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拉蒙已经在斯托克俱乐部为帕梅拉、罗莎琳德和他自己订了位，当他请西尔菲德加入时，神情茫然不慌不忙地，以一种上层阶级类似于礼貌的习惯，转过来对我发出邀请。“请你，先生，”他说，“也作为我的客人来吧。”

“我不能，不行——”我说道，但是没有解释说——我知道我该说，不得不说，必须说出来……因为我知道艾拉会这么做的——“我不赞同你们或是你们这类人！”但是我没有，反倒加一句，“谢谢。仍然很感谢，”我转过身，好像在逃避一场瘟疫而不是一次给一位萌芽中的作家看看舍曼·比林斯利著名的斯托克俱乐部和沃尔特·温切尔曾坐过的桌子的大好机会，急急逃离了我所看见过的头一位有钱人炫示的诱惑。

我一个人跑到二楼的客用卧房，从堆在双人床上的几十件衣服底下找到了我的外套，在那里，我碰上了阿瑟·索科洛，据艾拉说他已读过我的剧本。在艾拉书房里，艾拉简短朗诵过后，我太怕羞，没有和他说上一句话，而他在忙着翻看那本有关林肯的书，看上去也不像有话要对我说。不过，在宴会中有几次我无意听到他对客厅里某个人激愤地说的话。“那真他妈让我生气，”我听到他说。“我在激情之下坐下来，一夜间完成了这部作品。”；我听到他说，“发展前途是无限的。有股自由的气氛，积极开辟新领域的氛围”；接着我听到他大笑着说，“哈，他们用让我做广播上排名第一的节目来诱惑……”对我的映象是我好像邂逅了绝对必要的真理。

我有意在屋里能听到索科洛讲话的范围内四处走动，听他对几个女人讲起他打算为艾拉写一个剧本，是一场独角戏，不是基于亚伯拉罕·林肯的演讲，而是基于他的整个一生，从生到死，听到这里，我对自己想过怎样的一生有了一个概念，从来不曾如此清晰明确。“第一次就任演说，葛底斯堡演讲，第二次就任演说——这不是故事。这是修辞罢了。我要艾拉讲个故事。讲一讲有多艰难：没受学校教育，愚蠢的父亲，可怕的继母，法律合伙人，和道格拉斯竞选，落败，他那个神经质的购物狂妻子，无情地失去儿子——威利的死——来自各方面的谴责，自他就任那一刻起每日的政治攻击。战争残忍，将军们无能，废除奴隶制宣言，胜利了，保存了联盟，解放了黑人——然后，是永远改变了这个国家的那次暗杀。对一名演员而言非常棒的素材。三小时。没有间歇。让他们坐在那里说不出话。让他们哀伤吧，为如果他完成第二任任期，监督南部重建，美国今日会是什么样子而哀伤吧，为黑人以及白人哀伤吧。我想了不少这个人的事。被一名演员杀死。还有谁呢?”他大笑。“还有谁会如此愚蠢竟去杀亚伯拉罕·林肯?艾拉能一个人在上头演三个小时吗?演说家那一套——这一点我们知道他能做到。不然，我们就一起干，他会演好：一名满腹智慧谋略和知识却受到多重困扰的领袖，坚强勇敢和易怒消沉交替的大个子，而且，”索科洛说道，又笑了，“还未被告知他正是人们纪念的‘林肯’。”

这时索科洛只是微笑了笑，用让我惊讶的柔和嗓音对着我说，“年轻的朱克曼先生。今晚对你一定是不太一般吧。”我点点头，发觉自己张口结舌，就是问不出口他对我可有什么建议或是对我的剧本有何批评。依我对现实的完善认识（对十五岁的孩子来说），阿瑟·索科洛还没看过那剧本。

我拿着外套走出卧室，看到卡特里娜·范塔索·格兰特从浴室那边朝我走过来。在我的年纪我个子算高了，但是她穿着高跟鞋高高超出我许多，不过也许是我即便高出一英寸，也仍旧会被她的气势镇住，从而觉得她把她自己当作某种最高傲的代表。事情如此不由自主地发生了，我简直不能理解为何我该去憎恨并且是毫不费力地去憎恨的这个人在近处看来竟可以如此令人注目。蹩脚的作家，支持佛朗哥，反对苏联，这时正需要我显出厌恶来了，可我的憎恶却在哪里呢?我听到自己说，“格兰特夫人吗?您能不能给我妈妈签个名?”我真是奇怪自己突然间成了什么了，要不就是有什么幻觉了。这比我在古巴烟草大亨那里的表现还差劲。

格兰特夫人对我笑了笑，提出了她对我实在身份的推测，以此说明何以我会在这所高贵的房子里。“你不是西尔菲德的小伙子吗?”

我想都没想就扯了个谎。“是的，”我说。我不知道我外表看上去够年纪了，不过也许十多岁的男孩正是西尔菲德的专好。又或者格兰特夫人仍把西尔菲德当成个孩子。又或者她看到西尔菲德吻了我的鼻子，以为那一吻就可够我们两个凑合着用了，不像亚伯拉德要占有艾洛伊斯十一次。

“你也是音乐家?”

“是，”我说。

“你演奏什么乐器?”

“一样。竖琴。”

“对男孩来说不是有些稀罕吗?”

“不会。”

“我写在什么上面呢?”她问道。

“我钱包里有一张纸——”但接着我想起钱包里头别着“选华莱士做总统”的徽章，有两个月我每天都把它别在衬衫口袋上去学校，竞选惨败后我也不愿舍弃它。现在每次从钱包里找钱付款时都把它一闪，好像警察的徽章。“我忘带钱包了，”我说。

她从一只手拎着的饰有小珠的包里取出一本记事簿和一枝银笔。“你妈妈的名字是什么?”

她问得够亲切的了，可我就是不能告诉她。

“你不记得吗?”她说，并无恶意地微笑着。

“就你的名字吧。就够了。请吧。”

她一边写着，对我说，“年轻人，你是什么出身?”

一开始我没明白她是问我属于人的哪一个分支。“出身”这个词很费解——然后就不难了。我回答时并没有幽默的打算，“我没有出身。”

可为什么在我看来她比伊夫·弗雷姆还要出名也更吓人呢?特别是在西尔菲德详尽分析过她和她丈夫之后，我怎能如此不知所措战战兢兢跟她说话，语气像个傻子似的?

当然是因为她的力量，名人的力量；她还分享着她丈夫的能力，布赖登·格兰特只在广播里说上几句或是专栏中评上一句——专栏里用一个省略号——就能制造或是破坏娱乐界的成就。而她呢，人们总是对着她微笑，致谢，拥抱，又憎恨，这样的人拥有让人恐惧的力量。

但是我为什么讨好她呢?我又不在娱乐界。我能得到或者失去什么?不消一分钟我就背弃了所有的原则信仰和忠诚。要不是她已经仁慈地签好名回到了宴会上，我还会接着如此下去。我只需不理睬她就是了，因为在我为母亲向她要签名之前她并未注意到我。但是我母亲并不是收集签名的人，也没人要我撒谎奉承她。这只不过是最方便做的事。比方便还糟。是下意识的。

“不要丢失了勇气，”保罗·罗布森曾在清真寺剧院后台告诫过我。我骄傲地与他握了手，现在我已经失去了，头一回。丢得毫无意义。没被拖进警察局遭到警棒殴打。只是拿着外套走到门厅。就这样，小汤姆·潘恩就离了轨。

我顺楼梯下去，心里充满对自己的厌恶，人年轻时总以为说什么就得是什么。我愿付出一切代价来倒回去设法让她得到她该得的待遇——就是因为我实际表现得如此差劲。不久我崇拜的人就会为我做到这一点，却丝毫不带有我那种过分的礼貌，不会让它冲淡了他无所顾忌的敌意。艾拉会把我略去不曾说出的全弥补回来，而且还不止如此。

我在地下室的厨房里找到艾拉，他正擦干餐盘，给我们上过菜的女佣旺德鲁斯和一位与我年纪相仿的女孩在大洗碗槽里洗餐盘，后来知道那女孩是她的女儿，叫马娃。我走进去时，旺德鲁斯正对艾拉说，“我不想浪费我的选票，林戈尔德先生。我不想浪费我珍贵的选票。”

“你和她说说，”艾拉对我说。“这女人不相信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跟她说说民主党。我不明白一个黑人女性怎么会认为民主党会不再对黑人背信弃义。不知道谁告诉她的，她怎么会信他的。谁告诉你的，旺德鲁斯?我没说过。该死，六个月前我对你说——你们那些意志薄弱的民主党自由派，他们不会结束对黑人的歧视。他们不是也从来不曾是黑人的伙伴！选举中只有一个党派是黑人可以投票的，为受压迫者而斗争的党派，致力于将这个国家的黑人变成一等公民的党派。但不是哈里·杜鲁门的民主党！”

“我不能把选票扔掉，林戈尔德先生。就等于是这么做。丢到阴沟里去了。”

“进步党提名的黑人公职候选人比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党派都多——进步党候选人名单上有五十位重要国家部局职位的黑人候选人！这些职位从来没有提名过黑人做候选人，更不用说真的任职！这是把选票扔到阴沟里吗?该死，别侮辱你的智力吧，也别侮辱了我的。想到黑人里头不只是你不去思考自己正做的事，我就气愤极了。”

“很抱歉，但是像那人输得那么惨，他这样的人为我们做不了什么。我们总得想法活下去吧。”

“啊，你才没做什么。比这还差。你投的选票是要重新赋予这些人权力，让他们给你们带来种族隔离、不公正和私刑，还有就是只要你活着，就收你的人头税。只要马娃还活着。马娃的孩子们还活着。告诉她，内森。你遇见过保罗·罗布森。他遇见过保罗·罗布森，旺德鲁斯。在我来说，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黑人。保罗·罗布森和他握了手，他和你说了什么，内森?告诉旺德鲁斯他和你说过什么。”

“他说，‘不要丢失了勇气。’”

“你丢的就是这个，旺德鲁斯。你在投票间丢失了勇气。我对你感到惊讶。”

“是啊，”她说道，“你们都可以想等就等，可我们总要想法过下去。”

“你让我失望。更糟的是，你让马娃失望。你让马娃的孩子们失望了。我不理解，永远不会理解。不，我不明白这个国家的劳动人民！我痛恨的是听这些不知道如何为他们自己利益投票的人说话！我要把这盘子扔了，旺德鲁斯！”

“想做什么就做吧，林戈尔德先生。又不是我的盘子。”

“我真气黑人社会，气他们对亨利·华莱士所做过和没做过的，气他们没去为自己做的，我真想砸了这盘子！”

“晚安，艾拉，”我说，艾拉正站着，扬言要砸了他快擦干的餐盘。“我得回家了。”

就在此时，楼梯顶部过道上传来伊夫·弗雷姆的声音：“来和格兰特夫妇道声再见吧，亲爱的。”

艾拉装没听见，转身对着旺德鲁斯。“许多都是漂亮的言辞，旺德鲁斯，在新世界处处遭到人们取笑——”

“艾拉?格兰特夫妇要走了。上来跟他们说再见吧。”

突然他真的把盘子扔了，就让它飞了出去。撞到墙上，马娃喊了一声“妈妈！”，旺德鲁斯只是耸耸肩——就连反对歧视黑人的白人也没理性，她不奇怪——她开始捡起碎片，艾拉手里拿着擦碟子的毛巾，朝楼梯快步跑去，一步跨三个台阶，大声喊着，要让楼上的人也能听见。“我不明白，你有选择的自由，生活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按说没人强迫你做任何事情，怎么就有人会和那个狗纳粹凶手一块吃晚饭?他们怎么这样?有谁强迫他们坐下来陪一个终其一生来改进杀人武器的人吗?”

我就跟在他身后。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后来我看到他冲着布赖登·格兰特去了，布赖登正站在门廊里，穿着软领长大衣，围着丝绸围巾，一只手拿着帽子。格兰特四方脸，下巴突出，一头让人艳羡的浓密的柔软银发，五十岁了，身体结实，但正因为他如此有魅力，仍然看上去有些松懈感。

艾拉直冲着布赖登·格兰特走过去，直到他们两张脸相距仅几寸才停下。

“格兰特，”他对他说。“格兰特，是吗?这不是你的名字吗?你是个大学生，格兰特。哈佛的，格兰特。哈佛生，赫斯特报系的人，你也是格兰特家族的！你该懂的比A B C字母多点吧。看你写的垃圾我知道你的伎俩就是毫无信仰，可是你难道就对所有的事都没有一点信仰吗?”

“艾拉！别说了！”伊夫·弗雷姆手遮着脸，脸上没有一点血色，接着她的手抓着艾拉的胳膊。“布赖登，”她喊道，回头无助地望着，同时要把艾拉推倒客厅里去，“我非常，非常——我不知道——”

但是艾拉一下就把她推开，说道，“我重复一遍：格兰特，你是不是什么信仰都没有?”

“这不是你最好的一面，艾拉。你没显露你最好的一面。”格兰特的语气是高高在上的，他很年轻时就学会了不要屈尊对着社会地位低于自己的人为自己口头辩护。“晚安，各位，”他对还在屋里的十几个客人说道。他们已聚到门廊里来看是什么骚动。“晚安，亲爱的伊夫，”格兰特说道，对她飞吻一下，转身打开通向大街的门，挽着妻子的胳膊准备离开。

“维尔纳·冯·布劳恩！”艾拉对他大喊。“纳粹狗杂种工程师。卑鄙的纳粹杂种。你和他坐在一块，和他共进晚餐。真的还是假的?”

格兰特笑了笑，完全把自己控制得好好的，平静的语调中只露出那么一丝警告的意思，对艾拉说，“您这样太鲁莽了，先生。”

“你请这个纳粹在你家里吃饭。真的还是假的?制造杀人武器的人已经够坏了，但是你这位朋友还是希特勒的朋友，格兰特。为阿道夫·希特勒工作。或许你从没听说过这些，因为他要杀的人不是格兰特家的，格兰特。他们要杀的是我这样的人！”

卡特里娜站在她丈夫旁一直盯着艾拉，此时她来代他回答了。只要听过一早上《范塔索和格兰特》节目的人就能猜得出卡特里娜常代他回答问题。由此他维持了专横的风度，又满足了她不加掩饰的对高居人上的渴望。布赖登显然是认为他如果少说话，让内心向外流露出一种权威，会让自己更具恐吓感，而卡特里娜的吓人之处——与艾拉有些相像——则来自她的什么都说出来。

“你大叫大嚷的没一点有意义的。”卡特里娜嘴张得很大，然而——如今我注意到——她说话时只用那么一个小洞，嘴唇中央一个洞，不过一滴咳嗽水那么大小。就经过这个小洞她挤出为她丈夫辩护的那些火辣辣的小针。他们对阵的魔力落在了她身上——这是一场战争——即使面对一位六尺六寸高的大家伙，她看上去也确实威严得仿佛雕塑一般。“你是个无知的人，天真，粗鲁，满腹牢骚，头脑简单，骄傲自负，你是个笨蛋，你不了解事实，不了解现实，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现在不明白，也永远不会明白！你只知道机械地重复《每日工人报》上的一套！”

“你请来吃饭的客人冯·布劳恩，”艾拉也喊道，“杀的美国人还不够多吗?现在他要为美国人去杀俄罗斯人?太好了！让我们为赫斯特先生、戴斯先生和全国工厂主联合会去消灭共产党吧。这个纳粹根本不在乎他杀了谁，只要他拿到报酬，得到敬奉——”

伊夫尖叫一声。这声尖叫不是戏剧化或有意的，但是在拥满了穿着入时的赴宴者的门廊里——终究并没有一位身着紧身衣的男士将短剑刺入了另一位身着紧身衣男士的身体内——她这声尖叫来得似乎确实过快了一些，那音高是我不论在台上还是台下曾听到过的人类发出的声音中最恐怖的。伊夫·弗雷姆在感情方面似乎要什么状态就能不费力气地达到什么状态。

“亲爱的，”卡特里娜说，走上前扶着伊夫的肩，关切地拥抱她。

“啊，别来这一套了，”艾拉说道，回身走下楼梯到厨房去。“亲爱的很好。”

“她不好，”卡特里娜说，“她也不该感觉好。这房子不是政治聚会厅，”卡特里娜在他身后喊道，“不是政治犯的聚会场所！你偏要每次鼓动你蛊惑人心的嘴巴掀翻这屋顶，偏要往一个美丽文明的家里拉进你共产党的——”

他立刻又回到楼梯井上，大喊，“这是民主，格兰特夫人！我的信仰是我的信仰。如果你要知道艾拉·林戈尔德的信仰，只需问他就是了。我才不管你喜不喜欢我的信仰或者我。这是我的信仰，我才不管有没有人喜欢！可是，你的丈夫是从法西斯那里拿薪水的，所以有任何人敢斗胆说法西斯不爱听的话，就成了‘共产党，共产党，我们文明的家里有共产党’。但是如果你的思维足够灵活，知道在民主体制里共产主义哲学，任何哲学——”

这次伊夫·弗雷姆的尖叫是没有底也没有顶，表明了有生命危险的紧急状态，有效结束了所有的政治对话，随之结束的还有我在市里度过的第一个非凡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