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牧歌(菲利普·罗斯)_2（1 / 2）_美国牧歌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让我们别忘记能源。美国人不仅统治自己，还统治意大利、奥地利和日本的约两亿人。对战争罪行的审判正从地球上彻底清除所有魔鬼。我们独具原子弹的威力，配给制即将结束，价格控制正被取消，在强调自我的浪潮中，汽车工人、煤矿工人、搬运工人、海运工人、钢铁工人，上百万的劳动者不断举行罢工、争取更多利益。星期天早上，在政府大街球场玩垒球和到学校后面的柏油场地上打篮球的全是刚从战场活着回来的小伙子，邻居、老表、兄弟，口袋里塞满离家的酬金，军人法案让他们为所欲为，这在战前是他们不敢奢望的。日本人无条件投降六个月后我们学校的高中班又开学了，大家正处于美国历史上集体陶醉的最幸福时刻。能量的爆发向四下传播，周围的一切生机勃勃，牺牲和限制已经过去，大萧条也不见踪影，所有的东西都在运动，盖子已被打开，美国人又从头开始，大家齐心合力。

最重要的事件奇迹般结束，历史的时钟重新设定，一个民族的目标不再被过去限制，如果这些不足以令人振奋，那还有周围的一切，大家共同的心愿：我们这些孩子应该摆脱贫困、无知、疾病、社会的伤害和胁迫——最要紧的是应该摆脱默默无闻。你不能一事无成！要使自己有所作为！

大家都有潜在的焦虑，每天都能感觉到苦难的持续威胁，只有始终如一的勤奋方能免受其害，对基督教世界普遍不信任，许多家庭大萧条后仍心有余悸、担心再受打击，但我们这个社区却未陷入一片黑暗。这里因众人的勤奋而欣欣向荣，生活中有了崇高的信仰，果断地指引人们走向成功，今后的生活必将更加美好。目标就是要有目标，目的就是要有目的。这条规律常在人们的歇斯底里中显现。经验告诉他们只需极少的敌意就能不可挽回地毁掉一生。长辈们因为反复无常而情感负重太多，他们意识到与之作对的一切早已联手，然而这条规律使得社区成为大家难以割舍之地。整个社区总是要求我们不得出格，不得游手好闲，要抓住机会、利用优势、牢记重点。

世代之间差异不小，需要进一步论争的东西也有许多，他们不愿放弃的世界观和所崇尚的原则，随着美国时代几个世纪的流逝，我们一无所获，只是变得老态龙钟。他们反复无常的性格与我们无缘。我们内部正在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敢于离他们多远，这确实令人烦恼、矛盾重重。我们有些人敢于对他们那些令人窒息的观点加以反击，但两代人的冲突从未像二十年后那样剧烈，社区不再因误解成为相互伤害的战场。有的是批评指责让人臣服，年轻人的求变能力被无数种要求、规定和戒律所束缚，这些限制终究无法突破。一条是因我们自己的现实利益所在而高度推崇，另一条则被时代普遍认为公正，这类禁忌还在我们孩提时候就完全接受，父辈根深蒂固的自我牺牲精神使我们荒唐的反抗意识消解，几乎将所有不当的欲望泯灭。

我们大多数人还需聚集更多的勇气——或者说更多的愚昧——方能挫伤他们要求我们达到尽善尽美的热情，远离许可的范围去自由翱翔。他们要求我们做到既遵纪守法又高人一等的理由是我们良心上无法承受的，因而那些近乎绝对的控制完全落入他们成人之手，通过我们这一代他们也尽力完善了自己。命运的这种安排留下无关痛痒的斑斑疤痕，但却很少听说有人神经失常，至少当时如此。感谢上帝！那些期望的重负并不一定都具有多大的杀伤力。当然，在有的家庭里父母若将控制闸松动一点会好得多，但大多数情况下，几代人之间的摩擦正好使我们向前迈进。

我这种认为我们乐于生活在此的想法错了吗?没有哪种错觉能比得上长辈们的乡愁所引发的幻象，但在塔巴奇尼克泡菜桶的芳香里成长，不可能像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贵族少年那样手执蜡烛，我这种想法全错了吗?我是否真错了，居然认为就在活生生的现实里，生活的丰富已将我们的情感搅动到某种特殊的程度。哪里还有这浩如烟海的细小情节将你团团包围?细节，细节的无边无际，细节的威力和细节的沉重——如同你坟墓上高达六英尺的尘土一样，这无穷无尽的细节在你年轻的生命里将你环绕。

所谓社区，就是一个孩子自然会全神贯注的地方，是孩子们透过表象、了解事物本质的畅通渠道。那些街道里，每一个街区、每一座后院、每一幢房子、每一层楼、每一位朋友家里的墙壁、天花板和门窗，都是如此富有个性，即使五十年后你也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种渗透更彻底?我们如此敏锐地记录下身边的事物，以及用油毯油布、仪式蜡烛、烧饭气味、兰尚台灯和百叶窗标示出的社会等级的细微差别。相互之间，我们知道谁的柜子里有什么样的午饭、谁在塞德店里订下哪种热狗；我们了解对方的身体，知道谁走内八字、谁胸部发育了、谁带有发油气味、谁讲话时老吐唾沫；知道谁好斗、谁友好、谁聪明、谁愚笨；知道谁的母亲口音重、谁的父亲蓄胡须、谁的母亲在干活、谁的父亲已去世；我们也多少了解每个家庭因不同情况而面临的人生难题。

当然，还有因贫穷、欲望、幻想和对耻辱的恐惧而产生的强烈的动荡。我们每个人都处在绝望的思春意念中，孤独而隐秘，尽力约束自己，全靠青春期的不断反省，年轻的旅途才被照亮。好在那个年代，贞洁观念仍居上风，年轻人还热衷于自由和民主一类的国家大事。

令人惊奇的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在脑海里时常显现，就像当年的同班同学一样还记得真真切切。今天当我们再次相见时，那份强烈的情感也令人惊奇。最惊人的是我们正接近祖父辈当年那把年纪。那是1946年2月我们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我们对将要发生的事毫不知情，现在却了如指掌。1950年1月的那个班级的同学都有了自己的归属——当年不能回答的问题全有了答案，未来的谜底已被揭开——这还不令人惊奇吗?在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像我们这么生活过，真令人惊奇。

这是一番我没有在第四十五次高中同学聚会时发表的演讲词，与其说是讲给大家听，不如说是留给自己。只是在聚会之后我才开始构思这番演讲，黑暗中我躺在床上费力琢磨到底是什么触动了自己。演讲的口吻对于一家乡村俱乐部的舞厅来说太书生气，也不是这类春风得意的人们到此想听的。从凌晨三点到六点，我冥思苦想，觉得构思还不错，万分激动之中尽量去理解这种重逢内在的凝聚力和将我们像孩童一般联系到一起的共同经历。尽管有贫穷与特权的等级差异，尽管有许多因家庭的争吵留下深刻印象的焦虑——幸运的是，人们后来发现这些争吵并未带来预料的那么多烦恼——还是有某种强有力的东西将大家团结起来。它不只在我们的出生之地将大家连在一起，而且在要去的地方把大家维系，并指导大家如何到达那里。我们有了新的方法、新的目标、新的效忠对象、新的内幕消息——一种新的悠闲状态，面对异教徒仍想坚持的排犹主义也没有那么激动反感。这些转变来自何处?在哪出历史剧里，在丝毫不像伟大的生活舞台的教室里和厨房内，这些微不足道的人物粉墨登场?究竟是什么的相互碰撞才产生了我们心中的火花?

我从新泽西开车回来八小时后，这些模糊的、让人无法入睡的问题和答案像影子一样挥之不去。我辗转难眠、烦躁不安，躺在床上不停地琢磨。在新泽西十月下旬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大家远离那些曾是孩童时代的家园、现在却到处充斥着罪恶、弥漫着毒品的街道，来到犹太郊区的一家乡村俱乐部，这次聚会从早上十一点开始，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持续了整个下午。那是在乡村俱乐部高尔夫球场边上的舞厅里，这群老人都是三四十年代威夸依克的小伙子，他们原以为是铁头球杆（那时被他们叫做九号球杆），是一块肥鲱鱼。现在我不能入睡——只能记起当男仆将我的车开到门廊的阶梯前时，这次聚会的总指挥，瑟尔玛·布拉斯洛佛友好地问我是否玩得开心，我告诉她：“就像硫磺岛[15]之战后回到故里一样。”

凌晨三点左右，我下床来到桌前，理不清的思绪在头脑里嗡嗡作响。我伏案工作到六点钟，终于把聚会演讲词写得像前面这样。只是当我用“令人惊奇”这句话把演讲推向感情的高潮后，才使自己不再被感情的力量震惊，并能重新入睡几个小时，或者说多少近似入睡，因为有一半的时候，我还在不停地记叙，回忆那些刻骨铭心的事情。

是啊，从高中聚会这么美好的庆典上回来，很难立刻就躲进周而复始的日常生活里。如果我才三四十岁，也许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这三个小时里聚会时的甜蜜感觉就已淡忘。但人到六十岁，对这类事情就难以把握了，况且刚动过癌症手术一年。不是我想抓住过去的时光不放，而是我现已被它套牢，我看似正远离时光的世界，实际上却在穿越它神秘的核心。

在相聚的几小时里，我们拥抱、接吻、闲聊、相互招呼和回忆那些并无大碍、令人难堪的往事。“看！谁来了?”、“啊，好长时间了”、“你还记得我?我可记得你”之类的叫喊声此起彼伏。“我们曾……”、“你的孩子……”相互间所用的这几个词在整个下午任人们不断重复，大家被同时拉进好些个闲聊的圈子，嘴上喊道“别走开！”。当然，也跳舞了。脸贴着脸，迈着过时的舞步，和着“单人乐队”的伴奏，那小伙子留着胡须，身穿晚礼服，额头上扎条手巾（他至少是在我们合着奥兰多充满激情的乐曲从礼堂列队出来后，晚了整整二十年才出生的）。他用合成器为自己伴奏，模仿纳·“金”·科尔[16]、弗兰克·莱尼和西纳特拉

[17]的风格。在那几个小时里，人们对时间长链，对被称为时间的每一件事情该死的消失过程的理解，像对早上就着咖啡毫不费力咽下的油炸饼的尺寸一样容易。头扎手帕的单人乐队奏起“骡马车队”，我陷入沉思，时间天使正从头顶掠过，我们生活过的所有时刻都随她的一次次呼吸完结。时间天使当时肯定在场，和我们一起就在雪松山乡村俱乐部听那小伙子模仿弗兰克·莱尼演奏“骡马车队”。有时我看看大家，似乎觉得仍在1950年，似乎“1995年”不过是高年级班上舞会的未来主题，我们都戴着可笑的纸壳面具，装着已接近世纪末的样子。那天下午的时光只是为了给我们自己某种神秘感而人为制造出来的。

分手时瑟尔玛送给我们每个人一只纪念杯，里面橘黄色的纸袋装着六个小甜饼，用橘黄色玻璃纸包好，再扎上橙、褐（校园色彩）相间条纹的卷曲绸带。这小甜饼是来自我们班的学生，一个蒂内克面包师的礼物，就像我放学回家吃上的那么新鲜，那时则由她麻将俱乐部的烹调师、我的母亲烘烤的。离开聚会不到五分钟，我就剥掉双层包装，将六个小甜饼全吃下，每个蜗形面团沾满糖粉，缝里夹着细小的葡萄干和核桃片。我一口接一口吞下面包屑，感受到面粉与黄油、酸奶酪、香草、奶油、蛋黄和蔗糖混合的多种滋味，这是我从小就喜爱的东西。此时我可能也体会到自己从纳桑消失，如同普鲁斯特[18]的所说，当他辨别出“玛德琳蛋糕（一种贝壳状重油小蛋糕）的味道”：对死亡的焦虑，从马瑟尔消失一样。普鲁斯特写道：“只需一尝，‘死亡’这词……就对他毫无意义。”我于是狼吞虎咽，不停地将这种渗透油脂的东西塞进嘴里，到最后也没有类似马瑟尔那样的运气。

再谈谈死亡和欲望，这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是种可以理解的极端要求，预防死亡，抵制它，不惜一切可能的方法，随便怎样观察死亡，无论什么，除了清晰透明以外。

按照我们进门时拿到的小册子上所说，毕业班的一百七十六人中有二十六人现住在佛罗里达……兆头不错，这意味着我们在佛罗里达现有的人还是比死去的多一点（多六个）。另外，整个下午不只我一人，大家在心里都将这些男人戏称为男孩，女人戏称为女孩。有个从佛罗里达赶来的小伙子告诉我，在从纽瓦克机场到利维斯顿的那一段路程中，他租了一部车急忙赶路，却两次被迫到加油站找房间休息，只因受不了身体颤抖。这人叫门蒂·格里克，1950年被选为班上最帅的小伙子。在1950年，他是个身材魁梧、睫毛长长的美男子，是我们最重要的吉特巴舞手，喜欢四处对人叫喊：“索里德，杰克逊！”他有一次被他哥请到奥古斯塔街的一家妓女院去玩，那里到处是拉皮条的，实际上也就在他父亲开的布兰夫德酒馆街角旁。他后来承认自己连衣服都没脱，只是坐在外面走道上翻翻桌上的一本《机械插图》杂志，而他哥哥才真的在“干事”——门蒂算得上是班里的少年犯了。正是这个门蒂·格里克（现在叫伽哈）带我去亚当斯剧院听伊利诺斯·杰克特、巴迪·约翰逊和“纽瓦克本地的”撒拉·沃恩[19]唱歌。他曾买票请我去听比利·厄克斯汀（B先生）在清真寺的音乐会。他在1949年还搞到票，和我一起到劳拉公园观看瑟比亚美洲美女大赛。门蒂曾三四次带我到泽西电台（WAAT）看午夜黑人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比尔·库克的现场播音。星期六晚上我常在自己卧室的黑暗之中聆听比尔·库克的音乐大篷车节目。开场曲为埃林顿[20]的“大篷车”，那极富异国情调、饱经沧桑、兼有非洲与东方的节奏，肚皮舞的鼓点，这一切本身就值得收听。就是紧裹在母亲刚刚洗过的被单里，杜克亲自演奏的“大篷车”还能令我冲动不已。先是“咚！咚！”的开场鼓，开士巴声中传出悠扬婉转的长号声，再就是舞蛇的长笛徐徐吹起。门蒂把它叫做“可笑的音乐”。

到WAAT电台比尔·库克的工作室去时，我们乘14路车到市里，几分钟后便像上教堂的人一样，静静地坐在他玻璃隔间外面的椅子上，比尔·库克将离开麦克风出来见我们。放着“比赛录音”，此时听众们正悠闲在家，库克诚挚地与两个瘦高的白人机灵鬼握手，他们身着从亚美利加商店买来的单排扣西装和从专卖店买来的衬衣，衣领翻开。（我身上穿的是专为这晚上的活动而从门蒂那里借来的衣服。）“我将为你们演奏什么?”库克优雅地向我们问道，那种圆润共振的嗓音是门蒂在电话里和我闲聊时总爱模仿的。我点的是那种音调优美的东西，如戴纳·华盛顿“小姐”、萨万娜·邱吉尔“小姐”等——在当时这些性感“小姐”主持的流行音乐节目多么吸引人啊——而门蒂的口味要求更刺激，欣赏水平要权威得多，他点的音乐家则是通俗沙龙钢琴手罗斯福·塞克斯、艾伟里·乔·亨特（“当我失去心爱的……我啊……最疯狂”）等。门蒂似乎特别喜爱一曲四重奏，把它叫做“雷—奥—沃克斯”，特别加重第一个音节，完全就像来自南方、放学后为门蒂父亲商店送货的黑人小伙子梅尔威·史密斯那样唱。（门蒂和他兄弟在星期六送货。）门蒂有天晚上大胆地陪梅尔威·史密斯到灯塔街利洛伊德大厦的保龄球道上面休息室里听比博普爵士乐现场演奏，白人很少到那里去，除了无畏的音乐家苔丝狄蒙娜

[21]才会去冒这个险。也是门蒂·格里克带我第一次到市场街的电台录音棚，从十九美分的柜子里挑选便宜的录音带，并在隔间里试听后再买。战争期间为了鼓舞国内战线的士气，七、八月份每周一个晚上在政府大街运动场举行舞会，社区的大人小孩和学童们玩到深夜，围绕夏天打垒球的油漆过的白色垒座欢笑着来回奔跑，门蒂常常到热情高涨的人群里乱窜，鼓励那些愿意听没有格伦·米勒[22]和汤米·杜尔西[23]那么出名的音乐的人到学校后面昏暗的泛光灯下跳舞。也不管插满旗子的台上正演奏着曲子，门蒂晚上大部分时间都在奔忙，嘴里唱道：“卡尔多尼亚，卡尔多尼亚，是什么让你的大脑袋如此坚硬?岩石！”他一边唱，一边欢快地宣布“免费”，就像路易斯·乔丹和他的五人乐队的音乐一样狂热。不管哪个胆大的只要想听这类音乐，不论何时，或因何种怪异的原因（玩小赌注的七张牌游戏，无数次地看他抽屉里廉价“色情书”中的画片，或偶尔围成圆圈手淫比赛时），他都乐于分享。没其他人在家时我们便钻进他那邪恶的卧室。

门蒂曾是威夸依克最聪明的男孩，差不多是众人仰慕的孩子榜样，性格游离于轻微的令人讨厌的肤浅平庸与大胆的让人羡慕的离经叛道之间。现在还是这个门蒂，到了1995年忽然回来却举止无礼，既引起大家的注意又在不断冒犯他人。这个风度翩翩、肮脏龌龊、疯狂愚蠢的门蒂·格里克还是来了，并没有待在牢里。（他曾劝我们在他卧室地板上坐成一个圈，四五个胆大妄为的家伙褪下裤子，为赢得放在中央罐子里的几个美元，比赛看谁先“射精”。那时我就认为他最终肯定会被关进去。）他也没下地狱。（当他在利洛伊德大厦差点被个有色小子刺死时，我认为他肯定会到那里去。那小子“大麻烟抽多了”，或其他原因都一样。）门蒂只是个退休的餐馆老板，他有三家名叫加尔斯格里尔的牛排餐厅在长岛的郊区，没有使他在第四十五次高中班同学聚会更觉得声名狼藉的了。

“门蒂，你不必担心。你身体还是不错的，容貌依旧，真令人惊奇，看起来很好。”

他确实这样。他经常晒日光浴，身材修长，是高个脸窄的慢跑者，身着黑色鳄鱼牌长靴和黑色真丝衬衫，外套绿色羊绒夹克。只是长满银白色头发的脑袋看上去不太像他的，似乎是一个讨厌鬼因曾经那样生活过而遭到的报应。

“我注意自己的身体，那不是我想干的。我给笨狗打过电话。”马迪·“笨狗”·谢福是我们三人在玩垒球时组成的敢死队里漂亮的侧掷球投手。从这次聚会排序的名册看，他注明的是“金融顾问”（这似乎与我记得的不同，当年他特别怕见女孩，这个娃娃脸的笨狗曾把打垒球挣几个小钱当做青春期的主要消遣），他已有三个孩子，分别为三十六岁、三十四岁和三十一岁，有两个孙子，分别为两岁和一岁。门蒂说：“我告诉笨狗如果他不坐在我旁边，我也不来。在我干的这一行，我不得不和真的笨狗打交道，应付该死的暴徒。但这次我从一开始就应付不了。逃学鬼，不只两次，而是三次，我只好停车方便。”

“是啊，”我说，“多年来我们尽量将自己涂抹得让人看不透，这恰恰把我们直接拉回一眼就能被人看穿的年代。”

“是吗?”

“可能吧。天晓得。”

“我们班上有二十个死了。”他给我看小册子后面标题为“纪念”的那一页。“有十一个男生死了，两个是敢死队的，伯特·贝格曼和尤迪·奥伦斯坦。”尤迪是笨狗的棒球搭档，二垒球员。“他们俩都死于前列腺癌，又都在这三年里。我常查血。自从听到尤迪的事后，我每六个月查一次。你检查过吗?”

“我查过。”当然，我再也不去了，因为已经没有前列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