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拉和伊夫·弗雷姆与西尔菲德住的西十一街上的连栋房子，它的都市化，它的美丽舒适，散发着豪华舒服不张扬的气息，朴素而富有美感地融合着上千处细节——温暖的居所是一种含蓄的艺术作品——改变了我对于生活的观念，一如芝加哥大学的影响，一年半以后，我在芝加哥大学入学。只要走进那扇门，我就觉得年长了十岁，由家庭习俗中解放了出来，而那些习俗是不可否认地在我成长过程中被我愉快并且不费力地固守着的。因为有艾拉在，因为他穿着松松垮垮的灯心绒裤子旧平跟鞋和袖子太短的方格子法兰绒衬衣在屋里走来走去慢慢的自在样子，我就没有觉得被一种我所清楚的财富和特权的氛围吓倒；因为那些大力形成了艾拉吸引力的将环境改为己用的无拘无束的力量——在纽瓦克黑人区的整洁街上和伊夫的沙龙里他都自由自在的——我即刻明白了上层生活会是多么舒适惬意又家庭化。还有上层社会的文化。这好像看透了一门外国语言，发现不论它的发音多么让人疏远多么异国化，这些外国人流利所说的，并不多于你一生一直在英语中所听到的。

图书室书架上排放着成百上千册严肃书籍：诗歌，小说，戏剧，成卷的历史书，建筑，古董，音乐，戏服，舞蹈，艺术，神话学的书籍。唱片机两侧橱子里堆着六英尺高的古典唱片。墙上挂的那些绘画，素描，雕刻，壁炉架子上排放着，桌子上满满挤着的工艺品——小雕像，珐琅盒子，几块稀罕的石头，华丽的小碟子，古董天文器械，玻璃的，银质和金质的不寻常的物件，有一些能认得出是具像派的，其他的则怪异抽象——不是装饰品，不是做摆设的小古玩，而是与愉快生活息息相关的财产。与此同时，还紧密连结着伦理道德以及人类对从艺术鉴赏和思考中获得意义的渴望。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从一个房间漫步到另一个房间找一张晚报，在炉火前坐着吃个苹果，这些行为本身就可成为一项宏大事业的一部分。或者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如此，这孩子自己的家尽管清洁条理又够舒适，却从未在他和其他任何人身上唤起过对于理想的人类生存条件的沉思。我的家——家里的图书室里有的是《信息年鉴》，另有九本十本由送给正复原身体的家庭成员的礼物而来的书——相比较之下就显得简陋苍白，是没有色彩的陋室。在那时我是不能相信西十一街上会有任何事令任何人去想避开。在我看来那里是奢华的避风港，在那里最不可能让你担忧心境的安宁受到搅扰。房子的中心，图书室东方地毯上直直立着，庄严高雅，实质上绝对优雅的，自入口转入客厅的那一刻就清晰可见的，是那个象征着存在之深奥精神领域的物品，上溯可至文明之起源，那华丽的乐器，单是形状就体现了对人的世俗本性中每处粗鲁鄙俗缺点的警醒……那个超然的庄严的乐器，西尔菲德的饰有金箔的莱昂和希利产竖琴。

“那图书室在客厅的后面，高一级台阶，”默里回想着。“有橡木拉门将一处房自另一处隔开，但是西尔菲德练琴的时候伊夫喜欢倾听，所以门都开着，那乐器的声音传遍整座房子。西尔菲德七岁时，伊夫在贝弗利山庄开始让她学竖琴，总也听不够，可艾拉对古典音乐一窍不通——就我所知他从没听过什么音乐，除了收音机上的流行音乐和苏联军队合唱团——所以在晚上他更愿意和伊夫坐在楼下客厅里说说话读读报纸，做个在家的丈夫之类的时候，他就坚持退守到他的书房里去。西尔菲德弹着琴，伊夫在炉火前做针线活，待她抬起头来看时，他已走了，在楼上给奥戴写信。

“不过她已经历过那第三次婚姻，这第四次，运作起来，仍是相当美好的。她遇见艾拉时，正从一场不愉快的离婚中脱身出来，正从一次精神崩溃中复原。第三任丈夫，江博·弗里德曼，言外之意听来，是一名性爱小丑，卧房里娱乐人的高手。完全享受了激动人心的寻欢作乐，后来有一天她从排练场提早回到家，发现他和几个妓女在楼上他的办公室里。但他正是彭宁顿所不是的一切。她在加州和他有了私情，显然还是极热烈的，结果弗里德曼离开他的妻子，她离开了彭宁顿，她和弗里德曼以及西尔菲德移居东区。她买了西十一街上那所房子，弗里德曼搬进来，在后来成了艾拉书房的地方建起他的办公室，开始在纽约以及洛杉矶、芝加哥买卖地产。有一阵他买进卖出时代广场的房地产，因此认识了戏剧界的大制片商，他们都开始一起交际，很快伊夫就登上了百老汇舞台。上流社会喜剧，惊悚剧，演的都是昔日的默片美人。一个接一个的成功。伊夫赚了许多钱，江博则负责让钱花得是地方。

“伊夫自己赞同这个人的奢华，默许他放荡的方式，甚至为他的一些放荡所迷。有时伊夫不为什么就哭起来，艾拉就问她怎么了，她对他说，‘他让我做的那些事——我不得不去做的……’在她写了那本书，将与艾拉的婚姻都铺在纸面上以后，艾拉收到一封发自辛辛那提的一个女人的来信。说如果他有兴趣自己写一本小册子，可以到俄亥俄州来谈谈。她在三十年代是个夜总会的表演者，唱歌的，是江博的一个女朋友。她说也许艾拉会想看看江博拍的一些照片。也许她和艾拉可以合著一本他们自己的回忆录——他提供文字，她则就某个价钱交出照片。当时艾拉决意要报复，于是给那女人回了信，寄给她一百美元的支票。她说有两打照片，所以他寄了她要的一百元就为了看到一张照片。”

“他拿到了吗?”

“她很守信。确实回信寄给他一张照片。但是因为我不会允许我的弟弟进一步扭曲人们对他的人生意义的理解，我从他那里拿过来销毁了。愚蠢。感情用事，自命不凡，愚蠢，也不太有远见。与后来发生的相比，公开那张照片还会是仁慈的呢。”

“他要用那张照片去羞辱伊夫。”

“哎，有一度艾拉所想的全是如何减轻人类残忍的影响。事事都由此传送出来。可在她那本书出版以后，他所想的就全是如何对它予以打击。他们夺走他的工作，他的家庭生活，他的名字，他的声誉，当他认识到他已全丢了这些，丢了身份，不需要再为了与之相配而去生活，就甩脱了铁林，摆脱了《自由勇敢者》，摆脱了共产党。甚至不再说那么多。所有那些无休止的愤怒言辞。没完没了讲下去，而这个高大的人真正想做的是鞭挞抨击。谈话是使这些需求减弱些的途径。

“你以为扮演亚伯拉罕·林肯是为了什么?戴上那顶大礼帽。说林肯的话。但是一切曾驯服了他的，所有文明的便利，他舍弃了，直退回到在纽瓦克挖过壕沟的那个艾拉。回到那个在泽西州山上挖锌矿的艾拉。恢复了早期的体验，那时他的导师是一把铲子。联系上了过去的艾拉，在所有道德改造发生之前的，在他入了弗雷姆小姐的精修学校上了那些礼仪课程之前的。在他和你，内森，入精修学校，将他做一位父亲的愿望付诸实施，做给你看他能做一位多么善良和不用暴力的人之前的。在他与我入精修学校之前。在他和奥戴入了修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修学校之前。政治行动的精修学校。因为奥戴是第一个伊夫，而伊夫不过是另一个奥戴，将他从纽瓦克壕沟拖进光明世界。

“艾拉知道自己的天性。他知道他的体格远不成比例，这使他成为一个危险的人。他体内有怒火，有暴力，而他身长六英尺半，也就有了手段。他知道他需要艾拉的驯服者——知道他需要所有的老师，知道他需要一个你这样的孩子，知道他渴望你这样一个孩子，有他所从未有过的，是崇敬他的儿子。但是在《我嫁给了共产党人》出现后，他甩掉了精修学校的教育，恢复为你从没见过的那个艾拉，那个在部队里痛打那些家伙的艾拉，那个在男孩时全靠自己，用挖沟的铲子自卫来对付那些意大利人的艾拉。把做工用的工具当武器挥舞着。他终其一生努力不去拿起那把铲子。但是她出了那本书以后，艾拉打算做回自己最初未经修正的自我。”

“他做到了吗?”

“艾拉从未规避过成年男人才能胜任的工作，不论多么繁重。挖沟人在她身上施加了他的影响。他让她体味了她做过些什么。‘好，我来教教她，’他对我说，‘但不用那张下流的照片。’”

“他做到了。”

“确实做到了。用铲子来做教化。”

早在1949年，亨利·华莱士大选惨败后大约十周——现在我知道了，也是在她堕胎之后——伊夫·弗雷姆举办了一次大型宴会（之前有一场小型晚宴），是为了让艾拉高兴。他打电话到我们家请我参加。在清真寺剧院的华莱士聚会后我只在纽瓦克见过他一回，在接到这个让我惊异的电话（“是艾拉·林戈尔德啊，伙计。你最近怎么样?”）之前，我已经开始以为我再也不会见到他了。我们第二次碰面后——就是头一次一起在韦夸希克公园散步的那次，那次我知道了“艾朗”——我给纽约的他寄了一份我的广播剧《托尔克马达的帮凶》的复写本。几周过去了，没有他的回音。我觉得给一位专业广播演员看我自己写的剧本是犯了个错误，即使那是我认为自己写得最好的一个剧本。我可以确知如今他已看出我多么不具天分，我已扼杀了他或许本已对我产生的兴趣。然后，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做作业，电话响了，母亲跑进我的房间。“内森——亲爱的，是铁林先生的电话！”

他和伊夫·弗雷姆邀请大家共赴晚宴，其中有阿瑟·索科洛，他已经把我的剧本给他看了。艾拉想我或许会希望和阿瑟碰碰面。次日下午母亲让我到伯根街去买了一双黑色的配礼服的鞋，我把我那套礼服拿到钱塞勒道上的裁缝店去让夏皮罗加长袖子和裤子。然后，在一个周六的初夜时分，我把一粒口香糖丢进嘴巴，心跳得仿佛我是要越过州界线去杀人，走到钱塞勒道，登上了一辆开往纽约的公共汽车。

餐桌上陪我坐的是西尔菲德。所有给我设下的陷阱——八件餐具，四种形状各异的玻璃杯，主要的开胃菜叫做洋蓟，身着女仆制服神情郑重的黑女人从我身后和肩上送上餐盘，洗手指的碗，令人费解的洗手指的碗——所有使我觉得自己是个小男孩而不是大男孩的一切，西尔菲德却几乎全给我解除了，用一句嘲讽的俏皮话，一句讥讽的说明，甚至就是假笑一声，或是转动一下眼睛，帮我渐渐明白了不过是些暗示的浮华罢了，都不成问题。我觉得她很棒，特别是她讥讽起人来的时候。

“我妈妈，”西尔菲德说，“喜欢把事情弄得好像她在白金汉宫长大那样费劲。她用尽一切机会把平常的日子变成个笑话。”席间西尔菲德不停地说，随口说给我听一些议论，充斥着一位生长在贝弗利山庄——吉米·杜兰特隔壁——然后在格林尼治村，美国巴黎——的人的世故。就是她取笑我我也觉得很放松，好像我的灾难并没有就在距我一道菜之遥处。“别太担心做得对不对，内森。做错了反倒看上去不那么可笑。”

我也在注视艾拉中受到鼓舞。他在这里吃饭的样子和他在韦夸希克公园对面的热狗摊上一样；说话也一样。满桌男士独他一人没有戴领带穿礼服衬衣和外套，而且尽管他并不是没有通常的餐桌礼仪，但看着他叉起食物一口吞下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他并没有过于精细地品味伊夫家厨师的精妙手艺。他似乎对适合热狗摊和华丽的曼哈顿餐厅的举止毫不区分，既不区别举止也不区别言谈。哪怕是在这里，仍处处让他恼火——在这个晚上，距华莱士的惨败（进步党在全国得到的选票不过一百万张，只有它所期望的约六分之一）只有几个月，就连看上去如选举日一样无可争议的事情也令他恼火。

“我跟你们说件事，”他向桌上的人宣布，别人的声音渐渐弱了，他用有力自然的声音，带着对他的美国同胞之愚蠢的蔑视与讥讽，利落地命令道，你们只要听我的就好。“我以为我们亲爱的祖国不明白政治。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人民要在选举日工作?还有什么地方学校还开着?如果你是年轻人，成长了，你说，‘嗨，选举啊，难道我们不休一天假吗?’你的父母亲说，‘不，选举日而已。’你会怎么想?如果我还得去上学，那选举日能有多重要?如果商店以及所有其他的地方都开着，那它怎么会是重要的呢?见鬼，你们的价值在哪里，你这狗娘养的?”

说“狗娘养的”不是暗指任何一位在座的人。他是针对他生命中总要去与之斗争的每一个人。

这时，伊夫把手指搁在唇上，让他控制自己。“亲爱的，”她说得那样柔和，几乎听不见。“再说了，有什么更重要的事，”他大声回答，“要在哥伦布纪念日那天待在家里?为了个破星期日让学校关门，却不为选举日让学校关门吗?”“可是没人在争这件事啊，”伊夫微笑着说，“干吗生气呢?”“哎，我生气，”他对她说，“我老是生气，我希望到死的那一天还保持生气。因为我生气，我惹上麻烦。我惹上麻烦，因为我不会闭嘴不言。杜鲁门先生对人民说共产主义是这个国家的问题，人民又相信他，于是我对我亲爱的祖国非常生气。不是种族主义。不是不平等。那不是问题。共产党才是问题。四万或六万或十万共产党。他们会推翻一个拥有一亿五千万人民的国家的政府。别侮辱我的智力了。我来告诉你是什么会推翻这整个鬼地方：是我们对待有色人种的方式。我们对待劳动人民的方式。不会是共产党人来推翻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对待人民像对待动物，就会自己推翻自己！”

坐在我对面的是阿瑟·索科洛，广播剧作家，另一位自信的靠自我教育成功的犹太孩子，他们忠实于旧时居住的地方（加上他们不识字的移民父亲），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成长为男人时粗率而易动感情的风格，这些年轻人刚自战场归来，这场战争中，他们发现了欧洲和政治，第一次通过他们不得不一道生活的战友发现了美国，没有正规指导却怀着对艺术改造力量的巨大天真信念阅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开篇的五六十页。阿瑟·索科洛在被那黑名单毁了事业之前，尽管不是像科温这样闻名的作家，但无疑也属于我最欣赏的其他广播剧作家一类：阿奇·奥博勒，著有《熄灯》，海曼·布朗，著有《内室》，保罗·莱默，著有《威克和萨德》，卡尔顿·E.莫尔斯，著有《我爱秘密》，威廉·N.罗布森，写过不少战争广播剧，我从中也为自己的剧本提取素材。阿瑟·索科洛的获奖广播剧（以及两个百老汇的剧本）以对一位粗鄙虚伪的父亲所代表的败坏的权威的强烈仇恨为特色。整个晚餐期间我一直害怕，怕索科洛这个矮壮的人，一度是底特律高中队进攻后卫的胆大的大力士，会为了我从诺曼·科温处偷来用的一切而指着我，对着席间的人指责我是个剽窃者。

晚宴过后，宴会以后的客人开始到来之前，男士被请到二楼艾拉的书房去抽雪茄，而女士则到伊夫的房间去梳洗。艾拉的书房俯瞰着后花园水银灯照亮的雕像，三个墙壁的书架上摆放着他全部与林肯有关的书籍，他从战场用三个粗呢袋带回家的政治藏书，以及此后他在第四大道上的二手书店翻阅买回来积聚的藏书。艾拉给大家分发雪茄，告诉客人尽可从装威士忌的手推车里随意自取喜欢的东西，随后，他从红木大书桌最上面的抽屉里取出我的广播剧剧本的副本——我本来猜那抽屉里放着他和奥戴的通信——开始大声朗读剧本的开首篇。他朗读不是要指责我是剽窃。反之，他开始对包括阿瑟·索科洛在内的他的朋友说，“你们知道是什么给了我对这个国家的希望?”他就向我一指，我满脸通红，胆怯地等着给人识破。“在这样一个孩子身上，比之我们亲爱祖国里那些所谓成熟的人，我寄予更多的信念。这些人走进选举间，本预备投给亨利·华莱士的，却突然看见眼前一幅巨幅杜威照片——我说的可是我自己家里的人——于是他们拉下哈里·杜鲁门的手杆，他会把这个国家带入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这就是他们的开明之选！马歇尔计划，这就是他们的选择。他们所能想到的只是越过联合国，限制苏联，摧毁苏联，同时抽取上亿美元注入他们的马歇尔计划，这些钱本可以用来提高这个国家穷人的生活水准。可是告诉我，当杜鲁门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街头投下原子弹时谁来约束他呢?你以为他们不会向无辜的俄罗斯儿童投下原子弹吗?为了保护我们美好的民主他们不会那么做吗?给我再说一个。听听这个孩子的。他还在中学，而他比每一位选举间里我们亲爱的国民都更了解这个国家的问题所在。”

没有人大笑，甚至连微笑也没有。阿瑟·索科洛背靠着书架，默默翻看他从艾拉有关林肯的藏书集里取下的一本书，其余的男士站着，抽着雪茄，小口地喝威士忌，动作间仿佛那晚他们和妻子就是前来倾听我对美国的观点的。只是过后很久，我才知道我的导言受到所有人认真的对待，这只不过表明他们对专横的主人之激动已是多么司空见惯。

“听着，”艾拉说，“就听听这个。剧本描写了小镇上的一个天主教家庭和当地的顽固势力。”于是铁林开始读我写的台词：铁林和我所构想但又一无所知的那类普通敦厚的美国基督徒融为一体，融会于他的嗓音里。

“‘我叫比尔·史密斯，’”艾拉开始读，重重坐进他的高背皮椅，把腿架在书桌上面。“‘我叫鲍勃·琼斯。我叫哈里·坎贝尔。我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这名字不惹谁厌。我是白种人，天主教徒，因此你不必为我担心。我和你处得来，不打扰你，不让你烦。甚至不恨你。我在一处不错的小镇上安静地生活。中心城。中央镇。不错瀑布。忘记这镇的名字。可以是任何地方。就叫它随处镇吧。随处镇上许多人用嘴来与歧视斗争。他们议论拆除将少数人种禁锢在社会集中营的樊篱之必要。但是太多人用抽象的方式从事斗争。他们思考并谈及公平、正派和正义，谈及美国主义、人类手足之情、宪法和独立宣言。这些都很好，但显示出他们真正没有意识到种族、宗教和国家歧视是什么和为什么。以此镇为例，随处镇，去年在这里发生的事，就在离我不远的天主教一家人发觉热诚的新教主义可以与托尔克马达同等残酷。你记得托尔克马达吧。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亲信。为西班牙国王和王后执行审讯。1492年为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把犹太人驱逐出西班牙的人。对，你听得没错，伙伴——1492。那年有哥伦布，当然，还有“尼娜”号，“平塔”号，“圣马利亚”号——然后还有托尔克马达。总有托尔克马达。或许会一直有……这就是发生在这里的，在随处镇，在美国，星条旗下，人人生而平等的地方，而且不是在1492年……’”

艾拉翻动书页。“就这样叙述下去……这里，结局。这是结局。又是叙事者。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有胆量写下这个，你知道吗?告诉我哪家广播网有胆量上演这出戏呢。告诉我在1949年有哪位广播赞助商会勇敢地面对伍德司令和他的委员会，面对胡佛和他野蛮残忍的冲锋队员，面对美国军团、天主战争退伍军人会、外国战争退伍军人会、美国革命之女会，以及所有我们亲爱的爱国者，倘若他们所称的该死的赤色分子来威胁他说要抵制他宝贵的产品，谁还会毫不在乎呢。告诉我有谁会因为这是正确的而有胆量去做呢。没有人！因为他们毫不重视言论自由，正如我在部队里一起的那些人一样。他们不和我说话。我跟你们说过吗?我走进餐厅，你知道吗，两百多个人，没人说声‘嗨’，没人说话，是因为我的言论和我写给《星条旗报》的那些信件。那些家伙给你的印象就是，打二次世界大战是为了让他们烦恼。与有些人可能想象的我们亲爱的小伙子正相反，他们毫无概念，不知道他们到底为什么在那里，才不在乎法西斯和希特勒——他们在乎什么呢?让他们明白黑人的社会问题吗?让他们明白资本主义竭力削弱工会的狡诈手段吗?让他们明白为什么我们轰炸法兰克福时I.G.法本工厂却毫发无伤吗?或许我自己没有受到多少教育的妨碍，但是‘我们的小伙子’狭隘的头脑却让我大大的恶心！‘所有的结果是这样的，’”他突然读起我的剧本来。“‘如果你需要一句格言式的结尾，那就是：轻信种族、宗教和国家团体那套鬼话的人是个傻瓜。他伤害了自己、家庭、他的工会、社区、他所在的州和国家。他是托尔克马达的帮凶。’作者是，”艾拉说，愤怒地一把将剧本掷在书桌上，“一位十五岁的孩子！”

晚宴后到的一定还有五十人。虽然艾拉在楼上书房中赋予了我那样的高度评价，但如果不是西尔菲德又来给我解围，我可决不会有勇气留下来和挤进客厅的人交谈。其中有男演员和女演员，导演，作家，诗人，有律师，文稿代理人和戏剧演出人，有阿瑟·索科洛，还有就是西尔菲德，她不仅直呼客人的大名，而且知道他们每个缺点的讽刺性细节。她说话无所顾忌，又风趣，她是一位了不起的仇恨者，有着大厨把一大块肉切成片，转动着烤熟那类的天分。而我，我的目标是做广播界大无畏不妥协的真理述说者，她那样顽皮地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并且毫不为之寻求藉口，更别说加以掩饰了，对此我很是敬畏。那人是纽约最虚荣的……那人总要高人一等……那人的虚伪……那人一点都不懂得……那人醉得太厉害……那人的天分实在微不足道，渺小之极……那人气得厉害……那人之道德败坏……那个疯子最可笑是她的装腔作势……

贬低别人——和看着他们被贬低——是多么令人愉快的事。特别是对于一位在席间仅怀着崇敬念头的孩子来说更是如此。虽然我担心回家晚了，但也不能让自己失去这么好的教育机会，来学习借蔑视他人取乐。我从未遇到过西尔菲德这样的人：如此年轻，却如此敌意十足，如此明白世故，却又如此鲜明古怪，衣着拖沓俗丽仿佛一位算命人。为万事排斥却听天由命。我一直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温顺拘谨，如何急于取悦他人，直到我看到了西尔菲德是如何急于将他人摆在对立的位置，我一直不晓得一旦从对社会的恐惧约束中释放自我，其间有多少自由的乐趣。她有一股魅力：她令人望而生畏。我看出西尔菲德是无所畏惧的，不怕在她自己体内培养那股可能针对别人的威胁的力量。

据她称她最不能忍受的两个人是一对夫妇，他们周六早上的广播节目正巧是我母亲最爱听的。节目叫作“范塔索和格兰特”，取材自流行小说作家卡特里娜·范塔索·格兰特和她丈夫，《美国杂志》专栏作家和娱乐评论家布赖登·格兰特在纽约州达切斯镇哈得孙河畔的农舍。卡特里娜瘦得惊人，六英尺高，长长的黑色鬈发在她看来是诱人的，举止间看得出她善于通过小说对美国产生影响。在那晚之前我对她所知甚少，仅限于母亲收听“范塔索和格兰特”时我正好无意听到过。格兰特家的晚餐时间专用来讨论她四位漂亮的孩子对社会的责任，而她在传统古老的斯塔茨堡（十七世纪，早在英国人到达之前，她的祖先范塔索家族最先定居在那里，据称是作为当地的贵族）的朋友有无可挑剔的道德和教育背景。

“无可挑剔”是卡特里娜每周一次长篇大论她在忙碌都市和田园乡间的丰富多样破纪录的生活时很爱用的一个词。不只是她的句子中尽是“无可挑剔”，连我母亲听完卡特里娜·范塔索·格兰特——我母亲认为她是“有教养的人”——之后也直用这词，卡特里娜大赞无论谁幸运地进入了格兰特家的社交范围就会高人一等，不论这人是给她修补牙齿的还是给她修厕所的。“一位无可挑剔的管道工，布赖登，无可挑剔，”她说，于是我母亲就像其余上百万的人一样出神地听着一场关于连最具高贵气质的美国人家庭都折磨到的排水问题的谈话，而父亲坚定地属于西尔菲德一派，说道，“哦，关上收音机别听那女人的，好吗?”

西尔菲德对我低声说过的正是卡特里娜·格兰特，“那个疯子最可笑是她的装腔作势”；至于她的丈夫，布赖登·格兰特，她说的是，“那人是纽约最虚荣的。”

“我母亲和卡特里娜去吃午饭，回家时气得脸发白。‘这女人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她跟我聊戏剧聊她最新出的小说，她以为她什么都懂，而她是什么都不懂。’确实如此：她们去吃午饭的时候，卡特里娜又如常给母亲上课，这回她说的恰巧母亲全都知道。母亲是受不了卡特里娜的书。都读不下去。她想法子去读，然后就大笑起来，对卡特里娜说写得多好啊。母亲给让她害怕的每个人都起了个绰号——卡特里娜叫‘疯子’。‘你该听听疯子在奥尼尔戏里的表演，’她对我说。‘超过她自己水平了。’然后疯子在次日早上九点打电话来，母亲又和她在电话上谈了一个小时。母亲所以巴结她，就因为她名字里有个‘范’字。还因为布赖登在专栏里提到母亲的名字，他称她为‘电波中的萨拉·伯恩哈特’。可怜的母亲和她的社交野心。卡特里娜是斯塔茨堡河畔所有富有虚伪的家伙里最做作的，而他据说是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后裔。在这里，”她说，就在宴会中间，在这客人到处紧紧挤做一团，看去仿佛他们已竭力别让自己的鼻子嘴巴浸到别人杯子里去的地方，西尔菲德转过身，在我们身后的那墙书架上找一本卡特里娜·范塔索·格兰特的小说。客厅壁炉的两边，书架自地板直延展到天花板，太高了，得爬上图书馆用的梯子才够得到最顶上的书架。

“这里，”她说。“《艾洛伊斯和亚伯拉德》。”“我母亲读过这本书，”我说。“你母亲是不知廉耻的贱妇，”西尔菲德答道，这让我膝盖都软了，后来才意识到她是开玩笑。不只是我母亲，近五十万美国人买了这本书而且读过。“这里——打开一页，任何一页，手指点到随便什么地方，然后就准备着为之着迷吧，纽瓦克的内森。”

我照她说的做，当西尔菲德看到我手指所指的地方时，微笑着说：“哦，你不需看太多就能发现她天分最高的爱情描写。”西尔菲德对我大声朗读道，“‘他的手紧紧抓着她的腰，把她拉向他，而她则感觉到了他腿上的强壮肌肉。她的头向后仰着。她的嘴张开接受他的吻。有一天他会为他对艾洛伊斯的这种激情而遭阉割，受到残酷的报复性的惩罚，但现在他还远没有遭受损伤。他握得越紧，压在她敏感部位上的力量就越大。他情欲勃发，他的天才将修改基督教神学的传统教义并重新赋予其活力。她的乳头凸起坚硬，当她想到“我在亲吻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时，肚子都收紧了。“你身段好极了，”他对她耳语，“隆起的乳房，腰肢纤细！即便是你长袍下宽松的丝缎裙也无法掩盖你美丽的臀部和大腿。”他闻名的是对普遍概念问题的解决方法和对辩证法的独特运用，而他也同样明白，即使是在现在，以他拥有学识的名望之高度，如何融化一颗女人的心……到早晨他们满足了欲望。终于她有机会对圣母的圣徒和大师说：“现在请你教给我。教教我，好吗，皮埃尔！给我讲讲你对上帝和三位一体之秘密的辨证分析吧。”他如此做了，耐心地详尽说明了他对三位一体的理性解释，然后他又第十一次和她交媾。’

“十一次，”西尔菲德说，纯粹为了她刚听到的事乐不可支。“她那位丈夫不知道什么是两次。那个小仙女不知道什么是一。”要过了好一阵她才能——我们两人才能——止住不笑。“‘哦，教教我，好吗，皮埃尔，’”西尔菲德喊道，就毫无理由地——只是因为高兴——大声在我的鼻尖上亲了一下。

西尔菲德把《艾洛伊斯和亚伯拉德》放回书架，我们两人都多少又有些冷静下来，我觉得这时够勇气问她一个整个晚上我一直想问的问题。我一直想问的问题中的一个。不是“生长在贝弗利山庄是怎样的?”；不是“住在吉米·杜兰特隔壁是怎样的?”；不是“有一对电影明星父母是怎样的?”。因为我怕她取笑我，我只问了我认为是最严肃的问题。

“在广播城音乐大厅里演奏，”我说道，“是怎样的?”

“恐怖。指挥就够恐怖了。‘我亲爱的女士，我知道在那一小节数到四是很困难，但是如果您不介意，那就太好了。’他越是礼貌，你知道他越是心下不快。如果他真的生气了，他会说，‘我亲爱的亲爱的女士。’那个‘亲爱的’透着恨意。‘这不太对，亲爱的，这个该用琵音和弦’。而你演奏的部分明明印的是不用和弦。你不能反驳，这样显得你好辩又在浪费时间，‘对不起，指挥，其实乐谱印的正相反。’于是每个人都看着你想，难道你不知道该怎么弹吗，傻子——还得他告诉你?他是世上最糟糕的指挥。他指挥的都是标准曲目，而你还是不得不想，他从来没听过这曲子吗?还有那辆乐队的车。在音乐大厅里头的。你知道，把乐队移入观众视线的那个平台。它向上移动，又向后，向前，再向后，每次动起来都是猛的一下——它是在液压升降机上——你就坐着紧紧抓着你的竖琴，哪怕弄得琴都要走音了。演奏竖琴的人一半时间是在调音，另一半时间在跑调。我恨所有的竖琴。”

“真的吗?”我说道，笑个不停，部分是因为她是在扮滑稽，部分是因为她在模仿那位指挥时也在大笑。

“竖琴太难演奏了。老是出问题。你对着琴喘口气，”她说，“它就走音了。费劲让竖琴保持良好的状况让我发疯。把它搬来搬去——就像搬动一架航空母舰。”

“那你为什么弹竖琴呢?”

“因为指挥说对了——我是傻。双簧管演奏者是聪明的。小提琴演奏者是聪明的。但演奏竖琴的人不是。竖琴演奏者是傻子，低能的傻子。选上一个如竖琴一样会毁了你的生活的乐器的人会有多聪明?如果不是那时我只有七岁，太傻，不知道此事之不妥，我决不会开始弹竖琴，更不用说现在还在弹了。我甚至意识中不记得弹竖琴以前生活的样子。”

“你为什么那么小就开始弹琴?”

“大多数去弹竖琴的小女孩之所以去弹竖琴是因为妈妈认为她们去弹这琴是多么美好。它看上去那么美丽，所有的音乐是如此甜美，是在小房间里文雅地演奏给文雅的人听，他们对此是毫不感兴趣。琴柱以金箔涂就——得戴着太阳眼镜去看。真是精美。它竖在那里，让你无时不想到它。它又是那么庞大，你永远无法把它搁起来。搁到哪里呢?它总是竖在那里嘲弄你。你永远无法摆脱它。就像我母亲。”

一位仍穿着外套手拎一个黑色小箱子的年轻女人突然出现在西尔菲德身边，一口英国口音，为她到迟了而致歉。和她一起的是一位黑头发的结实的年轻人——装束高雅，把他年轻丰满的身体挺得军人一般直，仿佛穿的是可展示他所有特别优点的紧身衣——和一位有着处女般敏感的年轻女性，外表成熟，接近丰满，一头瀑布般略带微红的金色鬈发，衬托出她白皙的肤色。伊夫·弗雷姆急急上前迎接所有新来的客人。她拥抱了带小黑箱子的女孩，女孩的名字叫帕梅拉，接着帕梅拉把她介绍给那对漂亮的情侣，他们是订了婚的，很快要结婚了，他们是罗莎琳德·哈勒戴和拉蒙·诺古拉。

几分钟内西尔菲德就在图书室里了，膝头靠着竖琴，支在肩膀上，她在调音，帕梅拉已脱了外套，在西尔菲德身旁手指摸着长笛的音，坐在她们两人旁边的是罗莎琳德，她在给一种弦乐器调音，我先以为那是小提琴，但不久便发现是稍大些的中提琴。渐渐地，客厅里的人都转向图书室，伊夫·弗雷姆站在那里等待大家安静下来。伊夫·弗雷姆穿着的那件衣服，后来我对母亲尽我所能形容过，母亲告诉我那是一件白色打褶的雪纺绸长裙，小披肩是翠绿色的雪纺绸带。我对母亲形容我记得的她的发式，母亲告诉我那叫做卷羽发型，四周全是长长的鬈发，头顶的头发则是平的。就是在伊夫·弗雷姆耐心等待的时候，隐隐的微笑更显出她的可爱（我觉得她是显得更迷人了），清晰可见她体内正升起一股欢快的兴奋。当她说，“有样美丽的事要来临了，”她所有的谨慎优雅似乎就要被一扫而空。

那是场很好的表演，尤其是对于一位在半小时后就要又坐上一百零七路纽瓦克公共汽车回到只有令他沮丧的紧张气氛的家的青年。伊夫·弗雷姆在不到一分钟里来了又去了，但就是她身着白色打褶雪纺绸长裙和披肩迈下台阶回到客厅的堂皇姿态，她就赋予整个晚上一种新的意义：人生为之存在的奇遇将要展开。

我不想弄得好像伊夫·弗雷姆出现是在扮演一个角色。远非如此：那展现了她的自由，不受阻拦，无所畏惧的伊夫·弗雷姆，有一种沉着的意气扬扬。甚至可以说，仿佛我们被她指定了我们人生的角色——我们是享有特权的灵魂，最钟爱的梦想已获实现，现实已让位给艺术的魔法；某种丰富的隐藏的魔力已将那晚的世俗社交功能净化，洗涤了那群耀眼又是半醉的所有恶劣天性和卑劣计划的集合。这个幻象的产生差不多是没有什么的：只是图书室台阶边上发出的几个发音完美的音节，一个曼哈顿晚会上所有无意义的追逐私利皆化作遁入美学享受的浪漫尝试。

“西尔菲德·彭宁顿和来自伦敦的年轻长笛演奏者帕梅拉·所罗门将演奏两首长笛和竖琴二重奏曲。第一首作曲福莱，曲名《摇篮曲》。第二首作曲佛朗兹·多普勒，他的《卡西尔达幻想曲》。第三首，也是最后一首，是德彪西的长笛、中提琴、竖琴奏鸣曲中的间奏，欢快的第二乐章。中提琴演奏者罗莎琳德·哈勒戴，她来自伦敦，正访问纽约。罗莎琳德是英格兰康沃尔人，伦敦音乐戏剧学会学校的毕业生。罗莎琳德现在在伦敦，皇家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

这位演奏长笛者是个神情忧伤的女孩，长脸，黑眼睛，身形纤细，我越是注视她，就越发地迷上了她。我越是多注视罗莎琳德，就越是为她所迷，就越发清晰地看到我的朋友西尔菲德多么缺乏可激起男性欲望的特点。她四方的身体，胖胖的腿，身上多余的肉让她身形厚重，自后背上部看来有一点像野牛，在我看来，西尔菲德演奏竖琴的时候——尽管她的手拂过琴弦有种古典的优雅——就像和竖琴角斗的角斗士，像日本的相扑运动员。因为我耻于有这样的念头，只是在演奏进行得久了以后这念头才逐渐获得些根据。

我对音乐一窍不通。和艾拉一样，除了熟悉的（在我来说，就是我在周六早上的《虚幻舞厅》和周六晚上的《热门演唱会》里听到的音乐），我对其他一切乐器的声音都一概不听，但是看着西尔菲德肃穆地置身于她从弦上释放出的音乐魔力之下，还有，她演奏的那种激情，能从她眼里看出一种强烈的热情——从她身上的嘲讽和消极中解放出来的激情——使我想知道如果在她的音乐才能以外，她的脸也和她纤弱母亲的脸一样的迷人纤瘦，那么她该拥有何等的力量啊。

几十年以后，默里·林戈尔德来访过以后，我才明白西尔菲德唯一能够自身觉得自在的途径就是仇恨她的母亲和弹奏竖琴。恨她母亲让人恼火的软弱和弹出轻灵迷人的声音，和福莱、多普勒和德彪西作这世上所能给予的一切多情的接触。

我看到伊夫·弗雷姆站在观众前排，正注视着西尔菲德，那凝视是如此充满渴求，你会以为是西尔菲德身上诞生出伊夫·弗雷姆而不是恰恰相反。

然后本来停了的又都启动了。有掌声，喝采声，鞠躬致谢，西尔菲德、帕梅拉和罗莎琳德走下由图书室充当的舞台，伊夫·弗雷姆在那里依次拥抱她们。我离得很近，能听到她对帕梅拉说，“你知道你看上去像什么吗，亲爱的?一位希伯来公主！”对罗莎琳德她说，“你很漂亮，绝对漂亮！”最后对她女儿说，“西尔菲德，西尔菲德，”她说道，“西尔菲德·朱丽叶，你从来，从来没有演奏得如此美丽！从没有，亲爱的！多普勒那首曲子特别美。”

“多普勒那首曲子，妈妈，是沙龙垃圾，”西尔菲德说。

“哦，我爱你！”伊夫喊道。“你的妈妈是如此爱你！”

其他人开始走上前祝贺三位音乐家，接下来我知道的就是，西尔菲德一只胳膊挽着我的腰，和善地把我介绍给帕梅拉、罗莎琳德，和罗莎琳德的未婚夫。“这是纽瓦克的内森，”西尔菲德说。“内森是那野兽的政治门生。”既然她说的时候面带微笑，我也微笑着，设法去相信这绰号没什么恶意，不过是家人对艾拉的身高开的玩笑。

我在屋里四处寻找艾拉，发现他不在，但我并没有请求出去找他，而是让自己仍旧为西尔菲德抓着——沉醉于她朋友的温文尔雅之中。我从没见过谁像拉蒙·诺古拉那样年轻而穿着如此得体或者如此合宜又文雅的。至于黑肤色的帕梅拉和白晰的罗莎琳德，在我看来她们每个都是如此美丽，我竟不能一次对她们正眼看上一下，尽管同时我不能放弃随意站在她们身边仅几英寸地方的机会。

罗莎琳德和拉蒙三周内将在位于哈瓦那外的诺古拉家族的庄园结婚。诺古拉家族是烟草种植商，拉蒙的父亲自拉蒙祖父处继承了一个叫做帕迪杜德地区的几千亩农田，这土地将传给拉蒙，最终传给拉蒙和罗莎琳德的孩子。拉蒙沉默得令人望而生畏——因为对自我命运的意识而神情严肃、勤勤恳恳地坚决将全世界吸烟者赋予他的权威地位扮演出来，而罗莎琳德——在几年前还是来自英格兰乡下某个偏僻角落的伦敦音乐专业穷学生，而现在她快结束她所有的忧虑，一如她快要开始所有那些花费——变得越来越活泼。有些过于健谈了。她跟我们说起拉蒙的祖父，诺古拉家族最有名望和受尊重的人，当了约三十年的省级长官和一块广阔土地的拥有者，到后来进入门迪亚特总统内阁（我刚好知道这位总统的参谋长正是臭名昭著的富汉肖·巴蒂斯塔）；她对我们说起美丽的烟草种植地，那里，他们种植为古巴雪茄专用的卷烟叶；然后她还跟我们说起诺古拉家族为他们安排的盛大的西班牙式婚礼。帕梅拉是她儿时的伙伴，要从纽约飞到哈瓦那，费用由诺古拉家族支付，会住在庄园里的一处客房里；而如果西尔菲德有时间的话，幸福四溢的罗莎琳德说道，也欢迎她和帕梅拉一道来。

罗莎琳德说话带股急切的天真，欢快地融合着对诺古拉家族巨大财富的骄傲和成就感，而我则不断想到，那么那些身为烟草工人的古巴农民呢——谁来请他们为了一个家族婚礼在纽约和哈瓦那之间飞来飞去呢?他们在美丽的烟草种植园中住的是什么样的客房呢?哈勒戴小姐，在你们的烟草工人中疾病、营养不良和未受教育的情形如何?你们为什么不开始偿还其土地为你未婚夫一家非法占有的古巴大众，而在西班牙式婚礼上挥霍那许多钱财呢?

但是我缄口不言，一如拉蒙·诺古拉，尽管内心无一处近似他显现的那样泰然自若，他决然地直直盯着前方，仿佛在检阅军队。罗莎琳德说的每件事都让我骇异，然而我不能不顾社交礼仪明白告诉她。我也没能鼓起勇气直面诺古拉，用进步党的标准来评估他的财富及其来源。也无法自觉地从罗莎琳德英国味的容光灿烂处移开，这位年轻女人有美丽的身体和音乐上的天赋，她似乎不明白她为了拉蒙的诱惑放弃了自己的理想——或者，若不是她的理想，那放弃的是我的理想——嫁入古巴的寡头政治家的拥有土地的上层社会家庭，她不仅大大损害了一位艺术家的价值，而且，以我的政治判断，是为着一位远远不配她天赋的人——和她微红的金发及如此让人爱怜的肌肤——他还不如，比如说，我吧——令自己平庸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