仿佛他又回到东奥兰治，放学后走在中央大道上——而不是穿过雅典娜的城镇大街自退休以来第一次上山往学院走去——和他妹妹，欧内斯廷，走在中央大道上，听着她忍不住要告诉他的关于前一天晚上她偷听到的事情。那晚芬斯特曼博士——犹太医生，妈妈工作的纽瓦克市医院的大外科大夫——来拜访他们的父母。当时科尔曼在健身房和田径队一起锻炼，欧内斯廷在自家的厨房里做功课，听得见芬斯特曼博士说的话。医生和爸、妈坐在起居室里，正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儿子伯特作为班级致告别辞代表对他和他太太如此重要。正如西尔克夫妇所知，现在科尔曼是他们班上的第一名，伯特位居第二，虽然仅比科尔曼差一级。上学期伯特成绩报告单上有一个B，物理学得的B，虽然完全应当得A——那个B就是将四年级两名优等生区分等级的唯一东西。芬斯特曼博士向西尔克先生和太太解释道，伯特想继承父业，学习医科，但那样他必须有一个全优的记录，不仅在大学里，而且奇怪地还要追溯到幼儿园。也许西尔克夫妇不了解为排斥犹太人进入医学界所设计的歧视规定，尤其是哈佛和耶鲁的医学院，芬斯特曼博士和芬斯特曼太太相信只要给伯特机会，他一定能在上述医学院中崭露头角。由于大多数医学院分配给犹太人的份额微乎其微，芬斯特曼博士自己当年不得不到阿拉巴马求学，在那儿他亲眼见到有色人种所必须与之抗争的一切。芬斯特曼博士知道在学术界对有色人种学生的歧视比对犹太人的要严重得多。他知道西尔克一家克服了什么障碍才获得模范黑人家庭的殊荣。他知道西尔克先生自眼镜店在大萧条时期倒闭后所经历的各种磨难。他知道西尔克先生和他一样是个大学毕业生，而且知道他在火车上当乘务员——“他用来指称侍应生的词，科尔曼，一个‘乘务员’”——他的职务与他的专业水平丝毫也不相称。西尔克太太，他当然在医院里是认得的。按芬斯特曼博士的评估，医院员工中没有比她更优秀的护士了，没人比她更聪慧，更有知识，更可靠，更能干——包括护士长本人。按他所想，格拉迪斯·西尔克应当早被任命为外科手术部门的护士长了。芬斯特曼博士要对西尔克夫妇所提的其中一项承诺是他将竭尽所能从人事部长那儿为西尔克太太在努楠太太退休后争取这一职位。而且，他准备一次性提供西尔克夫妇一笔无息、无偿的三千美元“贷款”，到时候科尔曼上大学，家里肯定需要额外支出。而他所要求的回报并不如他们可能想象的那么高。作为第二名，科尔曼仍然是1944年毕业班上排名第一的有色人种学生，更不用提是首次以全优身份毕业的名次最高的有色人种学生了。以他的平均分数，科尔曼很可能是全县有色人种学生中的第一名，甚至是全州的，他以第二名身份而不是以第一名身份从中学毕业对他进入霍华德大学没有任何影响。以他这样的名次，他连遭受最轻微的损失的机会都是微乎其微的。科尔曼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而西尔克夫妇将得到三千美元支付孩子们的大学费用；再说，有芬斯特曼博士的大力支持，格拉迪斯·西尔克将顺利提升，要不了几年，便会在纽瓦克市内的任何医院的任何部门成为第一位有色人种护士长。对科尔曼的要求只是请他选择两门最弱的课程，在期终考试里得B，而不要得A。伯特将尽全力在他所有的课程里得A——以此承担交易的另一端。倘若伯特不够努力，没有得全A，而使大家都失望的话，两个孩子便以平局握手言欢——说不定科尔曼还可略胜一筹当上第一名，但芬斯特曼博士仍然会履行承诺。无需说明，每个参与此项安排的人都必须严守秘密。
听到这番话，科尔曼大喜过望，挣开欧内斯廷的手沿着大街飞奔而去，欣喜若狂地从中央大道跑到长青路，又折回来，口里大声嚷嚷：“我两门最弱的课程——是什么?”仿佛芬斯特曼博士在把学习上的弱点强加给科尔曼时，是讲了个最令人开怀的笑话。“他们说什么，欧内?爸说什么?”“我没听见。他说话声太小。”“妈说什么?”“我不知道，我也听不见妈的声音。但医生走后他们说的话，我听见了。”“告诉我！说什么了?”“爸说：‘我要把那人杀了。’”“他说了?”“真的。是的。”“那妈呢?”“‘我强忍住才没说。’妈就这么说，‘我强忍住才没说。’”“但你没听见他们对他是怎么说的?”“没有。”“好吧，我来告诉你一件事——我不会那样做。”“当然不会。”欧内斯廷说。“但如果爸对他说我会呢?”“你疯了，科尔曼?”“欧内，三千美元比爸一整年挣的还要多。欧内，三千美元！”一想到芬斯特曼博士将装满那些钱的大纸袋递到父亲手上，他禁不住再次撒腿飞奔，疯子般地跨着想象中的低栏（他已连续几年是艾塞斯县低栏冠军及百米短跑亚军）跑完长青路，又跑回来。又一次凯旋——他想。伟大的、无敌的、唯一的西尔基·西尔克的又一次创记录的大胜利！他不仅是田径明星，而且是班级致告别辞代表，不错，但他还只有十七岁，芬斯特曼博士的建议在他听来只意味着他在众人心目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至于弦外之音他无从理解。
在东奥兰治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白人，不论是穷苦的意大利人（住在北面奥兰治城区边缘或南面纽瓦克第一看守所旁），还是圣公会成员和富人（住在郊外阿普萨拉边或南哈里森周围的大房子里）。犹太人比黑人还要少，然而那些日子里犹太人和他们的孩子在科尔曼的课外生活中比任何别的人所发挥的影响都要大。先是奇斯纳医生，去年科尔曼加入他的拳击夜校时都几乎被他领养了，而现在芬斯特曼博士又提供三千美元让科尔曼在学业上退居第二以使伯特能独拔头筹。奇斯纳医生是位牙医，喜爱拳击，一有机会便到四处——泽西的月桂园和梅朵溪保龄球场、纽约的嘉顿园乃至城外的圣尼克——观看比赛。大家都说：“坐到医生旁边才知道自己对拳击原来一窍不通。在奇斯纳医生身边你明白你和他看的并非同一场比赛。”医生在艾塞斯县各地主持业余比赛，包括纽瓦克的金手套赛，犹太父母从奥兰治、梅坡伍德、欧文顿——从远在纽瓦克西南角的威克瓦西区——把他们的儿子送到他在当地开办的拳击班来学习自卫的技术。科尔曼进奇斯纳医生的训练班并不是因为他不知如何保卫自己，而是因为他父亲发现他自中学二年级起就自作主张在田径队训练后——甚至有时一周三次——溜到位于纽瓦克贫民窟海街下的默顿街上的男生俱乐部，秘密地将自己训练成一名拳击手。开始时他只有十四岁，一百一十一磅，每次他在那儿练上两小时，放松，拳击三回合，击打重沙袋，击打快速袋，跳绳，做体操，然后赶回家做功课。有两三回他甚至跟库柏·福尔汉对阵，后者上一年在波士顿赢得全国大赛冠军。科尔曼的母亲在医院里连着做一个半班的工作，甚至接连上两个班；父亲在火车餐桌上伺候人，除了睡觉，几乎不回家；他哥哥瓦特，先上大学，然后入伍——所以科尔曼进进出出全凭自己高兴。他令欧内斯廷发誓保密，并保证不让自己的分数下滑，在教室里，夜间在床上，在往返纽瓦克的巴士上——来回各乘两路车——他比往常更卖力地做功课以保证不会有人发现默顿街的秘密。
如果你想成为业余拳击手，纽瓦克男生俱乐部便是你该去的地方，如果你干得不错，年龄在十三至十八之间，你就有机会和来自佩特森、泽西城、巴特拉的男生俱乐部队员，来自铁汉的成员以及其他俱乐部的队员交手。在男生俱乐部里有成群结队的孩子，分别来自拉威、林顿、伊丽莎白，甚至还有两名从默里斯城远道而来。有个聋哑儿，他们叫他达米，来自贝尔威。但其中大多数都是纽瓦克人，而且全部是黑人。不过俱乐部的两名老板倒都是白人，一个是西区公园的警察，马克·马克罗恩，他有把手枪，他对科尔曼说要是他发现他不好好做路上功课，就毙了他。马克重视速度，这就是他看中科尔曼的原因。速度、步法和反击。当马克教会科尔曼怎样站立，怎样移动以及怎样出拳以后，当他看见这孩子学得有多快，有多机灵，反应有多灵活以后，便不失时机地教他更为精细的技巧。如何转动脑袋。如何躲闪。如何封拳。如何反击。在教他猛刺时，马克反复交代：“就像你从鼻尖上挥走一只跳蚤。一下子把它给挥走。”他教会科尔曼怎样只用快拳战胜对手。出快拳，封拳，反击。一个快拳打来，你闪开，以右拳回敬。或者内侧闪开，用钩拳回击。或者就势低头，右手出拳猛击他心窝，左手出钩拳猛击他胃部。虽然很瘦小，科尔曼有时会用双手抓住对方的快拳，拖住对手，然后用钩拳击打他胃部，再站直身体，用钩拳猛击他头部。“封住他的拳。反击。你是个反击手，西尔基。你是的，那就是你的全部价值。”后来他们去了佩特森。他的第一次业余大赛。那孩子挥出快拳，科尔曼向后仰，但他的双脚扎根在地上，能够回身用右拳打击对手，在整场的过程中他不断用这招对付他。那孩子不断那样出拳，科尔曼也就不断那样回击，连赢三个回合。在男生俱乐部，这成了西尔基·西尔克的风格。当他挥拳时，拳头的力道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他站在那儿时并非无所事事。大多数情况下他会先等对方出拳，然后回敬两三拳，再次退出，等待。科尔曼能够以后发制人而不是先发制人更有效地打击对手。当科尔曼十六岁时，仅在艾塞斯和哈德森两县，先后在军队训练场，在毕地阿司，在老兵医院慰劳演出中，打败不下三名金手套冠军得主。据他统计，他那时已经赢了一百一十二、一百一十八、一百二十六多场比赛，只是他无法参加金手套大赛，因为那样不可避免地要见报，而他家人也就会发现他的秘密。但他们最终还是发现了，他不知道他们怎么发现的，他不必知道。他们发现了，因为有人告诉了他们，就那么简单。
全家在一个星期天上过教堂后围着餐桌吃午饭时，父亲说：“你干得怎么样?”
“我什么干得怎么样?”
“昨天晚上。在毕地阿司。你干得怎样?”
“毕地阿司是什么?”科尔曼问。
“你是不是以为我昨天才出生，小子?毕地阿司是他们昨晚举行大赛的场地。入场券上有几场赛事?”
“十五场。”
“那你干得怎样?”
“我赢了。”
“到目前为止你一共赢了多少场?在比赛中。在展览赛中。自开始你赢了几场?”
“十一场。”
“输了几场?”
“一场都没有。”
“你卖那只表得了多少钱?”
“什么表?”
“你在里昂老兵医院赢的表。老兵奖励你打赢对手的表。你在万宝路街典当的表。纽瓦克城里，科尔曼——你上星期在纽瓦克典当的表。”
这人什么都知道。
“你以为我得了多少钱?”科尔曼大着胆回嘴，虽然说话时没有抬起眼睛，一直盯着星期天专用桌布上的刺绣图案。
“你得了两美元，科尔曼。你计划什么时候当专业的?”
“我那样做并不是为了钱，”他说，两眼仍然不敢抬起来，“我想要的不是钱，是因为我喜欢。如果你不喜欢，任何运动都不称其为运动。”
“你知道，如果我还是你父亲，你知道我现在会对你说什么?”
“你是我父亲。”科尔曼说。
“哦，是吗?”他父亲说。
“嗯，肯定……”
“嗯——我一点儿都不肯定。我在想也许纽瓦克男生俱乐部的马克·马克罗恩才是你父亲。”
“别生气，爸。马克是我的教练。”
“明白了。那么谁是你父亲，我冒昧地问一下?”
“你知道。你是。你是。爸。”
“我是吗?是不是?”
“不是！”科尔曼叫起来，“不，你不是！”当即，就在星期日午餐开始的时候，他冲出家门，在马路上不停地练习了将近一个小时，沿中央大街跑过奥兰治线，然后穿过奥兰治直跑到西奥兰治线，然后横穿瓦乔恩大街到罗斯戴尔墓地，然后向南跑过华盛顿到曼因，边跑边挥动拳头，冲刺，然后光跑，然后光冲刺，然后一路作假想拳击返回布里克教堂站，最后冲刺完剩下的路程，再冲刺到家门口，走进去，回到全家人正在吃甜食的桌边，比他一头冲出去的时候要镇定得多了，等待父亲重新捡起话头。父亲从不发脾气。父亲有另外的办法叫你服输。用言词。用话语。用他所谓的“乔叟的、莎士比亚的、狄更斯的语言”，用任何人都别想从你身上夺走的英语，用西尔克先生以浑厚的嗓音说出的始终完美、清晰、满怀激情的英语道白，仿佛即使在日常对话中他也是在朗诵马克·安东尼在恺撒尸体旁发表的演说。西尔克先生给他三个孩子每人一个中间名，都取自于他记得最牢的戏剧，在他看来，那是英国文学最精彩的亮点，是古往今来文人笔下对于背叛最有教育意义的研究：西尔克长子是瓦特·安东尼；次子，科尔曼·布鲁特斯；他们的小妹妹，欧内斯廷·卡尔普尔尼亚，则是恺撒忠实妻子的名字。
西尔克先生自主经营的生意不幸在银行倒闭时结束了，他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克服——如果他真的最终克服了失去奥兰治眼镜店造成的哀痛。可怜的爸爸，母亲常说，他总想自主经营。他在南方上的大学，在他家乡佐治亚——母亲来自新泽西——务农并饲养家畜，但后来他不干了，来到北方，在特伦顿进了光学学校。后来他应征入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再后来遇见母亲，和她一起搬到东奥兰治，开店，买房，破产，现在他是餐车上的服务员，但如果他不能在餐车里，至少可以在家里，以他深思熟虑、精确、直截了当的方式说话，他能用言词把你打蔫。他对于孩子的用词非常挑剔。长大后他们从来不说：“看那只汪汪。”他们甚至都不说：“看那只狗狗。”他们说：“看那头德国鬈毛猎犬。看那头小猎兔犬。看那头小猎犬。”他们得知事物是分类的。他们学到了精确用词的威力。他时刻都在教授他们英语，甚至那些到他们家来的孩子，他孩子的朋友，都在英语方面接受过西尔克先生的教诲。
当他是一名验光师，在牧师似的黑西服外罩着一件医生的白大褂，工作时间或多或少比较正规时，他会在吃完甜食以后坐在餐桌边读报纸，他们大家都会读上一段。每个孩子，甚至小宝宝，欧内斯廷，也会选读一段纽瓦克晚报上的新闻，而不是滑稽笑话。他的母亲，科尔曼的祖母，由她的女主人教会识字，黑奴解放后，进入当时称做佐治亚州立有色人师范及工业学校就读。他的父亲，科尔曼的祖父，曾经是卫理公会牧师。西尔克全家通读所有的古典名著。西尔克夫妇从来不带孩子去看有奖拳击赛，而是带他们到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去看盔甲，带他们到海顿天文台去学习有关太阳系的知识，定期带他们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后来在1937年7月4日，虽然票价很昂贵，西尔克先生还是把所有的孩子都带到百老汇音乐包厢剧院观赏乔治·M.科汉演出的《我宁可不做错事》。科尔曼仍然记得第二天父亲在电话里对他弟弟博比叔叔说的话：“当大幕在乔治·姆·科汉谢幕后终于落下时，你知道那人又做了什么?他出来，唱了整整一小时，唱了所有的歌曲。每一首。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戏剧入门教育?”
“如果我是你父亲，”科尔曼的父亲对着庄严地端坐在空盘子前的孩子说道，“你知道我现在要对你说什么?”
“什么?”科尔曼说，声音很轻，并不是因为他长跑过后精疲力竭，而是因为他对父亲——不再是验光师而是餐车服务员，并且直到死都会只是餐车服务员的父亲——说他不是他父亲之后，心灵受到了净化。
“我会说：‘你昨晚赢了?好。现在你可以以不败的记录退休了。你退休了。’这便是我要说的话，科尔曼。”
科尔曼后来跟他谈话时，要容易得多了，那时他已做了一下午的功课，母亲已经借机和父亲详谈并进行了劝解。他们都多多少少平静地坐在起居室里，听科尔曼描述拳击的精彩，以及他所具备的在拳击上过人的素质如何在田径上也发挥了明显的优势。
现在是母亲提问，回答她没有丝毫的困难。她的小儿子被格拉迪斯·西尔克所有的美梦所包裹，仿佛是上天赐给她的一件礼物，他变得越英俊，越聪明，她就越难将这孩子与梦想相区分。她虽然对医院里的病人既温柔又体贴，但对于其他护士，甚至医生，包括白人医生，她都会既严格又严厉，把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苛刻的行为准则强加在他们身上。她也会那样要求欧内斯廷，但对科尔曼却从来不。科尔曼得到的是与病人同等的待遇：她无微不至的仁慈与呵护。科尔曼享有他想要的一切：父亲的指导，母亲的关爱。古老的模式：严父慈母。
“我不明白你怎么对一个根本不认得的人撒野。特别是你，”她说，“你有着快乐的天性。”
“不是撒野，只是投入。这是个运动项目。比赛前你热身。你作假想拳斗。你做好准备应付任何针对你的举动。”
“如果你以前从未见过对手呢?”父亲问，他尽其所能克制着讽刺。
“我的意思是，”科尔曼说，“你不必撒野。”
“但，”母亲问，“如果那孩子撒野了怎么办?”
“不要紧。头脑决定胜负，而不是撒不撒野。让他撒野，谁在乎?你得动脑子。就像下象棋。就像猫捉老鼠。你可以引诱那家伙。昨天晚上，我和那家伙对打，他大约十八或十九岁，有点迟钝。他一拳打在我头顶上，所以他第二次那么干的时候，我就有了准备，砰的一下，我用右拳，而他不知道我拳头从哪来。我把他打倒了。我平时不把人家打倒在地上，可是我把这家伙打倒在地上了。我赢了是因为我诱使他以为他可以再次用同样的拳法击中我。”
“科尔曼，”母亲说，“我不喜欢听你说话的声音。”
他站起来，演示给她看。“瞧。这是个慢拳，看见了吗?我看见他的出拳很慢，而且没有重击到我。没有伤到我。妈，我心里想如果他再来，我就闪开，用右拳出击，所以当他又挥出拳头，因为慢，我看得很清楚，我出拳对抗，并击中了他。我把他打倒了，妈，但并不是因为我撒野，而是因为我打得比他好。”
“但这些你所斗的纽瓦克孩子，他们跟你的朋友不一样。”她充满爱心地提起他在东奥兰治同年级的两名最有礼貌、最聪明的黑孩子的姓名，他们的确是跟他一起吃午饭、一起在学校里闲逛的伙伴。“我看见街上的那些纽瓦克孩子，那么粗野，”她说，“田径比拳击文明多了，对你更合适，科尔曼。亲爱的，你跑得多美啊。”
“他们有多粗野也罢，或想象自己有多粗野也罢，都无济于事。”他对她说，“在街上起作用，但在场子里不。在街上那家伙说不定能把我打傻了，但在场子里，有规则的情况下，戴着手套，不，不——他一拳都打不中。”
“但当他们真的击中了你怎么办?你就会受伤的。撞击力。一定会的。那多危险。你的头。你的脑子。”
“你边打边转头，妈。就为这他们教你怎么转头。像这样，看见了?这减轻了冲撞力。有一次，只有一次，而且只因为我笨，只因为我愚蠢的错误，因为我当时不习惯和左撇子斗，我感到有点头晕。就像你头撞到了墙似的，感到有点晕或站不稳，但突然你身子复原了，你只需抓住对方或让开，随后你的头脑就清醒了。有时，你鼻子挨了一拳，眼睛有一秒钟湿漉漉的，仅此而已。如果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一点危险都没有。”
听了这句话，父亲感到听够了。“我见过有人给一拳打得从此人事不省。当那种事发生的时候，”西尔克先生说，“他们的眼睛可不会湿漉漉的——当那种事发生的时候，他们被打得咽了气。即使是乔·路易斯，如果你记得的话，都被打断了气——不是吗?我说错了吗?如果乔·路易斯可以被打得断气，科尔曼，你也可以。”
“是啊，但爸爸，施姆林，在他和路易斯第一次交手时看出一个破绽，那破绽是当路易斯挥拳时，他不是接着上——”孩子又站了起来，向父母演示他的意思，“他没有接着挥拳，而是放下他的左手——看见了?于是施姆林便不断进攻——看见了?这就是施姆林怎么把他打倒的原因。都是要动脑子的。真的。是这样的。爸。我向你发誓。”
“别那么说。别说：‘我向你发誓。’”
“我再也不会说了，不会了。但你要明白，如果他不再在他回到位置后继续挥拳，如果他反而走到这儿，那么对方肯定要用右拳出击，最后打倒他。这就是那第一次发生的事。这恰恰就是当时所发生的。”
但西尔克先生已见过很多比赛，在军队里见过为部队在夜里举行的士兵间的拳击赛，参赛者不仅被当场打得咽了气，像乔·路易斯那样，还有的伤势严重，血流不止。在基地上他还见过有色人种拳击手用头作为主攻武器，他们实在应当戴头套，粗野的街道斗士，用头撞了又撞的蠢人，直到对方的脸不成人形。不，科尔曼必须急流勇退，如果他为了爱好这项运动而从事拳击的话，他可以练习，但不在纽瓦克男生俱乐部，那个俱乐部在西尔克先生眼里是专供贫民窟孩子、文盲以及将与贫民区或监狱终生结缘的无赖消遣的地方，他可以就近在东奥兰治，在奇斯纳医生的管教下练习。医生曾是电器工会的牙医，西尔克先生在生意倒闭前，也曾为工会成员配眼镜。奇斯纳医生仍然是牙医，但却是在教犹太医生、律师和商人的儿子们拳击基本技巧几个小时后才是，在他的班上，你可以放心，没人受伤退出或落下终生残疾。对科尔曼的父亲来说，犹太人，即使像芬斯特曼博士那样厚颜无耻、令人生厌的犹太人，都和印第安哨兵一样，是为外人引路、展示社会可能性、向一个有文化的有色人种家庭演示成功之道的精明人士。
这就是科尔曼如何进入奇斯纳医生训练班，成为享受特权的犹太孩子所认识的黑人孩子（很可能是他们一生将认识的唯一黑人孩子）的过程。很快地，科尔曼当上医生的助手，教那些犹太孩子基本功，而绝不是马克·马克罗恩教给他王牌学生如何节约力气和动作的绝招，因为他们目前的水平也只不过如此——“我说一，你出拳，我说一一，你挥两下。我说一二，左拳出，右拳挡。一二三，左拳出，右拳挡，左钩拳。”在其他孩子都回家以后——偶尔有孩子鼻子淌血需要敷药，从此不再来——奇斯纳医生单独训练科尔曼，有的晚上为增强他的耐力跟他集中进行近身殴斗，在殴斗中被拽，被拖，被击打，所以后来，与此相比，通常的拳击成了孩子的游戏。医生要求科尔曼在送奶人的马一大早拖着车来到街区送奶的时候就起床，到户外作路上作业。科尔曼五点钟出门，在寒风里穿着他灰色带帽的运动衫，下雪也在所不辞，在第一遍上课铃响之前，他已在外面待了三个半小时了。周围不见人影，没有人跑步，早在别人尝到跑步的滋味前他已快跑了三英里，一路挥拳，只是当他阴森森地深藏在修道士似的风帽里，冲刺前进，与送奶人擦肩而过时，为了不吓到那匹块头大、棕褐色、步履迟缓的老牲口，才稍停片刻。他不喜欢单调的长跑，可他一天都没间断过。
在芬斯特曼博士到他们家向科尔曼父母提出请求前约四个月的光景，科尔曼有个星期六发现自己乘坐在奇斯纳医生的车子里驶往西点，医生将在那儿为一场军队和匹茨堡大学之间的比赛做裁判。医生认识匹茨堡的教练，想要教练看看科尔曼斗拳。医生肯定，以科尔曼的成绩，教练可以为他争取到上匹茨堡<sup><small>[1]</small>四年的奖学金，比他搞田径高得多的奖学金，他所需做的只是为匹茨堡队打拳。</sup>
现在，医生在路上并没有对他说要他对匹茨堡教练说他是白人，他只是叫科尔曼不要对教练提起他是黑人。
“如果没有人问，”医生说，“你就别提。你既不是这也不是那。你是西尔基·西尔克。这就够了。就这么成交。”医生的口头禅：就这么成交。又是一句科尔曼父亲不准他在家里重复的粗话。
“他不会知道吗?”科尔曼问。
“怎么会?他怎么会知道?他究竟怎么会知道?来的是东奥兰治中学的优等生，又和奇斯纳医生在一起。你知道他会怎么想，如果他真的想什么的话。”
“怎么想?”
“你有那样的相貌，你和我在一起，他会以为你是医生的一个徒弟，他会以为你是犹太人。”
科尔曼从没把医生看做一个讲笑话的高手——不像马克·马克罗恩，会讲纽瓦克警察的故事——但他对医生的这个说法大笑不止，然后提醒他：“我是要上霍华德的。我不能上匹茨堡。我必须上霍华德。”在科尔曼的记忆中，他父亲早已决心把他——三个孩子中最聪明的一个——送进历史悠久的黑人大学，和黑人知识阶层儒雅之士的享有特权的后代一起求学。
“科尔曼，为那家伙打拳。没别的。就这么成交。等着看会发生什么。”
除了和家人一道去纽约城受教育，科尔曼以前从没出过泽西，所以他先在西点到处闲逛，假装他是因为打算上西点才到西点来的，然后他为匹茨堡教练打拳，对手跟他在毕地阿司斗过拳的那家伙非常相似——迟缓，那么迟缓，以致科尔曼在几秒钟里就明白那家伙无论如何也不是他的对手，即使他二十岁，而且是大学拳击手。耶稣啊，科尔曼在第一回合结束时想，如果我一辈子将和这家伙比，我宁可当瑞·罗宾森。不仅是因为科尔曼比他在毕地阿司作为业余拳击手上场时重了约七磅，而是一种他甚至都讲不清的东西使他想做出往常不敢做的更具毁灭性的动作，在那天做出不只是赢场比赛的事。是否因为匹茨堡教练不知道他是有色人种?是否因为他真正的身份完全是他个人的秘密?他的确对秘密情有独钟——那种没人知道你脑子里想些什么、爱想什么就想什么而别人无从得知的隐密感。所有其他的孩子都整天哇啦哇啦吹嘘自己，但那并非威力之所在，也没有快感。力量与快感存在于它的反面，存在于抗拒之中，正如你是个反击手一样，他明白这一点，无需别人多言，也无需自己多想。这就是为什么他喜欢假想拳斗，击打重沙袋的缘故：为了其中的秘密。这也是他爱好田径的原因，但这个更好。有些人只是一味捶打沙袋，科尔曼不，科尔曼思索，与他在学校里或在赛跑时所用的方式一样：把一切不相干的东西都排除出去，不让任何不相干的东西钻进来，一心一意只关注这一件事，题目，比赛，考试——不论必须掌握的是什么，一律成为这一件事。他能够在学习生物学时那样做，他能在短跑时那样做，他能在拳击时那样做。不仅不受任何外部动静的干扰，任何内心活动也都置之度外。如果赛场上人群中有人冲他喊叫，他能充耳不闻，如果与之相斗的人是他最好的朋友，他也可以视而不见。比赛过后，他们有的是时间重修旧好。他设法强制自己无视感情，不论是恐惧、犹豫，甚至友谊——要有这些感情，但和他自己脱钩。比方说，当他进行假想拳斗时，他并不仅仅是全身放松，他同时还设想有另外一个人存在，在脑子里和另外一个人进行一场秘密打斗。临赛时，即使另外那人完全是真实的——臭气熏天的，鼻涕满脸的，汗流浃背的，正在眼前挥拳的——那家伙仍然无从得知你在想什么。没有一名教师要求得到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在场上获得的答案你秘而不宣，当你的秘密大白于天下时，它可以出自各种渠道，唯独不经过你的嘴巴。
于是在魔幻般的、神秘的西点——在那个那天飘扬在西点旗杆上的旗帜的每一英寸仿佛都比他所见过的旗帜包含着更多的美国的地方，在那个军校学员铁面无情的面孔对他讲述着最强烈的英雄主义的地方，在那儿，在爱国主义的中心，在他的国家百折不挠的脊柱上，在那个他十六岁的幻想和官方营造的幻象完全吻合的地方——他所见到的一切都使他产生了一种对自己热烈的爱。对所见一切热烈的爱。似乎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是他自己生命的体现：太阳，天空，山峦，河流，树木，正是放大百万倍的科尔曼·布鲁特斯、“西尔基·西尔克”。即使在那里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秘密，于是他在第一回合出场时，便一反常态，不像马克·马克罗恩手下不败的反击手，而是从一开始就施出浑身解数打击那家伙。往常当对手和他不相上下时，他得用脑子；但当对手很容易对付，而且科尔曼一眼就察觉时，他出拳总是会更加凌厉。这便是在西点所发生的情况。不等你回头，他已经打伤那人的眼睛，那人的鼻子正在流血，他的拳头正接二连三地落在那人身上。这时从未发生过的事发生了。他挥出一个钩拳，似乎打入那人四分之三的身体。如此之深，他吃了一惊，但远不如匹茨堡队员惊讶。科尔曼体重一百二十八磅，几乎是个不可能一拳将人打晕的年轻拳击手。他并没有认真拉开架势，以便挥出那凌厉的一拳，这不是他一向的风格；然而打在那人身上的一拳进入得如此之深，以致那人向前弓起身子，一名已有二十岁的大学拳击手，被科尔曼打成奇斯纳医生称之为“捧腹”的状态。就在捧腹中，就在那人蜷曲着身体时，科尔曼有一刹那以为那人会向上跃起，于是不等他跃起，不等他趴下，科尔曼上前再次用右拳猛击，在那白人倒地时他眼里只看见一个他非要将他打得断气的人。但突然匹茨堡教练，比赛裁判，高声叫道，“住手，西尔基！”就在科尔曼举手准备挥出最后一下右拳时，教练抓住他胳膊，终止了赛事。
“那孩子，”医生在驾车回家的路上说，“那孩子也是个优秀赛手。但当他们把他拖到角落里去时，不得不告诉他比赛结束了。那孩子已经退到角落里去了，但还是不明白他是怎么被打中的。”
沉浸在胜利之中，沉浸在那最后一拳的神奇与狂喜之中，沉浸在甜美泛滥的狂喜之中，这种公开发泄的方式，不仅使他手下败将而且也使他自己惊讶。科尔曼一边在脑子里再现比赛场景，一边说——几乎像是在睡梦中嗫嚅，而不是在汽车里大声讲话——“我想我太快了，他来不及招架，医生。”
“没错，太快了。当然太快了。我知道你快。但又非常强壮。那是你挥出的最棒的钩拳，西尔基。我的孩子，你对他来说太强大了。”
是吗?真的强大?
他还是去了霍华德。如果不去，他父亲会——光用言辞，光用英语——杀了他。西尔克先生早就设想好了一切：科尔曼进霍华德，从医，在那儿遇见一个正派黑人家庭出身的浅色皮肤的女孩，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再将他们送入霍华德。在全黑人的霍华德，科尔曼智力和相貌上的巨大优势必将迅速送他进入黑人社会的最高阶层，使他成为大家永远景仰的人物。然而在他进入霍华德的第一个星期里，当他兴高采烈地和同室，一个律师的儿子，在周六外出参观华盛顿纪念碑，停在沃尔沃买热狗时，他却被叫做黑鬼。他的第一次。他们不肯卖给他热狗。在华盛顿市中心的沃尔沃买热狗遭拒绝，出门被人叫做黑鬼，其结果并不能像他在赛场上那样，很容易地就将自己从情绪中超脱出来。在东奥兰治中学他身为班级致告别辞的代表，在种族隔离的南方只不过是另一个黑鬼。在种族隔离的南方，不存在个体身份，即使对他和他的同室也不例外。绝不允许这类细微的差别存在，其撞击力是可怕的。黑鬼——指的是他。
当然，即使是在东奥兰治他也没能逃过略微客气一点的、将他家以及小小的黑人社区与其他东奥兰治在社交方面分隔的排斥形式——一切都源自他父亲称之为这个国家的“恐黑症”。而且他也知道，他父亲为宾州铁路公司工作，不得不在餐车里忍受侮辱和公司的歧视，不论加不加入工会，这远非科尔曼这名东奥兰治孩子所能想象的，况且他的皮肤浅到黑人不能再浅的程度，天性开朗、热情、机敏，又碰巧是体育明星和全优生。他常看见父亲因为工作不顺心，下班回家后尽可能找事做以免发作。对那些不顺心的事，如果他想继续干下去，就只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地说：“是，先生。”浅肤色黑人受到的待遇要好些的说法并不一定是真的。“每当一个白人跟你打交道时，”他父亲总是告诫他家人，“不论他意图有多善良，他总会以为存在着智力低下的问题。即使不直接用言词，他也会用面部表情，用语气，以他的不耐烦，甚至相反，以他的忍耐力，以他美妙的人道的表现跟你谈话，仿佛你是个白痴，而倘若你不是，他就会非常惊讶。”“出了什么事，爸?”科尔曼会问。但，出自于厌恶，同样出自于骄傲，他父亲极少明说。对他们点出要害以达到教育的目的就足够了。“所发生的事，”科尔曼母亲会解释，“你父亲认为重复一遍都有失他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