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牧歌(菲利普·罗斯)_8（1 / 2）_美国牧歌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晚饭时——在外面的后阳台上，夜幕渐渐降临，瑞典佬感到夜晚似乎停滞不动了、被悬浮起来，他内心产生出一种忧伤，觉得再没有什么东西可遵循，没有什么事情可发生，觉得进了一口用时间雕凿而成的棺材，他永远无法逃离——客人中还有乌曼诺夫家的马西亚和巴里、萨尔孜曼家的谢拉和希利。只是在几小时前瑞典佬才知道谢拉·萨尔孜曼这位语言矫正师在爆炸发生后将梅丽藏起来。萨尔孜曼夫妇没有告诉过他。要是他们说了——她一到那里就打来电话，那时他们对他负责一点……他不能想下去。他若再往下想的话，假如不让梅丽去逃亡，一切都不会发生了……这样想也没用。他坐在餐桌旁，只顾发呆——静止不动、软弱无力、反应迟钝，看不见他超乎常人的乐观所表现出的爽朗大方和生机活力。这一生作为商人、运动员和美国陆战队员的敏捷都未能使他适应被俘虏、被关进毫无未来的箱子里的处境。他在里面不去想他的女儿会怎样，不去想萨尔孜曼是怎样帮助她的，不去想……想他妻子会怎样。他该快些吃完，不去想他能够想的那些东西。他应该永远这么做。不管他多么渴望出去，他都要死死地停在这一刻，留在盒子里。否则，这世界将爆炸。

巴里·乌曼诺夫，瑞典佬以前的队友和高中时最亲密的朋友，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律教授。每当有老乡从佛罗里达飞过来时，巴里和他妻子都会应邀赴宴。看见巴里，他父亲总是那么开心，部分原因是巴里从一个移民裁缝的儿子变成了大学教授，还由于娄·利沃夫——错误地，虽然瑞典佬装做并不在意——感谢巴里·乌曼诺夫让塞莫尔放下棒球手套进入商界。每年夏天娄都会提到巴里“顾问”——从高中时起他就这样称呼他了——想起巴里为利沃夫家做的好事，他用职业的严肃态度树立了榜样，可是巴里总说，他要是球玩得有瑞典佬百分之一好的话，没有谁能让他靠近法学院。

在瑞典佬禁止梅丽到纽约之前，她好几次来纽约时都和巴里、马西亚·乌曼诺夫一块过夜。梅丽从旧里姆洛克消失后，瑞典佬也是向巴里进行法律咨询的。巴里带他去见曼哈顿的公诉人谢威兹。瑞典佬要谢威兹对他实话实说——如果他女儿被抓住并证明有罪，对她最重的惩罚是什么?——他被告知，“七至十年。”“但是，”谢威兹说，“如果那么做是由于反战运动的激情所致，如果是意外发生，如果尽量采取了措施以防对他人的伤害……我们怎么知道她是一个人干的?我们不知道。甚至我们就是知道是她干的我们也不知道。没有重大的政治背景，没有那么多的言论，没有那么多的暴力演讲，只是这么个孩子，她自己会故意杀人?我们怎么知道她制造炸弹或引爆炸弹?制造炸弹，你必须非常老练——这孩子能点燃一根火柴吗?”“她理科很好，”瑞典佬说，“她化学课优秀。”“她在化学课制造过炸弹?”“没有，当然没有——不会的。”“那么，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她会点燃火柴吗?这都可以是为她进行的辩护。我们不知道她做了什么，我们不知道她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什么都不了解，其他人也一样。她也许得过威斯汀豪斯科学奖[29]，我们却不知道。这能证明什么?也许很少。既然你问我，最糟糕的是七至十年。可是我们可以假设她被当成少年犯处理。根据少年法，她将被判二至三年，即使她对什么事情都承认有罪，案底也会保密，谁也看不到。看，这一切要看她在杀人案里的作用。不用想得太糟。如果孩子来的话，即使她与之有关，我们也许会帮她解脱，不再留下什么。”就在几小时前——他知道在俄勒冈的公社里，制造炸弹是她的专长，从她自己那不再口吃的嘴里，他听到她要负责的不是一次意外的死亡，而是冷酷地杀害了四个人——谢威兹的话有时是他不愿放弃的全部指望。这人不空谈，只要走进他的办公室你就能看出来。谢威兹这种人总想被证明是正确的，实现愿望是他的职责。巴里有言在先，他说谢威兹不是那种让人感觉很好的人。他说，如果孩子来的话，我们也许会帮她解脱，这并不是针对瑞典佬的期望而言的。但这是在过去，他们认为可以找到一个相信她不知道怎样点燃一根火柴的陪审团。这是在那天下午五点钟以前。

巴里的妻子马西亚是纽约的一位文学教授，即使根据瑞典佬宽宏大量的看法，也是个“难缠的人”，一个好战的反传统人士，自我意识惊人，擅长嘲讽，惯于发布处心积虑的预言，让世上的统治者惶惶不安。她的一言一行都清楚标明她的立场。她能在那里纹丝不动——你讲的时候，她咽下一切，指头轻轻叩击椅子扶手，甚至点头示意好像完全赞同——其实是在告诉你，你所说的一切都不对。为了容纳她所有的信念，她身穿带着印刷体字母的束腰长袍——阅历极深的女人，其貌不扬不仅是对传统的挑战，也标志出她是位一针见血的思想家。在她与严酷的事实之间无须废话和陈词滥调。

然而巴里很欣赏她。没人有他们俩这么大的反差，也许他们算是常说的那种异性相吸。巴里是这么深思熟虑、热情周到——从少年时起他就是如此，是瑞典佬认识的最可怜的孩子，勤奋向上的绅士，棒球队可靠的接球手，最后成为班上的告别演说者，服完兵役后享受士兵福利进了纽约大学。他就是在那里遇见马西亚·谢瓦兹的。瑞典佬很难理解，一个这么强壮，也并不是不漂亮的小伙子怎么会在二十二岁时放弃与这世上其他人交往的欲望，选择马西亚·谢瓦兹，一个如此固执己见的女大学生。有她在场，瑞典佬必须奋力挣扎才能保持清醒。可是巴里喜欢她，坐在那里听她讲话，毫不在乎她是个懒汉，甚至在大学里也穿得像人家的祖母，轻松欢快的双眼罩着沉重的眼镜显得更大，让人难受。她各方面都与多恩恰恰相反。马西亚，一个自我造就的革命者——是啊，要是梅丽聆听着马西亚的教诲长大……可是多恩?漂亮、娇小、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多恩——为什么是多恩?你到哪里寻找原因?怎么解释这种不相称?只是他们的基因玩弄的一个把戏?在要求停止越南战争的向五角大楼进军的游行中，马西亚·乌曼诺夫和二十几名其他妇女被扔进囚车。正如她渴望的那样，她在哥伦比亚特区一座监狱里关了一夜。她在里面并没有停止抗议演说，直到早上才被释放。如果梅丽是她的女儿，那还说得过去。要是梅丽只斗斗嘴，只用语言和这个世界干，就像这尖刻的长舌妇一样就好了。那么，梅丽的故事也不会以一颗炸弹开始和结束，那会完全是另一个故事。可是一颗炸弹。一颗炸弹。一颗炸弹讲完了整个该死的故事。

很难说清楚巴里娶那女人的事，也许是他家里太穷的缘故。谁知道?她的敌意、她的高人一等的神态、她给人的不洁感觉，所有这些都让瑞典佬觉得作为朋友无法忍受的东西，更别提伴侣了——似乎恰恰是这些特性让巴里更欣赏他的妻子，真让人大惑不解，但确实如此。一个理智健全的人会崇拜另一个理智健全的人连半小时都难以忍受的人物。只因这是一个谜，瑞典佬才尽量克制自己的厌恶，调整自己的评判，只将马西亚·乌曼诺夫看做来自另一世界的怪物，来自学术圈子，来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那里总有反叛人物，不管你对他们说的什么提出挑战，都会受到赞赏。他们以否定方式所获得的东西让他难以理解。在他看来，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能克服这些东西会更有出息。马西亚虽然常常刺激他人和研究他人，也并不意味着她真的喜欢这样做。当他发现这就是她在曼哈顿与人交往的方式时，他不认为她恶毒，而且也不相信巴里·乌曼诺夫——曾经比他亲弟弟还亲近的人——会娶一个恶毒的人。和往常一样，瑞典佬由于无法判断因果关系，只好不作任何反应（这与他父亲的条件反射似的怀疑态度不同），让生活的岁月去衡量，所以他显得宽厚和仁慈。他最多只是认为马西亚“难缠”，“啊，我们就当她是一盏不省油的灯好啦”。

但是多恩讨厌她。讨厌她是因为她清楚马西亚也看不起她，因为她曾经是新泽西小姐。多恩不能忍受人们只把那件事情当做她的一生，而马西亚特别令人烦恼的是她用根本解释不了多恩的故事来解释她的那种爱好——现在也很难解释她——如此洋洋得意地展示出来。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多恩告诉乌曼诺夫两口子有关她父亲的心脏病，家里没有收入，她意识到大学的校门将对她兄弟关上……整个奖学金的事，没有哪一件似乎能让新泽西小姐喜欢，可是被马西亚·乌曼诺夫当成了玩笑。马西亚懒得掩饰她的表情，她望着多恩时只当眼前并无一人，认为多恩装模作样地养牛，认为她这么做是为了改变形象——并不是一项严肃的活动，多恩每天干十二到十四小时，每周七天。据马西亚看来，这是一种家与园林的幻境，是由一个富有的愚蠢的女人设计出来的，这个人不是住在臭烘烘的新泽西，不，不，而是住在乡村。多恩讨厌马西亚，因为她毫不掩饰的优越感，这是针对利沃夫家的财产，针对他们的欣赏水平，针对他们喜爱的乡村生活。对她的讨厌已经超过讨厌本身，多恩相信马西亚私下里非常开心梅丽被指控干了那种事情。

马西亚感情中特殊的位置留给了越南人——越南北方的人们。她在政治信念或国际事务中表示同情的看法上从未妥协过，即使近在咫尺、亲眼目睹灾难降临到丈夫最好的朋友身上也不改变。这使得多恩对其大加谴责，可是瑞典佬并不相信，倒不是因为他能为马西亚的荣誉担保，而是因为巴里·乌曼诺夫的正直不容置疑。“我不许她跨进这个家！一头猪都比那女人更有人性！我不管她拿了多少个学位——她毫无感情，是个瞎子！她是我一生中遇到的眼睛最瞎的、自以为是、心胸狭隘、令人讨厌的所谓的聪明人，我不想她到咱家来！”“可是，我也不便邀请巴里单独来。”“那么巴里也不来。”“巴里必须来。我想让巴里来。父亲特别想在这里看到巴里，他希望如此。这是巴里，是他带我去见谢威兹的。”“是那个女人将梅丽拉进去的。你不明白?那就是梅丽去的地方！到纽约——到他们那里！是他们给她提供的藏身之处！有人做过，有人不得不做。她家里有真正的扔炸弹的人——刺激了她。她将她藏起来不给我们，在梅丽最需要父母时将她藏起来不给我们。马西亚·乌曼诺夫就是把她转入地下活动的人！”“梅丽以前并不愿住在他们那里。她在巴里家只住了两个晚上。就是那样。第三次她没有露面。你不记得了。她到其他地方过夜，再没有到乌曼诺夫家去。”“马西亚就是那个人，塞莫尔。谁还与她有联系?这个好教父，那个好教父，把鲜血泼到征兵登记本上。她那么喜欢她的反战牧师，那么亲密——可他们不是牧师，塞莫尔！牧师不是伟大的思想直率的自由主义者。否则他们不可能成为牧师。那确实不是牧师应该做的事情——他们只应该停止为去那里的孩子们祈祷。她为什么喜欢这些牧师是因为他们不是牧师。她爱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在教会，是因为他们在做其他事情。在她看来，这些人在给教会抹黑。他们在做教会以外的事，不是扮演牧师的正常角色。这些牧师是对我们成长所需东西的侮辱，那就是她喜欢的。这条肥母狗对这一切东西都有兴趣。我恨她，恨死她！”“好啦。我听够啦。你想怎么恨她都行，”他说，“但是不要因她没有做过的事情，她并没有那样做，多恩。你用虚构的东西把自己逼疯。”

那不是真的。不是马西亚拉梅丽进去的。马西亚只动嘴——总是这样：毫无意义、故弄玄虚的谈话，那些为了不择手段地展示自己，决不示弱、争强好胜的言辞只表现出马西亚的知识分子的虚荣心和她古怪的信仰，她所有的姿态都为了自己独立的心理。是谢拉·萨尔孜曼将梅丽拉进去的，这位莫里斯顿的语言矫正师。这可爱、和蔼、语气轻柔的年轻女士，有一阵子给梅丽那么多的希望和信心。这位老师给梅丽提供了那些“策略”去克服她的障碍，并取代奥黛丽·赫本成为她心中的女英雄。在多恩服用镇静剂，在医院进进出出的那几个月里，在谢拉和瑞典佬不再忽视自己生命的全部职责的那几个月里，在这两位很有条理的、举止端庄的人能够控制自己以免危及他们珍贵的稳定感之前的那几个月里，谢拉·萨尔孜曼成了瑞典佬·利沃夫的情妇。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情妇。一种最不像瑞典佬式的关系，不协调、难以置信，甚至令人可笑。“情妇”，在那种失去光泽的生活氛围里不太可能——可就是在梅丽失踪后的那四个月里，这便是谢拉对他的意义。

大家在餐桌上谈的是水门事件和《深喉管》。除了瑞典佬的父母和沃库特夫妇，大家都去看过这部X级影片，它是由一位名叫林达·拉维里丝的年轻色情女演员主演的。这部电影已经不局限在成人影院上演了，在泽西城所有社区影院都很火爆。让他吃惊的是，谢拉·萨尔孜曼说，那些选举人竭尽全力把虚伪的、假装强调道德虔诚的共和党政客推选为总统和副总统，他们应该利用这部用图像夸张口交场面的影片。

“去看这部电影的也许不是同一批人。”多恩说。

“麦克戈文耐茨?”马西亚·乌曼诺夫问她。

“在这桌上是的。”多恩回答道，早已被无法容忍的这个女人在晚宴的开场白激怒了。

“喂，”瑞典佬的父亲说，“这两件事情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这对我来说是个谜。首先，我不明白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看那种垃圾。纯粹是垃圾——顾问，我说的对吗?”他看着巴里希望他赞同。

“是一种垃圾。”巴里说。

“那你们为什么要让它进入你们的生活?”

“它溜进来的，利沃夫先生，”比尔·沃库特友好地对他说，“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外面有的东西都会溜进来。它朝里面涌，社会不一样了，恐怕您没听说过。”

“啊，我听说过，先生。我来自纽瓦克旧城区，听到许多不想听的东西。看，爱尔兰人管理过城市，意大利人管理过城市，现在让有色人管理城市。这不是我想说的，我没有什么可反对的。轮到有色人接触钱柜了?我不是昨天才出生。在纽瓦克，腐败是这场游戏的名称。新的、第一位的是种族，再就是税收，还加上腐败，这就是你们的问题。七美元，七十六美分。这就是纽瓦克的税率。我不管你们多大还是多小，我在这里告诉你们，这种税率你们不可能经营一家企业。通用电器在1953年就搬走了。通用、威斯汀豪斯、雷蒙德大街的布莱耶、赛璐珞，都离开了这座城市。它们都是大雇主。在暴乱之前，在种族仇恨加深之前，它们都走了。种族问题是蛋糕上的冰块。街道无人打扫，烧毁的汽车无人拖走，人们住在废弃的房子里，剩下的房屋在燃烧。失业、污秽、贫困，更加肮脏，更加贫困。教育没有了，学校是灾难。每个街角都是辍学的学生，他们无事可干，只好贩毒，只好惹事。那些项目——我最好别提项目。警察接受贿赂。人所共知的每一种弊病。早在1964年我就对儿子说，‘塞莫尔，走吧。’‘搬走。’我说。可是他不听。帕特森[30]发展了，伊丽莎白发展了，泽西城发展了。你两眼瞎了，看不见要发生的事。我这样对塞莫尔讲。‘纽瓦克是第二个沃茨[31]，’我告诉他，‘你以前在这里听我说，这是1967年的夏天。’我就是这样预言过。塞莫尔，是吗?实际上可以精确到某一天。”

“确实如此。”瑞典佬承认。

“制造业在纽瓦克完了。纽瓦克也完了。暴乱还是很厉害，即使比不上华盛顿、洛杉矶和底特律。但是，记住我说的话，纽瓦克这个城市再也不能恢复元气。它不行。还有手套业?在美国?毁掉了，也完蛋了，只有我儿子还在坚持。又过了五年，除了政府合同，没有在美国生产一双手套，波多黎各也没有。他们已经到了菲律宾，那些大家伙。将来要到印度，到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你们会看到的，全世界到处生产手套，除了这里。只是工会，不会让我们破产。当然工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可是有些厂商也不明白——‘我不会再多给狗杂种们五美分了。’这家伙现在开着凯迪拉克，冬天待在佛罗里达。不，很多厂商没有想通。工会根本不了解来自海外的竞争，我毫不怀疑。工会也加快了手套业的消亡，大家做工粗糙，无法赚钱。工会的计件要求将许多人赶出这一行，或者迁往海外。在三十年代，与我们的竞争主要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意大利。战争来临挽救了我们，是政府合同。军需官一下订购了七千七百万副手套，手套商富起来。可是战争结束了。我要说的是，即使早在那些好日子里末日也已经来临。我们的衰败是因为我们绝对竞争不过海外。我们加速了这种结束是缺乏对两方面的正确判断。不管怎样都无法挽回。能够阻止它的只有一样东西——我也不赞成，我想你们也不能阻止世界贸易，你们也不应该——能阻止它的唯一办法是设置贸易关卡，不只是百分之五的税，而是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

“娄，”他妻子说，“你说的哪样东西与这电影有关?”

“这电影?这些该死的电影?啊，当然，它们并不新鲜，你知道。我们曾有过宾诺克[32]俱乐部，那还是在几年前……还记得，周五夜间俱乐部?我们有个做电器生意的家伙。你记得他，塞莫尔，阿贝·萨克斯?”

“当然。”瑞典佬说。

“啊，我不愿意告诉你们，可是他家里有各种各样的电影。真的有。在穆尔贝利大街，我们常带孩子到那里去吃中国餐，那里有一间酒吧，你可以进去，想买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行。你们知道吗?我去看了五分钟就回厨房了，为他说句好话吧，我亲爱的朋友也这样，他现在去世了，多好的伙计，我的心也跟着去了，手套剪裁工，见鬼，他的名字叫——”

“阿尔·赫贝曼。”他妻子说。

“对。我们两个玩了一个小时的牌，直到放电影的客厅里喧闹起来，原来是那狗屁电影，那放映机，你们——随便叫——的东西起火啦。我从没有那么高兴过。那是三十年、四十年以前，到现在我还记得坐在那里和阿尔·赫贝曼玩牌，其他人在客厅里像白痴一样地淌着口水。”

他现在把这些讲给沃库特听，只朝着他一个人说道。看起来，虽然娄·利沃夫旁边就坐着一个女醉鬼作为明证，虽然无可争议的事实证明他有犹太人的渊博知识，可是出身名门的非犹太人的无政府状态还是让他难以想像，所以在餐桌上的这么多人中间，只有沃库特最能欣赏他的这番陈词滥调。他们应该是能够控制自我的可靠的人。不是他们吗?他们标出疆界。不是他们吗?他们制订规矩，就是那些到这里来的我们其他人都同意遵循的规矩。早在1935年，他坐在那间厨房里，耐心地玩牌，直到正义的力量终于战胜邪恶，让那肮脏的影片在浓烟里化为灰烬，沃库特能不钦佩他?

“啊，对不起，利沃夫先生，我要说的是，您再也不能只靠玩牌就挡住它，”沃库特对他说，“过去有把它挡在外面的办法，可现在没有了。”

“把什么挡在外面?”娄·利沃夫问。

“您谈的那些，”沃库特说，“纵容。掩饰为意识形态的变态。永久的抗议。那时候您可以走开，可以旗帜鲜明地反对，如您所说，甚至可以用玩牌来抵抗它。但现在越来越难找到解脱的办法。奇形怪状的东西正在取代人们在这个国家所喜爱的一切普通的东西。今天，被他们称做‘受压抑’的东西是让人们深受其辱的根源——就像过去不被压抑的那样。”

“是这样，是这样。让我告诉你阿尔·赫贝曼的事。你要谈过去的世界和以前的样子，我们就说说阿尔吧。多好的伙计，阿尔，英俊的家伙。靠剪裁手套富起来。那时候你做得到。有点雄心的夫妻可以弄几张皮子做起手套来。他们最后有了一间小屋，两个男人剪裁，几个妇女缝纫，就可以做手套，就可以熨烫，然后出货。他们赚钱了，自己当老板，可以一周干六十小时。很久很久以前，还是在亨利·福特支付前所未闻的每天一美元的报酬时，一名优秀的剪裁工每天会挣到五美元。但是，那时候一名普通妇女有二十双、二十五双手套算不了什么，很常见。妇女有手套柜，每套服装有各种的手套配搭——各种颜色、各种样式、各种尺寸的。任何天气，妇女外出不能没有手套。那时候，并不奇怪，妇女在手套柜台花上两三个小时，试戴三十双手套，桌子后面的女士有个水槽，每换一种颜色她都要洗一次手。精美的女士手套，我们有四分之一扣，四扣，直到八扣半。手套剪裁是了不起的职业——过去是，不管怎样。现在所有东西都是‘过去的’。像阿尔那样的剪裁工总是穿着衬衫系上领带。那时候剪裁工没有衬衫和领带是决不工作的。你可以工作到七十五岁，甚至八十岁。人们可以像阿尔那样开始，在十五岁，或者更早，干到八十岁。七十岁还是童子鸡。他们可以空闲时干，星期六和星期天。这些人总有工作，有钱送孩子上学，有钱把房子装修漂亮。阿尔能够拿起一张皮子对我说，开个玩笑，‘你想要什么，娄，八又十六分之九?’不用尺子就一下剪断，只用他的眼睛就能量得准确无误。剪裁工是主角。当然，所有这些技能的骄傲现在都消失了。在那些可以剪裁十六扣百色手套的匠人中，我认为阿尔·赫贝曼也许是在美国能做到的最后一人。当然，那种长手套已经消失了。另一个‘过去的东西’。有一种八扣的手套在那时候流行起来，用丝绸衬里，但也在1865年消失。我们当时有许多更长的手套，只好剪去上端，做成短手套，用剪下来的做另一只手套。从拇指缝这里每一英寸钉上一颗扣子，所以谈起长度我们仍然用多少扣。感谢上帝，在1960年，杰凯·肯尼迪

[33]走出来，戴着到手腕的小手套到肘关节的手套和到肘关节以上的手套，还有圆桶帽。忽然间，手套又流行起来。手套业的第一夫人。戴的是六扣半的。手套业的人们为那位太太祈祷。她自己在巴黎购物，但那有什么?那个女人把精美的女士皮手套又放回地图上了。但是，他们暗杀了肯尼迪，雅克莱恩·肯尼迪也离开白宫。这事件和超短裙成了女士时装手套的末日。暗杀肯尼迪和超短裙的到来，两者连在一起，敲响了女士时装手套的丧钟。在那之前，这是个十二个月的、全年不变的行业。那时候，女人不戴手套是不出门的，甚至在春天和夏天也是如此。现在手套是用来御寒、开车或运动——”

“娄，”他妻子说，“没有谁在谈——”

“请让我讲完。请别打断我。阿尔·赫贝曼很爱读书。没受过教育，可是他爱读书。他最喜欢的作家是沃尔特·司各特爵士[34]。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在他的一部经典小说中，有一段手套匠和鞋匠之间关于谁是更好手艺人的争论，结果手套匠赢了。你们知道他说什么?‘你做的一切，’他对鞋匠说，‘是为脚做一只连指手套。你用不着分清每个脚趾。’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是手套匠的儿子，难怪他会赢这场争论。你们不知道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是手套匠的儿子吧?除了沃尔特爵士和我的两个儿子，你们知道还有谁?威廉·莎士比亚。他父亲是个一字不识、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的手套匠。你们知道朱丽叶在阳台上时罗密欧对她说什么?大家都知道‘罗密欧，罗密欧，你在哪里?罗密欧’——她说的。可是罗密欧说什么啦?我十三岁就开始在一家制革厂干，但我能回答你们，因为我有朋友阿尔·赫贝曼，很不幸，他已经去世了。七十三岁时，他从家里出来，在冰上滑倒，摔断了脖子。太可怕了。他告诉我的。罗密欧说，‘看见她将面颊靠在手上的样子吗?我要是那只手上的手套就好了，我就能抚摸那面颊啦。’莎士比亚，历史上最著名的作家。”

“娄，亲爱的，”西尔维尔·利沃夫再次轻声地说道，“这和大家谈的有什么关系?”

“别插嘴。”他说，很不耐烦，根本不看她一眼，朝她挥动着一只手，不理睬她的反对。“可是麦戈文，”他继续说，“我一点也不明白这种说法。麦戈文与那部恶心的电影有何关系?我为麦戈文投了票。我在整个共管地里都为麦戈文的竞选运动出力。你们应该听听我是怎样忍受犹太人那些话的。尼克松怎样为以色列做过这事，为以色列做过那事，但是我提醒他们别忘了早在1948年哈里·杜鲁门就将他称为狡猾的迪克。现在看吧，他们得到的回报，我那些为冯·尼克松先生和他的暴风部队投过票的好友。我可以告诉你们谁常去看那些电影：社会渣滓、流浪汉以及没有父母监管的孩子。我儿子为什么要带他可爱的妻子去看这样一部电影，我到死也不会明白。”

“去看看，”马西亚说，“另一半人是怎么生活的。”

“我儿媳是位女士。她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

“娄，”他妻子对他说道，“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

“我不相信。他们都是聪明的、受过教育的人。”

“您太看重智力了，”马西亚对他开玩笑道，“它并不抹灭人性。”

“那是人性，那些电影?告诉我，当孩子们问时你怎么对他们讲?说它不错，健康有趣?”

“您一点也不用告诉他们，”马西亚说，“他们不会问。现在他们直接去。”

让他大惑不解的是，现在发生的一切看起来并不使她难受，一位教授，犹太教授——和孩子们在一起的人。

“我认为孩子们不会去，”希利·萨尔孜曼插话道，似乎既想打断这无聊的谈话，又想安慰瑞典佬的父亲，“我认为是青少年。”

“萨尔孜曼博士，你赞成吗?”

希利对娄·利沃夫这么多年还坚持使用的头衔一笑置之。希利是个面色苍白、身体肥胖、肩背浑圆的男人，系上蝴蝶结，穿着泡泡纱夹克，一位勤奋的家庭医生，嗓音总是那么和蔼可亲。那种苍白、那种体态、过时的金属框眼镜、无发的脑门、耳朵上边拳曲的银丝——这种天然的性欲匮乏在瑞典佬与谢拉·萨尔孜曼偷情的那几个月里，让他特别为他感到遗憾……然而他，可爱的萨尔孜曼博士，在家里接纳了梅丽，把她藏起来，不仅躲开了联邦调查局，还躲开了他，她的父亲、她在这世界上最需要的人。

我就是那样的人，瑞典佬一直在想，秘密地犯罪——甚至当希利和蔼地对瑞典佬的父亲说这番话的时候，“我赞成或者反对都与他们去不去看那些电影没什么关系。”

多恩第一次提出要到日内瓦医生的诊所做整容手术是从《时尚》杂志上读到的——他们不了解这医生，一点也不懂该怎么进行——瑞典佬悄悄地找过希利·萨尔孜曼，单独到他办公室见面。他们自己的家庭医生是瑞典佬尊敬的人，一个谨慎、认真的老人，他也会给瑞典佬出主意，回答他的问题。他会替瑞典佬劝多恩放弃这种想法。瑞典佬却给希利打电话，问他可不可以来谈谈有关家里的问题。他到达希利的办公室后，方才明白自己是到那里去忏悔的，去讲出已经过去四年的事情，也就是在梅丽失踪后他与谢拉的私情。希利笑着问他，“我怎样帮你?”瑞典佬当时觉得自己几乎要说，“请原谅我。”在整个谈话过程中，瑞典佬每次开口讲话都必须尽力打消想将一切告诉希利的念头，想说，“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整容的事。我来是因为做了我永远不该做的事。我背叛了我妻子，背叛了你，背叛了我自己。”但这样讲的话，又会背叛谢拉，不是吗?他弄不清楚到底怎么做更好，该他向她丈夫忏悔还是让她向他的妻子赔不是。不管他多么渴望摆脱这个玷污了他、压迫着他的秘密，想用一次忏悔为自己卸下重负，可是他有权牺牲谢拉来解脱自己吗?牺牲谢拉?牺牲多恩?不，这里有一种叫做伦理维护的东西。不，他不能这么一心只顾自己。拙劣的伎俩、背信弃义的花招，也许今后并没有什么好处——可是瑞典佬只要开口讲话，他就特别想对这位和蔼可亲的人说，“我是你妻子的情人，”以便从希利·萨尔孜曼身上神奇般地找回那种宁静，这也是多恩一直希望在日内瓦找到的东西。然而，他只对希利讲了他是多么反对整容手术，只列举了反对的理由。让他惊讶的是，他听到希利说，多恩也许早就有了看起来还不错的打算。“如果她认为这有助于她重新开始，”希利说，“为什么不给她机会?为什么不给这女人每一个机会?没有什么不对，塞莫尔。这是生活——不是无期徒刑，只是生活。做整容没有什么不道德的。想这样做的女人并不轻佻。她从《时尚》杂志得到启发的?那并不是将你抛到一边，她只是找到她想找的东西。你不知道有多少妇女到我这里来，她们经历过可怕的伤害，想随便谈谈，结果发现她们心中只有这东西：整形手术。没看《时尚》杂志，情感上和心理上的暗示也会产生结果，她们得到解脱。那些得到解脱的人，不能小看。我自己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我并不是说它总会发生，但是我看到它反复发生，那些失去丈夫、病入膏肓的女人……你好像并不相信我。”其实瑞典佬知道他看起来像什么：一个满脸写着“谢拉”的人。“我知道，”希利说，“它看起来像用纯粹肉体的方法去对付感情深处的东西。但是，对许多人来说，这是绝妙的获救策略。多恩也许正是她们中的一员。我想你不会像清教徒那样看待这件事。如果多恩特别想做整容，如果你陪她去，如果你支持她……”那天晚些时候，希利给在工厂的瑞典佬打来电话——他打听过拉普兰特医生的情况了。“我们这里也有和他一样好的医生，我敢肯定。但是你如果想到瑞士去，让她离开这里，在那里恢复，有什么不行?这个拉普兰特是位顶尖好手。”“希利，谢谢你，你真是太好了，”瑞典佬说道，在希利的慷慨大度的反衬下，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厌恶自己……然而同样是这家伙，与他同谋的妻子一道为梅丽提供藏身之处，不仅躲开了联邦调查局，还躲开了她的父亲和母亲。这是事实所能达到的最荒谬的事实。人们戴的是哪一种面具?我以为这些人站在我的一边，可是站在我这边的全是面具——是这么回事！整整四个月，我自己也戴上面具应付他，应付我妻子，我受不了。我到那里去告诉他，告诉他我背叛了他。我没有去，只是不想把这种背叛搞得更复杂，也决不会去，因为想到他也曾经多么残忍地背叛过我。

“我赞成或者反对，”希利在对娄·利沃夫说，“都与他们去不去看那些电影没什么关系。”

“但你是医生，”瑞典佬的父亲坚持说，“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一个讲究伦理道德的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

“娄，”他妻子说，“亲爱的，你也许垄断了谈话。”

“请让我讲完。”对着餐桌上的众人，他问道，“是吗?我一个人在讲?”

“绝对没有，”马西亚说，友好地将手臂搭在他背上。“很高兴听到您这些错觉。”

“不知道你指的什么。”他对她说。

“指的是自从您带孩子们去吃中餐和阿尔·赫贝曼穿衬衫系领带剪裁手套起，美国的社会情况也许已经改变了。”

“真的?”多恩对她说。“它们变了?没有谁告诉我们。”为了克制自己，她起身到厨房去。那里还有几名本地的高中女生等着多恩的指示，她们是在利沃夫家有客人赴宴时来此帮忙上菜和打扫卫生的。

马西亚坐在娄·利沃夫的一边，杰西·沃库特在另一边。杰西刚倒满的一杯苏格兰威士忌，一定是她想法在厨房里弄到的，被他端走了，放到她够不着的地方。大家开始喝冷黄瓜汤。她动了动想起身走开，他不让她站起来。“坐着别动，”他说，“坐着吃。你不需要那东西。你需要食物。吃饭。”每次她在椅子上动，他都用力地按住她的手，提醒她哪里也不能去。

两座很高的陶瓷枝形烛台上燃着十几枝蜡烛。瑞典佬坐在母亲和谢拉·萨尔孜曼之间，他觉得每个人的眼睛——非常具有欺骗性，甚至马西亚的眼睛也这样——那种烛光似乎赐予了精神上的理解，大家和蔼友善，肝胆相照，生动表现出人们渴望从朋友那里寻找的全部意义。谢拉和巴里一样，每年劳动节都会来，因为他的家人很在乎她的光临。瑞典佬打电话到佛罗里达时，几乎没有哪一次父亲不问，“那位可爱的谢拉怎么样?可爱的女人，她怎么样?”“她是多么尊贵的女人，”他母亲说，“这么有涵养。亲爱的，她不是犹太人吗?你父亲说不是。他坚持认为她不是。”

他不能完全理解为什么这种争执会持续数年，但是关于满头金发的谢拉·萨尔孜曼的宗教信仰的话题却成了他父母生活中必需的东西。多恩几十年来一直尽量容忍瑞典佬并不完美的父母，就像他容忍她的一样。在她看来，这个话题是他们最难以讲清的当务之急——也是他们最让人恼火的（特别是当多恩知道了她青春期的女儿梅丽认为谢拉具有多恩没有的东西，便渐渐信任这语言矫正师而不再信任母亲的时候）。“除了你，世界上就没有金发碧眼的犹太人?”多恩问他。“这与她的相貌没有任何关系，”瑞典佬解释说，“是与梅丽有关。”“她是犹太人与梅丽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她过去是语言矫正师。他们敬畏她，”瑞典佬说，“因为她给梅丽做的那一切。”“她不是这孩子的母亲，不管怎样——是吗?”“他们知道，亲爱的，”瑞典佬心平气和地回答道，“只因为矫正语言障碍，他们把她看成了某种魔术师。”

他也一样，只是在她作为梅丽的语言矫正师时他还不觉得怎样——那时候他只是感到她的沉着镇静是一种奇怪的刺激，让他老想到性——但是当梅丽失踪和不幸也被多恩带走后，就不同了。

猛力地摆脱了自己狭隘的自尊自大，他觉得内心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需求豁然敞开，一种深不可测的需求。他只好求助于一种陌生的解决方法，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根本行不通。这位安静的深思熟虑的女人曾经让梅丽对她不那么陌生，教她如何克服语言恐惧和控制那些精细的婉转曲折表达的器官。可笑的是，这却增强了梅丽孩童时逃离控制的意识。在这女人身上，他发现了一个自己想与之合为一体的人。这个在婚姻框架里正确无误地生活了二十年的人，决心要失去理智、非常虔诚地坠入爱河。直到三个月后他才开始明白，这样做根本无济于事，谢拉也是这样告诉他的。他没有找到浪漫的情人——只找到坦白直率的情人。她理智地告诉他，对她的这一切爱慕意味着什么，他和她在一起与将自己关在心理诊所的那个多恩差不多。她还对他解释道，他只是在毁掉一切——但是他当时正处于那种状态，总是对她说，他们一块逃到庞塞后，她可以学西班牙语，在那边的大学里教语言矫正技巧，他可以从庞塞的工厂操纵他的企业，他们可以生活在丘陵地带的现代化庄园里，到处是棕榈树，下边是加勒比海……

她没有告诉他的是梅丽就在她家——爆炸发生后，梅丽就藏在她家。除了这事，她对他什么都讲。本来应开始的坦白刹住了。

每个人的脑袋都像他那样不可靠吗?他是唯一看不清人们想干什么的人吗?每个人都像他那样滑来闪去，进进出出，每天上百次，从聪明到非常聪明，由和其他人一样愚蠢变成世上最愚蠢的杂种?是愚蠢将他变形，这笨蛋父亲的笨蛋儿子，还是生活只不过是一场骗局，每个人都得心应手，只他除外?

他也许对她描述过这种机能不全的感觉。他可以对谢拉谈，谈他的怀疑、他的困惑——她身上所有的恬静使她能做到这些。这位女魔术师曾给梅丽很好的机会，可惜被她扔掉了。按照梅丽的说法，她以一种“奇妙的漂浮感”至少置换了这个结巴一半的受挫感。这位头脑清醒的女人的职业就是为受难者提供第二次机会，这位情人懂得一切，包括怎样窝藏杀人犯。

谢拉和梅丽待在一起，却对他只字不提。

他们之间所有的信任，就像他曾经懂得的所有幸福（也像福雷德·康伦被害——像一切事情）一样，是一次意外。

她和梅丽待在一起，却只字不提。

而且现在还只字不提。在她罕见的炯炯目光的注视下，其他人讲话时的那种急迫感在她看来不过是一种病理表现。为什么人们要那样说?整个晚上她一言不发，不谈论林达·拉维里丝、理查德·尼克松或者H.R.赫尔德曼和约翰·艾尔里奇曼。她胜过其他人靠的是她的脑袋里没有装入那些把其他人的脑袋塞得满满的东西。她总将自己隐藏起来的做法曾被瑞典佬当做是表示优越性的面具。现在他想，“冷冰冰的母狗。为什么要这样?”她曾对他说，“你任凭人家对你施加影响，绝对是这样。没有什么像其他人的需要能这样迷住你。”于是他说，“我猜你指的是谢拉·萨尔孜曼。”和平常一样，他还是错了。

他认为她无所不知，可她有的只是冷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