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 2)

美国牧歌 菲利普·罗斯 19994 字 2024-02-18

“真令人吃惊。当我准备好了,纳桑却长大了。”

我们来回嬉笑着,紧紧抱住对方,腰向后仰,这样更清楚地看到对方的面部和身体的变化,那是半个世纪的生活对人体的改变。

是啊,我们不停地打量对方,从头到脚,用身体接触,所花的那么长的时间正如我在那架马车上疑心过的,和生活的本身一样关键。这肉体,人们不管怎么用劲也无法将自己剥离出来;只要是在远离开死神的这一边,人们都无法逃避肉体的束缚。早先我看见阿伦·梅斯纳时,总爱看看他父亲。现在我望着乔伊,看到的则是她母亲的样子,那位袜子卷到膝盖,待在政府大街上格罗斯曼服装店里的肥胖的女裁缝。但我想着的则是瑞典佬,是瑞典佬和他肉体对精神暴君式的控制。这么孔武有力、才华横溢同时又孤独寂寞的瑞典佬,生活从未使他变得精明,他并不想作为漂亮小子和明星般的一垒手度过一生,只想做个人们能认真对待的人,而不是一个为了满足没完没了的需要就得安排好一切的婴儿。他想最好自己不是这么个天生的体育奇才,似乎对一个人来说,那种天赋是不够的。瑞典佬需要的是他所称的更崇高的呼唤,而他的霉运便是找到了这种呼唤。校园英雄的这种责任感伴随了他的一生。贵族气质

<sup><small>[29]</small>。你是英雄,所以你得按某种方式行事,早规定好了。你得谦虚、你得克制、你得恭顺、你得善解人意。这种英雄般理想化手段、这种被当做责任和道义壁垒的战略上和精神上奇怪的渴求,所有这些都运转起来,全因为那战争,因为那由战争引起的糟糕的不确定性,因为这个联系多么紧密的社区里的孩子们远离家乡、面临死亡,人们被这个瘦削的、肌肉突起的、自我克制的小伙子吸引,因为他有天赋抓住扔到他近旁的任何东西。对瑞典佬而言,在荒谬的环境中一切就这么开始了——难道还有别的?

一切只因另一桩事了结。一颗炸弹。

当我们在文森特饭店会面时,可能他坚持认为他的三个孩子是多么的好,他以为我知道炸弹的事,知道他的女儿,那个里姆洛克爆炸手。他想我也和有些人一样对他作过严厉的评价。这么敏感的事,在他的一生中确实是这样——即使在二十七年后,人们又怎么能不知晓或忘记?可能这足以说明他为什么忍不住,即使想克制自己,也要不停地找我谈谈他的克里斯、斯迪夫和肯特的非暴力的诸多成就,也说明他首先想和我谈的是什么。降临到他父亲心爱的人头上的“惊人事件”就是他的女儿——她像惊雷一样落在所有人头上。这就是他要找我谈的——想我帮他写出来。而我却错过了,我这个人的虚荣心使得我认为他绝不会那么天真,可见我远比谈及的这人要天真得多。坐在文森特饭店,我只从瑞典佬那里挖到最浅层的珠子,而他想告诉我的却是这个:揭示他人不知、也不可能知的内心生活,这故事悲惨、可怕、不可能置之不理,这是个终极团圆的故事,而我却全错过了。

他父亲是上面的罩盖,下面燃烧的物体是他女儿。他觉察到的有多少?全部。他了解一切,我全弄错了,不知情的是我。他知道死神要来了。发生在他身上的那件事,多年来他还能掩盖一部分,在他的人生旅途上有时也能忍受一些,这次又向他袭来,势头比以前更猛。他尽力把一切抛到一边:再婚的妻子,又生的孩子,那三个令人可怕的男孩。在我看来,早在1985年,在希尔体育场我见到他与年轻的克里斯一起的那天晚上,他就将这些抛在一边了。瑞典佬从地上爬起来,他确实这么做——有了第二次婚姻,对理智和传统约束下的完整生活打出了第二枪,可传统重塑了一切,无论巨细,形成抵御不当行为的屏障。这第二枪也是对想做个传统的、富于献身精神的丈夫和父亲的观念再次冲击,要求他重新对作为家庭秩序的核心的标准条例和规定做出保证。如果需要避免任何错位的、特别的、不恰当的、难以接触和理解的东西,他有这方面的天赋。然而,即使是瑞典佬这个上帝赐予了凡人该具备的一切品质的人物,也不能像决裂者杰里指示的那样去摆脱那个女孩,尽力完全摆脱那种疯狂的占有、父亲的责任、对已失去的女儿的偏爱,抹掉那个女孩和那段历史的一切痕迹,从“我的孩子”的歇斯底里中永远跳出来。要是他真能渐渐忘记她就好了,可瑞典佬没有那么伟大。

他得到了生活能给予的最糟糕的教训,可毫无作用。而当那发生时幸福不再同时降临。这都是人为的,即使在那个时侯也是以完全与自我和自己的历史疏离的代价换来的。这可爱的、具有绅士风度的男人用他温和的方式处理冲突与矛盾,这信心十足的前运动员所具有的敏感和取之不竭的力量,在任何战斗中以公平的方式去对抗不公平的方式(人类交手时难以根除的恶习),所以他完蛋了。他那种自然的高贵品质也就是他表现出来的那样,他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已不可能再那么天真完美。瑞典佬再也不满足于相信旧的瑞典人方式,但为了他的第二个妻子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为了他们天真的完整性——他还是冷酷地假装下去,他冷峻地压制住自己的恐惧,学会戴上面具生活,用一生的时间来试验忍耐力。一场劫后余生的表演。瑞典佬·利沃夫过的是双重生活。

现在他濒临死亡,支撑他度过双重生活的东西不能再支撑下去了。老天见怜,那种恐怖曾有一半、三分之二、有时甚至十分之九都被淹没,现在却整个地回来了,哪怕他第二次婚姻的英勇作为和对了不起的孩子们的父爱。在癌症的最后几个月,这种恐惧又回来了,比以前更糟,她回来了,带来更多的麻烦,这第一个孩子,就是她夺走了一切。一天晚上,他不能入睡,想尽一切办法都不能抑制自己的胡思乱想,他被痛苦折磨的心力憔悴,这时他想,“有这么个小子在我弟弟的班上,是个作家,或许我可以告诉他……”但他把一切告诉了作家后又会怎样?他甚至也不清楚。“我要给他写信。我知道他写有关父亲、有关儿子的事,我给他写信谈谈我父亲——他会拒绝?也许他会对此回信。”抛出的鱼钩为的是我。但我来则是因为他是瑞典佬,不必用其他的鱼钩,他本人就是。

是啊,那件事又来了,比以往更糟糕,所以他想,“若我把它讲给一位专业人士……”但他约我到那里后,他却不能讲。他抓住了我的注意力,可并不需要。他对此事有更好的看法,他是对的,那一点都不关我的事。这对他有什么好处?一点没有。你找到某人,你会想,“我把这事告诉他吧。”但是,为什么?这种冲动就是诉说会使你解脱。那也是为什么事后你会难受——你解脱了自己。如果真的很悲惨和糟糕,也不会因此而好转,只会恶化。这忏悔般的袒露心迹只会使苦难加重。瑞典佬认识到这一点,他一点不像我想像的那种木头人,他很容易就意识到这些。他意识到通过我也会一无所获。他肯定不愿在我面前像在他弟弟面前那样哭泣,我不是他弟弟,我不是任何人——那就是他看到我时明白的事情。所以他故意随便聊聊他的孩子、然后回家,将故事藏在心里、带入坟墓。而我错过了。在所有的人中,他找到我,他了解一切但我错过这一切。

现在克里斯、斯迪夫、肯特和他们的妈妈会还待在里姆洛克的家中,可能和瑞典佬的母亲,利沃夫夫人同住。那位老母亲肯定有九十岁了,在为她心爱的塞莫尔服丧。而那女儿,梅丽蒂丝,梅丽……显然没有来参加葬礼,和身材魁梧、但对她恨之入骨的叔叔见面,生性报复的叔叔认为有责任将她抓来。等杰里走后,她离开藏身之地前来悼念,亲自到旧里姆洛克,可能经过伪装。她和同父异母的兄弟们、继母还有祖母一道,为她父亲的死号啕大哭……不,她也死了。如果瑞典佬对杰里说的是真话,四处躲藏的女儿早就死了。可能就在她的藏身之地被人暗害或自杀。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任何事情”都不该发生,至少对他是这样。

这位战无不胜的人物的毁灭真是惨不忍睹。瑞典佬利沃夫身上发生了什么事,肯定不是发生在托姆金斯韦尔的男孩身上的那种事。即使在孩童时代我们就知道,对他来说事情不会像看起来那么简单,总有部分的神秘感,但谁能想到他的一生竟以如此可怕方式搞得四分五裂?美国混沌的彗星有一碎片松动脱落、一路飞旋来到旧里姆洛克和他的身上。他威武的相貌、他脱俗的气质、他的荣光、我们对他的英雄角色使其摆脱自我怀疑的那种感觉,所有这些富于男性气质的东西使我们认识到,他的死是政治谋杀,迫使我想到的不是约翰·R.土尼思的托姆金斯韦尔男孩的殉难者故事,而是肯尼迪的被害。约翰·F.肯尼迪只比瑞典佬大十岁,是另一个命运的宠儿,也是一个浑身流露美国性格的人物,他四十多岁时被人暗杀。那是在瑞典佬的女儿以暴力反抗肯尼迪-约翰逊的战争、毁掉瑞典佬生活的五年前。我认为,理所当然,他是我们的肯尼迪。

在这同时,乔伊告诉我她的生活,那时我心地单纯、不过是个四下寻乐的少年,绝不会懂得她的那些事。乔伊向这个被称为“团聚”的煽情的记忆之锅撒下了在当时无人知晓的内容,没有人会懂我们提及自己过去时仍然这么天真单纯、滔滔不绝。乔伊告诉我她父亲怎么死于心脏病,那时她才九岁,全家人住在布鲁克林;她和母亲以及哥哥哈罗德怎样从布里克林搬到了格罗斯曼服装店所在的纽瓦克港口;她和母亲睡大房间的阁楼上的双人床,哈罗德则睡在厨房里,每天晚上打开沙发当床。等早上收拾好,大家再进去就餐,然后她才去上学。她问我是否还记得哈罗德,现在是斯克奇平原的一名退休药剂师;她还告诉我就在一星期前还到布鲁克林公墓去看她父亲的坟地,她一般每月去一次,一路奔波到布鲁克林。她说,令她惊奇的是这墓地现在对她显得如此的重要。“你到公墓干什么?”“我对他毫无顾忌的谈话,”乔伊说,“我十岁时不比现在更糟。我那时认为人们非要有父母真奇怪,我们三人在一起看来很好。”我俩在那里随着单人乐队的终场歌曲摇晃着,听歌中唱道“梦啊……当你感到忧伤,梦啊……就是要做的事”。“啊,所有这些,”我对她说,“在1948年秋天的大车上时我完全不懂。”

“我也不想让你知道,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不想让任何人发现哈罗德睡在厨房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让你解开胸罩。我不想你成为我的男朋友来接我去玩,发现我哥哥在哪里睡觉。这和你无关,亲爱的。”

“唉,要是告诉我,我会好受些。早点告诉我就好了。”

“我希望那样。”她说道。开始我们还在笑,但乔伊突然哭了起来,可能是因为那首该死的歌曲“梦”。我们过去常在这一个或那一个家里的地下室点上灯,随着这歌声起舞。那时候花衣魔笛乐队里还有乔·斯塔福德,他们总是认真地、以固定和声演唱这歌,和着四十年代那种紧张的节拍和木琴空洞漂浮的击打声。她也许是因为阿伦·梅斯纳成了共和党人;二垒手伯特·贝格曼已撒手人寰;艾拉·珀斯勒不再到爱塞克县法院报摊前擦鞋,他逃离那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家庭,成了心理医生;朱里尔斯·平卡斯植上十四岁少女的肾,活了下来,但不得不靠药物控制身体的排斥现象而导致全身颤抖;门蒂·格里克依然是个十七岁的毛小伙子;乔伊的哥哥哈罗德在厨房里睡了十年;希里马娶了个几乎只有他一半大、体态糟糕的妻子,而他还需不厌其烦地给她解释过去的每一件事;我似乎形单影只、连个孩子或孙子也没有;或者用明斯科夫的话说,“就像那样”。毕竟分别多年后,这种团聚将完全陌生的人们拉到一起待上的时间太长,那些任意发泄的情感也在我身边慢慢滑过,我在此又想到了瑞典佬和那个无法无天的女儿在越战时期带给他和家人的狼藉名声。他这个人,几乎不了解自己的不满,而在中年时才觉醒过来,又因自我反省感到恐怖。所有这些正常举动却被谋杀打断,任何家庭都有可能碰到的鸡毛蒜皮的问题被无法调和的事件夸大了。美国可预见的未来从实实在在的美国历史直接展现出来,一代又一代人逐渐变得更聪明,懂得上一辈人的不足和局限,每一代人又一点点地脱离乡土观念,最大限度地运用在美国的权利,将自己造就成摆脱传统犹太人风俗习惯的理想之人,不带一点从前美国的那种不安全感和桎梏,心地坦然地作为平等公民生活在平等的人群中,然而这种未来被打断了。

这女儿失去了,这美国的第四代。这东奔西藏的女儿曾是他本人完美的复制品,如同他是他父亲的完美的复制品,而他父亲又是父亲的父亲的完美形象一样……这愤怒、讨厌、人人唾弃的女儿丝毫没有兴趣成为下一个成功的利沃夫。她将瑞典佬从藏身之地赶出来,他似乎才是逃犯,被误置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美国。这女儿和这十年的岁月将他独有的乌托邦思想炸得粉碎,而瘟疫四起的美国渗入瑞典佬的城堡,传染了每一个人。这女儿将他拉出向往许久的美国田园,抛入充满敌意一方,抛入愤怒、暴力、反田园的绝望——抛入美国内在的狂暴。

以前在这个国家里,两代人之间的给予和接受的关系是固定的。那时,每个人都知道他的角色,会认真对待规定,反复去适应我们生来所处的文化氛围。而现在为了成功,这礼仪上的后移民争斗其他地方都不如在我们超凡的瑞典佬富有绅士风度的农夫城堡里变得那么病态。一个人就如同堆积在一起的一副扑克牌,展开后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为他将要遭到的打击作好准备。尽管他小心翼翼、处处表现出自己的善意,可怎么能知道安分守己的生活需要这么高的赌金?人们顺从无非就是想降低赌金。漂亮妻子,漂亮房子,他的事业如施了魔法,把一个老人的那点事情弄得干净利落。真的不枉此一生,这是他的乐园。这便是成功人士的生活。他们是良民,只觉得幸运和感恩戴德,上帝朝下对着他们满脸堆笑。有问题,他们调节。但一切都改变了,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没有谁朝下面任何人露出笑容。还有谁能调节?人们生来就不会应付生活中的逆境,更别说应付不可能的事情。但谁又生来就会对付将要发生的不可能的事情?谁生来就会对付不可理喻的悲剧和苦难?谁也不会。人们毫无准备时悲剧往往降临,这就是每个人的悲剧。

<blockquote>他从外部窥视自己的生活。他生活中的挣扎就是要埋葬这种东西,可他又怎么能办得到?</blockquote><blockquote>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未有机会问问自己,“事情怎么会成这样?”当过去一切都很正常时,他为什么要去费那番心思?为什么事情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在那之前他一直承蒙上帝的恩宠,根本没想到有这种问题存在。</blockquote>

一百个老人大胆地将时钟调回到大家对时间的流逝毫不在意的那个年代,所有这些力图复兴我们班在本世纪中叶那种天真浪漫的激情随着下午的愉快时光即将结束,这时我开始深思那个使瑞典佬临死都大惑不解的事:他是怎么成为历史的玩物的?历史,美国的历史,就是你在书本上、在学校里学过的那东西,却一路钻到平静的、交通不便的新泽西州旧里姆洛克,来到乡下。这里自从华盛顿的军队曾两次冬季驻扎在邻近的莫里斯顿那以后,历史上就再也没什么可提的啦。历史这东西,在独立战争后对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无大的波及,这次却回到这些与世隔绝的丘林地带,令人难以置信地,带有其可以预见的偶然性,跌跌撞撞地钻进塞莫尔·利沃夫四平八稳的生活中,然后一走了之,留下一片废墟。人们常用长远的眼光看历史,可实际上历史是个突如其来的东西。

就在此时此地,我一边搂着乔伊随音乐的节拍晃动,一边仔细考虑,试图搞清是什么造成那种命运,它一点不像人们为那位有名的威夸依克三项全能运动员所勾画的。此时的音乐和伤感的歌词恰到好处,我不由想起瑞典佬和他周围的一切,他的城市和那时处于繁荣的顶峰的国家。那是人们最富有信心的年代,到处充满富于希望的幻想。乔伊·赫尔本再一次被我紧紧地抱在怀里,在她轻轻地抽泣声中只听见这昔日的流行曲向我们这些六十多岁的老人召唤。“梦想啊……一定会实现”,我将瑞典佬放到前台。在文森特饭店的那天晚上,纵有上千个充分的理由,他也无法迫使自己要求我这么做。就我所知他也没打算要我这么做。使我写关于他的故事不可能是他到那里去的原因。也许只是我在那里的原因。

篮球从不像这样。

在我的孩童时代,他就触动了我内心的东西,正如他对无数孩子做过的那样,那就是我想改变自己的最强的想像力。但期望自己进入他人的荣光之中,无论作为孩子或作为成人,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从心理学角度出发,你若不是个作家则会一败涂地;但从美学角度出发,你若是个作家也将一事无成。在其毁灭之中拥抱你的英雄,让你的英雄生活在你的灵魂深处,而此时所有的一切都在削弱他,你却想像着进入他的霉运中,不是将你同他处于崇拜焦点的那种无所顾忌的优越感联系在一起,而是与他悲惨衰落的惶恐共命运,啊,这就是值得我思考的东西。

所以……我和乔伊待在一起的时候,总在想瑞典佬和在这只不过二十五年的时间里,从战时威夸依克高中的胜利凯旋的日子到他女儿在1968年扔炸弹的岁月之间,他的国家发生了什么,想到了那种神秘的、令人烦恼的特殊的历史过渡期。我想到六十年代、被越南战争不时引起的动乱、一些家庭怎样失去他们的孩子而另一些却没有、塞莫尔·利沃夫一家作为失去孩子的家庭之一又是如何挨过来的。这些家庭富有忍耐力,是善良的,也崇尚自由意志,但他们的孩子却变得狂暴、走进监狱,或者消失到地下,或者逃往瑞典或加拿大。我想到瑞典佬的大崩溃和他是怎样把这想像为因自己未能尽职而造成的。就从这里开始。他是否是任何事情的原因都不要紧。不管怎样,是他要自己负责的。他一生中都在这么做,让自己很牵强地去负责任,不只是要控制他自己,而且要控制任何无法控制的东西,献出他的一切将他的世界聚合到一块。是啊,灾难的原因对他而言就是背离常理。瑞典佬对自己能有其他解释?肯定是背离常理,就那么一次背离常理,即使只是他自己把这看成是背离常理也罢。降临到他头上的灾难起源于他的失职,他也是这么想的。

挥去在文森特饭店就餐时的光环,当时我匆匆忙忙地要对自己最没有意识到的看法做出结论。要说简单真是如此,我放到自己舞台上的就是我们一路跟随进入美国的这孩子,他是下一次浸礼的关键人物。在这里人们就如同当年的新教徒一样自由自在,作为一个美国人靠的不全是拼命工作,也不必非要做个发明了众所皆知的疫苗的犹太人或在最高法院占一席之地,也不是非得聪明绝顶、赫赫有名、成为人中豪杰,而是作为新教徒世界的同类,他以普通的方式、自然的方式、美国人常有的方式做到了。随着“梦之歌”优美的旋律,我使自己渐渐离去,远离这团聚,我进入梦乡……梦见到现实的岁月。我开始注视到他生活的内幕——不是孩子们对其胜利狂喜不已的那种神或半神半人的生活,而是另一位易受伤害的普通人的生活。隐隐约约地,看吧,我发现他在新泽西的蒂尔,在海边的小屋,那个夏天他女儿才十一岁。当时她还离不开他的膝头,还不停地用各种爱称对他呼喊,如她所说,“忍不住”要用指尖去探测他耳朵到头骨最近的距离的念头。她用毛巾裹住身体,跑步穿过房间,到外面的晒衣绳上取一件干浴衣,嘴里大声叫道,“谁也不许看!”好几个晚上她冒冒失失地闯进他正在洗澡的卫生间,当她看见他时大叫道,“啊,对不起,我的天——”“滚开,”他对她喊,“滚出去——我的天!”那个夏天有一次在海滩玩耍后和他单独驾车回家,被日光浴搞得昏头昏脑的,她懒洋洋地倚靠在他光光的肩头,她仰起头,一半天真一半大胆地、早熟地装出成年女性的样子说道,“爸爸,像你吻妈—妈妈那样吻我。”他自己也被晒得头昏脑涨的,整个上午和她在大浪里翻滚已是疲惫不堪。他朝下看见她游泳衣的一条带子从肩上滑落,乳头露了出来,那深红色的就和蜜蜂螫过的肿块一个样。“不——,”他说道,这使他们两人都大吃一惊。“把衣服弄好,”他轻声地加了一句。她无言地顺从他。“对不起,小甜饼——”“噢,我自找的,”她说道,尽力控制住眼泪,又成了他叽叽喳喳的可爱的伙伴。“在学校也一样,和朋友一起也差不多。我一有什么念头就停不下来,我总被牵着走—走—走—。”

好一会,他看着她脸色变得那样苍白或者说扭曲成那样。她尽量把那个字拉得很长,特别是在那天,他几乎都忍受不了。“走—走—”而他比任何人更了解此时不能做的是什么。如梅丽所说,她“开始瞎胡闹了”。她尽可放心,作为父亲他不会在她开口时冲她大喊大叫。“冷静些,”他对多恩说,“放松点,别管她。”但多恩控制不了自己。梅丽开始口吃厉害起来时,多恩就用手搂着她的腰,眼睛盯着她的嘴唇,意思很明白:“我知道你能这样做!”可她自己嘴上却说,“我知道你不会这样!”梅丽的口吃让她母亲伤透脑筋,也害了她自己。“我不是问题——妈才是!”尔后老师也成了问题,她总在回避梅丽,尽量不让她回答问题。大家开始为她感到难受时,所有人都成了问题。后来她讲话流利、不再口吃,大家的恭维也成了问题。她特别憎恨人家夸她说话流利。只要人家表扬她,她就完全失去控制。有时候,针对她所担心的事,她会说,“我将缩短我整个系统。”看到这个孩子能这样集中精力取笑此事,真令人惊讶——他这珍爱的快乐的玩笑家!要是在多恩的控制之下如此快乐就好了。但只有瑞典佬一人能接近她、改变她,尽管他总在克制自己不要恼怒地冲她吼叫:“如果你真的勇敢些,流利地讲话,有什么可怕的事发生吗?”这种恼怒从未表现出来过:他不像她母亲那样把手扭来绞去。当她陷入麻烦时,他也不会盯着她的嘴唇,或像她母亲那样纠正她的话。每次她讲话时,他不想将她改变成不只是在这个家里而且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最重要的人物。他尽量做的并不是要去除梅丽的耻辱,让她以自己的方式变成爱因斯坦。他的目光告诉她,他会尽力帮助她,只要和他在一起,她想怎么口吃都行。所以他对她也讲过,“不—不—不要。”他做了多恩宁死也不会做的事——取笑她。

“噢,小甜饼,”他说,就在这时他知道夏天里双方看似无意的玩笑——两人细细品味的那种亲密感,太美妙了,无法放弃,但又不能太认真去考虑,去过分重视,完全超脱肉欲。这会随假期的结束一块消失,她又将整天待在学校里,而他也要回去工作,他们并不能轻易找回那种感觉。只是当他终于了解到这夏天的浪漫需要完全的调整时,他感觉的平衡才失调,一只手把她拉过来,激情地亲吻她口吃的嘴唇,这是她整个月都在索取的,可那时她只是朦朦胧胧地了解到她想要的是什么。

他应该有那种感情吗?他还来不及想就什么都发生了。这在当时非常可怕。这不是任何他曾经片刻担心过的东西,这是一种你从未意识到的禁忌,是被禁止的、不能去做的事。你不过是轻而易举地、尽管只在一刹那间,还是做了这事。在他整个的生命中,不管是作为儿子、丈夫、甚至雇主,他都从未向任何这类偏离情感条例的事情屈服过,他被这些条例束缚。事后他老在想,这种奇怪的父辈错误究竟是不是他的责任感垮掉了,他的余生都在为之付出代价。这次的亲吻没有任何严肃的意味,也不是在模仿什么,以后也未重复过,持续了五秒钟……最多十秒钟……但这次灾难后,他刻意去追寻他们苦难的根源,那是个反常的时刻。当时她十一岁,而他有三十六岁了。他们两人都被汹涌的海浪和火红的骄阳挑逗起来了,从海滩一块愉快地往家赶的时候——他记得的就是这些。

但那时他也在想,那天过后他可能太注意离她远些了,肉体上本来不需要离她这么远。他只是想让她明白用不着担心他会再一次失去控制,也不必担心她自己纯粹自然的糊涂念头,结果却夸大了那次亲吻的暗示内容,过分在意其挑逗性。他继续努力将此改变为一种完全无害的关系,反而使她加重了这口吃小孩自我怀疑的负担。而他所想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她,帮她治愈!

那伤害是什么?有什么可以伤害梅丽?是那无法去掉的缺陷本身或者是将缺陷强加到身上的人们?但怎么做的?他们除了爱她、照顾她、鼓励她,还给予她支持、指导和独立,这些都在他们看来符合常理——而这个还未开窍的梅丽却被玷污了!扭曲了!疯掉了!是什么所致?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口吃——他们都没有长大后引爆炸弹!梅丽哪里出错了?他对她做过什么错事,这么严重?亲吻?那次吻?这么残忍?一次亲吻就能将人变成罪犯?亲吻的恶果?是他的退却?那就是兽性?但好像不是因为他从此再没有拥抱她、触摸她、或者亲吻她——他爱她。她知道这些。

一旦这种微妙的感情开始,自我反省的折磨就没有尽头。不管答案是多么牵强,他的问题总没完没了,他这个人以前从不认真考问自己有关结果的问题。那次炸弹事件后,他再也不能将生活看成理所当然的事,或者相信他的生活与他所想像的有什么特别不同。他发现自己常常回忆起幸福的少年时的成功,似乎这就是他们招致毁灭的原因。所有的胜利在他的审视下都显得肤浅;甚至令他惊讶的是他的那些美德也似乎像恶行。在他记忆中的过去再没有清白可言。他明白你说的一切所表达的要么比你想说的多,要么比你想说的少;你做的一切要么比你想做的多要么比你想做的少。你说的和做的肯定会起作用,但这作用却不是你所想要的。

他所了解的那个瑞典佬,心地善良、举止端庄、有条有理的塞莫尔·利沃夫,蒸发掉了,剩下的只有自我反省。他不能从脑海里去掉那种想法,认为自己对那种邪恶的念头更负有责任,而所有的一切都出于偶然。他被容许进入了一个甚至比梅丽的口吃更令人困惑的迷宫:这里没有流利可言。全是口吃。夜晚待在床上时,他把自己的整个生活想像成一张口吃的嘴和扭曲的鬼脸——整个生活没有原因和意义,糟糕透顶。他再也没有什么秩序的概念。一点没有。他把自己的生活想像成口吃者的思维,完全脱离他的控制。

除了她父亲,那一年梅丽伟大的爱还来自奥黛丽·赫本。在奥黛丽·赫本之前有天文学,天文学之前是4H俱乐部,伴随而来的甚至还有使他父亲有点烦恼的一段天主教狂热时期。每次她到伊丽莎白去玩,德威尔外婆都带她上圣·吉纳维芙教堂。天主教小装饰品一点一点地进入她的房间,只要他还把它们当成小装饰品,只要她不出格,一切都相安无事。首先是圈成十字架的棕榈叶,是她祖母在棕枝全日<sup><small>[30]</small>送给她的。那也不错。任何孩子都想把它挂在墙上。然后是蜡烛,用厚玻璃做成的,有一英尺高,叫不灭的蜡烛,标签上有一幅耶稣的圣心画和一句祈祷词“啊,耶稣的圣心,他说:‘请求吧,你将接受。’”那不太合适,但只要她不想点燃它,只放在梳妆台上作为装饰,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再就是一幅正在祈祷的耶稣的侧面像挂在床上,这一点不好,可他没对她说什么,也没告诉多恩,也没对祖母德威尔抱怨,只是对自己讲,“没什么害处,一幅画而已,对她来说不过是一个英俊男人好看的画,有什么关系?”

起作用的是这雕像,一尊圣母石膏像,是德威尔外婆放在餐厅台架和卧室梳妆台的那些大雕像的袖珍版。这雕像使他和她坐下来谈谈,他问她当利沃夫祖母和爷爷来玩时,是否愿意将这些画和棕榈叶从墙上取下来放进衣橱里,还有那雕像和不灭的蜡烛。他轻言细语地解释说,尽管在她自己的卧室里她有权利挂上自己想挂的任何东西,但祖母和爷爷是犹太人,当然他也是,不管是对还是错,犹太人不,等等。当然,她是个乖小孩,想讨人喜欢,特别能使爸爸开心,应注意当下次瑞典佬的父母来旧里姆洛克时不要让他们看见德威尔外婆给她的那些东西。于是,有一天,天主教的一切东西都从墙上和梳妆台上永远消失了。她是个完美主义者,做起事来全凭感情冲动,生活中关注新的兴趣,激情一过,所有东西和那激情一道被锁进箱子,自己又朝前走。

现在是奥黛丽·赫本。她从她所能找到的报刊杂志仔细收集这位电影明星的照片或芳名。甚至电影时刻表——“第凡内的早餐,2点,4点,6点,8点,10点”,她在饭后也从报纸上剪下来,贴到她的奥黛丽·赫本剪辑本里。好几个月她进进出出,装出个顽皮小姑娘的样子,丛林小妖精一样优雅地闪进自己的房间,对所有反光的物体都转动卖弄风情的双眼微笑着,只要她父亲说一句话她便大笑起来,笑声里带有人们所称的那种“感染力”。她买了“第凡内的早餐”的录音带,在卧室里一听就是几个小时。他听见她在那里模仿奥黛丽·赫本魅力无比的腔调演唱“月亮河”,非常流利。不管她有多装腔作势、卖弄风情、自我关注于大胆表演,家里没有谁表示厌烦,更不会去管她脑子里那个滑稽的不可能实现的美梦。如果奥黛丽·赫本能帮她减少一点口吃,就让她继续那滑稽表演吧。这女孩,有上天赐予的金色头发、逻辑心理、高智商、成人一样的幽默感,并能如此对待她自己。她还有修长的四肢、富裕的家庭和独有的执着,什么都有,只缺流利。安全、财富、可以想像的一切优势——只是无法在要个汉堡包时避免让自己蒙羞。

她多么用功!放学后,她两个下午去学芭蕾舞,两个下午由多恩开车送她到莫里斯顿看口吃矫正医生。星期六,她很早起床,自己做早餐,然后骑自行车跑五英里山路到旧里姆洛克的村庄里当地巡回心理医生的小诊所,但这医生有一种谬论。瑞典佬发现梅丽尽管拼命努力可情况还是越来越糟,他气愤不已。心理医生使梅丽相信口吃是她的一种选择,一种她表现出她特殊性的方式,当她意识到多么奏效时便将自己封闭在里面。医生问她,“如果不口吃,你父亲会怎么看你?你母亲的感觉又会怎样?”他还问,“口吃给你带来什么好处?”瑞典佬不明白让孩子感到要对她不能做到的事负责会有什么好处,所以他去见这位医生。到他离开时,真想宰了他。

从病因学上讲,梅丽的问题似乎与她有这么漂亮和成功的父母有关。瑞典佬从听到的话分析,埋怨最多的是父母的好运让梅丽吃不消,所以她从和母亲的竞争中退却,任由她母亲在她的头顶上罩住她、关注她,结果便采取极端手段。另外,为了从漂亮的妈妈身边夺走父亲,她故意作践自己,成为严重的口吃者,因而可以用一种表面的弱点操纵大家。“但梅丽的口吃使她自己很痛苦,”瑞典佬提醒他。“所以我们才带她到你这里。”“她得到的好处远远超过遭受的惩罚。”有一阵瑞典佬不明白医生解释的什么,他答道,“不,不,看见她这样口吃我妻子难受得要命。”“也许,对梅丽而言,那正是好处之一。她是一个绝顶聪明、操纵心理很强的孩子。如果她不是,你也不会对我这么生气,只因我告诉你口吃特别能操纵他人,即使不是报复性的、也是非常实用的行为方式。”他恨我,瑞典佬心想。这全是因为我看起来的样子。因为多恩的样子他才恨我。他嫉妒我们的长像。这就是他恨我们的原因——不像他那么矮小和丑陋!心理医生说,“父母对有的东西那么关注,女儿有时却认为这种东西很无聊,所以她的成长过程很艰难。除了母亲和女儿之间的自然竞争,最要命的是人们会问小女孩,‘想长大后也成为你妈妈那样的新泽西小姐吗?’”“但没人这么问过她。谁问她这个?我们从来不。我们没有谈起过此事,这话题也没有出现过。为什么会谈它?我妻子不是新泽西小姐,我妻子是她母亲。”“可是人们会这样问她,利沃夫先生。”“看在上帝的分上,人们问孩子各种没有什么意思的事情,这不算什么问题。”“但你确实也清楚当孩子根本无法和母亲比、还不能接近这种水平,她的感受是什么,可能会采取——”“她没有采取任何方式。注意点,我认为你可能将一种有偏见的负担强加到我女儿身上了,让她把这看成一种‘选择’。她没有选择,口吃的时候对她而言完全是地狱。”“她常对我讲的并不是那样。上星期六我直截了当地问她,‘梅丽,你为什么口吃?’她告诉我,‘口吃只是更容易些。’”“但你知道她那样说的意思。她的意思很明显。她指的是她就不用努力去做要不口吃就非得去做的事。”“我刚好想到她在告诉我比那含意更多的事。梅丽可能甚至感觉到如果她不口吃,那么,噢,天啦。人们将会发现她真正的问题,特别是在这个承受很大压力的完美主义的家庭里,大家不切实际地非常重视她讲的每一句话。‘我如果不口吃,母亲真的会从我身上看出捣蛋的劣迹,她将发现我真正的秘密。’”“谁说我们是个承受很大压力的完美主义的家庭?耶稣啊。我们是普通的家庭。这是梅丽讲的?关于她的母亲,她这么对你讲?她会从她身上看出捣蛋的劣迹?”“没讲这么多。”“因为这不是真的,”瑞典佬说。“那不是原因。有时我只是认为原因是她的大脑反应太快,比她的舌头快多了——”啊,他看着我时那样子真可怜,而我的解释也令人难受。养尊处优的杂种。冷漠绝情、无心无肺的杂种。愚蠢透顶的杂种。愚蠢——这是最糟糕的。所有一切都因为他看起来的样子,我的样子,和多恩的样子……“我们经常遇到有些父亲不能接受、拒绝相信——”噢,这些人没有一点用处!他们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请这狗屁心理医生是谁的主意!“我不接受任何东西,见他的鬼。我首先带她到这里的。”瑞典佬说。“我按照任何专业人士建议做的一切来帮她克服。我想从你这里知道的是对我女儿有什么好处,她面部扭曲痉挛、腿部抽筋、敲打桌面、面色苍白,这么难受,你却说她这么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别的,只是想操纵她的父母而已。”“那么,她敲打桌子、脸色苍白时谁在负责?谁在那里有权控制?”“当然不是她!”瑞典佬气愤地说。“你认为我对她的看法不仁慈。”医生说。“是啊……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她父亲看来,是这样。你可能从未想到过有什么哲学根据。”“不,我没有说过。利沃夫先生,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给你讲些生理学理论。但我发现那不是最有效的方法。”

她的口吃日记。她吃过饭后就在厨房桌上把一天的事写入她的口吃日记。看到这些东西他最想杀掉的就是心理医生。这家伙最后还告诉他,作为这种父亲中的一个,“不能接受,不愿相信”她不可能停止口吃,只有当她的口吃变得对她毫无用处,只有当她想以不同的方式与这个世界发生关系——简而言之,只有当她能找到更有价值的东西来替代这种操纵意识的时候才行。口吃日记是一个红色三环笔记本,她遵照口吃矫正医生的建议把口吃时讲的东西记录下来。她坐在那里非常仔细地回忆和记录一天来口吃情况的变化,哪些场合最不容易发生、什么时候以及和谁在一起时最容易出现,这时的她难道不觉得口吃是她最大的仇敌吗?星期五晚上她和朋友急匆匆赶往电影院而将笔记本随手丢在桌上,他读到后的那种撕肝裂肺的痛苦有什么可以与之相比?“我什么时候口吃?有人突然提问而我又毫无准备,这时我容易口吃。人们看我时,那些知道我口吃的人,特别是他们盯着我的时候。尽管有时和那些不了解我的人在一起会更糟……”她继续写,一页又一页,用她非常优雅的书法写下去——她似乎说在所有情形下都口吃。她写道,“甚至当我做得很好时,我还是忍不住要想‘他要多久就会知道我口吃?我会过多久便开始口吃并毁掉这一切?’”尽管每次的失望,她坐在父母能看见她的地方,每天晚上仔细写口吃日记,周末也不放过。在矫正师的指导下她用不同的“策略”应付陌生人、店员和那些她谈话比较安全的人。她注意研究策略以便应付与她关系密切的人——老师、女朋友、男孩子,然后是她的祖父母、父亲、母亲。她把这些策略记在日记里,还将与不同的人可能谈到的话题列表,写下讲话要点,预想最可能发生口吃的时候,做好充分准备。她怎么能忍受所有这些自我意识带来的苦难?要求她对随时发生的事情先行安排的这种计划,拒绝从这些单调乏味的工作退却的毅力——是那个杂种所说的“报复手段”?这种不屈不挠的干劲,瑞典佬从未见过,即使在人们将他训练成为足球队员的那个秋天他也没有这么玩命,在他并不真正喜欢其暴力的运动中用头奋力冲撞时也犹豫过,“为了学校的缘故”他去做了,干得漂亮。

可是梅丽辛辛苦苦做的事对她自己没有半点好处。在矫正师安静、安全的密室里,她被人从内心世界拉出来,据说她感到特别自在,能准确无误地讲话、开玩笑、模仿他人说话和唱歌。但一到外面,她发现口吃又来了,开始左右她,她想尽一切办法避免以b开头的字,很快她就急促地乱讲一通。下星期六那位心理医生又要忙于对付字母b和“它无意中给她暗示的东西”了。而他猜测的东西没有任何意义。他的那些了不起的主意并没有解决她一个难题。人们说什么都没用,到头来全是废话。心理医生帮不上忙,矫正师不起作用,他无能为力,多恩也不行,就是奥黛丽·赫本轻盈活泼的演讲也没有丝毫帮助。她实际上处于某种东西的控制下无法脱身。

太迟了:如同神话故事中天真无邪的人被诱惑喝下毒药一样,这活蹦乱跳的孩子常在家具上高兴地爬来爬去,穿着黑色紧身连衣裤骑到每一只膝盖上。忽然间她向上突起,转而又横着发展,长胖了——她背上和颈部脂肪增厚,不再刷牙和梳头,在家几乎什么都不吃,可在外面独自一人时总在吃东西,干酪牛肉三明治带炸薯条、比萨饼、火腿、莴苣、番茄三明治、油炸洋葱圈、香草奶昔、无醇饮料、软糖沙司冰淇淋和各种糕点。她几乎一夜间变大,成了个行动迟缓、不修边幅的十六岁、身高近六英尺的大家伙,同学给她起的绰号为胡志<sup><small>[31]</small>·利沃夫。

口吃成为她割下所有撒谎杂种脑袋的弯刀。“你他—他—妈的疯子!你冷酷无—无—情的怪—怪物!”只要林顿·约翰逊<sup><small>[32]</small>在七点钟的新闻节目一露脸,她咆哮不已。对着电视上当时的副总统汉弗莱<sup><small>[33]</small>的脸,她叫喊道,“你这笨蛋,闭—闭—上你撒谎的臭—嘴,你胆—胆—小鬼,你—你—肮脏同—同谋!”当她父亲作为新泽西商人反战协会特别小组的成员,和他们的指导委员会到华盛顿去见他们的参议员时,她拒绝了一起前往的邀请。瑞典佬以前从不属于任何政治团体,要不是他希望以这种明显的参与方式减少一点她对他的愤怒的话,才不会参加这个组织,并志愿花一千美元为这个指导委员会在《纽瓦克新闻》上刊登抗议广告。他说,“这是你的机会,你可以把心里想的告诉凯斯参议员。你可以直接与他谈。这不是你想的吗?”“梅丽,”娇小的母亲对大个子、怒目而视的女儿说道,“你也许会影响凯斯参议员——”“凯—凯—凯—凯—斯!”梅丽突然爆发,让父母大吃一惊,一口把唾沫吐到厨房地板砖上。

她现在整天都在用电话,这小孩以前得采取她的电话“策略”才有把握拿起话筒后三十秒内喊出“喂”的一声。她已完全克服了难受的口吃,但还不是她父母和矫正师希望的那样。不,梅丽得出的结论是,使她扭曲的不是口吃,而是企图改变这种现象的徒劳。她发疯似的用功去做。她令人可笑地将这口吃看得那么重要,只是为了迎合里姆洛克这些父母、老师和朋友的期望,这些人使得她如此夸张了本来居于第二位的讲话方式。不是她说了什么而是她的方式使他们不安。要彻底摆脱口吃她真正需要做的是在发“b”这个音时,丝毫不去管他们怎么难受。是啊,她已不关心自己开始口吃时敞开在每个人脚下的深渊;口吃再也不是她存在的中心——她很有把握这将会是他们关心的焦点。她强烈抗拒扮演和充当像里姆洛克其他那些小女孩一样努力去做、以便获得大家的羡慕和喜爱的角色——她将无用的举止、对社会的那点关注和她家的“资产阶级”价值观都扔到一边。她在自己的事业上浪费了够多的时间。“我不想花一生的精力昼夜不停地同该死的口吃纠缠不清,而此时孩子们正被—被—被—被—林顿活生生烤熟、被—被—被—约翰逊烧死!”

现在她的精力全都冒了出来,毫无遮拦,这抵抗力以前曾被用到其他地方,由于不再关心那种古老的障碍,她第一次享受的不仅是彻底的自由,还有令人振奋的对自己完全把握的力量。一个崭新的梅丽出现了,在抗议“罪—罪—罪—恶的”战争时她终于发现有个难题值得她用自己惊人的力量去对付。她常把北越称做越南民主共和国,谈起这个国家她带有很深的爱国热情,人们还以为她不是出生在纽瓦克的贝斯以色列,而是在河内的贝斯以色列,多恩这么说道。“‘越南民主共和国’——我要是再听到她说一次,准会发疯!”他尽力让她相信可能没有她听到的那么糟。“梅丽有信仰,多恩,她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她也不会成为其最佳发言人,这包含了某种想法,肯定有许多感情因素,有许多同情怜悯……”

多恩现在只要和她女儿一谈话,即使不发起疯来,也会逃到屋外、躲进谷仓。只要她们两人一块待上两分钟,瑞典佬就会听到梅丽与她的激烈争吵。多恩说,“有些人只因为自己有令人羡慕的中产阶级父母就会感到非常幸福。”“很遗憾,我没有被洗脑到那种程度,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梅丽回答道,“你是个十六岁的大姑娘了,我能告诉你该做什么,我也必须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能因为我十六岁就把我当女—女—女孩看!我要做我想—想—想做的。”“你不是反对战争,”多恩说,“你是反对一切。”“那你是什么,妈?你是赞成的母—母—母牛!”

现在多恩一夜又一夜流着泪上床睡觉。“她是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她问瑞典佬。“如果有人要挑战你的权威,你怎么办?塞莫尔,我完全迷惑了。这是怎么了?”他对她讲,“实际上,她是个有顽强意志的女孩,有主见、有事业心。”“这是从哪里来的?我一点也不清楚。我是个坏母亲吗?”“你是好母亲,是个了不起的母亲。这不是原因。”“不知她为何这样对待我。我不明白自己对她做过什么或者她认为我对她做过什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是谁?从哪里来?我管不住她。不认识她了。我以前认为她很聪明,现在一点也不。她变得愚蠢了,塞莫尔,我们每次谈话后她反而更加愚蠢。”“不,她只是对人有些粗鲁莽撞,并不是完全有意的。她依然很聪明,十几岁的孩子都这样。这是因为令人不安的局势变化,与你或我都没有关系。他们不过是随意地反对一切事物。”“全是因为口吃,对吧?”“为她的口吃我们做了一切能做的事。我们总是这样。”多恩说,“她因为口吃很恼火,她因此也没有什么朋友。”“她总是有朋友的,还很多。而且,她已战胜了口吃。口吃不是原因。”“不,是原因。你决不会战胜口吃,”多恩说,“你会总是处于恐惧中。”“那说明不了现在的问题,多尼。”“她满十六了——这是原因?”多恩问。“那么,如果是的话,也许很大部分原因是的话,我们尽最大努力使她熬过十六岁。”“但是,当她过了十六岁,她就会到十七岁。”“她十七岁时就不同了,到十八岁又不同。情况在变。她会有新的兴趣,她将上大学——有学业上的追求。我们可以把这些安排好。重要的是常和她谈谈。”“我不行,不能和她谈话。现在她甚至连母牛也嫉妒,疯得太离谱。”“那么,我多跟她谈。重要的是不要放弃她,也不要向她让步,哪怕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相同的话题也要保持和她交谈。即使看起来没有什么希望也不要紧。你不可能指望说的话马上就有效果。”“但她的回答要产生效果!”“别去管她怎么回答。我们不得不对她讲我们必须讲的,即使这种谈话看起来没完没了。我们要画条线,不画线,她就不会照规矩办事。画好线,她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会照办。”“假如她仍然不呢?”“多恩,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持理智、坚强一些,不要丧失希望或信心,她总有一天会战胜这种对一切都反感的心理。”“她不想战胜。”“那是现在,是今天,但还有明天。我们所有人之间有一种联系,这是重要的。只要我们不放弃她,只要我们不停止交谈,明天就会到来。当然,她令人发疯,我也不认识她了。如果你没有让她耗尽你的耐心,如果你继续和她交谈,不放弃她,她最终会复原的。”

尽管看起来没有希望,他还是谈啊,听啊,保持理智。这场战斗似乎不会终结,他很有耐心,只要发现她太出格便画线约束。不管她在回答时公开表示出何等恼怒、怎样的嘲讽、刻薄、难以捉摸和虚情假意,他还是坚持询问她有关政治活动、校外情况、新交的朋友等事情,语气温和但执着,这使她恼火。他向她打听星期六到纽约去的情况。她在家里总是随意地高声大叫——她还是个从旧里姆洛克来的孩子,一想到她在纽约可能遇到的那些人他便感到惊慌。

纽约话题之一。“你到纽约干什么?到纽约见谁?”“我干什么?去看看纽约,这就是我做的。”“梅丽,你干些什么?”“我做所有人都做的,逛商场,女孩子会干什么?”“你和纽约的那些热心政治的人搅到一起了。”“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所有的事情都是政治,你刷牙也是政治。”“你和反对越南战争的那些人混在一起了。你是去见他们?是或不是?”“他们是人民,是的。他们是有思想的人民,他们中间有些人不赞—赞—赞成越南战争。他们大多数不信—信—信奉战争。”“那好吧,我刚巧也不信奉战争。”“那么,你有什么问题?”“这些人是谁?他们多大了?他们以什么为生?是学生吗?”“你为什么想知道?”“因为我想知道你在干什么。星期六你都独自一人到纽约去,并不是每家的父母都让一个十六岁的女孩走这么远。”“我去参……我,你知道,那里有人、有狗、有街……”“你带回家这么多关于共产党的材料,带回来这些书籍、传单和杂志。”“我想学学。你教我学习的,不是吗?不光是读书,而是要学。共—共—共产党的……”“是共产党的。那上面写着共产党的。”“共产党人的思想也不全是共—共产主义。”“举个例。”“关于贫困、关于战争、关于不公平。他们有各种思想。你是犹太人并不意味着你只有犹太教的思想。是啊,共产主义也一样。”

纽约话题之十二。“在纽约你到哪里去吃饭?”“谢天谢地,不是在文森特饭店。”“那在哪里?”“到其他人都去的地方,到餐馆、自助餐厅、人民公寓。”“住在这些公寓里的是些什么人?”“我的朋友。”“你在哪里遇见他们的?”“我在这里遇见一些,在城里遇见一些——”“这里?哪里?”“中学里,比如说谢—谢—谢丽。”“我未见过谢丽。”“谢丽就是班上拉小提琴的那一位,记得吗?她到纽约去为—为的是上音乐课。”“她也卷入政治了吗?”“爸,一切都是政治。只要她有头—头—头—头脑,又怎么能不卷进去呢?”“梅丽,我不想让你遇到麻烦。你对战争很气愤,许多人对战争都气愤。但有些对战争反感的人不知道限度。你知道这些限度是什么吗?”“限度,这就是你所想到的。不要走极端。好吧,有时你不得不走该死的极端。”“你以为战争是什么?战争就是一种极端。在这小小的里姆洛克,这不叫生活,这里没有什么极端。”“你不再喜欢这里了。想住在纽约?喜欢那样?”“当—当—当然。”“你高中毕业后会到纽约上大学。喜欢吗?”“我不知道是否要上大学。看看他们怎么对付反战学生。我怎么会想上大学?高等教育。那就是我认为低等教育的东西。我可能会上大学,也可能不。我现在还没有开始计—计划。”

纽约话题之十八。她有个星期六晚上没能回家。“你决不能再这么干。你决不能和我们不了解的人过夜。这是些什么人?”“决不要说决不。”“谁和你待在一起?”“他们是谢——谢丽的朋友。从音乐学校来的。”“我不相信你的话。”“为什么?你不相—相——相信我也会有朋友?人们会喜欢我—你不相—相—相信这个?人们会招待我过夜—你不相—相—相信这个?你相—相—相—相—信什么?”“你才十六岁。你得回家。你不能在纽约市过夜。”“不要提醒我多大了。我们都知道岁数。”“你昨天走时我们期望你六点钟回家。晚上七点钟你打电话回来说要在那里过夜,我们说不行。你坚持要这样,说有地方住,所以我同意了。”“你同意的,当然。”“但不要再这么干。如果你再这样,你就别想一人到纽约去。”“谁说的?”“你父亲。”“我们走着看。”“我对你让步了。”“让什么,父亲?”“如果你再到纽约发现太晚时,又想找个地方过夜,你就住在尤曼诺夫家。”“尤曼诺夫家?”“他们喜欢你,你也喜欢他们,他们了解你的一切。他们有一套漂亮的公寓房。”“可是,我一起住的那些人也有漂亮的公寓房。”“他们是谁?”“我告诉过你,他们是谢—谢丽的朋友。”“他们叫什么?”“比尔和梅里莎。”“那比尔和梅里莎又是什么人?”“他们是人—人—人,同其他人一样。”“他们靠什么为生?多大了?”“梅里莎二十二,比尔十九。”“他们是学生?”“是学生。现在他们把人们组织起来为改善越南人的处境做事。”“他们住在哪里?”“你想干什么?来找我?”“我很想知道他们住在哪里。纽约有各种街区,有些好,有些不好。”“他们住在非常漂亮的街区,非常漂亮的房—房—房子里。”“哪里?”“他们住在晨间高地。”“他们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是的。”“这套房间里住多少人?”“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因为你是我女儿,才十六岁。”“我这一生都要这样,就因为是你女儿——”“不,当你满十八岁、高中毕业后,想干什么都行。”“那么我们这里谈的是这两年的区别。”“对的。”“这两年里将会发生的大—大事是什么?”“你会成为自谋生计的独立人。”“如果我愿意,我现在就能自谋生计。”“我不想你和比尔和梅里莎待在一起。”“为—为—为—什么?”“我的职责就是照顾你。我想你和尤曼诺夫一家住,如果你同意,就可以去纽约并在那里过夜。不然你就被完全禁止去那里。你自己选择。”“我到那里是要和我想待在一起的人住。”“那么,你不能再到纽约去。”“我们看着办。”“没有什么‘看着办’。你不能再去,够了。”“我很想看你阻止我。”“想想吧,如果你不同意和尤曼诺夫一家住,你就不准去纽约。”“那战争怎么办——”“我的责任是对你而不是战争。”“啊,我知道你的责任不是对战争——那就是我去纽约的原因。因—因为那里的人们真正感到对战争有责任。当美国轰—轰炸越南村庄时他们感到有责任。当美国把婴—婴儿炸—炸成碎—碎—碎片时他们觉得应该负责。可你不会,妈妈也不会。你不会关心,哪怕只打搅你一天也不允许。你不关心自己在哪里又过上一夜,不会为这事睡不着觉。不管以哪一种方式,你都不会真正关心的,爸爸。”

纽约话题之二十四、二十五和二十六。“我不能这样谈了,爸爸。我不愿意!我拒绝!谁和父母这样谈!”“只要你还未成年,出去后晚上不回家,你就该和父母这样谈!”“但—但是你使我发—发—发疯,这种敏感的父亲,一心要了解人家!我不想被了解——我要的是自—自—自由!”“如果我是个不这么敏感的父亲也不想了解你,你会感觉好一些?”“我当然会!我想我肯定会的!你为什么不他妈的试着改变一下,让我他妈的看一看!”

纽约话题之二十九。“不行,你成年以前不能搅乱我们的家庭生活。到那时你干什么都可以。只要你还不满十八岁——”“你所想的一切、所谈的一切、所关—关—关心的一切,都是这个该—该死的小—小—小家—家—家庭的好日子!”“这不是你所想的?这不是你感到愤怒的?”“不—不—不是!从—从—从来不是!”“是的,梅丽,你因为越南的那些家庭感到气愤。对他们被毁掉而发怒。那些也是家庭。那些家庭也和我们家一样,也想有权利享受我们家一样的生活。这不是你自己为他们想到的吗?比尔和梅里莎为他们争取的是什么?使他们能得到和我们一样的安全和平的生活?”“不得不住在这个无人知晓地区的享有特权的中心?不,我想这不是比尔和梅里莎为他们呼吁的。这不是我为他们呼吁的。”“你没有?那么再想想。实话讲,我认为过上这种无人知晓地区的享有特权的中产阶级生活会使他们很满足。”“他们只是想在夜晚能上床睡觉,就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过他们自己的生活,不再担心是否睡着时被炸成碎片。炸—炸—炸成碎—碎—碎—碎片,全是为了让新泽西的特权阶层的人们过上他们的和—和—和平、安—安—安全、贪得无厌、毫无意义、吸血鬼似的小—小—小日子!”

纽约话题之三十。梅丽在尤曼诺夫家过夜后回家。“啊,他们这么慷慨,巴—巴—巴利和玛西亚。过着他们舒适的资产阶级小生活。”“他们是教授,是严谨的学者,也反对战争。还有其他人在那里吗?”“哦,还有个反战的英国教授、反战的社会学教授。至少他和他家人一起反战。他们都一块前—前—前进,那就是我所指的一个家庭。而不是这些该死的母—母—母牛。”“看来那里还不错。”“不,我想和朋友在一起,不想八点钟到尤曼诺夫家去。不管什么事情要发生也是在八点以后!如果我想八点以后和你的朋友待在一起,我可以留在里姆洛克。我想八点以后和我的朋友待在一起!”“不管怎样这还不错。我们都让步了。你不能在八点以后和朋友待在一起,却可以和他们待上一天,这总比没有要好得多。你同意这么做,我感到很不错。你也应该这样。你下个星期六还去吗?”“我不是很早就安排好这些事。”“如果你下星期六要去就提前给尤曼诺夫家打个电话,让他们知道你回来。”

纽约话题之三十四。梅丽未能在尤曼诺夫家过夜。“好吧,就这样。你违约了。星期六不准再离开这个家。”“我被软禁了。”“不一定。”“你这样害怕的是什么?你认为我会干什么?我和朋友在外面玩,讨论战争和其他重要事情。我不懂你为什么想了解这么多。每次我到哈姆林商—商—商店去,你都要问无—无—无数个该死的问题。你为什么这么怕?你不过是个胆—胆—胆小怕事的家伙,只是躲在这些树林里不敢出来。不要把你的恐惧抛洒到我身上,让我也像你和妈妈一样害怕。你所能对付的是母—母牛。母—母牛和树木。可是,除了母—母—母牛和树木外还有其他东西。还有人,真正痛苦的人。你为什么不说出来?你害怕我会被人睡了?你担心的是这个?我还不至于那么愚蠢被人搞掉。我这一生做过什么不负责任的事?”“你破坏协议,不用多说了。”“这不是合作。这不是交—交—交—交易,爸爸。是软禁。每天在这房子里就像软禁。”“你这么干我不太喜欢。”“爸爸,闭嘴吧。我也不喜欢你,我从来都没—没—没有。”

纽约话题之四十四。第二个星期六。“我不会开车送你到火车站。你不能离开家。”“你要做什么?把我挡—挡在家里?你怎么能阻止我?把我捆在靠背椅上?你就是这样对待你女儿的?我不敢相—相—相信自己的父亲用武力威胁我。”“我不用武力威胁。”“那你怎么能让我待在家里?我不是妈妈那些哑巴母—母—母—母牛中的一个!我再也不住这里,永远,永远也不住。冷—冷漠、平静、镇定的先生。你这么害怕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害怕人们?你听说过纽约是世界上伟大的文化中心之一吗?人们从世界各地赶来就是为了感受纽约的生活。你过去常常要我去经历一切事情。为什么就不能到纽约试试?总比被遗弃在这里好。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就是因为我有自己的主意?不是你先提出来的?不是你深思熟虑为家庭作的计划之一,也不是事情本该怎样进行的那个样子?我所做的就是坐上该死的火车到城里去,每天上百万的人这么去工作。结交坏人,但愿上帝不要让我有其他想法。你娶了个天主教徒,你家里人是怎样看待你结交坏人一事的?她嫁给一个犹—犹—犹太人,她家里人是怎样看待她结交坏人一事的?我能比这更坏?也许和一个带有非洲血统的家伙外出——这是你害怕的吗?我想不是,爸爸。为什么你不去为重要的事情担心,比如战争,而不是你这滥用特权的女儿独—独自乘火车到大—大城市去?”

纽约话题之五十三。“你还未告诉我,如果我乘该死的火车到城里,我会遭遇到什么可怕的该死的厄运。他们在纽约也有公寓房和屋顶,他们也有锁和门。不只是在新泽西的旧里姆洛克才有锁。还是想想吧。塞莫尔-利沃夫-听起来-爱的旋律?你认为所有陌生的东西都是坏—坏的。你想过没有,有些东西对你陌—陌生却是好的?作为你的女儿我也会有一种本能在适当的时候和好人在一起?你总认为我会以某种方式乱搞。如果你对我有信心,就会认为我可以和好人凑到一块。你对我没有一点信心。”“梅丽,你知道我谈的什么,你和政治极端分子搞到一起了。”“极端分子。只因为他们不同意你的观点就极端。”“他们是些有极端政治思想的人……”“要干成任何事情靠的就是坚强的思想,爸爸。”“但你才十六岁,他们大你这么多,比你老练的多。”“那是好事,所以我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极端就是因为一些对自由的误解把一个小国家炸—炸—炸掉,那才是极端;把男孩子的腿和睾丸炸—炸—炸掉,那才是极端,爸爸。乘汽车或火车到纽约去,在上锁的安全的套间里过一夜——我看不出来这有多极端。我认为只要可能人们每晚哪里都可以睡。告诉我这有什么极端。你认为战争坏吗?哦——极端思想,爸爸。不是思想极端——是有人对某件事关心,而想尽力去改变。你认为那是极端?那是你的问题。对有的人来说尽力拯救他人的生命比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位更有意思——这是极端?不,另一种才是极端。”“你说的是比尔和梅里莎?”“是啊,她退学了,因为她有比得到学位更重要的事。阻止屠杀对她而言比一张纸上的学—学—学士两个字更重要。你把这叫做极端?不,我认为极端是当这种疯狂行为还在进行时人们却像平常一样继续过着自己的生活,当左、中、右的人们都被剥削时你却每天继续穿上西装、系着领带去上班,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那才是极端。那才是极端的愚蠢,一点也不假。”

纽约话题之五十九。“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又退学了。我给你讲过。他们住在晨边高地。”“梅丽,给我讲得还不够。这里有毒品、有粗暴的人,是个危险的城市。梅丽,你可能陷入许多麻烦,有可能被强奸。”“就因—因为我不听父亲的话?”“那并不是不可能的。”“女孩子不管他们是否听父亲的话都有可能被强奸。有时父亲也强奸。强奸犯也有孩子,那也使他们成为父亲。”“告诉比尔和梅里莎,请他们到这里来和我们度周末。”“哦,他们真的想到这里来玩。”“喂,你九月份到学校去怎么样?你最后两年去读预备学校。也许你待在家里和我们一块生活够了。”“总在计划,总在考虑最恰当的方法。”“我还能做什么?不计划?我是男人,是丈夫,是父亲。我经营一个企业。”“我经营一个企—企—企业,我也是。”“有各种学校,有些学校里有各种有趣的人,有各种自由……你去和学校的顾问谈谈,我也会去咨询——如果你很烦,讨厌和我们一起生活,你可以到学校去。我知道你在这里再也没有什么可干的了。我们都认真想一想你到学校的事。”

纽约话题之六十七。“你可以在莫里斯顿,在旧里姆洛克这里随心所欲地积极参与反战运动,你可以在这里把人们组织起来反对战争,在你们学校——”“爸爸,我想照我的方—方式干。”“听我讲,请听我讲。旧里姆洛克这里的人们不反对战争,而恰恰相反。你想唱反调?就在这里对着干。”“在这里为此事做不成什么。我怎么办?绕着商场游行?”“你可以把这里组织起来。”“要里姆洛克人反战?那就大—大不相同了。反战的莫里斯顿高中。”“对啊,把战争带回家。口号上是这样吧?那么就这么办——把战争带回你住的镇上来。你不想出名?你一定会默默无闻的,我可以担保。”“我不想默默无闻。”“但是,你会的,因为这里不出名。如果你在这里竭尽全力反战,相信我说的话,你将引起很大的震动。为什么不教这里的人们反战?这也是美国的一部分,你也知道。”“很小一部分。”“这些人也是美国人,梅丽。你可以就在村子里积极地反对战争,用不着去纽约。”“是啊,我可以在客厅里反战。”“你可以在社区俱乐部反战。”“一共就二十个人。”“莫里斯顿是县政府所在地,星期六到莫里斯顿去,那里有反战的人。封泰因法官反战,这是你知道的。阿威利先生反战。他们和我在广告上签过字的。老法官和我一起到纽约去过。你也知道,这里的人们不太高兴看见我的名字在那里出现。但那是我的立场。你可以在莫里斯顿组织一次游行,你能设法办到。”“而且莫里斯顿高中的报纸也会报道。那将使军队撤出越南。”“我知道你善于进行反战演说,在莫里斯顿高中已经很有名气了。如果认为不重要,你为什么还去干呢?你肯定觉得这重要。对这场战争,美国的每一个人的意见都重要。梅丽,就从你住的这个镇子开始吧,这就是阻止战争的办法。”“革命不在农村开—开—开始。”“我们没有谈革命。”“只是你没有谈革命。”

那是他们不得不进行的有关纽约的最后一次谈话。虽很艰难,但他很有耐心,态度坚决,终于起作用了,奏效了。如他所愿,她再没有去纽约。她接受他的建议,留在家里。随后,她把客厅变为战场,把莫里斯顿高中变为战场。一天,她出去把邮局崩飞了,一同毁灭的还有福雷德·康伦医生和村里的百货店。那是一座木结构的小房,前面挂着社区的公告板,还有一只旧桑纳可水泵和金属杆,商店主人诺斯·哈姆林每天早上都在上面升起美国国旗,打从沃伦·甘梅利尔·哈定<sup><small>[34]</small>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就未中断过。诺斯和他妻子还管理着邮局。

【注释】

[1] 指投手不让对方有安打或得分的比赛。

[2] 常称西班牙革。

[3] 美国金融家、政治家(1870—1965),曾任四届总统(从威尔逊到肯尼迪)的顾问。

[4] 也称扫垒安打击球员。

[5] 当指著名棒球运动员威利·赫南德兹。

[6] 即阿尔伯托·加科梅蒂(1901—1966),瑞士雕刻家和画家,受立体派影响,作品以人物细如豆茎的骨架风格著称。

[7] 美国艺人(1925—1990),以其热情洋溢的舞蹈、歌唱和表演而出名。

[8] 美国足球明星(1943—)。

[9] 美国著名电影演员(1912—1996),以其踢踏舞表演在音乐片《雨中曲》(1952)中闻名。

[10] 美国著名篮球运动员(1917—)。

[11] 约翰尼·卡森生于1925年,美国喜剧演员,自1962年起作为“今夜秀”的主持人而成为夜间电视谈话节目的支柱人物。

[12] 美国20世纪50年代开始走红的流行歌手。

[13] 列·托尔斯泰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中的主人公。

[14] 在纽约市的美国艺术博物馆,建立于1914年。

[15] 硫磺岛为日本在西太平洋的一大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日、美两国曾激战于此。

[16] 美国歌唱家、钢琴家(1919—1965),录制有《不能忘记》和《蒙娜丽莎》等通俗歌谣。

[17] 弗兰克·莱尼,美国20世纪50年代流行歌手;弗朗西斯·阿尔贝特·西纳特拉,生于1915的美国歌唱家和演员,以其甜美的嗓音著名,他出演的电影有《从这里到永恒》(1953),该片获奥斯卡奖。

[18] 法国作家(1871—1922),小说《追忆似水年华》(1913—1927)是其代表作。

[19] 美国爵士乐歌手(1924—1990),以她复杂的比博普乐分节法以及拟声唱法技巧而闻名。

[20] 即爱德华·肯尼迪·埃林顿(1899—1974),美国爵士乐作曲家、钢琴家和乐队领队,其作品有“蓝调”(1930)、“精明女子”(1933)等。

[21] 苔丝狄蒙娜为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主角奥赛罗的妻子,受伊阿古诬陷被其夫扼死。

[22] 大乐队时代美国乐队领导人(1909—1944)。

[23] 美国乐队领导人(1905—1956),与其兄弟吉米以特别流行于二十纪三四十年代的摇摆乐队著名。

[24] 美国剧作家(1889—1961),因其与别人的许多协力创作著名,其中包括与摩西·哈特合作的《你不能拿走》(1936)。

[25] 指在三项不同运动中获奖的人。

[26] 美国南部大西洋沿岸盛产的一种蟹。

[27] 指恩斯托·格瓦拉(1928—1967),生于阿根廷的古巴革命领袖,在古巴革命(1956—1959)中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主要将领。

[28] 美国著名电影演员。

[29] 原文为法语。也指贵人行为理应高尚。

[30] 复活节前的星期日。

[31] 意指胡志明(1890—1969),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32] 肯尼迪遇刺后他上台继任美国第36任总统(1963—1969)。

[33] 即休伯特·霍拉提奥·汉弗莱(1911—1978),林登·约翰逊时期的美国副总统(1965—1969)。

[34] 美国第二十九任总统(1921—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