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夏天，我的邻居科尔曼·西尔克——他直到退休前两年在附近的雅典娜学院担任了二十多年的古典文学教授，并兼任负责教务的院长超过十六年之久——悄悄对我说，他七十一岁，正和学院里一个三十四岁的清洁女工私通。她还一周两次给乡村邮政局打扫卫生。那是个灰色的小板屋，就像远在30年代为那些来自大沙窝的流动农业工人家庭遮挡沙尘暴而搭盖的窝棚，孤独凄凉地蜷缩在加油站和百货店对面。门前悬挂美国国旗的地方是两条马路的交叉口，那两条马路标志着这座山区小镇的商业中心。
科尔曼第一次见到这女人时，她正在邮局拖地板，那天他很晚才过去取信，只差几分钟就要打烊了。她是个瘦高、棱角分明的女人，发灰的黄头发被使劲拽到脑后，扎成一个马尾辫，五官如同刀削般严厉，属于那种传统观念中严守教规、勤俭持家、在新英格兰严苛的早期吃尽苦头却忍辱负重、从不越轨的殖民时代的铁娘子。她名叫福妮雅·法利，无论心中有着多少悲苦，她都将一切隐藏在一张毫无表情、同时又毫无保留地倾诉着无限孤独的皮包骨的面孔后。福妮雅租住在当地牛奶场的一间屋子里，以帮忙挤奶支付房租。她受过两年中学教育。
科尔曼向我吐露有关福妮雅·法利以及他们之间秘密的那个夏天，无独有偶，正是比尔·克林顿的秘密（包括它最后一个令人羞辱的细节）浮出水面的夏天——从头到尾每一个活生生的细节，一切的鲜活味儿，犹如坏疽，都被辛辣、详尽的数据揭发出来。自从有人在过期的《阁楼》杂志的封面上偶然看到新任的美国小姐的裸照以来——那些她优雅地跪着和躺着的，致使这位蒙羞的小姐放弃桂冠、最终成为大红大紫流行歌星的照片——我们还不曾有过一个像那样的夏天。1998年的夏天，在新英格兰应该是酷暑加骄阳，而在棒球场上，则该是一个白色本垒打战神和一个褐色本垒打战神之间所进行的神话般的比拼，然而那个夏天席卷全美的却是虔诚与贞洁的大狂欢，因为突然，恐怖主义被口交所代替：一位精力旺盛、面相年轻的中年总统和一个举止轻狂、使人神魂颠倒的二十一岁雇员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像两个十来岁孩子在停车场上调情似的。这使得美国最古老的公众再次燃起了激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许是它最为不可靠、最具颠覆性的快感：伪君子的狂喜。国会里、报纸上、网络中，随处可见满腔正义、哗众取宠、渴望指责、哀叹和惩罚的小爬虫四出游说、唇枪舌剑、大肆说教：全都处于霍桑（19世纪60年代他住在离我家门口没有几英里远的地方）早在建国初期就认为是“迫害精神”的处心积虑的狂热之中；全都热衷于颁布严峻的净身仪式，以抑制官员们的勃起，因而使利伯曼参议员十岁的女儿能够重新舒适安全地和她窘迫的爸爸一道观赏电视。不，如果你没有经历过1998，你是不会明白什么叫做伪道德的。联合保守派报纸专栏作家威廉·F.巴克利写道：“当阿贝拉尔那么干的时候，阻止它再次发生是有可能的。”他暗指总统的恶行——巴克利在别处称之为克林顿的“失禁的肉欲”——是诸如弹劾那样温和的手段难以治愈的，不如对他施以20世纪的严惩，如同仁富尔伯教士挥舞着大刀去惩戒阿贝拉尔那样，因为阿贝拉尔教士犯了秘密引诱富尔伯的侄女处女海洛伊丝并与她结婚的罪行。不像霍梅尼处死萨曼·拉什迪的追杀令，巴克利对惩治性腐刑的垂涎并不带有任何对预期行凶者金钱的悬赏。然而，其动机比之于精神领袖的动机在精神上却是毫不逊色的苛刻，并且代表着同样崇高的理想。
这便是那个美国的夏天，令人作呕的场面再次出现，插科打诨无了无休，揣测、推理、夸张没完没了，对孩子解说成年生活的道义废止了，宁可让他们保留对成年生活的一切幻想，人性的渺小简直不堪负荷，某种恶魔在这个国家被释放了出来，双方都惊愕不已：“我们怎么会如此疯狂?”而无论男女，早上一觉醒来却统统发现，夜里，在一种超越忌恨的睡眠状态下，他们都梦到比尔·克林顿的厚颜无耻。我自己则梦到一面大旗，仿佛是一幅基督画像，以达达派手法，将白宫从东到西包裹起来，上面撰写着如下铭文：这里住着的是一个人。这就是那个夏天，即使破烂摊、残害他人肢体罪或大杂烩都被十亿次地证明比这个人的思想或那个人的道德更为精妙。就是在那个夏天，人们脑子里想的都是一位总统的阳具，而他的生活，以其所有无耻的污秽，又一次使得美国不知所措。
有时星期六科尔曼会给我拨个电话，请我在晚饭后从我住的山的另一侧开车过去听音乐或玩牌，一点赢一美分，或喝点杜松子朗姆酒，或在他的起居室里闲坐一两小时，啜饮科涅克白兰地，帮他度过这总是他一星期里最难熬的夜晚。到1998年的夏天，他已经在这儿独居——一个人待在这幢他和妻子艾丽斯共同养育了四个孩子的又大又老的白色木板房里——将近两年了。艾丽斯突发中风死去的那个晚上，他本人正为班上两名学生指控他犯有种族歧视罪而日日夜夜与校方争战不休。
科尔曼那时已在雅典娜度过他整个的学术生涯，他是一个直率、机智、稳健儒雅，颇具大城市风度的男子，魅力十足，既是一名斗士，又善于实际操作，很难和迂腐的拉丁或希腊文教授的原型相吻合（他身为一名年轻助教时，便不拘一格，创立了希腊、拉丁口语俱乐部，此乃见证）。他受人推崇的古希腊文学（译文）概论课——名叫GHM，这三个字母分别代表上帝、英雄和神话——广受学生好评，因为他的言谈举止无一不直截了当，以诚相见，同时又在学术层面上极具说服力。“你知道欧洲文学是怎么开始的吗?”他在第一堂课点过名后发问。“以一场争吵开始。全部的欧洲文学起源于一场争斗。”然后，他拿起他的那本《伊利亚特》对全班朗读头几行，“‘歌唱吧女神，歌唱裴琉斯之子阿喀琉斯招灾的愤怒……从他们，阿伽门农王和伟大的阿喀琉斯，第一次争吵开始。’那么，他们为了什么而争吵呢，这两个狂暴威武的汉子?就跟一场酒吧里的骂架同样原始。他们为一个女人而争吵，事实上还仍是一个女孩——一个从他父亲家里偷出来的女孩，一个在战争中被劫持的女孩。Mia kouri——诗文中是这样描写她的。Mia，在现代希腊文里，是不定冠词‘a’；kouri，或女孩，在现代希腊语中演变成kori，意思是女儿。此刻，阿伽门农一定是不再喜欢他的妻子克鲁泰奈丝特拉，而喜欢上了这个姑娘。‘我喜欢她胜似克鲁泰奈丝特拉，’他说，‘无论是长相还是身材。’这就足以说明他为什么不愿放弃她，对吧?当阿喀琉斯要求阿伽门农把女孩交还她父亲以平息阿波罗的怒气时——阿波罗神对劫持她的种种手段已怒不可遏——阿伽门农断然拒绝：他只有在阿喀琉斯把自己的女俘拱手相让的条件下，才会答应，以此凌驾于阿喀琉斯之上。亢奋的阿喀琉斯是自古作家所津津乐道的爆炸性的野人中最具易燃性的一个，特别是当事态关系到他的威望和他的胃口时，他是战争史上最神经过敏的杀戮机器。众口交赞的阿喀琉斯由于名誉受到怠慢，顿时翻脸不认人。伟大、英勇的阿喀琉斯，面对侮辱——得不到女俘的侮辱——一气之下，索性置身度外，悍然将自己置于集体之外，而他却是此集体光荣的捍卫者，一刻都不可或缺的。那么，一场争吵，一场野蛮的为夺得一个年轻的姑娘，为受用她青春的身体，为满足贪婪的性欲而爆发的争吵，无论如何，损伤了一名如同能源库般的武士王子的生殖器权利，而这场有关男性生殖器尊严的官司，便是伟大而富有想象力的欧洲文学的起源，同样也是为什么近三千年后，我们今天还要从这儿开始……”
科尔曼在被录用时，是雅典娜学院屈指可数的犹太人之一，也许还是美国最早被允许在古典文学系授课的犹太人之一。几年前，在雅典娜，这位孤独的犹太人还曾经是一部几乎已被遗忘了的短篇小说的作者，当时我自己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四处碰壁，渴望寻求一位师长的提携，曾上这儿来进行过一次值得纪念的参拜。整个80年代，直到90年代，科尔曼都是第一位，而且是唯一一位在雅典娜担任院长的犹太人；到了1995年，为了将自己的事业在课堂里画上圆满的句号而辞去院长职务后，他重新开始在由德芬妮·鲁斯主持制定的语言和文学联合大纲的庇荫下，教授他曾使得古典文学系为之倾倒的两门课。科尔曼在担任院长期间，获得一位雄心勃勃的新校长的全力支持，他接管的是一个遭冷落、死气沉沉、犹如“沉睡谷”的学院，但他促使它——并不排斥高压手段——告别了绅士田庄的形象。他大胆激励教职员中的老朽提前退休，同时招募雄心勃勃的年轻副教授，并彻底改革了课程设置。毋庸置疑，在他退休之后，顺理成章地，自然而然地，将会为他出纪念文集，建立科尔曼讲课系列研讨学会，以他的名义设立古典文学席位，而且，也许由于他对这地方在20世纪中的复兴所起的重要作用，文科楼，甚而至于北大楼，学院的标志性建筑，将会在他死后以他的名字重新命名。在这小小的、他度过大半生的学术世界里，他将早已不再遭人怨恨，不再引起争议，甚或都不再令人畏惧，而是永远享受着正式的尊荣。
大约在他返回全职教授岗位第二个学期的中途，科尔曼讲了那句连累他自己、致使他主动割断与学院一切联系的话——那句他在雅典娜授课及担任行政职务的岁月中大声说出几百万次、唯有这一次殃及他自己的话，那句话，在科尔曼的理解中，直接导致他妻子的猝死。
那个班由十四名学生组成，科尔曼在头几次讲课前都点名，以便了解每个学生的名字。到学期的第五周仍然有两个名字没能引起任何回应，于是，科尔曼在第六周，一上讲台便问道：“有人认识这两个人吗?他们究竟是真有其人，还只是幽灵?”
事发当天，科尔曼吃惊地被传召进他的后继者，新院长的办公室，回答那两名缺席学生对他犯有种族歧视罪的指控，原来他们是黑人，虽然缺席，却很快得知他使用了什么词语质询此事。科尔曼告诉院长：“我指的是他们可能具有的外胚层质。不是显而易见的吗?这两名学生没来上过一堂课，对于他们我别无所知。我用的是那个词最通常、最基本的含义：‘幽灵’或‘鬼魂’。我又不知道这两名学生会是什么肤色。我也许五十年前听说‘幽灵’有时用做指称黑人的贬义词，但现在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否则，我决不会使用它，因为我一向对学生的情感呵护有加。考虑一下上下文：他们是真有其人，还只是幽灵?种族歧视的指控不合逻辑，是荒谬的。我的同事知道，它是荒谬的，我的学生知道，它是荒谬的。问题在于，唯一的问题在于，这两名学生旷课以及他们不可原谅的荒废学业。令人烦恼的是，这项控罪不仅是子虚乌有，而且是弥天大谎。”说完上述足以为自己辩护的话，以为事情到此结束，他便打道回府了。
当今，即使是一般的院长，据我了解，大凡在介乎于教职员和上级管理层之间真空地带供职的，无一例外都有仇家，他们不可能每次都批准加薪的请求，或将便利的停车位批给对它垂涎的人，或将更大的办公室批给自信有资格受用的教授任职或提职候选人，特别在弱小的系里，例行公事般地一律拒批。系级对增加教职员数额和文秘助手的请求几乎无一获准，至于减轻教学负担以及免去晨课的请求也落得同样的下场。申请参加学术会议的旅费通常遭拒绝，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科尔曼可不是一般的院长，他解雇了什么人，以及如何解雇的，他取消了什么，以及建立了什么，他如何大胆力排众议履行职责，其结果绝非仅仅得罪惹恼了几个古怪的忘恩负义者和牢骚满腹的人。在插手院务并委任他为院长的英俊年轻、毛发蓬松、仕途蒸蒸日上的校长皮尔斯·罗伯特——此人对他面授机宜：“一定要进行变革，任何感到不快活的人应当干脆考虑离任或提前退休”——的庇护下，科尔曼将一切都翻了个身。八年以后，当科尔曼的聘任期过去一半时，罗伯特接受了一个“最杰出的十名大学校长”的荣誉称号，凭借的正是雅典娜在破记录的时日里所取得的成就给他带来的声望——然而，一切的取得并非得力于光芒四射的校长，他实际上只是个资金筹集者，最后他毫发无损地在一片欢呼声中离开雅典娜，去往别处高就了。成就的取得归功于他手下意志坚决的院长。
在科尔曼接任院长职位的第一个月，就把每一位教职员都请去谈话，包括那几名资深教授，他们是县里古老家族的传人，学院便是由他们的先辈出资创办的，他们本身并不缺钱，但还是非常高兴地接受发给他们的薪水。他们每个人都被告知，必须带上自己的履历，倘若有人因为门第太高而不带，科尔曼面前的办公桌上反正已经预备了一份。他整整一小时扣着他们不放，有时还更长，不厌其烦地向他们暗示雅典娜的局面终于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直到他让他们出汗为止。他一上来就毫不犹豫地翻动着履历表，问：“最近十一年来你究竟在干些什么?”当他们和绝大多数教师一样回答说，他们定期在《雅典娜笔记》上发表文章时，当他听腻了他们每个人唠叨的每年从一本发黄的博士论文中摘抄拼凑成哲学、文献学或考古学的鸡毛蒜皮论文，“发表”在灰色硬板纸装订而成的油印季刊上时——除了在学院图书馆目录里可以查到以外，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无处可寻——他竟敢打破雅典娜的礼仪规范，说出使他名闻遐迩的话：“换言之，你们都在回收处理自己的垃圾。”然后，他不仅将捐赠给《雅典娜笔记》的数目极小的一笔款子退还给赞助人（编辑的岳父），关闭了这份刊物，而且，为了鼓励提早退休，他还迫使老朽中的老朽放弃他们近二三十年来因循守旧教授的课程，让他们改教一年级英语、简史，并负责新生入学辅导，而这些课程都安排在夏末最炎热的时段里。他取消了命名不当的“年度学者”奖，将千元奖金用到别的地方。他第一个要求大家为申请带薪假期提交正式报告，报告中必须详细陈述科研项目，这类申请获得批准的仅为凤毛麟角。他取消了以校园内最为精致的橡木镶板室内装修引为自豪的俱乐部式的教职员午餐厅，把它恢复成原先设计的优等生研讨室，从而教职员必须和学生一道在餐厅进餐。他坚持召开教职员会议——从未召集过这类会议使上一届院长深得人心。科尔曼要秘书点名，以致每周只授课三小时的头面人物也不得不在校园里抛头露面。他在学院宪章里找到一则条文说，不设执行委员会，并提出那些有碍重大改革的繁文缛节都只不过是习惯和传统作祟，他将它们一笔勾销，并强行主持这些教职员会议，利用每次开会的机会，宣布他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结果当然是进一步触犯众怒。在他的领导下，晋升变得十分困难——也许，最令人感到惊愕的还是：从此以后教师再也不能凭借自己的好人缘获得提职，不与成绩紧密挂钩的提薪也沦为历史。总而言之，他引入了竞争机制，使得这个地方充满竞争气氛，这，用他的一位夙敌的话来说：“正是犹太人的惯技。”而每次那些人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去向皮尔斯·罗伯特投诉，校长都支持科尔曼。
在罗伯特执政期间，科尔曼招募的聪明的年轻人个个喜欢他，因为他为他们创造了发展空间，还因为他着手从霍普金斯、耶鲁、康奈尔聘用研究生，进行——正如他们爱说的——“质量革命”。他们赏识他，因为他迫使统治层面的高贵人士走出他们小小的俱乐部，并威胁到他们的自我形象，而这总会让一位自命不凡的教授火冒三丈。原来院里教职员中最不称职的老家伙得以苟延残喘，完全仰仗他们的自我标榜——最伟大的公元前一百年学者，等等。一旦这些受到来自上面的质疑，他们的信心便日渐瓦解，在不到几年的工夫里，这些人几乎全都不见了。峥嵘岁月啊！但自从皮尔斯·罗伯特上调到密执安后，而新任校长海恩斯并不与科尔曼特别贴心，对那种在几乎一瞬间将全院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推土机式的夸张手法和专制独裁的个性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宽容，于是当科尔曼留下的，以及他招募的年轻人开始成为年富力强的教师时，一股反对西尔克院长的势头便出现了。这股势头究竟有多强大，他一直不明白，直到他一个系一个系地计算出究竟有多少人对他指称似乎不存在的两名学生所用的词汇并不依照他本人坚持的原意（也即基本的词典意义）来加以界定，却偏要当做种族歧视的贬义词加以阐释，从而为两名黑人学生的投诉提供证据的局面而感到幸灾乐祸时，他才恍然大悟。
我清楚地记得两年前的那个四月天，艾丽斯·西尔克死了。在科尔曼完全丧失理智以前，我只是在百货店或邮局碰到他们时对他们两人中随便哪一位点点头而已，并没有与他们真正认识，对他们的情况也谈不上了解，我甚至都不知道科尔曼是在新泽西东奥兰治的艾塞斯小县城，离我家仅几英里远的地方长大的。而且，他作为东奥兰治中学1944年的毕业生，比我从邻近的纽瓦克学校毕业只早六年。科尔曼也没有试图与我相识，而我离开纽约、搬来伯克夏，住进山上乡间小路边田野里的一幢两开间木屋，也并非为了交结新友人，或加入新社区。在我初到的第一个月里，收到各种请柬——邀我进餐、喝茶、参加鸡尾酒会、到位于谷底的学院举行讲座，或者，如果我愿意，对一个文学班随便谈谈——都被我婉言谢绝。自那以后不论我的邻居还是学院都不再管我，让我过自己的日子，做自己的事。
但两年前的那个下午，科尔曼直接从为艾丽斯葬礼做准备的地方驱车来到我的住房前，砰砰敲门，要求进屋。尽管他有急事相求，却不能坐着讲清楚，连三十秒钟都不行。他站起来，坐下，又站起来，围绕我的工作室转了一圈又一圈，大声嚷嚷，滔滔不绝，甚至还恐吓性地在空中挥动着拳头——当他错误地以为需要加强语气时。他让我必须为他写点东西，他几乎是在对我下命令。倘若他自己写那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不做任何掩饰，没人会相信，没人会认真地对待，大家都会说那是个谎言，一个企图自圆其说而编造的大谎话，他们会说他这个谎扯得比他在课堂里讲了那个促成他倒台的“幽灵”一词后扯的谎还要大……
他已丧失了所有的自控力，变成一个我并不认识，但无疑是个有修养、有地位，而此刻却精神完全崩溃的人。这如同一起恶性高速公路事故、一场大火、一场爆炸、一场公共场所大灾难，不仅以它可怕狰狞的面目，而且以它的不可思议性让人瞠目结舌。他歪歪斜斜地侧着身子在房间里打转，使我不由得想起那些自家圈养的鸡在被砍了头以后还继续走动的样子。他的头已经被砍掉了，那个头包裹着曾经是无懈可击的院长和古典文学教授渊博的大脑，而我此刻目睹的只是他残缺的躯体失去控制的旋转。
我的家门他从没进过，我的嗓音他几乎没有听到过，但我必须放下手头上可能从事的一切，着手描写他在雅典娜的敌人如何瞄准他挥出拳头，却将她置于死地的故事。他们制造他的假象，捏造各种他从没犯过、也永远不可能犯的罪名，他们不仅仅丑化了一个以最强烈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从事的学术生涯，他们还杀死了他四十多年的结发妻子。就好像他们将子弹射进她的心脏杀死了她一样。我必须写下这个“荒诞事件”。我，一个当时对他在学院里遭受的苦难一无所知的人，甚至连包围了他和死去的艾丽斯长达五个月的恐怖都还没能理出头绪的人，必须了解：折磨人的无了无休的会议、听证、面谈，提交给院领导、教职员委员会、代表两名学生的公益黑人律师的文件和信件……指控、否认以及反指控，愚钝、愚昧和玩世不恭，粗俗，别有用心的误解，费力的、反复的辩白，控方的问题，以及自始至终、无时不刻弥漫他整个身心的不真实感。“她被谋杀了！”科尔曼大叫一声，从我书桌的对面探过身来，用拳头锤击桌面，“那些人谋杀了艾丽斯！”
他给我看的这张脸，这张他放在离我自己的面孔不到一英尺远的脸，现在已是凹陷歪斜的了，而且尽管是一张精心保养、面容年轻、英俊的老人的面孔，却奇怪地让人生厌，非同寻常地被传遍他全身的情绪所产生的毒素弄得面目全非。近看，它伤痕累累，溃烂得不成形状，活像一只水果从货架上给碰掉下来以后再遭到过往顾客的脚在地上踢来踢去一样。
精神折磨可能给一个没有丝毫软弱、老迈迹象的人造成什么后果，是个相当有趣的问题。比起五脏六腑的疾患来，它更加难以对付，因为既没有吗啡滴注、脊髓麻醉，又没有彻底的外科手术可以减轻患者的痛苦。一旦被它生擒，便只有死路一条，别无其他。它对人活生生的折磨无可比拟。
“被害死的”，对科尔曼来说，唯有这才能解释一个精力充沛、外表威严、毫无任何病痛的六十四岁女人，一个其油画创作垄断当地画展而本人又独断专行地统治着本城艺术家协会的女人，一个在县级报纸上发表诗作的女诗人，一个年轻时是学院政治上积极反对炸弹、锶90，直至后来反对越战的领袖级人物，一个有主见、个性执拗、不懂得圆通的女人，一个在一百码以外就可根据那一头纠缠在一起的白色鬈发辨认出来的犹如一股强烈旋风似的女人，怎么会突如其来地撒手人寰?如此强壮的一个人，如此强壮，就连院长——他具有众所周知的令人不寒而栗的铁腕，曾不可思议地使雅典娜学院在学术领域起死回生——就连这么一位院长，也只有在网球场上才能击败自己的妻子。
当科尔曼开始遭受攻击时，当种族歧视的指控不仅被新院长，而且被学院的黑人学生小组以及来自匹茨费尔德的黑人积极分子小组所接受，并进行调查时，彻头彻尾的疯狂抹去了西尔克夫妇婚姻中不计其数的困难，艾丽斯为了丈夫的事业，将四十年来始终与他本人固守的领域发生冲撞并引发共同生活中无了无休摩擦的专横跋扈一扫而空。他们虽然多年来不再同床共枕，甚至双方都无法进行像样的对话（连对方的朋友都不能容忍），但这时又肩并肩地站到了一起，冲着仇人的面孔挥舞拳头，他们对那些人的恨远远超过了他们在最痛苦的时刻相互间的恨。四十年前，他们在格林尼治作为志同道合的情侣时所共享的一切——那时他在纽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艾丽斯刚从她帕撒克的桀骜不驯的崇尚无政府主义的父母家里逃跑出来，在艺术系学联的人体写生课上当模特，由一头密匝匝的头发武装着，浓眉大眼，妖冶色情，佩戴着民间手工艺饰物，那时就已经活脱脱是个舞台上的高贵公主，是圣经里记载的从犹太教之前的远古时代走来的高贵公主——除了性爱，都重新不顾一切地当着众人的面爆发了出来……直到那个早晨，她醒来感到头疼欲裂，一只胳膊已经失去知觉。科尔曼慌忙将她送进医院，但第二天天还没亮，她就辞世了。
“他们想杀的是我，却把她害死了。”科尔曼在那次不邀自来的造访中不止一次对我这么说，然后又在第二天下午坚持对每一位来出席她葬礼的人这么说。他依然这么认为。他不能接受任何别的解释。自她去世以后——同时，自他终于明白我不情愿将他的磨难作为我小说的题材，从我手中拿回那天扔在我书桌上的所有文件以后——他自己就一直在写一本关于他为什么从雅典娜退休的书，一本非虚构性的书，他起名为《幽灵》。
斯普林菲尔德那边有个调频台，每周六从晚上六点到午夜，它停下一档固定节目，改播音乐，头几小时是交响曲，然后是爵士乐。在我居住的这边山上，从这个频道只能收到静电干扰声，但在科尔曼家所住的半山区收听效果却不错。在那些他邀我过去小酌、共度周末的夜晚，一跨出我停在他车道上的车，就可听到从他家传出的、我们那个时代的孩子在40年代不断从收音机和自动唱机里听到的甜蜜蜜的舞曲。科尔曼不仅让它以最大音量从起居室的立体声音响的收音机播出，而且还打开了他床头的、浴室的、厨房面包箱旁边的所有收音机。无论他星期六的晚上在屋子里干些什么，他一刻都不可能不听，直到午夜电台——在每周半小时的仪式性的本尼·古德曼之后——结束全天播音。
奇怪，他说，他成年生活中所听到的任何严肃音乐都从来没有像此刻这首老摇摆舞曲那样，让他心驰神往。“我心中的每道禁欲锁链都打开了，不想死的愿望，永远不死的愿望，强烈得几乎令人窒息。而所有这一切，”他解释说，“统统因为听着沃恩·门罗的缘故。”有的夜晚，每首歌的每句词都呈现出如此奇妙而深刻的含义，以致他会兴奋得独自起舞，或曳步，或飘步，或是来回往复，枯燥无趣却非常实在、撩拨情绪的狐步，他曾经常和东奥兰治高中女生跳这种舞，曾隔着裤子将自己第一次真正的勃起紧压在舞伴身上；他跳舞时，没有任何故意造作的感觉，他对我说，无论是恐惧（由于消亡），或欢乐（因为“你叹息，歌声也叹息。你说话，我听到小夜曲”），眼泪都是自动淌下来的——不论他对于自己听到海伦·欧康耐尔和保伯·艾伯利轮唱《绿眼睛》时情不自禁有多么惊讶，不论他对自己竟然会让杰米和汤米·多西变成他做梦也不曾料到的这号多愁善感的男人感到多么不可思议。“但叫随便哪个1926年出生的人，”他说，“1998年独自在家里熬过星期六夜晚，收听狄克·黑姆斯唱《那些小小善意的谎》，然后再叫他告诉我，他是否终于明白了什么是著名的悲剧净化论吧。”
在我走进房子侧面通往厨房的纱门时，科尔曼正在洗晚餐的盘碟。因为他在水池边，自来水哗哗地淌着，又因为收音机开得很响，而他正大声跟着年轻的法兰克·西纳特拉唱《一切都发生在我身上》，所以连我走进屋他都没听见。那是个炎热的夜晚，科尔曼穿着牛筋布短裤和运动鞋，别无其他。从背面看，这个七十一岁的男子最多只有四十岁——精瘦，健康，四十岁。科尔曼身高不会超出五英尺八，就算是，他也没有十分壮硕的肌肉，但他的身体透出一股劲道，高中体操运动员的矫健仍然清晰可见，还有那种敏捷，那种我们从前称之为活力的冲动。他理得很短的鬈毛头发已变成燕麦色，所以，正面看，尽管他有着孩子气的塌鼻子，还是不会显得像他头发仍然是深色时那么年轻。再说，他两边嘴角都刻上了深深的印痕，绿褐色的眼睛——自艾丽斯死后以及他从学院退休以来——诉说着无边无际的疲劳和精神空虚。科尔曼有着与年龄不相协调的、几乎像娃娃脸似的漂亮相貌，就像你看到过的那些小时候曾经在银幕上大放异彩的电影演员后来变老的面孔一样，上面总是留下不可磨灭的童星印记。
总而言之，即使在他那个年龄，他仍然是个干净利落、外表很讨人喜欢的男子，属于那种下腭是面部重心所在，塌鼻子的犹太人类型——一个头发拳曲、肤色微黄、有着那种常被当做白人的浅色皮肤黑人一样模棱两可气质的犹太人。他在二次大战即将结束前在南方弗吉尼亚诺福克海军基地当水手时，因为他的名字听起来不像犹太人，又因为它太容易被当做黑人的名字，致使他在一所妓院里，被指认为蒙混过关的黑鬼，给撵了出去。“因为是黑人，给撵出诺福克妓院；因为是白人，给撵出雅典娜学院。”那两年中我不断从他嘴里听到诸如此类的话语，都是有关黑人反犹主义，有关他背信弃义、胆小如鼠的同事的各种疯话，很明显，这些东西都已经被他直接地、不加掩饰地写进书里。
“给撵出雅典娜，”他对我说，“因为作为那些愚昧的杂种称之为敌人的白色犹太人，就是那些人造成他们的美国苦难，就是那些人把他们勾引出天国，又是那些人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拖他们的后腿。什么是黑人在这个星球上受苦受难的主要根源?他们不用来上课就知道答案，他们连书都不用翻就知道。不用读书，他们就明白，不用思考，他们就能回答。谁该负责?就是那群该对德国人的苦难负责的《旧约》恶鬼。
“他们杀死了她，内森。谁想得到艾丽斯会承受不了?但尽管那么强壮，中气那么足，艾丽斯却偏偏承受不了。他们那种品牌的愚蠢即使对一个像我妻子那样的人来说都是太过分了。‘幽灵。’在这个地方又有谁会为我辩护?赫伯特·基布尔?是我当院长时把赫伯特·基布尔调来学院的。当时上任才几个月。把他调来，不仅成为社会科学部门第一名黑人，而且是除了总务部门以外，任何部门都绝无仅有的唯一的黑人。但赫伯特也被像我这样的犹太人的种族主义变成了一名激进分子。‘我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站在你一边，科尔曼。我必须和他们站在一起。’这就是他在我去向他求援时对我说的话。当着我的面。我必须和他们站在一起。他们！
“你真该亲眼看到赫伯特在艾丽斯葬礼上的表现。整个儿垮了。崩溃了。有人死了?赫伯特并不想要任何人死。这些鬼把戏只是为了争权夺利才耍的，为了在学院里获得更大的决策权。他们不过是利用了一个可趁之机而已，一种手法，刺激一下海恩斯以及领导层，迫使他们就范，去做他们原本不可能做的事。校园里要有更多的黑人，更多黑人学生，更多黑人教授。代表权——这就是问题所在。唯一的问题。上帝知道，他们并不想要人死，或要人辞职。这对赫伯特也是个突然袭击。科尔曼为什么要辞职?又没有人要解雇他。没有人敢解雇他。他们那样做就因为他们能那样做。他们的意图是把我的脚放在火上再多烤上一阵——为什么我不能耐心一点，稍加等待呢?不到下学期结束，谁还会记得这件事?事件——这个事件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在雅典娜这类种族意识滞后地区必要的‘组织效应’。为什么我要辞职?到我辞职时，这事根本都销声匿迹了。究竟为什么我会辞职了呢?”
就在我前一次造访时，科尔曼一看见我走进门便开始在我眼前晃动什么东西，原来又是一份文件，取自于那些藏有几百份文件、标着“幽灵”字样的档案箱。“你看，我的一个才华横溢的同仁，写的是指控我的两名学生中的一个——一个从来也没有上过我课的学生。她其他的课，除了一门，统统不及格，而且那些课她也难得去上。我以为她不及格是因为看不懂教材，更不要说掌握了，谁知，她不及格是因为她太害怕她的白人教授周身散发的种族主义，鼓不起勇气走进课堂。她指的正是我用言辞表达的种族主义。在一次那种会议、听证，或别的什么名堂上，他们问我：‘是什么因素，据你判断，导致这位学生的失败?’‘什么因素?’我说，‘无动于衷。傲慢。冷漠。个人的不幸。谁知道！’‘但，’他们问我，‘根据这些因素，你给过这学生什么积极的建议?’‘我没有给过任何建议。我从没见过她。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会建议她退学。’‘为什么?’他们问我。‘因为她不适合上学。’
“让我给你读这份文件。听着。由我一名同事所提交的，她支持翠西·卡明斯，认为我们不应当过于苛刻、过于草率地对她做出判断，更不应当排斥她，将她拒之于门外。对翠西，我们必须教育，对翠西，我们必须理解——我们应当了解，这位学者告诫我们。‘翠西来自什么地方。’我来给你读一读最后的几句话，‘翠西出身于一个相当困难的家庭，她在十年级时和直系亲属分离后，就和亲戚住在一起。结果她不善于处理某种境况里的各种现实问题，这个缺点我承认。但她准备，愿意，并且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在最近几周内我目睹在她身上诞生的东西是她对逃避现实严重性的实现。’德芬妮·鲁斯的文笔，语言文学系主任，教授的课程包括一门法国古典文学。她对逃避现实严重性的实现。啊，够了。够了。真叫人恶心。简直太让人恶心了。”
这就是我星期六夜晚来和科尔曼做伴时经常看到的局面：一场奇耻大辱正在吞噬着一个仍然精力充沛的人。落难的伟人，还在遭受着失败蒙羞的煎熬。有点类似你无意之间在圣克莱蒙特撞见尼克松，或在佐治亚遇上还没有开始为失败苦行赎罪而当木匠的吉米·卡特。一种非常哀伤的场面。可是，尽管我对科尔曼的痛苦、他被人极不公正地剥夺的一切，以及他似乎不可能停止痛苦怀有深厚的同情，然而在那样一些夜晚，在仅仅啜饮了几滴他的白兰地后，我需要一些像魔术一样的东西使自己保持清醒。
但在这个我正描述的夜晚，当我们漫步走进他那间在夏天当做书房的、有纱门纱窗的、很是凉爽的侧面回廊时，他对世界的态度却是友好得不能再友好了。在我们离开厨房时，他已从冰箱里拿出几瓶啤酒，我们分坐在他当书桌用的长条搁板桌两边，桌子的一头堆放着作文簿，大约有二三十本，分成三摞。
“嘿，你瞧，”科尔曼说，他此刻沉静、开朗、焕然一新，“就是那东西。幽灵。昨天完成初稿，今天花了整整一天的功夫通读一遍，每一页都叫我恶心。单看那笔恶劣的字就足以让我鄙视作者了。要我花一刻钟去看它都没门，更不用说两年的时光了……艾丽斯就因为这气死了，谁会相信?我自己都不再相信了。把那么冗长的东西变成一本书，让一个正常的人倾吐满腹牢骚，并写成个像样的东西，至少要花上两年多时间。而我又能得到什么呢，再花两年去想‘他们’?这倒不是说，我终于原谅他们了。别误解我的意思：我痛恨那些杂种。我痛恨那些下贱的杂种，就像格列佛跟马一起生活以后痛恨整个人类一样。我是以一种真正的人的本能痛恨他们，不过那些马我总觉得有些可笑。你觉得呢?我刚到这儿的时候，总把那些马想象成管理这地方的新教机构。”
“你看上去挺精神的，科尔曼——只有那么一点几乎看不出的过去的疯癫。三星期，一个月，不管多久以前，反正我上次见到你的时候，你还沉陷在自己的血泊中无以自拔呢。”
“就因为这个东西。但我读过了，一文不值，没事了。我不会像专业作家那样写。我写的是我自己，我想不出调度距离的绝招。一页又一页，还都是原始的东西。不过是一份自我辩白备忘录的蹩脚翻版。无济于事的辩白。”他微笑着说，“基辛格每隔一年能写下一千四百页这一类的东西，但我不行。虽然我可能在自我陶醉的瞬间显得很盲目自信，但我不是他的对手。我退出。”
大多数因为重读自己两年——抑或一年，甚至半年——的劳动所得，发现它无可救药地误入歧途，不得不将它送上断头台，而被迫中途搁笔的作者，都会因此而感到痛心疾首，生不如死，以致一般需要几个月才能渐渐缓过气来。然而，科尔曼仅甩掉一部像他刚完成的那样拙劣的书稿，就不仅成功地从自己书的残骸中，而且还从自己生活的残骸中，游出水面，重获自由。摆脱了这本书，他现在似乎连一丝一毫清算旧账的欲念都没有了，彻底去掉为自己报仇雪耻，将对方作为凶犯绳之以法的狂热，他不再整日沉浸在蒙冤受屈的心理状态下。除了在电视上看到纳尔逊·曼德拉不等最后一顿可怜的牢饭在他肠胃里消化殆尽就原谅了他的牢头禁子以外，我倒还从来没有见过心态的变化竟然会如此神速地使一个蒙受不白之冤的人改头换面。我想不通，而且，起初，我怎么也不相信。
“就这么一走了事，快快活活地说：‘我不行。’甩掉所有的手稿，所有这些讨厌的——那么，你是否打算填补遭受凌辱而造成的虚空呢?”
“不打算。”他拿起纸牌和用来记分的拍纸簿，我们把椅子拖到搁板桌没有文件的一头。他洗牌，我签，他发。然后，在一种奇异的、由于表面不再敌视雅典娜的每个人——是他们蓄意地、背信弃义地，误判、虐待、玷污了他，将他投入到一场斯威夫特式宏大的厌世工程中——而产生的宁静的满足感里，他开始热情洋溢地回顾过去的好时光，那时他的酒杯斟满美酒，他可观的良知天赋都用在了寻欢作乐上。
他既然不再搁浅在自己的仇恨之中，我们便要谈论女人了。这的确是个全新的科尔曼，或者一个过去的科尔曼，最早的那个刚成年的科尔曼，曾经有过的、最为心满意足的科尔曼——并非幽灵事件之前，被诬为种族主义者之前的科尔曼，而是仅受情欲浸染的科尔曼。
“我从海军退役，在格林尼治村找到个栖身之处，”他一面理着手上的牌，一面开始对我叙述，“我只需下到地铁里去，就像下去钓鱼似的，前脚钻进地铁，后脚就捞上一个姑娘来。后来，”他停下来，捡起我打出的牌，“突然之间，拿到了学位，结了婚，有了工作、孩子，钓鱼的事就此罢休。”
“再没有钓过。”
“几乎再没有过，真的，等于再没有过，跟再没有过没有区别。听到这些歌了吗?”屋子里四个收音机同时开着，即使在外面大路上也不可能听不见。“战争过后，唱的就是这些歌。”他说，“四五年中除了这些歌，就是女孩子，满足了我所有的理想。我今天发现一封信。清理幽灵材料时，发现一封当时其中的一个女孩写给我的信。那个女孩。我是在第一次受聘，在长岛亚特尔斐上班，艾丽斯刚怀上杰夫以后，收到她的来信的。一个几乎有六英尺高的女孩。艾丽斯也是个高个子，但还比不上斯蒂娜。艾丽斯块头大，斯蒂娜却是另一个模样。斯蒂娜1954年给我寄来这封信，今天在扔掉档案时它又出现了。”
从他短裤后面的口袋里，科尔曼抽出装着斯蒂娜来信的旧信封。他还是没套上T恤衫，此刻我们早已离开厨房，待在了回廊上，我不禁注意起这一点——这7月的夜晚是热，但并没有热到那个程度。他以前给我的印象从来不是个将自己巨大的虚荣心延伸到肌体的人，可是现在我觉得他这样展示晒成黝黑色的皮肤似乎不止是在表达一种家居的休闲情绪。袒露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个头不大、仍有形有状的漂亮男子的肩膀、胳膊和胸脯，肚皮不再是扁平的了，这是肯定的，但还没有一样东西严重失控——总之，是个似乎曾在运动场上以机灵矫健见长，而并非仰仗过人膂力的赛手的体魄。这一切我以前都不曾见过，一来，他总是中规中矩地穿着衬衫；二来，他一直被愤怒的烈火所包围。
以前同样不为我所见的还有那坐落在他右胳膊顶端、恰好位于肩关节处的小小的瞪大的眼球似的蓝色文身——“美国海军”的字样沿着三角肌斜边，刺在一个隐约可见的小铁锚钩状的两臂之间。一个微小的象征，象征着对方生命中无数的遭际，代表着构成他个人历史混乱的雪片似的细节。一个细微的象征，如果真的需要的话，提醒我为什么我们对人的了解再透彻也总会有偏差。
“还留着?那封信?没丢掉?”我说，“一定是封有点意思的信。”
“太有意思了。直到收到这封信我才明白原来我身上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我已结婚了，很负责任地结了婚，我们快要有孩子了，但我并不知道斯蒂娜们从此一去不复返了。收到这封信我才意识到严肃的生活真的开始了——奉献给严肃事业的严肃的生活。我父亲在东奥兰治的格罗夫街开一家酒吧。你是个威克瓦西孩子，不会知道东奥兰治的。那是城市的贫民区。他是那些犹太酒吧老板中的一个，他们遍布泽西城，当然，他们都和雷恩费尔德以及盗贼团伙有联系——非得如此，为的是和盗贼周旋，以求生存。我父亲不是个暴徒，但相当强悍，他要我比他有出息。他在我读高中的最后一年突然死了。我是独子，受宠的独子。他在我对他酒吧里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开始感兴趣时，就不再让我在那儿帮他干活了。生活中的一切，包括酒吧——从酒吧开始的——无时不刻不在督促我当个严肃的学生。在那些日子里，我按照当时的课程表，学习高中的拉丁文，还另外选修高级拉丁文、希腊文，酒吧老板的儿子竭尽全力，不可能还有比他更严肃的学生了。”
我们两人玩了一种很快的小游戏，科尔曼摊开手上的牌，给我看他的王牌。当我开始发牌时，他继续讲故事。我以前从没听说过。我以前除了他怎么会那么恨学院的话以外，别的什么也没听说过。
“好吧，”他说，“一旦我实现了父亲的梦想，成了超级体面的大学教授以后，我以为，正如我父亲以为的那样，严肃的生活永远不会结束了。不可能结束，因为你有了证书了。但它结束了，内森。‘他们是否是幽灵呢?’而我就此滚蛋。罗伯特在这儿的时候，他喜欢对别人说我当院长的成功之道源自我从酒吧里学来的规矩礼貌。门第高贵的罗伯特校长愿意把这个酒吧混小子停放在他走廊正对面。特别在那些老字号面前，罗伯特总爱装出因为我的出身而对我大加赞赏的样子，尽管，众所周知，非犹太教信徒实际上对犹太人和他们如何从贫民窟发家致富的故事根本不爱听。不错，在皮尔斯·罗伯特的神情里是有某种程度的讥嘲，即便在那个时候，对，现在回想起来，甚至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但他不再往下发挥了，不愿再谈了。他作为被推翻君主所怀有的一切烦恼都告一段落，永远不会消逝的冤屈以此宣告寿终正寝。
又回到斯蒂娜。想起斯蒂娜大有裨益。
“1948年遇见她时，”他说，“我二十二岁，在纽约大学读书，有海军资历，享受政府奖学金。她十八岁，刚到纽约几个月，有份工作，也念大学，不过是在晚上。明尼苏达来的，自力更生的女孩，挺自信的，至少看上去是那样。一方面有丹麦血统，另一方面有冰岛血统。敏捷。机灵。亮丽。高大。身材特别高。那么优美的睡姿。从来没有忘记过。跟她一起待了两年，老叫她瓦露塔。赛吉的女儿。对罗马人来说，是肉欲快感的拟人格。”
说着，他放下手中的牌，从废弃的档案堆边上捡起丢在那里的信封，抽出信来。两三张纸那么长的一封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信。“我们是偶然碰上的。我从亚特尔斐过来，在城里待了一天，斯蒂娜正好在那儿，大约有二十四五岁了。我们停下来交谈，我告诉她我妻子怀孕了，她告诉我她在干什么，然后，我们吻别，仅此而已。大约一星期以后，这封信寄到学院转给我。信上有日期，她注明的。瞧——‘1954年8月18日。’‘亲爱的科尔曼，’她说，‘我非常高兴在纽约见到你。我们的会面虽然很短暂，但我见到你以后感到一种秋意萧瑟似的惆怅，或许是因为自我们初识以来的六年时光让我清清楚楚地明白了叫我心痛如绞的事实：我生命中有多少时日永远地‘一去不复返’了。你看上去棒极了，我很高兴你生活快乐。你很有绅士风度。你没有猛扑过来。我第一次遇见你，你在萨利文街租住地下室的时候，你是（或似乎是）猛扑过来的。你还记得你自己吗?你非常善于猛扑，几乎像那些鸟一样，它们飞过陆地或者海洋，窥见什么东西在动，什么血气方刚的东西，便猛地扎下去，或瞄准目标一把抓住。当我们相遇时我对你飞翔的劲道感到目瞪口呆。记得第一次上你房间，我进去以后，坐在一把椅子上，你却绕着房间走来走去，偶尔停下，歇在凳子或沙发边沿。你有张破烂的救世军长沙发，你当床睡的，后来我们把它拾掇一番，塞进那个床垫。你请我喝饮料。递给我杯子时，你目不转睛地打量我，眼光中充满不可思议的惊讶和好奇，仿佛奇迹真的出现了，我居然有手可以端玻璃杯，我居然有嘴可以从杯里喝水，我居然真的会待在你房间里，而我们在地铁里相遇仅仅才过了一天。你讲话，提出问题，有时回答问题，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一种极其严肃又欢闹的态度，而我也努力地讲些什么，但对答却不是那么流利。于是我就回瞪着你，专心地听着，懂得的比我预计的要多得多。但我找不到话来填补无语的空当：我喜欢你，你似乎也喜欢我。我一直在想：‘我没有准备好。我刚到这个城市。现在不行。但我会的，再给我一点时间，再多交谈几句，要是我能想出我要说的话就好了。’（‘准备好’干什么，我不知道。并不仅仅是为了做爱，而是为了爱。）但那时，你‘猛扑’过来了，科尔曼，几乎飞过半个房间，扑到我坐的地方，我大吃一惊，但高兴极了。好像太快了，其实不然。’”
当他听到收音机里传出西纳特拉唱的《意乱情迷》的第一小节时，便停下不读了。“我必须跳舞，”科尔曼说，“想跳吗?”
我笑了。不，这可不是那个凶狠的、怨气冲天的、一心要和幽灵们决一死战、遭生活排斥、被生活逼疯的复仇者——甚至都不是另外一个人。这是另外一颗心，而且是颗小男孩的心。于是我从斯蒂娜的信和光着脊梁读信的科尔曼身上，看到一幅鲜明的、描绘科尔曼曾经是什么样子的图画。在变成革命派院长以前，在成为严肃的古典文学教授以前——早在沦为雅典娜的贱民之前——他不仅是个用功苦读的小男生，而且还是个勾魂摄魄的大男孩。兴奋，调皮，甚至有点诡谲，一个扁鼻子、长着羊蹄的潘神。很久很久以前，在各种严肃的事情还没有完全统领局面之前。
“等我听完这封信。”我以此回答跳舞的邀请，“给我读斯蒂娜信的剩余部分。”
“我们相遇时她才从明尼苏达出来三个月。走进地铁就把她带上来了。嗨，”他说，“那就是你的1948，”随后他回到信上，“‘我喜欢上了你，’”他读道，“‘但我担心你可能嫌我太年轻，一个没意思的中西部乏味的女孩，而且你已经在追求一个“时髦，正派，可爱”的人。虽然你狡黠地笑着补充：“我不相信我会和她结婚。”“为什么?”我问。“我也许已经厌了。”你回答，以此保证我会使出全身解数不让你生厌，包括在必要的时候中断联系，以免冒天下之大不韪，变得让你讨厌。好吧，就这样。够了。我本不该打扰你。我答应你以后再也不会了。保重。保重。保重。保重。爱你的斯蒂娜。’”
“对，”我说，“那的确是你的一九四八。”
“来吧。咱们跳舞。”
“但你不可以在我耳朵边唱。”
“来，来，来。站起来。”
管它呢，我想，我们俩都快入土了，于是便站了起来，在回廊上科尔曼·西尔克和我开始一起跳狐步舞。他带，我则竭尽所能地跟。我记起他在为艾丽斯葬礼做准备后闯入我书房的那一天，当时，他由于悲愤，神经错乱地对我说，一定要为他写本书，把他案子里所有的荒唐事件都写出来，最后以他妻子的被害为结局。你会以为，这个人再也不可能对生活中的傻玩意儿有胃口了，他身上一切嬉戏顽皮的东西都随着事业、名誉以及令人生畏的妻子一道被摧毁，一道消失了。也许为什么我压根就没想到笑，没想到让他，如果他要跳的话，一个人绕着回廊跳，我只在边上欣赏——也许为什么我把手递给他，让他用手搂着我的背，梦幻般推着我在蓝灰砂岩地面上转了一圈又一圈，都是因为她尸骨未寒的那一天我在场，并且目睹了他的模样。
“我希望义务火警部不会有人开车经过。”我说。
“是啊，”他说，“我们可不要什么人拍着我肩膀问：‘我可以插进来吗?’”
我们继续跳着，其中并没有过于肉欲的东西，要不是科尔曼只穿着棉布短裤。而我的手很容易地就放在了他热乎乎的脊背上，好像放在狗或马背上一样。这并不全然是个玩笑。在他领着我在石头地面绕圈子的举止里，有一种半真半假的诚意，更不要提那种不假思索的快乐，只因为活着，纯粹偶然地、滑稽地、不为任何原因地活着——那种你在孩提时代第一次学会用梳子和卫生纸吹出调门时享受的快乐。
直到我们坐下以后，科尔曼才告诉我那女人的事。“我有个女人，内森，我在和一个三十四岁的女人发生关系。我无法向你诉说它对我的影响。”
“我们刚跳过舞——你不必。”
“我原以为我不会再对任何事情感兴趣了。但当这样东西到晚年又回来了，突如其来，完全出乎意料，甚至是不想要的，回到你身上，根本无法加以稀释，当你不再在二十二条阵线上奋斗，不再深陷在日常混乱之中……当恰好这……”
“当她恰好还是三十四岁时。”
“而且是可点燃的。一个可以点燃的女人。她把性欲重新变成了淫欲。”
“无情美人，La Belle Dame sans Merci<sup><small>[1]</small>，已将你俘虏了。”</sup>
“看来是这样。我说：‘和一个七十一岁的人上床你感觉怎样?’她对我说：‘跟一个七十一岁的人一起再好不过了。他的习惯已经固定，不可能改变了。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没有惊奇。’”
“她从哪儿学到的智慧?”
“惊奇。三十四年野蛮的经历给了她智慧，但只是一种非常狭隘的反社会的智慧。也是野蛮的。是一个无所期求的人所拥有的智慧。那是她的智慧，她的尊严，但却是消极的智慧，不是那种敦促你日复一日埋头苦干的智慧。这是个几乎从出世以来就始终遭到生活无情折磨的女人，凡是她学到的东西都是从那儿得来的。”
我想，他找到了一个可以谈心的人了……接着，我又想，我也找到了。一旦一个男人开始对你谈论性，他是在告诉你有关你们两人的事。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里是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而且，不发生可能更好些，不过，如果你不能在性的问题上达到某种水平的坦率，并且还摆出一副姿态，仿佛从来没有受到过它的侵扰，那么，男性之间的友谊便不可能是完整的。多数男人一生都找不到这么一个朋友，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可是，一旦有了，一旦两人发现对这个决定男性本质的东西看法相同，不怕被对方裁决、嘲笑、妒忌或取代，完全信赖对方不会出卖自己的信任，他们之间人性的纽带就会非常结实，一种出乎意料的亲密感也就会油然而生。这么做对他来说也许并不是家常便饭，我思量着，只是因为他在最痛苦的时刻找到我门上来，满怀着接连几个月我眼见着的戕害着他的仇恨，他才感到那种可以和某个曾在你重病期间守护在床头的人无拘无束交谈的自由。他并不是有着不可遏制的吹嘘的冲动，而是觉得实在无法将犹如获得新生般令人陶醉的欣喜埋藏在自己的心底。
“你在哪儿遇见她的?”
“我傍晚过去拿信，她在那儿，在拖地板。就是那个有时给邮局打扫卫生的瘦精精的金发女人。她是雅典娜总务部门正式雇用的工人。她在我曾当院长的地方是全日制环保工。这女人一无所有。福妮雅·法利，她的名字。福妮雅的确什么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