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成了耆那教徒。她父亲开始还不明白怎么回事，直到她用流利的唱歌似的语调——若她能控制自己口吃的话，这种流利的语调她本该在生活于父母的安全保护下的时候就使用——耐心地告诉他。耆那教相对来说是印度宗教的小派别——他能接受这种事实。但他不清楚梅丽的宗教活动是否很特别或是别出心裁，她甚至会认为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宗教信仰的一种表达方式。她戴面罩是为了在呼吸时不伤害空气中的微生物，不洗澡是因为尊重所有的生命形式，包括寄生虫。她不清洗，说是“不伤害水”。天黑后，她不到处乱走，甚至在自己房间里也一样，害怕踩坏活物。她解释道，每种形式的物体里都有灵魂，生命形式越低级，禁锢在里面的灵魂的痛苦就越剧烈。要超越物质世界、达到她所描绘的“自我永恒不朽的福地”的唯一方法就是成为她虔诚崇拜的“完美的灵魂”。人们要达到这种完美只有通过苦行僧式的严于律己和自我否定，遵循阿西穆沙<sup><small>[47]</small>或者叫非暴力主义的教义。
她将摘录的五条“戒律”打印在卡片上，贴在窄小的泡沫橡胶简易床旁的墙壁上方，地板从未打扫过。她就睡在这里，房间里空空如也只在角落里放有这床和一堆破旧衣服（她的衣服），她肯定是坐在另一个角落里随便吃一点赖以生存的东西。从她的神色很少能够看出她就住在离旧里姆洛克东部还不到五十分钟路程的范围内，倒像是在德里或加尔各答<sup><small>[48]</small>，几近饿死的状态似乎不因虔诚的禁欲主义活动所致，而是作为最低种姓被人抛弃的结果，拖着不可接触者的那种瘦弱的四肢，痛苦地到处游荡。
房间很小，让人感到幽闭恐怖，甚至比少年监狱的牢房还小，他失眠的时候总想到她要是被发现，他就会到这样的地方去看她。他们从宠物医院步行到她家，先朝火车站方向走，然后转向西边，穿过通向迈卡特公路的隧道。那条隧道不过一百五十英尺长，但人们得锁好车门才敢经过。没有路灯，人行道上到处是破烂家具、啤酒罐、玻璃瓶、乱七八糟的其他东西，脚下还有车牌照，这地方十年没人打扫过，也许从来就没打扫过。他每走一步，碎玻璃都在鞋子下面嘎吱嘎吱响。一只酒吧间用过的便桶搁在人行道中间，来自哪里?谁弄来的?还有一条绕成一团的男裤，真龌龊。是谁的?他出什么事了?就算看见一只胳膊或一条腿，瑞典佬也不会惊讶。一个垃圾袋挡住他们的路，黑色塑料袋上面打了结。里面装的什么?大得可以装进一具死尸。还有一些物体，活着的东西，蓬头垢面的人影在窜动，相貌凶险的家伙就躲在身后的暗处。黑色的横梁上面传来火车的噪音——进站时的车轮声。五六百列火车每天从头顶上轧过去。
要到梅丽住在迈卡特公路旁边的出租房，你不得不穿过这隧道，这不仅在纽瓦克，而且和全世界任意一条隧道一样危险。
他们步行去的，她不愿和他坐车。“我只走路，爸爸，我不坐机动车。”他只好将车停在铁路大街，任凭过路的人们去偷。他陪着她走了十分钟才到她家，这段路开始的那十步就足以让他泪流满面，幸亏他不住地对自己讲，“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不能放她走。”要是不抓住她的手一起走的话，他也做不到。在一起穿过那可怕的地下通道时，他提醒自己，“这是她的手，梅丽的手，除了她的手，其他都不重要。”他真想哭，在六七岁时她最爱玩陆战队员游戏，要么是他对她喊或她对他喊，“注意！立正！稍息！”她喜欢和他演练——“向前—走！向左转—走！向后转—走！向右四十五度—走！”她喜欢和他一起做陆战队体操——“小伙子们，上甲板！”她爱称地面为“甲板”、他们的卫生间为“船头”、她的床为“卧铺”、多恩的食物为“军粮”，但她最喜欢的是在穿过牧场时，为他数帕里什岛的行军节拍——骑在他的肩头——去寻找妈妈的牛群。“拜哟勒、拉、勒、拉、勒、拉哟勒。勒、拉、勒……”而且一点也不口吃。他们玩陆战队员游戏时，她一个字都不口吃。
她的房间在一楼，这房子在一百年以前大概是寄宿公寓，还不错，是座人们喜欢的寄宿公寓，客厅地面是褐色砂石，上面是砖墙，带弯曲的铸铁栏杆的铺砖楼梯通向上面两个房间的门口。这房子现在破旧不堪，被废弃在狭窄的小街上。这里剩下的还有另外两幢房子。难以置信的是，两棵旧里姆洛克悬铃树还保留下来。这房子被夹在废弃的仓库房和疯长的草丛之间，大块的锈铁件、机械残片散落在乱草丛中。
房门上边的山墙已没有了，檐口也被人拨拉下来，悄悄偷运到纽约某家古董店卖掉。纽瓦克到处如此，最古老的建筑物上的装饰石头檐口——就是四层楼高的檐口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用车载升降机摘走了，用十万美元一件的设备干的。警察在睡大觉，也许早被贿赂。谁干也没人阻止，也不去管谁为赚点小钱就开来了车载升降机。埃塞克斯旧城区带火鸡装饰的中楣在华盛顿和林登<sup><small>[49]</small>都有市场，赤陶土的中楣和巨大的满装花果、象征丰饶的羊角装饰——被人偷走。房屋着火，中楣一夜之间就没影了。黑人大教堂（贝瑟尼洗礼大教堂关闭后后用木板封门，还是遭到抢掠、受到威胁，威克里夫长老会教堂被大火严重毁坏）——檐口被盗。甚至有人居住的房屋、还未倒塌的建筑物，铝制排水管也被偷走。水槽、落水管、排水管无一幸免。人们能弄到手的一切东西都没了，顺手牵羊，拿了就走。倒闭的工厂里的铜管被人拉出来卖掉。不管哪里，只要窗户没有了，门被封起来，马上就暗示人们，“进来吧，剥掉它，剩下什么，剥掉什么，偷走，卖掉。”剥下来的东西——就是食物链。开车路过时，看见有牌子写着此房出售就是说，什么也没有，没有可卖的东西。所有东西都被团伙用车偷走，被那些推着购物车满街乱窜的人偷走，被单独行事的盗贼偷走。这些人急红了眼，他们拿走一切。他们“拾破烂”，就像鲨鱼进食一般。
“如果一块砖还在另一块上面，”他父亲喊叫道，“他们马上就会想到灰泥也许有用，他们会推倒砖头、取走它。为什么不?灰泥！塞莫尔，这城市不是一座城市了——是具死尸！走吧！”
梅丽住的这条街是用砖铺就的，完整无损的砖铺的街道在全城已不到十二条了。最后一条鹅卵石街道，那条非常漂亮的老街，也在暴乱后大约三个星期被人偷光了。那里毁坏得最严重。瓦砾上还在冒烟，郊区的一个开发商夜里一点钟就领着人来了。他们开来三辆卡车，大约有二十人，夜里悄悄干的，没有警察打搅他们。这些人从狭窄的小巷挖起鹅卵石，把它们运走。小巷就在纽瓦克女士皮件厂后面的斜角上。瑞典佬第二天早晨来上班时，发现街道没有了。
“他们现在偷起街道来了?”他父亲问道。“纽瓦克连街道都保不住吗?塞莫尔，赶快走吧！”他父亲已经变成一种理智的声音。
梅丽住的这条街只有几百英尺长，被挤压在迈卡特公路——这里昼夜都有载重货车高速行驶——和穆尔贝利大街的遗址之间的三角地带。瑞典佬还记得最早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穆尔贝利大街是一处唐人街的贫民窟。那时候，在纽瓦克的利沃夫一家，杰里、塞莫尔、妈妈、爸爸，常常在星期六下午，鱼贯而上地由狭窄的楼梯到一个家庭饭店吃中国餐，然后开车回到克尔街的家中。他父亲总会给孩子们讲有关穆尔贝利大街过去发生的难以置信的“帮派战争”。
那是过去岁月的故事。再也没有过去那样的故事了，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退色的、浸过水的床垫，像连环漫画中的醉鬼靠在电线杆上懒散地坐着。电线杆上还有一个标识指明你在哪个角落。就这些啦。
从她的屋顶望过去，他能看到半英里外商业化的纽瓦克的天际，那几个熟悉的、令人欣慰的字，英语中最能给人保障的字，从装饰得优美华丽的峭壁瀑布般飘落下来，那里曾是嘈杂的市区的中心——十层楼高、白色醒目的巨型大字，标志着金融的信心和机构的永恒，以及城市的进步、机遇和骄傲。你只有乘坐喷气式客机从北边飞到国际机场降落时，才能看见这几个坚不可摧的大字：第一忠诚银行。
剩下的就只有它了，那句谎言。第一，最后，最后忠诚银行。从下面，从他女儿现在住的地方，哥伦比亚和格林大街转角上——他女儿住的这地方甚至比她新来美国的曾祖父的还要糟，尽管他们刚上岸，就住在王子街的出租房——你可以看见一块巨大的告示牌用于掩盖真相。这种标志只有疯子才相信，神话传说的标志。
三代人啊，他们渐渐衰老，工作、存钱、成功。在美国到处都兴高采烈的三代人，逐渐融入一个民族的三代人。现在到了第四代，一切却化为泡影。他们的世界被彻底毁灭。
她的房间没有窗户，只在门上方有个狭小的气窗对着光线暗淡的走廊，被岁月侵蚀的石膏墙对面是一个二十英尺长的小便池。他走进房子的时候就想用拳头砸它个稀烂，再闻闻它的气味。走廊通到外面街上。经过的那道门既没有锁，也没有门把，门框里连玻璃也没有。在她房间里，他没有看见水龙头或暖气片，想像不出她的卫生间像什么样子或在哪里。他暗自想道，走廊也许就派那种用场。她用，也方便那些从走廊钻进来或下面穆尔贝利大街上来的流浪汉。她本该比这生活得好些，好得多，哪怕只是多恩所养的一头牛。在牛棚里，在气候最恶劣的时候，牛群还可以挤在一起，靠相互身体的接触取暖。冬天它们长出粗糙的皮毛，梅丽的母亲甚至在雨雪天，在天寒地冻时，早晨六点前就起来给它们喂草。他认为在冬天那些牛并不像那么不幸。他还想到他们称为“废物”的那两头牲口，多恩退休的巨兽康特和老母马萨利。按人的岁数讲，它们已经到了七十或七十五岁。它们上了年纪后才发现对方，然后再也不愿分开——谁要走开，另一个准会跟随，做什么事都在一起，这让它们活得很好，很幸福。看见它们每天的日程和所过的美妙生活真让人向往。不由想起晴朗的日子里它们在阳光下舒展四肢晒得暖洋洋的。他想到，她要是变成动物就好了。
让人无法理解的不只是梅丽为什么像个贱民<sup><small>[50]</small>似的住在这种简陋的小屋里，怎么会成为通缉的谋杀犯，而是他和多恩怎么可能成了这一切的根源。他们的一身清白是怎样遗传到这个孩子身上的?要是没有这种事情发生，要是她待在家里，高中读完后就上大学，还是会有问题。当然，也会出大问题。她很早就具有反叛精神，即使没有越南战争也会出问题。她可能好长一段时间沉溺于反抗的乐趣中，竭尽全力去体验自己不受约束到怎样的程度。但是她会待在家里。你在家发点疯不算什么。你不会享受到那么专一的乐趣，你不会达到那种程度以至于多次发疯，你不会想到既然这么好玩，为什么不疯狂一次?在家里，没有机会可以让你堕落到这样悲惨的地步；在家里，你不可能生活在混乱之中；在家里，你不会住在无法无天的地方。家里家外有巨大的差异，她想像这世界应该是怎么样，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但是，再没有不谐之音来打搅她的平静了。这里是她的里姆洛克幻想，其巅峰程度令人胆战心惊。
他们的灾难是悲剧性地由时间造成——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处理她的问题。当她是你的被监护人，当她在这里时，你还能做点事。如果你多花时间逐步地与自己的孩子交流，那被扔到一边的东西——双方都有的、判断上的错误——也许可以通过这种稳固的、耐心的交流有所好转。最后会一点一滴，一天天地得以补救，父母的耐心终会得到常有的那种回报，达到满意的效果……但是这个样子。这种事情的补救措施在哪里?一边是容光焕发，刚刚整容的多恩，一边是小床上盘脚打坐、穿着破烂毛衣、不合身的长裤、黑色塑料拖鞋、温顺地躲在令人恶心的面纱后面的梅丽，他能这样带多恩来见她吗?她的肩膀多宽啊，像他一样。但挂在这骨架上的却什么也没有。坐在他面前的不是一个女儿、一个妇人或一个姑娘，而是身着衣物的稻草人，瘦骨嶙峋的样子。那是极其贫困的农家院落里生命的象征，不过是滑稽模仿出的人的模型而已。虽说还有一点像利沃夫家的人，最多也只能糊弄鸟儿。他怎能带多恩到此?开车接多恩沿着麦卡特公路行驶，下公路后进入这条街，随后见到的就是仓库房、碎石块、垃圾、瓦砾……多恩看到这房间的情形、闻到这房间的气味、摸到这房间的墙壁，更别说这不清洗的皮肤，随意修剪、黏糊糊的头发……
他跪下来看她的索引卡片，在旧里姆洛克的时候，床上这个位置放的是从杂志上剪下的她一心崇拜的奥黛丽·赫本的照片。
我决不杀生，不管是纤细渺小的还是粗俗丑陋的，活动的还是静止的。
我痛恨所有谎言的罪恶，不管是起于愤怒、贪婪、恐惧还是欢愉。
我厌恶获取人所不与的东西，不管是从村庄、城镇或山林，不管多与少、大或小、生物或非生物。
我弃绝所有的性乐趣，不管是与神、人或畜生。
我排除一切依恋，不管是多是少、是大是小、有生命或无生命；自己不趋从这类联系，不促使也不容许人们如此行事。
作为商人，瑞典佬很机敏。如果需要的话，在他那男性亲切面具下——他很会利用这亲切面具——他能根据交易的要求非常精明地算计。但他不明白即使最冷静的算计在此该怎样发挥作用，就算世上所有父亲的天赋聚集到他身上也做不到。他再次通读她那五条誓言，尽量严肃地对待它们，一种想法纠缠着他：为了净化——以净化的名义。
为什么?因为她杀过人，或者哪怕从未杀死一只苍蝇也可能需要净化?这和他有关吗?那次愚蠢的亲吻?已经过去十年了，什么也不是，没有后果，当时对她而言也无任何意义。毫无意义、普通、短暂、可以理解、可以原谅、天真无邪的事……不！人们怎么能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他严肃对待不该严肃的事情?这就是梅丽强加于他的东西，这种困境可以追溯到她当年在餐桌上抨击他们资产阶级生活的不道德的时候。谁会把那种孩童般的咆哮当回事?他做了任何其他父亲该做的事——他倾听着、听下去，直到她发泄完。他点点头，尽可能赞同他可以赞同的东西。他反驳她时——比如说，关于利润动机的道德功效——也总加以克制，以他所能把握的耐心进行。这对他来说很不容易，如果说这利润动机是为了给一个孩子成千上万美元进行畸齿矫正、看心理医生、语言障碍矫正——还不提上芭蕾舞班、学驾驶和修网球课程，所有这些，从小到大，她总认为缺一不可——那也是必要的。就算不要什么对父母的孝顺，也至少有部分的感激。也许错误在于对不用认真的东西太较真，也许他不该那么专注地倾听她无知的咆哮，那么尊重她，而应该在桌上伸过手去扇她一耳光。
可是那又会教给她有关利润动机的什么——教她有关他的什么呢?他若那么做了，这张戴面纱的嘴就会认真对待。他会严厉指责自己，“是啊，我对她做过这事，因为当时愤怒之极，因为我的爆脾气。”但看起来他似乎已经做了因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而做的这些针对她的事，他其实不想有，或者根本不敢有这种脾气。他所做的是吻她。不是那原因，所有这些都不是。
但现实就是如此。我们在这里，她在这里，在这耗子洞里被这些“誓言”所禁锢。
在屈辱中的日子里她还过得好些。如果他非得在愤懑、肥胖、结结巴巴地发泄共产主义怒气的梅丽与这个戴着面纱、平静、肮脏、极富同情心、衣衫褴褛的稻草人一样的梅丽之间做出选择……可为什么要选?她为什么总被最便利的空洞思想所控制?从她学会了思考起，一些怪诞的想法就占据了她的大脑。生了个这样的女儿，多年在学校里成绩优异，却拒绝自己思维——这女儿要么以暴力反抗眼前的一切，要么对所有东西充满同情，甚至对我们呼吸的空气里的微生物也如此，他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像她这样精明的姑娘却尽量让他人为自己思考?她为什么不能做到——像他每天的生活那样——人们做的那样，真实地生活?“可是，不会自己思维的是你！”当他说她可能在鹦鹉学舌地重复他人的陈词滥调时，她这么反驳道。“你就是那种从不会自己思维的人的实例。”“我真的是?”他说道，笑了起来。“对，你是我所见过的最因循守旧的人！你做的一切都是人们期—期—期望你做的！”“那也可怕?”“那不是思维，爸—爸—爸爸！那不是！是充当愚蠢的机—机—机器人！机—机—机器人！”“好吧，”他答道，相信过一阵子就会好，她会克服这坏脾气的，“我想你会忍受一个因循守旧的父亲——下次的运气会好些，”装出不被她大大张开、飞快翻动、唾沫四溅的嘴唇吓坏，她正对着他的脸用力地喊出“机—机—机器人”，恰如一架失控的打铆机。一个阶段，他想，感到有些欣慰，就再未考虑这“一个阶段”的想法。也许这正说明你不愿自己思维。
幻想和魔力。总爱装扮他人。她玩奥黛丽·赫本游戏时表现出的那种慈悲为怀的东西，只用了十年就进化成这样怪异的无私神话。先是关于他人的无私的废话，现在涉及的是完美灵魂。接下来是什么，德威尔外婆的十字架?回到长明蜡烛和圣心的无私的废话?总有宏伟的虚幻，最离谱的抽象概念——从未追寻自我，永远也不会。这无私精神的谎言和非人的恐怖。
是啊，他更爱那个像别人一样寻求自我的女儿，超过对这能言善辩、具有荒谬的利他主义思想的姑娘。
“你在这里多久了?”他问道。
“哪里?”
“这房间，这条街，就在纽瓦克。你在纽瓦克住多久了?”
“我六个月前来的。”
“你一直在……”要说的话很多，什么都想问，都想知道，他反而说不出什么。六个月。在纽瓦克住了六个月。对瑞典佬来说，已没有这里和现在，实际上只念叨这几个刺激性的字：六个月。
他站在她面前，俯视着她，盯着她，所有的力量都聚集到墙上，脚后跟不知不觉地用力向后摇动，似乎这样他就能离开她，穿越墙壁；然后摇到脚尖处，好像随时就可以抓住她，揽进怀中，冲出房间。他不能安稳地回到旧里姆洛克的家中睡个好觉，想到她还在这破布堆里，戴着面纱，坐在这垫子上，像这地球上最孤单的人。她睡在离过道几步远的地方，早迟会遇到麻烦。
这女孩十五岁时就已定型。他和蔼地，也是愚蠢地容忍了那种疯狂。他虽不喜欢她的观点，可也觉得没什么关系，认为她在成长过程中自然会克服这些反抗意识。现在看看，她成什么样子了。漂亮的父母生下的最丑陋的女儿。我拒绝这样！我厌恶那样！我反对一切！那不可能，是吧?所有一切都是为了与他和多恩的相貌唱反调?所有一切都是因为母亲曾当过新泽西小姐?生活就是这样作践人?不可能是这样。我不接受！
“你入耆那教多久了?”
“一年。”
“怎么找到这些东西的?”
“学习各种宗教时。”
“你体重多少，梅丽蒂丝?”
“够重的啦，爸。”
她眼眶很大。面纱上边半英寸就是大大的黑眼眶，在上边几英寸的头发已不像从前那样披至后背，看似碰巧黏在头上而已，虽然仍像他一般的金发，却已不再浓密，剪发本身就是一种暴力行为。谁剪的?她还是别人?用什么?为了遵守那五条誓言，她也不能这般粗暴，毫不留恋曾经那么漂亮的头发。
“可是你好像什么也不吃，”尽管他说话时注意不露神色，呻吟一般，带着沮丧声调的话语还是从瑞典佬的口中冒出，“你吃什么?”
“我伤害植物，同情心还不够，还不能拒绝那样做。”
“你指的是吃蔬菜，是吗?那有什么不好?你怎么能拒绝?为什么要这样?”
“这是个人圣洁的问题，是对生命尊重的事情。我不会伤害生物，人、动物或植物。”
“可是你那样做会死的。你怎么能那么‘肯定’?你会什么都不吃。”
“你提到一个深奥的问题。你很聪明，爸爸。你问道：‘如果尊重所有生命形式，怎么生活?’答案是你不能。耆那教徒结束生命的传统方式就是‘撒拉-卡纳’（自我饥饿）。‘撒拉-卡纳’仪式的死是完美的耆那教徒为圆满而付出的代价。”
“我不能相信你是这样，我必须告诉你我的想法。”
“你当然可以。”
“我不敢相信像你这样聪明的人，知道自己说的什么，在这里干些什么，为什么这样做。我不相信你在告诉我，那一刻终将会来到。那时你连植物也不伤害，不吃任何东西，只是一心等死。梅丽，为了谁?为什么?”
“是的，是那样，爸爸。我相信你不会明白我所说的、所做的以及其中的原因。”
她对他讲话时，好像他是孩子，她是母亲一样，口气中有同情与理解，还有他曾悲伤地对她表现出的充满爱意的容忍。这使他恼怒，一个疯子的屈尊俯就，而他既没有奔到门外，也没有跳起来做他该做的事，继续充当有理智的父亲，做一个疯子的有理智的父亲。做点什么！任何事！以一切符合常理的名义，别再这般理智。这孩子需要上医院。她即使只靠一块木板在大海中漂浮也不会比现在更危险。她已经滑到船边——怎么发生的已不是现在的问题，她必须立即得到拯救！
“告诉我你在哪里学的宗教。”
“图书馆里。没人到那里找你。我常在图书馆，所以读到这些东西，我读过很多。”
“你还是个小女孩时就读了很多书。”
“是吗?我爱读书。”
“你就是在那里成为这教派的成员的，就在图书馆。”
“是的。”
“教堂呢?你上某种教堂?”
“这个中心没有教堂，这个中心也没有上帝。上帝居于犹太教与基督教传统的中心。上帝也许说，‘拿走生命。’那不仅容许，而且义不容辞。整部《旧约》都是这种观点，甚至在《新约》里也有这种例子。在犹太教和基督教里人们认为生命属于上帝。生命不是神圣的，上帝才是。但在我们的中心，却不信上帝的绝对权威，而信仰生命的圣洁。”
从头到脚都被这种思想武装起来，满嘴是人们灌输给她的单调的圣歌——被咒语镇住的人们吟唱的无聊高调，这些人的骚动只有用最贴切的美梦编织而成的令人窒息的紧身衣才能控制。她那些毫不口吃的话语中所缺乏的不是生命的圣洁——缺乏的是生命的声音。
“你们有多少人?”他问道，绞尽脑汁地想搞清楚，可是她只会让他更迷惑。
“三百万。”
三百万人像她一样?不可能。在这样的房间里?封闭在三百万间可怕的房间里?“梅丽，他们在哪里?”
“印度。”
“我没问你印度的事，我不关心印度，我们不住在印度。在美国，你们有多少人?”
“不知道。这不重要。”
“我会认为很少。”
“不知道。”
“梅丽，你是唯一的?”
“我的精神探索全靠我自己。”
“我不明白，梅丽，我搞不懂。你是怎么从林顿·约翰逊转到这上面的?你怎么从A点一下子跳到Z点，这中间完全没有什么联系?梅丽，这些东西搅不到一起。”
“有联系，我可以向你保证，都连在一起。只是你看不出来。”
“你呢?”
“我能。”
“那么，给我讲讲。我想你告诉我，我就会知道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有一种逻辑关系，爸爸。你不必大声讲。我会解释的。所有一切都联系在一起。对这一点我想得很多。就是这么回事。阿西穆沙，也就是耆那教的非暴力概念，圣雄甘地都很喜欢。他不是耆那教徒，他属于印度教。他在印度寻找能真正代表印度，而不是西方，又有像基督教传教士开办慈善事业的那种影响的团体，结果他选中了耆那教。我们是个小团体，不属于印度教，可是我们的信仰与印度教相关。我们这一教派成立于公元前六世纪，圣雄甘地从我们这里获得阿西穆沙，即非暴力思想。我们是创造了圣雄甘地的那种真理的核心。而圣雄甘地又以他的非暴力思想成为产生马丁·路德·金的那种真理的核心。马丁·路德·金又成为发起民权运动那种真理的核心，而在他生命的尽头，当他超越民权运动，将视野扩大，反对在越南的战争时……”
一点也不结巴。曾经使她面部扭曲、憋得苍白，并用力敲击桌子的演说——完全可以将她变成严阵以待、不怕语言攻击的演讲者，她会毫不留情地加以反击——现在可以这么镇定自如、娓娓道来，虽然还是那种空洞的高调，却带着精神上的迫切性，语气却非常温和文雅。她从语言矫正师、心理医生和口吃日记无法获得的一切，因疯狂而如愿以偿。将自己置于孤独无援、肮脏贫穷的危险境地，她赢得精神上和生理上的控制，对说出的每个词都运用自如。聪明才智不再被口吃的苦恼所压抑。
这聪明才智是他亲耳听到的东西，梅丽头脑反应敏捷、表达清晰、深思熟虑，这也是她早在童年时代就有的逻辑思维。然而听到这些东西又让他遭受从未想像过的痛苦。这种才智完美无缺，可是她疯了。她的逻辑是那种将权力与理智完全分离的逻辑，是她早在十岁的时候就纠缠不清的东西。真荒谬——这么理智地对待她是他的疯狂。坐在这里尽量表现出非常尊重她的宗教，可是她的宗教根本不管生活是什么或不是什么。他们两人装着似乎他来此是为了接受教诲，洗耳恭听，由她演讲！
“……我们不认为拯救是以任何方式将人类灵魂与超越它自身的东西结合起来。耆那教虔诚的精神就在其创立者摩哈维拉的语录中，‘啊，人啊，你是自己之友。为什么还寻求你之外的朋友?’”
“梅丽，真是你干的吗?我必须现在问你这个问题。你做过那事吗?”
这是他首先想问的。他们来到她的房间，在别的事情还没有这么痛苦地提及和审视之前，他就想问。他认为自己等这么久是不想让她觉得，自己优先考虑其他事情却不关心她，不管怎样说隔了这么久才见面。现在话一出口，他才知道自己没问是因为无法承受可能听到的答案。
“爸爸，做什么?”
“你炸了邮局吗?”
“是的。”
“你打算也炸掉哈姆林的房子?”
“没有其他办法。”
“除了不去干。梅丽，你得告诉我，谁叫你去干的?”
“林顿·约翰逊。”
“那不行。不！回答我。谁劝你参与的?谁对你洗过脑?为谁干?”
一定有外来压力。祈祷文中说，“让我免受诱惑。”如果人们不受他人指使，为什么这著名的祈祷文里这么说?即使上天赐予特权的孩子也不会自己去干这种事。上帝赐予她爱，赐予她充满爱心、讲求伦理道德并且丰衣足食的家庭。谁招募她、引诱她去干这事?
“你仍然还有这么强烈的愿望，认为自己的后人是无罪的。”
“是谁?不要护着他们。该谁负责?”
“爸爸，你可以恨我一人就行了。”
“你说是自己干的，并且知道也会毁掉哈姆林一家。你这样说的。”
“是的。我是那可恨的人，恨我吧。”
他突然想起她在六年级或七年级写过的东西，那还是在进莫里斯顿高中之前的事。在蒙特索里学校她们班上，老师问她们十个有关“哲学”的问题，每周一个。第一周，老师问，“我们为什么在此?”不像其他孩子写的那样——在此好好干，在此将世界改造得更美好，等等——梅丽的回答是用自己的提问：“猿为什么在此?”但老师觉得这种回答不确切，让她回家认真想想这个问题——老师说，“展开思路去想。”所以梅丽回家后按老师的话做，第二天交上去时加了一句：“为什么袋鼠在此?”在这一点上，梅丽才被老师发现“有些固执”。给班上的最后一个问题是：“生命是什么?”梅丽的答案让她父母那天晚上笑作一团。其他孩子装模作样用心思考的时候，梅丽在桌边想了一小时，然后写出一个不同凡响、简单明了的句子：“生命只是一段你还活着的短暂时光。”瑞典佬说，“你知道，这比听起来要聪明。她是个孩子——怎么发现生命是短暂的?她了不起，我们早熟的女儿。这姑娘会上哈佛。”但是老师却不同意，她在梅丽的答案旁边写道，“这就完了?”是啊，瑞典佬想，就是如此。谢天谢地，就这些，即使无法忍受。
其实他一直就清楚：无须撒旦的协助，她内心所有的愤怒也公开发泄出来。她没受人家的胁迫，也没人可以胁迫她。这孩子曾经给老师写过，不像其他孩子那样认为生命是美好的赐物，是难得的机会，是崇高的事业，是上帝的祝福，而认为只是人活着时的短暂时光。是啊，她的动机全来自她本人，只能如此。她的反抗行为就在于谋杀，而不是别的。不然的话，结果也不会是这种丧失理智的安详。
他尽力让理智再次显现。他费了多大的劲啊。一个理智健全的人接下来该说什么?如果遭到攻击，再次被听到的直言不讳的那些话弄得几乎哭起来——这么平常地说出口却难以置信的一切——一个人可以坚持住，仍然理智行事，可是他接下来该讲什么?如果他还感到像一位称职的父亲，那么作为一位理智的、负责的父亲该说些什么?
“梅丽，我能告诉你我怎么想的吗?我认为你被自己所做的事会遭到的惩罚吓坏了，你不是规避对自己的惩罚，而是将事情揽到自己的身上。我认为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亲爱的。看到你在此，看到你这个样子，这世界上不会只有我一个人才有这种想法。你是个好姑娘，所以你想赎罪。但是，这不叫赎罪，即使国家也不会对你这般惩罚。我不得不对你说这些，梅丽。我必须真实地告诉你这些东西给我的印象。”
“你当然可以。”
“看看你对自己做的事——如果你坚持这样的话，会死的。再这样过一年，你就会死掉——因为自我饥饿、营养不良、污秽不洁。你不能每天来回穿过那些铁道。那条隧道是流浪汉的聚集所——流浪汉不会照你的规则玩。他们的世界是残忍的，梅丽，是恐怖之地——暴力世界。”
“他们不会伤害我，知道我爱他们。”
这些话让他恶心，完全是小孩子气，堂而皇之的自欺欺人。她从这些悲惨的人绝望的奔忙中看到了什么使她这样想?流浪汉与爱?作为一个住在隧道里的流浪汉，对爱的一点点悟性也早被揍出来上百次。太可怕了。她讲话时完全摆脱了口吃，可是满嘴讲的都是这类废话。他曾经梦想——他这了不起的、聪明的孩子将来一定会摆脱口吃——那已经过去。以她急风骤雨的外向性格来说，她神奇般地控制住激动不安的口吃只是要表现这种非理智的清晰和冷静。多妙的报复啊：这就是你想要的，爸爸?好吧，给你。
她能流畅地解释和交谈，现在反而成了最糟糕的事情。
他感觉得到却不想让她听出来的苛刻严厉在他的话音里还是很明显，他说，“你的结局会很惨，梅丽蒂丝。每天试探他们两次，就会发现他们对你的爱有多少。梅丽，他们的饥饿不是为了爱。有人会杀了你！”
“但那是为了新生。”
“我不信，亲爱的，我非常怀疑。”
“爸爸，你能让让步，认为我的猜测和你的一样好吗?”
“我们谈话时，至少能取下面纱吧?也让我看看你?”
“看我的口吃，是这意思?”
“我不知道戴那东西是否有助于消除你的口吃。你说是这样。你也告诉我口吃只是你避免对空气和生活在空气里的生物的暴力行为。你所说的是这意思吗?”
“是的。”
“那么……我可以让步。但我也要告诉你，我认为你即使口吃最终也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我没有忽视你遇到的困难，可是如果你非得这样，不愿取下那该死的东西……我真的怀疑……这到底是不是最好的改变。”
“你弄不清楚我一心想干的事情，爸爸。当然我也不理解你想干的。”
“可是，我有动机，每个人都有动机。”
“你不能将灵魂的旅程限制在那种心理，不值得你那样。”
“那么，你来解释，请给我说说。你怎么解释你学的这些东西……在我看来，不过是苦难，没别的。你这样做，是让自己受罪，你选择的这一切都是受罪，梅丽，真正的苦难，没有别的。”——他的声音飘浮不定，他接着讲，理智，理智，责任，责任——“那么，只有那样——明白我讲的?——口吃消失?”
“我对你讲过。我已经没有什么渴求和自我。”
“亲爱的，亲爱的孩子，姑娘。”他一下子坐在地板上的污物之中，非常绝望，尽最大努力控制住自己。
在这极小的房间里，他们相对而坐，近在咫尺，除了从肮脏的气窗上透过来的一些光线外，没有其他光亮。她的生活不需要光亮。为什么?她也发誓拒绝电力的罪恶?她生活中不需要光，不需要任何东西。这便是他们生活的后果：她住在纽瓦克，一无所有；他住在旧里姆洛克，什么都有，除了她。他的好运也该对此负责?穷人对有钱人和占有者的复仇。所有那些自称的穷人，那些善于表演的丽塔·科恩，都尽力把自己想像成父辈最坏的敌人，注意模仿在那些最爱她们的人看来最讨厌的东西。
她在一块纸板上用双色蜡笔写了一幅标语，是她亲手做的标语牌，就挂在她的书桌上方，替代他的威夸依克足球队的三角旗。在她失踪前，标语牌挂在那里也无人在意。后来才知道，她一直都很羞怯地想要那面旗，因为在1943年它被瑞典佬高中时的情人拿到缝纫课上，在下面的橘黄和褐色的三角边用很粗的白线缝了几个字，“献给享誉全城的利沃夫，XXXX，阿伦娜。”那标语牌是他从她房间取走并销毁的唯一的东西，那么做也花了他三个月。窃取他人的财产，不管是成人的还是孩子的，都有违他的本性。但在爆炸发生三个月后，他冲上楼去，钻进她的房间，将标语牌扯下来。那上面写着：“我们反对白鬼子的美国的一切美好和正统的东西。我们将掠夺、烧掉和摧毁。我们将给你们的母亲带来噩梦。”用很大的粗体字标明摘自“气象员格言”。因为他是个宽宏大量的人，也就忍受了这东西。“白鬼子”，他女儿亲手写的，在他家里挂了一年，每个红色的字母都用黑色将阴影重重地勾勒出来。
即使他一点也不喜欢，也认为这不该由他唠唠叨叨——出于对她的财产和自由的尊重——他不能扯下来，哪怕是一幅糟糕的标语。他不可能采取那种尽管非常正当的暴力行动。现在可怕的噩梦真正出现，对他这个文明人的耐心的极限再次考验。她以为只要一举手，就会打击和杀害在身边漂浮着的无辜的小生命——所以在与环境的接触中，她的任何举动都会产生最为惊人的和可怕的后果——他想，如果取走她挂上的可憎的标语牌，会有损她的尊严、她的心理、她的第一修正案的权利。不，他不是耆那教徒，瑞典佬心想，但他也可能是——他也那么具有同情心，那么天真地崇尚非暴力。这正当的白痴行为在于他所确定的目标。
“丽塔·科恩是什么人?”他问。
“我不知道。她是谁?”
“替你来找过我的那位姑娘。1968年你失踪以后，她来到我的办公室。”
“没人替我来找过你，我没有派任何人。”
“来过的，一个矮小的姑娘。肤色苍白、乌黑头发，像个非洲人。我交给她的东西有你的芭蕾舞鞋、奥黛丽·赫本的剪贴簿和你的日记。是她把你变成这样的吗?她制造的炸弹?你还在家的时候常常和某人通电话——那些秘密交谈。”那些秘密交谈，像那标语牌一样，他也“尊重”。要是他当时扯下标语牌，拉掉她电话上的插头，将她关起来就好了！“是那人吗?”他现在问她。“请对我讲真话。”
“我只讲真话。”
“为了你，我交给她一万美元，付了现金。你拿到那笔钱了吗?”
她开心地笑了，“一万美元?没有，爸爸。”
“那么你必须回答我。谁是丽塔·科恩?她告诉我在哪里能找到你。是来自纽约的梅里莎吗?”
“你找到我了，”她回答道，“因为你一直在找，我从未指望不被你发现。你找到我是因为你必须找。”
“你到纽瓦克来就是为了我好找到你?这是你到此的原因吗?”
可是她回答道，“不是。”
“那你为什么要来?你怎么想的?考虑过吗?你知道办公室在哪里。你知道这多么近。梅丽，有什么逻辑?这么近，可……”
“我坐上车，就到了这里，你看。”
“就这样，巧合，没有逻辑，无逻辑可言。”
“这世界不是一个我有影响或想有任何影响的地方。我放弃对一切东西的影响。关于是什么构成巧合，你和我，爸爸——”
“你‘放弃所有影响’?”他叫道。“你，‘所有影响’?”他一生中最疯狂的谈话。她的无所不知、荒谬的天真、极度的疯狂、毫不口吃的庄重、这房间和这外面的街道都令人心烦的明白无误，外界一切真真切切、强有力地控制着他。“你对我有影响，”他喊叫起来，“你在影响我！你不愿伤害一个微生物，却在伤害我！你坐在这里所说的‘巧合’就是影响——你的权力匮乏就是对我的权力，真该死！就是对你母亲、对你爷爷、对你奶奶、对一切爱你的人的权力——戴面纱是扯淡，梅丽，完全是胡说八道！你是这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
思绪中无法寻求安慰，这不是我的生活，这是我生活的梦幻。这不能给他减轻任何苦难。也无法消除对女儿的愤怒和对小罪犯的愤怒。他居然还将她当做他们的救星。狡猾恶毒的江湖骗子，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他骗得团团转。在四次十分钟的来访中，从他这里得到她想得到的一切。邪恶、厚颜、坚不可摧的神经系统，天知道这些孩子从何而来。
他想起来了，她们中间有一个来自他家，丽塔·科恩不过是来自其他人家。她们都是在他这样的家庭养大的，是由他这样的父母养大的。这么多人都是女孩，这些女孩的政治观点非常一致，她们的进攻性、好战性和“诉诸武力”的倾向丝毫不比男孩子逊色。她们的暴力和自我改造渴求方面有某种极其单纯的东西。她们斩断自己的根基，将那些最残忍的革命者奉为楷模。像无法停止的机器一样，她们制造的仇恨推动着顽强的理想主义。她们的狂暴一触即发，愿意做所想到的任何事情来改变历史。她们头脑里不用草图，毫无顾忌地签名，无所畏惧地以恐怖手段反对战争。她们敢于抓住枪口，以一切方法武装起来，用炸弹杀伤他人，恐惧、怀疑或内心矛盾都无法阻止她们——这些四处躲藏的女孩，危险的女孩，执拗的极端分子，完全自我封闭。他从报纸上读到那些被当局缉拿的女孩的名字，这些人据称来自反战活动。他认为梅丽应该熟悉这些女孩，他在想像中也觉得这些人的命运是和他女儿联系在一起的：如伯纳丁、帕特丽夏、朱迪思、凯斯琳、苏珊、琳达……他父亲，愚蠢地观看了一个电视特别新闻节目，里面报道警方正在追踪那些地下气象员，他们中有马克·纳德、凯瑟琳·波定和简·阿尔贝特——都是二十几岁，犹太人、中产阶级、受过大学教育、以反战名义进行暴力活动。她们立志变革，决心推翻美国政府。他到处讲，“我还记得犹太孩子在家做功课的时候。怎么搞的?我们这些聪明的犹太孩子到底出什么事了?在上帝的干涉下，他们的父母已不再受压迫，可是他们却跑到有压迫的地方。离开它就活不下去。犹太人以前逃离压迫，现在他们却逃离自由。他们曾经躲避贫穷，现在他们却躲避富有。疯了。他们的父母对他们太好，不能再恨父母，所以他们就去恨美国。”可是丽塔·科恩应自负其责：恶毒的母狗，手段一般的江湖骗子。
那么他该怎样解释她的来信，如果那上面全是她的想法?我们这些聪明的犹太孩子到底怎么了?他们疯了。某种东西把他们逼疯，使他们反对一切，将他们引向灾难。受人指使去干什么比别人干得好的事，这可不是聪明犹太孩子想做的。他们只有在不受人指使的情形下才会心安理得地干得比别人好。缺乏信任就是他们受人指使的疯狂行为。
然而在这地板上就有它更加令人心碎的形式之一：宗教皈依。若你不能让世界向你臣服，那么你就向世界臣服。
“我爱你，梅丽，”他对梅丽说，“你知道我会寻找你。你是我的孩子。可是你戴着面纱，体重只有八十八磅，这样生活。哪怕一百万年，我又怎么能找到你?即使在此，谁又能发现你?你以前在哪里?”他哭道，如同遭到女儿或儿子背叛的最愤怒的父亲一样，他气得不行，担心像肯尼迪被枪击那样，自己的脑浆会喷涌而出。“你曾待在哪里?回答我！”
于是，她告诉他自己去过的地方。
他又怎么听得进?他纳闷：如果在她选择错误的道路之前他们生活中有某个转折点，那是哪里?是什么时候?他老在想：不管这些年来她尽量欺骗他们，可从来就没有完全属于他们、受他们控制、处于他们影响的梅丽的那一刻。他考虑的是：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徒劳。做的准备、练习、顺从，对根本问题的坚定的献身，对最重要事情的努力，按部就班地构建系统，耐心检查每个问题，无论巨细，不随波逐流，不松垮拖拉，不懒惰虚度，忠实地完成每项义务，任何情形下都能慷慨激昂地作应邀演说……列举出来可以长如美国宪法，他的忠诚条款——可是所有东西都毫无用处。这种徒劳的系统化一直如此。他凭借自己的责任感所控制的一切正是他本人。
他想：她不在我的权力之下，从来都不。她受某种狗屁不值的东西的控制，某种疯狂的东西。我们都是如此。老年人不应对此负责，他们本人也不应对此负责，别的东西应该负责。
是啊，四十六岁时，到了1973年，这个世纪已走过几乎四分之三，不管到底有多少人被埋葬，到处是被害的儿童和他们的父母，瑞典佬发现我们都处于某种疯狂东西的控制中。只是时间关系，白鬼子，我们都如此！
他听见他们在笑，气象员们，黑豹党<sup><small>[51]</small>员们，狂暴的贱民廉洁大军，他们称他为罪犯，对他恨之入骨，因为他是有产阶级的一员。瑞典佬终于搞清楚了！他们欣喜若狂，消灭了他溺爱的女儿，摧毁了他的特权生活，将他最终引向他们的真理，引向他们所认为的真理，这是为了每个越南人，男人、女人和小孩，为了美国的每个被殖民的黑人，为了到处被资本家和他们无休止的贪婪所折磨的每个人。白鬼子，那疯狂的东西就是美国历史！就是美利坚帝国！就是曼哈顿蔡斯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欢迎登台，资本家走狗！欢迎美国人操过的家伙！
她告诉他，在爆炸后的那七十二小时，她躲藏在莫里斯顿的语言矫正师谢拉·萨尔孜曼的家中。她安全抵达谢拉家，被接纳下来，白天藏在谢拉办公室的休息间，晚上住在办公室。她的地下流亡就这么开始了。两个月里她换了十五个化名，四至五天挪一个地方。在印第安纳波利斯<sup><small>[52]</small>她交上了一个参与该运动的牧师朋友，这人以为她不过是转入地下的反战活动家而已。她从公墓里的墓碑上取了一个名字，那是一个和她同年出生、很早就死掉的婴儿。她以婴儿的名义申请了一个出生证明的副本，于是就变成玛丽·斯托尔兹。随后，她获得了图书卡、社会保险号码，到十七岁时又拿到驾驶证。将近一年的时间，她在老年公寓里给人们洗盘子——这是通过牧师找到的工作——直到一天早晨，他用公用电话通知她，让她放下手上的活，到灰狗车站见面。他给她一张到芝加哥的车票，告诉她待上两天后再买票到俄勒冈——在波特兰<sup><small>[53]</small>的北边有一个公社，她在那里可以找到避难所。他交给她公社的地址和一些钱买衣服、食物和车票，于是她动身到芝加哥。抵达的当晚，才满十七岁的她就被人扣押、奸污、抢劫。
她在一家低级酒馆的厨房里洗盘子，以便赚足够的钱到俄勒冈去。那里的人不像老年公寓厨房里的人那么友善。在芝加哥她没有牧师给她指导，担心与地下运动接触会出错，被人发现。她怕极了，甚至不敢用公用电话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牧师联系。她又遭到强奸（在换第四次住房时），但这次没有被抢。做了六个星期的洗碗工后，她终于凑齐到公社去的钱。
在芝加哥，孤独感紧紧包裹着她，如同一股激流将她穿透。她没有哪一天，有的日子没有哪一小时不想给旧里姆洛克打电话。可她没那么做，快想起儿时的房间让她彻底的放松之前，她便会看看餐车或小餐馆，坐到吧台前要一份火腿莴苣番茄三明治和香草奶昔<sup><small>[54]</small>。人们侍候她进餐时，她讲着熟悉的话，望着火腿片在烤炉上卷曲，饮料不停地冒泡，小心翼翼地挪动牙签，吃着三明治，不时吸上一口饮料，注意咬碎生菜中无味的纤维，榨取香脆的火腿里带烟熏味的油脂和柔软的西红柿里的蜜汁，加入蛋黄酱痛饮所有东西，细嚼慢咽，沉思着将食物研磨储存到肚里，让自己的情绪安定下来——紧盯着三明治，就像她母亲饲养的牲畜盯着草料一样——这给她勇气，让她独自走下去。她吃掉三明治，喝光奶昔，想起怎么到此的，然后赶路。她离开芝加哥时，突然醒悟。她再也不需要家了，永远不会屈从于对家人和一个家的渴望了。
在俄勒冈她又卷入两起爆炸案。
不仅没能让她住手，福雷德·康伦的被害还鼓舞了她。经过福雷德·康伦的事件，她不是在良心上遭到谴责，而是完全摆脱了残存的恐惧和悔恨。那种杀人后的惊恐，如果说是在无意之中杀害了一个无辜的人，一个她希望结识的好人，这并未教她有关最基本戒律的道理。她太麻木，没有从多恩和他的教诲中学到什么。杀害康伦只证实了她作为理想主义革命者的激情，为了向罪恶的制度进攻，不管多么残忍，采取任何手段都不会畏缩。她已经证明，为了反对白鬼子美国的一切正统的东西，不能只是在卧室墙壁上胡乱涂鸦、说些屁话了事。
他说，“是你安放的炸弹。”
“是的。”
“在哈姆林商店和俄勒冈都是你安放的炸弹。”
“是的。”
“俄勒冈死人了吗?”
“死了。”
“谁?”
“人们。”
“人们，”他重复道，“梅丽，多少人?”
“三个。”她说。
公社里食物充足。他们自己种植了许多粮食，不必像初到芝加哥那样，晚上到超市外枯萎的农产品中搜寻可吃的东西。在公社里她开始和自己爱上的女人睡在一起，那是一个纺织工的妻子，梅丽不摆弄炸弹时就学操作她的织布机。她安放了第二颗和第三颗炸弹后，装配炸弹就成了她的专长。她喜欢安全地将炸药连接到雷管和将雷管连接到伍尔沃斯闹钟时缠绕电线所需的那种耐心和精确。口吃就是在那时候消失的。她玩炸药时从不结巴。
后来那位妇女和她丈夫之间出了事，双方争吵很厉害。梅丽觉得应该离开公社使大家相安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