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教育界的时髦流行词有些让人不快。我们的目标是发展“更高等的思考技巧”。学生都是“全球经济下的工作者”，需要“为就业和升学做好准备”。在这个科技友好时代，我们被告知学生都必须接受“数据驱动教学”，并且都需要成为“以依据为基础的学习者”，熟悉“关键学术概念”。然而他们的确需要想清楚——“以依据为基础的批判性思考”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更多的事情，一位大学教授极富表现力地形容道：他们需要老师去“搅和他们”。她说这话的意思是，不应该让学生舒舒服服的。应该给他们思考和求知的渴望，要求他们提出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单单抓着一支笔在纸上照搬“正确”答案。

我最近偶然看到了一位名叫科琳·邦迪的语文老师写的文章，她参加了为实施《共同核心》而办的培训课程，用麦肯锡式的术语来说即是一个“教学范本”，我这才开始更清楚地了解到，为何小说会被边缘化、被认为不合标准：小说太主观了，不够“以依据为基础”。给九年级和十年级上《葛底斯堡演说》的教学范本里有一连串“基于文本的问题”。老师们禁止跟学生讲述演说的背景，一位培训员告诉邦迪，最好给文本“一份客观冷静、严密严谨的评价”，这就是说，“我们需要‘将背景框架暂时移开’”。老师们接到指示，不能问学生他们有没有参加过葬礼这样的问题，虽然这无疑正是《葛底斯堡演说》的发表场合。这样的问题触及了“个人体验和观点”，是不应该问的问题。在一系列步骤中，引用大卫·科尔曼的话说是，学生们被“要求将注意力停留于文本的范围之内”，之后，就可以要求他们就演说的结构写一篇随笔。同样的枯燥方法被应用于所有“信息型”文本，他们认为，要是老师们足够严格地要求学生提取信息，学生们也足够勤奋努力地搜寻、汇集信息，文本所蕴含的“依据”就会自己说话。这种“冷静客观的阅读”，一位名叫耶利米·查菲的高中老师写道，“模拟了标准化考试的环境，考试要求学生们阅读从未见过的材料，然后回答一些关于短文的多选项问题。”他补充说，这样的“教学法让学校变得极度无聊。它不要求学生们将昨天读的东西和今天读的东西，或者语文课上读的东西和科学课上读的东西联系起来”。诚如一位批评者所抱怨的，这就是“对类固醇[106]的新批评”。

读者与文本或文本与背景之间将不再有互动，单要求学生收集客观“依据”，而所有的主观解读都不受青睐。有没有人觉得小说——恰恰充满了我们在生活中面临的无法回答的问题——就像一个没人爱的拖油瓶？我们来推敲一下这个“范本”里推荐的教学方法。在一个理想的课堂上，所有的学生读了《葛底斯堡演说》之后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吗？“依据”会把他们都指向同一个地方吗？

正如一些批评者所认为的，我们不是在应对一场由政策制定者、亿万富翁和商会共同参与的阴谋，而是在处理某种更险恶、更让人难以招架的事：摆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种危险的思维模式的产物，是一种态度，而坦白来说，它绝对是想做好事，就跟我们一样。

我们的政策制定者跟教育领域水土不服，新标准看起来就像乔治·福·巴比特先生和他那些讲求实际的好朋友思想的结合，这是巧合吗？尤其是共和党，表现得像是非要阻止奥巴马政府为少数人和穷人的教育提供资金不可，同时还要求大幅削减教育经费和全国人文学科与艺术捐赠基金会的开销，可恶至极，都不值得一争。据《高等教育》报道，在保罗·莱恩[107]最近为2015财政年度提的预算案中，他“建议大幅削减众多国内社会项目开销，包括削减‘佩尔助学金’、学生贷款和研究经费的预算等”。

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杰斐逊·博勒加德·塞申斯三世（Jefferson Beauregard Sessions III）给全国人文学科捐赠基金会的临时代理主席卡罗·沃森（Carol Watson）去了一封信，问她为何要将资金耗费在毫无价值的项目上，他列举的例证如下：“人生的意义是什么？”（24953美元）

“我们为何对过去感兴趣？”（24803美元）

“什么是好的生活以及我如何过上这样的生活？”（25000美元）

“坏人为什么坏？”（23390美元）

“什么是信仰？”（24562美元）

“什么是怪物？”（24999美元）

“人类为何写作？”（24774美元）

与此同时，佛罗里达州州长，共和党的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告诉他的选民说，他不想将资金浪费在博雅教育上，“我要把钞票花在给人们提供科学、技术、工程学、数学这些学科的学位上……这样，等他们出了学校，他们就能找到工作”。这怎么也成了奥巴马政府念叨的东西？他们本来不就很少屈尊去提自己的博雅教育建设吗？这样一种功利主义态度怎么会取代了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教育理念体现的创造性的美国实用主义？公立学校，尤其是贫困社区里的，已经面临重重压力，打算舍弃音乐、美术、文学和所有跟人文学科沾边儿的科目。但政府那尚且值得称赞的目标一直是提高这些学校的水平，为所有人提供均等的机会。要是这些科目根本就没有跟科学和数学一起教，这个目标怎么可能实现？我愤愤不平地注意到，总统在上一次的国情咨文中有意把人文学科省掉了，而数学、科学和工程学至少还有幸被提及了。

此外还有比尔·盖茨，这位慈善家的钱一直是重塑教育体制的一大要素。盖茨在一次对全美州长协会的演讲中，着重强调了用基于数据的衡量指标提高教育水平和降低中小学生教育开支的重要性，他提醒人们：“奖学金的金额跟那些真正给国家创造就业、创造收益的领域并没有对接得很好……好，过去我们可以这么说，没问题，对于这一部分，我们总体上就是要大方些。”他说，但是现在，我们应该问一句，“帮助提高就业和推动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是哪一些门类？”他对这一设问的回答也许不言而喻，但是，听到他说出这番丧失灵魂的评论我们真该觉得惊奇吗？盖茨曾发表观点：捐钱给博物馆建新的侧厅而不把钱花在预防诸如失明这样的疾病上，在道德层面上就相当于说“我们要把百分之一的这个博物馆的参观者变成盲人”。

当然了，并非所有科技型企业家的想法都跟比尔·盖茨一样。对我来说，深入了解围绕着《共同核心》的争议后，这算是一个聊可宽慰的方面：我发现有许多科技领域的人对这种观点并不苟同，而且他们认为，人文学科对他们的自我认知和职业生活都非常关键。“单有科技是不够的，这已经写在了苹果的DNA里，”史蒂夫·乔布斯说，“是技术加上博雅教育，加上人文学科，才产出了使我们心灵欢歌的果实，而后电脑时代的设备比所有事物都更真切地体现了这一点。”2005年，乔布斯面对斯坦福大学毕业班的学生发表了一个后来流传很广的著名演讲，他敦促学生们去追寻自己的热情所在。他讲述了自己因为父母难以负担高昂的学费而从当时正在上的学校辍学的经历。从此，他便跟着“好奇和直觉”走，尽管他一贫如洗，只能在朋友房间里打地铺，每周日晚上步行七英里穿过整个镇子去“克利须那神庙吃一周一次的大餐”。他做的所有事都不是有意去追求金钱或成功。他并没有在往“为升学就业做准备”这条路上走。辍学之后，他反而偷偷去蹭了一些他感兴趣但似乎毫无用处的课，比如艺术字体课。他觉得艺术字体非常迷人——“美丽、带有历史感，富有某种科学无法捕捉到的艺术灵动”。后来他设计Mac的时候，这个兴趣又变得重要起来——Mac是第一台拥有一系列优雅字体的电脑。他告诉斯坦福的学生们：“你们得找到自己钟爱的东西。”他引用了《全球概览》最后一期中的话来作为演讲结语：“保持饥渴，保持一无所知。”

比尔·盖茨冒险一搏，史蒂夫·乔布斯亦是。他们都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可以赚到那么多的钱，拥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世人于其中学到的经验应该不是简单的“辍学离校”或“多上几节电脑科学课”，而是富有创新精神，跟从自己的热情所在——如苹果所说的，“不同凡想”（Think different）。这种精神恰是《共同核心》非常缺乏的。

“人们知道如今美国高中里最流行的两种写作形式是什么吗？”《共同核心》颁布后不久，有人在一个问答会上这样煞有介事地问一群教育者。“不是个人观点阐述就是个人事件记叙。唯一的问题就是——恕我说得这么直白——这两种写作形式的唯一的问题就是，当有一天你在这世上长大成人了，你会意识到，所有人其实对你的所感所想都不屑一顾。他们关心的反倒是，你能不能基于依据提出一个观点？在你说的、想的或感受到的东西后面，有没有你能展示给我看的可证实的东西？”

这一说法我们是从《共同核心》的主要策划人大卫·科尔曼那里听到的。这种傲慢气焰部分是来自他的自视甚高的心态，科尔曼常炫耀自己的罗德奖学金，以及耶鲁、哈佛和剑桥的哲学和英语文学学历证，这些科目的教学或许存在着一些缺陷，他坚定地认为，文学对塑造将来的企业员工不够有用。这可能就是学生们如今不用读莎士比亚的一整部戏剧，而只限于读一两篇演讲的一个原因，他们真让特德·巴比特嫉妒。

《共同核心》的荒谬之处在于（因为已远远不只是讽刺了），它的主要构筑者既不是老师也不是教育者。2011年在学习协会介绍大卫·科尔曼的时候，劳伦·瑞斯尼克[108]说：“好吧，我们今晚有幸听其发言的是这样一个人。他已经实实在在地参与到了设定全国标准的每一步，但是他在这行连一张资格证都没有。他从未在小学任教过——我觉得。你懂的，其实我不是很清楚。他也从未编过一本学术刊物，但是我相信他写过学术论文。”

当真？你一定是在逗我！但是接着，科尔曼登场时愉快地认可了他的说法，他说他和新一套全国学校指导方针的其他带头制定者。

都是没资格参与开发共同标准的人，我们唯一的资格就在于我们对这一领域背后之依据的关注和掌握。换言之，恰是我们坚持，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单单说你想要或觉得孩子应该了解这些东西是不够的，你得拿出依据来支持它，坦白说就是因为我们确信，唯一把橡皮带进标准拟写室的办法就是带着背后的依据，因为否则，拟写标准的方法就是你把所有的成年人都放到一个屋子里去商量孩子应该知道些什么，那么结束会议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所有东西都包含进来。我们如今在使用的典型的州级标准就是这样制定出来的。

在他的演讲中，科尔曼先生大量使用了“依据”这个词，这让我想起了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中一所实验学校里的校长、杰出的葛擂梗使用“事实”这个词的方式。葛擂梗要他的孩子和学生们只学习事实——数学和自然科学。他的学校禁止“奇迹”和“幻想”。“现在，我要的是，事实，”他宣称，“只教这些男孩和女孩事实。生活中只需要事实。别的什么都不培养，别的通通都拔除。”

好，对于一些确凿的事实，或基于依据提论点——21世纪版的事实——我没有什么好反对的，要好好评价文学作品或其他所有事情，它们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也同意科尔曼博士说的一点，这一技巧在大多数美国大学生的论文上没有体现，这是有问题的。但是他非要表现出这样的不屑和贬低吗？一定要由他决定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学习隐喻，同义词的概念是不是“深奥难懂”吗？我们难道一定要和他一样，相信没有人应该在乎他人的所思所感吗？

“在职场里，我们很少会听到有人说，”他说出的这句话令人难忘，“‘约翰逊，我周五要一份市场分析，但在这之前，给我一篇写你童年的记叙文，要读起来引人入胜的那种。’”

[106]类固醇，体育竞赛中被频频使用的兴奋剂。

[107]保罗·莱恩（Paul Ryan），共和党国会议员。

[108]劳伦·瑞斯尼克（Lauren Resnick），教育心理学家，匹兹堡大学心理学教授。

7

好吧，我们都知道，博雅教育包含的内容比讲述童年故事要多，而且我不认为这是科尔曼想象的约翰逊或他的老板所面对的问题。要是约翰逊选择了一份他钟爱的工作，一个吸引他的、让他热情满满的行业——这会比把全世界的钱都给他更能保证他对工作的投入——可能他们双方都会好过一些。然而，不管约翰逊多长于赚钱，只因为国家给了他一份工作、一辆车、一栋房子，就让他时刻准备为国家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他会满意吗？或者在内心深处，他会不会认为，生活的物质方面比起诸如意义和成就感这些更抽象的概念来，可能是次要的？物理学家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是费尔米国家加速实验室的创始理事，该实验室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粒子加速器的所在之处。当他来到国会，申请一笔数量相当可观的拨款时，他们请他为自己的要求阐明理由，解释一下这对国防有什么贡献。“这跟保卫国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他说，“但它能让国家值得被保卫。”倘若约翰逊什么时候想研究这个国家的建国者对教育有什么要说的，他可能会觉得这句回答恰好适用。

在乔治·华盛顿卸下第一任美国总统之任并向国人致道别词时，他告诉他们，国家在这样一个好时代建立，他们应该觉得感恩，在这样的时代，他们能尽得启蒙运动余珍。大多数人得以从此前仅属于少数人的特权中受益的时代到来了。这特权包括了受教育的权利，他所指的教育既是科学教育也是博雅教育，华盛顿简要地解释道，因为“没有什么能比推广科学和文学更值得我们资助的了。知识是公共幸福的基础，这在每个国家都是最确定无疑的”。

我们的建国者多半都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于是美国第一所公立学校的赞助人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建议把学习这些“死语言”作为“法律、医学或神学”从业者的主要课程。我现在突然想到，约翰逊要是想更多地了解自己国家的创立根基，可能会想要花更多的时间阅读洛克和西塞罗，而不是“信息型文本”，比如由环保局发布的“建议保温水平”，又如拜加州入侵性植物委员会所赐的“入侵性植物详细目录”。我这么说不是要轻视环境问题，它的确是众多当下问题里的重点问题，我是想指出，假如你想让自己的孩子关爱环境，你需要教育他们，需要教给他们知识，而不单单是信息。

《共同核心》宣称希望给青少年逐渐灌输一种“批判性思考方式”，但只靠教学生解读信息型文本是培养不出这样的思考方式的。尤其是今天，只要敲几下键盘，谷歌一下，所有人都能找到几乎世界上所有事的相关信息，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甄别这些信息的细微差别，而有耐心将信息置于相关背景，或对真相足够客观、足够负责、足够热忱，不在意发现的结果对他们的信仰或短期利益可能会有何种影响的人，则少之又少。假如我们的孩子们一直未能学会如何批判地思考，你不能怪学校给他们灌输了太多诗歌或历史。其实远不是如此。你可以怪我们的文化，是它使自由思想变得代价高昂又无关紧要。你可以怪那些负担过重又拿不到应得薪水的老师，可以怪投入教育的公共资金太少，学科太少，对学问和老师的敬重太少；你还可以怪我们的文化太注重金钱、成功、娱乐，太注重将生活过得更轻松而不是更有意义。

托马斯·杰斐逊在一封给孙儿弗朗西斯·威尔斯·埃普的信中，建议他同时以希腊语和拉丁语“定期学习历史和诗歌课程”。这并不意味着杰斐逊不关心科学或公共生活的物质方面。远非如此。事实上，在1807年一封给乔·巴罗[109]的信中，他写道：“人们渐渐对运河和道路比对教育有了更多的热情。不过我希望我们能以同样快的步伐超越他们。”他知道，要是长期没有全面的教育，就可能不会再有创新和进步，也可能不会再有运河和道路了。

我不是建议大家都去读拉丁语和希腊语，或者大家都去恢复开国元勋们的教育课程，但是在精通塔西佗、维吉尔、贺拉斯和希罗多德与阅读建议保温水平之间，确实存在着很长一段距离。《共同核心》的问题是，它把所有文本都当成了简单的文本。从奥维德、《葛底斯堡演说》、《罗密欧与朱丽叶》到环保局报告，它都要求用同一种方法教，这种实践枯燥而站不住脚，完全不考虑——这连巴比特都知道——一丁点儿“想象”[110]和幻想。

[109]乔·巴罗（Joel Barlow），美国诗人、外交官、政治家。

[110]巴比特时常说人要有远见（vision），此处的想象亦即“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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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科尔曼先生口中的那位勤奋约翰逊，他听人劝告，决定不再烦躁地待在历史课堂上读指定的《葛底斯堡演说》（我猜应该是历史课，因为目前历史是重要性低人一等的科目）。他可能曾有兴趣知道，林肯的语言——这语言现在读来仍跟彼时一样鼓舞人心、让人心碎——是由于阅读了弥尔顿、莎士比亚和《圣经》的缘故才如此富有文采。唉，但是，倘若老师们一丝不苟地跟着《共同核心》制定者的指导方针走，林肯的后人们就永远不会知道这些了。而假如约翰逊能把历史课一直学下去，他可能还会了解到，走向平等与正义的每一步，从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到更晚近的同性恋权利运动，都是受这同一种精神的影响（或许“感染”这个词才更贴切）。话语、理念——它们的力量可以相当强大，至少也跟数学和科学一样强大。它们推动着人们去梦想，去做超乎寻常的事。

如果希望孩子们能学习，我们需要的就不只是严格的指导方针和“基于依据”的标准；他们需要好老师。如果想要好老师，我们就必须对他们报以尊重和感恩，在学校课程的规划和实施上给他们话语权。尽管我没有研究过教育学，但我教学生教了三十多年，我不禁以为，将艺术、音乐和虚构文学从课堂上剔除，并不是锻炼创造力和革新性，或者培养未来的投票公民的最佳方式。“教师是一种人类所知的最崇高的职业。”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如是说，他当时说的一席话如今听来是如此天真。他将教师称作“永恒的职业”，声称“政治或宗教给予我们的使命，都不如这个最基础的延展与强大人类灵魂之力量的事业来得更高尚”。

本杰明·富兰克林、亚伯拉罕·林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苏珊·B.安东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史蒂夫·乔布斯都不只是文字的编织者，不只是某个你可能会不情不愿地读一读的人——只为在期末考试考个好成绩然后继续做更好更大的事业，正如巴比特建议他的儿子特德去做的那样。他们是伟大行动的灵感，是追寻与进取的理由，是对生而为人之意义的提醒。

因为建国者基本上是一群贵族绅士，他们思考民主的方式与我们不一样确是事实，但是他们同样认为民主与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华盛顿想在首都建一所国立大学，而他的继任者约翰·亚当斯则对教育问题更加重视。在1786年一封给小马修·罗宾逊的信中，他针对罗宾逊关于“美国政务”的想法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他首先表示希望一个新时代能够到来，在这个时代里，“政府的科学和艺术”可以破除迷信和骗局，“权威”可以来自人民，而非“在奇迹与神秘之中从天而降”。亚当斯继而解释道，在这样一个时代来临之前，在所有伟大事业都未有成就之前，我们的教育体制必须有一次显著的改革，知识的普及程度必须增强，必须让社会低层的人与高层的人文化程度更接近……一国的教育，不应该限于几所教导少数人的学校和大学，为了多数人的成长和塑造，国家应投入更多的人力与财力。在另一封信中他说：“全民都应承担起全民教育事业的责任，自觉自愿地为其分担开销。每一平方英里都应该有一所学校，不是由做慈善的个人创建，而是靠人民自己的公共开支来维持。”

兰德·保罗（Rand Paul）的论点说来说去不过就是，学校很好很棒，但是不应该由联邦政府出资赞助。说到保罗参议员所代表的肯塔基州，他可能有兴趣知道，1822年，詹姆斯·麦迪逊曾赞扬过肯塔基州拨款支持全面教育体制的举措。该年8月他在一封写给威廉·泰勒·贝里的信中说：“一个大众政府，如果大众普遍缺乏知识，或没有获取知识的途径，那它不过就是一出闹剧或悲剧的序幕，或者两者皆是。知识永远都会统治无知：人民要是打算当自己的治理者，就必须用力量武装自己，而这力量只有知识能给予。”

约翰逊此时应该清楚了，繁荣与开化既是美国，也是美国梦的两大支柱，而美国实用主义最重要的成就就是认识到，这两者缺一不可。“如果一个国家想要既无知又自由地保持一种文明状态，”杰斐逊评论道，“那么它就是在期待一种从未存在过，也绝无可能出现的东西。”

“自由”和“知识”：大家会发现，共和国建国初年，这两个词被一次次反复提及。约翰逊要是发觉了建国者们多么具有远见卓识，也许会同我之前一样惊讶。他们明白工程师的价值，工程师可以搭桥修路开运河，但是他们也明白，独裁国家也可以搭桥修路开运河，他们坚信，自由社会所需要的是一群开化而有公德心的公众，能够防暴政于未然。“在专制政府之下，人民应该少受教育或不受教育，除非这教育能让他们产生一种奴性的畏惧，”丹尼尔·韦伯斯特[111]说，“知识对专制政治是致命的……在我们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掌握在人民手中，知识应通过公立学校得到普遍传播。”他相信：“知识在大量的自由民中越普及，共和国的法律就越完美。”而麦迪逊是这样说的：“有见地的制度……能启发公众思想，而后者是防范他人使用奸诈手段威胁、侵犯公共自由的最好方式。”

为什么乔尔丹诺·布鲁诺会在火刑柱上被烧死？为什么伽利略要面对宗教法庭？为什么如今拥有严格教育体制的国家，如中国、沙特阿拉伯，甚至日本，都意识到，没有更多的博雅教育，他们到了某一程度之后就不会再有进步了？为什么伊朗的最高领袖要袭击大学，发出关停大学的威胁并指控他们煽动暴乱？

对作家、哲学家、老师、音乐家或艺术家来说，表达自由就像面包和水——没有这两样东西他们活不下去。这就是为什么在每个专制社会里，他们都是头号目标，也都是最先发出声音的人。我们不该担心中国学生在数学上超越我们，或许反该庆幸，中国、沙特和其他那么多国家的人都来美国寻找创建博雅教育学院的蓝本。石油富国能从全世界买进科技，引入工程师，但是他们买不到独到的想法。这些社会所缺少的——伊朗人民受监禁、受拷打所为的，当人民谈论西方民主时暴君们所害怕的——不是技术或科学腾飞，而是一种民主文化，一种理解、尊重表达自由、思想自由和想象自由的文化。

在极权社会里，唯有那些说出了自己心声的工程师和计算机科学家才会受到监禁。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和诗人比数学家和商人多，人文学科在这些社会里比在我们的社会里远远更受重视，这也是一部分原因。但我们真的需要与极权社会的鲜明比照来提醒我们自由思想的价值吗？为什么暴君们对民主想象之危险的了解会比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对其必要性的觉察更多？

世随时易，但某些基本的人类特质是永恒的：好奇心与同理心，求知的渴望与连接彼此的渴望。这些孪生的特性是我们得以存在的方式，也是我们存活下去的手段。它们是通向知识的钥匙，不论是科学知识还是文史知识。那些将人文学科视作科技时代中的陈旧过时之物的人，或许应该看看他们自己的历史——只要相当晚近的历史，就20世纪史好了——再想想将科技与其人文意涵分离所造成的结果。

现在，或许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乔治·巴比特为什么本能地厌恶思想和虚构作品了。在小说中，当麦拉·巴比特带着最小的女儿婷卡去了东部时，巴比特发现，这么长时间以来自己第一次单独在这所房子里。他踱进女儿的房间，想找点消遣，于是发现了她的书：康拉德的《救援》（The Rescue），一本维切尔·林赛（Vachel Lindsay）的“相当蹩脚的诗歌”，一本H.L.门肯嘲讽“教堂和所有体面事物”的“很不像话的文集”。他不喜欢这些书，觉得它们有“一种反对好东西、反对得体公民行为的叛逆思想”。

人们可以理解巴比特既受自由之快乐的吸引又对其危险感到害怕的原因，自由的确有许多危险，而最好的面对危险的方式就是不逃避自由，培养思想的独立。这一种自由，恰是美国各个领域里——从工程学到文学——创造力与生命力的强大引擎。仅仅学习化学是不够的。若希望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你需要那种弥足珍贵又难以言喻的东西，它太难获得，又绝不可能训练出来：你要拥有想象力。

每一位读者与巴比特的相似之处都在于，同他一样，我们都面临着选择，从选择牙膏这样的琐碎之事，到决定要做什么，要见谁，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哪里生活或工作。选择的自由存在于每一个民主社会的核心里。要抵抗消费主义的侵袭，要抵抗女海妖让人无法抗拒的惑人歌声，我们唯一的武器就是行使行使我们的选择权。若要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就要有能力思考，反省，停下脚步，想象——因为他们打算卖给你的，不单是牙膏、除臭剂或浴室固定设备，还有下一任总统或代表、你孩子的未来、你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观。

既然大卫·科尔曼已经让这个世界到处都是约翰逊，那么我唯有希望，约翰逊可以去一些他的创造者永远都不敢去的地方，将自己从这些可恨的信息型文本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倘若约翰逊要做一个正直的好公民，那么他需要明白，参与战争对他的国家意味着什么，什么样的和平才是正义的和平。他需要深入地思考何者是道德的而何者不是，需要知道，对于关塔那摩[112]这样的越轨事件，他不能简单地将责任归于总统或国会，因为投票时，投这个或者投那个，他都有选择权；要不要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也有选择权。他可以抵制，他可以抗议，他可以发推特，但他不可以推卸责任——如果约翰逊能跟着哈克·费恩和他的后裔们走遍美国小说的想象国土，这就是他能学到的。谁知道呢，假如老板要求他干一些他认为不道德的事，他会不会也无所畏惧地告诉老板他应该去哪儿（地狱）。

撇开新课程不谈，要是他能够自由地跟着自己的好奇心走，他可能会认识到——如果曾有过一个反巴比特式的人物，那么约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的《斯通纳》中与作者同名的主角威廉·斯通纳就是了，引用他不朽的句子来说——“当他的思想关注到思想的主题，当他与他所学过的文学的力量互博，并试着理解它的本质时，他意识到自己身上发生了一种永远的改变；当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将目光从自己转向容纳着他的世界，他因而知道，他所读的弥尔顿的诗歌、培根的散文，或者本·琼森的戏剧虽都是以世界为主题，但都反过来改变了世界，而它们改变了世界，是因为它们独立于世界。”

[111]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美国政治家。

[112]关塔那摩，古巴东南部一城市。美军于此建立了关塔那摩监狱，曾发生过多起虐囚事件。

9

Paralisi Cardiaca——这是坐落于罗马市郊的厄勒克特拉医院的医疗记录中所记载的话，它解释了那位漂泊异乡的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死因。它的意思是“心脏麻痹”，贴切地描述了《巴比特》的作者，《巴比特》将《哈克贝利·费恩》完全颠倒了，在故事的矛盾冲突中，“健全的心灵”[113]输给了“残缺的良心”。大学时初次读《巴比特》时，我太执迷于显而易见的对从众性的讽刺，而没有非常留意主角内心的微弱声音。讽刺很容易体会到，但悲悯则不然。或许，嘲笑和鄙视巴比特比怜悯巴比特更让我觉得安全吧。

那时，我跟许多同龄人一样，正沉浸于前卫派的虚构作品中，它们看起来似乎更为复杂，也让人更有收获。我曾读塞缪尔·贝克特[114]和尤金·尤内斯库[115]一直读到深夜，贝克特的人物语言和思维都断断续续、杂乱无章，而尤内斯库谴责了资产阶级的从众性，他们点燃了我的想象力。但心的确在那儿，从巴比特第一次出场时就在那儿；整个故事从头至尾，我们都可以听见微弱的心跳，它反抗着不停扰乱心神的混杂噪声，证明了泽尼斯居民表面上的志得意满其实不堪一击。作者将巴比特的内心生活和外在生活、秘密的缄默和高声的宣告进行了有规律的穿插，这使《巴比特》避免了沦为一场过分简化的展览。

不似充斥着匆促言辞的外在世界，内心的语言静默而含糊。最初我们听到它是在巴比特想竭力不顾外面的喧闹继续睡的时候。他又梦到了“那位小仙女，梦里的情景比银白色大海之滨的红宝石塔还要富有诗情画意”。这个小仙女，“那么苗条，那么白净，那么急切”，“在神秘小树林那边的幽暗处”等着他，等他从“拥挤的房子”和“吵吵嚷嚷的朋友”中脱身出来。她信赖他，安慰他，高喊着，他“无忧无虑又英姿飒爽，她会等着他，他们将一起航行到远方去——”但他的浪漫思绪被打断了，生活侵扰了梦境：“送牛奶的卡车轰隆隆、当啷啷地开过来了。”

巴比特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他拥有成功、忠诚的家人、社会地位和似锦前程，为什么他还是感到如此不能餍足？这一声“为什么？”贯穿了整个故事，跟着巴比特从他的睡廊来到办公室，在一场成功但见不得人的交易之后跟他回到家里；在他和朋友愉快说笑时，在家中，在聚会上，在他完成最满意的交易的时刻，都如影随形。而他只有一种回答：“我不知道。”或许答案不过是，“那个幼时对生活信心十足的人，对新的每一天里可能发生的而又未必如此的新奇事物早已无动于衷了”。这就是心起作用的时候，它帮巴比特找到一个答案，或许也扰乱着他，扫去他那志得意满之感，提醒他，他的确是有选择的——他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

惶恐在意外之所向他袭来，就像重大的神迹显现前出现了一系列短促雷击，当时他正跟一帮好哥们和他们的妻子在一场聚会上，他们决定开一次招灵会召唤“意大利诗人”但丁，“那个走马观花地游过地狱的家伙”。突然，在“冥冥黑暗中”，这种“郁郁不乐”的情绪又出现了，朋友们消遣诗人“灵魂”的老套玩笑不再让巴比特觉得好笑。当他们在他面前显露出肤浅与无知时，他“突然对自己最信赖的朋友产生了鄙视，他为此觉得难过”。他对但丁的不朽有一丝模糊的感觉，但愿自己也读过这位过世诗人的作品。机会又一次错失，因为他知道自己永远也不会读。

那场聚会之后，他想尽办法终于说服妻子，让他跟他最好的朋友保罗去缅因州苏纳斯夸姆湖钓一次鱼，他们结婚后，那还是第一次，但他并不觉得得意。相反，“有好几个钟头，仿佛是无限长似的”，他都清醒地躺着，“怀着一种原始的恐惧而浑身颤抖；他明白他已经赢得了自由，但现在有了自由这个如此陌生而又令人如此棘手的东西，他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当妻子和婷卡一起去走亲戚时，他“可以随心所欲——可他也不大知道自己究竟想做什么”。他在安静的房子里游来荡去，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他开始觉得他所熟悉的并且身体力行的全部经商生活到头来也许都要付之东流：牧师约翰·詹尼森·德鲁博士所描绘的天堂不仅不现实，而且无聊透顶；他使劲儿赚大钱也是毫无乐趣可言。”因此，巴比特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进了“不幸的、多余的自由”，幼稚地渴望着小仙女的陪伴。

辛克莱·刘易斯给美国小说带来了一种不一样的恐惧：不是梅尔维尔的宇宙挑战，抑或霍桑的清教徒疑虑，抑或吐温笔下切实的生命危险，抑或德莱塞书中由贫困与不公带来的恐惧。他的《巴比特》是我们读到的第一部写焦虑的小说。阿尔弗雷德·卡津[116]将这种别样的恐惧描述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扎根于我们最渴望自由的每一个时刻里产生的对自由的惊恐：“刘易斯的小说中的确有一种相比福克纳这类作家或硬汉派小说家意义更重大的恐怖，因为这种恐怖内在于我们司空见惯的事物，它产生于刘易斯世界里压抑、卑劣和尖刻的玩笑，而这个世界已然侵入了他每一个毛孔。”

刘易斯跟他的主人公有一些相似之处。他在面对自己孤独的生活时，似乎也感受过同样的恐惧，不过理由截然不同。如厄普代克所说：“他疯狂的行动——所有的书、所有的演说，所有的放纵——似乎都是在反复诉说一场漫长的逃亡，一剂给美国独有的疼痛的麻醉针，这一切都要赶在他才华的最后一颗螺丝钉都无法转动之前。”

巴比特是刘易斯的一件类型不同的仿制品。他在公共生活中的形象，那些持续不断的、实则是冗长独白的对话，他的得意扬扬，他的欢乐和活力——这给很多伊迪丝·华顿这样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都是为了掩盖巨大的空虚，为了忘记芙萝冈高级社区和泽尼斯都不过是生活的装饰和道具而已，而且这生活本质上就是一场琐碎无聊的秀。就像金·凯瑞演的楚门一样，他有一种感觉，他真实的内在自我，那个他只略微见过一眼的自我，那个伪装成小仙女模样出现的自我，始终在避开他——又或许正相反，是他在避开它？

读《巴比特》的时候，我被一种喧嚣打断，它来自一个间或显得尤其像大卫·科尔曼的梦想宇宙的世界，那里的“人们其实对你的所感所想都不屑一顾”，这让我想起了在西雅图跟拉明的对话。接着我就会想到巴比特隐藏的内心，想到那个小仙女，我开始相信，那些我们所渴望的、不顾生命危险阅读的书在美国也正如在伊朗一样重要，即便并非每个人都这样觉得。

[113]此处的“心灵”与前文中的“心脏”皆为“heart”。

[114]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爱尔兰裔法国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代表作为《等待戈多》。

[115]尤金·尤内斯库（Eugène Ionesco），罗马尼亚裔法国剧作家，擅长刻画人类存在的孤独与无意义。

[116]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美国作家、文学评论家。

10

尽管如今的语文课或读书会并不怎么读辛克莱·刘易斯，但巴比特的确拥有一段寿命很长的转世。他同哈克一样，引出了各式各样的后辈——孤独、不满现状、有事业心的、有家室的男人，渴望着逃离看似让人艳羡的世俗生活的牢笼。在约翰·契弗[117]、约翰·厄普代克、理查德·福特[118]和乔纳森·弗兰岑笔下的人物中，我们都能找到以不同面目出现的他。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在凯尼恩学院做过一个毕业典礼演讲，我唯有希望，这篇演讲也能入选为要求学生阅读的信息型文本。他在演讲中提醒我们，无论是巴比特自己还是他所代表的事物，在可预见的未来里都不会消失，因而，他的生活和不餍足对我们每一个正面临选择的关键时刻的人都是借鉴：所谓的现实世界不会不让你按惯性思维去处事，因为由人、金钱和权力构成的现实世界是由于恐惧、愤怒、沮丧、渴望和自我崇拜而兴盛起来的。我们当今的文化驾驭着这些力量，让它们产生巨大的财富、舒适和个人自由。这些自由将成为我们这个只有头骨般大小的王国的主人，成为了一切创造的唯一核心。这样的自由有许多可以称道的地方。

不过当然了，自由有各种各样的类型，而最宝贵的那一种，在这个人心匮乏、成就至上、热衷炫耀的伟大的外部世界里，你不常会听到人提起。这种真正重要的自由包括了关注、认识和自律，真正关心他人，在无数的琐碎小事上，以种种默默无闻的方式，日复一日地为他人奉献。这才是真正的自由。这才是受过教育，并且明白怎样去思考。另一种选择是无意识，惯性思维，蝇营狗苟的生活，对得到和失去某些不定之物的永恒痛苦。

我知道，可能这些听上去并不有趣、令人愉快，也没有毕业演讲该有的那样启迪心灵。就我看，它只关于大写的T，即真实（Truth），而去掉了一大堆华丽的辞藻。当然，你怎样想是你的自由。但是，请不要像无视某场指手画脚的劳拉博士布道一样无视它。这些跟美德、信仰、信条或者死后的任何宏大、奇特的问题都无关。大写T的真实是关于死亡之前的人生。它指的是真正的教育中真正的价值，几乎跟知识毫无关系，但与简单的认识息息相关——认识实在且本质的事物，它们始终隐藏在我们触目可及的周围。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反反复复地提醒自己……

“一些美国艺术家的矛盾命运在于，他们渴望深刻，但又怀疑大多数深刻的东西并不存在，”厄普代克写道，“一切都是表象，且是相当虚浮的表象。”在这个表象与反映的故事中，某些人物走上了巴比特可能会选择的那条道路。他选择了那些好哥们儿的道路，但诱惑一直存在。以保罗·里斯林和塞尼卡·多恩为例，他们都是他的老同学，一个是他的挚友，另一个他虽不情愿，多少也很尊敬。

巴比特最好的朋友，多愁善感又脆弱的保罗想成为音乐家，准确来说是小提琴家，但他跟一个爱吵爱闹的姑娘结了婚，这姑娘后来变成了一个唠唠叨叨又总鄙视他的泼妇，她强迫他接手他父亲的生意：油毛毡。跟保罗在一起，巴比特就成了截然不同的一个人：温和、能照顾人，并真正关心着保罗，就像一个慈爱的哥哥。保罗是唯一了解巴比特的过往和梦想的人，巴比特曾想成为律师或者地方长官，成为穷人和受压迫者的保护人，不过这都是他跟好心又文静的麦拉结婚并成为上班族之前的事了。

一见到保罗，巴比特就“既不是睡廊里的赌气孩子，也不是早餐桌上一家的暴君；既不是莱特-珀迪洽谈时那个老奸巨猾的钱商，也不是运动俱乐部里吵吵嚷嚷的好哥们儿、爱开玩笑的人和正派人了”。他们庄严地握了握手，“笑得很腼腆，好像暌别已有三年，而不是区区三天”，他们彼此打着招呼：“喂，你怎么样，老盗马贼？”

“算还不错。你怎么样，你这个可怜的小东西？”

“我什么都很好，你这个老阔佬。”

尽管保罗和巴比特享受了一趟美妙的钓鱼之旅，有朋友的爱和支持，但他正在迅速地毁掉自己的人生。他梦想离开自己的悍妻，跟一个年老色衰的芝加哥女人发展一段婚外情，这起初让巴比特觉得很可耻。当保罗的妻子发现时，保罗试图杀了她，但只是弄伤了她，他进了监狱，之后便一命呜呼了。

渐渐地，巴比特不仅在梦中想逃离，在现实生活中也想逃离，随着故事无可挽回地向前发展，他的这种冲动变得愈加无法抗拒。在一次火车上的偶遇之后，巴比特将注意力转到了塞尼卡·多恩身上。起初他企图避开这个激进的律师，但是他渐渐意识到，多恩跟别人一样，也是个人，他喜欢跳舞，喜欢漂亮女人，不过他还喜欢看“服装行业工人在里茨旅馆开的大会，会后还有交际舞助兴。这不是很合理吗？”他这样问。

多恩让巴比特想起自己曾经的样子，他告诉巴比特，在他们学生生涯的某一个时期，巴比特和他的热忱对他来说曾是种鼓舞。多恩告诉巴比特，当时他是个“异常自由、敏锐的小伙子”。他补充说，巴比特曾告诉他自己打算做一个“律师，一无所求地为穷人打官司、对抗富人”，而他多恩，会成为一个买油画、住纽波特的“富人”。

巴比特惨痛地步了里斯林和多恩的后尘。他找到一个女人，试着去爱她，成为她世界里的一部分——那是一个叫作“大老粗”的波希米亚式团体——不料发现，她也以她的方式循规蹈矩着。接着他走了更危险的一步，他在运动俱乐部里说一些违逆众人的话，又维护那位激进律师并复述他说的话。他的朋友们开始以狐疑的眼光看他，他甚至在一次工人罢工时大胆地反对教堂并谴责了牧师的布道，这场布道的主题是“救世主如何结束罢工”。他太过张狂，以致泽尼斯最有权势的人都威胁他，如果他不改过自新，加入为了抗衡工会和工人们而成立的“良民联”，他们就让他破产，毁了他。尽管他也害怕，但他选择抵抗。此时的他受到了孤立，生意突然就不如以前红火了，蜚短流长四处都是，人们都躲着他。

巴比特的浪子回头令人惆怅的地方在于，他害怕的并非只是被那些好哥们儿摒弃，他还怕被自己的心摒弃。他对扬扬自得的妻子麦拉有一种复杂的情感，这是让他逃开又将他唤回的根本缘由。甚至在小说的开头，尽管巴比特对她态度随便又满肚子火气，但他的确感受过温柔的时刻，承认可怜的麦拉过得也并不舒心。但直到她病了，要去医院做手术了，巴比特才最终妥协了。“疾病和死亡的威胁、漫漫长夜，婚后生活所编织成的数不尽的牢固的情结，巴比特近来排遣不去的所有愤恨，以及他好不容易才度过的精神上的悲剧，立时就变得苍白无力、荒唐可笑了。”他于是“悄没声儿地回到了她身边”。

在妻子被送去医院之前，他在妻子面前跪了下来，此时，他很快清楚地知道，他“不会再有荒唐的夜晚”。他足够坦诚，他承认他会想念这样的夜晚。麦拉活下来了，那些好哥们儿回来了，浪子得到了原谅，成了多恩和那些无神论工人最激烈的批评者。罢工平息了，巴比特加入了联盟，联盟的成员都是泽尼斯最有影响力、最有权势的市民，他们都相信“美国的民主并不意味着财富的平等，不过它要求人们在思想上、服装上、绘画上、道德上和词汇上要完全相同”。

这部小说的表现方式简单而直接，时而又转入科幻小说的风格。它有某种《天外魔花》（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所具有的东西，后者的主人公最终屈服于一个外星人，外星人抽出了他的灵魂，将他变成了一个可以程序化的行尸走肉。巴比特放弃了反抗，怨愤地说：“他们打败了我，完完全全地打败了我！”小说的结尾，我们看到他鼓励自己的儿子特德，从众人所走的路上走开，追寻自己的梦想，但他承认：“我这一辈子，从没做过一件自己想做的事！”

这结局让人感到相当无力和失望。我们既不能扬扬自得地下判断说巴比特就是个恶人，也不能断定他已经改变并得到了救赎，在这两方面，我们都不会满意。特德永远不会顺服地去读莎士比亚，但他的确选择了内心渴望的东西。然而，他的选择跟他父亲的一样，都有局限性。

结局美满的美国小说如此之少。或许这并不奇怪，这个国家的《独立宣言》给公民们提供的，不是幸福的权利，而是追求幸福的权利。但一线希望还是有的，就如《了不起的盖茨比》一样，港口尽头总有绿光，因为撇开这一切，撇开他自身，巴比特的确能从众人的道路上走开，证明内心的微弱低语不可能被消声。

当巴比特和朋友们试图在聚会上召来“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灵魂时，某一瞬间，巴比特，“不知怎的，仿佛看到颤巍巍的悬崖上，有一个孤独的、峭楞楞的身影，在阴森可怖的乌云衬托下，轮廓显得格外清晰”。而这就是希望之所在：不管多少功利主义的、思想商业化的教育者想要抹除诗人的形象，让它变得无关紧要，它都会不朽地存在下去。它会在我们清醒的时候搅乱我们，在我们的梦中反复盘旋，因为诗歌，就同爱与疯狂一样，同害怕自由和追求自由的勇气一样，都是人之境况的一部分。

[117]约翰·契弗（John Cheever），美国短篇故事作家和小说家。作品有《猎鹰者监狱》《德国黑啤与百慕大洋葱》等。

[118]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美国作家，作品有《体育记者》（The Sport Writer）、《独立纪念日》（Independent Day）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