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久一次?”

“每年。”

“那不够，要每六个月一次。”

“好吧。我一定去。”

“你还是不错吧?”他抓住我的肩问道。

“我身体很好。”

“嗨，我教你手淫，还记得?”

“你干过，门德尔。我自己想干之前三四个月你就随时要我干，你常使我那样。”

“是我。”他承认，并大声地笑。“是我教逃学鬼祖克曼手淫的。这份荣耀属于我。”我们这日益缩小的敢死队运动俱乐部的秃顶一垒手和白发左边外场手拥抱在一起。透过他的衣服我触摸到的身躯证明了他将自己保护的多么好。

他高兴地说：“五十年过去了，我还在保持敢死队里的纪录。”

“别太自信，问问笨狗。”

“听说你患过心脏病。”他说。

“没有，不过是心脏搭桥术，几年前的事了。”

“讨厌的分流术，他们将管子插进喉咙，是吗?”

“是。”

“我见过妻弟插着喉管的样子。这也是我所需要的。”门蒂说。“我不想以最糟糕的方式来这里，但笨狗老是打电话说‘你不可能永远活下去’，我一再告诉他‘我一定能，笨狗，我不得不！’我真蠢，还是来了，翻开小册子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讣告。”

趁门蒂去拿饮料和找笨狗时，我在手册上看到他的名字，下面写着：“退休餐馆老板，孩子有三个，分别为三十六岁、三十三岁和二十八岁，孙子有六个，分别为十四岁、十二岁、九岁、五岁、五岁和三岁。”六个孙子中有两个好像是双胞胎，也许是他们使得门蒂如此惧怕死亡，或者还有其他原因，如到妓院狂欢和穿时髦服装。我早该问问他。

那天下午我应该问大家许多问题。尽管有点遗憾，后来我也知道我的那些问题开始总是“不管怎样……”，他们的答案也不会让我明白为什么自己有那种离奇的感觉：看不见的事情的发生和亲眼目睹的一个样。只须一个姑娘在拍全班像时对摄影师说的“注意别拍下皱纹”，只须和其他人一道对恰如其分的俏皮话开怀大笑，就能感觉到命运这个文明世界最古老的谜，也是在大学一年级的希腊罗马神话课中的第一篇作文题目，当时我写的是“命运是三个女神，被称做莫依雷，克洛索司纺制生命之线，拉克西斯掌握生命长短，阿特罗波斯剪裁命运之线”。一切都不神秘时，命运变得完全可以理解，就像照相时我站在第三排，一只手搭在马歇尔·哥尔德斯泰的肩上（“有两个孩子，分别为三十九岁和三十七岁，有两个孙子，分别为八岁和六岁”），另一只搭在斯坦利·威利科夫的肩上（“有两个孩子，分别为三十九岁和三十八岁，有三个孙子，分别为五岁和二岁和八个月”）的那种情形曾是不可思议一样。

纽约大学有一个名叫乔丹·维萨的年轻摄影学生，他是后卫弥尔顿·维森贝格的孙子，和弥尔顿一道来拍一部我们聚会的记录片用于教学。当我不时地在房间里四下转悠，以自己的过时的方法记录下发生的一切时，我听到乔丹正用摄影机采访他人。六十三岁的马里琳·克普里卡告诉他：“这不像其他学校，孩子们不错，老师也很好，我们所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只是嚼口香糖……”六十三岁的乔治·克斯岑鲍姆也说：“是这周围最好的学校，有最好的教师，最好的孩子……”也是六十三岁的里翁·古特曼插话道：“说心里话，这是我相处过的最聪明的一伙人……”“学校在那时完全不同。”同样年龄的劳娜·瑟格拉说。“1995年?只不过才几年时间，乔丹。”对另一问题劳娜这么笑着回答，但笑容里没有太多的欢乐。

有人对我说，“当人们问我是否和你一道上过学，我常告诉他们你怎样在威拉克的课上为我写的那篇作文，论《红色英勇勋章》。”“但我没有。”“你有过。”“我对《红色英勇勋章》知道什么?直到上大学我才读过这书。”“不，你替我写了关于《红色英勇勋章》的作文，我得了个优加。我晚了一个星期才交上去，威拉克对我说，‘值得等这么久。’”

和我讲话的这人，小个头，神情阴郁，白胡子修剪的很短，一只眼睛下有道吓人的伤痕，两耳都戴着助听器。这是我那天下午见到的很少几位之一，时间在每个人身上下了一番工夫，而在他的身上下的工夫更多。他走起路来有点跛，拄着拐杖和我说话，呼吸沉重。我没认出他，离他多近我也认不出，即使从戴着的标牌上知道他叫艾拉·珀斯勒我也想不起。谁是艾拉·珀斯勒?特别是我根本就不行，为什么要那样帮他?我真为艾拉写过那篇作文却连那本书都不屑于读一读?艾拉说，“你父亲对我很好。”“是吗?”“我的一生中和他待在一起的那几次使我对自己更满意，比和我自己的父亲度过的整个生命都好些。”“我不知道这些。”“我父亲在我的一生中是个非常边缘的人物。”“他干什么的?给我点提示。”“他靠擦地板为生，一生都在擦地板。你父亲总是鼓励你好好学习，我父亲要我干的事，是给我买一套擦鞋工具在报摊前挣点钱。那就是他要我毕业后干的。蠢极了！在那种家庭真叫受罪。真正愚蠢的家庭。和这些人在一起我生活在黑暗之中。你会被自己的父亲踢到一边，纳桑，会最终变成脾气暴躁的家伙。我有个兄弟，我们不得不把他放进精神病院，你不知道这些，谁也不知道。我们连提到他的名字都不允许。他叫艾迪。他比我大四岁，常常暴怒，将自己的手咬得鲜血直流。他叫起来像只郊狼，直到父母亲把他安定下来。在学校，当人们问我是否有兄弟或姐妹，我就写‘一个也没有’。我在大学时，父母给精神病院签了许可书，让他们给艾迪做前脑叶白质切除手术，他就陷入昏迷，最后死去。你想像得到吗?让我到市场街法院外面去擦鞋——一位父亲对儿子的忠告。”“那你干什么?”“我是个心理医生。我是从你父亲那里得来的灵感。他是医生。”“不准确。他穿着白大褂，但只是个看脚的医生。”“每次和伙伴们到你家去，你母亲总端上一碗水果，你父亲常对我说，‘艾拉，对这事你怎么看?艾拉，那件事你是怎么想的?’有桃子、李子、油桃和葡萄。我家里从未见过一个苹果。我母亲已九十七岁了，我现在给了她一个家。她坐在椅子上整天哭泣，说实话，我认为她并没有在我小的时候那么伤心。我猜你父亲去世了吧?”“是啊，你的呢?”“我的那位等不及。他对失败真的看得很重。”而我仍搞不清艾拉是谁或他谈了些什么，因为就我所记得的而言，那一天也同所有经历过的每天一样，超出可以回想的范围，也许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哪怕有许多个艾拉·珀斯勒和我面对面站着以其他方式加以佐证。我最多能猜到的是，当艾拉在我家受父亲鼓励的时候，我还未出生。有关父亲问艾拉的看法，以及他吃着我家水果的情形，我绞尽脑汁也没有一丁点印象。有些事从你大脑里慢慢消失，直到完全遗忘，只因它们不够重要。它就属于那一类。而我所完全遗忘的东西却在艾拉身上扎下根来，改变了他的生活。

所以你不必非要看得比艾拉和我远，才懂得为什么我们这一生总认为除了我们自己，大家都错了。我们忘记事情不只因为它们不重要，而是当它们太重要了也会忘记，因为我们每个人记忆和忘却的模式像迷宫一样绕来绕去，成为和指纹一样独特的身份印记。难怪现实的碎片被有的人像传记那样看重，而对其他人，比如说在同一个餐桌上吃过成千上万次饭的人，只不过像任意渲染的虚构物。但没人会交上五十美元来参加高中同学聚会，只为了对另一个人固有的看法表示抗议。真正重要的事情、那天下午最大的快乐其实很简单，就是看到自己还未被登在“纪念”那一页。

“你父亲去世多久了?”艾拉问我。“一九六九年，二十六年前。很久了。”我回答道。“对谁?对谁而言?我不那样认为。对死去的人来说，微不足道。”这时，我听到就在我身后，门蒂·格里克对人讲，“你把谁搞完了?”“洛雷勒。”另一人答道。“是啊，每个人都做了，我也是。还有谁?”门蒂说。“黛安娜。”“对，黛安娜。没错。还有谁?”“瑟尔玛。”“瑟尔玛?我没想到。”门蒂说，“听到这些我很吃惊。不，我从未想搞瑟尔玛，太矮。就我来说，军乐队的女领队最好。放学后看她们在运动场训练，然后回家手淫。水粉饼化妆，可可粉色的化妆，在她们的大腿上，那使我发狂。你们注意了吗?小伙子总的说来还不错，很多人有成就。但姑娘们，你们看……不，第四十五次聚会不是来看臀部的最好时间。”“真的，真的。”另一位说道。这人讲话很轻，似乎在此没有发现门蒂那种任意发泄的怀旧情感。“时间对女人很残酷。”“知道谁死了?伯特和尤迪。”门蒂说，“前列腺癌。到了脊骨，扩散了。将他们消耗光了。两个都一样。感谢上帝，我去检查过。你们检查了吗?”“什么检查?”另一个问道。“该死！你没检查?”“逃学鬼，梅斯纳没有检查！”门蒂说道，把我从艾拉身边拖开。

梅斯纳现在已是梅斯纳先生了。阿贝·梅斯纳，矮个子、肤色黝黑、体格魁伟、伸颈屈背，是梅斯纳清洁公司的业主——“五小时清洁服务”的招牌挂在政府大街上，一边是修鞋店，那里总播放着意大利电台的节目，人们坐在半高的旋转门后面等拉尔夫修鞋跟；另一边是洛琳的美容院，母亲曾从那里带回一本《银幕》杂志，我在上面读到一篇题为“乔治·拉夫特是个孤独的人”的文章，令我非常惊讶。梅斯纳夫人，像她丈夫一样是个体格健壮、普普通通的矮个子，和丈夫一起打点公司的事务，有一年曾和我母亲在政府大街上一个售货亭卖战争债券。他们的儿子阿伦和我从幼儿园开始就一同上学，像我那样在小学里常逃学。阿伦·梅斯纳和我常被老师扔进同一个房间，遇到重大节日的集会需要演戏时就叫我们拿点节目出来，好像我们俩是乔治·考夫曼<sup><small>[24]</small>和摩西·哈特一样。战后有好几个季度，梅斯纳先生——奇迹般地——成了纽瓦克熊队和北方佬三优乡村队的干洗商。有一年夏天，在一个伟大的日子里，我被阿伦招去帮他把熊队干洗好的制服送走，换了三次车，穿过威尔逊大街，来到拉贝特体育馆的俱乐部。

“阿伦，天哪，你还是老样子。”我说。“我能是谁?”他答道，捧着我的脸吻了一下。“阿尔，”门蒂嚷道，“告诉逃学鬼，你听到希里马跟他妻子说的什么。逃学鬼，希里马娶了个新妻子，有六英尺高。三年前他去看心理医生，当时他很沮丧。心理医生对他讲，‘我让你想像一下你妻子的身体时，你会怎么想。’希里马说，‘我想我会割开自己的喉咙。’所以他就离婚了，然后娶了这个非犹太人秘书，六英尺高，三十五岁，大腿长得不得了。阿尔，告诉逃学鬼她说些什么，这长腿子。”我们俩这么笑着紧抓住对方肌肉减少的手臂，阿伦说道，“她说，‘为什么他们都叫马迪、犹迪、杜迪和图迪?若他的名字是查尔斯，为什么要叫图迪?’希里马对她说，‘我真不该带你来，我知道不应该。我也解释不清。没有谁能够做到，这不能解释，就那么回事。’”

那么，阿伦现在怎么样?由干洗匠养大，放学后为干洗匠干活，他本人也恰似一个干洗匠，现在却成了帕萨迪纳高等法院的法官。在他父亲的袖珍清洁器商店里，有一幅富兰克林·罗斯福（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的加框凹版相片挂在压缩机上方，旁边是梅耶·艾伦斯坦的亲笔签名照片。阿伦告诉我他曾两次担任共和党代表团成员参加总统选举大会时，我想起了这些照片。当门蒂问阿伦是否能给他几张玫瑰保龄球场的票，我常和阿伦到布鲁克林去看多杰尔星期天的联赛，那一年罗宾逊登场。我早上八点出发，就在街角乘车到佩恩车站，转地铁到纽约，再转地铁到布鲁克林，来到艾比茨运动场，从午餐包里拿出三明治吃起来，这时人们还未开始击球练习。球赛一开始——阿伦就用他正在变声的嗓子对联赛进行全程讲解，使大家和他一起疯狂——还是这个阿伦·梅斯纳，由夹克里掏出小笔记本仔细记录。我从他后面瞥了一眼，只见他写下：“R.B.指门蒂·G。”

没什么意思?不精彩?无重大事情发生?是啊，你的理解得看你是在哪里长大的，以及你面临的生活是什么样子?阿伦·梅斯纳不能说是来自默默无闻，但一想起他像个乡下佬在艾比茨运动场不停地叫喊，想起他在冬天临近黄昏时，光着脑袋、身穿短呢大衣，在我们那些街道上运送干洗衣物，人们自然会认为他注定不能享受玫瑰联赛这类事物。

很少有谁能坐在一个地方吃这么久，差不多过了整整一个下午。只是大家享用了果馅卷和咖啡后，宴会才算结束。来自曼普尔的小伙子登上演奏台唱起曼普尔大街校歌，一拨又一拨的同学再到麦克风前说上几句，如“这一生值得”或者“为你们大家感到自豪”，人们相互拍拍肩，搂在一起，组织聚会的十人委员会在舞厅列队举起手来，单人乐队奏起鲍勃·霍普的主题歌“感谢记忆”，我们对他们的辛勤劳动鼓掌致谢。马文·勒博，这个“撒一次尿都比我对自己的两次婚姻更深谋远虑的家伙”，给我讲了他为付离婚赡养费的烦恼。他父亲曾把庞帝亚克公司卖给我父亲，以前我们去叫马文出来玩时，他都给我们这些小伙子每人一枝大雪茄。以前对人最和蔼的朱里尔斯·平卡斯，因移植手术后的长期恢复吃了不少环孢霉素，现在颤抖很厉害，不得不放弃自己的验光配镜业。他悔恨地告诉我他是怎样带着一只新换的肾前来聚会，“若不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在去年十月死于脑出血，我现在也活不了”。希里马身材高大的年轻妻子对我说，“你是这班上的作家，也许你奶奶能解释这些。为什么他们都叫犹迪、杜迪、马迪和图迪?”谢利·明斯科夫，这位敢死队的另一球员问我，“你在麦克风前讲你没有孩子，这是真的?”我点了点头，他大吃一惊。他抓住我的手说，“可怜的逃学鬼。”只是在所有这些都结束后我才发现杰里·利沃夫很晚才到，他就在我们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