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和约沃下山回村，也带回了惨死的铁匠的长枪─至于铁匠是怎么死的，他们守口如瓶；他们编造出铁匠的最后一刻是那样惊心动魄，以至于战后很多年，附近乡镇的村民依然对铁匠的枪法和毅力津津乐道。卢卡和约沃一回来，外公就得知他们没有捕到老虎，这才放下心来。三人上山猎虎的那个漫长的下午连晚上，他的脑海中一直在回放熏肉屋里偶遇老虎的场景。为什么那个女孩会在屋里？她一直都在吗？她在干什么？
有一点他是很清楚的，她绝对没有企图伤害老虎，当老虎安然逃脱之后，她对他会意的微笑表示了默契。外公在想，下次看到她的时候该对她说什么，该怎么问，虽然明知她无法回答，他还是想问她看到了什么，问她老虎什么样。现在，他和她可以分享老虎的秘密。
外公以为在追悼铁匠的葬礼上肯定会看到她的。礼拜日下午的教堂很拥挤，挂起了白色的绣帷，他站在后排，在人群中寻找，一一打量被冻红的脸庞，但他没有看到她。仪式之后，他走到教堂外面也没找到她，再后来的周三集市上也没看到她。
外公不知道卢卡拿回了枪，更不知道他还从山里拿回了别的东西：在林中空地和老虎短兵相接时，老虎正在啃的那块猪肩胛。外公不知道，那天下午卢卡迈进牧场尽头静悄悄的家门后，先把铁匠的长枪慢慢靠门边放好，再挥起猪肩胛，照着聋哑女孩的脸扇了过去，而她早已双臂抱紧身子跪缩在墙角。外公不知道，卢卡把女孩的胳膊扯得脱臼之后，又揪着头发把她拖到厨房里面，再把她的双手塞到炉膛里。
外公对此一无所知，但村里人都知道，不用开口说，大家都心知肚明：卢卡打老婆。她一连数天不见人影，出门后鼻梁上有新伤，眼里的血斑经久不退，这些足以让人们揣测卢卡家里发生了什么。
对我来说，前因后果是很容易推断出来的。笼统地说“卢卡打老婆，所以活该有那样的下场”，甚至算得上公平的定论。但是，我现在想搞清楚外公当时不知道的原委，所以，哪怕已经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卢卡，和村里的每个人一样，生在戈林纳，长在家传的老屋里，也将死在那里。自打出生他就认得斧头、屠夫的案板，闻惯了秋季屠宰的血腥气味，到死也是这样。甚至在他心满意足、离家远行的那些年里，集市广场上的绵羊颈上的铃铛声仍会让他产生一种骇然的冲动，那情绪太复杂，根本不能以“乡愁”一词蔽之。
卢卡家有七个孩子，他排行老六，生来就缺少眷顾，他这辈子都只能眼巴巴看着幸运靠近却不降临于他。他的父亲叫科丘，有着巨人般的体魄，大胡子，大牙齿，似乎是这个家里唯一朗声大笑过的人，却总是笑得不合时宜。科丘年轻时曾在“军队”里待过大约十五年，每逢被问及此事，他总是笼统地说“军队”，因为他不想张扬自己和别人一起自愿报名打仗，却不在意谁是同盟、为何而战，只要看到跋涉的队伍最前方飘荡着土耳其军队的信号旗就好。多年下来，他攒下了一批惊人的奥斯曼帝国的战争用品，礼拜日早上，你可以在上坡路的小酒馆里找到他，一手握着咖啡杯，一手攥着拉奇加，和别的老兵神侃沙场逸事，他总是迫不及待地炫耀一些子弹、矛头或短剑的残片，一边吹嘘自己是如何奋力杀敌才得到这些奖赏的。在卢卡出生前很久，坊间传言科丘的战利品来历不明，其中有很多东西十分古老，诸如头盔、箭头、锁子甲的部件，谁也没见过，甚至想不起来那是什么朝代的东西；因此，人们风传屠夫科丘利用闲暇时节盗墓抢掠，在老战场里掘地三尺，搜刮死了好几个世纪的奥斯曼士兵的衣物和武器，以此扩充自己的收藏品。不管用什么信条去看，这么做都是作孽，天理不容，必会遭到恶咒。因而，他们后来才会说，科丘的后代就算活下来，也肯定断子绝孙。
村民们旁观屠夫家的事，暗地里做出判定，因此，大家都和科丘夫妇不太亲近。卢卡的母亲叫利迪娅，她很丰满，目光沉着，知书达理，言谈举止颇为文静；她出生在萨若波的一个商人家，但因为父亲的生意垮掉了，奢侈的富家小姐便沦落到了市井人家。她对儿女的爱无穷无尽，但总是格外偏爱最小的孩子─卢卡仅仅享受了三年就让位于小妹妹了，那是他们家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女儿。他上头有五个哥哥，大哥比他大十岁；卢卡眼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在科丘的亲自调教下迈向成年，却发现自己更钟爱母亲的生活方式：她少女时代频频旅行，她坚持认为孩子要受教育、要懂历史，也坚信文字有神性。
因此，卢卡从小就觉得，有一个大世界在等着他，比他所知的这个乡村大得多。他越来越确信自己的理想，也同时发现父亲虽然让人又害怕又尊敬，却是个文盲，对那个更大的世界一无所知，因而也不曾为儿女们谋求走向大千世界的途径。他和哥哥们一起跟着父亲学习屠夫的手艺，他固然知道父亲懂得如何切肉，熟知刀刃的种类，谙熟剥皮的技巧，牲口一生病他就看得出蛛丝马迹，肉稍一变质他就闻得出来。然而，就算科丘有自己的业绩，卢卡只觉得他的无知很丑陋，他对战利品之外的更广博的生活毫无兴趣，令他庸俗不堪，当他不爱洗围裙，或是用指甲缝里带血渍的手吃面包时，卢卡就特别嫌恶他。几个哥哥抓到什么就当棍棒使，互打脑袋取乐，而那时候，卢卡总在忙于看历史书和文学书。
然而，不管卢卡如何反抗，屠夫家的规矩他依然逃不掉。十岁，他开始屠羊；十四岁，他的父亲给了他一把切面包的刀，依循祖祖辈辈的惯例，把他和一头小公牛锁进了谷仓，小牛的鼻孔里还塞满了辣椒。父亲指望卢卡和之前的兄长们一样，能制服公牛，将小刀插进牛头，利落地杀了它。从小到大，卢卡都痛恨这个仪式，恨其暴力，厌其无谓，但他发现，尽管他长得瘦小、手劲单薄，此时竟也期盼意想不到的成功，最好能突然爆发奇迹般的蛮力，让他挨过这一劫。但公牛一下子蹿出畜舍的后栏，当着屠夫和五个哥哥的面，冲杀过泥地，把卢卡撞得浑身污秽，还有二三十个村民围观看好戏。当年观战的某人告诉我，那就好像在看坦克车轧过电线杆。（我估摸着，起码要等人牛之战过去几十年，这位见证人才有机会看到第一辆坦克车，他才能想出这么精妙的比喻。）卢卡抱住了公牛头，胳肢窝夹住牛角。公牛大概觉得胜利在望，索性跪倒在卢卡身上，把他死死地压在地上，把他往泥里拱，人和牛一起在板条箱、饲料槽和干草垛之间冲撞。有个从戈切瓦远道而来的医生也在一旁观战，是他跳进谷仓，在牛背上砍了一斧子。卢卡脑震荡，断了三根肋骨。几天后，他的父亲在暴怒之下又折断了他的左臂。
那之后，卢卡向流浪的吉卜赛人买了一把古斯勒琴，有几户人家需要雇佣帮手放牧，他便去田里放羊了。这段往事恐怕已被人粉饰过了，人们说他我行我素，说他的声音太轻柔了，说他在宁静的夜里弹起新琴就变得无忧无虑，说他会过于迫不及待地脱光衣服，和别的年轻人一起跳进牧场山上的湖─但是，没人指责那一代年轻人迫不及待地和他裸泳洗澡，这或许是因为，口述这些传闻的人正是卢卡的同代人吧。
别的暂且不谈，人们都知道卢卡喜欢坐在夏树下谱写情歌。我不止一次听人说过，卢卡特别擅长写情歌，简直不像是屠夫家的孩子，哪怕他没有亲自谈过恋爱，哪怕作曲的技巧尚不足以匹配高超的作词天赋。好多人都说，只要听到卢卡弹起古斯勒琴，就算是没歌词的清曲，任何人都会感动得潸然泪下。有一年春天，一匹狼来牧场猎食，卢卡没有朝它扔石头，也没有唤来父亲的狗，而是用琴声降服了孤狼……这可能言过其实，但当传说的主角备受赏识时，故事就难免夸张些。
每当我假想年轻时的卢卡，总会看到一个颀长而苍白的男孩，大眼睛，厚嘴唇，就像田园风光画里常有的牧童，总是光脚坐着、手臂环绕小羊羔。听村民们说起他的歌，说他的音乐魅力无穷，浑然天成，你保准也会联想到那样的画面。在那段早期回忆里，卢卡是个惹人喜爱的戈林纳之子。村民们觉得让他在回忆里保持温柔可爱的男孩形象也挺好，哪怕在现实中他多少是个暴戾少年，因受制于这个贫瘠粗俗的小世界而饱受折磨，再后来，他就变成了扎着血色围裙、殴打聋哑老婆的男人。
有一点是确凿的：十六岁那年，卢卡在充沛的愤怒、决心和善良意愿的鼓动下离开了戈林纳，独自一人前往萨若波的河港，一心想成为古斯勒琴师。
那时候，萨若波的古斯勒琴师都是从邻省来的年轻人，他们挺有缘分地凑到一起，在格拉瓦河边整夜整夜地唱民谣。最早，卢卡听母亲说起过他们，她把他们描述成艺术家、哲学家、音乐家，所以，卢卡经年累月地说服自己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父亲没有反对─公牛事件后，他就几乎没有跟卢卡说过一句话─卢卡步行了三百英里去找他们。在他的幻想里，那些男人应该表情肃穆地坐在堤岸上，脚浸在清澈的河水里，唱着关于爱情的歌谣，也唱饥荒，唱祖辈们漫长而悲伤的死亡─老人们很懂得如何欺骗死神，但死神总是更厉害，这个黑心肠的坏蛋能把所有人骗到手。卢卡曾经执信不疑，那就是唯一属于他的生活，必然可以指引他走向更远的世界，甚至还能让他抵达本城。
在萨若波的第一个星期，卢卡在东镇妓院楼上租了一间屋，天花板薄得像纸片，他还得知，河岸边的乐人团体里有着森严的帮派等级，表演不是随心所欲的。乐人们也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活跃开朗、乐于分享并交换彼此的歌谣；甚至算不上是地道的古斯勒琴师。他没觅到哪个孤身隐士把玩他钟爱的单弦提琴，但找到了两个相对来说势均力敌的乐团，一个倾向于源自西方的铜管乐，另一个忠于奥斯曼时期定格的复杂弦乐。那两个乐团分据两岸，夜夜笙歌，固定成员大约维持在二十人，夜越深，越来越多的买醉人聚集过来，街上充盈着酒气、香水和河岸上潮湿夜气混合的气息，两个乐团便分据桥的两端。慢慢地，一首曲子连着一首曲子，一支舞连着一支舞，乐人们会在宽宽的圆石拱桥上慢慢往前移动，乐团推进的速度完全取决于观众的数量、跳舞者的风采，以及停下脚步来观赏的路人们的热情。歌曲也和卢卡曾经假想的不一样，不是庄重冥思爱情无常的感伤情歌，也不会唱起苏丹统治下民不聊生的实情，相反，他们唱酒歌，只唱纵情声色、不醉不归，诸如《我们最后一个孩子走了》、《既然暴风雨过去了（我们应该重建村庄吗？）》。
乐人们也比卢卡预料的更复杂，更像是贱民，邋遢、酗酒、无法无天，超出了他的想象力。他们大都是游民，流动性极高，因为每隔半年左右就会有人坠入爱河结婚去了，再有一个人死于肺炎或梅毒，还至少有一个人因犯了什么小罪、触怒了什么大人物而被捕，再被吊死在小镇广场上，杀鸡吓猴。
渐渐地，卢卡和他们混熟了，他夜复一夜地跻身于弦乐部，但手里的古斯勒琴大多时是沉默的，只在几首曲子里弹两三段；他和长年累月厮磨在桥上的老乐手们慢慢熟稔起来。有个打手鼓的土耳其人，头发总是抹得油光光的，据说在富家小姐们中间相当得宠。还有一个发色如枯草的小孩，谁也讲不出他到底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犯了什么过错，被人割去了舌头，但他打起铃鼓来却是得心应手。拉手风琴的乐手名叫格里格卡利卡·博基奇，只要有高大丰满的美妇人驻足聆听，他的牙齿就会不听使唤地打战，变成一种滑稽的伴奏。小提琴手没有真名，人称“和尚”，有人说他离开本笃会是因为上帝给他的使命是当乐人，而非保持缄默。实际上，这个绰号纯粹得名于他异乎寻常的发型：此人三十岁，但从前额到耳际寸草不生，眉毛也没有一根，因为某个可怕的狂醉之夜，壁炉里生不起火，有人爬到烟囱上往下浇油，而他正在下面生火。
这些人，都对历史或文学一窍不通。这些人，都没想过挣一份更好的生活。这些人，谁都不在乎古斯勒的传统技艺，也不理会它在史诗中的作用，但他们觉得古斯勒琴能给滥竽充数的乐团增添一些有趣的音色。卢卡跟着他们表演了几个月，就站在和尚的旁边，直到他们认定他哪儿也不会去，直到最主要的几个乐手都视他为一条心的好伙伴，忠贞的酒伴儿，推心置腹的知己，公认的词人墨客。人们会在自己家里背诵他写的歌曲，在集市里哼哼唱唱，为了听他本人再唱一遍，也会朝他的帽子里扔硬币。
日子就这样过去，卢卡没有放弃对古斯勒琴的挚爱，也没有停止过对出人头地、功成名就的渴望。某一天，他不得不承认：萨若波人开始厌烦他怀着极大热情谱写出的悲伤情歌了，但他依然坚信，在别处，总会还有人需要这些歌声。下午总是懒洋洋的，别的乐人都在小酒店地下室、在门廊纱窗下的阴影里、在他们叫不出名字的女人们的苍白臂弯里睡觉，卢卡却一门心思去寻找真正的古斯勒琴师。那都是些瘦骨嶙峋的老头子，已有很多年不弹琴了，他们一次又一次把找上门来的卢卡轰跑。但他锲而不舍地一次又一次去拜见，他们终于软下心肠。几杯拉奇加下肚，听着河水潺潺，远眺商船沿着绿油油的河堤入港，老人们就会忆起往昔，拿起卢卡的古斯勒琴拉起来。
那些时刻让他沉醉忘我，老琴师们娴熟的手法、轻踏拍子的双脚、沧桑的喉音震颤在唱词间─有时是他们想起了歌词，有时他们就临时编造。和他们相处的时间越长，他就越发确定，自己就想这样生活、这样死去；他们越是表扬他的技艺飞涨，他也越能看清自己，忍受自己出身的卑微，接受自己歌咏的爱情和现实之间的悬殊─女人无法让他产生爱的欲望，无论是在桥上蒙着面纱朝他含笑的女孩，还是他和别的乐手在小酒馆里演奏时投怀送抱的妓女们。
钱总是不够上路，所以他就留在了萨若波；一年，两年，眨眼就是三年，他在婚礼上演奏，谱写自己的小夜曲，在桥上争夺自己的一席之地。
身为古斯勒琴师的那十年里，他遇到了最终毁掉他一生的女人。她叫阿玛娜，天生爱热闹，又聪明又迷人，是富庶的土耳其丝绸商人哈桑老爷的宝贝千金。在这个小镇里，阿玛娜多少带些传奇色彩，因为她十岁时就宣誓一辈子做处女，将一生奉献给诗歌、音乐和油画（油画方面想必乏善可陈，但无关宏旨）。大家对她的生活知之甚详，主要因为哈桑老爷，他每天去茶馆都要抱怨─不如说是夸耀─阿玛娜又有了哪些新癖好，他本来就挺招人烦的，一说起女儿更是巨细无糜，没完没了。可想而知，阿玛娜就成了街头巷尾热议的八卦主题，无人不知她自负、机敏且妩媚；她喜欢精美菜肴；她意志坚定而且极富创见，每当父亲提议她见见某个追求者，她就会每隔一周以自杀要挟父亲作罢；她还会偷偷溜出父亲的豪宅，连面纱也不戴，公然加入桥头河畔的狂醉歌舞夜，这种夜游已成为她的固定仪式，除了哈桑老爷，人尽皆知。
卢卡时不时见到她，但总隔着一段距离，他眼中的她有一双亮闪闪的眼睛，扎着长辫子，笑起来烂漫无邪。要不是她对他的乐器产生了好奇，他可能永远不会和她说话。有天夜里，乐队刚刚演奏完热闹的一曲《那是你的血吗？》，卢卡的目光刚从古斯勒琴身上抬起来，就看到她站在自己面前，一手搭在腰上，一手捏着一枚金币，要往他脚边的旧帽子里放。
“男孩，这琴叫什么？”她大声地问道，还用穿着凉鞋的脚点了点琴身，其实她是明知故问。
“这琴叫古斯勒。”他情不自禁地笑起来。
“可怜的小琴，”阿玛娜的语气竟让别的来给钱的路人停下来，在她身后流连，“只有一根弦。”
卢卡说道：“明天他们大概会给我一把大一点的提琴，但我仍然不会舍弃我的单弦琴。”
“为什么？它有什么了不起？”
就在那个瞬间，卢卡觉得自己脸红了。他说：“五十根弦奏一曲，但这把单弦琴能讲述一千个故事。”
阿玛娜把那枚金币投进了他的帽子，但她没有走开。“那好，古斯勒琴手，给我拉一曲吧。”
卢卡鞠了一躬，开始独奏，在那十分钟里，桥上仿佛鸦雀无声。别人告诉我，他演奏的曲子叫《绞刑吏的女儿》，但卢卡自己却根本不记得自己演奏了什么；多年后，他只记得琴弦在胸膛里撩拨出一阵阵脉动，记得自己发出奇怪的歌声，还记得阿玛娜的手一动不动搭在腰间所定格的轮廓。
风言风语出现了，人们说卢卡和阿玛娜在桥头相依而坐，直到天明；卢卡和阿玛娜在小酒馆里，猫在一张纸上头挨着头。
他们彼此相爱，这是肯定的。不过，那种爱的性质并不像人们猜想的那样简单。卢卡找到了欣赏他音乐的知己，他演奏的每首歌她都想听；她懂得诗歌、谈话的艺术，以及一切美好的事物，也就是他早已放弃和乐手们尝试交流的主题。阿玛娜发现卢卡不仅有迷人的志向，还有深沉的智慧，他设想并实现的旅程让人难以置信，还希望这旅程如此继续下去。但是，问题出在这里：她早已发誓和男人撇清关系；他也没有费神费力说服她改主意，因为他早就想明白了，自己不想和女人扯上关系。阿玛娜决意要以处女之身死去；而卢卡那时已经发现，每当看到镇上的年轻人在夏日里潜到河里游泳，自己都要忍耐高涨的性欲。这个世界已经处处和他作对了，若迈出最后的那一步，将意味着自找苦吃。虽然他对那段岁月绝口不提，也不管日后他会对老虎的妻子做出什么事，大家总是希望卢卡确实拥有过幸福。
那一年里，他和阿玛娜的友谊在歌声和哲学辩论中、在讲故事中、在针对诗歌和历史的无意义的争辩中日益深厚。温暖的夜里，他们并肩坐在桥上，不和老乐手们混在一起，卢卡怀抱单弦提琴弹唱歌谣，阿玛娜坐在他身旁断了椅背的破椅子里，将下巴抵在他肩头，随着他的乐声歌唱，令他的歌动人至深。他或她，都算不上是引人注意的歌手，但合唱起来却别有风韵，融汇出一种低沉又惊人的忧伤，哪怕最兴高采烈的人都会被他们离奇的歌声所吸引，不由自主地离开跺脚畅饮唱欢歌的传统桥头乐队。
在阿玛娜的帮助下，卢卡渐渐走上他多年前为自己设定的生活道路。他开始撰写自己的歌─经常是随兴所致，在桥头就写起来；也开始鼓动一些年轻的古斯勒琴师跟随他。但他仍然筹不到去本城的盘缠；而且，就算他攒够了钱，也不想把阿玛娜独自抛下，更不能两手空空就请她嫁给自己去闯天涯。就在那时候，有个说话慢条斯理、蓄着长胡须的学者出现在萨若波，他叫福克，据镇上好事者的传言，他在城乡间流浪十年，听到乡村歌谣和传说就会记下来。
“他是偷音乐的贼。”拒绝和他说话的桥头乐人们说，“如果他来找你，就让他下地狱。”
一天晚上，这位学者在小酒馆里偶遇卢卡，向他详细介绍了本城刚刚建起的音乐学校。为了获取外界的更多关注和支持，校方和政府联手，开始操作一个项目：本城外任何自治区的任何传统乐人只要同意录一首歌，就会得到一小笔报酬，任何歌曲都可以。学者还告诉卢卡，他希望由卢卡，以及他那位迷人的年轻女士代表萨若波唱一曲，哪怕女性通常不出现在传统古斯勒琴演唱中。
那年早春，卢卡才第一次见识了收音机，现在又在小酒馆里听学者说了此事，两者叠加便足以让他做起美梦。他不知道怎样去本城─他和阿玛娜─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启程的充足理由。一星期后，答案不期而来，随着小妹妹的信送达卢卡的手里。她写信的借口是告知他：自己要出嫁了，未婚夫的父亲在柏林拥有一家汽车工厂。但她写信的真正目的是委婉地告诉他，母亲已经去世了，父亲吩咐她来探探口风，有什么办法能让他回戈林纳，因为他独自一人太孤单，也没个帮手。信里还提到，他已是他们家唯一幸存的儿子了，就在上一个冬天，大哥死于肺炎。二哥三哥参军后阵亡，早早地效忠皇帝去了。四哥前不久在两个镇外的小酒馆外头因为女人和人打架，也死了。没人知道五哥在哪里，但有人说他爱上了一个吉卜赛姑娘，多年前就私奔去法国了。她在信里说，父亲心力交瘁，只剩一口气了。尽管多年前和公牛的较量不尽如人意，尽管多年来都没人关心过卢卡，但现在要由他决定，是否愿意回村继承家业。找个好脾气的女人，他的小妹白纸黑字地写道，她会给你生养很多孩子。
卢卡一直拒绝承认自己的过去，现在，却突然发现自己在考虑返回戈林纳。父亲老了，被悲恸打垮了。他知道，即便回去，他和父亲之间也不会有亲人间的爱；但他也知道父亲活不长了，只要他死了，原本要在六个兄弟间分割的遗产就统统归他卢卡了。现在，他只要牺牲两年时间，就能用曾经让他痛不欲生的男人─父亲科丘─毕生的积蓄为自己打造美好的未来，更何况，在戈林纳等待老头死去的时间里，他还可以慢慢打磨自己的情歌。这种可能性如此迫切又如此逼真，真可谓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好几天里，他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之后，天刚擦黑，他就爬上阿玛娜窗外的墙架，向她求婚。
“唉，我早知道你是个疯子，”她从床上坐起来，说道，“但以前没发现你是个傻子呀。”
于是，他把一切向她解释，说起他父亲，他的命运，又说到本城的音乐学校想要他们的歌，电台会在收音机里播放─他们要合唱，因为没有她，他凭自己很难追求到这一切。说完这些，他又说：“阿玛娜，我们这些年来都是好朋友啊。”他早就跪在她床前了，现在才站起来，坐在她身边的被子上。“你的父亲早晚会强迫你出嫁的，难道你愿意嫁一个陌生人，宁愿让他强占你的身子？我保证不会碰你，但会一直像现在这样爱你，直到生命终了。不会再有人像我这样，走进这间屋，向你求婚，并且保证以后信守诺言。”
这是第一次，他近乎忏悔地说出心里话，阿玛娜伸手抚摸了他的脸，其实，有些事她早就明白了。
他们开始准备结婚。阿玛娜同意闭门不出，也同意不捣乱；那两个月里，卢卡每天晚上都梳洗一新，去她家，陪哈森老爷吃吃喝喝，他俩一起抽水烟，玩音乐，直到天光渐亮。哈森老爷不用动脑子就推断出，求婚即将到来，他宁可妥协，让即将继承屠夫家业的卢卡当女婿，也不愿意守着一个顽固的处女女儿，于是，他带着极大的耐性，给卢卡尽量充裕的时间，就等着他能体面地求婚。
但凡卢卡稍微懂一点察言观色，但凡他发现哈森老爷在一个半月的时候就已默许这桩婚事，并且立刻向阿玛娜求婚，这个故事就要彻头彻尾地改写。可惜，那爷儿俩只顾着展示各自的社交风度，就当他们在哈森老爷家的阳台上撩拨琴弦、聆听彼此意见时，阿玛娜却被完全忽略了，他们把她留在孤独的闺房里，让她等。就在那漫长的等待中，她开始设想身为卢卡的妻子的未来，期待他们最终会移居本城，她想明白了，不管从哪个角度说，她这么多年来高调坚守的纯真将得到最妥善的保护。保住了。从小到大她一直在担惊受怕，怕有一个专横霸道、愚蠢痴呆的丈夫，怕新婚之夜那难免的折磨，怕单调无聊的婚后生活，怕生养小孩的可怕场面，但现在，她不用再怕了。只需一个简单的决定，所有那些可能出现的痛苦都会一笔勾销。她的未来，不存在折磨。一开始她是高兴的，但是随后她开始思忖，那是一段多么漫长的挣扎啊，假想自己置身于那些恐惧，及其引发的种种矛盾之中又是多么煎熬啊；她突然明白了，她所畏惧的挣扎并非那么可怕，自己如此固执地坚持到现在─这岂不是更可怕的挣扎吗？更何况，还有一种可能性，她从未说出口，但将来就未必了，那便是：她改主意了怎么办？忽然之间，她觉得自己的一生刚出现就落空了。
婚礼前两周，阿玛娜高烧不起。街巷里都在传闻她病得很重。人们说，她的窗帘都不能被拉开，说她紧紧揪着被单，冷汗淋淋，胡言乱语，还说她点点头都会引来剧痛。
卢卡不是家庭成员、至亲好友，甚至还不算是正式的未婚夫。他只能在集市、在桥头听人家说她是否安康，也是通过口耳相传，他才得知一个又一个大夫在哈森老爷家走马灯似的进进出出，但他的爱人还是没有康复。从哈森老爷口里，他只能听到充满希望的好消息─她很好，只是秋季咳嗽罢了，她很快就会好起来的；但在街头巷尾，他听到的消息却越来越让人绝望，草药大夫卡辛穆·阿迦已经给住在王国另一边的某个医生写了急件，据说那人是闻名遐迩的妙手神医。
镇上没有人看到妙手神医抵达；就算他走在大街上，也没人能认出他。但是大家都知道，妙手神医在阿玛娜的床前守了三天三夜，握着她的手腕，擦她额角的汗。很快，又传来确切的消息：有人瞥到过一两眼，妙手神医双手颤抖着用浸过冷水的海绵擦拭她的颈项，彻底终结了阿玛娜的处女宣言，也终结了她学究式的隐士独居、她终生的计划，以及对音乐和卢卡的挚爱。她刚有好转就偷偷溜出闺房，去见那位救了她命的神医，就像她当年溜出去和古斯勒琴师嬉闹一个样儿─只不过，现在的她流连于废弃的磨坊和谷仓，手腕和肚脐上还喷洒了香水。
得知她已康复，哪怕没有得到允许到她病床前探望，卢卡却没有一丝怀疑。他不知道，哈森老爷告诉阿玛娜他已同意让她嫁给卢卡，她却亲吻了父亲的双手，然后跳上床，用窗帘上吊。事情本可以就此了结的，但卢卡一无所知。他不知道老虎的妻子恰好出现，发现她的姐姐瘫倒在床上，沮丧地哀泣，因为她没法扯开厚重的窗帘，布条没法缠紧自己的脖子，也就没法吊死自己。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是老虎的妻子把阿玛娜的头揽在膝头，然后想出了一个妙计；也是老虎的妻子，在次日清晨把阿玛娜写满绝望的信送到神医手里。阿玛娜在第二天夜里爬下窗外的墙格时，也是老虎的妻子在一旁守护，确保没人看到她们；也是她，在阿玛娜的闺房里，在婚礼那天的清晨，将阿玛娜的告别信递给她们的母亲。
站在生命中仅剩的两个女人面前，哈森老爷破口大骂：“上帝诅咒她，这该死的婊子丢尽了我的脸！”他从未想象阿玛娜会把自己置于这种境地。就是那时候，在那里，他做出了决定，任他的妻子为此哭干了眼泪。他把又聋又哑的小女儿塞进她姐姐的婚裙里，取代了阿玛娜的位置。在此之前，他一直以为甩不掉这个包袱，要一辈子供养这个孩子呢。
于是，卢卡心满意足地举行了婚礼，幸福得近乎晕眩，幻想着他和阿玛娜在本城共度未来，根本没想到，就在他宣誓的那一瞬间，他独占父亲遗产的计划、唱尽自己歌谣的希望、本已向他敞开的自由自在的未来都已毁于一旦。
他听从司仪的指示，掀起婚纱，想要看第一眼自己的法定妻子，那一刻，他发现自己看到的是张陌生人的脸孔，他的表情愚蠢得近乎亵渎神灵，直到那时，他才发现中了哈森老爷的圈套。随后，众人向新郎敬酒时，哈森老爷只能说：“即便如此，她也是你的人了，大礼已成。她是你未婚妻的妹妹，我有权请求你收下她。现在你拒绝的话，只会让你自己丢脸。”就这样，卢卡莫名其妙娶了一个十三岁的聋哑女孩，婚宴上，她的母亲流着泪吻她的额头，她则用一双惊恐的大眼睛望着他，时不时茫然地朝他的方向微笑一下。
新婚之夜，卢卡看到她赤身裸体并惊慌失措，他脱衣服时让她扭过头去，有某种期待凝滞在他们之间。第二天，他带她上了马车，回了戈林纳。屠夫之子的童女新娘。没有欢笑，没有友情，未来也没有希望。这一路走了五天，到了第二天他才意识到，他或许听说过一两次她的名字，但根本没记住。
“他们叫你什么？”他对她说。她没有反应，他抓起她的手，摇了摇。“你的名字─你叫什么？”可她只是微笑。
家里静得可怕，好像事情还不够糟。在卢卡的印象里，这栋房子里挤满了兄弟，到处都是嘈杂的声音：奔跑的脚步声，哭泣的小孩，炉灶上总有两口滋滋作响的平底锅。眼前，卢卡的父亲已是驼背跛脚的老人，孤零零地坐在微弱的炉火前。当新娘迈进门槛，老父没有问候，只是冷眼看看，对自己仅存的儿子说：“你就不能有点出息，别找这么个穆斯林？”那时候的卢卡精疲力竭，没办法乐滋滋地告诉父亲，只要科丘一死，他就有办法弥补一切，他是想要有出息的。
遥不可及的希望又在卢卡心头茁壮起来，他顺从地开始这段过渡性的生活。就算没有阿玛娜，他也会找到办法发扬古斯勒琴曲，传播他的原创歌谣，去音乐学院。但眼下，他只有一个聋哑女孩、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熏肉屋里无休止哀嚎的待宰的绵羊，以及他心头的忿恨，这一切对他是多么不公平啊。
最让他吃惊的是，他竟然很快就习惯了容忍自己的妻子。她有一双大眼睛，走起路来轻手轻脚，有时候他会在她身上依稀看到阿玛娜的影子，甚至还有一两次脱口而出地叫她阿玛娜。她需要教导─他不得不手把手地教她怎样让炉膛里的火不灭，带她去蓄水池，带她去村里转几次，告诉她怎样在集市购物─但他很快就发现，这姑娘一教就会，第二次就能独当一面，并且养成一套她自己的规矩。她什么活儿都能干：在熏肉屋里做帮手，帮他洗衣服，帮他父亲换下酸臭的裤子；她去井边提水，每天都会扶着老人走下门阶，让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她没有抱怨，一声都不会吭。有时候，卢卡晚上回到家的感觉还挺愉快的，毕竟，有人笑眯眯地看着他。
等他从最初的震惊里恢复过来，就想可不可以把她和老人留在戈林纳。卢卡知道父亲把积蓄藏在护墙板下面，那么，可不可以拿一点父亲的钱，独自一人去本城，再找个人顶替阿玛娜？显然是可行的。他跟在聋哑女孩后头进村好几次，每一次都要把跟在她后头的臭小孩们轰跑，他们冲着她的背影做鬼脸、学她走路的样子、大喊从父母那儿听来的下流话，那之后，他意识到自己把她带回来是错上加错，因为乡亲们的嘴不饶人。人们在说：瞧那姑娘，他带回来的姑娘又聋又哑，他从哪儿弄到她的？莫非他有什么亏心事？乡亲们的好奇和关注都快把他逼疯了，比先前更迫切地想要远走高飞；但是，要想一走了之，他就会落入更深一重的窘境，因为他必须先想办法甩掉这个老婆。
接着有一天，他回家时发现她和科丘在阁楼里：他的老父戴着面具，好像要制造一点假面舞会的气氛，已经搬出一箱箱的战利品，卢卡上楼时刚好看到聋哑女孩盘腿坐着，一只箱子搁在膝头，而那位老父跪在她身后，一只手已经按在了她乳房上。
“她还是个孩子！”卢卡揪起科丘、摔向墙壁后，忍不住大声咆哮，“她是个孩子！孩子！”
“她是个孩子！”科丘也不示弱，猥亵地咧嘴怪笑，“要是你闲着不干，我可以帮你生几个儿子。”
他明白了，不能把她留在戈林纳，因为，不管她是不是穆斯林、是不是童女新娘，科丘会强暴她的─但愿他还没有动手，因为趁卢卡不在家的时候，他完全可能强迫她─而她根本无力反抗。
于是，卢卡留了下来，他留的时间越长，美梦也越像泡影；科丘越是凌辱他，来肉铺的村民越频繁地问起他的妻子，他就越来越认定：她是牵绊他的原因。每当他想到这一点，她的沉默都让他害怕。他害怕，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她可以看穿他脑子里的每一个念头。他觉得她是动物，像猫头鹰一样沉默、难以讨好。他是被骗婚的，而她想要什么呢？当他的人生被命运不公正地扭曲时，这个姑娘想从他这里获得什么？纵然他相信他有权利去争取自己想要的生活，他却发现自己很想跟她解释这一点，他想告诉她，沉默、结婚、科丘占她便宜─这一切都不是她的错；也不是他的错，但他很难说服自己，这让事情变得更糟。
终于，到了爆发的那天。那是个酷热的夏日，气温高得离谱，卢卡热得没处躲。她正在厨房角落里刷洗衣服，他父亲在某间空荡荡的卧室里浑身汗湿地打着呼噜。卢卡回来休息，想等最难熬的午后高温过去再回肉铺。院子里的杏子都熟透了，他摘了三个进屋来，打开收音机，在空桌子上把杏子切成片；突然，就在那时，他认出了和尚特有的鼻音唱腔，比原本的音调高了八度，尖锐地划破伴奏音，而那正是卢卡当年随手写着玩的一首歌。他顿时觉得灵魂出窍，身体仿佛不再属于自己。
那首歌是《女巫》，是他和阿玛娜一起写的，写的就是阿玛娜，缓慢的开场是专为古斯勒琴编排的，高潮部分歌颂的是放荡形骸。他还以为在做梦：宿醉一夜就会醒来，然而这不是梦，他也没有醉。旋律在歌词间游走的时候，他一直在厨房的椅子里坐着，坐着，直到歌曲放完，收音机里传出别的节目。就算没有他，他的歌也会继续游走，向音乐学院飘去了。
他抬起头，看到那个女孩站在他跟前，他的湿衬衫垂在她的肩头，好像她有了第二层皮肤。
“听啊─”他对她说，还碰了碰自己的耳朵，指指收音机，指尖在收音机桃花心木外盒上抚过。她站在那里，朝他微笑。那时他还能自持。接着，她做了一个手势，好像轻轻耸了耸肩，她弯下身，从他的小刀下面拿起一片杏子放进嘴里，转身向门外走去。还没等他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已经跳起来，掀翻桌子撞向她，她脸朝下摔下去了，整张桌子压在她身上。她的身子倒在地板上的声响在他脑海里萦绕不去，他高高在上，踢向她的胸、她的头，踢到她的耳朵里流出了血。
第一次爆发惊到了他─那不可理喻的暴怒，自己的靴子在她身体上踢出的闷响，她一声不吭，张着嘴，闭着眼。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想打她这么久，他曾指望她因害怕或疼痛而号啕哭叫。事后他才反应过来，也就是在他扶她起来的时候，他曾经很想知道她是否真的任何声响都发不出来，那份好奇心现在得到了彻底的解答；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更强烈的愤怒涌上心头─他对自己的行为怒不可遏，当他打来水，帮她擦去脸上的血迹时，又对她如此惊讶、凄凉且顺从而感到震怒。
他默默告诫自己，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但是，日后显然复发了。在他的体内，仿佛有扇门被撞开了，他再也关不上了。父亲下葬的那天晚上，他又爆发了。家里只有卢卡和那女孩，到处都是死一般的寂静。他想到：我死之后，这个家再无子嗣。他突然翻身压住她。他对自己说，要试试，试着去操她，可以试试。这一试就是几个月，他感受到她在自己身下，娇小而紧张，像死人一动不动，他真的做不到。他甚至无法用这种行为伤害到她。打她也没用─但那会让他觉得自己干成了什么事，起码，可以暂时中断她对他的判断。他知道她心里很明白，她很冤，但他没法不让她那么想。他既无法强迫她说出来，也无法迫使她忘掉。
最终，他一走进家门，她的眼里就只剩下了恐惧；擦地时感到他的脚步震动了木板，她的肩头只会退缩。事实就是这样，她把他看成可怕的人，那也确实是他的一个分身。这让他自己都惊诧。他经常朝她扔东西：水果、盘子、一锅开水─锅子砸到她的腰，开水浇透她的衣服，她只是大口地喘气，眼珠子惊恐地乱转。还有一次，他把她压在墙上，用前额一下下撞她的脸，直到他的眼睛被她的鲜血染模糊了。
现在，戈林纳的村民们可以编出无数理由来解释卢卡和老虎的妻子的婚姻。有人说，她是臭名远扬的赌徒的私生女，那赌徒欠了卢卡一大笔债，就用她来抵，那是卢卡在土耳其浪荡时的一桩见不得人的秘密交易。还有人说，他从伊斯坦布尔的小偷手里买下了她，那些贼在露天市场里贩卖女孩，在卢卡发现她以前，她一直安静地站在香料袋和堆成山的水果摊之间。
不管卢卡的理由是什么，村民们公认是因为卢卡的生活有隐情，所以才有那个女孩。毕竟，根据五花八门的猜测，在他离乡的十年光景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他赌钱，他嫖妓，他偏爱男人；而一个又聋又哑的人无法揭露任何真相。那些猜测可能有几分属实；或许，他有理由让自己相信：他找到了一个能把他和这个村子隔开的人─好让他自我隔绝，计划重返梦想中的生活，虽然那个梦再也无缘成真了；一个让人们不敢和他打交道的人─要么是容貌骇人，要么是有残疾；她还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上一次战争、父亲的恐惧，以及他们家两个儿子报效苏丹战死沙场的传言。聋哑不要紧，村民们觉得，反正他找到了一个决不会向他索取什么的老婆，就算他喝得烂醉也没法责怪他，更不会央求他给她钱。
但是，留着她，卢卡也因此陷入了始料未及的复杂局面。他低估了她那种疏离感的力量，村里人打心眼里对她感到好奇，现在更是无所顾忌地谈论起来了。她的神秘感原本对他有利，现在却将他的生活变成了公开的奇观。他听到人们交头接耳了，他们东拼西凑，捕风捉影，胡猜她的出身、他怎么碰到她的，他们互相追问她胳膊上的淤青是怎么回事儿，到处打听卢卡和他老婆为什么好些日子没一起露面了，为什么她还没给他生孩子……各种不靠谱的回答引出更多的问题，更多的羞辱。他们刚结婚的那年冬天，他带着她去教堂做圣诞礼拜，一群村民做完弥撒就开始窃窃私语：他把她带到教堂来是什么意思？第二年圣诞节，他没有带她去，他们又说：他把她留在家里是什么意思？可是现在的情况比那时候还要糟心。
现在，他们都在说熏肉屋的事。老虎在村子里出现后的两天里风言风语满天飞。人们在家门口嚼舌头：她和那只老虎在熏肉屋里做什么？他们都想知道：卢卡不让她和自己睡，这是什么意思？
一连好几个星期，他一直怀疑熏肉屋里少了肉，但一直不能相信最初的猜测─他根本不信她胆敢在他眼皮底下偷肉。可是后来他亲眼看到了老虎，大猫嘴里叼着一大块猪肉，他惊呆了─那个吉卜赛小东西，他在心里说，这个穆斯林婊子，竟然偷偷溜出家门，把他的肉送给了魔鬼。她让他活像个白痴。
捕猎回家后的那天晚上，他把她推出家门，捆在熏肉屋里。他对自己说，只是为了惩罚她，但当他吃好晚饭准备上床时，他明白心里还有另一个企图，他希望老虎找到她，在深夜里把她撕烂，那么，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卢卡就能清净了。
如果你现在去戈林纳，问起卢卡失踪的事，人们给你的答案会各不相同。有一个版本出自村里的砍木工，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到他老婆忘了把馅饼放进烤炉，竟然让他吃生的饼，他醒来后从窗口望出去，看到卢卡穿着睡袍在路上走，还有一条丝巾把他的下巴和脑袋绑在一起，那是为了不让死人的嘴巴张开，他那沾血的屠夫围裙搭在肩膀上。在这个版本里，卢卡的脸像木偶一样荡下来，但两眼放光，好像看到了一段旅程刚刚开始。砍木工站在窗帘拉开的窗前，因为惊恐和缺觉，两条腿僵硬得不听使唤，他目睹屠夫慢慢穿过雪堆，在雪地上留下死人的光脚印。
还有人会跟你讲面包师的长女的版本，她负责早起把炉子生旺，再开窗透透气，让自己凉快一点，就在那时，她看到一只老鹰站在她家花园里的雪地上，一动不动像什么古物。老鹰的肩膀上沾了黑乎乎的血迹，当它听到她打开窗户时扭动头部，用幽黄色的眼眸盯着她。她问老鹰：“兄弟，你好吗，还是不好？”老鹰回答：“不好。”说完就凭空消失了。
不管细节怎么说，乡亲们会众口一词地说，卢卡一死他们就发现了，并且归咎于老虎的妻子；但如今跟你讲这些的人在事发时多半还没出生，因此，显而易见，他们也都是道听途说的。
没人会告诉你，事发四五天后都没人起过疑心。大家都不喜欢卢卡，不去他家串门，不习惯看到他顺从地站在肉铺里，吊在脖子上的眼镜反出两片触目惊心的白光，双手搁在鲜肉上，这一切，都让大伙儿不舒坦。事实是这样的：面包师的长女去买肉，发现肉铺的窗页都垂下来，店门关着，灯也没亮，她空手而归，之后还有人吃了闭门羹，即便如此，多日之后乡亲们才觉察到：今年冬天恐怕是买不到现成的肉了。
基本上没有人认为卢卡走了，他不会为了仲冬盛宴，专门去林子里布陷阱捉兔子；也不会彻底放弃这座小村，义无反顾地走了，毕竟大雪掩埋了山路，德军刚开始入侵。事实上，大约两周后，聋哑女孩出现在村里，扬起一张明亮又精神的脸庞，笑容暗示了她生活中的某种新变化，而在此之前根本没人注意到卢卡的事，没人觉得出了什么意外。
外公早上搬完柴火，在门口把脚上的积雪跺掉的时候看到她顺着山路而下，披着卢卡的毛皮大衣。那是个晴朗无云的冬日晌午，村民们都靠在自家门廊上晒太阳。一开始，没几个人看到她，但等她走到广场时，村子里所有人都躲在门窗后偷偷看，盯着她走进布店。透过玻璃窗，他们看到她肆无忌惮地在店里逛，指中挂在墙上的土耳其绸布，店主把那匹布在柜台上展开，她的手指轻柔抚过丝滑的布面。几分钟后，外公看到她胳膊下夹着一包布料穿过广场，身后跟了一小群村妇，她们和她保持了一定距离，却克制不了好奇心，实在装不出无动于衷的模样。
谁给她起了这个名字？我说不上来─我始终没有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卢卡消失前，她一直被称作“聋哑女孩”或“穆斯林”。但一夜之间，出于村民们都不确定的原因，卢卡已不再是影响他们如何看待这个姑娘的因素。她第一次买布，第一次用土耳其丝绸裹头遮面，并在布店对镜自赏，这是再明白不过的暗示了：卢卡不会回来了，她无须再怕他了。可是，即便如此，她还是没有变成“卢卡的寡妇”。他们给她起了新名字─“老虎的妻子”，并沿用至今。她就那么突兀地出现在村里，带着微笑，没有淤伤，让一种可能性昭然若揭：卢卡的结局一定是让人兴奋、却无可挽回的，足以让戈林纳人七十年后还在乐此不疲地揣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