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是与神比肩，美国
我爱你，朝圣者的土地，如此种种，啊说吧，在黎明之初，你能否看到我的国家，数个世纪来了又去它已无须我们担心
你们的儿子要以每一种语言
高呼你荣耀的姓名，即便又聋又哑
苍天啊大地，上帝啊神明，天啊为何要谈论美？有什么能比这些英勇而幸福的死者更美
他们如雄狮投入到骤雨般的杀戮
他们没有停下来思考，他们死了
那么，自由的声音是否应该沉默？”他如是说。然后迅速地喝下了一杯水。
——E.E.卡明斯
1
据说马克·吐温曾说，他没有再写《哈克贝利·费恩》的续篇是因为他相当肯定，长大了的哈克会变得跟他周围的所有大人一样，而他们多半都是恶棍和小偷。哈克现实生活中的原型叫汤姆·布兰肯希普，似乎无人知道他后来的命运如何，但吐温说过（也可能是杜撰）汤姆·索亚长大后成了“体面”的人——事实上是一个地方治安官，这比恶棍和小偷也好不了多少，至少在哈克看来是如此。
在我想来，成年哈克在现实生活中有另一个原型：一个生于1885年的作家，那年《哈克贝利·费恩》在明尼苏达州索克森特首次出版。我想的是辛克莱·刘易斯，或者说哈里·辛克莱·刘易斯，他的第一任妻子和一些朋友叫他哈尔，他还有一个名字叫“红”，是因为他的发色而非政治观点，尽管他的政治立场偏左。他的父亲并不是酗酒的流浪汉，而是一个正直的医生，他自己也绝不是个流浪儿。哈尔的出生晚了哈克一代，在他成长的那个年代，哈克希望跑去藏身其中的那种原生态荒野已经非常罕见了，“令人窒息”的村子已经扩张成了一种新的令人窒息的城市，奴隶制被正式废除，而种族隔离取代了它，新的希望和新的恐怖正在形成。
“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想要逃离的家。”辛克莱·刘易斯曾写道。而无家之感似乎恰已深深扎根于他的本性：无论是跟家人在一起还是在奥柏林和耶鲁，他都同样是这样觉得。在他加入过的各种组织当中，如他自己说的，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局外人”的姿态。他一直在四处漂泊，害怕安顿下来；他住过许多房子，却没把任何一所房子变成家；尽管与两位聪慧美貌的女子相爱，满载名声与财富，写了轰动的畅销书，有幸成为美国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但是他临终前酗酒成性，孤身一人，客死他乡。
不知怎的，我发现自己在试图描述辛克莱·刘易斯的时候，总会反复用像“辛酸”这样不尽如人意的词。我觉得他死得分外辛酸，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个人的身后财产。“他没有真心爱过钱财，”他的第一任妻子格雷西说，“他买了一栋又一栋房子，大多都是配好家具的房子，他走进去，又走出来。”格雷西说，马萨诸塞州威廉斯镇的索费尔农场是他在美国的最后一处房子，当房子里的东西在1952年5月一场拍卖中售出时，拍卖清单上的六百件物品中，私人的物品唯有“一个标记了‘L’并贴满旅馆标签的旅行皮包，装在一个沉甸甸的皮箱中的大型打字机，一个L形的书桌和一副网球拍”。一位身材瘦小的老太太出价买这副网球拍，她告诉格雷西，她想买来给她的两个侄子，他们得多练网球，但后来别人以18美金的价格将东西得了去。1952年，在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为纪念他而举办的展览中，展出的纪念物品是：“《圣经》、软帽、手杖、烟盒、遮光眼罩、象棋、钢笔。”再没有别的纪念品了，没有引人伤感的珍藏，没有东西。
童年时期的辛克莱·刘易斯就是我们所说的“怪咖”。虽有热情，但他还是参与不到父亲和哥哥们玩的运动中来。他的一件幸事（也是不幸）就是不能表现得“正常”。他的人生和小说都在提醒着世人，他人如何看待和定义我们，会影响到我们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在所有的记载中，他都是其丑无比。他的脸因长痘留下了痘疤，这困扰了他一辈子，而放射疗法让情况更加严重了。戈尔·维达尔[84]描述说，他有一种“滴水嘴兽”[85]式的丑陋，而海明威的第四任妻子玛丽毫无怜悯地将他的相貌比作“一块老了的肝，被七号子弹在二十码的距离端端射了几枪”。他高大且看似关节脱臼的身材给年轻作家约翰·赫西[86]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一个瘦削的男人，身体各部位连接的方式跟大部分人都不大一样”。他笔下的人物看起来似乎也具有这种关节脱臼的特点。一种天生的躁动不安始终困扰着他，他不能安定下来，甚至不能安安静静地坐着或者得体地跟他人进行一次对话。丽贝卡·韦斯特[87]觉得他无休止的独白“很精彩，但是整整五个小时之后，我没法再将他当人类看了。我只能把他看作一股伟大的自然力量，就像北极光那样”。即使那些欣赏他的人，也会亲昵地把他叫作“怪人”。
看到以上种种，有人可能会推测，他会像许多同辈人一样，写一个孤独而饱受误解的年轻美国男子的悲伤故事，正如他的第一位作传者马克·肖莱尔（Mark Schorer）的说法，“月球生物小说”。但刘易斯并未囿于自身，他打算去发现美国。他的小说关注到了当时世人热议的问题，也触及了许多及至这个新世纪的开端都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东西：雷同从众（《大街》和《巴比特》），宗教信仰（《灵与欲》），女性权利（《安·维克斯》），法西斯主义（《不会发生在这里》），种族（《王孙梦》），以及医药科学（《阿罗史密斯》）。多数都颇有争议并引发无尽的讨论。《王孙梦》这部更受黑人欣赏的作品，还被指带有煽动性。
尽管刘易斯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小说家，但他在世的时候，这并没有使他免于被当作二流文人而遭受冷眼。在某种程度上，诺奖封住了他的命运，因为美国国内立刻出现了排山倒海的强烈反应。美国文学界将诺奖的这一选择看作是故意的戳刺：他讽刺地刻画了美国小城镇的样子，千篇一律、思维狭隘，完完全全地证实了欧洲人最恶意的偏见。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幸运得多，文学之路也走得更为顺利，但他们在评价对手时却并没有口下留情。海明威作为一个能用寥寥数语表达就绝不费心详述的人，用一句直截了当的话总结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观点：“辛克莱·刘易斯一文不值。”
但如果说他时常被美国文学的万神殿晾在一边的话，这种贬抑也常常受到一句“然而”或“但是”的限定。与冷眼忽视相伴而来的，通常是反对这类忽视的、说明为何不能够忽视他的辩解。约翰·厄普代克[88]的兔子安斯特朗受乔治·巴比特的影响不止一点点，近至2002年，他还在《纽约客》上为理查德·林奇曼（Richard Lingeman）所著的传记写了一篇书评（这本书本身也半是受到这种忽视的启发），文章的开头他问道是否有写一部新传记的必要，而他最后只是问：“在上个世纪，有谁[89]和乔纳森·弗兰岑[90]那样——比众人更勇敢、更有条不紊地试图去满足如下要求——作为美国小说家，丢开唯我论和内向的自矜，拥抱这个力求多样与变化的国家本来的样子？”
如前人马克·吐温、威廉·迪安·豪威尔斯一样，对辛克莱·刘易斯来说，这不是一项政治任务，而是一件关乎存在的事情。一大群更早期的作家，如厄普顿·辛克莱[91]（Upton Sinclair）和西奥多·德莱塞[92]，以及一群稍年轻的作家，如理查德·赖特、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威廉·福克纳、索尔·贝娄、弗兰纳里·奥康纳，都以他们各自的方式做了同样的事情。就在乔治·F.巴比特在1922年来到世间三年后，我们就将认识一个名叫杰伊·盖茨比的年轻人——巧合的是，他为了追求他所认为的美国梦，死于虚构的1922年，留给我们一个关于港口尽头那盏绿灯的永远未解的谜。
尽管刘易斯的小说被称作社会小说，但它的灵感并非来自政治或者意识形态，而是来自一种给予他使命感、给他理由活下去的激情。“世人根本不谈论刘易斯，”戈尔·维达尔说，“但他书中的人物——作为一种类型——会顽强存在下去；事实上，自狄更斯之后，相比其他作家，他是将自己的意图最多地诉诸了语言的作家。”
他对美国的忧虑启发了他的文学使命，这种情感将他跟爱默生和惠特曼——或许最多地是跟梭罗，因为刘易斯非常欣赏他——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没有文化、没有高雅吗——只有这些让我们浑浑噩噩活着、为非作歹的本事吗？——就要这样获取一丁点儿的世俗财富、名望或自由，再用这点东西制造一个假象，仿佛我们都肤浅空虚，没有柔情也没有生活的重心吗？”1863年，梭罗在一篇发表于《美国大西洋月刊》的对美国的尖刻批评中写道：“即使我们承认美国已经从政治暴君手中将自己解放出来了，但它也仍是经济与道德暴君的奴隶……我们要将这称作自由的土地吗？生而自由却活得不自由是什么样子？……我们都因为一心投入贸易、商业、制造业、农业和诸如此类的东西而变得扭曲狭隘，它们不过是手段，不是目的。”
美国的商业主义跟它的个人主义一样都是老生常谈，这个主题也吸引了许多作家。H.L.门肯不遗余力地讽刺过他所说的美国的“愚民大众”。在他的著作中，在美国伟大的社会现实主义者西奥多·德莱塞、弗兰克·诺里斯[93]、约翰·斯坦贝克[94]和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中，自然还有马克·吐温的《镀金时代》里，我们都能找到这种主题。可以说，在真正的美国精神捍卫者当中，作家和思想家一直是最坚定不移的，他们要求读者去质疑自以为是的规范，认识不公的存在，承认这个致力于制造更多新鲜事物、腾飞进取、雄心勃勃的国家也有阴暗面。
哈尔·刘易斯，这个从没试着将哪栋他拥有的房子变成家的流浪者，写下对哈克奋力逃离的那种狭小而令人窒息的家最尖刻的批评，也是为了如此。在生活中，他恨透了小镇那“犹太人居住区似的限制”，他把它叫作“病毒村”。在他第一本一鸣惊人的畅销书《大街》里，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理想主者卡罗尔·肯尼科特，她是村里医生的妻子，试图用一些徒劳的努力去匡正美国小城镇街头巷尾充斥的商业心态，让她的格菲尔草原小镇变得美丽、焕发生机。在后来的《安·维克斯》里，他写出了一个更加无拘无束、自由奔放的卡罗尔。然而，巴比特才是他最完美的创造，巴比特从他小说的字里行间脱离出来，过上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成了美国语言的一部分。
这个让人捉摸不定的局外人，是如何天衣无缝地刻画出了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局内人的：一个处处都不像哈克但又全身上下都体现着美国人形象的人物？他的妻子格雷西指出：“尽管你可以从刘易斯最初一批成功的小说中认出他的风格，但非常有意义的一点是，他并没有如海明威、福克纳、亨利·詹姆斯和福楼拜那样创下一种写作流派。他影响的是公共思考，而非公共写作。”或许刘易斯对美国文学的主要贡献就是将小说带进了公共话语的舞台。《巴比特》是一种文化的产物，在这种文化下，处处千篇一律，人人彼此孤立，人们鲜少倾听内心的突发奇想，受到垄断的束缚，说着效率和生产率这样的职场语言。假如我们同意埃兹拉·庞德[95]所说，“文学是恒常如新的新闻”，那么我们就大可安心地说，尽管辛克莱·刘易斯在文学界地位卑微，但他才是最顶级的美国小说家。我们应该为这个小小的奇迹感恩——近一个世纪之后，《巴比特》仍吸引着我们。
[84]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小说家、剧作家和评论家。
[85]滴水嘴兽：建筑输水管道喷口终端的一种雕饰，通常都是奇丑的怪兽。
[86]约翰·赫西（John Hersey），作家、记者，被认为是最早的新闻从业者，代表作为《广岛》。
[87]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英国作家、记者、文学评论家及游记作家，作品有《黑羊灰鹰》等。
[88]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美国小说家、诗人，作品有“兔子四部曲”等。
[89]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美国当代著名的记者、评论家、作家，致力于新新闻写作，被誉为“新新闻主义之父”。
[90]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美国著名小说家、随笔作家。以抨击现代传媒、书写普通民众著称，作品有《自由》和《纠正》等。
[91]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美国现实主义小说家，代表作为《屠宰场》。
[92]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美国现代小说的先驱、现实主义作家、自然主义者，作品有《嘉莉妹妹》和《美国悲剧》等。
[93]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具有自然主义风格的美国作家，作品有“小麦史诗”三部曲等。
[94]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美国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作品有《人鼠之间》《愤怒的葡萄》《月亮下去了》等。
[95]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美国诗人和文学评论家，意象派诗歌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
2
“服务员！过来，你这该死的服务员！……懒青蛙。我告诉你，泽尼斯[96]会提供更好的服务。先生们，你们去过泽尼斯运动俱乐部吗？它对你们来说可是个一流的好去处。”这可以成为《巴比特》书上的一段内容了，但它不是。这是刘易斯在巴黎的酒吧模仿着他那即将成名的主人公。
屡屡有人说，辛克莱·刘易斯对巴比特描摹得如此细致，是因为他自己其实就是一个巴比特，但这样的解释未免太过简单。他确实和巴比特一样，有一种非常美国式的自相矛盾：既渴望安定，又有一种永不停息的强烈冲动。但这两个人处理这种冲动的方式不一样。更准确地说，刘易斯着迷于自己的对立面——一个终其一生以循规蹈矩为目标的男人，加入对的俱乐部，拥有对的东西。既然他永远也成不了这样的人，他就变了这么个人出来，通过想象的大门进入了他的世界。
刘易斯可以如此惟妙惟肖地刻画一个“标准化”的男人是因为，他始终是一个局外人，尽管有时并非情愿，对他来说，正常是如此不可企及，几乎到了令人渴求的地步。恰似约翰·厄普代克提醒我们的，模仿他人是一种掩饰自己无法建立真正的人际关系的方式。
一次，他的震颤性谵妄发作，他的第二任妻子，不服输的多萝茜·汤普森正努力将他弄上救护车，他反倒抢先指责起她来：“你毁了自己的人生，你现在又要毁我的！你毁了你儿子的人生，你这卑鄙的人。你叫我恶心，恶心！”只有见到这样的时刻，世人才能想象她当时是多么失意怨愤。
写作如酒一样，成了终生之瘾。写作给了他一处避难所，逃避的不只是世界，还有他自己。在给格雷西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东河往下流淌着，就像小神的一场梦，所有的褐色小房子都在下沉隐没，而我永远地坐着，像福特工厂一直按按钮的工人一样诗意地工作着。”
[96]泽尼斯，是《巴比特》中的虚构城市，意为顶点、顶峰。
3
我们首先目睹的是乔治·福·巴比特[97]先生在4月一个美好的早晨努力继续睡觉的场景。不像他的创造者，巴比特先生——或随他太太麦拉亲切的叫法，“乔吉”——靠谱、勤奋，是个敬畏上帝的家庭型男人，他跟岳父一起做房地产生意，且经营得颇为红火。他是从小镇来的，但后来有了更好的环境，在一个繁华城市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这让他对他的出生地甚至近亲都有一种强烈的轻蔑，他把他们都看作“家乡来的土包子”。巴比特声称自己属于神圣的自力更生的美国人群体，他们辛勤工作，来到如今所在的地方，而且，天呐，整个世界都应该知道他们对自己的成就有多么自豪！很快我们就会发现，做个自力更生的人跟独立或个人主义基本没什么关系：对巴比特这样的人来说，要得到现在的一切，他需要逐步为一个更高的理想放弃自我。所幸，对一个把生意当成上帝的人来说，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尽管他在口头上拥护个人主义，但他生存的基础是融入环境，学会他在社会所处的那个位置需要的八面玲珑、无棱无角。
巴比特对他所在的城市泽尼斯有很深的认同感，以至于故事并非从他开始，而是从这座城市开始的。作者告诉我们，这城市简约的高楼“既不是城堡，也不是教堂，一望而知就是朴实美观的办公大楼”，这一点很重要。泽尼斯城是一个中型城市中心，是美国商业与生产的支柱，它本身就是一个角色。的确，泽尼斯就是那种全美国都会有的城市。“一个突然掉进泽尼斯商业中心的异乡人绝对分不出他所在的城市是在俄勒冈州还是乔治亚州，俄亥俄州还是缅因州，俄克拉何马州还是马尼托巴省[98]。但是对巴比特来说，这城市的每一寸都独特又激动人心。”
不像《哈克贝利·费恩》，哈克同过去的决裂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解放，而此处对过去的态度同亨利·福特的名言更有共鸣，“历史就是骗人的鬼话”。新的建筑似乎是凭空而起。所有过去的残留，“前几代人那经历风雨销蚀的建筑物”、“双重斜坡四边形屋顶上盖板都已翘裂的”邮政局、“大而无当的老式房子上的红砖尖塔”、“窗眼又小又被煤烟熏黑了的”工厂，还有“灰突突的木建公寓”，都是“怪物”，被故意拿来和“闪闪发亮的新房子”做对比，它们都是像巴比特这样的幸运者建造的。哈克既热爱又需要的大自然，在这里同历史和传统一样，成了牺牲品。随着叙述的推进，我们了解到，年久残旧的建筑跟新建的闪亮高楼并存、自然与人工并存，这些令人不舒服的感觉，在城市居民之间的矛盾冲突中也有反映：一边是懒散的工薪族和支持他们的主张彻底改革的因素；另一边是干净利落、积极向上的公民，他们属于办公大楼和令人振奋的新房子——我们的麦氏豪宅和防腐改装房屋的前身。
经过对城市苏醒时分的细致描写之后——闪闪发亮的楼宇从薄雾中“高耸”而出，工人、店员和其他有生产力的雇员渐渐填满街道，我们终于见到了四十六岁的乔治·F.巴比特，在芙萝冈住宅区一所荷兰风格住宅的凉台上，这房子里的主人卧室，正是“适合中产阶级居住的令人愉快的现代房屋”。哈克那令人窒息的房子里的居民，那些体面的、常去教堂的市民，已然变得更为文雅，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更模式化了。在这房间里，“人们是否活过、爱过”，“午夜是否读恐怖小说，周末早上是否慵懒惬意地躺着，一点类似的迹象也没有”。
城市的声音侵入了他的梦乡。有牛奶车的声音，送报人吹着口哨将报纸用力掷在门上的声音，邻居汽车的声音，最终，闹钟的响声终结了他的美梦。在他完全醒来之前，作者极细致地描写了那个闹钟：小说一开始就引导我们认识到，最好地勾勒了这个典型的美国生意人、个人主义和自由贸易捍卫者的形象的，不是什么独特的脾性或珍藏的纪念品，而是他拥有最好的、“做过全国性广告、限量出品、附有全部时髦配件的闹钟”这件事，它让拥有者“为能被这样一件装备唤醒感到骄傲”。从社会地位上说，拥有它“几乎就像买昂贵的橡皮车胎一样有面子”。
巴比特开始走动的时候，我们就跟着他从睡廊穿过卧室来到洗手间。一路上他看到的每样物品，作者都用一种广告宣传册的口吻，突出重点地描述了细节。如城市本身一样，这房子里的每件东西都是“最新潮”和时下最流行的，没有个人品味的混乱，也没有历史的包袱。表面那种泛着光泽、纹丝不乱的质感产生了一种阴森的折射光，就是我们后来会在《楚门的世界》和《美国丽人》这样的电影里见到的那种，在这些电影中，虚构出来的现实侵扰着主人公们的灵魂。巴比特从一件西装里掏出来放到另一件里的那些物品——一支钢笔、一支银质铅笔、一把金质削铅笔刀、一把银质雪茄烟裁刀、全挂在表链上的七把钥匙——对他来说“永远都很重要”，“就像棒球和共和党一样”。没有这些东西，他觉得自己就像“没穿衣服”。
接着我们见到了麦拉·巴比特，乔治忠诚的妻子。作者告诉我们，她“不再在她丈夫面前矜持了，她也不再为失去这矜持而发愁”。所以她穿着衬裙出现了，没意识到自己的“紧身内衣凸出来了”。尽管麦拉是个“好女人、善良的女人、勤勉的女人”，但除了她的小女儿，没有人真正在乎她或“充分地意识到她是活着的”。早餐时我们见到了巴比特的三个孩子：二十二岁“棕发、矮胖”的维罗娜，毕业于布林·莫尔学院，是个热血的社会事业支持者；西奥多·罗斯福，也叫特德，才十七岁已是个典型的野孩子；最后是巴比特的最爱，十岁的凯瑟琳，也叫婷卡，她父亲每天早上都会这样喊她：“好哇，猫丫头！”
巴比特看向窗外，思考着他的城市。第二国家高塔有三十五层楼高，眺望着塔顶，他受到了“城市脉搏”的感染，把“这大厦视为商业神圣殿堂中的顶峰，一个忠贞热诚高贵卓越的人；踏着笨重的脚步去吃早餐时，他吹着口哨，是曲民谣，‘苍天啊大地，上帝啊神明，天啊’，好像那是一首庄严而忧郁的赞美歌”。
[97]引用《巴比特》原文处，参考潘庆舲、姚祖培译本和李斯译本，人物译名参照潘庆舲、姚祖培译本。
[98]马尼托巴省，加拿大中部省份。
4
在大学第一次读《巴比特》时，我就将它跟E.E.卡明斯的那首《自然是与神比肩，美国》联系在了一起。我热爱卡明斯，觉得自己找到了诗歌版的“巴比特体验”。那时候，我对大学之外的世界少有接触，我被美国的政治深深吸引，以致无心去了解选区之外的美国。《巴比特》读来很有趣，它是对美国的批评，这就足够了。但在我内心深处还留有某种东西，一直对我叨念，也许“招手”这个词更贴切——在我回到伊朗，安顿下来，日子过得更舒服些的时候，拖着我又回去读《巴比特》。这一次，我看到了之前被我遗漏的东西——做美国人或者生活在民主社会的并发症和悖论，因为此时我身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但是，一直到我回到美国，开始了成为一名公民的整个过程，我才开始完全地悟到《巴比特》的真意。那时，我开始感觉到，那虚构世界的某些方面好像是对我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耀眼反射。刘易斯仿佛完美地捕捉到了我们空虚、物欲横流的时代，他创造的那些人物似乎在一个世纪以前就模拟了我们，得意扬扬地看着我们成了他们现实中的后辈。就像红国王与爱丽丝对峙，我忍不住想问，是谁想象出了谁？是《巴比特》里的人物凭空想出了我们，还是我们在想象着他们？我常不禁好奇地问：乔治·巴比特（或麦拉，或泰德）在这里干什么，他怎么在我的电视荧屏里走来走去，穿着新衣裳，剪了新发型，还说着老一套的话？
“国家所需要的——就在此时此刻——可不是一位学院派的总统，也不是乱搞一通外交，而不过是一个好的——稳健的——经济至上的——商业化的——政府部门，这让我们有机会拥有某些东西，哈，那可像一次适时的人事大变动。”这不是米特·罗姆尼、乔治·布什或《汉尼提》[99]中某个保守的发言者做的演讲；这是巴比特的邻居兼朋友霍华德·利特菲尔德对巴比特的回答，巴比特问他的是：“你不觉得我们是时候该拥有一个真正的商业政府了吗？”利特菲尔德是个“大学者”，他有布洛杰特学院的文学学士学位和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除了婴儿、做菜和汽车，世上所有事”他都是“权威”。然而，他真正的工作是“泽尼斯市街车公司的人事经理和广告顾问”。
尽管大部分人都没有说出来，但在泽尼斯，有一种严格的等级秩序。有在财富与权力上超过巴比特的，那是他立志有一天要加入的——他们不属于运动俱乐部，而巴比特和他的几个好友，比如利特菲尔德，都是属于那里；他们属于联合俱乐部，等级高一级，更优越也更奢侈。那里有的是承包商查理·麦凯尔维和《鼓吹时报》的所有者拉瑟福德·斯诺上校这样的人。在他们之上的是贵族世家，以威廉·华盛顿·伊桑为代表，他是泽尼斯第一国家银行的行长。“一打自相矛盾的泽尼斯人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实而完整的泽尼斯，但在这一打人中没有人像威廉·伊桑这群平静、个子矮小、一本正经、彬彬有礼、冷酷严厉的泽尼斯人那样，如此有权势、如此经久不衰，却对市民们来说如此陌生；而其他的泽尼斯人都在无知无觉地为这个极少数人的阶层劳动，然后默默无闻地死去。”
统治巴比特的世界的并不是政治——这不是苏联，也不是伊斯兰共和国，国家并没有重塑公民的社会、文化和个人生活。它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更加宽容的世界，但它同样是由无情的“神”紧紧掌控着。是玛蒙，那掌管消费与贩卖的神。巴比特“没有什么独特的手艺，不做黄油、不做鞋子，也不作诗”，但是他“在把人们负担不起的房子卖给他们这个使命中头脑很灵光”。“使命”这个词很重要，因为生意的确是巴比特真正的使命，他以一个新皈依者的热忱拥抱这种使命。他从远见和诗歌来谈论房地产；他不是掮客，而是“房产经纪人”，他将这个身份定义为“社会未来发展的预见者……为不可避免的改变清理道路的预言专家”。转化成更具体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房产掮客通过预测城镇的发展路线来赚钱”。巴比特将这预测称作“远见”。他还帮忙选举市长，诽谤和恐吓反商业的政客和活动者，讨论“精力和元气”以及“标准的美国公民”——这是他对扶轮社[100]模范社员的描述。简而言之，他的世界并不是受政治统治；若存在统治，也是政治受商业买卖的统治。巴比特的世界同我们的一样，一种隐喻性的肉毒杆菌覆盖着各行各业：假如某个党派竞选失败，它不会采取有意义的反思，只会重新包装自己，将自己的理念炒一炒冷饭。
早在米特·罗姆尼关起门来蔑视地称百分之四十七的美国人是“索取者”之前，乔治·福·巴比特就已经把这些事想得清清楚楚了。依巴比特的看法，“所有这些弘扬道德啦，转变政策啦，社会安置工作或休闲活动啦，说实在的，不过就是社会主义打进来的楔子”。他认为：“要知道，除非他自己能挣，否则一个人既不会得到人家的特殊照顾，也不用指望人家白白养活他，或者让他的孩子白白上学，给他们各种玩具和小玩意儿，知道得越早，他就能越早开始好好工作、投入生产——生产——生产！这才是国家需要的！”
巴比特的功利主义理念跟他的工作态度是相一致的。作者告诉我们，他“惯于保持诚信”，但并不仁慈。斯坦·格拉夫是一个地位低微、加班超时又拿不到应得报酬的员工，当他抱怨自己的工作条件和薪水时，巴比特想要为拒绝给他加薪找理由，他说他想知道，斯坦是那种“东跑西跑搞得老晚，或把晚上拿来读些垃圾小说，或做些调情说爱的鬼玩意，和某个妞扯些无聊蠢话”的员工，还是“那种正直积极、前途无量、有远见的年轻人”。他抛出一个问题结束了他慈父般的人生忠告：“你的理想是啥？你想不想赚钱，做负责任的社会一分子？还是你想当个游荡者，没有一点独特的想法或劲头？”要是乔治·巴比特如今还在的话，我毫不怀疑他会是Fox新闻的常驻嘉宾或者顾问。
在伊朗那样的社会中，“独特的想法”和“劲头”都是从枪杆子里出来的，这是一种直截了当的劝导方式。一个意识形态国家的残暴力量里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巴比特的神想要贩卖，而不是杀戮；它的主要武器是诱惑。到处都充满了陷阱与希望，但整个世界都高效而没有人味儿，就像装点了巴比特睡廊的最新潮的闹钟一样。巴比特一心相信，没了闹钟和其他那些物什，他的生活就是残缺的、不完整的。“这正如他是个麋鹿保护者、促销员和商会会员，也正如长老会的牧师决定了他宗教信仰的每一个细节，而控制着共和党的参议员在华盛顿烟雾弥漫的小房间里决定了他应该如何思考裁军问题、关税税率和德国，全国性大广告商的商品也决定了他生活的外在，决定了他以为是自己个人嗜好的一切。这些标准的广告商品——牙膏、短袜、轮胎、相机、即时热水壶——即是卓越的象征与说明；首先是愉悦、热情和智慧的标志，然后成了它们的替代品。”
辛克莱·刘易斯的天才之处在于，当现代广告还未占领美国整片国土并限定住这个国家的灵魂时，他就捕捉到了它的本质。广告实际上是一种20世纪的现象，就像属于那个世纪的许多其他事物一样，它产生于美国。它天才的地方在于，它能够劫持我们的“愉悦、热情和智慧”，将它们重新包装，然后当作奇思妙想还给我们；它可以把从汽车到真空吸尘器这些日常工具，都变成我们渴望的洋气物品。专事研究愉悦、热情和智慧的小说家们，最早洞悉了广告和科技最好和最坏的影响。从儒勒·凡尔纳[101]的奇异之旅到《1984》和《美丽新世界》的阴森世界，他们成了现代世界的预言者（不过往往是卡珊德拉[102]）。
我们21世纪的公民大多不能轻松地揶揄谴责巴比特。我们能否认自己对他感到有某种共鸣、某种让人不安的认同吗？毕竟，我们的iPhone、iPad和Kindle都是那新潮的闹钟复杂化了的衍生物。这些，以及我们开始渐生依赖的其他成千上万种产品，唤起热情，也勾起罪恶感和焦虑。他们告诉我们，玉兰油新生焕肤系列可以唤回青春，花旗信用卡让我们免于无聊，而阿尔卡特和威瑞森[103]让我们实现梦想。与此同时，保险公司则日以继夜地除了挂念着我们的幸福安康，此外一无所求。
我能够想象自己排在其中一条长得看不到尽头的队里，跟巴比特式的人物一起等着最新款的iPhone，而他“热烈地说了许多富含诗意的赞赏的话，虽然他对所有这些机械装置都了解甚微”。有多少拥有Mac的人——他们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巴比特，或许也强烈不赞同他的生活方式——会觉得，机械对于他们，是“真理和美的象征”？每一个曾在上班路上心生向往地久久看着一尘不染、灯光充足的苹果专卖店的人，可能都会理解巴比特为何会渴望“一台口授留声机和一台计算时能加能乘的打字机，就像诗人渴望着四开本子，医生渴望着镭”。
事实上，我们跟手机和iPad的关系比起巴比特跟他那些小配件要更为密切。这些物品几乎都已成了我们有形自我的延伸，正一步步地取代我们与他人的以及我们与周遭世界的实际接触。它们是我们的亲密伴侣：走在街上、乘车、逛超市、去餐厅，甚至参加家庭聚餐和上床睡觉时，我们都是在跟它们交流，借由它们去寻求建议和指导，没了它们，我们就觉得若有所失，几乎像被剥夺了什么。
物品一向都是阶级与地位的象征或者爱与友谊的纪念。但美国为它们创造了一个新角色：如今它们是我们的朋友，尽管我们可能已经对它们上瘾，但它们终归不是必不可少的东西。你爱你的iPhone，但一眨眼你又可以用更新、更好、你更想要的东西把它换掉。如今，省却了忠诚承诺的刺激，构成了我们最亲密关系的基础。这种持续不断的对新事物的需求——贪婪——既是我们的长处，又是我们的致命缺陷；恰是它，既让美国成为一个造梦的国家，准确来说，让美国造出了各种各样的梦，也让美国变得肤浅、不愿思考，甚至脆弱中空。令人惊讶的，并不是自上世纪初以来世事变化了多少，而是它们仍如此相似。众人谈论的物品已经变了，但那种包装它们、购买它们的心态则基本一模一样。如今我们都成了巴比特了吗？
[99]《汉尼提》，Fox新闻频道一档节目，主持人肖恩·汉尼提是著名保守政治评论家。
[100]扶轮社是依循国际扶轮的规章所成立的地区性社会团体，以增进职业交流及提供社会服务为宗旨；其特色是每个扶轮社的成员需来自不同的职业，并且在固定的时间及地点每周召开一次例行聚会。
[101]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法国科幻小说家，作品有《海底两万里》《气球上的五星期》《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等。
[102]卡珊德拉（Cassandra），神话中的特洛伊公主，因神蛇以舌为她洗耳或阿波罗的赐予而有预言能力，又因抗拒阿波罗，预言不被人相信。
[103]阿尔卡特和威瑞森都是通信服务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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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消费社会的谴责看似很轻松，但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无疑也是问题的一部分时，就不是这样了。我们跟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手机和如今的iPad究竟有什么仇？我可以那么轻易地对世界表示不屑和鄙视，但我对这个世界的创造和维系究竟又参与了多少？《巴比特》里满是惊奇、轻型的社会并发症和未来困境的预兆。它的简单带有迷惑性。创新与生命力跟扬扬得意的商业主义携手并进，我们不愿这样想，然而现在的确如此，正是这种未曾预料的揭露让《巴比特》这么多年一直咬噬着我的心。世人对消费社会的腐蚀作用、它的危害和它必然造成的从众化已经讨论颇多。《巴比特》不只是在谴责这种消费主义，它还揭开了位于美国社会核心的矛盾：对新奇事物、对运动、对持续不断的变化的渴望（或许说“瘾头”更好），鼓动着“劲头”，激发着“创造力”，与此同时，它也阻碍了想象与反思。
在给《新政治家》所写的书评中，丽贝卡·韦斯特写道，《巴比特》具有“某种超出眼前、高于当下的东西，这使其成为艺术，这部作品的每一行文字里都有作者独特的个人印记”。接着，她引用了巴比特的一段公开演讲，补充说：“这是一个笨蛋版的沃尔特·惠特曼在演讲。巴比特用一些傻电影、傻报纸、傻讲座、傻演讲策略把自己填塞得像只圣诞节的鹅，然而祖国恢宏博大的创造力，无止境地孕育和滋养了千百万男男女女的不可思议的神力，仍然让他震惊……这些人身上蕴藏了一种如此强劲的生命力，这种力量最终必将与他们紧紧相连，并且，不管他们是否有心追求，它都会带他们来到智慧的领域；而这台强大的商业主义机器会成为他们远大抱负的工具。”
颇为有趣的是，最了解也最欣赏这种强劲的生命力的，是劳动者的朋友、泽尼斯和腐败市领导最敏锐的批评者、激进的律师塞尼卡·多恩。一位外国朋友居高临下地批评了美国人的从众化，多恩回应他的时候提醒道，每个国家都有标准化的事物：英国（“每一个吃得起松饼的人家都在同样的午茶时间吃同样的松饼”），法国（瞧瞧人家的“路边咖啡馆”），以及意大利（他们有标准化的“做爱”模式）。对他来说，“标准化本是相当不错的事。我买英格索尔牌的表或福特车的时候，我可以用较少的钱买到更好的工具，我对自己会拿到什么一清二楚，它替我的个人生活节省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接着，多恩讲了他在伦敦感到思念家乡的经历，因为他在《星期六晚邮报》的底版上看到一幅牙膏广告，上面是美国郊区的风景，“积雪的大街两旁，榆树成行，新房子鳞次栉比，其中有的是佐治亚式的，有的屋顶低矮倾斜——也就是你可以在泽尼斯，比方说，芙萝冈见到的那种街道”。他自己思忖着，“那样令人愉快的房子，天底下哪个国家都没有。我并不计较它们是不是标准化。那样的标准化才叫棒呢！”
“我在泽尼斯反对的，”多恩宣称，“是思想的标准化，当然，还有根深蒂固的竞争观念。这出戏里真正的恶人……倒是那些衣饰洁净、一团和气、勤勤恳恳的一家之主，他们为了确保自己的子女过上好日子，就巧取豪夺，无所不用其极。这些家伙最坏的地方是，他们非常友善、非常聪明，至少在工作中是如此。你对他们压根儿恨不起来，但他们标准化了的思想却无疑是你的敌人。”这就是辛克莱·刘易斯的两难处境。防止“标准化”的有害一面发生的唯一办法就是培养它的反面，那些独一无二、放浪不羁、独立自我的东西：思想与想象。除非我们拥有思想的独立，否则我们如何能面对广告投下的幻影，如何能看穿从众性之下的虚假许诺？
我们对巴比特又愤怒又同情，可能与此同时，我们又为他发笑，但危险的不只是袜子、鞋子、手机和闹钟，真正的危险在于我们灵魂的商品化。此时，请注意，巴比特自己是断断不会同意这些话的。他就像他现代世界的后人一样，对这样的问题有自己的定义。“许多人的毛病在于，”他告诉他的儿子特德，“他们都是彻头彻尾的实利主义者；他们看不到美国在精神上和思想上的优越性；他们以为我们只是主张一些机械技术上的进步，比方说发明了电话、飞机和无线电之类的东西——不，无线电是意大利人发明的，但这无所谓。然而，对于一个真正的思想家来说，他知道能在精神上主宰一切的因素，就是效率、扶轮国际、禁酒、民主等等，就是这些东西构成了我们最深刻与最真实的财富。足不出户的函授教育这个新玩意儿，也许就是另一种——另一种因素。我跟你说，特德——我们还得要有远见。”
在巴比特对话语和概念的无知绑架中，有一些你无从反驳的东西。他通过自己奇怪的搭配，将常见的概念变得面目全非——“真正的思想家”“精神……效率”。然而，你只要稍微留心一下现今依附于“精神”之名的东西，就会发现，他的理念有诸多信徒。无论在哪个领域、哪个舞台，我们用以描述（或者用时下的说法叫“营销”）自己策略、思想和感受的语言都是相似的，它们已然沦为一种单一的、虚伪而真诚的、功利的标语。
以“定量布道”[104]为例，它告诉我们，“下一次你拿到钱的时候，你就开一张支票给上帝……之后你就等着上帝眷顾你吧”，它给我们的忠告是“在跟上帝打交道时花点钱”，你要是这么做，“上帝也会为你做安排”。你可能以为这些话是《巴比特》里虚构的牧师麦克·蒙代说的，“这位会拳击的先知”和“世界上最伟大的拯救灵魂的推销员”，已经“使二十万迷途的可贵灵魂幡然醒悟，皈依宗教，而所耗费的成本每人平均还不到十美元”。但“定量布道”是真实的布道，由确确实实存在的圣地亚哥的大卫·耶利米博士（Dr.David Jeremiah）主讲，他既是广播节目主持人，也是电视福音布道者和影山社区教堂（Shadow Mountain community Church）的牧师。耶利米博士在周日的电视节目里会跟你普及“上帝的经济计划”，请你跟他太太一起进行一场漫游，还会把《每天十五分钟，三十天读懂基督徒生活》卖给你。他还写了一本非常有益的书，叫作《圣经中最糟糕的财政失误，以及如何避免重蹈覆辙》，这本书的宣传卖点是“从《圣经》视角为你提供财政之‘不必做’指南！”一旦钱的问题解决了，你就可以上ChristianMingle.com这个网站了，它能帮你找到自己的真爱：“上帝为你指派的姻缘！”
从巴比特渴望的口授留声机到基督徒线上闪电约会，我们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发展历程，但是伴随着在信仰上“投资”这种概念而来的思维模式仍旧存在于我们身边。“我搞不明白，他们干吗要叫我们学弥尔顿、莎士比亚和华兹华斯的破玩意儿，还有其他许许多多老古董。”西奥多·罗斯福·巴比特向他的父母这样抱怨。小特德被迫不得不学“平面几何、西塞罗，以及科玛斯[105]折磨人的隐喻”，他做出让步似的说：“我想如果让我去看莎士比亚写的一出戏，那还可以凑合，反正只要台上布景漂亮些，噱头多一些就行，可是，叫我安安静静地坐下来读剧本——嘿，这些老师——亏他们想得出来呀？”他的母亲很同情儿子，讲诉了自己的回忆来安慰他：“我年轻的时候，那些女生常常把一段段的话指给我看，说真的，写得实在很不文雅哩。”
始终抱持功利主义态度的巴比特告诉儿子应该迎难而上，把课程学完，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大学入学考试要求的。但他也不懂上大学为什么要求读“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不懂“为什么我们州要把这些东西塞进如今现代化的高中教学大纲中去”。他相信，“要是你学习商务英语，知道怎么写广告稿或能拉来生意的信函”会更好。这样的论调如今我们已司空见惯：学“莎士比亚等人”的东西将来不会帮你多挣工资的。
尽管特德并不想上大学，而想学习“机械技术”类的东西，但巴比特要让他上大学、学法律——毫无疑问，因为他自己年轻时候的志向就是当律师，却因计划之外的婚姻而没能实现。“特德，你的毛病就是，”他告诉儿子，“你总是想干出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如果你准备上法学院——是的，你一定得上！——过去我没有机会，可是现在我一定要看你上——那你就务必要把英文和拉丁文学好。”
巴比特是家庭自学课程的支持者，“这些课程是美国商业的充沛活力和远见卓识对教育科学所做出的贡献”。这些课程做广告鼓动着那些有眼光有见地的人，广告的开头一般是这样：＄＄＄＄＄＄＄＄＄
公共演讲所带来的权力与财富
其中有一课是W.F.皮特教授主讲，他是“公共演讲速成课程的创始人”和“实用文、心理学和演讲术最卓越的大师”。巴比特猜想，这个“函授学校产业已经成了一个相当赚钱的把戏了”。如今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种类型的家庭教育，学生不需要真的去学校，只要在网上向服务提供商交学费就能拿到一个学位。巴比特要是活着，他大概已经成了一个营利教育的狂人和一个了不起的导师，引领了一群塑造和制定我们教育体制的人。他口中的“商务英语”和“应用文”能完美契合我们的政策制定者一直梦寐以求的教育方案。巴比特认为，“得有人动动脑子了，不要把教育都留给一群书呆子和不切实际的理论家，应该在这上面干出一番大事”。他说得多正确啊！
[104]定量布道（The Sermon on the Amount），取自山顶布道（The Sermon on the mount）。
[105]科玛斯（comus），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和庆祝之神。此处是指弥尔顿的《酒神之假面舞会》（The Masque co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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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特被构想出来近一个世纪之后，那些他只能梦想的东西正在慢慢实现。上大学的时候，有人鼓励我们去学习“企业沟通”，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一起为特德这样的小孩子减除那些“老旧的破玩意儿”。美国公立学校体制已经巴比特化了，学习日益被看成一种达成目的的手段、创造就业的工具。工作人人都需要，想要帮助那些拼命想找到工作的人也没有错，但是挣工资为什么一定会跟培养真知和独立思想相抵牾呢？在这个复杂时代里，维持着这个国家的不再是文学、哲学或历史，而是那些讲求实际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坦然地使用着那些由缩写词和缩略语构成的新语言，挥舞着手中的文凭，同时还负债累累。
过去几年，教育界爆发了一场火热的争论，2010年，新的指导方针《共同核心州立标准》颁布了，及至现在，四十五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已经宣布支持，这场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此。虽然《共同核心》是由民主党政府制定和实施的，但是两党成员中都既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要理解它的理念基础，退一步回去看看奥巴马政府的“力争上游”计划，再退一步回去看看布什政府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可能会有点用。这些计划都认定，美国的公立学校已经出了问题（一大担忧是我们正落后于中国），而解决的方案就在于制定新的测评体系，新体系将赋予学校管理者权力去惩罚教出表现差的学生的老师，奖励教出通过了新考核的学生的老师。他们以为这可以激励老师教得更好，不过，从种种表现看来，这反而让他们都开始教学生填多选测试题了，而这绝不会是引导年轻人过上丰富而有意义的人生的最佳方法。戴安娜·拉维奇（Diane Ravitch）是一位改革的激烈批评者，她认为，这是鼓励老师去“为考试而教学”，造成的结果就是，大多数学校课程范围缩小，只集中于阅读和数学，却牺牲了美术、历史、公民教育、文学、地理、科学和体育。
布什打了一棒子的地方，奥巴马选择给枣子，于是国会拨了额外五十亿美元到教育部，“力争上游”计划从而诞生了。各州被迫开始角逐头奖，并接受了一些条款作为参与的条件：他们必须依据学生考试成绩的结果来评估老师的表现，并同意采纳“升学就业准备标准”。这一指向模糊的指令就是日后《共同核心》的种子。忽然之间，学校的目标不再是引导孩子进入世界，让他们最终成为成熟明理的公民；而是创造能被雇用、能做多选数学题和语文试卷、能通过大学资格考试的人。
《共同核心》是由一个叫作“学生成就伙伴”的非营利组织制定的，该组织的领导者是大卫·科尔曼博士（Dr.David Coleman），美国大学委员会现任主席。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是它最重要的支持者，他们花费了大约两亿美元去帮助发展和推广《共同核心》。很多人抱怨，新标准的发展伴随着试卷和课本产业的积极参与，而真正处在教师岗位的人却投入甚少，但是问题与其说是企业影响力，还不如说是那叫人毛骨悚然的巴比特式的心态：太迫切地想要创造高效又有产能的“标准化人类”，没有时间发展富有想象力的知识。科尔曼曾在麦肯锡任职，创建了数家跟教育政策相关的公司，人人都说他聪明、谦恭有礼又用意良善。但是他从没有站在一班学生面前过，也似乎对多数好老师希望塑造的东西兴趣不大：好老师们想点燃学生的好奇心和激情，激发他们的求知渴望，让他们拥有充实而有意义的人生。对他们来说，学生不仅仅是日后的企业员工。
《共同核心》最具争议的一点是，它强行将阅读分成了非虚构（经过重新定义，成了“信息型”文本）和虚构。对高中生来说，阅读的比例要求被设定为百分之三十虚构文学和百分之七十信息型文本，后者的范围包括从柏拉图的地穴寓言到罗纳德·里根1988年的莫斯科国立大学演讲到来自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材料。好，别误会我的意思：我非常乐意接受一个更多元、涉及更多领域的办法，小马丁·路德·金的《来自伯明翰监狱的一封信》可以和詹姆斯·鲍德温的《高山上的呼喊》和兰斯顿·休斯的诗歌一起教，但这并不是他们的意图。他们的目的与其说是照亮历史和小说之间的交界之处，展现历史性演讲和文献的修辞结构与文学影响，倒不如说是用确凿的事件信息取代所有可能引发主观解读的东西——那是想象性知识的发挥领域。然而，想象性知识是一种最有效的了解世界、与世界沟通的途径。有一些人深深懂得这一点，他们也曾写下两份信息型文本：《独立宣言》和《葛底斯堡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