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牧歌(菲利普·罗斯)_第三部失乐园（2 / 2）_美国牧歌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我知道，可是我们不能在多恩周围这样悄悄谈。”

和他无所顾忌的父亲打交道——此人一生这么多时间都处于同情与对抗、理解与茫然、温和的亲近与粗暴的挑衅的过渡之中——不难想像他母亲会怎么样。他从不害怕和她斗，决不会猜测不出来她站在哪一边，或者担心她接下去会被什么东西激怒。不像她丈夫，她苦心经营的不是别的，只是对家庭的热爱。她的个性很简单，孩子们过得不错是最重要的。还是很早从孩童时开始，他和她交谈会感到似乎直接进入了她的内心。和父亲在一起，他也很容易进入他的内心，他会首先遭遇他的头骨，那争吵者的头骨，他会尽量不流血地打开它，取出想得到的东西。

他惊讶地发现她变成一个多么小的女人。她身上没有被骨骼石化症消耗的东西，却在过去的这五年里被梅丽消耗了。这位在他年轻时快活的母亲，进入中年后人们也常夸她的青春活力，现在成了老太婆，弯腰驼背，受伤很深，迷茫的表情嵌在脸上的皱褶里。当她没有察觉到人们在注视着她时，眼里总浸满泪水。从那双眼睛看来，它们早已习惯生活在痛苦之中，可又惊讶痛苦竟是如此漫长。他少年时代的所有记忆（那些东西不管多么难以置信，他知道是真实的，甚至近于冷酷、缺乏幻想的杰里，一旦需要也会支持他们）都是他母亲罩着大家，那是一位身体健康、高个子、肤色浅红、笑声爽朗的金发美女，在这充满阳刚之气的家里倍感快活。小时候他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奇怪和令人惊讶，你居然凭着人们的笑声就能和看见他们的面容一样判断出是谁来。在她当年有什么值得笑的时候，她的笑声轻盈，如同飞翔的鸟儿，升高，再升高，非常欢快。你若是她的孩子，那笑声，还会升高。他甚至用不着处在同一间房里，就知道母亲在哪里——听见她的笑声，他就能在房子的图形上标出她的位置，这张图与其说是在他脑子里，还不如说就是他的大脑（他的大脑皮层不是分成额叶、顶叶、颞叶和枕叶，而是被分为楼下、楼上和地下室——客厅、餐厅、厨房等）。

上周她从佛罗里达来时，感到压抑的是藏在钱包里的那封信。那是娄·利沃夫写给被杰里抛弃的第二位妻子的，他们最近才分手。丈夫让西尔维尔·利沃夫去寄一叠信，可是她不能寄这一封。她到没人的地方把它打开，现在她到北方来把信给塞莫尔看。“如果苏珊拿到这信，杰里将会怎样?你知道杰里会怎样暴跳如雷?他不是没有脾气的孩子。他从来就不是。他不像你，亲爱的，他不善于和人打交道。但你父亲总是到处插手，结果怎样他才不关心呢，所以他常常在不应该的地方插手。他所做的就是把这信寄给她，将杰里置于不利的地位。那样的话，你弟弟不知道会付出什么代价——绝对糟糕透顶。”

这封信有两页，上面写道，“亲爱的苏茜，这里的支票是给你的，没人知道这事。这钱是捡来的。请把它放在无人知道的地方，我什么也不说，你也不要讲。我想让你知道，我心里没有忘记你。这钱归你了，拿它干什么都行。我会照看这些孩子的。假如你想投资，我非常希望你那样做。我的建议是买黄金股票。美元将变得一钱不值，我自己就刚投入一万美元买了三种黄金股票。我给你这些股票的名称：本宁顿矿产公司、卡斯特威普发展公司、西雷维根矿产公司，是些实实在在的投资项目。我是从《巴灵顿通讯》上获得这些名称的，这份杂志从未误导过我。”

钉在信纸上——这样她打开信时才不会飘落下来、掉到沙发下面弄丢的——是签付给苏珊·R.利沃夫的一张七千五百美元的支票。她那天来过后，已经拿到了两倍这么多钱的支票了。当时她哭着叫着请求帮助，她说杰里早晨离开她，和办公室新来的护士好上了。办公室新来护士的位置是她自己以前的，那是在她和杰里好上之前的事。杰里与第一位妻子离婚后，她就不干了。据瑞典佬的母亲讲，当杰里发现那一万五千美元支票的事以后，他就打电话来“用各种脏话”骂父亲。那天晚上，娄·利沃夫一生中第一次感到胸部疼痛，她不得不在凌晨两点钟请来医生。

而现在，四个月过去了，他又犯老毛病。“塞莫尔，我该咋办?他到处乱嚷，‘第二次离婚，第二次家庭破裂，破裂的家庭里有了更多的孙子，又有三个了不起的孩子失去父母的指导。’你知道他会怎样闹下去。这么没完没了，日复一日，我想自己快疯了。‘我儿子是从哪里学到这么擅长离婚的?我们这家有史以来谁离过婚?没有谁！’我再也受不了了，亲爱的。他对我叫喊道，‘你的儿子为什么不去妓院?从妓院娶个妓女了事！’他还要和杰里再斗一场，杰里也不示弱，杰里没有你这样考虑周全。他从来如此。还在他们为那件衣服争吵的时候就这样了。杰里当时用仓鼠皮做出那件衣服——你记得吗?你可能在服役。不知杰里从哪里弄来仓鼠皮，我想是从学校里，他为某个姑娘做了一件衣服。他觉得自己做了件使她高兴的事。可是她收到这东西后，大概是邮件，紧紧裹在盒子里，盖子一打开，臭气熏天，姑娘哭了起来。她母亲打来电话，当时应该将你父亲捆住，他感到被羞辱。于是，他们吵起来，他和杰里，把我吓得要死。十五岁的孩子朝着自己父亲大喊大叫：他的‘权利’，他的‘权利’，人们能在市场街听到他喊的‘权利’。杰里不肯退让，他根本就不懂‘退让’的道理。现在他不是朝着一个四十五岁的男人吼叫，而是朝着一个患有心绞痛的七十五岁的人吼叫。这次就不会是消化不良，也不是头疼，只会是不折不扣的心脏病发作。”“不会有心脏病发作的，妈妈，镇静些。”“我做错了吗?我这一生从未碰过其他人的信件。可他怎么能把这东西寄给苏珊?她不会保密的，会像上次那样干。她会用来对付杰里——她要告诉他。这次杰里肯定会杀了他。”“杰里不会杀他，他不想杀他，也不会的。寄去吧，妈妈。信封还在吗?”“在。”“没有撕掉?你没撕?”“我不好意思告诉你——没有撕，我用的是蒸汽。但是我不想让他突然死掉。”“他不会的。他也没有。你别管这事。用那信封把支票和信都寄给苏珊。杰里来电话时，你就到外面走走。”“他的心绞痛又犯了咋办?”“如果他又心绞痛，你再叫医生。你只是别管这事。你不可能防止他的自我伤害。那样干已经太迟了。”“啊，谢天谢地，我还有你。你是我唯一的依靠。你自己有这么多麻烦，经历了这一切，可你还是家中唯一说话没有完全丧失理智的人。”

“多恩支撑得住吗?”他父亲问。

“她不错。”

“她看起来精神很好，”他父亲说，“那姑娘似乎恢复了。卖掉那些奶牛是你做的最明智的事情。我从来就不喜欢它们。我不明白她为什么需要它们。感谢上帝，她做的整容手术，我以前反对，可是我错了，完全错了。我不得不承认。那家伙做得不错。感谢上帝，我们的多恩看起来再也不像经历过那些事情。”

“他做得太好了，”瑞典佬说，“祛除了所有的磨难，使她的容貌复原。”她从镜子里再也看不到那些痛苦的痕迹。这是明智的行动：她从眼前直接将那东西除掉。

“但是她在等待，我看出来了，塞莫尔。一位母亲明白这类事情。也许你能从脸上抹去痛苦，可是你无法从内心抹去记忆。在那张面孔下面，可怜的东西在等待。”

“多恩并不可怜，妈。她是位勇士。她没有问题，她曾大踏步地走过来。”真的——在那一段时期，他坚强地忍受着痛苦，她却取得重大进展，靠的是发现它无法容忍，靠的是遭它打击、被它摧毁，靠的是自我彻底暴露。她不像他那样抵御打击，她承受打击，完全崩溃。她重新站起来时，便决定放弃自我。这里面没有不值得赞许的道理——首先放弃的是被那孩子攻击的面孔，然后是被那孩子攻击的房子。毕竟这是她的生活，她将让原来的多恩站起来，继续往前走，这就是她最后要干的事。“妈，我们别谈这个。到外面去，我去升火。”

“不，”他母亲说，好像又要哭。“谢谢你，亲爱的。我在这里陪你爸爸看电视。”

“你看了一整天，到外面帮帮我。”

“不，谢谢你，亲爱的。”

“她在等他们询问尼克松，”他父亲说，“等他们把尼克松带上来，在他心窝钉上木桩，你母亲会快乐无比。”

“难道你不会吗?”她说。“他睡不着，”她告诉瑞典佬，“因为那可恶的家伙，他半夜里爬起来给他写信。有的信我要亲自审查，我不得不干脆阻止他那样干，说的话那么肮脏。”

“那个臭人！”瑞典佬的父亲恨恨地说。“那条凄惨的法西斯走狗！”带着令人可怕的威力，滔滔不绝的辱骂从他嘴里涌出来。这种针对美国总统的尖酸刻薄的话语，除了缺乏梅丽用来增大她仇恨的杀伤力的机关枪似的结巴外，即使在她最疯狂的时候也没有如此厉害。尼克松解放了他，使他什么都敢讲——如同约翰逊解放了梅丽一样。似乎在他对尼克松的毫无保留的仇恨中，娄·利沃夫仅仅模仿了孙女对约翰逊的辱骂和厌恶。要想法抓住这狗杂种，抓住尼克松，一切都好办了。如果我们能给尼克松涂满柏油粘上羽毛，美国又会恢复正常，就不会有这些可恨的无法无天的东西，就不会有这些暴力、威胁、疯狂和仇恨。把他放进笼子，把骗子关起来，我们就可以让我们伟大的国家恢复原来的样子！

多恩从厨房跑过来，看看出什么事了，不一会，大家都泪流满面，相互紧紧地搂成一团，在宽大的后走廊上哭了起来，似乎炸弹就安放在房子下面，现在被炸得只剩下这走廊了。瑞典佬束手无策，不知怎样去阻止他们或控制自己。

这家人似乎从来没有这样悲惨。他聚集所有力量来减轻那一天的恐怖带来的余震，以免自己崩溃——他下定决心使自己重新鼓起勇气。那是在他急匆匆地穿过隧道、发现自己的车还完整无损的在那里以后。他把车停在了风险极大的唐内克街。杰里在电话上给他沉重的打击，他还是以这种决心使自己第二次振作起来。他在停车场围栏的布条下，拿着车钥匙，第三次下定决心。他小心翼翼，虽痛苦万分还是装成坚不可摧，精心制作了充满自信的虚假外表。他决心保护所爱的人免受她杀的那四人的伤害——尽管这般煞费苦心，他还是出现口误，说什么“梅丽的大牛排加番茄”而不说“多恩的”，这会让他们感觉到某种无法控制的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晚上，除了利沃夫一家人，还有六位客人一同就餐。首先到达的是多恩的建筑师和妻子，比尔和杰西·沃库特，他们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友好的邻居，就住在这条路上几英里远的沃库特家的老房子里。比尔·沃库特开始设计利沃夫家的新房子后，他们熟悉起来，成了常来聚餐的客人。沃库特家族很早以来就在莫里斯顿赫赫有名，有当律师、法官和参议员的。他是这里地界协会的主席。这个协会现在表现的是新一代保守主义者的历史良知，沃库特领导人们斗争，却没能阻止287号州际公路穿越莫里斯顿的历史中心，但是成功地顶住修建喷气机机场的企图，因为那将毁掉大沼泽，它位于查塔姆的西边，县里许多野生动物都在那里。他现在着手的是努力使霍帕康湖[14]免受污染物的毁灭。沃库特汽车的保险杠上写着，“莫里斯，绿色、安宁和清洁。”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友善地在瑞典佬的车上贴了一张。“我们需要所有的援助，”他说，“抑制现代弊病。”当他得知新邻居来自城市，对莫里斯高地的乡间景色毫不了解，便自告奋勇地带他们到县里各地看看，结果花了整整一天，第二天还要继续。瑞典佬只好撒谎说他和多恩和孩子星期天早上必须到伊丽莎白去看岳母一家。

多恩当时就反对这次出行，沃库特那种有产阶级的举止在首次见面时就激怒她了。在他宽泛的谦恭礼仪中她发现有某种令人不安的自高自大的东西。她相信，在风度翩翩的年轻乡绅看来，她不过是故做风雅的可笑的爱尔兰人，一个学会了模仿诀窍的姑娘。她试着像那些比她优越的人一样行事，只是为了在闯入他家独有的院子时不会显得愚蠢滑稽。信心，那才是使她不安的东西，伟大的信心。是啊，她当过新泽西小姐，但是瑞典佬好几次发现她和常春藤联合会

[15]那些身穿毛衣的富家子弟在一起。她那种怕人冒犯的自卫常常让人觉得奇怪。一接触他们，体会到等级差异的痛楚时，她就会觉得信心不足。“对不起，”她说，“我知道这只是我们爱尔兰人的怨恨而已，但我不喜欢被人看不起。”她的这种怨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表面上他很反感，却也感到自豪，认为自己的妻子可不是弱者——也让他不安和失望；他宁愿把多恩当做一位美貌超群、极具成就感、引人注目而不必感到怨恨的年轻女人。“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唯一区别”——她所说的“他们”指新教徒——“是我们这一边多喝一点酒。那也不算什么。‘我的凯尔特人新邻居，和她希伯来人丈夫。’我能听见他和其他头面人物这么说。只是我无法恭维他对我们卑微的出身的轻蔑。”

沃库特性格中主要的东西——她认为甚至不必和他谈话就很清楚——是他深知他和他的举止有多少上流社会的渊源，所以巡游的那天她非常愿意待在家里，独自照看婴儿。

她丈夫和沃库特八点正就朝着县的西北角斜插过去，返回时朝南沿着旧铁矿蜿蜒的山脊行驶。沃库特一直都在讲述十九世纪那些光荣岁月。当时铁矿业最重要，上百万吨从这块地里开采出来，从希贝尼亚、布恩顿直到莫里斯顿，这些乡镇和村子布满轧钢厂、铁钉厂、铸造厂和翻砂车间。沃库特把布恩顿的旧厂址指给他看，以前用于莫里斯—埃塞克斯铁路的车轴、车轮和铁轨都是这里造出来的。他还带他参观肯威尔的炸药公司的厂房，这里生产的炸药用于采矿、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还生产出梯恩梯炸药，或许还为政府在皮克提尼建立兵工厂铺平了道路，使人们在那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生产出大炮弹。1940年就在肯威尔的工厂发生过军火爆炸——死亡四十二人，由于人为的疏忽大意，起先还怀疑是外国特工或间谍作案。他开车带他沿着莫里斯旧运河西段走了一阵子，驳船从菲利浦斯勃格把无烟煤由此运到莫里斯的铸造厂。沃库特微微一笑，接着讲——让瑞典佬更为惊讶——从菲利浦斯勃格直接穿越特拉华州就是伊斯顿，而“伊斯顿，”他说，“就有为从旧里姆洛克来的年轻人服务的妓院。”

莫里斯运河东端的终点是泽西城和纽瓦克。瑞典佬孩童时代就听说过纽瓦克运河的尽头。他们上街时只要接近雷蒙德大道，他父亲就会提醒他，在瑞典佬出生时高街旁边还有一条真正的运河流过，就在犹太人的Y字形居民区附近，一直穿过现在宽阔的市内干道，也就是从佩恩站下面的布罗德大街到帕塞伊克大道，再连接到高速公路的雷蒙德大道。

在瑞典佬年轻的心里，莫里斯运河的“莫里斯”从不和莫里斯县联系在一起——那地方在当时似乎和内布拉斯加州一样遥远——而且只会想到他父亲最大的创业兄弟莫里斯。1918年，他才二十四岁，就成了一家鞋店的老板，和妻子一块经营——那是在渡口街的一个唐恩内克小门市。周围是贫穷的波兰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在接到陆军妇女队的战时合同使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出现在地图上之前，它是这家人最大的成就——莫里斯最终在流行性感冒发作时期突然去世。甚至在他们那天的巡游中，沃库特每次提到莫里斯运河的时候，瑞典佬便会首先想起他从不认识的死去的叔叔，一个他父亲非常想念的可爱的兄弟，这孩子以前也认为雷蒙德大道下面的那条运河是以他命名的。甚至当他父亲买下中央大街的工厂时（距离运河朝北流向贝勒维尔[16]的转弯处不到一百码，市里建在旧运河河道下面的地铁就从工厂的后面穿过），他依然把运河的名称和他家的奋斗史，而不是和州里更宏大的历史联系起来。

参观了华盛顿在莫里斯顿的司令部后——他在那里礼貌地装出从未看到过那些滑膛枪、炮弹、老式望远镜，如同纽瓦克四年级学生一样——他和沃库特往西南走了一程，来到莫里斯顿郊外一处可以追溯到美国革命时期的教堂公墓。战争中死去的士兵们被安葬在这里，另外还有二十七名士兵被安葬在同一墓穴里，他们是1777年春天流行乡间营地的天花病的受害者。在这些古老的墓碑中间，沃库特像上午在路上一样精通历史。那天吃晚饭时多恩问起沃库特带他走了些什么地方，瑞典佬笑道，“我花的钱很值得。这家伙是个活的百科全书。我一生中从未这么感到自己无知。”“很枯燥?”多恩问。“为什么，一点也不。”瑞典佬告诉她，“我们玩得很开心，他是个好人，很不错。比你第一次看见他所想的要好得多，与沃库特的关系要比以前的同学强。”他特别想起伊斯顿的妓院，但却谈到“革命时期的家庭”。“那不稀奇。”多恩说。“这家伙什么都知道。”他说，装做不在意她的嘲讽。“比如说我们去的那处旧墓地，它在最高的山顶，所以落在老教堂北面屋顶的雨水会向北流到帕塞伊克河里，最终进入纽瓦克湾，而落在南面的雨水则朝南流入拉里坦河的支流，最后到达新布伦兹维克

[17]。”“我不相信。”多恩说。“那是真的。”“我才不信，不会到新布伦兹维克。”“哦，别像个孩子，多恩，这在地理上很有意思。”他故意加了一句，“非常有趣，”让她明白他一点也没有爱尔兰人的怨恨。这藏在他的心底，偶尔也在她的心底。

那天晚上，他在床上想道，等梅丽上学读书时，他要诱使沃库特同意带她同样去走这一趟，这样她会实地学习她长大成人的这个县的历史。他想让她看看，在世纪之交，从白宫来的铁路由哪里进入莫里斯顿，还运来杭特顿的果园的桃子。三十英里的铁路只是为了运输桃子。当时大城市里的那些富裕人家对桃子有一种狂热，他们会从莫里斯顿用船运往纽约。桃子专列。还不重要?天气晴朗时，七十车皮的桃子从杭特顿的果园拉来。在一场枯萎病将它们一扫而光之前，那里有两百万棵桃树。到时候他可以自己给她讲有关火车、桃树和枯萎病的事，亲自带她去看铁轨原来铺设的地方，不需要沃库特为他干。

“莫里斯县第一个沃库特。”沃库特在墓地指着一块经过风吹雨打的褐色墓碑告诉他。顶上刻有带翼的天使，墓碑紧靠教堂的后墙。“托马斯，来自爱尔兰北部的新教徒移民，1774年到达，参加过第二次塔伦顿战役，此役为华盛顿第二天在普林斯顿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我不知道这些。”瑞典佬说。

“他在莫里斯顿建立后勤基地，为大陆军的炮兵列车供应物资。他战后买下莫里斯顿一家铁厂，毁于1795年的山洪暴发，两次山洪暴发，那是1794年和1795年。他是杰弗逊强有力的支持者。州长布卢姆菲尔德的任命救了他的命，莫里斯县代理法官，法院院长，最后是县书记员，那就是他，坚定的、多子多孙的家族创始人。”

“很有意思。”瑞典佬说——有意思是指他当时觉得这里死一般的宁静。他很感兴趣是因为以前从未遇到这样的人。

“到这边来，”沃库特说，带着他往前再走了大约二十英尺，来到另一块刻有天使的浅褐色旧墓碑面前。靠近底部有一首难以辨认的四行押韵诗。“他的儿子威廉。他有十个儿子，一个在三十多岁时死去，其他人都长寿，遍及莫里斯全县。没有一个农民，都是治安法官、县治安官、不动产所有者、邮局局长。沃库特家的人到处都是，甚至在沃伦，还进入苏塞克斯。威廉富起来了，搞收费公路开发、银行业。新泽西州1828年的总统选举团成员，拥护安德鲁·杰克逊[18]。杰克逊获胜后，他得到很高的法官职位任命，在州最高法院。他从未当过律师，那时候没有多大关系，去世时是位受人尊敬的法官。看见这石头上的字吗?‘善良有用的公民。’这是他的儿子——在这里，这一个——他的儿子乔治，为格里高利·芬德利工作，后来成为合作者。芬德利是州立法委员，奴隶制问题迫使他加入共和党……”

瑞典佬告诉多恩，也不管她是否愿意听——不，她才不想听——“这是美国历史的一课。约翰·昆西·亚当斯[19]、安德鲁·杰克逊、亚伯拉罕·林肯、伍德罗·威尔逊[20]。他祖父是伍德罗·威尔逊的同班同学，在普林斯顿。他告诉我那个班级的事，我现在忘了。1879年?我记的日子太多，多尼。他给我讲了一切。我们所做的就是在山顶教堂后面的墓地到处走走。有点意思，上了一堂课。”

然而，一次足也。他尽量注意倾听，心里一直在想沃库特家的人在大约两个世纪里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尽管沃库特每次提到“莫里斯”时指的是莫里斯县，瑞典佬总认为“莫里斯”指的是莫里斯·利沃夫。他不记得一生中其他时候比此时在感情上更像他父亲——而不像父亲的儿子，只像父亲——他在这些沃库特家人的墓地里走来走去。提起祖先，他们家无法和沃库特家相比——他们大概用两分钟就可以把祖先的事讲完。追溯到纽瓦克以前，追溯到原来的国家，没有谁知道什么。没来到纽瓦克的时候，无人知道他们的姓名或有关他们的事情，以及他们以哪种方式谋生，更别提他们为谁投票。可是沃库特能拉出一长串先辈，没完没了。对于利沃夫家的人来说，进入美国每走一步，前面就有另一步要走，然而这家伙早在那里了。

那就是沃库特为什么要故意强调的吗?是想把多恩谴责他的那些东西搞得更清晰，他只对你笑笑就明白无误地表现出的东西——只是要显示出他是谁，而你不是?不，那种思维不太像多恩的方式，倒像他父亲的。犹太人的怨恨和爱尔兰人的怨恨一样糟，还会更糟。他们没有离开这里，陷入到那一类东西里面。他自己也不是常春藤联合会名牌大学的学生。他同多恩一样，是在东奥伦奇低级的乌普萨拉学院接受的教育，原以为“常春藤联合会”是某种衣服的牌子，后来才明白它和大学有关。情形一点一点地清晰起来，当然——那是一个非犹太人的世界，建筑物上挂满常春藤，那些人口袋里有钱，穿着打扮有某种风格。不接受犹太人，不了解犹太人，也许还不那么喜欢犹太人。也许他们不喜欢爱尔兰天主教徒——他应该相信多恩的话，也许看不起他们。但是沃库特还是沃库特。人们应该按照他自身的价值衡量他，而不是按照“常春藤联合会”的价值办。只要他对我很公正和尊敬，我也这样对待他。

他想，从这些东西得出的结论是这家伙谈起历史来会令人心烦。瑞典佬不愿再想这些，还是等其他人去证实吧。他们没有去了解山对面的邻居，他们甚至看不见邻居的房子——他们到过那边，就像他对母亲开玩笑说过那样，“我想占有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其他人举家离开纽瓦克时，都搬到梅普尔伍德或者南奥兰治郊外舒适的街区。相对而言，他们却搬到边界上。他和陆战队员在南卡罗来纳的那两年里，常常激动不已，“这就是以前的南方，我到了梅森—狄克森分界线以下[21]。我到南方啦！”可是他不能从南方赶过来上班，只能跳过梅普尔伍德和南奥兰治，跃过南山保留地，继续前行，尽可能地走到新泽西的西边，但还是要保证在一个小时内能赶到中央大街。为什么不?一百英亩的美国土地。大地被砍伐干净，原先并不是为了农业，而是为了给以前那些铁厂提供木材，它们每年要消耗一千英亩土地上的树木。（女房产商几乎和比尔·沃库特一样熟悉本地历史，同样乐于讲述给来自纽瓦克街的潜在买主。）仓库、水车贮水池、水车用水流、磨坊屋基遗址，这里当时给华盛顿的军队提供过粮食。房子后面不远有一处废弃的铁矿。革命刚结束时，原来的木结构房子和那家锯木厂被烧掉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一幢——根据刻在地窖门上方石头上和前厅房角大梁上的日期，这房子建于1786年。外墙是用从革命军以前在这些山上的营地炉灶收集来的石头砌成。这正是他常常梦想到的石头房子，以前用做厨房、现在成了餐厅的那一面有复斜屋顶。壁炉与他所见过的完全不同，大得足以烧烤一头公牛。外面嵌着烤炉门，可以用吊架将铁壶挂在火上，一根十九英寸高的过梁有十七英尺长，横跨整个房间。其他房间还有四个较小的壁炉，都能使用。原来的烟囱、木质的雕刻和铸铁，在一百六十多年来层层油漆后几乎什么也看不清了，只等人们去维修和揭示。中间走廊有十英尺宽。楼梯栏杆和支柱是用浅色条纹的虎槭木雕刻而成——据女房产商讲，虎槭那时在这里很少见。上下两层的楼梯两边各有两个房间，共八个房间，加上厨房，还有宽大的后走廊……为什么不能是他的?为什么不可以拥有?“我不想紧挨着别人住。我那样住过，我就是那样长大成人的。我不想从窗户看到的是楼梯——我想看到土地。我想看到小溪到处奔流。我想看到牛群和马群。开车过去，就能看到瀑布。我们不用像其他人那样生活——我们现在可以按自己所想的方式生活。我们这么做了，没有谁阻止我们。他们做不到。我们结婚了。我们可以到任何地方，做任何事。多尼，我们是自由的！”

然而，想这么自由也不是毫无痛苦，他们有来自父亲的压力。他要他们在南奥兰治郊区纽斯特德开发区买一幢现代住房，里面一切东西都是崭新的，而不是一座老朽的“陵墓”。“你不可能给它供热。”娄·利沃夫那个星期六第一次看见这巨大、空旷的带出售招牌的旧石头房子时便预言道。房子在崎岖的乡间小路中间，离最近的火车站，莫里斯顿的拉克万纳站，也有十一英里。有淡黄色藤条座椅、带屏风门的绿色列车从这里把人们一直运到纽约。附带一百英亩土地、一座快散架的仓库和一座倒塌的磨房，等待出售快一年了，它的卖价大约只是在纽斯特德两英亩土地上的建筑的一半。“给这地方供热要花你一大笔钱，可你还会冻死。下雪天，塞莫尔，你怎么去乘火车?在这些路上，你走不了。不管咋说，他究竟为什么需要那块地?”娄·利沃夫质问瑞典佬的母亲，她正站在两个男人的中间，尽最大努力不参与他们的谈论，只注视着路边的树梢。（或者说，瑞典佬是这么想，后来他才知道，她当时在徒劳地寻找路灯。）“你准备拿这些地干什么?”他父亲问他，“供养饥饿的亚美尼亚人?你知道什么?你在做梦。我怀疑你是否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让我们坦率地谈谈——这是个狭隘的、偏执的地区。二十年代此处的三K党十分猖獗。你知道吗?三K党。就在这里，人们在房子上点燃十字架。”“爸，三K党已经不存在了。”“哦，不存在?这里是顽固的共和党人的新泽西，塞莫尔。这里从头到脚都是共和党人。”“爸，艾森豪威尔[22]是总统——全国都是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当了总统，罗斯福已经死了。”“是啊，罗斯福在世时，这里也是共和党的。新政时期都是共和党的[23]。想想这个吧。这里的人为什么恨罗斯福，塞莫尔?”“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是民主党嘛。”“不对。他们不喜欢罗斯福，是因为他们不喜欢犹太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那就是他们搬到这里从头开始的原因。他们不喜欢罗斯福，是因为他让自己适应这些新来的美国人。他了解他们需要什么，并尽量给予帮助。可这些杂种才不这样。他们对犹太人一天也不让。儿子，我说的就是这些顽固分子。谈的不是正步走——而是仇恨。这就是怀恨在心的人们的地方，就在这里。”

答案是纽斯特德。在纽斯特德他不会有一百英亩地的头疼，在纽斯特德有顽固的民主党。在纽斯特德，他可以和家人一起生活，周围是年轻的犹太人夫妇，孩子可以和犹太人朋友一块长大。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也近在咫尺，从南奥兰治大道直接进来，只需半个小时……“爸，我开车到莫里斯顿只要十五分钟。”“要是下雪，你就不行了。要是遵守交通规则，你就不行了。”“我坐八点二十八分的快车，八点五十六分就到布罗德大街，步行到中央大街，九点过六分就开始工作了。”“下雪呢?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火车停了呢?”“经纪人坐这列火车上班，还有到曼哈顿的律师、商人、有钱人。不是牛奶车——不会停的。早班车上他们有豪华车厢，看在上帝的分上，这不是边远山区。”“你本来可以瞒过我。”他父亲回答道。

可是瑞典佬像以前的拓荒者，没人能劝阻。父亲认为不切合实际和不明智的东西在他看来，却是勇敢的行为。与娶多恩·德威尔差不多，买下那幢房子和那一百英亩地，搬到旧里姆洛克住，也是他做过的最大胆的事。父亲认为是火星那样遥远的东西，对他而言就是美国——他似乎在革命时期的新泽西安下家来。在旧里姆洛克，开门就看到整个美国。他喜欢这个主意。犹太人的怨恨、爱尔兰人的怨恨——见鬼去吧。一对二十五岁的夫妇，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需要他们极大的勇气到旧里姆洛克。他听说皮革业有过好几个强壮、聪明、有天赋的小伙子被他们的父亲打垮了，他决不让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他爱上了老头子也爱的这一行，取得了长子继承权，现在要更进一步，住在想住的地方。

不，我们不想承受任何人的怨恨。我们离那些怨恨有三十五英里远。他说的不是人们很容易跨越宗教的界限，也不是指没有歧视——他会像陆战队训练营新兵一样去面对它，好几次都迎头而上，把它顶下去。她也与喧嚣的反犹主义发生过摩擦，那是在大西洋城的盛会上。她的女伴不屑地提到1945年，那次是贝丝·麦耶森当选美国小姐，她将其称为“犹太姑娘获胜的一年”。小时候，她听到很多人们对犹太人的随意的挖苦话，但大西洋城才是真实的世界，使她惊讶。那时候她不愿提起这些，她担心他会对她翻脸，责备她那么礼貌地保持沉默，而不让那愚蠢的女人打住。特别是她的女伴还说，“我承认她很漂亮，可是怎么说也让那次盛会非常难堪。”那也不起作用。多恩不过是参赛者，才二十二岁——她能说什么或做什么?他的观点是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两人都清楚这些歧视确实存在。在旧里姆洛克，宗教的分歧不会像多恩现在遇到的那样难以应付。如果她能和犹太人结婚，就肯定能做新教徒的友好邻居——绝对行，只要她丈夫能办到。新教徒不过是另一种叫法。也许他们在她长大的地方很少——他们在他长大的地方也很少——可碰巧的是，他们在美国不少。让我们正视这一点，他们就是美国。如果你不坚持母亲信奉的天主教优越，我不坚持父亲信奉的犹太教优越，我敢肯定，我们会发现许多人也不坚持他们父母信奉的新教优越。再也不会有谁支配别人。那是战争的起因。我们的父母不是适应了机遇，而是适应了战后世界的现实，人们在此可以和谐地生活，各种各样的人相处在一块，而不管他们的出身怎样。这是新的一代，不必考虑任何人的怨恨，他们或者我们。上层社会也并不可怕，只要你熟悉他们，你就会发现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也是想这样生活下去的人。让我们理智地对待这些东西。

后来证明他再也不必那么煞费苦心地劝多恩少谈沃库特的事。郊游后，沃库特没有打搅他们的生活。多恩提到时，称之为“沃库特家族墓地游”。再没有像沃库特家和利沃夫家以前那种社交活动，甚至偶尔的交友也不多。尽管瑞典佬星期六上午还在沃库特家后面的牧场露面，参加每周一次的触身式橄榄球赛[24]，有沃库特的本地朋友和其他像瑞典佬一样的小伙子，还有退伍军人，他们带着新组成的家庭源源不断地从艾塞克斯县周围涌向这片开阔地。

他们中有一位眼镜商，名叫巴克·鲁宾森，矮个子、肌肉强健、内八字脚，有着天使般的圆脸。他曾当过山坡高中的四分卫替补队员，他们队在感恩节的比赛中是威夸依克的传统对手，那是在瑞典佬高中快毕业的时候。巴克·鲁宾森来的第一周，瑞典佬就在旁边听他讲起瑞典佬·利沃夫高中时的事情，扳着手指数道，“全城注意的是足球，全城、全县的中心是篮球，全城、全县、全州垒球的一垒手……”瑞典佬平常会觉得这是人们对他的敬畏，可是这么露骨的说出来，在这种环境，完全不合他的秉性。他来此只想表示身为邻居的好意，只想和其他人一样玩玩球就行，他似乎并不在意站在那里忍受巴克的过分热情的是沃库特。他并未与沃库特吵过架，也没有任何理由，然而看到他平常喜欢作为一个谦逊的人隐藏起来的一切，被巴克这么动情地揭示给沃库特，觉得心里比想像中的还舒坦，几乎有一种自己毫不察觉的令人满足的欲望——复仇的欲望。

一连几个星期，巴克和瑞典佬到了一个队里，新来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其他人只知道新邻居是叫塞莫尔，巴克一有机会就叫他瑞典佬。哪怕其他人空闲在那里，拼命挥手——瑞典佬还是巴克所能看到的接球手。“大个子瑞典佬，来啊！”只要瑞典佬回到人群，刚刚接过鲁宾森一次传球，他还是会叫喊起来——大个子瑞典佬，高中毕业后没有谁这样叫，除杰里以外，然而杰里喊起来总带着嘲讽。

一天，巴克搭瑞典佬的便车到附近的修车厂，他的车正在那里修理。他们坐在一起，巴克突然宣布道，他也是犹太人，他和妻子最近才去一个莫里斯顿的教堂。他说，在这里，他们才和莫里斯顿的犹太人社区的联系逐渐多起来。“在一个非犹太人的城镇，知道自己附近有犹太朋友会觉得有人大力支持你。”巴克对瑞典佬这么说。虽然不大，莫里斯顿这个社区却是个出名的犹太人社区，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内战以前，里面有好几位在镇上影响很大的人物。其中一位是莫里斯顿纪念医院的理事——通过他的不懈努力，两年前第一批犹太人医生被邀请成为该医院的工作人员——他也是镇上最好的百货商店的老板。成功的犹太家庭在西大街这些灰泥房子里已经住了五十年，尽管总的说来，人们并不认为这地方对犹太人特别友好。孩童时代，巴克被家人带到自由山，那是附近山区里的度假小镇，每年夏天他们在那里的里贝曼饭店住上一个星期，巴克就是在那里突然爱上莫里斯乡间的美景和宁静的。不用说，在自由山，犹太人玩得开心：十家，十一家大饭店都是犹太人的，成千上万的夏季游客全是犹太人——度假者自己开玩笑地称这地方是“弗里德曼山”。如果你住在纽瓦克、帕塞伊克或者泽西城的公寓里，到自由山住上一周就如同进了天堂。莫里斯顿虽然非犹太人居多，但还是一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律师、医生和股票经纪人的社区。巴克和他妻子喜欢到社区看电影，喜欢那些商店，好极了。他们也喜欢那些漂亮的建筑，犹太店主们在那条斯比德大街上挂满霓虹灯。然而，瑞典佬知道战前自由山的高尔夫球场标志上画着纳粹党十字架吗?他知道三K党在布恩顿和多佛尔举行过集会，那些村民、工人、三K党党员聚在一起吗?他知道人们在草地上焚烧十字架，距离莫里斯顿的绿地还不到五英里吗?

从那天起，巴克总是尽量抓住瑞典佬，他本来就是非常值得一抓的人物。他拉他去参加莫里斯顿犹太社区的活动，即使不马上进入会堂，至少也要他到教会联赛打篮球，参加会堂支持的球队。鲁宾森的使命激怒了瑞典佬，就像他母亲当年那些做法一样。多恩怀孕几个月后，她令人惊讶地问他是否应该在孩子出生前，让多恩改变信仰。“妈妈，一个自己都觉得信奉犹太教没什么意思的人，是不会要求妻子皈依的。”他一生中对她从未这般严厉，他也很伤心，她走开时眼泪都快流出来。那天他拥抱了她许多次才使她明白，他并未和她“生气”——只是想表明他已是个成人，有成年男子的一些特权。现在他和多恩谈起鲁宾森——那天晚上他们躺在床上谈了很多关于他的话题。“我来这里可不是为了那种东西，我其实从来就没有。过去常常和父亲一块参加那些节日庆祝，根本不理解它们的含义。即使看见父亲在那里也不懂什么。那不是他，也不像他——他朝着他不想鞠躬的东西鞠躬，那是连他都弄不懂的东西。他是为了祖父而鞠躬的。我不理解那些东西中有哪一件与他作为一个男人有关。手套厂的事才与他作为一个男人有关，这谁都清楚——那一切东西。父亲谈起手套时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是什么时候开始信这玩意的?你应该听到他讲过。如果他了解皮革与了解上帝一样少，这个家早就落到贫民窟了。”“喂，巴克·鲁宾森没有谈上帝，塞莫尔。他想做你的朋友，”她说，“不过如此。”“我在猜。可是我对那东西毫无兴趣，多尼，从我记事起就这样。我从来都不懂。谁懂?我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我走进犹太教会堂，感到一切都陌生，总是如此。小时候进希伯来人学校，我待在教室里总是急不可待地想到球场玩。我认为，‘如果在这房间里再多待一会，我就会病倒。’那些地方有不健康的东西。不管哪里，只要靠近那些地方，我知道都不是我待的。从少年时代起，工厂才是我想的地方。从幼儿园起，球场就是我想的地方。而这里是我第一眼就看上的地方。我为什么不能住在自己想的地方?我为什么不能和自己想的人在一起?这不是这个国家的意义所在吗?我要住在我想的地方，不到自己不愿去的地方。这才是做个美国人——不是吗?我和你在一起，和孩子在一起，白天在工厂，其他时间在这里，这就是我在世界上想的地方。我们占有一块美国的土地，多恩。就是再努力也不会比这更幸福。我做到了，亲爱的，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我一生该做的！”

有一段时间瑞典佬没去玩触身式橄榄球，省得自己总要岔开巴克·鲁宾森有关犹太会堂的话题。和鲁宾森在一起，他的感觉不像和父亲在一起——但与和沃库特在一起差不多……

不，不。你知道他觉得真的像谁?不是在他偶尔作为巴克·鲁宾森的接球手的每周那一两个小时里，而是在其他时候觉得像谁?他不能告诉任何人，当然：他二十六岁了，刚当上父亲，人们会嘲笑这种孩子气。他自己也在嘲笑。这是你牢记心中的孩提时代的东西之一，不管你多大了。他在旧里姆洛克觉得很像的是约翰尼·阿普瑟德[25]。谁关心比尔·沃库特?伍德罗·威尔逊认识沃库特的祖父?托马斯·杰弗逊认识他祖父的叔叔?别提比尔·沃库特。约翰尼·阿普瑟德，那才是我要的人。不是犹太人，不是爱尔兰天主教徒，不是新教教徒——不，约翰尼·阿普瑟德只是个快乐的美国人。个头高大、脸色红润、幸福快乐，也许不太聪明，但不需要那么聪明——做个伟大的漫游者就是约翰尼·阿普瑟德的全部心思。完全的肉体上的快乐，迈开大步，提着一袋种子，带着对大地景色的无比热爱，无论走到哪里便播下种子。多美的故事啊。四下看看，到处走走。瑞典佬一生都喜欢这故事。谁写的?没有谁，就他所知。他们只是在小学里学过。约翰尼·阿普瑟德，到处种苹果树。那一袋种子。我喜欢那只口袋。也许那是他的帽子——他把种子装在帽子里?没关系。“谁教他做的?”梅丽问他，她已经长大些了，喜欢在睡觉前听故事——虽说还是个婴儿，你想给她讲别的故事，比如只装桃子的火车的事，她会叫喊，“约翰尼！我要听约翰尼！”“谁教他的?没有谁教他，亲爱的。你用不着教约翰尼·阿普瑟德种苹果树。他自己要干的。”“谁是他的妻子?”“多恩。多恩·阿普瑟德。那就是他的妻子。”“他有孩子吗?”“他当然有孩子。你知道她的名字吗?”“什么?”“梅丽·阿普瑟德！”“她把苹果种子种在帽子里吗?”“她当然种。她不是种在帽子里，亲爱的，她是把它们装在那帽子里——然后她再撒下它们。越远越好，她把它们扔出去。她到处撒下种子，随便落到哪里的土地上，你知道会怎样?”“怎样?”“一棵苹果树长起来，就在那里。”每次他走进旧里姆洛克的村子，他都控制不住自己——周末的第一件事，就是穿上靴子，走五英里山路到村子里去，再走五英里山路回来。早晨很早就去走这一趟，只是为了取星期六的报纸，他忍不住——他想，“约翰尼·阿普瑟德！”那种乐趣。那种单纯的、轻快的、不加控制、迈开大步的乐趣。他不管是否再去打球——他只想出去，迈开步子走走。似乎球类活动为他扫清障碍，能够这样做了，一小时之内大步流星地来到村子，在百货店买份拉克万纳版的《纽瓦克新闻》。店门前只有一台索罗可加油机，农产品用盒子和粗麻布口袋盛着，放在台阶上。五十年代只有这一家商店。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哈姆林的儿子诺斯从父亲手里接过来就没有什么变化——他们卖洗衣板和浴缸。外面挂着一块弗罗斯特软饮料的招牌，另一块是钉在墙板上的弗雷奇曼酵母片的招牌。还有匹兹堡油漆的，甚至在外面有一块上写着“锡拉丘兹犁头”，是当年这商店兼卖农具时就挂在那里的。诺斯·哈姆林记得早在他童年的时候，马路对面有一家车匠店。他还记得望着四轮马车滚过斜坡掉进冰冷的溪水里，也记得那时后面有一家酒厂，是众多酿造本地著名的苹果白兰地的酒厂之一，只是在禁酒法案通过后才关闭。商店后面只有一个窗口，那就是美国邮政——窗口和三十个左右带号码锁的柜子。哈姆林百货店里面有邮局，外面有告示牌、旗杆和加油机——成了以前农庄社区的集会地。从沃伦·迦玛列·哈定[26]的年代就是这样，诺斯那时当上老板。街的斜对角，就在以前的车匠店旁边，是一个六间房的校舍，也是利沃夫的女儿上的第一所学校。孩子们坐在商店前的台阶上，你的姑娘可以和你在此约会。一个聚会处，一个迎接客人的地方。瑞典佬喜欢这里。他熟悉的《纽瓦克新闻》上面有一个专栏，在第二版，标题为“拉克万纳一带”。甚至这也让他高兴，不只是能在家读报了解莫里斯的本地新闻，拿在手里带回家就让他开心。“拉克万纳”这个词里里外外他都喜欢。他在前面柜台上拿起报纸，玛丽·哈姆林在上面潦草地写着“利沃夫”。如果需要，再买一夸脱牛奶、一条面包、一打由上边保罗·哈姆林的农场运来的新鲜鸡蛋，对老板说声“喂，拉塞尔”就转身，迈着大步回家。他一路经过自己喜欢的白色牧场围栏、绵延起伏的草地、玉米地、萝卜地、仓库、马群、牛群、水塘、小溪、泉水、瀑布、豆瓣菜、奔流、草坪、大片大片的树林，他对所有这些东西有一种乡村新定居者对大自然天生的热爱。他走近自己所爱的百年树龄的枫树、坚固的旧石头房子——走过时还装出到处播撒苹果种子。

有一次从楼上的窗户，多恩看见他从小山脚走近房子，正在这样做，用力抛出去，抛出去时似乎不像投球或挥动球拍，倒像从购物袋抓出一把把的种子，用力撒到这块有丰富历史的土地上，和比尔·沃库特一样，他把这里看成自己的了。“你在那里练习什么?”她取笑地说。他闯进屋来，由于这种活动，看起来非常英俊，大个头、性感、脸色红润，如同约翰尼·阿普瑟德本人，身上好像发生了某种奇迹。人们举起酒杯为某个年轻人祝福时，他们说，“祝你身体健康，好运常来！”他们心中想像的情景——或者说他们应该想到的——是一个尘世间人类标本，正是这种无拘无束的男子汉形象。他兴高采烈地冲进卧室，发现独自一人待在那里的是只小巧玲珑的动物，他的妻子，剥去了少女的束缚，完完全全、满心欢喜地属于他。“塞莫尔，你在哈姆林店里干什么了——学芭蕾舞?”轻松，太轻松了，他用那双防护大手将一百零三磅重的她从地板上举起来。她身穿睡衣赤脚站在那里，他用奇大无比的力气把她紧紧抱住，他似乎想团在一起，捆在一起，成为牢不可破的整体，一个了不起的、新的、无可挑剔的存在，美国新泽西州旧里姆洛克阿卡狄山路的身为丈夫和父亲的塞莫尔·利沃夫。他在路上做的事情——似乎是一种可耻的或浅薄的行为，他不能让自己曝光，甚至对多恩也不能忏悔——这是在和自己的生命做爱。

至于他与年轻妻子生理上的亲密程度，他实际上更加小心翼翼。周围有人时他们显得一本正经，没有谁猜出他们的性生活也是如此。在多恩之前，他从未和约会的任何人睡过——在陆战队时和两名妓女睡过，那实际上算不了什么。只是他们结婚后才发现他是多么地充满激情。他有巨大的耐劲和力气，她的娇小与他的魁梧是两人的长处，他将她举起的那种方式，在床上和她在一起时的他身体的那种粗大，似乎刺激了他们两个。她说，做完爱他进入梦乡后，她感到自己好像在和一座山睡觉。有时她激动不已，觉得自己睡在一块巨大的岩石旁边。她躺在他身下时，他使劲地插入和抽出，同时也支撑住自己以免压碎她。由于他的耐力和干劲都不错，他能坚持很长时间却一点不累。他一只手就能将她拎起来，让她膝头着地转圈，或者使她坐在他膝上轻松自如地移动她这一百零三磅。他们结婚好几个月后，她达到性高潮时开始喊叫。高潮总来，她总在叫，可他却不知咋办?“怎么啦?”他问她。“不知道。”“伤着你啦?”“没有。我不知道它从何而来。也许是精液吧，你射进我里面就让我流泪了。”“可我没伤着你。”“没有。”“使你快乐吗，多尼?喜欢吗?”“喜欢。这有点……能达到其他东西都不能达到的地方。那就是眼泪所在的地方。你接触到我那个部位，其他东西都不行。”“好吧，只要不伤着你就行。”“没有，没有。只是有些奇怪……有些奇怪……奇怪的是不再孤独。”她说。只是在他第一次落在她身上时，她才停止喊叫。“你没这样叫过。”他说。“这完全不同。”她应道。“怎么?为什么?”“我猜……不知道。大概我又感到孤独。”“想我停下来?”“哦，不。”她笑了，“完全不用。”“好吧……”“塞莫尔……你怎么知道这么干的?以前干过?”“从来没有。”“你为什么要干?告诉我。”他无法解释她说的东西，所以就没有解释。他一心想做点别的，于是一只手抬起她的臀部，举到自己的嘴上。将脸凑到那里，动起来。他从来没有在那里干过。心醉神迷地一块干，他和多恩。当然，他没有理由相信她居然这样为他干，可是有个星期天的早晨，她真的做了。他不知该怎么看。娇小的多恩，用美丽的小嘴唇含住他。他惊呆了，他们都如此，这是两人的禁忌。从此，这样干了许多年，再没停止。“你身上有某种让人心动的东西，”她悄悄对他说，“特别是你到了不能控制的时候。”让她如此心动，她告诉他，这个非常克制、心地善良、彬彬有礼、很有教养的男人，总是这么善于运用自己的力量。他掌握着巨大的力量，而内心却没有暴力，哪怕有时他越过界限无法回头，越过任何人对任何事情感到尴尬的那个点，已经到了无法对她评判，或者认为她大概是个坏女孩，这么渴求他给予，他自己也想，在快要达到让人大叫的性高潮的最后的三四分钟……“这让我感到自己女性十足，”她告诉他，“使我觉得非常有力……两种感觉都有。”做完爱，她从床上爬起来，头发凌乱、脸色晕红、头发飘落得到处都是，眼上的化妆污成一团，嘴唇肿胀，走进卫生间小便。他会跟着她，等她擦干净后将她从马桶上抱起来，在卫生间的镜子前两人看看自己的模样。她会和他一样感到惊讶，不是发现自己有多漂亮、性交弄得她看上去有多漂亮，而是发现了自己的另一副模样。社会性的面孔消失了——这才是多恩！但是这一切是人们不知道的秘密，只能如此。特别不能让孩子知道。有时多恩赤着脚跟在牛群后面走了一天，他会在晚饭后拖着椅子到她面前替她搓脚，梅丽会做鬼脸，还说，“喂，爸爸，真恶心。”那是他们当着她的面真正有所表示的唯一的事情。感情方面其他的东西是孩子们通常从自己父母身上能看到的，如果不继续下去的话他们会想念。他们在卧室里的生活是个秘密，女儿也不比其他人更了解。就这么持续下去，多年如此，直到那颗炸弹爆炸，多恩也住进医院。她出院后，那种事也就停止了。

沃库特娶了他祖父的公司律师的孙女，那是芬德里的沃库特，一家莫里斯顿的公司，他一直希望进入这家公司。从普林斯顿毕业后，他谢绝了到哈佛法学院工作的机会——普林斯顿和哈佛法学院花了百多年时间才有机会教育一个沃库特家的孩子——他却与自己出身的这个世界的传统决裂，搬到曼哈顿一家低级的画室，成为一名抽象派画家，一个新人。在交通繁忙的哈得逊街肮脏的窗子后面，经过三年令人沮丧的狂热绘画后，他娶了杰西，回到泽西城，开始在普林斯顿钻研建筑学。他从未完全放弃艺术家的梦想，虽然他的建筑工作——主要是在莫里斯县的富人区修复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老房子，从萨默塞特、亨特顿县一直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巴克斯县，将旧仓库改建成雅致的乡间房屋——使他愉快地忙碌着，他还是每隔三四年都在莫里斯顿的一家画室举办自己的画展，还讨好似的邀请利沃夫家的人参加开幕仪式，他们也总会到场。

在任何社交场合瑞典佬都不会像站在沃库特的画前这样难堪。进门时拿到的小册子告诉你，这些画受中国书法的影响，可在他看来却什么也不像，甚至不像中国的。从一开始，多恩就发现它们有“思想煽动性”——对她而言，它们表现出比尔·沃库特最不可能的一面，一种她以前连一点迹象都没有看出的敏感性——然而这画展引起瑞典佬想得最多的是，他应该在一幅画前假装看多久方可移到下一幅。他真正想做的是倾过身子，看看每幅画旁边贴在墙上的题名，认为它们也许有点帮助，但是当他这么做时——尽管多恩告诉他不要那样，拉住他的上衣，轻声说，“忘了它们，看画。”——他只觉得比看画还要难受。《作品16号》、《图6号》、《冥思11号》、《无标题12号》……画布上只有一抹长长的灰色的污痕苍白地画过白色的背景，看起来似乎沃库特并不想画画，只想将它擦掉?参考画室夫妻俩所写的标注和小册子上的画展说明，也没有多大作用。“沃库特的书法是如此的有力，其外形消解。在其自身能量的光辉之中，笔画也将自己融化……”一个像沃库特这样的家伙，对大自然并不陌生，对这个国家的伟大历史剧情也很了解，究竟为什么——一个了不起的网球手——究竟为什么要画这些一钱不值的画?瑞典佬不得不认为这家伙还不是个冒牌货——一个像沃库特这样受过教育、如此自信的人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精力去把自己打扮成冒牌货?——由于自己对艺术了解不多，他只好暂时将这种疑惑搁置一旁。瑞典佬有时也许会接着想，“这家伙有毛病，有某种极大的不满，这个沃库特没有得到他想的东西。”但是瑞典佬也会读读那本小册子之类的东西，觉得他不知说的什么。“格林威治村的那些岁月已过去二十年了，沃库特雄心依旧：他创造出，”小册子上接着写道，“一种个人对具有普遍意义的各种主题的表现形式，这些主题包括展示人类状况的持续的道义上的困境。”

读着小册子，瑞典佬从未想到这些画上的含义那么多，因为它们如此空洞，因为画中一无所有，你反而可以认为它们画出了一切——所有这些辞藻只不过以另一种方式说明沃库特平庸，不管他多么认真地尝试，却根本无法为自己打造出艺术气质，或者说，在这一点上，有关这种气质的严格定义在他出生时就束缚了他。瑞典佬也没有想到，他是对的，这个家伙看起来自以为是，好像完全适应了他居住的地方和周围的人们。这可能漫不经心地泄露了他的秘密，实际上他不合时宜，并且有一种多年来的欲望，他根本不懂怎样才能达到目的，只知道稀奇古怪地画一些看起来什么都不像的画。很显然，他最好的表达自己渴望的方式就是这种东西。可悲，然而不管怎样可悲，也不管瑞典佬问了还是没问，是否了解这位画家都不要紧。多恩带着新面孔从日内瓦回来一个月后，这种表现普遍意义各种主题、展示人类状况的画中的一幅，终于挂到利沃夫家客厅的墙上。这让利沃夫感到有点可悲。

沃库特一直想从《冥思27号》中抹去的是一束褐色的条纹，而不是灰色的，背景淡紫色，也不是白色。按多恩的说法，那些黑色标志着画家形式上的革新。她对他这样解释，瑞典佬不知该怎样回答，对“形式主义”也没有兴趣，只是勉强说“有意思”。他小的时候，家里从不在墙上挂艺术品，更别说“现代”艺术——他的家并不比多恩家有更多的艺术。德威尔家有宗教绘画，那些东西也许可以说明多恩为什么突然成了“形式主义”的鉴赏家：一种隐藏起来的有关成长的尴尬。在多恩和她兄弟的相框旁边，只有圣母玛丽亚和耶稣心脏的画。这些有欣赏水平的人，都在墙上挂着现代艺术作品，我们也要在墙上挂现代艺术作品，把形式主义的东西挂在墙上。不管多恩怎样否认，这里不是有某种东西出现吗?爱尔兰人的嫉妒?

她直接从沃库特的画室买回这幅画，刚好花掉他们买牛犊康特时的所用的一半钱。瑞典佬对自己说，“忘掉那笔钱，一笔勾销——你不能把一头牛当做一幅画。”就算这样，他也努力控制自己的不满，看着《冥思27号》挂在他亲爱的梅丽的像原来的位置，痛苦地想到这多少也有点像留着金色刘海、光彩照人的孩子，她那时才六岁。那是纽霍普一位快活的老绅士为他们作的油画。他在画室里身穿工作服、头戴贝雷帽——耐心地用温酒招待他们，给他们讲自己在卢浮宫临摹的学画经历——他到他们家来了六次，叫梅丽坐在钢琴旁边让他画。那幅画连镀金的画框只花了两千块钱。可是瑞典佬听说，如果他们从画店买《冥思27号》，要多给百分之三十，这是沃库特少收的，五千美元还算便宜。

他父亲看到这幅新画时，他的评价是，“这家伙要了你多少?”多恩极不情愿地答道，“五千块。”“第一件衣服就花了这么多钱，将画成什么?”“什么?”多恩酸酸地答道。“啊，还没画完，我希望它还没有……是吧?”“还没有‘完成’的，”多恩说，“是思想，娄。”“是吗?”他再看。“啊，如果这家伙真想完成它，我可以告诉他怎么画。”“爸，”瑞典佬说，想制止进一步的批评，“多恩买它是因为她喜欢。”其实他也想告诉这家伙该怎么画完（也许在言辞上和父亲心里想的差不多），他很不情愿挂上多恩从沃库特那里买来的任何东西，只是她已经买了。不管是不是爱尔兰人的嫉妒都行，这幅画是另一个迹象，表明她心中生存的欲望超过了死亡的打算，那曾经使她两次住进精神病院。“那幅画是狗屎，”他事后对父亲说，“那东西是她想要的。是她需要的东西。”他警告他，自己感到——很奇怪，就算有一点挑拨吧——快发怒了，“请别再提那幅画。”娄·利沃夫就是娄·利沃夫，他再来旧里姆洛克时，第一件事便是走到那幅画前大声说道，“知道吗?我喜欢这东西。我开始习惯它了，我实际上喜欢它。瞧，”他对妻子说，“看看这家伙怎么没画完。看见了吧?模糊的地方?他有意画的，那叫艺术。”

沃库特的货车后面放着利沃夫家新房子的纸板模型，准备晚饭后给客人展示的。草图和图纸已经在多恩的书房里堆放了几个星期。其中一张表上，沃库特标出一年中每月第一天，阳光以怎样的角度射入窗子。“充足的阳光。”多恩说。“阳光！”她叫道，“阳光！”要是不这么残忍地直接表露出来就好了，这真正衡量出他对她遭受磨难的程度和她所设计的解救方法了解多少，暗示她还是非常憎恨他喜欢的那幢石头房子，他喜欢的那些老枫树。那些巨大的树木为房子挡住夏日的炎热，每年秋天又用金色的花冠庄重地罩住草坪，他在那中央曾经为梅丽悬挂秋千。

到旧里姆洛克的开始几年瑞典佬念念不忘那些树木。我拥有那些树。让他更惊讶的是他对树木的拥有超过对工厂的喜爱，更令人惊讶的是，拥有那些树比在政府大街运动场和毫不浪漫的威夸依克街道上的孩子渴望拥有庄重的旧石头房子还厉害，革命战争时期华盛顿曾两次在他们房子所在的山上建起过冬营地。拥有树木令人迷惑——不同于拥有企业或拥有房屋。如果有什么的话，拥有它们靠的是信任，信任。是啊，为了所有后代，从梅丽和她的孩子起。

为了抵御冰暴和狂风，他用钢缆固定每一棵枫树，四条钢缆形成一个朝天的平行四边形，沉重的树枝在上面壮观地伸展开来，高达五十英尺。避雷针从树干一直伸到树尖，为了安全起见，他每年都注意检查。每年两次给这些树木喷药防虫，三年上一次肥，定期请园艺家来剪除枯枝和全面检查私家花园的状况。梅丽的树木。梅丽家的树木。

秋天里——就像他常常安排的那样——他肯定会在太阳下山前从办公室回到家里，她总在那里——也像他所安排的——在前门那棵周围撒满落叶的枫树上高高荡起，他们最大的树，他在树上为她搭建秋千时，她才两岁。她向上荡起，几乎钻进树叶里，树枝展开来刚好越过他们卧室的窗户……可是，尽管对他来说，每一天结束时的这些宝贵的时刻曾经象征着他的每一个愿望的实现，即使在她看来，它们曾经也并不是该死的东西。她后来爱这些树木的程度和多恩对待这房子差不多。她关心的是阿尔及利亚。她爱阿尔及利亚。秋千上的孩子，树上的孩子。以前在那树上、现在躺在那房间地板上的孩子。

沃库特夫妇很早就过来了，这样比尔和多恩便有时间在一起讨论怎样将一层的房屋与两层的车库连接起来的问题。沃库特到纽约去了几天，这是他们遇到的最后的问题，几个星期来想啊又想，到底怎样才能在大不相同的建筑物之间构成和谐的联系，多恩急于把它解决好。即使车库装饰得有些像仓库，多恩还是不想它太靠近，担心它影响房子的独特性，可是她也觉得沃库特建议的二十四英尺长的通道会让人看来像个汽车旅馆。他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冥思苦想，不仅是尺寸问题，现在还要考虑温室效应问题，这不是当初设计的那种简单的通道。多恩有时感觉到沃库特在向她施加影响，不管多么和蔼，总是想让她接受与他过时的建筑美学思想有关的决定，而不是她心里所想的、他们的新房应有那种纯粹的现代派风格。在这种情形下，她会感到恼怒。在对他非常气愤的那几次，她甚至在想，找这个人是不是一种错误，尽管他在本地承包商中很有威信——保证一流的建筑工程——有良好的专业信誉，却“基本上是个古董修补者”。她刚离开伊丽莎白和娘家（还有墙上那些画和过道里的塑像）时很害怕势利小人，但多年过去了，她基本上了解沃库特那一套。他们发生争执的时候，对他那种乡绅的信任感是她要着重消除的东西。然而只要沃库特一回到她身边，往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愤怒的蔑视就消失，因为她突然发现了——用多恩的话说——“一个完美优雅的计划，”不管是洗衣机安装的位置还是卫生间的顶灯，或者是通向车库上面客房的楼梯。

除了外面货车上的十六分之一比例的模型，沃库特还带来新的透明塑料材料的样品，让她考虑是否用做通道的墙壁和屋顶。他拿进厨房给她看。他们俩就待在那里，足智多谋的建筑师和严厉苛求的客户，从头开始争论——多恩在清洗莴苣、切西红柿、剥沃库特用袋子从自家园子里带来的几十根玉米——关于采用透明通道，而不是沃库特最早建议的那种木板通道连接在车库外面的优缺点。以前在这样的傍晚，从朝着小山的后阳台上，可以看见夏末落日的辉映下多恩的牛群身影，瑞典佬此时在这里准备着烧烤的焦炭。与他在一起的是父亲和杰西·沃库特。这些天来很少看见她和比尔出来参加社交聚会，据多恩讲，她正经历着人们讨厌地描述为“狂躁症发作前的平静阶段”。沃库特打电话时问他是否可以把妻子也带来吃晚饭。

沃库特家有三个男孩、两个女孩，都已长大成人，在纽约生活和工作。根据各方面的反映，杰西曾是这五个孩子尽责的母亲。他们走后，她才开始酗酒，最初只是为了给自己提提神，再就是抑制痛苦，最后则因为酗酒本身。在这两对夫妇第一次见面时，杰西健全的心智给瑞典佬留下深刻印象：精力如此旺盛、爱好户外活动、生活乐观、毫不做作或枯燥无味……她就是那样打动瑞典佬的，而不是作为他的妻子。

杰西是费城的一个极富有的女继承人，出自女子精修学校的姑娘。她那时候白天，偶尔晚上，穿着溅满泥浆的马裤，将头发用漂亮的亚麻色丝带扎上。这些丝带和她纯洁的、圆圆的、毫无瑕疵的面容——多恩说如果你一口咬进去，你在那里面找不到脑子，只会发现一个麦金托什苹果[27]——她从身边走过，会被人们看做四十几岁的明尼苏达农庄姑娘。有些日子，她将头发盘在头顶，看起来既像年轻小伙子又像年轻姑娘。瑞典佬怎么也想不到杰西的天资中缺乏某种东西，使得她不能沿着正常的航向驶入老年，她本该是一位令人赞美的母亲和活泼的妻子，可以耙拢树叶，举行聚会，招待任何人的孩子，她在古老的沃库特庄园举行的七月四日野餐会是朋友和邻居们喜爱的传统节目。那时瑞典佬觉得她的性格是一种混合物，你在那里面发现一切东西都不会让人绝望和无聊。他猜想得到，在她心中有一个干净利落紧紧编织而成的信念之核，如同她丝带扎起的头发。

然而她的生活是另一个被人干脆劈成了两半的。现在那头发成了一个铁灰色绞索的神经节，总是缺乏梳理。杰西已是个五十四岁憔悴的老太婆，营养不良的酒鬼，将高高凸起的酒鬼肚皮藏在不成形的布袋装下面。她所能找到的话题——偶尔她能从家里走开，来到人们中间时——就是她以前的“乐趣”，那还是在她滴酒未沾，没有丈夫，没有孩子，脑袋里什么也不想之前，那还是在她极大地满足于做个可以依靠的人而生机勃勃（当然他看来是这样）之前的事。

人们是具有多面性的生物，这并不让瑞典佬感到奇怪。甚至当某人让你失望，你再次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也不过有些震惊而已。让他吃惊的是人们似乎从他们自身跑出来，脱离他们构成现在这模样的原材料，耗干他们自己，变成他们曾经为之深感遗憾的另一类人。似乎在他们的生活还富裕和充实的时候，他们暗地里已经厌恶自己，等不及要抛弃他们的理智、他们的健康、他们所有的分寸感，以便于堕落成另一个自我，真正的自我，完全被人迷惑的大笨蛋。似乎与生活和谐只是一种偶然的东西，有时也许降临到幸运的年轻人身上，在其他时候人类缺乏与之真正的亲密关系。多么奇怪。而且他觉得自己也很奇怪，他总觉得仰仗上帝的恩赐，他能列入众多与世无争的普通人之中，可实际上，他是一种畸形，是真实生活的外来者，只因他如此根深蒂固。

“我们在保利郊外有一个地方，”杰西对他父亲讲，“总养着动物。我七岁时得到了最漂亮的东西。人们送我一匹小马和马车。那以后就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我非常喜欢马，一辈子都骑马，给人表演和狩猎。在弗吉里亚的学校里我参与了拖拉，在弗吉里亚上学时，我是鞭子。”

“等等，”利沃夫先生说，“喂，我不明白拖拉和鞭子是什么。慢点，沃库特夫人。你这里的小伙子来自纽瓦克。”

她噘起嘴来——他称她“沃库特夫人”——看上去有些责怪他这样称呼好像自己比她低一等似的，瑞典佬知道这只是父亲称她“沃库特夫人”的部分原因。对于娄·利沃夫而言，她是“沃库特夫人”，还因为他有对她敬而远之的轻蔑，看不惯她的杯中之物，不到一个小时这已是她第三杯苏格兰威士忌，还有她的香烟——第四枝了——正在颤抖的手指间燃烧。她这么缺乏控制力让他大惑不解——任何人，特别是喝醉酒的非犹太人也这个样子。酗酒是潜伏在非犹太人中间的恶魔——“鼎鼎有名的异教徒们，”他父亲说，“公司的董事长们，也像印第安人一样喝烈性酒。”

“杰西，”她说，“请叫我‘杰西’。”她笑得很痛苦和做作，瑞典佬估计，她只掩饰了十分之一的苦恼，她现在觉得还不如待在家里和狗在一起，看看电视，使用自己的电话分机。只因为可笑的冲动，却扮演妻子的角色陪丈夫到外面来。她在家里，身边就是电话，能从酒杯上面拿过来就聊。即使穿戴不整齐，她也可以和熟人聊天，不管是否喜欢，也不会有这种面对面的恐惧。一连数月过去，杰西也许不来一个电话，可是当他们晚上睡觉后，她也许一连来三次电话。“塞莫尔，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多么喜欢你。”“好吧，杰西，谢谢你，我也喜欢你。”“是吗?”“当然，是的。你知道的。”“是的，我喜欢你，塞莫尔。我一直喜欢你。知道我喜欢你吗?”“是的，我知道。”“我总是敬佩你。比尔也一样。我们一直敬佩你和喜欢你。我们喜欢多恩。”“是啊，我们喜欢你，杰西。”爆炸后的那晚，半夜左右，梅丽的照片出现在电视上，全美国的人都知道她前一天在学校里对人说过旧里姆洛克将有惊人的事情发生。杰西想走三英里路到他们家来看看，可是孤独地走在没有铺平的乡村公路上，扭伤了脚脖子，在那里躺了两个小时，还差点被救她的货车碾死。

“好啦，我的朋友杰西，告诉我。拖拉和鞭子是什么?”你不能说他父亲不想和人们友好相处，尽管他真的做不到。只要她是他孩子的客人，就是他的朋友。哪怕他多么讨厌那香烟、那威士忌、那蓬乱的头发、那破旧的鞋子和粗麻布帐篷遮盖下的变形的身体——还有一切她滥用的特权和她生活中的耻辱。

“拖拉是一项追踪活动，不是猎狐。是用一根线，由骑马跑在前面的人放下的……系着的包里发出一种气味，人们可以跟踪。猎狗在后面追。有很大、很大的围栏，隔成一种跑道。很有趣，可以飞快地奔跑。巨大的，厚厚的树枝栅栏，八到十英尺宽，顶上有木条。很刺激，那里有许多障碍赛，优秀骑手也多，大家都去，飞快地穿越那些地方，真的好玩。”

在瑞典佬看来，她对自己的困境迷惑不解——一个醉醺醺的女人，在外面的聚会上无法控制地胡扯八拉一通——与他父亲故做亲切的“我—什么—也—不—懂”的提问差不多，让她凄惨地讲下去，每个含糊不清的字未能刺激她的嘴唇，使其像铃声一样清脆地发出一个来。像“爸爸！”那样清晰，像从他的耆那教女儿的面纱后面响亮地发出的那样。

不用抬头他也知道父亲在想什么，他正用煤钳垒起最红的炭堆。有趣，他父亲想，和他们有什么关系?这乐趣是什么?什么东西这样有趣?他父亲一直搞不懂，自从儿子在克尔街以西四十英里的地方买下房子和一百英亩土地，他总在想。他为什么要和这些人住在一起?忘了酗酒吧，清醒同样糟糕。他们用两分钟就可以把我烦死。

多恩对他们反感有一个简单的理由，他父亲有另一个。

“不管怎样，”杰西说，手上夹着香烟，费力地下着某种结论，“那就是为什么我要牵着马去上学。”

“你牵着马上学?”

她又不耐烦地噘起嘴，也许这个父亲，以为在用他的问题帮她摆脱困境，却比平常更快地将她赶到崩溃的边缘。“是的，我们俩同时上火车。”她告诉他。“我不幸运吗?”她问，让两个利沃夫惊讶不已，似乎她毫不在意尴尬的处境——好像那不过是个可笑的幻觉，是令人恶心的自以为是的清醒的人们想从醉鬼那里听到的东西——她挑逗地将手放在娄·利沃夫的头上。

“对不起，我不明白你怎么将马带上火车。这马有多大?”

“那时候马都装在运马货车上。”

“啊哈。”利沃夫先生说，似乎他这一辈子对非犹太人的欢乐感到的迷惑终于有了答案。他从自己头发上拿下她的手，把它紧紧地握住，仿佛要将他所知道而她已忘却的一切有关生命的东西挤进她身体。此时，杰西在那种力量的鼓动下，对眼前的情况未能觉察，没有想到这一夜还未结束时便会出丑，她摇摇摆摆地接着讲。

“他们都跟着马球队走了，坐上冬季列车到南方去。列车在费城停下，我把自己的马也和他们的放在一起，离我的铺位两节车厢远，我对家人挥手告别，真的不错。”

“你多大?”

“十三岁。我一点也不想家，只是觉得开心，真的很好，真的”——她说着就哭了起来——“开心。”

十三岁，他父亲在想，尿床的家伙，你对家人挥手告别?那算什么?与他们有关?你十三岁时对家人挥手告别究竟有什么意思?难怪你现在成了酒鬼。

可是他嘴里却说，“好极了，忘了它吧，为什么不?你周围都是朋友。”尽管这样做令人讨厌，可还是得做。他从她一只手里拿走酒杯，从另一只手里取下她刚点上的香烟，把她搂进怀里，这可能是她一直都在渴望的。

“我知道自己又该做个父亲了，”他轻声地对她说，她什么也说不出，只是哭，让瑞典佬的父亲抱着自己摇晃着。她这一生中只是在另一个场合见过他一次——大约在十五年前，他们到沃库特家的草坪上参加庆祝七月四日的野餐会——她尽力学双向飞碟射击，那也是与娄·利沃夫的犹太人意识不符的娱乐活动之一。为了“乐趣”就扣动扳机，用枪射击。他们疯了。就在那天，他们回家时看见一块公理会教堂自做的标牌，上面写着“帐篷出售”，梅丽拼命地求瑞典佬停下来给她买一顶。

如果杰西因为十三岁时曾对家人挥手告别，十三岁时什么都不带，只牵着马孤独地被人运走，就可以趴在他父亲肩头哭泣，他的那种记忆——“爸爸，停下，他们在卖帐—帐—帐篷！”——那时她才六岁，有什么不可以使他为了他的耆那教女儿快哭出来?

想到沃库特应该知道杰西在这里的事，他也需要时间使自己振作起来。他突然感觉到这种情形的分量，尽量从自己的思想里驱除它，至少要维持到客人回家以后——他已身陷这种情形，是作为一个父亲，自己的女儿不仅仅偶然杀了一个人，而是借真理和正义之名，非常冷漠地杀掉另外三个。这个女儿抛弃了从他和她母亲身上学到的一切，事实上现在已经抛弃整个文明，以洁净开始，以理智告终——瑞典佬让父亲暂时独自照料杰西，从房子后面转过去，来到厨房的后门找沃库特。从门上的玻璃他看见桌上那一叠纸，那是沃库特新画的一批图，可能画的就是那讨厌的通道。此时，他在水槽边看见沃库特本人。

沃库特身穿紫红色亚麻裤，罩着宽松的夏威夷衬衫，上面是五彩缤纷的热带花卉，这可以用西尔维尔·利沃夫看到人家穿着打扮令人讨厌时最恰当的一个词语“花哨”来形容。多恩认为那种打扮是过于自信的沃库特向外展示的一部分，她刚来旧里姆洛克时还很年轻，曾经非常可笑地被他这种外表镇住。按多恩的理解——她告诉瑞典佬时，他觉得依然带有一点那种老怨恨——夏威夷衬衫传达的信息很简单：我是沃库特三世，我敢穿周围其他人不敢穿的东西。“在莫里斯县这个伟大的世界里，你越以为自己了不起，”多恩说，“就越想出风头。那件夏威夷衬衫，”她讥讽地笑了笑，“白种新教徒的极端主义——白种新教徒小丑。这就是我在这里生活学到的——然而威廉·沃库特三世们也有许多倒霉的时候。”

就在一年前，瑞典佬的父亲也得出过同样的结论。“我注意到这些有钱的异教徒在夏天的表现。夏天一到，这些保守的、正统的人穿上最不可思议的服装。”瑞典佬笑起来。“这是一种特权形式，”他说，重复多恩说过的话。“是吗?”娄·利沃夫问，也和他一块笑。“也许吧，”娄总结道，“但是，我不得不佩服异教徒：要穿那些裤子和衬衫你得有勇气。”

当然，你若看见沃库特在村子里那样穿着打扮，一个魁伟的家伙，高大、结实，也许不会想到——如果你是瑞典佬的话——他那些看起来乱涂一气的画也有它们的特性。照多恩的说法，一个像瑞典佬这样对抽象艺术一窍不通的人，也许很容易认为身穿那种衬衫的家伙，作起画来就像芬普那个著名的家伙在古老的波罗运动场的第二回合时将登姆普西[28]打出圈外那样。可是，艺术创作的成功很明显不是用瑞典佬·利沃夫能理解的方法，或者为了他能明白的那些道理。瑞典佬认为，这家伙洋洋得意的一切都与他穿的这些衬衫有关——他的浮华、大胆、挑战，也许还有他的沮丧和绝望。

是啊，也许不都这样，瑞典佬想道，他站在外面巨大的花岗岩台阶上透过厨房门往里看。他没有推开门直接走进自家的厨房说，杰西非常需要丈夫的帮助，这是因为他看到沃库特在多恩上面弯着腰的样子，多恩此时在水槽边也弯着腰剥玉米。瑞典佬看到时的第一反应——尽管多恩不需要这种指导——似乎沃库特在教多恩怎么剥玉米，从后面朝她弯下身去，把手放在她的手上，教她干净利落地剥掉玉米壳和穗丝的窍门。可是，如果他只是在教她剥玉米，为什么在他蓬开着的华丽的夏威夷衬衫下面，他的屁股那样扭动?为什么多恩在说——如果瑞典佬正确地解读了她的口型——“不是这里，不是这里……”为什么不在这里剥玉米?厨房和别处一样好。不，他过了一会才弄明白，第一，他们不只是在一起剥玉米；第二，穿这些衬衫不全是为了对保守的势力的稍许反抗，而是表现出浮华、大胆、挑战、沮丧和绝望。

所以，这就是她为什么总对沃库特不耐烦——要我放松警惕！总谈起他的冷酷、他的教养、他虚假的热情，只要我们上床时，总那样谈到他。当然，她要那样谈——她不得不，她爱上他了。对这房子的不忠决不是针对房子——它就是不忠。“那位可怜的妻子不是无缘无故地酗酒，总是隐瞒一切。这么忙，这么有礼貌，”多恩说，“这么普林斯顿，”多恩说，“这么正确无误。他工作这么努力，都成单向度的了。特权白人的温柔。完全离开自己的地方生活。这个人有一半时间都不在那里。”

可是，现在沃库特在那里，就在那里。瑞典佬很快就转身返回阳台，去照看火上烤着的牛排，他相信自己亲眼目睹的情景，正是沃库特把自己放到他想放的地方，一边准确地告诉多恩他放在哪里了。“那里！那里！那里！那里！”他似乎不想克制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