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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水门事件听证会的那年夏天。利沃夫一家几乎每天傍晚都在屋后走廊上看十三频道重播的当天会议。农庄设备和牛群卖掉以前，他们在温暖的傍晚，总能从这里观察多恩的正在山丘上吃草的牛群。房子外面是一块面积达十八英亩的草场。许多年来，他们在夏天将牛群赶到那里，就不去管它们了。若是它们躲在附近，离开了人们的视线，穿着睡衣的梅丽总想在睡觉前出去看看。多恩会大叫道，“过来，孩子们。过来，孩子们。”人们上千年都这样呼唤它们。它们会做出回应，爬上山坡，从沼泽里、从藏身之处钻出来，迎着多恩的声音走过来，吼着回答。“我们这些姑娘不漂亮吗?”多恩总这样问女儿。第二天日出时，梅丽和多恩就去将它们赶到一起。他常听多恩说，“好吧，我们穿过大路。”梅丽打开大门，手拎棍子，带上澳大利亚牧羊犬阿普。母亲和幼小的女儿驱赶十二、十五或十八头牲口，每头重约两千英磅。梅丽、阿普和多恩把牲口圈起来，给它们喂草料，人手不够时兽医和下面那个男孩也去帮忙。梅丽帮我喂草料。小牛乱跑时梅丽会追上它。塞莫尔来干的话，那两头母牛会很不高兴。它们在草地上乱踢，对着他直摇头——梅丽不一样，它们了解她，它们只是告诉她需要什么。它们熟悉她，很清楚她会怎样对待它们。
她怎么能对他说，“我不想谈母亲?”看在上帝的分上，她母亲到底做了什么?她母亲犯了哪样罪?这些听话的母牛的温和的主人也有罪?
他父母上周和他们在一起。他们每年夏末都从佛罗里达来玩。多恩甚至没有想到要好好招待他们。每当她从新房工地回到家里，或从建筑师办公室开车回来时，他们早已坐在电视机前和亲家一道充当委员会的助理辩护律师。她的这些亲戚白天观看整个过程，晚上还温习一遍。在白天留给自己的空余时间里，瑞典佬的父亲就给委员会成员写信，吃晚饭时读给大家听。“亲爱的威克参议员：您对骗子迪克的白宫发生的事情很吃惊吧?别做傻瓜，哈里·杜鲁门<sup><small>[1]</small>早在1948年就把他看穿了，当时称他为骗子迪克。”“亲爱的古内参议员：尼克松如同伤寒携带者，他接触的每一样东西都染上毒了，包括您。”“亲爱的贝克参议员：您想知道原因吗?因为他们是一伙普通罪犯，那就是原因！”“亲爱的塔西先生，”他给委员会里的纽约律师写道，“我为您喝彩，上帝保佑您。您让我觉得身为美国人和犹太人很自豪。”
他把最大的轻蔑留给了一个相对而言并不重要的人物，一位名叫卡门巴克的律师，此人安排募集了大量非法捐款用于水门事件的活动。他的那些丑行其实还够不上这老头的关注。“亲爱的卡门巴克先生：如果您是犹太人，做出您所做的这些事，满世界的人都会说，‘看这些犹太人，真正的守财奴。’可是，谁是守财奴，我亲爱的乡村俱乐部先生?谁是盗贼和骗子?谁是美国人，谁是歹徒?您流利的谈吐绝对骗不了我，乡村俱乐部先生卡门巴克。您的高尔夫球骗不了我，您的行为举止骗不了我。我一直很清楚，您洁白的双手实际上很肮脏。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您应该感到羞耻。”
“你们以为我能得到那个狗杂种的回音?我应该把这些收进书里出版，应该找人把它们印出来免费散发，人们就会了解作为一名普通美国人的感受。这些杂种……看啊，看看这位，看看他。”尼克松的首席顾问艾里奇曼出现在屏幕上。
“他让我恶心，”瑞典佬的母亲说，“他和那位特里西亚。”
“喂，她不重要，”她丈夫说，“这才是真正的法西斯分子——这一伙人，冯·艾里奇曼，冯·哈德曼，冯·卡门巴克——”
“她还是让我恶心，”她妻子说，“你会认为她是位公主，就像大家谈论她的那样。”
“这些所谓的爱国者，”娄·利沃夫对多恩说，“会控制这个国家，把它变成纳粹德国。你知道《不会在此发生》那本书吗?真是一本好书，我忘记作者了，但是那种思想更适合现在。这些人将我们带到某种恐怖的边缘。看这杂种。”
“我不知道更恨哪一个，”他妻子说，“他还是另一个。”
“他们是一路货色，”老头告诉她，“他们可以互换，那伙人都这样。”
梅丽的事。即使她在这里，和大家一块坐在电视机前，她父亲还是会如此恼怒。瑞典佬明白，她不在这里。造成她这样的后果，还有谁比水门事件这群恶棍更可恨?
还在越南战争期间，娄·利沃夫就开始将自己写给约翰逊总统的信的副件寄给梅丽。他这些信对梅丽的行为的影响比对总统大得多。眼看十几岁的孙女对战争和他一样愤怒不已，并且事情开始糟糕，老头就感到很沮丧。他总是将儿子叫到一边说道，“她为什么要在乎这些?她从哪里搞到这种垃圾?谁给她灌输的?和她到底有什么相干?她在学校也这样吗?她不能在学校里这样干，她会丢掉学校里的机会，错过上大学。在公众场合，人们不能容忍这些，他们会把她的脑袋割下来。她只是个孩子……”如果他做得到的话，为了控制梅丽，让她少这样结结巴巴地喷发出愤怒言词，他常装做与她结成联盟，给她寄去从佛罗里达报纸上剪下来的文章。他还在边缘上写下自己的反战口号。他来玩时，从皮包里取出自己写给约翰逊总统的信，对她大声朗读。他总是夹着皮包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以他的努力来避免她伤害自己，尾随这个孩子，好像他自己也是个孩子。“我们必须在萌芽时就把它掐掉，”他对儿子倾诉道，“这样下去不行，绝对不行。”
“好吧，”他常说——在他对梅丽又读了给总统的一封请愿信后，便想起美国是个多么伟大的国家，罗斯福是位多么伟大的总统。他自己的家庭在多大程度上全靠这个国家，对他和他的亲人来说是怎样的失望，那些美国男孩到世界的另一端去为别人的战争卖命，他们应该待在家里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你认为爷爷怎样?”
“约—约—约翰逊是个战犯，”她会说，“他不愿停—停—停止战争，爷爷，因为您让他停。”
“他也是个想尽职的人，你知道的。”
“他是条帝国主义走狗。”
“啊，那是一种说法。”
“他和希特勒之间没有什么区—区—区别。”
“你夸大了，亲爱的。我不认为约翰逊不管我们。但是你忘了希特勒对犹太人做了些什么，梅丽，亲爱的。你那时还未出生，所以你不记得。”
“他没有做过约翰逊对越南人做的那些事。”
“越南人并没有被投入集中营。”
“越南就是一个大—大—大集中营！那些‘美国男孩’不成问题，就像人们常说的，‘及时把纳粹党徒撤出奥斯威辛<sup><small>[2]</small>，好过圣—圣—圣诞节。”
“我得和这家伙讲政治，亲爱的。我不能在信上称他为杀人犯，又指望他听我的。塞莫尔，明白吗?”
“我认为没有作用。”瑞典佬说。
“梅丽，我们的感受和你一样。”她爷爷告诉她。“你明白吗?相信我，我知道读报纸后就开始发疯是咋回事。考哥林神甫<sup><small>[3]</small>，那个狗杂种。英雄查尔斯·林德伯格<sup><small>[4]</small>——亲纳粹，亲希特勒，这个国家所谓的民族英雄。杰拉尔德·L.K.史密斯先生。伟大的比尔博参议员。当然我们在这个国家里有狗杂种——土生土长的，很多这样的家伙，谁也不否认。兰金先生<sup><small>[5]</small>、迪尔斯<sup><small>[6]</small>先生和他的委员会。来自新泽西的J.帕内尔·托马斯先生。孤立主义者、顽固分子、愚昧无知的法西斯分子，他们就在美国国会。J.帕内尔·托马斯之流的江湖骗子，最终关进监狱的骗子们，他们的工资却来自美国的纳税人。讨厌的人们，最坏的一帮。还有麦卡南先生、詹纳先生、芒德特先生、威斯康辛来的戈培尔先生、尊敬的麦卡锡先生<sup><small>[7]</small>，都该在地狱烧死。他的伙伴科恩<sup><small>[8]</small>，丢人现眼。一个犹太人，一种耻辱！这里和每个国家一样，总有一些狗杂种，他们被外面那些有投票权的天才选进政府。报纸又是怎么回事?赫斯特先生<sup><small>[9]</small>、麦考密克女士<sup><small>[10]</small>和韦斯特布鲁克·派格勒先生<sup><small>[11]</small>，他们是真正的法西斯分子和反动派走狗。我恨死他们。问问你父亲。塞莫尔，我没有——恨过他们吗?”
“您恨过。”
“亲爱的，我们生活在民主制度下。感谢上帝。你不必到处乱跑、仇恨你的家人。你可以写信，你可以投票，你可以站在肥皂箱上发表演讲。上帝啊，你可以做你父亲做过的事——参加陆战队。”
“啊，爷爷——陆战队员亲—亲—亲——”
“那么，让它见鬼去吧，梅丽，参加另一方。”他说，一时失去控制。“那怎么样?你可以参加他们的陆战队，如果你想的话。有人做过，真的，看看历史。假如你想，等你长大了，你可以到那边为另一方打仗。我不主张你那样做，人们不喜欢。我想你很聪明，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喜欢。‘叛徒’这个名字不好听。但是有人那样做过，那是一种观点。看看本尼狄克·阿诺德<sup><small>[12]</small>，看看他，他就干过。就我所知，他到了另一方，从学校去的。我想，我就敬重他。他有勇气，为自己相信的东西起来抗争。他为自己的信仰去冒生命危险。但是，梅丽，据我看来，他碰巧走错了路。他在革命战争中到了另一边。我认为他错到底了。现在你怎么也不会错，只会对。这个家庭百分之百反对该死的越南战争。你用不着反叛自己的家庭，因为你的家庭并没有人不同意你的意见。你不是这附近反对战争的唯一的人。我们都反对。鲍比·肯尼迪也反对——”
“现在。”梅丽厌恶地说。
“好吧，就说现在。现在比过去好，不是吗?现实一点，梅丽——不这样的话，毫无益处。鲍比·肯尼迪反对战争，尤金·麦卡锡参议员反对战争，杰威兹参议员反对战争，他还是共和党人。弗兰克·丘奇参议员反对战争，怀纳·莫尔斯参议员反对战争。他真不错，我佩服这人。我写信告诉他了，还有幸得到他签名的回复。富布赖特<sup><small>[13]</small>参议员当然也反对战争，大家认为是他提出了东京湾决议——”
“富—富—富——”
“没有谁说——”
“爸爸，”瑞典佬说，“让梅丽讲完。”
“对不起，乖乖，”娄·利沃夫说，“讲吧。”
“富—富—富布赖特是种族主义者。”
“是吗?你说些什么?来自阿肯色州的威廉·富布赖特参议员?谈谈这些吧。我猜你就是这样弄错的，我的朋友。”她诽谤了他的一名英雄，这人曾起来反对乔·麦卡锡。听见她这样讲富布赖特，他费了最大努力才控制住自己，没有对她破口大骂。“现在也让我把要讲的讲完。我说的什么?讲到哪里了?塞莫尔，我到底讲到哪里了?”
“您讲到，”瑞典佬说，不偏不倚地在两个强人之间扮演调解人，这比做任意一方的对手要好些，“你们都反对战争，想阻止它。你们没有理由争论这个问题——我相信这就是您的观点。梅丽觉得给总统写信远远不够。她认为毫无用处。您认为，不管是否有用，这是您能做的，您打算这样做，至少继续让人们注意您。”
“确实如此！”老头叫道，“喂，注意我在此对他说的话。‘我是个终身不渝的民主党人。’梅丽，听到了吧——‘我是个终身不渝的民主党人——’”
可是他对总统讲的任何东西都未能结束战争，他对梅丽说的任何话也未能在萌芽状态掐掉那场大灾难。家里只有他早就看出它的来临。“我看到它正在靠近，看得一清二楚。我看到了，我了解它，我感觉到它，我和它搏斗。她已失去控制，出了某种差错，我能闻到它的气味。听我讲，‘必须为那孩子想点办法，那孩子有问题了。’然而大家总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我说，‘爸，别紧张。’我劝道，‘爸，别太夸张，那只是一阵子的事。娄，别管她，不要和她争论。’‘不，我决不会把她扔在一旁。我决不会放任自流，失掉一个孙女。那孩子有些神志不清。’你这样望着我，好像我疯了。你们都这样认为。只有我没疯，我是对的，我完完全全正确！”
他回到家时，没有谁给他留言。他一直祈祷有玛丽·斯托尔兹的消息。
“没什么事?”他对多恩说，她正在厨房里用园子里摘来的蔬菜做色拉。
“没有。”
他为自己和父亲倒上饮料，拿着杯子来到后面走廊，电视还在放。
“你们要做牛排，亲爱的?”母亲问他。
“牛排、玉米、色拉，还有梅丽的大牛排加番茄。”他本来指多恩的番茄，可是说出来后并不纠正。
“没有谁像你们这样做牛排。”等他这些话带来的震惊消失后，她才说道。
“好的，妈。”
“我的大孩子。谁还会想要个更好的儿子?”她说，当他拥抱她时，她在这一周里第一次控制不住自己。“对不起，我想起了那些电话。”
“我明白。”他说。
“她还是个小姑娘。你常来电话，你让她讲，她总是说，‘嗨，奶奶！猜猜我要说什么?’‘不知道，亲爱的——说什么?’接着她便告诉我。”
“来吧，你太糟了，你能坚持的，来吧，振作起来。”
“我在看那些快照，那时她还是个婴儿……”
“别去看，”他说，“尽量别看它们。你做得到的，妈，你不得不这样。”
“啊，亲爱的，你这么勇敢，这么让人开心，我们来看你，心情好多了。我多么爱你。”
“好的，妈，我也爱你。但是在多恩面前你不能失去控制。”
“是的，是的，不管你说什么。”
“那才是我的姑娘。”
他父亲还在看电视——奇迹般地自我控制了整整十天——对他说，“没有新闻。”
“没有。”瑞典佬回答。
“什么也没有。”
“是啊，什么也没有。”
“好吧，”他父亲说，露出与世无争的样子，“好吧——如果是那样，就别管它啦。”他继续看电视。
“塞莫尔，你认为她还在加拿大?”母亲问。
“我从不认为她在加拿大。”
“可是那些孩子都去那里……”
“喂，我们不谈这个好吗?问问是不错，可是多恩会进进出出——”
“对不起，你说得不错，”他母亲说，“我非常抱歉。”
“情况并没变，妈妈，一切照旧。”
“塞莫尔……”她犹豫不决。“亲爱的，就一个问题。如果她去自首将会怎样?你父亲说——”
“你为什么用那事去烦他?”他父亲说，“他对你说了多恩的事，要学会控制自己。”
“我，控制自己?”
“妈妈，您不该再去想这些。她走了。她也许永远不想再见到我们。”
“为什么?”他父亲插话道，“她当然想再见到我们，我不相信你说的！”
“现在谁能控制自己?”他母亲问。
“她当然想再见我们，问题是她不能。”
“亲爱的娄，”他母亲说，“有些孩子，即使在普通家庭，长大后也一走了之。”
“但不是在十六岁。看在上帝分上，也不在那种情况下。你谈什么‘普通’家庭?我们就是一个普通家庭。这是个需要帮助的孩子，是个陷入麻烦的孩子，我们不是一个对陷入麻烦的孩子弃而不管的家庭！”
“她二十一岁了，爸，二十一。”
“二十一，”他母亲说，“去年一月份。”
“可是，她不是孩子了，”瑞典佬对他们说，“我说这些就是想要您们别灰心，您们俩都应该这样。”
“哎，我不会，”他父亲说，“我还有那点理智，可以保证我不会。”
“是啊，你不必担心。我只是认为大概永远见不到她了。”
比起他们永远见不到她来，让他们看见他将她留在那个房间的地板上会更糟些。在过去的这几年里，他一直都在努力，如果不能使他们完全放弃，也要将他们引向适应，让他们以务实的心态面对未来。他现在怎么能告诉他们梅丽身上发生的事，找到合适的词语来描述，又不至于毁掉他们?如果他们去看她，心里对将要看到的东西没有丝毫的准备。人们为什么想知道?他们为什么非知道不可?
“儿子，你能肯定我们永远见不到她了?”
“五年了，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这就是充分的理由。”
“塞莫尔，有时我走在街上，跟在人们的后面，如果一位姑娘个子高——”
他握住母亲的手，“你认为是梅丽。”
“是的。”
“我们都这样。”
“我忍不住。”
“我理解。”
“每次电话铃响的时候。”她说。
“我知道。”
“我对她说过，”他父亲说，“她决不会打电话的。”
“为什么不?”她对丈夫说，“为什么不给我们来电话?那是她可以做的最安全的事，给我们来电话。”
“妈，这些猜测都没有什么意义。今晚为什么不可以尽量少谈一些?我知道您忍不住有这些想法。您不能抛开它，我们都不能。可是您得试试。您不能靠想像就让想发生的事发生，尽量把自己解脱出来。”
“不管你说什么，亲爱的，”他妈妈回答，“我现在感觉好些了，只是谈谈而已。我不能一直闷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