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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牧歌 菲利普·罗斯 19615 字 2024-02-18

一个姑娘从厨房出来告诉他,有人给他来了电话。她轻声说,“我想是从捷克斯洛伐克打来的。”

他到多恩的书房接电话,沃库特将新房子的大纸板模型搬到这里。把杰西留在阳台上,让她和瑞典佬、他的父母,还有酒待在一起后,沃库特肯定又回到货车上取来模型,拿进多恩的书房,把它安放在书桌上,接着便去厨房帮她剥玉米。

丽塔·科恩来的电话。她知道捷克斯洛伐克的事,因为“她们”在跟踪他:夏天早些时候,她们曾跟踪他到过捷克领事馆,那天下午跟着他到过宠物医院,跟着他到过梅丽的房间,然而梅丽在那里还说根本没有丽塔·科恩这个人。

“你怎么能这么对待自己的女儿?”她问。

“我对女儿没做什么。我去见了女儿。你写信告诉我她在哪里的。”

“你对她讲了旅馆里的事,你告诉她我们没有性交。”

“我没有提到任何旅馆。不知道所有这些是怎么回事。”

“你在撒谎。你对女儿说没有搞过我。我警告过你,我在信中提醒过你。”

房子的模型就摆在瑞典佬面前。现在他能看到以前从多恩的解释中想像不出的东西——长长的单坡屋顶确实让阳光通过与前墙等长的一排高大的窗户直射到中间门廊。是啊,他现在看到太阳怎样成弧线划过南面的天空,阳光将洗净——看来她多么喜欢在“光”后面说“洗”——把白色的墙壁通通洗一次,这样就为每个人改变一切。

纸板屋顶可以拆下,他将它拎起来后直接看到各个房间。所有内墙都有,里面的门、壁橱也设计好了。厨房里还有橱柜、冰箱、洗碗机和炉灶。沃库特甚至在客厅里连小件的家具都用纸板做好,一张大书桌靠在西面窗下的墙边,一只沙发,几只茶几,一把长软椅,两把安乐椅,在房间这么长的壁炉前面放着一只矮茶几。卧室里的凸窗下是嵌入的抽屉,——多恩称之为震颤派样式抽屉——对面便是大床,等待着它的两个主人。两头的墙上有固定书架。沃库特做好了几本纸板小模型的书放在上面,甚至还有书名。他擅长做这些东西,也更能做这些,瑞典佬想,比他的绘画强。是啊,如果我们能用十六分之一英寸替代一英尺,生活不是就没有那么枉费心机了吗?卧室里唯一缺少的就是一条纸板做的鸡巴,上面写着沃库特的名字。沃库特应该做个十六分之一英寸比例的多恩,肚子朝下,屁股翘到天,他的鸡巴从后面插进去。瑞典佬站在多恩的书桌前,望着多恩的纸板美梦,承受丽塔·科恩的愤怒的时候又发现这种东西,他也许好受些。

丽塔·科恩与耆那教有什么关系?一样东西与另一样有什么关系?不,这并不涉及梅丽。这种咆哮与你有何关系,你甚至连水都不愿伤害?没有什么东西搅在一起——没有一点关系。只是在你的大脑里它有点关系。没有哪里有任何逻辑。

她一直在跟踪梅丽,尾随、钉梢,可是她们并无联系,她们从来都没有!这就是逻辑!

“你走得太远、太过分。你以为你在操纵演出,爹—爹—爹爹?你什么也不能操纵!”

然而,他是否在操纵演出都无所谓了,如果梅丽与丽塔·科恩有联系,以任何方式,如果梅丽说不认识丽塔·科恩是在对他撒谎,那么她也容易撒谎说爆炸后曾由谢拉收留过。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当多恩和沃库特逃出去住在这纸板房里的时候,他和谢拉肯定也会跑到波多黎各。如果他父亲因此而一命呜呼,好吧,他们只能埋了他。那就是他们要做的:将他深深埋到地下。

(他突然间想起祖父的死对父亲的影响。瑞典佬还是个孩子,才七岁大。前一天晚上他祖父被急匆匆地送进医院,父亲和叔叔们整晚都坐在老人的床边。父亲回家时已是早上七点半。瑞典佬的祖父去世了。父亲钻出轿车,只走到房子前面的台阶就坐下来。瑞典佬躲在客厅的窗帘后面望着他。父亲一动不动,甚至母亲出来安慰他的时候也是如此。他在那里静静地坐了一个小时,身子一直朝前弓着,胳臂肘撑在膝头上,双手紧紧捂住脸。他脑袋里有那么多的泪水,他只好用强壮的双手那样把它托住,免得它从他的身躯上掉下来。当他又能抬起头时,便开车回去上班了。)

梅丽在撒谎?梅丽已经洗过脑?梅丽是同性恋?丽塔是她的女朋友?梅丽在操纵整个疯狂的事情?她们不是为了别的,一心只想折磨我?是那种游戏,整个游戏就为了折磨我、给我痛苦?

不,梅丽没有撒谎——梅丽是对的。丽塔·科恩并不存在。如果梅丽相信,我也相信。他用不着去听从子虚乌有的人的话。她设计的这场戏也不存在,她充满仇恨的谴责、她的权威、她的力量都不存在。如果她不存在,她就没有力量。梅丽会有这些宗教信仰和丽塔·科恩吗?你听到丽塔·科恩在电话里咆哮就知道她是哪种人。对她来说,不管是在地球上还是在天上都没有什么神圣的生命形式。她与绝食、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有什么相干?她不存在,因为这里面没有她的位置。这些也不是她讲的话,不是一位年轻姑娘讲的话。这些话毫无根据,是对某人的模仿。有人告诉她该做什么和说什么。从开始这就是一出戏。她也是一出戏,她自己做不到这些,背后有人,有腐败堕落、愤世嫉俗、变态扭曲的人安排这些孩子做这些事情。他们从丽塔·科恩和梅丽·利沃夫身上夺走她们一切天生的美好的东西,引诱她们参与这场戏。

“你想将她拉回到你们那些愚蠢的享乐中?把她从她的神圣状态拖进那种浅薄的、丧失灵魂的只为生活的假象里?你们是这个地球上最低级的物种——你还不明白?你真的相信,以你对社会的理解,你这种没有因财富的罪恶受到惩罚而还在享乐的人,还会有什么东西,不管哪样东西,可以提供给这个女人吗?确切地说有什么?完全过着一种邪恶信仰的生活,就是那样,极端的吸血动物的行为!你不知道这女人是谁?你还未意识到这女人变成什么了吧?你一点也猜不出来她在与什么交往吧?”来自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的对中产阶级的持续控告,对他女儿堕落的祝贺和对他这个阶级的严厉责难:有罪!按照那根本不存在的人的说法。“你想将她从我这里带走?你,看见她时感到恶心吧?恶心,是因为她拒绝受到你们可耻的渺小的道德世界的束缚?告诉我,瑞典佬——你怎么会如此精明?”

他挂上电话。多恩有沃库特,我有谢拉,梅丽有丽塔,也许她没有丽塔——丽塔能留下来吃饭吗?丽塔能在这里过夜吗?丽塔能穿我的靴子吗?妈妈,你能开车送我和丽塔到村子里去吗?——我父亲死了。如果不得不这样,那也只好如此。他熬过他父亲的死亡,我也会熬过我父亲的死亡,我能熬过一切。我不在乎它有什么意义或者没有什么意义,它合适或者不合适——他们再也与我不相干了。我不存在了。他们现在是与一个没有责任心的人打交道,他们对付的这个人什么也不在乎。丽塔和我能炸掉那邮局吗?能。你不管要什么,亲爱的。不管谁死了,死吧。

疯狂与挑衅。一切都无从辨认。一切都不可靠。没有它能聚到一块的环境了。他也不再是一个整体。他甚至连受苦受难的能力也已丧失。

一种极妙的想法控制了他:他受苦受难的能力也已丧失。

但是那种想法不管多妙,在他离开这房间后就行不通了。决不应该挂断电话——决不。她会让他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六英尺三英寸,四十六岁,一家上百万美元的企业,被一个不计后果、身材娇小的荡妇再一次弄得四分五裂。这是他的敌人,她真的存在。可是她从何而来?她为什么要给我写信、打电话、向我进攻——她与我可怜的、崩溃的女儿有什么关系?一点也没有!

她又一次让他汗流浃背,脑袋成了痛得嗡嗡直响的圆球,整个身子感到疲惫不堪,似乎到了死亡的边缘。然而他的敌人没有多少实实在在的东西,像个神秘的怪物。可不是一个影子敌人,并不是空洞无物——但又是什么?一名信使。对的。彻底挫败他、指控他、掠夺他、躲避他、抵御他、使他完全处于迷茫混乱,靠的是随意乱讲那些钻进她脑袋的疯话,用她精神错乱的陈词滥调把他包围,彻头彻尾地像一名信使。可是,谁的信使?来自何方?

他对她毫不了解,只知道她完美地表现了她那一类人的愚蠢,只知道他依然是她眼中的恶棍,她对他的仇恨也是肯定无疑的,只知道她现在二十七岁,不再是个孩子。一个女人,可是被古怪地固定在她的位置上,行为举止像人类身体的机械运动,像一只大喇叭,是被装配成一只大喇叭的人的肢体,为的是要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这声音令人分裂和发狂。五年过去了,声音依旧,只是含义更多。梅丽的堕落是耆那教,丽塔·科恩的堕落是含义丰富。他对她毫不了解,只知道她需要比从前更加负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超乎想像。他知道自己是在和一个不屈不挠的破坏者打交道,应付那么瘦小的人身上所具有的如此重大的东西。五年过去了,丽塔又回来啦。出了什么事,又将发生某种无法想像的事情。

他绝对闯不过今晚这一关。自从他将梅丽留在那个小房间,留在面纱后面,他就知道自己不再是那个总能避免被压碎的男人了。

我已经放弃了渴望和自我。这全靠你。

有人打开了书房的门。“你还好吗?”原来是谢拉·萨尔孜曼。

“你要什么?”

她随手关上门进了房间。“在餐桌上的时候你脸色不好,现在看来更糟。”

多恩的书桌上方挂着一个有康特照片的相框。康特赢来的那些蓝色绸带都钉在照片的两侧。这就是多恩每年登在西门塔尔养牛杂志上的康特的照片。还是梅丽从多恩建议的三条广告词中选中那一条的。那是某天晚饭后在厨房里的事。康特能为您的牛群创造奇迹。若要用公牛,那便是康特。一头能够产生一个牛群的公牛。梅丽开始时为她自己的建议争辩——你能依靠康特<sup><small>[41]</small>——只是遭到瑞典佬和多恩的分别反对后,梅丽才选中“一头能够产生一个牛群的公牛”这一句。在康特担当多恩这一流派的超级明星期间,这句话成了阿卡狄养牛协会的口号。

从前这书桌上摆放着一张梅丽的快照。那时她才十三岁,站在他们那头身躯长长的获奖公牛、金证菜牛之父的前面,手牵着它鼻环上的皮绳。作为一名4H少年,她已经学会怎样牵牛,怎样洗刷和对付一头公牛,先是一岁的小牛犊,然后才是大家伙。多恩教她怎样控制康特——举起拉着皮绳的手,它的头就会抬起,稍微把手里的皮绳拉紧一点,动一动,先让康特知道自己的优势,但也要它明白想和它交流。这样的话,它会比她将手懒散地放在一边时更听话一些。尽管康特不难对付,也很温顺,多恩还是提醒梅丽绝对不要信任它。他有时也会发脾气,甚至对梅丽和多恩也如此,这两个是他在这世界上最熟悉的人。就在那张照片里——他喜欢这张照片就同他喜欢登在《德威尔—朗多夫信使》第一页的多恩身穿运动夹克,站在壁炉前照的那张一样——他看得出多恩耐心地教梅丽和梅丽认真地向她学习的全部内容。可是它没有了,随之消失的还有多恩儿童时期的精神寄托物,一张春湖上漂亮的木桥照片,木桥跨过湖面通向圣凯瑟琳教堂。那是在春天灿烂的阳光下拍的,杜鹃花在桥的两端盛开,饱经风霜的宏伟教堂的铜圆顶在这种背景的衬托下显得金碧辉煌。在那里,她还是个孩子,就把自己想像成身穿洁白婚纱的新娘。现在多恩的书桌上摆的只是沃库特的纸板模型。

“这就是新房子?”谢拉问他。

“你这母狗。”

她没有动,直勾勾地盯着他,不说话,也不动一下。他可以从墙上取下康特的相框,用它敲打她的脑袋。她依然会静止不动,他怎么也无法了解她发自内心的反应。在五年前,长达四个月,他们是情人。她那时候都能对他隐瞒,为什么现在要告诉他真相?

“别管我。”他说。

但是当她转身按照他粗暴的要求做时,他抓住她的胳膊,猛力旋转直接撞在紧闭的房门上。“你收留了她。”他压低声音,但冲出喉管的粗声粗气的话根本掩饰不住自己的愤怒。她的头骨被他的双手紧紧夹住。她的头以前也曾被他有力地握住过,但是,绝对,绝对不像这样。“你收留了她!”

“是的。”

“你从不告诉我!”

她没有回答。

“我可以杀了你!”他说,这么说着却放开她。

“你见到她了。”谢拉说,双手优雅地抱在胸前。荒谬的镇定,就在他威胁要杀她以后。这可笑的自我控制,总是这种可笑的、细心地自我控制的思维。

“你知道一切。”他咆哮道。

“我知道你所经历的东西。能为她做点什么?”

“靠你?你为什么要让她走?她到了你家。她炸掉一幢楼房。你全知道——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和我联系?”

“我不知道那件事。那天晚上我才知道。她到我那里的时候,只是有些失常。她坐立不安,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以为是家里出事了。”

“可是,过几个小时你就知道了。她和你一起待了多久?两天,三天?”

“三天。她第三天就走了。”

“那么,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我后来才知道。我不敢相信,可是——”

“电视上播了。”

“她那时还在我家。我已经答应她我会帮她。她没有什么问题不能对我讲,我也能为她保密。她要我相信她。在看新闻之前就是这样。那时候我怎么能背叛她?我是她的医师,她是我的病人。我总想做她最感兴趣的事。还有什么选择?让她被捕?”

“给我打电话。那就是选择。给她父亲打电话。如果你当时就找到我,对我说‘她很安全,别为她担心’,而不让她离开你的视线——”

“她是大姑娘了。你怎么能不让她离开你的视线?”

“你把她关在你家里,把她留在那里。”

“她不是动物。她不像猫或鸟,你可以关在笼子里。她要去做她想做的任何事情。我们相互信任,塞莫尔,在那个时刻伤害她的信任感……我想让她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她可以信任的人。”

<blockquote>“在那种时刻,信任不是她所需要的,她需要我!”</blockquote>

“可是我确信他们要搜查的就是你家。给你打电话有什么好处?我不能开车送她出去。我甚至在想他们会知道她在我家。突然间,似乎很明显那是她最可能待的地方。我开始想到我的电话已被窃听。怎么给你打电话?”

“你总可以想法联系。”

“她刚到的时候,非常激动,一定是出什么事了,她只是大声地喊叫有关战争,有关家庭的事。我以为是家里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她肯定遇到很糟糕的事。她与以前大不一样,塞莫尔,那姑娘身上发生了非常可怕的事情。她说起话来似乎非常恨你。我不敢想像……但有时候你会把人往最坏处想。我想那就是我们在一起时我一直要弄清楚的东西。”

“什么?你在谈什么?”

“真的有什么事情不对头?她真的遭受了什么事情才去那样做?我也糊涂了。我想让你明白,我从不相信那是真的,我也不想相信。可是,我当然也会猜想。任何人都会。”

“还有?还有呢?和我偷情——和我保持短暂的关系,你到底发现了什么?”

“发现你对人和蔼、有同情心。你尽量做好每一件事,是个聪明正直的人。你和她炸掉那幢楼之前我所想像的一样。塞莫尔,请相信我,我只是想让她安全。我接纳她,给她洗澡,把她弄干净,给她地方睡觉。我真的不知道——”

“她把那房子炸飞了,谢拉!有人被杀!该死的电视全在播放!”

“可是我不知道,直到打开电视。”

“那么,晚上六点钟你也知道了。她在那里待了三天。你却不和我联系。”

“和你联系有什么用?”

“我是她父亲。”

“你是她父亲,可她炸飞了一幢楼。把她带回你这里有什么好处?”

“你还不明白我说的话?她是我女儿!”

“她是个非常坚强的姑娘。”

“坚强得可以在这世界上照顾自己?不!”

“把她交到你手里也不会有什么作用。她不会静下心来吃她的饭、做她的事。你不可能炸掉房子后又去——”

“你的责任就是告诉我她到了你家。”

“我认为那样只会让他们更容易发现她。她经历了这些事,比以前坚强多了,我认为她可以自己处理。她是个坚强的女孩,塞莫尔。”

“她是个疯女孩。”

“她陷入麻烦了。”

“啊,我的天!父亲就不能对陷入麻烦的女儿起点作用?”

“我相信你起了很大的作用。那就是我为什么不能……我只是认为家里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可怕的事情发生在百货商店。”

“可是你应该见过她——她长得那么胖。”

“我应该看见过她?你以为她一直在哪里?你的责任是和她的父母联系!不应该让这孩子漫无目的地乱跑!她从来就没有像那样需要我,从来就没有像那样需要父亲。你却告诉我她从来就没有像那样不需要我。你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希望你清楚这一点。一个可怕,可怕的错误。”

“那时候你能为她做什么?那时候谁能为她做什么?”

“我应该知道。我有权知道。她是个未成年人,是我的女儿,你有义务通知我。”

“我的首要义务是对她,她是我的顾客。”

“她已经不是你的顾客了。”

“她曾经是我的顾客,一位特殊的顾客。她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我的首要义务是对她。我怎么能伤害她的信心?她本来就受过伤害。”

“我一点也不相信你说的这些。”

“这是原则。”

“原则是什么?”

“就是不能背弃顾客对你的信任。”

“还有另一条原则,白痴——反对杀人的原则!她是一名在逃犯!”

“别这样谈她。当然她跑掉了。她还能怎么办?我想她也许会去自首。但是她会自己安排,以她自己的方式。”

“那我呢?她母亲呢?”

“是啊,见到你我很难受。”

“你见到我长达四个月,天天难受?”

“每次我都在想,如果让你知道,也许完全不同了。但是我不清楚到底会有什么区别。不会有什么变化,你已经完全崩溃了。”

“你这毫无人性的母狗。”

“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她要我别说,她要我相信她。”

“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这样目光短浅。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这样轻信一个女孩子的话,很明显,她疯了。”

“我知道很难去面对。整个事件都让人难以理解。可是,尽量将这事怪罪于我,以为我本来可以做点什么,那情况就会不一样——这也不可能使她的生活有所改变,也不可能使你的生活有所改变。她在逃。不可能让她回来到那里。她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女孩,有什么不对头。我觉得带她回来毫无意义。她变得那么胖了。”

“别说那些!那有什么意义!”

“我只是在想,她那么胖,那么气愤,肯定是家里出了非常糟糕的事情。”

“那不是我的错。”

“我没有那样想。我们都有家。那里常常是一切事情变糟的地方。”

“所以你就自作聪明地让这个杀了人的十六岁的孩子逃进黑夜之中,孤立无援,没人保护。你明白只有上帝才知道她将会遇到什么。”

“你谈起她来好像她是个毫无防御能力的女孩。”

“她是个毫无防御能力的女孩。她一直是个毫无防御能力的女孩。”

“只要她炸掉那房子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塞莫尔。我完全可以背弃她的信任,但那又有什么用?”

“我会和女儿在一起!我可以保护她不让那些事情在她身上发生!你不知道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没有见过我今天看到她的样子。她完全疯了。我今天见到她,谢拉。她一点也不胖——她是一根棍子,一根披着破布的棍子。她住在纽瓦克的一个房间里,那是想像得到的最糟糕的环境。我无法对你描述她是怎么生活的。如果你告诉我,就完全不同!”

“我们要是没有那段情——将会完全不同。当然,我知道你可能会受到伤害。”

“因为什么?”

“因为我看见过她。要全部翻出来?我不知道她在哪里。我没有任何关于她的消息。全部经过就是这些。她没有疯。她感到不安,很气愤,但没有疯。”

“炸掉百货商店还不算疯?制造炸弹、在百货商店的邮局安放炸弹还不算疯?”

“我说的是在我家里她还没有疯。”

“她已经疯了。你知道她已经疯了。如果她还去杀其他人那会怎样?连那么点责任心也没有?她干的,你清楚。是她干的,谢拉。她又杀了三人。这事你又怎么想?”

“别说这些来折磨我。”

“我在告诉你!她又杀了三人!你完全可以制止!”

“你在折磨我。你在尽量折磨我。”

“她又杀了三人!”他说着便从墙上扯下康特的照片,朝她脚上砸去。但那也未使她恼怒——似乎让她恢复了自我控制。她以自己惯有的方式,毫不生气,甚至没有一点反应,威严、沉默。她转身离开房间。

“能为她做什么?”他怒吼道,一直跪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收集散落的碎玻璃,装进多恩的废纸篓。“能为她做什么?能为任何人做什么?什么也不能做。她当时十六岁了。十六岁,而且完全疯了。她是个未成年人,是我女儿。她炸掉了一幢房子。她是个疯子。你没有权利放她走!”

没有玻璃,他还是把那不可动摇的康特的照片又挂在书桌上方。此时去聆听人们无休止的关于这样那样的闲聊似乎是命运交给他的职责,他从刚才所处的野蛮状态回归到实实在在、有条不紊的荒谬的晚餐上来。那是残存的、能让他免于崩溃的东西——一顿晚餐。在他生活中整个事业持续地冲向毁灭的时刻,他所能抓住不放的就是——一顿晚餐。

他恪尽职守地回到烛光通明的阳台上,脑袋里想着一切他弄不明白的东西。

菜没有了,沙拉也被吃掉,大家已经用过点心,那是麦克弗森店里买的新鲜的草莓大黄馅饼。瑞典佬看到大家重新就座吃最后一道菜。沃库特,依然把他邪恶的狗屎隐藏起来,躲进夏威夷衬衫和紫红色裤子里,他已换坐到桌对面与乌曼诺夫夫妻交谈。他们都和蔼可亲,一起欢笑,话题已不是《深喉管》了。其实《深喉管》从来就不是真正的话题。在《深喉管》的下面不断涌现的是比它可恨得多、更为出轨的关于梅丽、关于谢拉、关于希利、关于沃库特和多恩的话题,关于邻居和朋友间的放荡、背叛、欺骗、奸诈、不和的话题,残忍的话题。嘲笑人类的正直,废除所有道德的责任——这就是今晚的话题!

瑞典佬的母亲走过去坐在多恩旁边,多恩此时正在与萨尔孜曼夫妇交谈。他父亲和杰西已不见踪影。

多恩问,“很重要?”

“是捷克的那家伙,那位领事,是我需要的信息。我父亲呢?”

他盼望她说“死了”,可是她四下望望,只说了声“不知道”,又回头看着希利和谢拉。

“爸爸和沃库特夫人走开了,”他母亲小声说道,“他们一起到哪里去了。我想是在屋里。”

沃库特朝他走过来。他们的个子差不多,都很魁梧,但瑞典佬总是更强壮一些,一直可以追溯到他们二十多岁的时候。那时梅丽才出生,利沃夫一家刚从纽瓦克的伊丽莎白大街公寓房搬到旧里姆洛克来,这位新来者星期六早上开始在沃库特家后面的触身式橄榄球活动中露面。到那里为的是好玩,呼吸新鲜空气,享受摸着球的感觉和友情,想结交一些新朋友,瑞典佬丝毫没有想到炫耀或显得高人一等,除了他毫无选择的时候以外:沃库特在球场下和蔼可亲,总能为他人着想。他一上场就乱动手脚,连瑞典佬都觉得他不像运动员的样子——瑞典佬认为这样太可耻和遭人烦,是这种临时玩玩的活动里最糟糕的行为,即使沃库特那个队碰巧落后也不该如此。这种事情一连发生了两个星期后,他决定在第三个星期做他任何时候都可以做的事——把他撞倒。所以在球赛快结束时,用一个快速的动作——借助另一个人的重量来造成这种伤害——他马上就成功地接住了巴克·鲁宾森的一个长传,当他有把握沃库特就趴在他脚下的草地上时,才一跃而起,扑将过去。跃起时,他最先想到的是,“我不喜欢被人看不起”,这正是多恩不愿加入沃库特家族墓地巡游时说的那句话。他独自冲向球门线,并没意识到多恩的易受攻击的脆弱性是怎样影响了他,也没有想到他妻子的那种极少的可能性使他怎样不安分(根据她的面容,他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她觉得自己作为一名爱尔兰人管子工的女儿在伊丽莎白长大,在这里肯定会遭人耻笑。当他得分后回过头来,他看见沃库特还躺在地上,他想道,“两百年的莫里斯县历史直挺挺地躺在那里——那将会教你小看多恩·利沃夫。下次你会全场球赛都在地上玩”,然后,他才一路小跑回去看看沃库特怎样了。

瑞典佬一踏上阳台他就清楚,自己会毫不费力地拿着沃库特的脑袋在石板上猛撞,想撞多少次就多少次,直到把他送入他那了不起的家族墓地。是啊,这家伙有毛病,一直是这样,瑞典佬早就知道——从那些糟糕的绘画中知道,从他后院临时球赛中粗鲁的手法上知道,甚至在墓地的时候就知道,当时沃库特花了整整一个小时以异教徒的方式招待一个犹太人观光者……是啊,从一开始就有了极大的不满。多恩说那是艺术,现代艺术,一直单调地展示在他们客厅的墙壁上,那就是威廉·沃库特的不满。可是,现在他拥有我的妻子。他有了修补过的重新充满生机的1949年的新泽西小姐,以取代他不幸的杰西。成功了,现在都到手了,这贪婪的、盗窃成性的狗杂种。

“你父亲是个好人,”沃库特说,“杰西到外面来时一般没有谁这样关注她。那就是为什么她不愿出来。他是个非常慷慨大方的人。他很坦率,对吧?没有什么不讲。你可以了解他的全部。不用提防他人,问心无愧,自己创业发家,一个令人惊讶的人,真的。了不起的人。他总有自己的特性,即使我这样的人也不得不羡慕这一切。”

啊,我敢说你是这样,你这狗杂种。取笑我们,你这淫棍。就这样笑吧。

“他们在哪里?”瑞典佬问。

“他告诉她,只有一种方法吃新鲜馅饼。那就是坐在厨房的餐桌边,就着一杯上好的冷牛奶。我猜他们正在厨房里喝牛奶。杰西学了她不必知道那么多的关于手套制作的知识。那也不错,我希望你不介意我不能把她留在家里。”

“我刚才看到你的房子模型,”瑞典佬告诉他,“就在多恩的书房里。”但是他现在看到的是沃库特左边脸上的一颗痣,一颗黑痣,就在从鼻子到嘴角的褶皱里。沃库特除了大鼻子,还配上一颗丑陋的痣。她觉得那颗痣吸引人?她吻那颗痣吗?她根本没有注意这家伙脸上有点胖?或者说,考虑到是一个旧里姆洛克上层社会的男孩,她就不在乎他的长相,就像伊斯顿妓院那些女郎一样泰然自若、职业性地无所谓?

“啊哈。”沃库特说,亲切地装做他是多么地没有把握。他用这双手玩球、穿那些衬衫、画那些画、操邻居的妻子,还成功地做到这一切,让人觉得自己始终都是一个理智的、深不可测的人。全是外表和托词。他工作非常辛苦,多恩说,成了一个单向度的人。高贵时超过绅士,低贱时不如耗子。酗酒是藏在他的妻子身上的魔鬼,性欲和敌意则是藏在他身上的魔鬼,是封存起来的、文明化的、掠夺性的。他是为了加强他们家族的进攻性——出身的优越性——那种小心谨慎的作风的进攻性。这仁慈的环境保护主义者,这老谋深算的掠食者,保护着他生来就有的,同时也秘密地获取所没有的。这是威廉·沃库特的文明化的野蛮,是他动物行为的文明形式。我更喜欢牛群。“晚饭后应该有——长篇大论。”沃库特说。“能想像没有长篇大论?”他问道。“我认为不行。”

当然——做到无人知晓才是目的。然后你便可以有条不紊地生活,窃用那些漂亮的妻子。在厨房里他就应该用煎锅砸这两人的脑袋。

“有过了,那么多。”瑞典佬说。由于他控制不住要和沃库特讲话,他又说道,“很有趣。我现在有了关于光线的想法。我想让阳光照到所有那些墙上,那会很壮观。我想在里面你会感到非常愉快。”

沃库特笑了起来,“你,你指的是你。”

可是瑞典佬并没有听出自己的错误。他没有听到,因为一个重要的想法出现在脑海里:他应该做什么,却没有做。

他应该控制住她,不应该把她留在那里。杰里是对的。开车去纽瓦克,马上动身,带上巴里。他们两人能够降伏她,用车把她带回旧里姆洛克。如果丽塔·科恩在那里?我就杀了她。如果她在我女儿附近,我将汽油淋在那头发上,让那小阴道烧起来。毁掉我女儿,在我面前炫耀她的阴部。毁掉我的孩子。这就是意义——他们毁掉她就是为了得到毁掉她的乐趣。带上谢拉,带上谢拉。安静下来。带着谢拉一起到纽瓦克。梅丽听谢拉的话。谢拉可以和她谈谈,把她弄出那个房间。

“——让我们来访的知识分子把一切都搞错吧。她玩法国人攻击资产阶级的那种游戏时的自鸣得意的无礼行为……”沃库特对瑞典佬讲,他对马西亚装腔作势感到好笑。“我想在她看来,她不用遵从一般宴会上应该讲些什么的规矩。但这依然令人吃惊,我常常纳闷,空虚怎么会总是伴随着聪明。她真的丝毫没有意识到她谈的什么。知道我父亲常说什么?‘全是脑袋,没有智慧。越机灵,越愚蠢。’很恰当。”

不要多恩?不。多恩不想和他们的灾难再有任何关系。她只是在等待中才和他在一起,直到房子建起来。自己去干吧。回到你那该死的车里,去接她。你爱她,还是不爱她?你向她让步正如你向父亲让步一样,也和你向生活中的一切让步一样。你害怕将野兽从笼子里放出来。她成了对世俗行为不错的批评家。你却把自己隐藏起来。你从不自己拿主意!可是他怎么才能将梅丽带回家,现在,今晚,戴着那面纱,父亲也在此?如果他父亲见到她,会当场毙命。那么到其他地方?他能带她到哪里?他们两人到波多黎各去生活?多恩不会关心他到哪里。她只要沃库特。他必须在她再次踏进那条隧道之前接走她。别去想丽塔·科恩。他才不在乎。给梅丽找个地方住,必须没有那条隧道。那才是重要的。就从隧道着手,以免她在那里被人杀掉。在早晨之前,在她离开那房间之前——就从那里开始。

他在不断地崩溃,以他自己了解的唯一的方式坚持下去,那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崩溃,而是在下沉,整个晚上都由于重负下沉而逐步消失。这人从未完全放开过,爆发过,只是下沉……但是现在,非常明确该做什么。黎明前将她从那里接出来。

黎明(多恩)以后<sup><small>[42]</small>。黎明以后的生活难以想像。没有多恩,他将一事无成。可是她想要沃库特。“那新教徒白人的温柔,”她说过,差不多是打着哈欠表达了她的观点。然而,那种温柔对小小的爱尔兰天主教姑娘却有可怕的魔力。梅丽·利沃夫的母亲需要的就是威廉·沃库特三世。这位戴绿帽子的丈夫清楚。当然,现在才清楚这一切。谁能带她回到她一直都向往的梦境?美国先生。有沃库特做伴,她将回到原来的轨道。春湖、大西洋城、现在是美国先生。摆脱我们孩子的污点,在她信任状上的污点,摆脱炸毁百货商店的污点,她又可以开始过洁白无瑕的生活。可是我被百货商店挡住了去路,她也明白这一点,知道我不被容许前行,我再也没有任何用处。这是她和我并肩而行的终点。

他取过一张椅子,坐到妻子和母亲的中间,甚至当多恩正在讲话时,他握住了她的手。握一个人的手有一百种不同的方式。有和小孩握手的方式,和朋友握手的方式,和年迈的父母握手的方式,和即将分别、濒临死亡、已经去世的人握手的方式。他握着多恩的手,用的是一个男人对他爱慕的女人的方式。所有的激情都传输到他的紧握之中,似乎加在手掌上的压力可以引起两个灵魂的转移,似乎手指的交错连接象征着每一种亲昵。他握住多恩的手,似乎他对自己的生活处境一无所知。

就在此时他想道:她也想回到我的身边。可是她不能,因为一切太糟糕。她还能怎么办?她肯定认为她是毒药,生了一个杀人犯。她必须戴上一顶新皇冠。

他应该听父亲的话,永远别娶她。他公然反抗他,仅此一次,但那就是所需要的——奏效了。他父亲曾说过,“有成百上千的犹太姑娘,可你非要找她。你在南卡罗来纳找到一位,邓里维,可你看到了光明,扔掉她。你回到家,在这里发现了德威尔。塞莫尔,为什么?”瑞典佬不能对他说,“南卡罗来纳那位姑娘很漂亮,可是没有多恩一半漂亮。”他不能对他说,“美貌的威力是个毫无理性的东西。”他才二十三岁,能说的只是,“我爱上她了。”

“‘爱上’,那是什么意思?当你有了孩子,‘爱上’会为你做什么?你怎么抚养孩子?作为天主教徒?作为犹太人?不,你将来养大的孩子既不是这种也不是那种——全是因为你‘爱上’。”

他父亲说得对,发生的一切不出所料。他们养大的孩子既不是天主教徒也不是犹太人,先是一个结巴,然后成了杀人犯,最终变为耆那教徒。他这一辈子都在努力,决不犯任何错误,可那就是他所做的。他将所有的冤屈都封闭起来,藏在自己心里,尽一个人的能力把它深埋下去,可是它还是冒了出来,只因一位姑娘漂亮。他生命中最严肃的事情,似乎从他一出生起,就是避免他所爱的人们遭受苦难,就是好心待人,永远和蔼可亲。那就是为什么他要带着多恩到工厂办公室与父亲秘密见面——努力打破宗教僵局,避免使他们中的任何一位不开心。这次见面是他父亲提出来的:面对面,在“那位姑娘”(娄·利沃夫慷慨地在瑞典佬面前这样提到她)与“食人魔鬼”(那位姑娘这样称呼他)之间进行。多恩并不害怕,让瑞典佬吃惊的是,她居然同意。“我身穿泳装走上T型台,不是吗?那不容易,你可能不懂。两万五千人。那不是种非常高贵的感觉,穿着鲜亮的白色泳装和高跟鞋,被两万五千人盯着看。我穿着泳装出现在游行队伍里,那是在卡姆登市

<sup><small>[43]</small>,七月四日。我不得不那样做,我恨那一天。我父亲几乎死掉。可是我做了。我用胶带将该死的泳装粘到皮肤上,塞莫尔,这样它就不会往上爬——把胶带贴在自己背后。我觉得自己像个畸形人。可是我接受了新泽西小姐这个工作,所以就去干。一项非常累人的工作,州里每一个城市,每次出场五十美元。如果你工作卖力,酬金增加,于是我就去干。拼命去做完全不同的、吓死我的那种事——可是我做了。圣诞节我突然向父母宣布联合县小姐的消息——你认为那很有趣?可是我做了。如果我能做那一切,我就能做这事,因为这不是做一个站在巡游花车上的傻女孩,这是我的生活,我的整个未来。这是为了继续!但是你得在场,是吧?我不能独自到那里去。你必须在那里!”

她这么令人难以置信地勇敢,他毫无选择,只好说,“我还能在哪里?”在去工厂的路上他警告她别提玫瑰经<sup><small>[44]</small>念珠、十字架或天堂,尽量离耶稣远一点。“如果他问家里是否挂着十字架,就说没有。”“可那是撒谎。我不能说没有。”“那么说有一个。”“那是谎话。”“多尼,如果你说三个也没有多大益处。一个和三个是一样。你的意思同样表达清楚了。就这样说,为了我,说有一个。”“我们看着办。”“你用不着提起其他废物。”“其他什么废物?”“圣母玛利亚。”“那不是废物。”“塑像,好了吧?忘了它。如果他问,‘你们有塑像吗?’就告诉他没有,只对他说,‘我们没有塑像,没有画,就一个十字架,完了。’”他解释说,宗教饰物,就像在她家餐厅和她母亲卧室里的那些塑像,和她母亲贴在墙上的那些画,都是让他父亲难受的东西。他不是在维护他父亲的地位。他只是解释说,那个人是以某种方式成长起来的,他就是那种方式的人,没有谁能改变,所以,为什么要去激怒他呢?

反对父亲不是件轻松的事,不反对父亲也不是件轻松的事——这是他慢慢发现的。

反犹主义是另一个让人头疼的话题。小心你说的关于犹太人的话。最好只字不提犹太人。还要离神甫远一点,别谈论神甫。“别告诉他关于你父亲和神甫的故事,他小时候在乡村俱乐部当球童的事情。”“我为什么会告诉他那件事?”“我不知道,但是别靠得太近。”“为什么?”“我不知道——只是别那样。”

其实他知道为什么。如果她告诉他,第一次发现神甫们有生殖器时,她父亲正在衣帽间里,当时他周末去做球童,那之前他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生理上也有性欲,他自己的父亲很有可能要问她,“你知道他们在行割礼后用犹太小男孩的包皮做什么?”而她肯定会说,“我不知道,利沃夫先生。他们用包皮做什么?”利沃夫先生会回答——他最喜欢的一个玩笑——“他们把它们寄回爱尔兰。他们等着,直到他们收集够了,就把它们寄到爱尔兰,用它们做出神甫来。”

那是一次瑞典佬永远也无法忘记的谈话,正因为他父亲说的那些东西,谈话才不太像他预想的那样。多恩将它变成了一次难忘的交流。她很坦率,并没有那么认真地编造有关她父母的事情或任何他以为对她来说很重要的事情——她的勇气才是令人难忘的。

她比未婚夫要矮足足一英尺多,按照其中一个对丹尼·德威尔很有信心的评委在大赛后的说法,她未能进入大西洋城比赛的前十名,只是因为脱掉高跟鞋后身高才五英尺两英寸半,而在那一年五六个同样聪明和漂亮的姑娘肯定就要看身材了。这种娇小(是否真的使她在筛选时丧失资格——也难以给瑞典佬满意的解释,为什么亚利桑那小姐应该夺得那次的桂冠,而她才五英尺三英寸)只是加强了他对多恩的倾心。在一个像瑞典佬这样天生就有责任感的年轻人看来——而且这个英俊男孩总在努力不让人只把他看做徒有惊人的外表——多恩只有五英尺二,这件事在他内心更加激起一种男子汉挺身而出、提供保护的冲动。在那次多恩与他父亲的漫长而艰难的谈判之前,他全然不知自己爱上了一位如此坚强的女孩。

除了她家十字架的个数,她能果断撒谎的另一件事就是洗礼,在这一点上她最后似乎快要停止抵抗了,好不容易才熬过了三小时的谈判,在这期间瑞典佬觉得令人吃惊的是他父亲竟然马上就放弃了这个话题。后来他才意识到父亲故意拉长谈判的时间,直到这位二十二岁的姑娘快要筋疲力尽时才作罢。他在洗礼这个问题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只和她聊了圣诞节前夕、圣诞节和复活节无边女帽就收场了。

梅丽出生后,多恩还是给她进行了洗礼。她本来可以自己举行洗礼,或者请她母亲来干。但她还是想正式一些,所以请了一位神甫和一些教父,把孩子带到教堂举行洗礼。在娄·利沃夫偶然在旧里姆洛克那房子的一间无人使用的卧室抽屉里发现洗礼证书之前,无人知道此事——只有瑞典佬,多恩当天晚上就告诉他了,刚洗礼过的婴儿已经入睡。她已去除原罪、注定将上天堂。等洗礼证书重见天日的时候,梅丽已经是一个六岁大的家中宝贝,她引起的不安很快就平息了。尽管如此,那并不意味着瑞典佬的父亲能够动摇自己的信念,他认为梅丽生活中的艰辛背后就是那次秘密的洗礼:那件事、圣诞树、复活节无边女帽,足够让这女孩永远也弄不清楚她到底是谁。那件事,还有她的德威尔姥姥——她也无济于事。梅丽出生七年后,多恩的父亲第二次心脏病发作,在安装炉子的时候突然去世。从那时起,没有什么能将德威尔姥姥拖出圣吉纳维芙教堂。她每次只要遇到梅丽,便诱使她上教堂,只有上帝知道她们在那里给她灌输了什么。瑞典佬现在要相信父亲得多——关于这事,关于一切事情,真的,比起他自己成为父亲之前——总是对他说,“爸,梅丽把这一切不当一回事。对她来说那只是姥姥和姥姥做的事情。和多恩的母亲一起上教堂对梅丽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可是他父亲不买账。“她跪下了,不是吗?她们到那里做的那一套,梅丽跪在地上——对吧?”“是啊,当然,我猜也是这样,她跪下了。但是那对她毫无意义。”“是吗?对我却很有意义——意义很大!”

娄·利沃夫退却了——也就是说,在儿子面前——不将梅丽的尖叫声归罪于洗礼。但是他和妻子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没有这样小心了。他愤怒地想到那位德威尔女人使孙女受“某种天主教废话”的罪,他大声地质问,梅丽第一年的高声尖叫把全家人都吓得要死,难道不是那次秘密的洗礼一直在暗地里作祟吗。也许发生在梅丽身上的一切糟糕的事情,甚至那件最糟糕的,都起源于那个时候和那个地方。

她尖叫着来到这世上,尖叫声没有停止。这孩子尖叫时嘴张得太大,脸上细小的血管都裂开了。医生起先以为是腹痛,可是持续了三个月。为了找到另外的答案,多恩带她去做了各种检查,看了各种医生——然而梅丽并不让你失望,她当场也会叫起来。有一次多恩甚至从尿布上挤出一些尿来,拿去让医生化验。那时,他们有随遇而安的迈拉做管家,一个高大、欢快的酒吧招待的女儿,来自莫里斯顿的小都柏林。如果梅丽闹起来、放声尖叫,她总是抱起梅丽,让她依偎在她枕头似的丰满胸脯上,低语柔情地安抚她,就像对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可是迈拉这样做,效果并不比多恩的好多少。为了控制引发那种尖叫的机能,没有哪一种方法多恩没有尝试过。她带梅丽去超市时,事先要做充分的准备,似乎要用催眠术让孩子进入安静的状态。要去购物,她总会给她洗个澡,睡会儿觉,换上漂亮的干净衣服,把她在车上安顿好,用购物车推着她四下转悠——也许一切都很正常,直到有人走上前来,在推车上弯着腰说道,“啊,多可爱的宝宝,”那就糟了:接下来就是无法安抚的二十四小时。晚饭时,多恩会对瑞典佬说,“所有努力全白费了,快要把我逼疯了。如果有用的话,我宁愿倒立起来——可没有用。”梅丽第一个生日的家庭电影里面,大家都在唱“生日快乐”,梅丽却坐在她的高背椅上高声尖叫。但是只过了几个星期,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这种尖叫的狂怒开始减弱,然后次数越来越少,到她一岁半时一切都变得美妙,并保持下来,直到开始结巴。

梅丽身上出现的毛病是她爷爷那天早晨在中央大街见面时就预料到的。瑞典佬坐在办公室角落的一张椅子上,完全脱离战线,每当多恩提到耶稣,他都痛苦地透过玻璃观看车间里正在缝纫机上工作的一百二十名女工——其他时候他总盯着自己的脚。娄·利沃夫铁青着脸坐在桌前,那不是他喜欢的、在外面生产车间喧闹的活动中心的书桌,而是他很少使用的、躲在玻璃隔间里寻求安静的书桌。多恩并没有哭,没有崩溃、撒谎,真的,实际上很少——只是坚守自己的阵地,就靠她那六十二点五英寸<sup><small>[45]</small>。多恩——她为这样的严加盘问做过的一次准备是在她参选新泽西小姐时的面试。她的得分已经很高了,当时她站在五位就坐的评委面前,回答有关她生平的问题——感觉不错。

下面是瑞典佬永远也忘不了的问话的开场白:

德威尔小姐,你的全名是什么?<sup><small>[46]</small>

玛丽·多恩·德威尔。

玛丽·多恩,你脖子上戴十字架吗?

我有。高中时我戴了一段时间。

那么,你认为自己是信教的人。

不。那不是我佩戴的原因。我戴它是因为我参加过静修,回家后才开始戴上十字架。那不是一个很大的宗教标志,只象征着参加过这种周末静修,我在那里交了许多朋友。这方面的意义远远超过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的标志。

你家里有十字架吗?挂起来吗?

只有一个。

你母亲虔诚吗?

啊,她上教堂。

多久去一次?

经常。每个星期天,从不间断。还有就是在大斋节<sup><small>[47]</small>,她们每天都去。

她从那里得到什么?

从那里得到?我不知道我是否清楚。她得到安慰。教堂里能得到安慰。我奶奶死后她常去教堂。有谁死了或病了,它会给你某种安慰。有点作用。你为了某种目的念玫瑰经——

玫瑰经就是用念珠?

是的,先生。

你母亲也那样做?

啊,当然。

我明白了。你父亲也像那样?

像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