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很无常吧?你最终会成为谁，又是如何终了?仅仅因为地理上一点点差异，碰上郎吉的机会就永远没有发生在艾拉身上。借棒打郎吉对手勒索郎吉的客户，在郎吉的赌场监管赌桌，开创成功事业的机会。结果在基弗维尔特别委员会前作证两小时后回家自缢而亡的机会。艾拉遇上比他更加坚硬聪明，将对他产生大影响的人时，他已经在军队了，因此令他转变的那个人也就不是纽瓦克的流氓，而是一名共产党人，钢厂的工人。艾拉的郎吉·兹维尔曼就是约翰尼·奥戴。”

“为什么我没有在他头回来我们家住那次跟他说终止婚姻脱身出来呢?因为那婚姻，那女人，那座美丽的房子，所有那些书籍，唱片，墙上挂的绘画，她的那种生活里，处处是成功的人，优雅，风趣，教育良好的人——这都是他从未知道过的。别提什么他自己也成了名人。他有了家了。以前他从来没有过，那时他三十五岁了。三十五岁，不再住在一个单人房间里，不再在小餐馆吃饭，不再和女侍者、酒吧女，以及比她们还不如的，有些都不会写自己名字的女人睡觉。

“艾拉退伍后，刚搬去开卢麦城和奥戴住时，和一个十九岁的脱衣舞女有过一段关系。女孩名叫唐娜·琼斯。艾拉在洗衣店遇到她。起先以为她是本地的高中生，有一阵她也并不去纠正他。她身材娇小，爱吵架，吵吵闹闹的，挺坚韧。至少表面是粗硬的。她是制造玩乐的小工厂。这孩子一直把手放在阴部。

“唐娜来自密歇根湖边一处名叫本顿港的度假小镇。在本顿港，夏季时，唐娜在临湖的一家旅馆工作。她十六岁，整理房间，怀了芝加哥来的某个房客的孩子。是哪一位的她不知道。足月生出孩子，交给别人收养，背着不好的名声离开小镇，最后在开卢麦城一处下等酒吧做了脱衣舞女。

“周日，艾拉不出外为工会扮演阿贝·林肯时，他常借奥戴的车带唐娜去本顿港看望她母亲。她母亲在一家生产糖果的工厂做工，这些糖果卖给本顿港大街上的度假者。度假糖果。软糖很出名，用船运往整个中西部地区。艾拉开始和开糖厂的家伙聊上了。他看着他们如何生产糖果，不多久，他就写信给我说要和唐娜结婚，用他余下的退伍津贴入股那家伙的生意。他回家时在兵船上赌双骰赢了几千块钱——这些都可以拿来做糖果生意。那年圣诞他给洛兰寄了一个糖果礼物盒。十六种不同口味：巧克力椰子，花生酱，阿月浑子果，薄荷巧克力条，岩石路……都是新鲜的，又多奶油，直接出自密歇根本顿港糖果间。你说，还有什么比做密歇根人，在节日时将软糖包装成礼品包，寄给老伯母，距做个狂热赤色分子，决意推翻美国制度更远的呢?‘湖畔制造之糖果’，盒子上的标语。不是‘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而是‘湖畔制造之糖果’。如果艾拉和唐娜·琼斯结了婚，那就会是他赖以为生的标语。

“是奥戴，不是我，说服他放弃了唐娜。原因并不是一位在开卢麦城基努卡特俱乐部扮作‘沙利马小姐，邓肯·海因斯举荐之美味’的十九岁女孩想要做妻子和母亲有什么不妥，并非由于唐娜的父亲，失踪的琼斯先生是一名醉汉，惯于殴打妻儿；也不是因为本顿港的琼斯一家是没有知识的工人，不配被服了四年役归来的人接受并长久为之负起责任——我曾客气地要告诉他的正是这些。可是对于艾拉，凡是肯定会构成家庭不幸的因素都成了偏向唐娜的论据。劣势人群对他的诱惑。无特权者自底层奋斗向上，是无可抵御的诱惑。痛饮之下，入口是渣滓：人性于艾拉而言与艰苦不幸同义。对于艰苦，哪怕是它最鄙陋的一面，也与他血脉相牵，坚不可破。要奥戴出手才卸去了唐娜·琼斯及那十六种软糖口味无所不在的催人情欲的能力。正是奥戴正颜斥责他不该将政见个人化，而且用的不是我那套‘中产阶级’的道理。奥戴对于他敢于批评艾拉的缺点并不道歉。奥戴从未为任何事道过歉。奥戴就是把人纠正过来。

“奥戴根据自己在战前的婚姻遭遇给艾拉上了一节他称作是‘婚姻与世界革命之关系进修课程’。‘你和我跑到开卢麦城就是为了这个吗?是要开糖果厂，还是开展一场革命呢?这不是离谱荒唐的时候！就是这话，孩子！在过去十年中我们一直明白，对劳动条件而言正是生死攸关的时候！湖县的各党派各组织都集聚起来了。你看着吧。如果我们能守住这里，如果没有人中途逃脱，那么他妈的，铁人，一年，最多两年，这些厂子就是我们的了！’

“于是，八个月后吧，艾拉对唐娜说都结束了，她吞了些药，试了试自杀。大约一个月后——唐娜那时回到了基努卡特，又找了新男友——她久已失踪的父亲带着唐娜的一位兄弟上艾拉家说要为艾拉对他女儿的所作所为教训一顿艾拉。艾拉在门口和他们两个搏斗，那父亲掏出一把刀子，奥戴挥出一拳，打碎了这混蛋的下巴，抓住刀子……这就是艾拉要结婚成为其一员的第一个家庭。

“从如此的胡闹中脱身出来通常不易。但是到1948年，小唐娜的假想救主已成了《自由勇敢者》中的铁林，已信心十足预备好来犯下一个大错误。你该听听他听说伊夫怀孕后都说了什么。孩子。属于自己的家。而且不是和他哥哥不赞同的脱衣舞娘，而是和美国广播界为人喜爱的知名女演员。这是他遇到的最了不起的事。他从来未曾有过如此稳固的地位。他简直无法相信。两年了——又有了孩子！这男人不再是暂时、无常的了。”

“她怀孕了?什么时候?”

“他们结婚以后。只怀了十周的时间。他就是为此到我这里来，又碰上了你。她已经决定要堕胎。”

我们坐在屋外露台上，面对池塘，眺望横亘在西方的一列山。我一个人住在这里，房子小，有一间是我写作就餐的房间——带浴室的工作间，一角凹进去是厨房，石头壁炉与一壁书籍成直角，一排五扇12/12格的拉窗俯瞰之下是广阔的干草地，一队有防护作用的老枫树将我与土路隔开。另一处房间是卧室，大小适中，样子质朴，一张单人床，一张梳妆台，烧木柴的暖炉，屋子四角竖着裸露在外的老式木梁。还有更多的书架，我坐着读书的安乐椅，一张小写字台，拉开西墙上的玻璃滑门就是露台，晚餐前我和默里坐在那里每人喝了一杯马提尼。我已买下这房子，给它装上御寒设备——这本来是人家避暑的小屋——六十岁了自己住到这里来，大致是远离了人群。那是四年前了。尽管这样素朴的日子并不总合人心意，没有了通常构成人类生存的各类活动，但我相信我做了危害最小的选择。不过我的离群索居并不是我要讲的故事。不管怎样说都不是个故事。我到这里来是因为不想再有故事。我已有过我的经历。

我不知道默里这时是否认出我的房子正是仿造向特拉华峡谷泽西州一侧的那间两室木屋，那里是艾拉所爱的归隐处，恰巧在1949年到1950年的夏天，我去那里和他度过一周，初次体味到美国的乡村生活。第一次单独和艾拉住那木屋我就很喜欢，等看到这处房子，我即刻想到了他的住处。尽管我一直找的是较大较传统的房子，但还是立刻买了下来。房间大小与艾拉的大致相同，布局也相仿。长椭圆形的池塘尺寸与他那里的差不多，距后门的距离也是如此。虽说我的房子光线明亮得多，随时光逝去，他那里斑驳的松木板墙几近黑色，房梁架起的屋顶很低（对他而言是低得离谱），窗户小，又不多——但与他的一样是建在土路旁，若从外观看来并无那种标示着“隐者在此——退后”的灰黯倾颓摇摇似倒之感。并无穿过干草田的小径通向锁着的前门，房主的心境由此可见一斑。有一条车行土路通过来，转过弯，绕到房子的工作室一侧，有一处敞开的小屋，冬天我把车停在里面。屋子的木结构建得早，已是摇摇欲坠，这房子完全可以是直接自艾拉那杂草丛生的八英亩地上搬来的。

艾拉木屋观念的影响何以会如此持久?应该说是最初的印象——尤其是独立自主的概念——确实顽固地存留下来，不论生活之中充斥着赐福抑或打击。毕竟木屋的概念并不是艾拉的。它有历史。是卢梭的。是梭罗的。原始小屋之缓和掩蔽作用。来到这里卸除一切回至根本，回到这里——即令恰巧它并不是你本来的地方——去除污秽，免除纷争。来到这里，脱去衣物，全部卸去，穿过的制服，着过的戏装，褪去憔悴愤恨，与这世界之满足之抗争，除去对世界的操纵及它对你的粗暴对待。老去时即离开，到树林中去——东方哲学多有这样的主旨，道家思想，印度教教义，中国思想。“居于林”，人生道路上最后一站。想想那些中国绘画中山下的老人，山下独居的中国老人，自人生烦扰中退隐。曾与人生激烈角逐；如今，平静了，迈入与死亡的搏斗，终至素朴，终极之事物。

喝杯马丁尼是默里的主意。主意虽好却不太妙，因为在一个夏日将尽时分，和我喜欢的人喝上一杯，和像默里这样的人聊一聊，令我忆起了有人相伴的快乐。我曾喜欢过不少人。生活中并不淡漠，并无抽身回避……

不过我们讲的是艾拉。为何他就没有办到。

“他一直想要个男孩，”默里说。“盼着给他取个他朋友的名字。约翰尼·奥戴·林戈尔德。我和多丽丝有我们的女儿洛兰，每当他留在沙发上过夜，洛兰总能让他高兴起来。洛兰喜欢看艾拉睡觉。喜欢站在门廊看莱缪尔·格列佛睡觉。他喜欢上了这个刘海黑黑的小女孩。她也喜欢他。他到家里来的时候，她就要他和她一起玩她的俄罗斯套偶。他给她的生日礼物。知道吧，传统的戴头巾的俄罗斯女人，一模一样的一个套在另一个里面，一直到打开最中间是小核桃般大小的玩偶。他们给每个玩偶都编上故事，这些小人族在俄罗斯工作得多么辛劳。然后他就把所有的玩偶都拢在一只手里，看都看不到。就整个消失在那些阔长的手指间——修长独特的手指，帕格尼尼一定拥有那样的手指。洛兰最喜欢他这样了：最大的套偶就是这位硕大的叔叔。

“洛兰来年的生日他给她买了苏联军乐合唱团演奏的苏联歌曲集。合唱部一百多名男声，乐队还有一百人。低音部隆隆之声惊人——棒极了。她和艾拉会好好地听一阵唱片。歌是俄语的。他们一起听。艾拉扮作低音领唱演员，拟出那些不明其义的歌词的嘴型，做着‘俄罗斯式’的激烈手势，后来，到了合唱部分，洛兰就做出合唱队部分不知什么含义的歌词的口型。我的孩子明白怎样做喜剧演员。

“有一首歌她特别喜欢。也很美，令人振奋，哀伤，圣歌般的民谣，叫做《伐木者之歌》，旋律简单，背景中是俄罗斯三角琴的声音。《伐木者之歌》的英文歌词印在唱片内封面上，她默记住，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地唱，有几个月之久。

<blockquote>在家乡我听过许多歌曲——</blockquote><blockquote>快乐与忧伤之曲。</blockquote><blockquote>但我记忆深处牢牢记着一首歌：</blockquote><blockquote>就是大众工人之歌。</blockquote>

“这是独唱部分。但她最爱唱的是合唱叠歌。因为其中有‘嘿——嗬’。

<blockquote>嘿，抬起棍子，</blockquote><blockquote>嘿——嗬！</blockquote><blockquote>一起用力拉，</blockquote><blockquote>嘿——嗬！</blockquote>

“洛兰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就把空心娃娃都排成一队，放上《伐木者之歌》的唱片，她就哀伤地唱起‘嘿——嗬！嘿——嗬！’，一边把玩偶在地板上推向这边，又推向那边。”

“停一下，默里，等一等，”我说道，站起来从露台走回屋里，走进卧室，那里有激光唱机和我的老式唱机。我的大部分唱片用盒子装着存在壁橱里，不过我知道在哪一个盒子里能找到我要的。我拿出艾拉早在1948年给我的唱片，取出上面有苏联军乐合唱团演奏的《伐木者之歌》一曲的唱片，放到唱盘机上。把唱针搁在正是最后曲道前的边道上，将音量调大，这样默里可以透过将卧室与露台隔开的那扇敞开的门听到音乐，又走出去与他坐在一起。

我们在黑暗中聆听，不是我聆听他或他聆听我，而是我们两人聆听《伐木者之歌》。正如默里描述的一般：美丽，令人振奋，哀伤，圣歌般的民谣。除了老唱片残旧的表面发出啪啪的声音——连绵往复，像夏日乡间某种夜间的自然声音——这首歌曲仿佛自久远的历史过往向我们穿越而来。完全不同于躺在露台上听收音机上直播周六晚的现场坦格伍德音乐会。“嘿——嗬！嘿——嗬！”发自遥远的空间和时间，将那些迷狂的革命日子留存在幻觉中，那时人人渴求变革，计划着，天真地——痴狂地，无可饶恕地——低估了人类会如何损毁它最崇高的理想并将其变为可悲的闹剧。嘿——嗬！嘿——嗬！仿佛人性之狡猾、软弱、愚笨与堕落在合众之力前，在人民合力拖曳由此获得新生灭除不公平前决无一丝胜机可言。嘿——嗬。

《伐木者之歌》放完了，默里不语，我又开始听到本来在聆听他时我滤除掉的一切：青蛙的咕噜声，火车沿家东边长满芦苇的沼泽地边上的铁轨哐啷哐啷远去，那里的鹪鹩以啭鸣之声相伴。还有抑郁躁狂的潜鸟的哭声和笑声。每隔几分钟传来远处枭的嘶叫声，自始至终不间断的是新英格兰西部蟋蟀群唱着巴尔托克的蟋蟀曲。一只浣熊在附近的树林中吱吱叫，随着时光推移，我甚至认为听到在林间溪流汇入我家池塘处有河狸在啃噬树木。一群鹿一定是为寂静蒙骗，走得离房子太近了，因为突然间——那鹿已觉察出我们——迅疾听到它们逃遁时特有的声音：呼哧气喘，四蹄踏击，跳跃着远去了。它们的身体优美地直冲入灌木丛，接着，依稀可辨它们奔跑逃命而去。只听得见默里细沉的呼吸，老人均匀的呼吸声。

他再张口说话时一定已过去了半个小时。唱盘机的唱臂仍未回到起点，眼下我也能听到唱针在标签顶上呼呼划动。我没有进屋去弄好它，怕打断讲故事的人的沉寂并使他的沉寂厚重起来。我想，要过多久他才会再说话，他是否也就可能再不说什么，而是站起身要我开车送他回宿舍——是不是他脑中已放开了缰绳的念头，无论是何样的，他都要好好睡上一整晚才可平息。

然而，默里轻轻笑了，终于说道，“这让我难过了。”

“是吗?为什么?”

“我想我的女儿了。”

“她在哪里呢?”

“洛兰死了。”

“什么时候的事?”

“洛兰死于二十六年前。1971年。三十岁上死的，留下她丈夫和两个孩子。脑膜炎，突然就死了。”

“多丽丝也去世了。”

“多丽丝?当然。”

我走到卧室去移开唱针，放回到原位。“还要再听吗?”我对默里喊道。

这次他纵声笑道，“是要看看我能受得了多少吗?内森，你有些高估了我的力量了。《伐木者之歌》这曲子我已经应付不了了。”

“我还不能肯定呢，”我说，走回屋外，坐在椅中，“你在跟我说——?”

“我在跟你说……我在跟你说……对了。说艾拉被电台解雇后，洛兰很沮丧。她只有九岁或十岁吧，但是她发火了。艾拉因为是共产党而被开除以后，她就不肯向国旗敬礼了。”

“是美国国旗吗?是在哪里呢?”

“在学校，”默里说。“还能在什么地方向国旗敬礼呢?老师要保护她，把她拉到一边说你必须向国旗敬礼。可这孩子就是不肯。火气很大。真正的林戈尔德家族的怒火。她爱叔叔。她站在他一边。”

“后来呢?”

“我和她长谈了一次，她又向国旗敬礼了。”

“你都和她谈了什么?”

“我告诉她我也爱我的弟弟。我也不觉得那事是公正的。我告诉她我和她想的一样，因为人的政治信仰而遭解雇是极端错误的。我相信思想自由。绝对的思想自由。但是我告诉她不应该去找事来斗争。那并不重要。你要达到什么呢?你会赢得什么?我告诉她，不要做无把握甚至无价值之斗争。我告诉她慷慨激昂的言辞存在什么问题，过去我常要对弟弟说明这一点，从他孩提时就要说明，全是为了他好。有价值的并不在于愤怒，重要的是要为正确的事由愤怒。我告诉她，要从达尔文论的视角来看待这问题。愤怒是令你有力。这是它具有存在意义的作用。正是因为如此，它才被赐予给你。倘若它令你无力，就要像丢掉烫手的热山芋一样丢弃它。”

默里·林戈尔德五十多年前做我老师的时候喜欢渲染强调事物，上课像演一出戏，用许多小手法让我们保持注意力集中。教书对他而言是富含激情的职业，他又是个易激动的人。可是如今，虽说他无论如何并不是活力耗尽了的老人，却不再认为有何必要竭尽全力阐明他的意思，他现在是接近全然不动感情。他的语调多少有些平坦温和——无意以声音、面容或手势来明显地表现并由此引导你（或是误导你），即便是在唱到“嘿——嗬。嘿——嗬。”时也是如此。

他的骨架如今看去多么弱小。然而其中蕴含着九十年的过往。这身体里放着的，有许多许多。所有逝去的人都在他心里，比如，他们的事，他们做错的事，汇集上所有你永远无法确认的事情，不能解答的问题……给了他一项艰难的任务：公正地判断，讲出故事而不带过多过错。

我们知道，时光在到了尽头时走得非常快，但默里到了那尽头近处已如此之久，以至当他那样讲起话，耐心，恰当地，有种泰然——只间或停下，全神贯注地啜一口马丁尼——我觉得时光已被他消融，他不再是活在时光中，而是独独活在他自己的身体之中。身为认真尽责的教师、公民和顾家男人的积极的生活是为了抵达无欲无情状态的一场长期战役。并非事事都未持久。皆能持久，即使是毫不宽恕地鄙视可鄙之物。

依我看，在默里·林戈尔德这里，我以为，人性中的不满是遇到了对手。他已脱离了人性中的不满。万物逝去后存留下来的是恬淡律己的哀伤。这是一种冷却。有太久的炽热，生命中一切都如此强烈，然后一点点隐去，接着是冷却，再后来即是灰烬。最初教给我如何与书籍搏斗的人如今又回来教给我如何与人的老去抗击。

而这是一种崇高的惊人技艺，因为再没什么比拥有过丰实的生命可以教你更加不去理会上年纪这回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