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沃·盖乐
每周日下午，哪怕是战争最惨烈的阶段，本城最伟大的医生们都会聚在巴涅维奇老城餐馆的露天座里，抽烟喝酒，谈古论今，谈资里还少不了耸人听闻的病患、匪夷所思的病例，然后是互相吹捧高明的诊断、高超的医术，午餐从下午三点开始，座位是预留的，这个铁定的规矩已保留了差不多六十年。
全是名医：教授，肾病专家，心脏病专家，医学院导师，肿瘤专家，整形外科医生，以及一群在医学界始终举足轻重的退休医生，哪怕他们的功绩已是几十年前的老账。转来转去就是那几个人，彼此知根知底，但就着核桃拉奇加、热面包、蒜香红辣椒和一盘盘烤肉，他们也会互相提醒要先忆苦，再思甜，反正功业都已确凿地留在历史里，谁也抹不掉，更何况还被口耳相传，越发神乎其神。
外公也常是其中一员。同桌的人里不乏他年轻时代在医学院千辛万苦才比肩同侪的前辈，虽然谦逊的他一贯在事业上保持低调，但我猜想，他也需要时不时地想起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他没有开办癌症专家诊所，也没得什么国家级医学研究奖项；他获得赞誉是因为他恪尽职守，无论是诊断，还是在医学院里执行手术都不曾失误，并且极力推动穷苦农民享受医疗服务的维权活动，但要说他最出名的事迹，当属挽救了元帅的宝贵生命─堪比苏黎世某些著名外科医生才有的荣耀，且不说这是好是坏吧。
因为外公不愿提自己的陈年往事，更喜欢表扬我的成绩，所以在我上医学院之前对那件事只有依稀的印象。我知道元帅亲笔书写的感谢信就搁在外公写字台最上面的抽屉里；我也知道，元帅送来自家果园丰收后酿成的最上乘的榅桲拉奇加，自我有记忆以来就原封不动地藏在外公的酒柜最里头。
让我知道个中细节的人，其实是第一学期病理学课的导师助理，他特别崇拜我外公，尽管他所知的细节也是道听途说来的，连二手消息都算不上，七八手都有。据他说，三十年多前的夏天，外公和外婆在我们家波若夫湖的别墅里为军事医学院肿瘤科的头头举办了一场婚宴派对。
“维瑞莫夫。”我纠正了他的错误。
“正是。”助理说。
反正就是那场婚礼。夜里，派对高潮迭起时，邻村的一个酒馆老板突然绝望地从车道上跑下来。这一幕还真不好形容：在舞池里吹喇叭的村民喝高并跑调，医生们和夫人们照跳不误；实习生和实验室助理们在大屋后面的小树林里醉醺醺地接吻；彻底喝醉的皮肤病专家拦腰挂在门廊栏杆上；整个大学医疗部都挤在我家湖边老屋里、花园里；而外公呢，担任着眉头紧锁、怒气冲冲的哨兵，刚刚把一头栽进玫瑰丛的风湿病科主任拔出来。酒馆小老板跑到小路上，挥动双臂，说：我们需要大夫，大夫在哪里？─上帝啊，赐给我们一个大夫吧，有人快死啦！俨如奇迹，外公成了唯一可用的、清醒的大夫，他立刻披上外套，直奔村里，拦下只会捣鼓草药、业已吓傻的庸医─作为村里唯一有资历的医者，他把病况误诊为食物中毒，并用生薄荷作为解药让病人服用了。
病人，当然，也就是元帅本人。他正要去弗尔戈拉茨城开会，途中因过量食用枣椰壳大蒜汤得了病。因为此行没带私人医生，他不得不在三十个全副武装的警卫陪同下，冲到最近的医疗机构─两间屋的小平房。酒馆小老板吓坏了，因为枣椰壳是在他的店里料理的。等我外公赶到诊所时，病人已经半死不活了，外公凭本能就判断出，问题不在于食物中毒，和食物压根儿没关系。
外公看了看病人，脸色发绿，根本认不出是谁。“你个笨蛋龟儿子！”他这话倒不是针对谁说的（不过，据说在场的每个人都吓得尿裤子了）。“你干吗不索性给他脑壳一枪，还能早点腾出这张床。”十五分钟后，半昏迷的病人被抬到了手术台上，外公划开腹腔，把一寸又一寸受到感染的肠子拉出元帅的体外，在他肩头堆成一个血红色的大圆环。酒馆老板、五花八门的警卫员、大概还有一两个护士，都被外公的暴行吓得面无人色；但其中有几人在外公身边站成一列，轻轻拍打肠壁，尽量清除阑尾上的脓液，他们的外套和防风镜都溅到了血。
我记得那个助理闪着期待的眼神说完这个故事，等着我透露些更详实、更隐秘的细节回报他。
大学录取名单公布后，我和佐拉都几次三番确认，我们都进入了前五百名有奖学金的名单，外公问我为什么决定当医生。关于这个问题，他早就在名医午餐会上吹嘘过自己的想法了，也跟不少病人讲过，但我不知道他指望我说什么，于是我说：“因为这是正确的事，所以该去做。”
这是实话─启迪我的，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清楚的愧疚感，愧疚同时化身为帮助他人的渴望，因为我们在新闻里知晓了他们的疾苦，早已习惯把他们的挣扎定义为我们奋斗的理由、争辩时必须涉及的议题，并使我们那些微不足道的叛逆充满正义感。
多年来，我们在战争面前努力伪装出漠不关心的姿态，现在终战了─甚至未曾伤及本城的我们就突然告终时，愤慨之感也油然而生。任何事情都能成为高尚的重负和理由。我们在生物学、有机化学和临床病理学的课堂里奋斗；沿袭医学院的一切惯例，无论是考试前的狂欢，还是吉卜赛女人的敲诈─她们总在大学校园里利用迷信的考生的恐惧心理威胁他们：不给钱，就挂科。我们为一切奋斗，而首要的原因是，我们要证明自己配得上医学院，要击败不断涌现的报纸专版─他们宣称本城的战后一代注定失败。当年，我们十七岁，对一切都义愤填膺，因为我们不知道面对战争结束这个事实还能怎么办。多年抗争不说，后面还有一辈子呢。这种矛盾我们不一定能理解─我们为之盛怒，反复思量，紧抓不放，视其为我们哪儿也去不成、什么也做不了、哪个伟人也当不了的根本原因，它却占据了一切的中心，并强迫我们做出选择，然而，选择的根基不再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了，我们却念念不忘，当作是与生俱来、难以实现的特权，巴不得为之付出所有。
有一阵子，我想去帮助女性群体─被强暴的女性；男人们走在地雷阵里的时候，在地下室里生孩子的女人们；在战争中被殴打、毁容、重残的女性，而施暴的男人们通常是她们的同胞而非敌人。我不肯承认：等我成为合格的援助者时，这些特定的受害者已不再需要我的帮助。这样的决定会让十七岁的你自以为是。你尚且不知战争有多少后遗症，你一无所知。年少轻狂时，我们无法限制激情，以便从容地生活在战争的枷锁下；如今，我们却又无法割舍那种激情，无法自控。因此，所有重大的决定都基于一种假设：战争及其迅猛的余波将永远存在。希求整形手术的人被视为没出息的后进生，于是，你转而投奔整形外科手术中的截肢康复术。至于美容整形手术，想都甭想，除非你要专攻面部重造术。
期中考试前的一周，有天近黄昏的时候，外公问我是否考虑过选择哪个专科，好像这事儿已迫在眉睫了。我倒是已经想好了答案：“小儿外科。”
当时，我盘着腿坐在餐桌边，代替白色蕾丝桌布的厨房擦手巾上摊放着细胞生物学教科书，二手旧书。外公在嗑瓜子，瓜子是摊在小铁盘中烤好的，他直接从盘里捡着吃。这是雷打不动的程式，和他做的许多事一样。他会把铁盘从烤箱里取出来，搁在两块软木垫上，再摊开一张放瓜子壳的纸巾。嗑瓜子之前，他总要先细细地看一遍；没人知道他为什么非要这么做，连外婆也搞不懂他要找什么。细看的时候，他会皱皱鼻头把又方又大的眼镜顶上去，好让视线刚好对焦在瓜子上。那副模样活像是钻石专家，也让他显得很可疑。
“那样的话，上帝就不管你的事儿啦。”他说。
“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不记得他上一次提及上帝是猴年马月。
但是他专心致志地审视瓜子去了。时不时地捡起一颗，用门牙嗑起来；他总能把瓜子全部嗑光，一颗不剩，反衬出审视的过程毫无必要。隔了很长时间，他才问我：“和孩子们混熟啦？”
他没有看着我，也就没看到我一耸肩。过了一会儿，我又耸了一下，用铅笔头敲了敲眼前的书。最后只能问：“为什么？”
他坐起身来，把椅子往后推了一下，抹了一下膝头。“人死之时，死于恐惧，”他说，“不管他们需要什么，都从你这里获得，作为医生，你的职责就是给予他们想要的，安抚他们，握住他们的手。但是，孩子死的时候和活的时候一样─他们死于希望。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而无所祈求，他们不会要求你握住他们的手─但是到最后，是你需要他们拉住你的手。面对孩子，你是孤军奋战。你明白吗？”
在那一年所有的奋斗目标里，我们用了最多气力去挣得坏名声，那种特殊的名誉只能靠口耳相传增添传奇色彩，引来侧目和尊崇，而我们最希望得到“剁肉刀米恰”的认可，他负责预备尸体。就像你未来的丈夫、市政厅里掌管你护照的官员，在你不曾正眼瞧见他之前已把他纳入你的规划之中。
那是让人畏惧的至高使命。必须提前获得米恰的注意。如果你想让你的名字和一些令人敬佩、如雷贯耳的壮举挂钩，那么，他那嘶哑的赞语将是你能得到的最高奖赏。赶在第二学期的解剖课之前赢得他的注意是关键中的关键。其目的是为了让他在实验室地下室里第一次点名前就熟悉你，当用他那副烟嗓子喊出你的名字时，或许冲你挑挑眉毛，说：“你就是博格丹诺维奇？柯比拉克大撤退的时候躲在宿舍里抽大烟的那个家伙？好小子，等救火队来了，你还敢抓条毛巾盖在头上，声称淋浴后的热气引发了火警警报？”你就该点点头，然后，老天有眼，剁肉刀米恰就会冲你微笑，保证你每星期都有一具尸体，甚至在物资紧缺的时候也不例外，要知道战后这阶段，什么都紧缺。
得不到“每周一尸”就没法练习解剖，你在医学院的远大前程毫无疑问将被毁掉。在那些刷洗得一尘不染的房间里解剖不啻于一种特权，虽然预备好的尸体活像湿答答的炸肉排。你想赶超别的同学，领先一步─那一步就取决于你已经习惯面对死尸，大无畏，决不缩手缩脚、呕吐乃至晕倒。为了成功，你需要超越对尸体捐献者的尊重意识，当助教用尸体生前的名字称呼它时，你要克制住自己，千万不能昏过去。你必须超越那些凑合着给尸体画上绿色眼影膏的殡仪师。为此，你需要每周一尸。你需要让剁肉刀米恰记住你。这样你才能迈出第一步：面对死亡无动于衷。
“你有什么好操心的？”佐拉对我说，那时，几个高年级男生在说服我们把第一学年彻底奉献给每周一尸大计，其实是想让我们好好巴结他们。“难道元帅的肠子不算是你继承的荣耀吗？”
我们很快就明白了，想靠裙带关系和剁肉刀米恰搞热络是不可取的，还有很多不得法的蠢招呢。你不能因为成为某些医疗事故的肇事者或同谋犯而被他知道，不能因为自暴自弃被他知道，不能因为口误而出丑，因为那些事不会把你抬举成英雄，也就不会有稳定供应的尸体为你铺出锦绣前程。你也不会想让他知道你对长辈傲慢无礼，比如，佐拉在第一学年里的作为。为了给将来打下起码的基础，佐拉挫败了八百人的申请，勇夺备受觊觎的遗传系实习医师职位。说得再厚道，那个差事也很卑微；她的职责中也包含拖地板。上任第五天，一大清早，她从储藏室搬出一箱文件，路上偶遇一个骨头都快散架的糟老头儿蹒跚着走过大厅，他朝她而来，叫住她，建议她把漂亮的屁股装到裙子里去，因为裤子让她显得太风骚。佐拉比他高出一大截，大概考虑过要不要把怀里的整箱文档扣在他脑门上，但好歹只是说了句：“别他妈跟个乡巴佬似的。”无巧不成书，这个糟老头正是遗传系的系主任，剩下一整个学期里，佐拉只能在地下室里填表格、理文件，与此同时，她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逸事传遍了校园，还有个五年级的助教定制了一批印有“别他妈跟个乡巴佬似的！”字样的T恤衫，在十月份的筹款义卖中引发热销，犹如煽风点火，更让此事广为流传。
在剁肉刀米恰这件事上，我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在生物学实验室里打零工，每周两次。到了第三个星期，实验室助理让我帮他准备科研项目需要的脑样本。倒霉的是，脑子的主人是一整袋小老鼠。我劝说自己相信：我对动物的爱心没有扩展到小型哺乳动物，再考虑到实验室助理那迷人的眼神，我便去问他，我们该怎样处理这些老鼠。助理告诉我，有两种办法：把它们关在封闭的箱子里，等着它们闷死；或是，用指甲刀把它们的头剪下来。前一种方式是口述的，后一种是他实际操作来向我演示的。佐拉不在现场，没有亲眼见证，但不出两天，她就听到了几种绘声绘色的版本，等我们坐在牙医诊所里等候牙医帮我做牙套时，她就拿这事儿取笑我。那颗牙是我以狗啃泥的姿势跌倒在地板上时磕坏的。
第一学期在十二月结束，秋季就要初会米恰，躲也躲不掉，我们衷心希望各自的惨败记录能起到作用。那时，还要做春季解剖课的准备工作，必须等待很久才能找到头骨复制品。你肯定以为，既然是在战后，应该可以轻易获得足够的真正的头骨；但是，有些头骨布满了弹孔，还有更多头骨亟需下葬，它们都在地下等待被掘出、清洗、再被亲人安葬。
几乎不可能得到一颗头颅。贸易禁运尚未解除，起初，大学校方还试图用各种手段获取医药用品─还曾引发各界质疑─但相对而言，战后反而更困难了。前几届的学生散播小道消息给自己打广告，以高得离谱的价格出售四手乃至五手的头颅。我们一筹莫展。到最后，有个朋友的朋友提起一个叫奥古斯丁的人，擅长制造人体器官的塑料复制品，专门卖给牙医、整形外科医生和美容医生，当然，只能在黑市上交易。
我们对父母撒了谎，在积雪满地的高速路上开了四小时的车，反向车道上是排成长龙、慢速龟行的军用卡车；我们隔着两条海关检查车道朝六个满脸不情愿的官员微笑；就这样，到了罗马尼亚边境线上的小村，在奥古斯丁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他本人。办公室的窗户能俯瞰码头和结冰的格拉瓦河。他是个矮个子的光头男人，脸庞方方正正，他要请我们吃午餐，我们拒绝了。我们凑得很近才听到他说，他有头颅给我们。两颗头颅显然是1940年代某个号称“了不起的费德里齐”的魔术师头骨的复制品。他说，这是颗典型的怪人头颅，他费了千辛万苦才搞到手的。笼统地来说算实话吧，因为他没有提及必须和守墓人讨价还价，也肯定等了足够长的时间，等坟墓里除了骨头没剩下别的了，才收买守墓人让他掘出“了不起的费德里齐”。生前的费德里齐是威尼斯舞台上耀眼的明星，魔法表演让人目眩神迷，但在1942年一名德国观众突然终止了他的生命，因为有证据显示“了不起的费德里齐”在一段时间内和他分享了同一个女人。
“唐璜的头颅。”奥古斯丁说道，朝佐拉挤挤眼睛。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跟我们说这些，直到他取出裹着泡泡塑料纸的复制品。两颗头颅非常相似，俨然是一对亲兄弟，我们也立刻发现，杀死费德里齐的德国人显然偏爱传统的决斗方式─用酒瓶、木棍砸死他，也可能是一盏灯或枪托。
“你就不能把这些凹痕补一补吗？”佐拉指着凹下去的左侧头盖骨说，塑料表面有明显的凹槽。
撇开凹槽不说，这两颗白色的头颅是高度仿真的，适用于临床实验，下颌骨可以打开闭合，而且不会发出一丁点吱吱嘎嘎的声音，总而言之，正是我们想要的。我们砍了价，让奥古斯丁给我们打了九折，他在我们临走前千叮咛万嘱咐，不能把头颅从它们现有的包装盒子里取出来─盒子上写着“鞋子”。但是，等我们开到本国的海关哨所前时又重新斟酌了一番；海关的人在搜查过关行人的后备箱，而我们有两只形状可疑的箱子，装着黑市货品。于是，我把我的“了不起的费德里齐”藏进双肩背包里，佐拉把她那颗藏在后座下的急救医药箱里。结果不太妙，但好歹是在我国海关处，总好过在罗马尼亚境内被抓个现行。海关官员搜查了我们的车，然后用枪口对着我们，搜查了我的双肩背包，于是，“了不起的费德里齐”离我而去。
后来，我们打趣说，能留在格拉瓦河谷和海关官员共事，他大概更快活吧。但是，当时从海关哨所给家里打电话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想到要对外公说什么我就害怕，但愿能说服他立刻搭火车前来解救我们。
“外婆，”我说，因为是外婆接的电话，“让外公听电话。”
“出什么事了？”她很严厉。
“没什么，你就让他来听吧。”
“他不在。你怎么了？”
“他什么时候回家？”
“我不知道，”她说，“他在动物园呢。”
外公搞定这个烂摊子之前，佐拉和我在海关哨所的审讯室里干坐了六小时，其间，我的脑海里不知怎的总是浮现出外公独自一人坐在动物园中的情景，挥之不去。我能看到他，戴着大眼镜，秃顶，坐在老虎馆前的绿长椅上，《丛林之书》搁在膝头。他肯定穿着外套，上身略微前倾，双脚踩在人行道上，双手十指相扣。每每看到有父母带着孩子游览，他便微笑。在他的口袋里有揉成一团的塑料袋，因为喂过小马和河马，袋子已经空了。想到他这样子，我便觉得羞愧。我居然没有想过动物园会重新开放，更没有顾念外公会继续前往，哪怕我已经没有时间陪他一起去了。我告诉自己，一定要问问他这件事，可最终也没找到合适的时机。要不然，就是因为我自觉尴尬，不敢触及任何可能触犯他的问题，毕竟，这套规矩是一个老人生活中最大的安慰。
当然，外公冲到海关哨所的时候可不是在动物园里那种样子，大学颁发的名誉退休勋章挂在胸前，一身白大褂，手里拿着帽子，来要求释放他的外孙女和她的朋友─“抽烟的那个”。
“头骨是医学必需品。”外公对扣押我们的海关官员说，“不过，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进口物品规章是针对国境那边的，大夫，就算她们要带进来六具死尸和一只酒柜，我也懒得管。”官员这么说，“但是我儿子真的马上就要过生日了。”
外公用钱打发了他，建议他多多投资亲儿子的道德教养，然后招呼我们坐进佐拉的车的后座，他一言不发地开车送我们回家。那种沉默是唯一比他暴怒、失望或担忧更可怕的事情，明摆着是给我充足的时间做好心理准备，以应对他回家后不得不对我说的话。我长大了，体罚不管用了。等待我的将是一场精心措词的演讲，讲到我发现自己竟是如此愚蠢、无能、不尊老不敬贤，并因此羞愧得无地自容。但我过不了动物园那道坎儿─他在那里，孤独一人─只有这件事能瞬间击垮我。
开了一小时左右，佐拉探身取出我们幸存的宝物：藏在医药箱里的头颅，她微笑着把它放在我俩之间的座位上，她是想安慰安慰我。外公从后视镜里看到了。
“这该死的家伙是谁？”他问。
“‘了不起的费德里齐’。”佐拉的回答直截了当。之后，我俩共用这颗头颅，而这个曲折的故事终于赢得了米恰的微笑。
战争改变了一切。故国的每一个部分都以各自的特点整合成一，如今却被瓦解，失去了昔日才有的特殊意义。我们不得不把曾经共享的那些─地标、作家、科学家和历史─拱手让给它们的新主人。诺贝尔奖得主不再是我们的国人，而是他们的；我们的机场以我国某个疯狂的发明家命名，和他们没关系了。然而，我们始终在对自己说，一切都将最终回复正常。
在我外公的生活里，战后的仪式就是重新协商的仪式。终其一生，他是作为整体的旧国的一部分─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构成整体的一部分。他在这里出生，在那里受教育。他的姓名来自那里，口音却属于这里。战争爆发前，这些事都无关紧要；但随着战争愈演愈烈，医学院不再正式邀请他回到医疗第一线，事实摆在眼前，他已不可能回到专业医师的常规路线，只能私下接收病人，直到他主动退休的那一天。意识到这一点之后，重访失落之处的渴望汹涌而来，他需要重建被打破的仪式。动物园之行就是其中之一。
另一个仪式，就是去维瑞莫夫湖区小屋，在我十一岁之前，我们每年暑假都去那儿度假；而今，小屋已划归到国境那边。那是一栋漂亮的石头老屋，依湖而建，那是山谷里最大的湖区之一，连通萨若波和科密洛的高速公路跨行其上。在屋外鹅卵石小径上走几步，就能直接下水了，蓝绿色的、冰清玉洁的维瑞莫夫湖水来自阿莫瓦卡山河的哺育。差不多有七年了，谁也没有再去过，家里人都缄口不提─那屋子大概已经倒塌了吧，或是被洗劫一空，也可能在你推门而入的瞬间就会被炸飞，因为有个粗心的士兵留下了地雷，而且可能正是你们这边的士兵。与此同时，我们也心知肚明，必须去看看那栋屋子，估算损失，决定取舍。外婆和妈妈想知道我们的邻居斯拉夫科，是否信守诺言、帮我们照看老屋直到战争结束。然而对外公来说，这件事之所以当务之急，是因为他想把昔日欢度假期的劲道扩延到日常的每一天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要是车库阳台上依然爬满葡萄藤，那岂不是个大惊喜？”停火后第十四个月，南行火车线路重新开放后的第三天，外公这样说过。他收拾行李准备去维瑞莫夫，带组合锁的蓝色小箱子敞着口搁在床上，他把叠好的几条灰色棉布短裤、几件白衬衫装进去。我坐在床脚，我进屋来就是为了告诉他，别犯傻，直接把老屋卖了吧。可是他只是微笑，和我们去看老虎时的微笑一个样；我顿觉自己底气不足─我算老几，竟然告诉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如此迫切地想去追寻，我怎么可能留住他？于是，我反而提出和他一起去。他同意了，这真让我惊讶。现在回想起来才发觉，其实他是故意激我跟他走，好像以此证明战局已过，去外国也能无安全之虞。
和我们一起做的很多事情一样，预先就有计划。我们会去估算损失。假定房子没有倒，我们将去打开所有门窗，透气，看看有多少家具被偷走了，或是损坏了，再把新鲜食品填入储藏柜。我们要把多年夏季里攒下的、堆黏在阳台檐下的燕子窝摘下来，要把纠结蔓布在车库顶上的鲜绿色爬藤修剪得当，再去采摘熟透的无花果和橘子，为外婆准备好一切，因为她同意下星期也去湖边小屋。找到什么算什么，我们还打算让新加盟我家的小狗适应湖边的生活。
那只很小、但很胖的小白狗是外婆在本城周日集市里买的，确切地说是被宰了一刀。有个农夫带来一箱小狗，长满跳蚤，臭气烘烘，在彼此身上呕吐或撒尿，农夫从天亮就蹲在日头底下了，卖到只剩下最后这只小狗时，外婆刚好经过，听到他垂头丧气地把它举起来，说道：“看来我只能把你吃掉啦。”外婆就花了好些冤枉钱买下了它，然后把小狗装在她的帽子里，捧回了家；那个农夫大概用那些钱买了香酥猪肉，再也没想起过这只小狗。
小狗一直没有名字。它喜欢被人抱，我们坐火车穿过炎热的城乡时，它裹在一条粉色毛巾里，依偎在我膝上。火车依河而行，穿过了麦田，经过搭在河边的木板屋凑成的小村庄，就这样，我们慢慢靠近湖区了，矮灌木丛、刚刚萌芽的薰衣草丛点缀着耸入云霄的苍莽蓝山。我们占据了可以坐六个人的包厢，因为外公不想让任何乘客在过境时发现我们持有这个国家的护照。窗户拉下来后，松树和灌木林的气息迎面扑来，是那样浓郁而鲜明。
外公坐在我身边，一会儿睡一会儿醒。他会时不时惊醒过来，然后抬起搁在肚子上的右手摸摸小狗，它睡不着，一直神经兮兮地看着窗外。外公会拍拍小狗，好像儿童节目里的木偶那样说话：“你是只小狗！你是只小狗！你在哪儿呀？你是只小狗！”小狗的舌头就会耷拉出来，继而开始撒娇式的叫唤。
过了几个小时，我实在忍不住了：“天啊，外公，我知道了，它是小狗！”当时我还不知道，多年后但凡在路上碰到狗，我都会默念它是狗，并且问它身在何处。
出了火车站走五分钟就能到湖边老屋，但我们走得非常慢，都沉默着，而且腰酸背痛。下午的天气很热，还没走到车道，我的衬衫已经汗湿，贴在了皮肤上。都在那儿呢─车道、老屋、快被爬藤淹没的车库。栅栏上有锈疤了，我突然想起来，在湖边老屋里的东西都很容易生锈，也想起来，很久以前，外公每年都会漆一遍栅栏，耐心之至，一丝不苟，趿着木底拖鞋，穿着袜子，凸出的膝骨因为擦了防晒霜而显得特别白，那种场景有一种让人愉悦的雅致氛围。
我们的邻居斯拉夫科刚好在门廊里，一看到我俩便站起来，在裤子上抹了抹手。其实我不太记得他了，当年我们来湖边度假时我还很小；但妈妈经常谈起他，他和她多少算得上是发小儿。到了某个年纪，我妈妈开始穿牛仔，听约翰尼·卡什；据斯拉夫科和几个当地男孩说，由此她被划归为桀骜不驯的“异类”，也成了青春期少年趴在窗外偷窥的对象。现在，他带着些许愧疚注视着我们，我几乎能从那种眼神里看到当年的那个男孩。他的脸刮得很干净，但也很粗糙，蓬乱的灰色鬈发耷拉在前额。再加上一双大脚、溜肩儿、胸膛瘪下去、啤酒肚挺出来，他实在像个逗趣的超大企鹅。
斯拉夫科拿了些馅饼给我们当晚餐，他一直紧张地把双手在裤子上蹭，一刻不停。我以为外公会夸张地拥抱他，但他们只是握了握手，接着，斯拉夫科和我打招呼叫我“小纳迪娅”，并十分拘谨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勉强挤出笑容作为回应。他带我们去看老屋。战争刚打响，当兵的就过来了，抢了好些值钱的东西：外婆的瓷器，某位远房姨妈的肖像，土耳其黄铜咖啡茶具，还有洗衣机。余下的大部分东西也都年久失修。有些门已被拆下了，厨房的台面上积了一层尘土和石灰─那是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的。起居室沙发里的黄色填充物钻出来了，后来我们发现那成了一群爱捣乱的蛾子的老巢。洗手间里的马桶不见了，铺在地上的蓝色小方瓷砖化成一堆粉碎的马赛克。
“山羊。”斯拉夫科说。
“我不懂。”外公说。
“要把地砖打碎，”斯拉夫科说，“否则他们的山羊会滑倒的。”
斯拉夫科领着我们把老屋走了一遍，我抱着小狗，一直在观察外公是否流露出失望、泄气或哪怕一丁点儿放弃的神色。但他一直面带微笑，笑了又笑，我却看透了自己的沮丧，再次感到那种让人不安的羞耻感，因为我千真万确地认识到自己无法分享他的积极态度。外公告诉斯拉夫科，他希望帮我们照顾老屋没有给他带来太多麻烦，斯拉夫科紧张地大笑起来，连声说不，当然不麻烦，尤其是为我外公这样一个好大夫照顾老屋更是不麻烦，要知道，镇上的每个人都记得他。
斯拉夫科走了之后，外公转而对我说：“这儿比我预料的好太多啦。”我们把行李打开，再去果园里走了走。外公的玫瑰死光了，但树上的橘子和无花果都个个饱满，外公一边走，一边踢踢泥土，到处闻闻。走几步就会看到一些不属于大地的人工制品：螺栓，子弹，可能是撬棒或铁架子损落的金属碎片。走到我家地界的尽头，昔日的马桶出现了，不知谁把它丢弃在那里，或许是因为没法扛着它攀上陡峭山坡，马桶边还有一只动物的尸骨。骨头都很碎小，尖锐得像玻璃片，外公捡起那只头骨看了看。头上有角─很可能是山羊─可外公只是把它慢慢扭转给我看，并说道：“不是‘了不起的费德里齐’。”
在外公把马桶搬回屋的时候，我在胳膊下夹了把扫帚，踩着梯子爬到车库顶上，把石头缝里的死藤蔓扫干净。那上面有啤酒瓶、香烟头，不像是战时留下的，大概就是最近，我还发现了几只用过的避孕套，就用扫帚尖儿挑起它们，偷偷甩过墙头，看着它们掉进邻居家的后院。黄昏时，我们在车库上的阳台上堆了几只木箱，在上面吃了晚餐，冷馅饼弄得手油乎乎的。湖水宁静，泛着金光，还有几只从海岸飞来的海鸥点缀其中。每隔几分钟，我们就能听到游艇飞驰而过，最后，只有一对夫妇坐在小船里，划着桨慢慢驶过。
外公告诉我有多少东西需要修葺、重装，还要去镇上买一些新的，比如说，要给外婆买一台空调、一台小电视机、新的百叶窗，当然，索性连窗户也买新的就更好了，还要换几扇更结实的门，给狗买些壁虱药，为玫瑰园买些花种……就在我们这样清谈时，山火烧了起来。那不是维瑞莫夫湖区的第一场火，但我们后来得知，和每次山火一样的是，火源来自一个醉鬼加一个烟头。我们看得到老矿区所在的山顶黑烟滚滚，又过了大约一小时，一条耀眼的火蛇沿着山坡蜿蜒而下，吞没一路上的干草和松果，循着山风迅速滑下。斯拉夫科也来车库顶上和我们一起观望。
“要是刮西风，明天早上我们就得从自家废墟里把瓷器捡出来。”他这样警告我们，“这火，你们最好盯紧点。”
外公一度确信，湖面上的风将把火势控制在山坡高层，蔓延不到那些低矮灌木─它们真的是危险因素，会像圣诞树一样烧得里外通明。他这个人，但凡相信什么，那信念就会坚如磐石，所以，他让我上床睡觉，他说他可以独自守夜，扫扫楼梯，在食品柜里捣鼓捣鼓，顺便出去看看火势；而那时候的我觉得他的信念不过是一种天真。
到了半夜，山火烧到了树林线下的岩石，外公把我赶下了床；为了追踪窗外的火情，我一直在床上不停地移动，狗也总是被迫挪窝；于是，我站到门厅里，看着外公穿鞋。他吩咐我拿好我们的护照，到屋外待着。他要去帮镇上的人扑火。这意味着，山火已经漫过树林下来了，他们要穿过田野，用外套和铲子扑灭低弱的火苗，以免火情蔓延到花园、草地和种着一排排杏树和柠檬树的果园─人们都指望水果能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呢；可我记得，他明知这一晚要耗在泥地和烟灰里，却照样把鞋子擦亮才出发。我还记得他的手势，捏着擦鞋布，在脚趾处的鞋面上来回擦拭，好像在拉小提琴。小狗凑在一边打转，外公还用擦鞋布点了点它的鼻子。然后，他把我带到户外，走到屋子后面，也就是露台后墙和死玫瑰园、橘子树和无花果树交界的斜坡处。
“拿着这个，”他说着，把花园里的橡皮水管塞到我手里，旋开水龙头，“开始放水。要不停地把水浇在房子上面。所有的墙壁和窗户都要保持湿度，不管你做什么，别把门打开。要是火势大了─纳塔利娅─要是火蹿上墙，烧到房子了，你就跑到湖边去。”说完，他又把平底深锅扣在我的脑袋上，转身走了。大概他觉得这能为我提供额外的保护吧，这口苹果红色的锅是意大利货，外婆找了好久都没找到，相隔十年，却在那天晚上外公在食品柜里捣鼓时突然冒了出来。我记得他的鞋子走在碎石路上的声音，记得大门打开时的声音，只有那次，他出门后把门大敞着。
我妈总说，恐惧和痛苦是一种即时感受，事后我们只能记住其概念，而非真实的记忆；否则，谁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地生孩子？这就是她推导出的结论。回想那个山火之夜，我完全能理解她的意思。酷热的火舌扫荡而下，席卷老山村、斯拉夫科的农场和我们家的橘树，在无花果树和杏树间杀出一条火路，松果爆裂前如余烬般持续地嘶嘶尖叫，仿佛永无休止，让人忍无可忍；我知道会有巨大的痛楚，但要说那时候“难以呼吸”未免太委婉了；当火龙漫过松林、冲向砖墙的时候，我裸露的手臂上的汗毛已然被烤焦。我知道自己背对着山火，不断地朝墙壁、门户、窗页上浇水，也震惊地看到，有时候，水柱还没落到房子上就蒸发掉了，那么快地蒸发了！但我真正记住的是我自己，仿佛投射在记忆里的自己的影像，我看起来多滑稽啊：脚上是红色人字拖，印着《BORN TO RUN》专辑封面、边缘都磨花了的黑市款弹力抹胸，外婆最爱的深锅倒扣在脑袋上，两只把手好像叉着腰，还有一只歇斯底里、胖嘟嘟的小白狗夹在手臂下，它的心跳像只小板球，不停地冲撞我的手腕，水管里喷出来的水柱也不停地冲撞后墙，驱逐着火焰。
不过，我也记得隔壁的女人，记得十分清楚。夜里的某个时刻，我一转身发现她在看我，看着我把她家门口的火浇灭。我记得她穿着一件带扣子的碎花居家裙，白发从头顶的发髻里散出来，她走起来一瘸一拐的，火光映照出她满脸的汗珠。我不知道她在那里站了多久，但觉得好像认识她，也明白她打算来帮我，我准是朝她笑了，因为她突然说道：“笑什么笑，小混蛋！”
我转过身，继续浇我的水。
到最后，人们总能挤出些幽默感来，哪怕是在那样一个夜晚。人们总是这样。他们会笑谈一通，说斯拉夫科家开了一场烧烤派对─猪在猪圈里烤，鸡在鸡窝里烤，羊在羊栏里烤，夜色越浓，它们也越来越焦；但不会有人提及，在山火逼近前他们有五六个小时，足以把牲口们放出来，让它们别再尖叫，而最终，动物濒死的叫声却盖过了火烧山林那震耳欲聋的噪声。也不会有人提到，在那个时候，他们都坚信仗还没打完，与其去救，不如让家畜原地烧死更方便，总比让我们国家的士兵返回战场，把它们再次从他们身边全部夺走要好。
清晨，火灭了，或是流窜到别的地方去了。太阳升起来，无论在哪里都逃不出热浪。屋子里的家具都蒙上了白灰，我打开电扇，关上百叶窗，不想看到清晨屋后山坡上黑焦一片的死寂。
外公是天亮后回来的，喘着粗气。他从大门走进来，这次没忘在身后关上门。他没有来拥抱我，只是用一只手按住我的脑袋，那只手停留了好一会儿。灰烬嵌进了他脸上所有的纹路，描出眼周的鱼尾纹、嘴唇的轮廓。他去洗了一把脸，然后坐到厨房里的小桌旁，把指甲缝里的烟灰挑干净，再把小狗抱上膝头颠来颠去地玩，我做鸡蛋和吐司的时候，他在桌上铺了一块干净的手帕，把《丛林之书》摊在上面，我又切了几片西瓜，早餐就做好了。
接着，他又跟我讲起了不死人的故事。
外公用手帕抹了抹《丛林之书》的灰色边角，说道：
1971年那会儿，离这儿不远的海上，有个小村里出现了神迹。一群孩子总在瀑布边玩耍，这条细小的白色水流会注满悬崖下的深潭。有一天，孩子们像平常一样嬉闹时，在水里看到了圣母。圣母就站在那里，双臂展开，孩子们奔回家，把这事儿讲给父母听，于是，他们突然声称那是个神瀑。孩子们每天都去瀑布边看圣母，当地的小教堂也突然起了新名字─神瀑圣母教堂。四面八方的人都慕名而来，从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远道而来，只为了看看这个瀑布水潭，到教堂里坐坐；他们去看整天坐在那里的孩子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水，念念有词：“是的，我们看到她了─她还在那里。”没多久就有些红衣主教前来祈福，仿佛就在一夜之间，不知从哪儿来的巴士源源不断地到来，人们从医院和疗养院里出来，只求来此看看瀑布、到水潭里游一游就能百病痊愈。我说的是那些真正的重病患者─得了脑瘫、心脏病和癌症的人们。好多人是从肺结核病院里出去的。再后来，就连那些没法走动的病人也来了，奄奄一息地躺在担架上被送来。还有一些病了多年、却无人能诊断病因的人。于是，神瀑圣母教堂开始给坐等在教堂里的病人们发放毯子，他们在花园里，在院子里，在人行道上，只是在等。那些病入膏肓的人们在炎热的天气里等待着，把脚浸在水里，把脸浸在水里，任由苍蝇绕着他们飞，还用瓶子装满神水带回家去。你是知道我的，纳塔利娅，在我看来，一个失去双腿的人把自己拖下悬崖，用这番苦修换来在游泳池里坐一坐，对自己说一切都会好起来，这纯粹是扯淡。
所以，医学院要我组织一支小队，尽快赶到那里。校方觉得那里不会太平的，因为那些都是垂死的病人，长期处在压力之下。他们希望我组建一个医疗站，或许还能免费发放一些药物。我带了十二个护士立刻动身，结果发现这个神瀑在极其偏僻的海岛上，山那边唯一的建筑物就是教堂，那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围绕着或索性在教堂里发生。没有医院，没有酒店─二十年后当然可能有了。神迹是刚刚显现的，还没人来得及从中获利。教堂为垂死的病人提供食宿，但只有地下墓室能让他们睡觉。圣坛下有一扇门，你要沿着楼梯一直走、走到底，才能到那个石头地穴，死者的棺椁就像砖石一样嵌进墙里，而你还能看到地上躺着即将死去的、裹着毯子的人，那种臭气会让你想自杀，不止是疾病的味道，还有教堂给病人吃的食物─海岛另一边的农场送来的苹果和橄榄，他们也吃面包，整个地窖里弥漫着一股酸气，会渗入你的衣服、你的头发，简直无孔不入。
更糟的是，除了重病患者在那里祈祷，还有很多健康的人从大陆搭渡轮来岛上欢庆，摆开盛宴，以歌颂圣母的名义大吃大喝。到了夜里，神甫们总能发现六七个醉汉倒在教堂里，他们会把醉汉拖到地穴里的一间小侧室里，让他们清醒宿醉。神甫们没有别的地方安置醉汉，为了不让他们四处游荡，只能把侧室的门锁上，但是到了大半夜，这些醉鬼会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身处黑黢黢的石龛里，你想象得出来他们会怎么办：一刻不停地喧闹聒噪，整夜都能听到他们在那里连哭带叫。而那些垂死的人呢，围着立柱挤在一起，或是在洗礼池里安睡，他们隔着地穴的石墙也能听到醉鬼的号叫，在他们听来，那一定像是死魂灵在召唤自己回家吧。
用不了多久，你就会亲身体验到，会知道身在一屋子快死的病人中是什么感觉。他们一直在等，而最长的等待是在睡眠中。当你身在其中，你也在等，总是在测他们的呼吸，数他们的叹息。
我要跟你说的那个夜里，隔壁关醉鬼的小房间比平常安静。我给护士们放了周末假，让她们到大陆上好好吃顿晚餐，我也不指望她们天亮前回来。要睡觉是不可能的，但自己一个人待着也不算太糟。没人陪我值班，这让我想起那些奄奄一息的人。我有一盏小灯，隔一会儿就来回走一圈，到睡着的人身边俯下身子，看看他们的脸色。经常有人发高烧或是呕吐，我就拿药给他们，提着灯在他们身边站一会儿。灯光比药物更能让他们安逸。有个人咳嗽得很厉害，我觉得他的情况不容乐观，大限将至，我也清楚自己帮不了多少忙，但只要灯光靠近他一点，他就会咳得轻些。
就那样走来走去时，我突然听到有人说：“水。”
地下室里非常暗，我听不出声音是从哪里传出来的，所以我轻轻地问：“谁在说话？谁要水？”
没人应声，隔了好久我才听到他又低声说道：“请给我水。”
我把灯举高，看到四周只有盖着毯子睡觉的人的背或脸。没有人举手回应我，也没人睁开眼睛看我，问我讨水喝。
“谁？”我说。
“这儿，”那个声音说，“对不起，但是─水。”
那声音相当微弱，但好像传得很高远，似乎是从我的头顶发出来的，别人都听不到。我把灯举得高高的，四顾寻找这个说话人，而他却带着极大的耐心说：“大夫，我在这儿。请给我水。”我终于发现声音是从关醉汉的小房间里发出来的。一开始，我心想：有个醉鬼醒了，脑子一清楚就来给我找麻烦了。可是，房门关得很严实，我拽了拽，依然是锁着的，那个声音说：“我在这儿─大夫，就在这里。”我伸手在墙上摸索，在地面上方摸到石头间有些空隙，大概是原来的石头掉了或是被挖走了，总之是道缝隙，我用灯往里照，但什么也照不出，依然是一片漆黑。我凑近那个洞口说：“你在里面吗？”
那人说：“是的，大夫。”他就坐在缝隙旁边，对着外面的我说话，要喝水。缝隙那么窄小，我不知道怎么把水给他，但好歹要试试吧。谁知，还没等我开口，他先说道：“真是妙不可言的惊喜啊，大夫。”
“什么？”我问。
“和您重逢真是太好了。”说话的人似乎很欣慰，并且等我回答。我被彻底搞糊涂了，想不出这声音该配哪张脸。我对自己说：我认识本城的什么人会到这么偏远的小岛来朝圣？结果还醉倒在小地牢里？我想，说不定是你妈妈那些白痴男朋友里的谁吧，如果真是，我才不给他喝水呢，就让他在小黑屋里熬去吧。可是，要水喝这件事、这种方式让我想起很多年前的什么人。在我的沉默中，那个人也耐心等待了一会儿，随后说道：“你一定记得我的。”可我还是没想起来。“大夫，过去十五年了，但你一定记得咖啡渣，绑在脚踝的煤块和那个湖。”我这才反应过来，是他─那个声称不死的人─可我依然沉默着，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一定觉得我不说话是因为我没想起来，所以他还在往下说，想提醒我更多细节：“你肯定记得我的，大夫，从棺材里出来─”
“当然。”我打断了他，因为我已经够震惊的了，根本不想听他再提起湖和煤块。在我心里，那就像个可鄙的噩梦，是很多年前的一个年轻无知的蠢货、仿佛是另一个医生的所作所为，我连想都不敢去想，更别提说出口了。“迦沃·盖乐。”
“噢，我真高兴，”他说，“你记得我，大夫，我真的太高兴了。”
“确实，”我说，“不容易忘掉。”和迦沃·盖乐面对面在黑暗里，这真是顶顶古怪的事情，根本看不到他是不是真实存在。你肯定忘不了─明知这个人在大半个夜里沉在湖底却没有死。你也不想给自己一个解释，因为你知道你再也不会碰到这种事了，再也碰不到第二个像肺鱼一样在湖底存活的人。你不想对自己解释，而且，如我之前说过的，也绝对不想向别人交代，于是，你故意回避，它也越来越不像是真事，可就在你快把它忘个净光的节骨眼上，他竟然又出现了。
这个不死人问我要水喝，可是我的水瓶和勺子都塞不进那个小洞眼，我们只能坐在那里，我和不死人，一言不发。他渴得要命，但你知道，他没急脾气。他也不抱怨。他问我在这里做什么，我告诉他来帮助这些垂死的病人，他说：“真巧啊，我也是”。
我本不想揪着这句话刨根问底，可他问道：“他死了吗？”
“谁？”我说。
“那个咳嗽的男人，他快死了。”
“今晚没有人死，谢谢你，我也有把握地说，不会有人死。”
“你错了，大夫。”他听来很有热情，“今晚会死三个男人。咳嗽的，肝癌的，还有一个看起来像是消化不良。”
“别胡扯。”嘴上这么说，这种谈话却让我感觉虚脱，所以我站起来，举着提灯巡视了一圈，看看熟睡的病人们，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我走回去，对不死人说：“够了。今晚我没什么好跟你说的。我没兴趣和一个醉汉讨论医学问题。”
“噢，不是的，大夫，”他赶忙否认，带着深切的歉意，“我没有喝醉。我已经四十年滴酒不沾了。他们把我带到这里，只是因为今天早上我有点脏乱，也不愿意走。”我没有问他干了什么事把自己弄得又脏又乱，但也没有毅然离去，他看我在徘徊，便告诉我：“我一直在卖咖啡，你知道的，今天我告诉那个咳嗽的男人他要死了。”
我恍然意识到，他一直在我眼皮底下，我却没能认出他来，过去的三四天里，一直有人在教堂边向那些到瀑布边做弥撒的信徒卖咖啡，穿着一身土耳其民族服装。我从未近看过他，现在想来，没错，他是可能有一张不死人的脸，事隔多年，那张脸肯定也变了，所以我才认不出。简直难以理喻，我在心里说，无法相信有人把自己假扮成卖咖啡的，只为了要开这等恶劣的玩笑。
“你不能那么做。”我对他说，“来这里的人都病得很重。你不能这样吓唬他们，他们是来祈祷的。”
“可是，你也在这里，你肯定完全不相信他们祈祷了就会痊愈，你根本不信这套。”
“但我依然会让他们祈祷。”我感到十分愤怒，“你不可以再那样做了。他们病入膏肓，需要平静。”
“可这恰恰就是我给的啊。”不死人说，“给予平静和安详，这就是我的职责。”
“你到底是什么人？”我问，“你来这里有何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