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拉来看我，”默里接着讲道，“就在你们两个碰到的前一天，他来我们家过夜，是为了那天早上他听到的事。”

“她告诉他说要堕胎。”

“不是，前一天晚上她已经说过了，对他说她要到坎登去堕胎。坎登有位医生，早在堕胎这事还难办的时候，就有不少富人去找他。她的决定不全是突然的。几周以来她摇摆不定，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她四十一岁了——比艾拉年纪大。她的脸上看不出，但伊夫·弗雷姆不是小孩子。在她的年纪怀上孩子，她感到不安。艾拉理解，但是不能接受，不愿认为她四十一岁的年纪对他们两个是一种障碍。你知道，他没那么小心谨慎。他有全力以赴不可阻挡的一面，所以他一遍遍要说服她他们没什么可忧虑的。

“他以为已经说服了她。但是又出现了新问题——工作。头一回有西尔菲德时，要同时顾及事业和孩子，已经是够艰难的了。生西尔菲德时伊夫只有十八岁——那时她是好莱坞的小明星。她嫁给了叫彭宁顿的演员。我年轻时他极有名。卡尔顿·彭宁顿，默片男主角，形象精确塑造成传统的规范。高个子，细长，优雅，头发黝黑光滑如渡鸦，黑黑的小胡子。文雅到了骨子里。真正的双料社会与性爱的贵族——他的表演利用了两方面的交互作用。童话故事中的王子——性爱高手——合二为一，保管能用镀银的穿心一箭将你送上幸福颠峰。

“电影厂安排的婚礼。她和彭宁顿一道如此成功，她又如此倾心于他，电影厂决定他们该结婚。而他们一旦结了婚，就该有个孩子。这一切是为了消除彭宁顿是同性恋的传言。自然，其实他是同性恋。

“要嫁给彭宁顿，得甩掉第一任丈夫。彭宁顿是第二任丈夫。第一任是位叫米勒的，她十六岁时和他私奔出来。没文化的粗汉，刚从海军服役五年回来，魁梧的德裔美国男孩，是纽瓦克附近卡尼一位酒店伙计的儿子。出身低俗。人也粗鲁。好像艾拉一类，只是没有艾拉的理想。她在地区戏剧团里认识了他。他想当演员，她也想当演员。他住在宿舍，她上高中，还住在家里，他们一起跑到了好莱坞。伊夫就是这样到的加利福尼亚，年轻时和酒店伙计的儿子私奔。几年内她成了明星，为了甩掉什么都不是的米勒，她的制片厂给他付清工资解雇了他。米勒确实在几部默片里露过面——作为给他的报偿的一部分——他甚至在最早的有声电影里扮了几个硬汉的角色，不过他与伊夫的关系几乎全从记录中抹去了。直到很后面都是吧。我们会再说到米勒的。关键是她嫁给了彭宁顿，对所有人而言那都是漂亮的一举：电影厂的婚礼，有了小孩，然后是和彭宁顿一起过了十二年修女般的日子。

“和艾拉结婚以后，她也常带西尔菲德去欧洲看彭宁顿。如今彭宁顿是死了，但是战后他住在法国度假胜地。他在圣托佩山顶上有一处宅子。每晚喝个烂醉，四处闲逛，过气的名人，大骂经营好莱坞的犹太人毁了他的前程。她带西尔菲德到法国去看彭宁顿，他们一道在圣托佩吃顿晚餐，他会喝上几瓶葡萄酒，饭席间一直盯着一位男侍应看，然后他打发西尔菲德和伊夫回她们的酒店。次日清晨她们到彭宁顿家吃早饭，那男侍应就穿着浴袍坐在餐桌旁。他们一起吃新鲜的无花果。伊夫于是哭泣着回到艾拉那里，说那人又胖又醉醺醺，总有些十八岁左右的年轻人睡在家里，侍应，海滨的醉汉，或是道路清洁工，她再不能去法国了。然而她又回去了——不论好坏，一年两三次带西尔菲德去圣托佩看她父亲。对孩子来说一定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彭宁顿之后，伊夫嫁给一位房地产投机商，这人叫弗里德曼。据她说他花光了她所有的钱，就差要她签字放弃房子。因此，当艾拉出现在纽约广播界，她自然而然地迷上了他。高贵的劈木人林肯总统，爽快，纯净，这伟大的巨人，他的行事就是活生生的道德，大谈正义与万物平等。艾拉和他的理想吸引了各样的人，从唐娜·琼斯到伊夫·弗雷姆，以及介乎两者之间的各种女人。忧虑中的女人为他痴狂。那种朝气。那种活力。参孙式的具有革命力的巨人。他有种懒洋洋的体贴。而且艾拉身上的气味好闻。你记得吗?他那种自然的气息。洛兰常说，‘艾拉叔叔闻起来有枫糖浆的味道。’确实。他有树木汁液的气息。

“开头，伊夫送女儿去看彭宁顿的事总让艾拉气愤至极。我想他是觉得这不只给西尔菲德机会见彭宁顿——而是彭宁顿身上仍有吸引伊夫的地方。也许她确实仍以为他有吸引力。也许是彭宁顿的怪癖。也许是出身名门的家世。彭宁顿家是加州富有的古老家族。他在法国生活靠的就是这个。西尔菲德戴的一些首饰是她父亲家族收藏的西班牙珠宝。艾拉就对我说，‘他的女儿和他在家里，女儿住一个房间，他和一个水手在另一个房间。她应该保护女儿不受这些影响。她不该把她拖到法国去看这类事情。她为什么就不保护她的女儿呢?’

“我了解我的弟弟——我明白他要说的意思。他想说，我不许你们再去。我告诉他，‘你不是那女孩的父亲。你不能禁止她的孩子做任何事情。’我说，‘如果你因为这个要脱离这段婚姻，那就就此搁下吧。不然，就留下来受着。’

“那是我头一次针对他，哪怕只是暗示他我一直以来想要说的意思。和她一时游戏是一回事。电影明星嘛——干吗不呢?可是婚姻呢?就彻底大错特错了。那女人与政治，特别是共产主义，从无接触。她通晓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的复杂情节，能娓娓道出特罗洛普人的名字。却全然不明白社会以及日常的种种事情。那女人穿的是迪奥。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衣服。拥有一千顶有小面纱的小帽子。蛇皮的鞋子手袋。置装上面花费不菲。而艾拉是花四十九元买一双鞋的人。他发现她的一张账单是八百美元买了一件礼服。他甚至都搞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他走到她的衣橱前，看看那件衣服，要弄清楚怎么会这么贵。作为一名共产党人，他应该从最初就对她感到不满。那该怎么解释他娶了她而没有娶一名同志呢?难道在党内就找不到支持他和他共同战斗的人吗?

“多丽丝总是谅解他，为他开脱，每回我开始说他，她都为他辩解。‘是啊，’多丽丝说，‘一位共产党人，大革命者，他那样狂热的党员，突然间，他爱上了一位穿着细蜂腰的华贵外衣，长裙曳地，没有头脑的女演员，她美丽著名，沉湎贵族那套矫饰，与他的整套道德标准正相对立——可这就是爱情。’‘是吗?’我就问她。‘对我而言却像是轻信与紊乱。艾拉对感情问题缺乏直觉。直觉的匮乏与他之成为不妥协的激进分子形影相随。这种人心理上不太协调。’不过多丽丝反驳我时完全是以爱情之摧毁力来为他辩护。‘爱，’多丽丝说道，‘爱不会讲道理。自负虚荣不讲道理。艾拉也不讲道理。这世上人人都各有各的虚荣，就有各自特殊的看不清的地方。伊夫·弗雷姆就是艾拉的那一处。’

“甚至在他的葬礼上，不过二十人的面前，多丽丝这惧怕在公众场合发言的人，竟站起身就此做了一段演说。她说他是一名热爱生活的共产党人；他是一名激奋的共产党人，却生来不适于党内封闭小团体的生活，正是这点毁了他。从共产党的视角看来他不完美——感谢上帝。他无法抛弃自我。尽管艾拉要自己做强硬赤诚的人，他的自我却不断从他身上迸发出来，忠诚于自己的党是一回事，做回自我、无法克制自己又是一回事。他身上没有哪一面是他能压制得了的。艾拉过的每桩每件都是自我的，多丽丝说，彻彻底底的，包括他的矛盾之处。

“嗯，也许是吧，也许不尽然。他身上的矛盾是勿庸置疑的。自我的开放率直与共产党人的保守秘密。家庭生活与党。想要个孩子，渴望一个家——有他的抱负的党员该那样在乎有个孩子吗?就是有矛盾之处也应有所限制。无根无底的漂流者娶一名艺人?三十多岁的男人娶一位四十多岁家里还住着个已成年的大孩子的女人?不和谐之处不计其数。但是，挑战也就在这里了。在艾拉看来，不对的越多，可修正的就越多。

“我对他说，‘艾拉，和彭宁顿的情况无法修正。唯一修正的方法就是别在那里。’我把奥戴在他还和唐娜在一起的时候跟他一直说过的话大概又讲给他听。‘这不是政治——这是个人生活。你不能把带给广大世界的思想观念带到个人生活中去。你不能改变她。你拿到了什么就是什么了；如果无法忍受，那就离开。这个女人嫁过同性恋，过了十二年没被她同性恋丈夫碰一碰的日子，仍旧继续与他的牵缠，也不管他在他们的女儿面前的所作所为在她看来有害于女儿的幸福。她偏巧又认为西尔菲德若压根不见她父亲更不好。她左右为难，也许就没有正确的做法——所以算了吧，别为这个去烦她，放开手吧。’

“接着我问，‘告诉我，除此之外也很难堪吗?其他有什么你要插手更改的地方吗?因为若是有的话，就忘掉它。你无法改变任何事情。’

“但是艾拉正是为变更而活着的。这是他生活的理由。他艰辛生活的理由。这个人的本质即是他将万事皆看作对意志的挑战。他须时刻努力。他须改变一切。于他而言这是存活于这世上的目的所在。他所要改变的一切都在此。

“但是一旦你热烈渴求那些游离于你控制之外的东西，那就准备好受挫吧——你就预备屈服吧。

“‘告诉我，’我对艾拉说，‘如果你把所有无法容忍的事情列成一栏，在下面划上一道横线，加起来，结果是“完全无法忍受”吗?因为如果是，那么即使你不过才在前天到的那里，即使还在新婚中，你也必须走开。因为你犯了错误后的癖性不是离开。你会用我们这家族的人好更正事情的激烈方法来更改事物。如今这令我担忧。’

“他已跟我说过伊夫的第三次婚姻，在彭宁顿之后的那次，和弗里德曼的，因此我对他说，‘听上去像是一次失败连着另一次失败。而你要做什么呢，确切地说——解除这些失败吗?不仅在台上，也在台下做个伟大的解放者吗?这就是你原先挑上她的原因吗?你想给她看看你比好莱坞的大明星要伟大要好吗?你要给她看看犹太人不是弗里德曼那样贪得无厌的资本家而是你这样创造正义的机器吗?’

“我和多丽丝已经去那里吃过晚餐。我已经见过生活中的彭宁顿弗雷姆一家，于是我把对此的看法也说了一通。吐露了所有的看法。‘那女儿是枚定时炸弹，艾拉。她满腹怨气，阴沉沉的，又恶毒——是个只狭隘关注展示自己，不然就不存在的人。她是固执的人，习惯要什么就得到什么，而你，艾拉·林戈尔德，妨碍了她。当然，你也很固执，而且更高更年长，又是男人。可是你没有办法让人知道你的意愿。论及与这女儿有关的事，你不会因为你个头大年纪大还是男人就有权威。这对你这样以教育的权威为业的巨头来说，这会带来挫折。在你身上，这女儿会发现一个词的含义，她在她母亲那里永远不会学到的一个词：抵抗。你是个六英尺六英寸高的障碍，威胁着她对她明星妈妈的专制。’

“我话说得很重。那时候我自己也是个热烈的人。会为无理性的事而不安，特别是这还是由于我的弟弟。我过于激烈了一些，但我并无夸大事实。我当时就看出来了，刚出那门，那晚我们一起去那里吃饭。我以为没人会注意不到，可艾拉生气了。‘你怎么知道的?怎么就你知道这些呢?因为你是这么聪明吗，’他说，‘要不就是因为我太傻了?’‘艾拉，’我对他说，‘那房子里住着一户两口之家，不是三口人，这个两口之家除了拥有彼此外，没有其他实在的人际关系。那房子里的母亲情感上为女儿所胁迫。去守护一名为人胁迫感情的人，你不会幸福。在那家里再清楚不过权威被颠倒了过来。手握鞭子的人是西尔菲德。再清楚不过女儿对母亲积怨难消。再清楚不过女儿对母亲如此是为了某项不可宽恕的罪过。再清楚不过她们两人对过度牵缠造作的感情是如此丝毫不加以约束。她们两人之间绝无快乐可言。在一位如此恐惧的母亲和傲慢的孩子之间永远不会拥有任何像样的适宜的和谐状态。

“‘艾拉，母女或母子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复杂的。我有女儿，’我告诉他，‘我了解女儿是怎么回事。和女儿在一起，为着为她入迷，为着你爱她，这是一回事；而和女儿在一起是因为你怕她，这是另外一回事。艾拉，那女儿对她母亲再婚的火气会从一开始就注定你的家庭生活不幸福。“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只是给你描述一下那个家庭不幸的样子。’

“就在那时他大骂我。‘听着，我不住在勒海道。’他对我说。‘我爱你的多丽丝，她是贤妻良母，不过我自己对中产阶级犹太人家里为肉和奶制品备两套餐盘的婚姻生活不感兴趣。我从来没有守过中产阶级那套习惯，也不打算眼下开始这样。你其实是建议我放弃我爱的女人，一位有天赋的极好的人——可是她的生活也并不是事事都称心如意——就因为那个弹竖琴的孩子放弃她就此逃走吗?那对你来说就是我人生的大问题吗?我生活中的问题是我身属的那个组织，默里，把那该死的演员协会自它所陷的困境搬到它该待的地方去。我生活中的问题是给我写剧本的作家。我的问题不在于我妨碍了伊夫的孩子——我妨碍了阿蒂·索科洛，这才是问题所在。他交上剧本前我和他坐下来，一起仔细检查，如果我不喜欢我的台词，默里，我就告诉他。如果我不喜欢那该死的台词我就不会去念。我坐下来，和他斗争。直到他给我一些能传达具有社会意义的观点的台词——’

“我只得听任艾拉不领会真相而只是攻击。他的思维向前走了，不错，但是不是清晰地，只是空有力道而已。‘我不在乎，’我对他说，‘你是否在台上昂首阔步告诉人家怎么写剧本。我讲的是另外的事。我讲的不是传统不传统，也不是做中产阶级还是玩世不恭者。我讲的是一个家庭里母亲是感情上供女儿任意践踏的地毯。而你，我们父亲的儿子，在我们的家庭长大，却识不出家庭事务的处理多么具有爆炸性，对人有多大的毁坏，真是荒唐。令人丧失力量的争吵。日复一日的绝望。一小时接一小时的谈判。这个家庭完全是有毛病的——’

“唔，对艾拉而言，说一句‘去你妈的’然后就此再不见你并不难。他不会调节。先是第一档，接着突然成了第五档，然后他就走了。我停不住，也不愿停下来，于是他跟我说让我滚一边去，然后他走了。六周后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他没回信。接着我打电话给他，他不接。最后我去了纽约，逮住这家伙，我向他道歉。‘你是对的，我错了。本来不关我的事。我们想你。想让你来看看。你要带伊夫来就带吧——你要是不想，就不带。洛兰想你。她爱你，她不知道这事。多丽丝想你……’等等。我想说的是，‘你看错了对你的威胁。威胁你的不是帝国资本主义。威胁你的不是你的公众行为，威胁你的是你的个人生活。从来都是，永远都会是。’

“有些晚上我无法入眠。我就对多丽丝说，‘他为什么不走呢?他怎么就走不了呢?’你知道多丽丝怎么回答吗?‘因为他和大家一样——只有事情过去才会明白。为什么你不离开我呢?所有让人与人生活在一起发生矛盾的人性那一套——难道我们就没有吗?我们争吵。我们意见不合。人人都有的我们也有——小小的这一点小小的那一点，小小的抵触就会累积起来，小小的诱惑也累积起来。你不觉得我知道有女人对你有好感吗?学校里的老师，协会里的女人，被我的丈夫深深吸引?你不觉得我知道你从战场回来后有一年都不明白为什么会仍与我在一起，每天都问你自己，“我为什么不离开她?”但是你没有。因为一般来说人不会那么做。每个人都有不满，但一般说来人们做的却是不离开。尤其是自己曾被人丢下过的人，像你和你弟弟。经历过你们两人所经历过的，你们对安定特别珍视。也许过于重视了。这世上最难的事是切断生活中的难解之处然后离开。即使对于最病态的行为，人们仍做出一万次的调整去适应。为什么在情感上他这类的男人和她这一类的女人相互连在一起呢?通常原因在于：他们的缺点相配。艾拉不能丢下那婚姻，正如他不能离开共产党。’

“不管怎么说吧，那婴儿。约翰尼·奥戴·林戈尔德。伊夫告诉艾拉她在好莱坞带着西尔菲德的时候，事情对她和对彭宁顿就不一样。彭宁顿每天去演电影，大家都接受；她每天去演电影，把小孩丢给保姆看，伊夫就是个坏母亲，疏忽的母亲，自私的母亲，大家都不高兴，连她自己在内。她对他说她不能把这个再来一遍。对她太艰苦，对西尔菲德也太苦。她告诉艾拉，在很多方面这种重负毁了她的好莱坞生涯。

“但是艾拉说她已不再演电影了，她在广播界了。她是广播界最重要的人。她不是每天都去录音室——一周去两天。截然不同了。而且艾拉·林戈尔德不是卡尔顿·彭宁顿。他不会置她和孩子于困境而不顾。他们不需要保姆。让它见鬼去。如果需要，他会自己带大他们的约翰尼·奥戴。艾拉一旦咬住了什么，就不会放开。伊夫又不是那种受得住接二连三攻击的人。人家盯上她，她就垮了。所以他相信他也能在这一点上说服她。最后她对他说他说对了，是全然不同了，她说好吧，他们就要下这个孩子吧，他快乐极了——你真该听听他的。

“可后来，他来纽瓦克，你们两个碰上前那晚，她崩溃了，说她不能接受。她对他说，拒绝给他他如此渴望的东西，她感觉如此难受，可是她不能再经历那样的事。连着几个小时，他又能做什么?若这成了他们家庭生活的背景，对谁——她，或他，或小约翰尼——会有好处呢?他很苦恼，那晚他们直到三四点才睡，不过对他而言是就此结束了。他是个执着的人，但是他不能把她绑在床上七个多月就为要个孩子。如果她不想要，就不要吧。于是他对她说他会和她一道去坎登去看堕胎医生。她不会一个人的。”

听着默里，我不由得为记忆所淹没，和艾拉在一起的记忆，我甚至不知道还依然存有的记忆，我过去如何生吞活剥他的话和作为成年人的他对信念的记忆，我们两人走在韦夸希克公园中，他给我讲他对在伊朗见到的饥饿孩子的深深记忆。

“我到了伊朗，”艾拉告诉我，“当地人身受各种你能想得出来的疾病之苦。他们是穆斯林，大便前后会洗手——不过他们在河里洗；就是说，是在我们面前的河里。在他们小便过的同一条河里洗手。他们的生存条件十分恶劣，内森。那地方由教长统治。不是浪漫的酋长。这些家伙像是部落的独裁者。你明白吗?部队给他们钱，这样当地人为我们工作，我们配给他们米和茶。就这个。米和茶。那种生存条件——我从没见过那样的情形。经济大萧条时我也曾做过苦工，我不是在豪华旅馆长大的。但这里却是另外一回事。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要大便的时候，就大便在军队发的桶里。铁桶，就是个铁桶。要有人出去倒掉，于是我们就倒在垃圾桶里。你猜猜谁在那里?”

突然间艾拉说不下去，无法讲话，无法走路。每当艾拉出现这事总会让我担心。他因为知道这个，就会用手轻叩空中，做势要我别动，等他这阵过去，他就会没事的。

他无法平静地谈起他所不喜欢的事。凡关于人性堕落的事都会令他整个男子气概的举止变得几乎无法辨认，大概是因为他自己少年时破碎的成长，而孩子蒙受苦难和潦倒的情况尤其如此。他对我说，“你想是谁在那里?”我就知道是谁了，因为他开始那样吸气：“啊……啊……啊。”像垂死的人那样喘着气。等他情绪恢复到可以继续走路了，我装做不知道的样子问，“是谁啊，艾拉?谁在那里?”

“孩子。他们住在那里。他们从垃圾堆里拣东西吃——”

这次他又停下不说，我禁不住担心起来；怕他陷进去，不仅被情绪，也被一种似乎突然夺去了他的力量的无边无际的孤独感所淹没；怕他再也做不回我崇拜的那位英雄，我知道我必须做点什么，随便做什么，于是我至少试着为他完成思路。我说，“这真是可怕。”

他拍拍我的背，我们又向前走下去。

“对于我是的，”他终于答道。“对于我部队里的战友则毫无关系。我从没听任何人就这件事说过什么。我从没见过有人——来自我祖国的人——对这里的情形感到痛惜。我真的很失望。可是对此我束手无策。军队里没有民主可言。你明白吗?不能向任何上级讲。而这种情形都不知道有多久了。世界历史就是如此。人们就是如此生存。”接着他突然说，“他们就是被弄得如此去生存！”

我们一起在纽瓦克四处走动，这样艾拉就可以让我看到我不曾真正了解的那些非犹太居民区。一区，他长大的地方，住着贫穷的意大利人；下颈区，住着贫穷的爱尔兰人和波兰人——艾拉就一直讲给我听，与我成长时听到的恰恰相反，他们不仅是非犹太人，他们还是“和全国各处劳动人民一样的劳动人民，勤勉，贫穷，无权无势，勤劳终日为着过上一份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我们走进纽瓦克的三区，那里黑人已占据了老犹太移民贫民窟里的街道和房屋。艾拉每碰上人都和他们讲讲话，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问他们都做什么，怎么生活，他们如何看待或如何想改变一下剥夺了他们平等权利的“可憎的社会体制及整个可恶的愚昧无情的模式”。他就在残破的“整洁街”上一家黑人理发店外的长凳上坐下，那里距贝尔蒙特道上我父亲长大的一处经济公寓不远，他对聚在路边的人说，“我从来就是好插话的人，”然后开始跟他们说他们的平等权，在我看来，他从未如此酷肖纽瓦克埃塞克斯镇法院大楼前宽阔的台阶脚下那尊修长的青铜林肯雕像，格曾·博格勒姆塑的闻名当地的林肯，坐在法院大楼前的大理石凳上迎接大家，友善的姿态，憔悴的脸上满是须髯，显示着他的智慧、肃穆，贤明和仁慈。在整洁街上那家理发店门前——当有人问到他的意见，艾拉朗声道出：“黑人有权利在他愿意付账的任何地方用餐！”——我发现我从前从来没想过，更不要说是已亲眼目睹，一位白人可以与黑人如此随意自然地相处。

“大多数人错以为是黑人的阴郁和愚钝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内森?是一层保护壳。然而当他们遇上没有种族偏见的人，你看看会发生什么，他们不需要那层壳了。他们也有部分精神变态的人，自然，可是你说说哪个种族又没有份呢。”

一天，艾拉在理发店外发现一位年纪很大出言犀利的黑人，这个人最喜欢以对人性之恶的激烈辩论来发泄他的怒火——“我们所知的万事万物并非出自暴君之暴政，而是出自人类的贪婪，愚昧，野蛮和仇恨的暴行。邪恶的暴君是人！”——我们回去过几次，人们聚在周围听艾拉批驳这位给人深刻印象的不满一切的人，他总是整齐地穿着黑色衣服，打着领带，其余的人都尊称他为“普雷斯科特先生”：艾拉一个对一个地去改变他们的看法，一次对一名黑人，是一种林肯对道格拉斯式辩论的奇异新形式。

“你是否仍旧相信，”艾拉亲切地问他，“劳动阶级会继续拣帝国主义餐桌上掉下来的碎面包屑吗?”“是的，先生！无论什么肤色，大众向来是也永远会是没有头脑，迟钝，邪恶而愚蠢的。如果他们有任何可能变得不那么贫穷，他们会愈发没有头脑，迟钝，邪恶而愚蠢！”“嗯，我一直在思索这一点，普雷斯科特先生，我坚信你错了。没有那么多面包屑来喂饱劳动人民以此让他们听话，单就此一项事实就驳斥了你这个理论。在场的先生都低估了工业衰退的迫近。我们大多数劳动人民倘若确信这会让他们保住工作，确实会继续支持杜鲁门和马歇尔计划。但是矛盾的是：将主要生产集中在政府军队用的战用物资上，这正使得美国工人一贫如洗。”

艾拉即使是面对普雷克斯特先生那似乎得来不易的厌世态度，也仍旧努力向讨论中注入些理性和希望，如果他不能向普雷斯科特先生身上，那就向站在人行道上的听众灌输一种对于通过协同一致的政治行动即可在人们生活中产生变革的意识。在我，这正如华兹华斯描述的法国大革命时期，“正是极乐天堂”：“黎明时分活着多么幸福/然而年轻着才正是极乐天堂！”我们两个人，白种人，被大约十名十二名黑人围着，而我们无需担忧，亦无需恐惧：我们既不是他们的压迫者他们也不是我们的敌人——为我们惧怕的压迫者对敌人这样的关系正是我们社会组织运转的方式。

就是在我们头回去了整洁街后，艾拉请我在韦夸希利小餐馆吃奶酪蛋糕，我们一边吃着，他一边给我讲起他在芝加哥时一起工作过的黑人。

“那处工厂位于芝加哥黑人区中心，”他说道。“工人中约有百分之九十五是有色人种，我一直跟你说的那种生机就在此处萌生。那是我去过的唯一一处黑人与其他人绝对平等的地方。因此白人不觉得良心不安，而黑人也不会一直感到愤怒。你明白吗?升职与否仅以年资为根据——没有花样可耍。”

“你和黑人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们什么样?”

“就我的判断，他们对我们白人没有猜疑。一开始，这些黑人就知道电气工人联合会派到这家工厂来的白人不是共产党人就是一位相当忠实的旅游者。因此他们不觉得拘束。他们知道我们之没有种族歧视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里成年人能做的最好的了。你看到有人读报纸的话，有一半可能是《每日工人报》，位居第二不相上下的是《芝加哥守卫者》和《赛马小报》。赫斯特报系和麦考密克将阵营严格隔开。”

“可是黑人实在是怎样的呢?就个人而言的。”

“啊，伙计，是有丑陋的那类，如果你是问我这个的话。这实际是有起源的。但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只要坐电车穿过黑人区一趟就足以向任何一位头脑开放的人表明人为什么被扭曲成这些形态。我体会最深的黑人的特点是他们的热情友好。还有，在我们唱片厂里，是他们对音乐的热爱。在我们厂里，到处都有喇叭，放大器，有人要特别听哪首曲子——这还都是在工作时间——只需提出来就可以了。他们就唱着，摇摆着——有人抓住一个女孩就跳起来也不是不平常的事。工人里三分之一是黑人女孩。好女孩。我们抽烟，读书，煮咖啡，大声辩论，而工作就一直进行，并无停顿间歇。”

“你有黑人朋友吗?”

“当然。当然我有。有个高个子，叫厄尔还是什么的，我一见就喜欢上了，因为他看上去像保罗·罗伯逊。没多久我就发现他是和我一样的流浪工。厄尔坐有轨电车到的站和我一样远，我们就约好乘同一辆车，这是男人交往的方式，这样就有人聊聊天了。直坐到厂门口，我和厄尔有说有笑，和工作时一样。可是一旦进了厂，车上有他不认识的白人，厄尔马上就闭上嘴，我下车的时候他只说一句‘再见’。就这样。你明白吗?”

艾拉从战场带回来的棕色小笔记本里，散见于他的观察和信仰的记载之间的，是他在部队里遇到的每一位政治理念相投的士兵的名字和他们在美国本土的地址。他已经开始找寻这些人，往全国各地发信，拜访住在纽约和泽西州的人。一天，我们坐车去了枫林郊区，就在纽瓦克西边，看望前中士欧文·戈尔茨坦，他在伊朗时像约翰尼·奥戴一样非常左倾，艾拉称他是“相当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是，我们发现，他回乡以后，已和拥有纽瓦克床垫厂的一个家族联姻，现在是三个孩子的父亲，追随了过去他一度反对的一切。谈到塔夫脱，哈特莱法案，种族关系，价格控制，他甚至都不和艾拉辩。他只是笑。

戈尔茨坦的妻子孩子和他的岳父母下午离开了，我们一起坐在他家的厨房里喝汽水。戈尔茨坦是个瘦瘦的结实的小个头，有那种傲慢自作聪明的市井的狡猾，他对艾拉说的每件事都嗤笑讥讽。他是怎么来解释他的变节的?“我没什么判断力。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对我，戈尔茨坦则说，“孩子，别听他的。你是在美国，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有最伟大的体制。当然，人民也有不幸。你以为在苏联就没有不幸吗?他告诉你说资本主义是狗咬狗的无情制度。可若不是狗咬狗的制度那还有生活吗?这个制度与生活恰恰合拍。而且正因为如此，它很是奏效。看，共产党说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每点都真实无误，而资本家说共产主义的一套也都没错。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的制度有效是因为它建立在人人自私的实情之上，而他们的制度却不生效是因为它建立在人类皆兄弟的童话之上，这个童话可笑至极，他们为了让人相信就把人抓起来放到西伯利亚去。他们要让人相信手足情谊这回事，着手来控制人的所有思想，要不就是把人给枪毙了。而同时，在美国，在欧洲，共产党即使已经知道了事实真相，却仍旧继续编织这个童话。无疑，有那么一阵你不太明白。可是你不明白的是什么呢?你明白人。因此你就明白一切。你明白这个童话不可能成真。如果你非常年轻我想还可以。二十岁，二十一，二十二，过得去。可后来呢?没道理一个有平常智力的人能接受这种故事，这个共产主义的童话，而且还轻信它。‘我们要做些奇妙的事……’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兄弟是谁，不是吗?他什么都不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朋友是谁，不是吗?他也差不多一钱不值。我们也是如此。所以这怎么可能奇妙得起来呢?甚至不需悲观主义，不需怀疑论，只是人们平常的观察能力就能告诉我们那不可能。

“你要到我的资本主义工厂来看看资本家怎样做床垫吗?来吧，你会和真正的工人交谈。这家伙是个广播明星。你这不是和工人谈，和你谈话的是个广播明星。得了吧，艾拉，你是个明星，杰克·本尼那样的——你知道什么做工?这孩子到我厂里就会看到我们怎么制造床垫，看到我们的管理，看到我得密切监视整个生产过程的每一步骤以免他们搞砸了生意。一天二十四小时卖命地干。工人五点钟回家了——我不能。每晚我都在厂里待到午夜。我回家后也不睡，在脑子里把账过一遍。然后早晨六点又到厂里，去开门。孩子，别让他给你灌个满脑子的共产主义思想。全是谎言。赚钱吧。钱不是谎言。钱是记分的民主方法。赚上钱。然后，倘若还有需要，再去证明人类皆兄弟的观点。”

艾拉靠在椅子里，举起胳膊，巨大的手掌交叉在颈后，毫不掩饰他的蔑视，尽管不是对着主人，但为了最大程度地讽刺他，直截了当地对着我说道“你知道人生一大美好感觉吗?也许是最棒的感觉?那就是不畏惧。我们住他家房子的那个贪财的笨蛋——你知道他怎么回事吗?他畏惧。就这么回事。二战中欧文·戈尔茨坦无所畏惧，可现在战争结束了，欧文·戈尔茨坦却怕他的妻子，怕他的岳父，怕收账单的人——他什么都怕。你睁着大眼睛朝资本主义的商店橱窗里看，你要了还想要，你抓了又抓，拿了还拿，你得到了拥有了又积攒，你的信念就此终结畏惧就此开始。而我所有的，无一样是不可以放弃的。你明白吗?我从没有像贪财奴一般为我所遇到的束缚限制。我是怎么会从工厂街上我父亲那处破房子里成就了这个铁林的角色，而艾拉·林戈尔德只上过一年半的高中，又是如何遇上我遇上的这些人，认识我认识的人，享有我现在作为特权阶级正式成员所享有的舒适——这一切如此令人难以置信，因此在一夜间丢失这一切对我来说也不会显得有什么怪异之处。你明白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可以回到中西部。我可以在厂里干活。如果必须，我会去的。决不会变成这家伙这样的胆小鬼。你现在政治上就是如此，”他说，最后看向戈尔茨坦——“不是一个男人，而是一只胆小的兔子，毫无价值的胆小鬼。”

“在伊朗的时候你就是胡说八道，现在还是胡说八道，铁人。”然后，戈尔茨坦又对着我说——我是传声机，搭档表演的，是炸弹的导火索——他说，“从来没人能听进去他说的那一套。从没人能把他当真。这个人是个笑话。他不会思考。从来没做到过。一无所知，一无所思，一无所学。共产党找上艾拉这样的笨蛋就利用他。人类里头最愚蠢不过也就如此了。”接着，他转向艾拉，说，“从我家里滚出去，你这个共产分子蠢货。”

我的心脏已经怦怦直跳了，这时我看到戈尔茨坦从就在他身后装银餐具的碗橱抽屉里掏出一把手枪，我以前从没有见过手枪，只除了纽瓦克警察后臀皮套中放得好好的手枪。这手枪看上去很大，并不是因为戈尔茨坦个头小。它确实是大，不可思议的大，黑颜色，做工精良，铸模的，机械的——明白显示出它的威力。

尽管戈尔茨坦是站在那里用枪指着艾拉的前额，但就是站着他也不比艾拉坐着高多少。

“我怕你，艾拉，”戈尔茨坦对他说。“我一直都怕你。艾拉，你是个狂热野蛮的人。我不会等你对我做出你对巴茨做过的事。记得巴茨吗?记得小巴茨吗?站起来滚出去，铁人。把小马屁精带上。马屁精，铁人没跟你说过巴茨吗?”戈尔茨坦对着我说。“他要杀了巴茨。他要把巴茨淹死。他把巴茨从食堂里拖出去——艾拉，你没告诉这小孩吗?告诉他你在伊朗的事，在伊朗发火的事?一百二十磅的家伙拿着一把餐刀，你知道，那是非常危险的武器，冲向铁人，铁人把他一把抄起来，扛出食堂，拖到码头上，头朝下擎在水面上，抓着他的脚，说，‘游泳吧，乡巴佬。’巴茨哭喊，‘不要，不要，我不会，’铁人又说，‘不会吗?’就把他丢了进去。头朝前飞过码头一侧栽进了阿拉伯河。河水深三十英尺。巴茨直沉下去。然后艾拉转过身，对我们喊上了。‘别管这个红脖人！走开！谁也别靠近！’‘他要淹死了，铁人。’‘让他淹死，’艾拉说，‘站着别过来！我知道我在干什么！让他沉下去！’有人跳到水里去救巴茨，艾拉就随着跳下去，跳在他身上，开始用拳头连着揍他的脑袋，挖他的眼睛，把他压在身下。你没告诉过这孩子巴茨的事吗?怎么会呢?也没跟他说过加威奇了?索拉科呢?贝克尔呢?起来，起来，滚，你这该死的疯子，杀人犯。”

但是艾拉没有动。除了眼睛。他的眼睛好像小鸟要从他的脸上飞出去。抽搐着，霎动着，那样子我以前从未见过，而他全身看上去仿佛已经化成骨，紧紧地绷着，像他眼睛的霎动一样令人恐惧。

“不，欧文，”他说，“有枪指着我的脸我不会走的。让我走只有扣动扳机或者叫警察来。”

我说不出来他们两人谁更吓人。为什么艾拉不照戈尔茨坦的要求做呢——为什么我们两个不起身走呢?谁更疯狂，是手持上好子弹的手枪的床垫厂厂主，还是让他放胆开枪的大个子?这里在发生什么?我们正在新泽西枫林一个阳光明媚的厨房里喝瓶里的皇冠酒。我们三个都是犹太人。艾拉是来给老战友打个招呼的。这些人是怎么了?

就在我开始浑身发抖的时候，艾拉收起了他那种因为在思考什么不清醒的念头而走了样的神情。隔着桌子他看到我牙齿打战，两手控制不住地颤抖，他醒过神来，慢慢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把两臂举到头顶，像电影里抢银行的人大喊“抢劫！”时人们做的那样。

“都结束了，内森。黑暗引起争吵。”但不管他如何努力把话说得很轻松，不管他嘲笑般举起手臂暗示让步，在我们穿过厨房门离开屋子沿车道走向默里车的时候，戈尔茨坦还是跟着我们，手枪距艾拉头骨只有几英寸远。

艾拉恍恍惚惚地开车穿过寂静的枫林街道，经过那些好看的一家一户的房子，那里住着原来纽瓦克的犹太人，他们新近得了他们的头一处家，他们的第一片草坪，第一回入了乡间俱乐部。你不会想到，这样的人这样的社区，在餐具里会找到一把手枪。

直到我们越过欧文顿线驶入纽瓦克，艾拉才回过神来，问，“你没事吧?”

我很难受，尽管现在是恐惧少于屈辱和羞耻感。我清清嗓子，免得说起话来断断续续，说，“我尿裤子了。”

“是吗?”

“我以为他要杀了你。”

“你很勇敢。你非常勇敢。很不错。”

“走在车道上的时候我尿了裤子！”我气愤地说。“该死！他妈的！”

“是我的错。整件事。让你对着那个笨蛋。拿着枪！枪！”

“他为什么这么做?”

“巴茨没淹死，”艾拉突然说。“没人淹死。没人会淹死。”

“你把他扔进河里了吗?”

“没错。我确实把他扔进去了。他就是叫我犹太佬的那个山里人。我跟你说过这事。”

“我记得，”但是他跟我说的只是一部分。“就是那天晚上他们伏击你。痛打了你。”

“对。他们打我，不错。先把那混蛋捞上来以后才打的。”

他在我家门前让我下车，家里没人，我可以把湿衣服丢进洗衣篮，冲了个澡，平静一下。洗澡的时候我又战栗起来，不是因为回想起餐桌前戈尔茨坦用枪指着艾拉的额头或是回想起艾拉眼睛的样子仿佛要从头上飞出去，而是因为我在想，刀叉中间放着装满子弹的手枪?在新泽西，枫林?为什么?是因为加威奇，是为了这个！因为索拉科！因为贝克尔！

我没敢在车里问他的所有问题，我开始在洗澡的时候大声问出来。“艾拉，你对他们做了什么?”

我父亲不像母亲，不认为通过艾拉可促成我在社会上的进步，他总是为艾拉来找我感到为难和苦恼：这个成年人对我的孩子有什么兴趣呢?他以为其中即使不完全是阴险，也是有一些复杂。“你和他都到什么地方去呢?”父亲问我。

一天晚上，他发现我在书桌前读一份《每日工人报》，他的疑虑激烈爆发了。“我不想家里出现赫斯特的报纸，”父亲告诉我，“我不要家里有那份报纸。一个正是另一个的镜像。如果这个人给你看《每日工人报》——”“什么‘人’?”“你的演员朋友。林，他自己管自己叫林的。”“他没给我《每日工人报》。我在城里买的。自己买的。法律不允许吗?”“谁让你买的?他是不是让你去买的?”“他没让我做任何事。”“我希望真是如此。”“我没撒谎！就是这样的！”

确实如此。我是记得艾拉说在《工人报》上有霍华德·法斯特的专栏，但是我是自己去买的报，在普罗克特戏院对面市场街上的一处报摊上，表面上是为了读霍华德·法斯特的文章，其实也是出于简单固执的好奇心。“你要没收吗?”我问父亲。“不——你运气不好。我不会成全你作第一修正案的殉道者。我只希望你在读过研究过思考过以后会辨别出它是满纸谎言，然后自己收起来。”

学年将尽时，艾拉请我夏天的时候到他的小木屋过上一周，父亲说我不能去，除非艾拉先和他谈一谈。

“为什么?”我要知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