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那个晚上，纽瓦克的亨利·华莱士聚会上，我还见到了伊夫·弗雷姆。她和艾拉在一起，还有他们的女儿，竖琴手西尔菲德。我没看出西尔菲德对她母亲的态度，不知道她们之间的争吵，后来默里开始告诉我那些因我是个孩子而未曾注意的一切事情，关于艾拉婚姻的一切，为我所不曾或不能明白的，或是那两年中艾拉没有让我知道的。那时我每隔几个月就与他见一次面，或是他来探访默里，或是我去他的小屋看他——艾拉说那是他的“小木屋”——在锌镇的小村子，新泽西西北部。
艾拉退居到锌镇，与其说是为接近自然，不如说是为了过本然的生活，生活在野地里，在泥塘中游泳到11月，最酷寒的冬日穿着雪靴走过树林，或者在有雨的日子，开着他的泽西产汽车——一辆二手的1939年产雪佛兰汽车——四处游逛，和当地的奶场工人交谈，还有老锌矿工人，他想让他们明白他们是如何被体制所压榨。他有一个壁炉，他喜欢在炭火上烘热狗和豆子，甚至还在上面热咖啡，以提醒自己，成了铁林，有了点名利以后，他仍旧不过是名“工人”，是个普通的人，口味普通，有普通的期望，曾在三十年代坐火车流浪，后来只是运气太好而已。说起他有锌镇上的小木屋，他常说，“让我真的做个穷人。以防万一。”
这座木屋可以和西十一街上的房子相对抗，他可以自西十一街上逃出来，到这所避难所，在这里可以通过劳作治好烦恼，这里也连结着艾拉早年的流浪生涯。那时他刚开始在陌生人中谋求生存，每一天都是艰苦不稳定的，对艾拉来说，就是一场战役。他十五岁离家出走，在纽瓦克挖了一年沟，随后在泽西州的最西北角干活，打扫各类厂房，有时做农活，守夜，做零工，后来，在他快十九岁时动身去西部前，有两年半的时间，他在苏塞克斯锌矿一千二百英尺的地下通道里干活。把矿炸开以后，矿上仍满是烟雾，弥漫着呛人的炸药粉和气体，艾拉就拿着锄头铲子和那些墨西哥人一起干活，他们的工作是最底层的，是清除废石的工人。
那些年，苏塞克斯的矿区零散不成系统，和世界各地的锌矿一样，给新泽西锌矿公司带来了高利润，却不利于新泽西矿业工人的健康。在纽瓦克帕塞伊克大道上把矿石熔化制成金属锌，也加工制造成油漆用氧化锌。虽然到艾拉在40年代末买下木屋时，泽西州的锌矿业在来自外国的竞争下已经衰退，矿源也将枯竭，但是，他首次深陷于残酷人生的经历——八小时在地下，把碎石和矿砂装上矿车，八小时忍着剧烈的头痛，吞下红棕色的灰尘，在装矿屑的桶里排便……只为了挣一小时四十二美分钱——仍吸引他回到荒僻的苏塞克斯山区。锌镇上的小屋是这位广播剧演员公开在感情上表达的态度，表明与他曾经是的卑微普通的小人物不分离，正如他对自己的描述，“没有头脑的人力工具，如果真有这玩意的话。”换作是另外一个人，成功以后，或许会彻底将这些可怕的记忆永远抹去。可是艾拉倘若不能实实在在地感到他的过去，就会觉得自己失去真实性，丧失了许多。
我那时还不知道他到纽瓦克勒海道来不只是来看他哥哥。我放了最后一堂课后，就和他一起去远足，穿过韦夸希克公园，环湖而行，最后抵达我们区一处叫做“工厂工人”的饭厅，它是仿照科尼岛上的内森饭店而建，我们在那里和“工人”一起吃热狗。那些放了学的午后，艾拉对我讲起他服役的岁月，他在伊朗学到些什么，讲起奥戴和奥戴教给他的，讲起他自己不久前做工厂工人和参加工会组织，讲到他孩童时在矿下铲矿石的事，他讲述这些，是为了避开那个家，从他到的那一天起，他就不为那个家欢迎，西尔菲德把他看作是多余的人，他也没料到伊夫看不起犹太人，他和伊夫之间，愈加不和睦。
默里说她并不是针对所有的犹太人——不包括她在好莱坞、百老汇、广播界遇到的那些社会上层功成名就的犹太人，大体而论，也不包括那些与她共事的导演、演员、作家和音乐家，他们中不少人常常会出现在她西十一街家的沙龙中。她看不起的是那些普通的犹太人，她所看到的在百货店购物的犹太人，操纽约口音的普通人，站在收银台后面工作，或者在曼哈顿开着自家的小店，开出租车的犹太人，她看到在中央公园里聊天散步的犹太家庭。让她走在街上时心情烦乱的是那些热爱她的犹太女士，她们认出她，走过来要她签名。这些女人是她过去百老汇的观众，她却看不起她们。特别是年纪大的犹太妇女，她路过时总免不了嫌恶地哼一声。“看看那些脸！”她说这话时要战栗一下。“看看那些丑恶的脸孔！”
“这是一种病态，”默里说，“她对犹太人那种掩饰不住的憎恶。她能与生活保持平行相当长的时间。不是在生活中——而是与生活并行。她那种极有教养的淑女，可以扮演得很令人信服。嗓音柔和，措辞考究。二十年代那个时期，很多美国女孩要做演员，就努力把自己培养出带着英式的优雅。伊夫·弗雷姆那时正刚涉足好莱坞，在她身上，是有了这种英式优雅，却是僵化了的。英式优雅僵化成状似层层累叠的蜡的东西——只有核心的烛心在燃烧，这燃烧的烛心恰恰毫不娴雅。她明白所有的步骤，亲切的微笑，戏剧般的克敛，一切得体的举止。然而接着她就自这平行生活，这看去如此真实的东西上一晃而转了方向，于是就会有让你晕眩的事情发生。”
“可是对此我却从未察觉，”我说。“对我她总是和蔼又周到，很体谅我，要我放松自在——这可不容易做到。我是个容易激动的孩子，而她身边又总粘着那么多电影明星，就算是她在广播界的那些日子里也不例外。”
说着我又想起在清真寺剧院的那个晚上。她对我说——我几乎不知道该跟她说些什么——她不知道和保罗·罗伯逊说什么，他在场时她就讲不出话来。“你和我一样害怕他吗?”她悄声说，仿佛我们两个都是十五岁大。“他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男人。真丢人——我不停地盯着他看。”
我明白她的感受，因为我就在不停地盯着她看，好像若盯得久一些，就或许能看出点意义来。这么看着她，不只是因为她姿态优美，举止高雅，她的美丽有一种说不清的优雅——游离于神秘华丽和安静娴雅之间，这两种气质所占的比率不断变换，这种美丽一定是最具迷惑力的——还因为她身上纵使有如此的克制内敛却仍明显带一种兴奋，一种轻快易变的气质，当时我将之理解为纯粹是她身为伊夫·弗雷姆的意气扬扬吧。
“你记得我遇见艾拉的那一天吗?”我问他。“你们两个正一起干活，在勒海道上，卸下纱窗。他到你家里来是做什么呢?那是1948年的10月份了，总统大选前的几周。”
“哦，那天运气不佳。那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心情不太好，那天早晨他到了纽瓦克，和我及多丽丝一起住。他在沙发上睡了两晚。这是头一回。内森，他的婚姻一开始就是不般配的。他以前就做过这一类的事，不过是社会阶层的另一端罢了。你不会看不出他们气质兴趣上的巨大差异。谁都看得出来。”
“艾拉就看不出来吗?”
“看得出来?嗯，这样不苛刻地说吧，一则呢，他是爱上她了。他们相识，他为她所倾倒。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出去给她买了一顶花哨的复活节游行那类的帽子，她决不会戴那顶帽子的，因为她在穿着上爱好的都是迪奥一类的衣服。可是他不知道什么是迪奥，他给她买了这么一顶贵得离奇的大帽子，在他们第一次约会后让人送到她家里。他是被爱，也是被明星迷惑了。他为她所倾倒。她的确是令人目眩的，而迷惑则有它自己的道理。
“她又是看上他的什么了呢?他是到纽约来在肥皂剧里得了份活干的高个土汉。也不是什么大难题。经过短暂的学徒期，他不再是名普通的乡下佬，他成了《自由勇敢者》里的名角，就是这点了。艾拉化身成为他扮演的那些角色。我从来不信这套，可是普通的听众却相信他是这些角色的化身。他带着英雄式纯粹的气息。他相信自我，所以他一踏入房间就发生了。他参加了一个宴会，她就在那里。这位孤独的女演员，四十多岁，离过三次婚，而这边则是这张新面孔，这个新人，这棵大树。她需要人，她有名气，她为他所降服。发生的不就是这些吗?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诱惑力，而伊夫的诱惑力就是她会为人降服。外表看来，他是一位身子瘦长的纯洁的大个头，有硕大的双手，曾是工厂的工人，码头装卸工，眼下是一名演员。这些相当吸引人。难以相信如此粗糙的也可以是柔软的。柔嫩的粗糙，高个粗壮家伙所有的好处——诸如此类。令她难以抵御。对于她，一个巨人，不正是这样的吗?他历经如此众多的苦难生活，于她而言有一股奇特性。她认为他是真正地生活过，而他听过她的故事后也认为她真正地生活过。
“他们相识时，西尔菲德和她父亲正在法国避暑，艾拉对那些事没有得到直接的认识。取而代之的是尽管有些特别，却十分强烈的母性冲动。他们一起度过了整整一个夏季，浪漫的日子。这个人自七岁以后就没有了母亲，他一直渴望着她如今大量灌注在他身上的那种细致关怀。他们独自住在家里，她女儿也不在，而他是自从到纽约以后就一直像一名无产阶级的好成员住在下东区某处破烂的地方。他出入的是便宜的场所，在廉价的饭馆吃饭，可是突然间，这两个人就一起与世隔绝住在了西十一街上，其时正值曼哈顿的夏日，美妙至极，是天堂里的日子。屋子里处处都是西尔菲德的照片，西尔菲德带着围嘴，还是个小女孩时的照片。他以为伊夫如此挚爱她的女儿是很好的。她把她在婚姻和男人交往上的不幸经历诉说着，她讲给他听好莱坞、专制的导演、庸俗的制片人，以及那种极可怖的俗艳，正是颠倒了奥赛罗的世界：‘这奇异，极端的奇异；可悲，令人惊奇的可悲’——他为她所经历的重重危险而爱她。艾拉被迷住了，而且有人需要他了。他个子大，有体格，所以他冒失闯了进去。使人哀怜的女子。有经历的美丽女子。穿着露肩裙的有灵魂的女子。还有谁能更加激活他的保护意识?
“他甚至带她到纽瓦克来见我们。在我们家一起喝了点酒，随后一起到了伊丽莎白道上的酒店。她的举止很得体。没有不合情理之处。了解她似乎如此之易。那晚，他第一次带伊夫到我们家，我们一道出去吃晚饭，我自己也没看出有什么不对。应该公正地说，不只是艾拉一人没有搞明白。他没有懂得她这个人，是因为，老实说，没有人会当即就明白她这个人。没人能。在交际中，伊夫全然隐匿于那种彬彬有礼之后。因此，尽管别人会慢慢来，但艾拉，却像我说的，冒失地闯了进去，因为他本性如此。
“我当时即刻意识到不是她而是他的不合适。她给我的印象是对他而言她太过漂亮讲究，确实太有教养。我想，她是位有头脑的电影明星。果然，她是从小就孜孜不倦地阅读。在我的书架上没有一本小说是她不能熟悉地谈起的。那晚甚至听上去仿佛是她人生最深层的快乐来自阅读。她记得十九世纪小说里的复杂情节——我就算是教过这些书也仍然会记不住这些情节。
“无疑，她是在显示自己最好的一面。无疑，像所有与人首次见面的人一样，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她是在警惕着她最差的一面。不过我们是看到了她最好的一面，她有这样的一面。这一面看上去真实而朴素，又是生在如此知名的人身上，使它愈发地打动人。不错，我也看出——我无法不看到——这婚姻绝不是灵魂的结合。他们两人可说毫无共通之处。然而就在那头一个晚上，我自己也为我以为的她外表之外那种沉静的气质所迷惑了。
“别忘了名气的作用。我和多丽丝是看着她演的默片长大的。和她一起演出的总是年长的男人，高个头，常常是头发白了，而她是女孩子般，像女儿样的——孙女那样的——这些男人总是要去吻她，她总是说不可以。那时候这就能使电影院里群情激昂的了。她演的一部电影，可能是她的处女作，叫做《卖烟女郎》。伊夫是卖烟的女孩，在夜总会工作。我记得，影片结尾处，她被夜总会老板带去参加一次慈善活动。在第五大道上一位自命不凡的富孀的家里举行。卖烟女郎穿着护士制服，男士则需竞价博得吻她的权利——竞拍的钱捐给红十字会。每当一位男士出价超过另一位，伊夫就会像日本艺妓那样捂住嘴，在手掌后咯咯地笑。标价越来越高，旁观的肥胖的社交界女士则惊骇不已。可是，当一位黑胡子的银行家——卡尔顿·彭宁顿——出了一千美元的天价，走过去吻下那我们一直等待的一吻时，这些女士却都疯狂地拥上前去观看。最后一幕，银幕中央上的并不是那一吻，而是她们束在紧身衣下的硕大臀部，遮住了一切。
“在1924年那就很了不起了。伊夫很了不起。灿烂的微笑，无奈时的一耸肩，在他们那时代的那种眼神——她孩子时就已完全精通。她能扮失败者，她会发脾气，她会把手支在额头上哭泣；她也会演一些滑稽的摔一跤的动作。伊夫·弗雷姆开心起来会轻轻地跳跃着跑。开心地蹦蹦跳跳。非常可爱。她扮演的有贫穷的卖烟女郎，遇上名人的穷洗衣女，迷上了电车司机和娇纵富家女。是关于跨越阶级界线的电影。一个外景镜头里是贫穷的移民，有天然的生命力，接着是晚餐的镜头，美国富有的上层人士，诸多约束和禁忌。缩微的德莱塞风格。如今看不到这样的电影了。当年若不是因为她，你也不会看到这样的电影。
“多丽丝、伊夫和我年纪相仿。她在十七岁时涉足好莱坞，随后，还在二战前就登上了百老汇舞台。我和多丽丝曾坐在包厢里看过她演的一些戏，她演得好，你知道。戏不怎么样，然而作为一名舞台剧演员，她有种直截了当，不同于她默片时期的女孩气。在舞台上，她有一种天赋，使并不怎么机智的东西看去机智，使并不庄重的看去多少庄重。奇怪，她在舞台上有那样完美的平衡。作为常人的她结果却会夸大一切。可是舞台上的她完全适度而圆滑，毫无夸张之处。后来，在战后，我们会收听她的广播，因为洛兰喜欢听。就是在《美国广播剧场》的那些剧中，她也使一些颇为糟糕的作品带上了雅致的意味。她在我们的客厅里，浏览我的书架，和她谈起梅雷迪思、狄更斯和萨克雷。像她这样背景和趣味的女子要我弟弟做什么?
“那晚我从未料到他们会结婚。虽然在酒店吃龙虾时他的虚荣心的确得到了满足，他激动，以她为骄傲。那是纽瓦克犹太人进餐的最豪华的餐馆。就在那里，陪着代表戏剧界的伊夫·弗雷姆的是从前纽瓦克工厂街上的粗汉，如今他身上不带有丝毫的犹疑。你知道艾拉曾在那酒店做过杂工吗?他退学以后的一份零工之一。做了大约一个月。他块头太大，很难捧着装得满满的盘子冲过厨房门。他打了第一千个盘子后他们把他开除了，就是那时他去了苏塞克斯镇的锌矿。近三十年过去了，他又回到这小酒店，他自己已是位广播明星，在这晚，他是为了他的哥嫂而炫耀。他是生活的主人，为自己的生命而得意。
“酒店店主泰杰，山姆·泰杰，认出了伊夫，带了瓶香槟来到我们桌前，艾拉请他和我们一起喝一杯，对他说起他在1929年在这酒店做了三十天杂工。既然眼前他的生活不算是毫无意义，每个人都将他的不幸遭遇当作有趣的事，而艾拉竟会又回到这里也出乎人的意料。我们都欣赏他对旧伤的游戏态度。泰杰去他的办公室拿来照相机，拍下我们四个吃晚餐的照片，后来，这张照片就和其他曾在那里就餐的名流的照片一起挂在酒店的休息厅内。若不是在十六年后艾拉上了黑名单，那照片是没理由不一直挂到酒店在1967年的动乱后关门的。我听说那时他们当晚就取下了照片，仿佛他的一生已经是一无是处。
“还是回溯到他们幸福时光才开始的时候吧——到晚上，他回到租住的房间，不过逐渐就不回去了。后来他住到她家，他们也不是孩子了，那女人那段时间又没多少事。他们像一对性奴一般拴牢在床上，独自锁在西十一街的房子里，这样热烈而奇妙。在人入中年时拥有了完全自然的两人间的激情。放手陷入恋情。释放了伊夫，将她解放，使她获得解脱。拯救了她。无论她何时需要，艾拉给了她一份新剧本。四十一岁的年纪，她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却被拯救了。‘好，’她对他说，‘就此告别我耐心培养出来的要凡事维持个关系恰当的愿望。’
“她对他讲的话从前从未有人对他讲过。她把他们的恋情称作是‘我们非常令人心痛甜蜜的奇异之物’。她告诉他，‘它直把我溶化了。’她告诉他，‘正和别人说着话，突然我就出了神。’她叫他‘我的王子’。她引诵埃米莉·狄金森的诗句。对着艾拉·林戈尔德。引埃米莉·狄金森。‘和你在一起，在荒漠/和你在一起，饥渴着/和你在一起，在罗望子林/终于——豹子低吟！’
“唔，对艾拉而言，这正是他一生一世的爱情。对一生一世的爱情，不由人去细想。找到了就不会丢掉。他们决定结婚，西尔菲德从法国回来后伊夫就这样对她讲。妈妈又要结婚了，但是这次是和一位了不起的男人。西尔菲德应该能接受。西尔菲德，是老剧本里的角色。
“在艾拉看来，伊夫·弗雷姆就是那个成功的世界。其实何尝不会呢?他又不是孩子了。他去过许多艰苦的地方，明白自己该如何强硬。可是说到百老汇呢?好莱坞?格林尼治村?对于他，这些都是崭新的。论及个人的事，艾拉就不是太聪明的人了。他自己是学习了许多东西。他和奥戴一起已远离了工厂街。不过都是政治那一套。而且也并无敏锐的思考。根本就不是‘思考’。伪科学的词汇，伴之以乌托邦式的说教——把这一套派发给像艾拉这样未受过学校教育知识基础差的人，以博大思想的智力魅力去教导不具脑力技巧的成年人，去教导一位才智有限的人，易激动的一类人，像艾拉一样有反抗性的人……不过这本身就是一项课题了，愤怒与思考之匮乏间的联系。
“你问我你们遇见那天他怎么会在纽瓦克。艾拉不善于用有助于解决婚姻问题的方式过日子。那时候还早呢，他与这位舞台、银幕和广播界的明星结婚并搬进她的房子住也不过几个月的时间。我怎么能就告诉他说这是个错误呢?毕竟他也不是没有些虚荣心。我的弟弟他不是不自负的。不是没有深度。艾拉有夸张的天性，对自己持不怎么谦虚的看法。看来他并不介意地位提升。这种变更，似乎能在大约七十二小时内就为人所适应。而且通常是令人颇受鼓舞。即刻间万事皆存有可能，事事启动，那样迫近——从任何一种意义来说艾拉都是身处戏剧之中了。他已做得一出不同凡响的大动作，控制了他的生活这出戏。他突然醉心于自我陶醉的幻象，以为他已从痛苦与失落的现实中拔身而出，他的生活并非是徒劳无用的——远远不是。不再身陷自身弱点的幽谷。再不是永远被人排斥成为局外人的大个头。径直莽撞地闯了进来——到了。摆脱了默默无闻。并且为这转变而自豪。为之鼓舞。天真的幻梦——他真实现了！焕然一新的艾拉，世故的艾拉。大个子，过上了一种伟大的日子。注意了。
“还有啊，我已经对他说过这是个错误——在那以后，我们有六个星期没讲过话，后来全凭我去纽约对他解释说我错了，求他别就此跟我对着来，这样才和他和好。倘若我再来第二次的话，他会一枪将我永远放倒。彻底闹翻——这会令我们双方都很难过。艾拉出生后我一直照顾他。那时我七岁，常推着婴儿车里的他沿工厂街走。母亲死后，父亲再娶，家里来了位继母，若不是有我，艾拉最终会进管教所。我们的妈妈极好。她也过得不好。嫁给我们的父亲。并不幸福。”
“你父亲是什么样的人?”我问。
“不想谈这个。”
“艾拉常这么说。”
“只有这一句话好说。我们的父亲他……这么说吧，我自己年纪大了以后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但已为时太晚。至少，我比弟弟幸运些。母亲死时，我挨过了医院中难过的那几个月，已经上中学了。后来我拿到纽瓦克大学的奖学金。我的生活已经上了轨道。而艾拉还是个孩子。固执粗野的孩子。对人与事充满怀疑。
“你知道在老一区，当地有位鞋匠给他养的金丝雀举行的葬礼吗?透过那件事，你就明白艾拉有多么固执顽强——以及他有多么不顽强。那是在1920年，我十三岁，艾拉七岁。在博伊登街上，距我们家几条街远，有一个鞋匠，鲁索曼诺，埃米戴奥·鲁索曼诺，看去很穷困的老人，矮个子，大耳朵，枯瘦的脸，下巴蓄着白胡须，背上一件有一百年历史的褴褛的外套。鲁索曼诺在店里养着一只金丝雀做伴。金丝雀的名字叫做吉米，吉米活了很久，后来吉米吃了不该吃的东西，死了。
“鲁索曼诺伤心极了，他雇了一对送葬人，租了一辆灵车，两架马车，金丝雀先是被安置在鞋店里的长椅上供人瞻仰——陈列得非常美丽，装饰着花朵，蜡烛和十字架——后来是送葬的队伍，穿过全区所有的街道，走过德尔格西奥的杂货店门前，店外的大篮子里搁着蛤蜊，橱窗中有一面美国国旗，走过梅利罗的水果摊，走过乔达诺的面包房，走过马施利诺的面包房，走过阿雷德意式皮店。队伍走过比昂迪的肉店，德卢卡的马具店，德卡洛的修车厂，德诺桑齐奥的咖啡店，帕里斯的鞋店，诺尔德自行车店，塞伦塔诺的意式咖啡小店，格兰德的弹子房，巴索的理发店，埃斯波希托理发店，和那家擦皮鞋的小摊，有两张旧痕斑驳的餐椅，客人需踏上高高的一处平台才坐得上去。
“都没了，距今有四十年了。1953年城里为建租金低廉的高层住宅楼拆掉了整个意大利居民区。1994年，国家电视台上大力批驳了这些高层住宅楼。到那时，已经有大约二十年这些楼里没人住。无法住人。现在那里什么都没有了，就只有圣露西教堂了。仅存的建筑。牧区教堂，却没有了牧区和来礼拜的人。
“第七街上的尼克德米咖啡馆，第七街上的罗马咖啡馆，第七街上的多利亚岸。那是二战爆发前向墨索里尼致敬的地方。墨索里尼占领埃塞俄比亚时，牧师将教堂里的钟敲了半个小时，就在这里，在美国，纽瓦克的一区。
“通心粉厂，饰品厂，纪念品店，木偶戏院，电影院，滚球房，冰库，印刷所，俱乐部会所，餐馆。走过黑帮里奇·博亚尔多常去的胜利咖啡馆。三十年代，博亚尔多出狱后，在第八街和夏街的街角处建了维托利奥城堡餐厅。影剧业人士常从纽约来这里就餐。这里是乔·迪马乔来纽瓦克时就餐的餐厅。迪马乔和女友的订婚宴就在这家餐厅举行。博亚尔多就是在这处城堡餐厅君临一区。里奇·博亚尔多管着一区的意大利人，郎吉·兹维尔曼管三区的犹太人。这两名歹徒之间常常不和。
“走过几十家社区里的酒馆，送葬队伍迂回蜿蜒，自东区行至西区，向北走上一条街，下一条街又拐向南方，一直到了克利夫顿道的市公共浴室——一区内仅次于教堂和主教堂的最奢华的建筑群。我们还小的时候，母亲常带我们来这处旧的大公共浴室洗澡。父亲也去那里。淋浴免费，一便士租用一条毛巾。
“金丝雀放在一架小小的白色棺木中，有四名抬棺人抬着。聚拢来一大群人，大概有一万人之多，散布在送葬队伍路经的沿线。人们紧紧挤在太平梯和房顶上。合家人围拢在窗口观看。
“鲁索曼诺在棺木后的马车上，埃米戴奥·鲁索曼诺哭泣着，而一区其他所有的人却在大笑。有人笑得真厉害，结果笑倒在地上。他们笑得太厉害，站不起来。就是抬棺的人也在笑。出于对送丧者的尊重，路边的人努力憋住不笑，等到鲁索曼诺的马车经过以后才笑出来，只是对他们大多数人，尤其是孩子来说，这太滑稽了。
“我们这个区很小，到处都是孩子：滚球房里有孩子，门廊上挤满了孩子，孩子们从房子里直拥出来，涌上克利夫顿道，一直冲到布罗德街。整日如此。夏天的时候，有大半晚能听到这些孩子互相喊着，‘嗨哊！嗨哊！’四下里一望，成群结队都是孩子，成群的孩子——投硬币，玩牌，掷骰子，打台球，吃棒冰，踢球，点篝火，吓唬女孩子。只有手持戒尺的修女才能管得住这些孩子。有成千上万的男孩，都不足十岁。艾拉就是其中之一。几千名好打架的意大利孩子，他们是铺铁轨、街道，挖下水道的意大利人的孩子，小商贩、工厂工人、捡破烂的和开酒店的意大利人的孩子。孩子的名字叫做朱塞普、罗德福、拉斐尔和盖塔诺，那个犹太孩子叫艾拉。
“这么说吧，这些意大利人开心极了。他们从未曾见过像金丝雀葬礼这样的事。他们以后也没再见过这样的事。当然，在那以前是有过送葬队伍，乐队奏着哀乐，送葬者涌过街道。全年都有节日，为他们从意大利带来的所有各类圣者游行，成百上千的群众敬奉他们社会特有的圣者，盛装出行，举着绣着圣者图像的旗子，抬像和拆车胎的铁撬般大小的蜡烛。圣诞节时会抬出圣露西教堂中的基督诞生像，是那不勒斯一处村庄的圣像复制品，玛丽、约瑟夫和襁褓中的基督旁还有一百座意大利人的小雕像。意大利风笛伴着婴儿基督的石膏像并行，基督像后的游行队伍唱着意大利语圣诞歌。外面沿街有小贩卖圣诞晚餐用的鳗鱼。人们因为宗教信仰成群结队地出来，将美元钞票粘满不知什么圣者的石膏像的长袍，像抛彩带般自窗口掷出花瓣。甚至把鸟放出笼子，鸽子在人群上空疯狂地从一根电线杆飞向另一根电线杆。圣徒节那日，鸽子一定是许愿说过它们还从未见过鸟笼外面的世界呢。
“圣马丁节那天，这些意大利人把几个小女孩打扮成天使。他们把女孩束在绳子上，从街道两侧的太平梯上荡到人群上方。瘦瘦小小的女孩子，白色长袍，戴着花环和翅膀，当她们出现在空中，哼唱着祷辞，人群惊叹着沉寂下来。女孩扮完天使以后，人群疯狂了。就是这种时候他们放飞鸽子，点燃烟花，有人也许炸飞了几个手指住进医院。
“因此，刺激的奇观异景对一区的意大利人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小丑，家乡式的胡闹，喧哗，打闹，花样繁多的把戏——并不新鲜。葬礼当然也不新鲜。流感肆虐时，死去的人如此之多，棺材只得排到街上。一九一八年。丧葬店应付不了这么多生意。整日都有从圣露西教堂开始的送葬队伍走过几里路去往圣墓园。有婴儿的小棺材。要等着轮到自己来火葬自己的孩子——要等着让邻居先葬他们的孩子。对于孩子，是无法忘却的恐慌。然而就在流感之后两年，给那只叫吉米的金丝雀办丧事……这最妙不过了。
“那一天，每个人都忍不住大笑。只有一个人例外。艾拉是纽瓦克唯一一位不把那当作笑话的人。我无法对他讲明白。我试了，可是他理解不了。为什么呢?或许是因为他傻，又或者是因为他不傻。或许他只是先天没有那份狂欢的心态——也许信仰乌托邦的人不具有那种天赋。又或者是因为我们的母亲在几个月前才去世，我们经过了自家的葬礼，那个葬礼，艾拉不想参加。他想到街上去踢球。他求我不要让他换下外套到墓园去，他试过藏在壁橱里。不过最终他还是和我们一起去了。父亲决意要他去。在墓园，他站在那里，看我们将她下葬，但是他不肯拉我的手或让我用胳膊拥住他。他就是对拉比皱着眉头。怒目而视。不让人碰。不要人安慰。也没哭，一滴眼泪都没有。太愤怒了，无泪可流。
“可是，金丝雀死了，葬礼上的人都笑个不停，只有艾拉除外。艾拉对吉米的认识只是在去学校的路上经过鞋匠的店时，隔着窗子看看吉米的笼子。我想他从没进过那家店，然而，除了鲁索曼诺，他是在场者中唯一落泪的人。
“当我也开始笑起来，因为确实是滑稽，内森，十分滑稽，艾拉完全失去了控制。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艾拉那样。他开始挥着拳头，对我大叫。就算是在那时，他也个头不小了，我压不住他，突然间他挥拳击向我们边上几个正笑得不行的孩子，我俯下身要把他拖起来，不能让他就被这一整帮孩子打死，他的一只拳头落在我的鼻子上。他打断了我的鼻梁，七岁大的孩子。我流血了，该死的鼻梁显然是断了，于是艾拉逃走了。
“直到次日我们才找到他。他睡在克利夫顿道的酿酒厂后院。这不是头一回了。在后院，装卸台的下面。早上父亲在那里找到他。他拽着他的后衣领，一直拖到学校，拖进艾拉的班级教室，他们已经开始上课了。孩子们看到艾拉身上穿着他昨晚一直穿着睡觉的肮脏的外衣，被爸爸丢进教室，就开始‘呜——呜’地叫起来，随后的几个月，这就成了艾拉的绰号。呜——呜·林戈尔德。在金丝雀葬礼上哭鼻子的犹太小孩。
“幸好，艾拉总比同龄人块头大，而且他体格壮，会踢球。要不是他的视力，艾拉会成为运动明星。他在邻里间赢得的尊重都来自他的球技。但是打架呢?从那时起他老是打架。从那时起他开始变得过激。
“你知道，我们很幸运，我们没有在三区和贫穷的犹太人一起长大。艾拉在一区长大，对那些意大利人来说，总是个好挑衅的犹太种外人。因此，不论他个头多大，有多壮，多么好斗，博亚尔多决不会将他当作当地具黑手党潜质的人才。而在三区，犹太人中间，可能就会不一样。在那里，艾拉不会为孩子们公然排斥在群体外。仅仅凭块头他就极可能被郎吉·兹维尔曼盯上。就我所知，郎吉大艾拉十岁，很像艾拉长大后的样子：易怒，大块头，有逼人的气势，他也休了学。在巷战中无所畏惧，有威仪的面貌，又颇有头脑。偷运私酒，赌博业，开自动售货机，装卸站台，工会运动中，郎吉最终飞黄腾达。然而即便是他身居高位，与疯子西格尔、兰斯基和好运卢西亚诺搭档时，他最亲近的人仍是和他在街头一起长大的朋友，和他一样一触即怒的三区犹太男孩。尼吉·拉特金是他的专用杀手。萨姆·卡茨是他的保镖。乔治·戈尔茨坦，他的会计。比利·蒂普利兹，管彩票赌博。多克·斯泰切，是他的计算器。阿贝·卢，郎吉的表弟，为郎吉管着零售业人员联合会。天哪，还有迈耶·埃伦斯坦，另一位来自三区贫民区街头的孩子——他任纽瓦克市长时，几乎是为郎吉来管理整座城市。
“艾拉完全可能会成为郎吉的亲信，忠诚地做一份那样的活。他已够老练，可被他们招募去。这没什么异常：那些孩子就是为犯罪而养成。顺理成章的下一步。做那些非法行动正需要他们身上那种暴力作为生意手段来令人惧怕，占得上风。艾拉会由纽瓦克港做起，自快艇上卸下从加拿大私贩来的威士忌，装上郎吉的卡车，他会和郎吉一样，在西奥兰治有价值百万的豪邸，并且最终被一根绳子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