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斯躺在露台台阶上呼哧呼哧地打呼噜，被我的脚步声惊醒了，像麋鹿那样低吼起来，我走到它身边，它才停住叫声。我用膝盖蹭开它，它便跟着我走到二楼走廊里。我在正对马路的楼梯顶阶坐下来。毕斯在旁边转了一两圈，把湿乎乎的脸挤到我的臂弯里，兴奋得直哼哼，表示它很乐于和某人分享清晨时光；然后，它判断出我无精打采的，也不会陪它玩，便跑下楼梯冲到路上，消失在海滩边的棕榈树后。过了一阵子，我还能听到它嬉水的声音。天还没亮，但空中已有一层漂亮的、半透明的粉色光晕。兹沃乔纳的灯光依然倒映水中，明亮的倒影掠过整片海湾。

水面上的光影正在慢慢撤回，向路边收拢，这时，巴尔巴·伊万下楼来了。他走得很慢，一步一步踏在楼梯上。他看了我一眼─裤腿磨破了，外套沾着土，手上有血渍，说道：“我看到你去了葡萄园。”

我独自一人做了那番努力，这似乎令他信赖我。他问我想不想和他去钓鱼，我说不，但终究还是跟着他走向他的船。那是一条蓝色的摩托小快艇，船身上的油漆都掉皮了，黄黄绿绿的藤壶黏在船底，像是对船的回报。他穿着橡皮靴，抱着两只大木板箱、一只空桶，据他说，他在岸边布了一些龙虾笼，再远一点则撒了一张捕狗鲨的小网，还有一张大网布在海湾中央，那是安通神父不用照看孤儿院的时候帮他安置的。他跟我讲这些时，展开了双臂，用平摊的手掌把地平线切割成平行相距的几个长方形。

接着，他对我讲起了掘地人的事。上个星期，他们出现在他家门口，整整两车人，带着他们所有的盆盆罐罐─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破玩意儿，一开始，他以为他们是吉卜赛人。那时候，他不知道他们病得厉害；只有迪雷进了屋，站在巴尔巴·伊万的厨房里对这对夫妇说葡萄园里埋了具尸体，是迪雷在战时亲手埋下的；当时他把远方表亲的尸首背下山，却不得不留在那里。尸体被埋在山顶那片地的那几个月里，这栋房子没人住。现在，一大家人都病了，谁也帮不了他们，他们村里的巫婆告诉他们，是那具尸体害得他们生病，尸体在声张它的意愿，想得到最后的仪式，想要一处体面的葬身之地。年初，家里的一个婶婶得病死了，他们便下了狠心要掘地三尺、不惜一切代价把它找到。

“纳达不把他们当回事儿，”他对我说，一边解开缆绳，“可是，说到底，他们带着孩子，而且，难道我们想在葡萄园里埋个死人吗？”

上星期，他一直在观望他们，并且越来越不安。“你看到那些小袋子了，”他指了指自己的脖子，“为了除病去灾，他们在袋子里装了─我不清楚─什么死的东西，还有草。”

他们还带了很多瓶子，巴尔巴·伊万曾经怀疑他们想在这个国家倒卖什么，比如某种稀罕的私家混酿拉奇加。但是，那个少妇跟他说，瓶子里装的都是圣泉水─圣泉在国境那边，也就是在迪雷和我的国家里─还泡了一些对健康有益的药草。

“可他们还没挖到吗？”我问。

“哎呀，早没了吧，”巴尔巴·伊万咧嘴笑起来，“我一直跟他们这么说─早没了。那里的土很硬、很浅。它肯定不在原来埋下的地方了，洪水把它冲走了，野狗把它拖走了。天知道！”

巴尔巴把木板箱放到小船里，尽管他摆摆手不让我动手，我还是帮他把船推下了水。毕斯已经上船了，尾巴疯摇，带动屁股连着下半身左摇右晃。巴尔巴·伊万跨上船，好像他有千八百年的时间，慢条斯理地划向防波堤旁的摩托艇停泊处，再换上摩托艇，把毕斯从小船里抱出来，放进摩托艇里，那条狗便像桅顶的雕塑一样站在湿漉漉的船首，接着，巴尔巴和毕斯从海岸出发，快艇划开清晨的海面。每开几百码，毕斯就会往回跑，跳下船，咧着嘴，带着一脸狗特有的狂喜笑脸，消失在浪头下面；巴尔巴·伊万会关掉马达，任船漂荡，直到狗蹿出水面，要不然呢，他就掉转船头去接狗。

佐拉早上忙的第一件事是给检察官的助手打电话，相谈不到两分钟就骂起来了。在我们同去修道院的路上，我试图逗她开心，便讲起掘地人的事，讲到他们生病是因为死去的表亲，他的尸骨大概就埋在葡萄园里，按照我的理解，那些人只要找到尸体，就会立刻启程运走。

佐拉隔着墨镜瞟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她拖着一辆手推车，车一共两辆，都是纳达给的，为了方便我们把疫苗送到修道院孤儿院。刚才我们站在花园门口，看着纳达把纸箱和木箱推到一旁，这才找到它们─两辆生锈的手推车靠着后墙，轮子都快掉了，前面还有一台破洗衣机和一堆用废纸包的画布，我们心想，那毫无疑问都是狗的画像。

佐拉和我慢吞吞地走过小镇，推车被我们拉在身后，走过的纪念品小商店刚刚开张，走过一家农产品铺子，有个晒黑的瘦男人正在把手写的标价牌贴到装满甜瓜、西红柿、绿油油的青椒和柠檬的木箱上。缓坡下的田里空荡荡的，只有枯黄的死草、黑色的灌木，四处蔓延的杂草在山脚下、路面上投下一块块阴影，山坡谷底里有一群赤膊男人在砸墙，墙已经快倒了。到了渡轮码头，我们遇到一群排着队的孩子，估计是从孤儿院里出来的，他们走在我们前头，拽着一根磨秃了的红绳子，绳子的另一头绑在两个女老师腰间，她俩异口同声地在叮嘱孩子们不要走到马路中间，也不要黏在一起。

到了修道院，我们不得不使劲拽着推车爬上大门口的阶梯，再穿过一个凉亭，葡萄藤像蜘蛛网一样绕满亭顶的格子框。在庭院里的旅游柜台里工作的年轻女士告诉我们，安通神父在花园里。我们把推车留在她那儿，就去找他。要去花园，先要走过一条低矮的、朝向大海的石头隧道；花园的外墙完全掩映在古柏和薰衣草下。花园里有个金鱼池，纸莎草铺张地长在水面上，也遮掩了一块长满苔藓的石头，有人在石头上放了一只欢笑的乌龟烟灰缸。到处可见孩子们的踪迹：随手搁置的小水桶，蓝绿色的小沙车，停在小路中央的塑料火车首尾相连，没了头的洋娃娃只有一只鞋，还有一杆蝴蝶捕网。花园里头有一小片空地，密密麻麻种了些草药、西红柿和几棵生菜，都发出了新芽，我们就在这里找到了安通神父。他穿着僧侣长袍，手持剪刀正在剪草药，等他站起身，我们才看到他戴着眼镜，扎着马尾辫，两颗门牙有点交错。他微笑的样子让人很愉快，还问我们有没有见过塔姆辛─那只乌龟。他朗声大笑，我们也跟着笑起来。当他弯腰去捡他的工具时，佐拉撅起嘴，假装吹了声口哨，还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神父帮我们把两辆推车挪到修道院内院，一路上要先经过小礼拜堂外的几扇关闭的大门，再攀上钟塔下的阶梯，黄铜大钟正摇摇摆摆敲出震响，这钟声能飘上山顶。安通神父把修道院里的回廊称作“博物馆”，孩子们已经被叫出去了。白色长廊的上方有一排方形天窗，和教堂里的内堂平行。长廊两边的墙角整齐堆放着一些空睡袋。安通神父解释说，等新孤儿院建成，孩子们都搬过去住，这条走廊将用作陈列室，摆放老图书馆里的历史文物和当地艺术家的作品。

“本地艺术。”他颇为自豪地眨眨眼，带我们去看一面墙，更多的毕斯画像列成一排。这些画是用彩色蜡笔画的，有站着的狗，有细麻杆腿儿的狗，有三只眼的，有两条腿的，有的像蛤蟆，不乏各种奇形怪状的毕斯，有的画在纸巾上，有的画在报纸上或厕纸上，把这些画精心排布起来的人显然比艺术家们高出一截。长廊尽头的墙上嵌着一颗炮弹，周围的石灰和涂料都开裂了。

“那是颗炮弹。”佐拉不带任何情绪地说道。

“是的，”安通神父回答，“威尼斯的船打过来的。”然后，他指了指大海的方向。

孩子们正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自习，看起来像是古老的厨房。空壁炉十分巨大，墙角的木箱上有一只转轮，木架上摆放着好些本世纪初的铁器具，活像是能把人夹死的刑具。好多石碗在多层壁炉台上堆放成几排。一张老旧的单层渔网挂在门上，兜着一只脏兮兮的长毛绒蓝鱼玩具。屋子中央，安通神父的孩子们猫着腰坐在长条木凳上。桌子上有几只装铅笔和蜡笔的玻璃杯，色彩胡乱纷呈在纸上，倒也很艳丽，有些纸在孩子笔下，有些在屁股底下，还有些纸是用来擤鼻涕、折纸飞机或纸小鸟的。奇怪的是，这里十分安静。我们站在走廊里，能听到庭院里响起的嘹亮钟声，但在这间厨房里只有吸鼻子的声音、纸张的摩擦声，偶尔还有孩子挠头所发出的有节奏的轻响。他们都很瘦小，小脸苍白，但都挺结实。看管自习的是另一名僧侣，叫作帕索神父。他剃了光头，留了胡子，是个意大利人。他没有朝我们微笑。

我们原来计划把糖果留到注射后分发，好让孩子们耐心配合，还能用糖果安抚哭啼娃，哄哄吓得大气都不敢出的胆小鬼，让昏过去的孩子醒过来，再收买几个活蹦乱跳要逃脱你的掌握并躺在地板上的小赖皮。然而，这间房是如此安静，小脑袋们都猫在纸头上，这情景触动了佐拉的某根神经，她把放在最上面的一盒糖果拆开，给大家看，并说道：“我们有糖。”话音一落，孩子们就簇拥过来，仍是静悄悄的，却把她拥在中间，眼巴巴朝冷藏箱里瞅着，走开的时候每人手里都有一袋奇波小糖果。开战之后他们大概就没再看到过这些小玩意儿，有些小孩甚至可能从没见过。佐拉在房间门口的楼梯上坐下来，分发糖果，我站在一边看，直到一个褐色头发、眼神镇定的小男孩走过来，拉住我的手，领我走进放满桌椅的厨房，让我看他的画。他有点苍白，但显然得到了细致的照料，当他凑近我、把他的画指给我看时，我闻到小脑袋上有股干净的味道。发现他也画了一张毕斯画像时，我一点儿也不惊讶，不过，他给那条狗画上了几只苹果绿的奶头。

“狗狗真好看。”我对他说。透过眼角的余光，我看到佐拉在看冷藏箱里还剩下多少糖果，又用眼光默数围拢她的孩子里有多少嘴里塞了糖、手里攥着糖纸，我猜得到她甚至妄想了片刻：要是能把一些糖果抢回来该多好啊。

“是阿罗的狗。”小男孩看也不看我就说道。

“阿罗是谁？”我问。

小男孩耸耸肩，又到那边要糖吃了。

这一整天，我不让自己去想我是多么思念外公。坐在那间闷热潮湿的大屋里，五颜六色、千奇百怪的狗画像摊在我眼前，却让我想到，外公在战争持续的那些年里搜集了许多我的旧玩意儿─洋娃娃，小衣服，书籍─送往下城区的孤儿院。他会乘电车去，但总是步行回家，我知道，他到家后最好不要打扰他。他们也失去过孩子，我是说外公和外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相隔不到一年，都是因为流产。这也是一件他们闭口不谈的事，我虽然知道，却记不起来是从哪里得知的，反正都是陈年往事，而且被尘封在绝对的沉默中，以至于我会经常忘却这件事。但只要我想起来，就会震惊于他们竟能撑下来，并把这件事死守在他俩之间，不让任何外人插嘴，同时还能齐心协力培养我的母亲，经常旅行，欢笑不断，再把我养育成人。

我开始为注射做准备，过了一会儿，佐拉分够了糖果，便过来帮我。早自习的纪律已然瓦解，孩子们挤在门口，看我们在走廊尽头的一间空屋子里摆好各种用具。安通神父和几个僧侣从地窖里搬上来一些塑料折叠桌，我们把桌腿扳直，铺上桌布，把装有注射器、无菌血浆瓶的盒子堆在照不到阳光的墙角，支起磅秤，铺好毛巾，把除虱区的水管和一盒盒药膏摆放好，接着，佐拉和帕索神父因为避孕用具争执起来，那是我们带给大一些的女孩们的。一切都搞定后，我们把温度计、热水瓶、一盒抗生素、碘酒、咳嗽药水和阿司匹林递交给僧侣们，都是些必备的应急药用品。孩子们还等着吃糖果呢，佐拉却越来越焦躁，因为她已经明白我们带来的糖果快见底了。她还发现，这里没有病历表，僧侣们没有孩子们的病史记录，所以我们要在注射之前给每个孩子手写一份。

给狗画了绿乳头的小男孩叫伊沃，他一言不发地站到磅秤上，看到压舌板就乖乖地张大嘴巴，微微侧过脑袋让我们测耳温，我们让他深呼吸时他就照做。他不想知道听诊器是干什么用的。佐拉一向和孩子们处得很好，尽管她坚称自己不想生孩子，她戴着手套在他头发里翻查时对那孩子说，虱子就像战士，很擅长安营扎寨，那孩子却毫无反应，头上也没找到虱子。当我割掉玻璃小药瓶的盖子、用针头抽取药液时，伊沃稍微有点好奇地看着我。我用酒精棉花擦了擦他的胳膊，再把针头扎进去，他看着针尖在手臂上压出一个浅浅的圆坑，丝毫没有退缩，等我在另一条手臂上扎针时，他索性看也不看了，只是坐在绿色塑料椅子里，双手安放在膝头，目不转睛地瞪着我。我们带了特别定购的儿童邦迪，印着海豚图案，或是穿着黄色紧身衣的山寨蜘蛛侠，我问他想要哪一种，他又耸耸肩，我就一样给了一片，可以让两条手臂不一样，其实再给几片也无所谓。但我有一种恐怖的想法：所有孩子都会像他这样不痛不痒，早已练出无动于衷的表情，不像普通人家的小孩撒娇使性子。所以，当下一个孩子踢我小腿时，我总算放心了。

一个小孩痛得哭，六个小孩跟着哭，这种哭声有惊人的可怕的传染力，并被修道院长廊的传音效果扩增到了极致，眨眼工夫，整个修道院里都是恐惧和怨恨的哭声，我们连下一个孩子都还没摸到呢。当然，我们早就预料到他们有这种能耐了：打针就意味着生死搏斗，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呢。那些僧侣在前面半小时里一直胆战心惊地站在一旁，后来，终于忍不住来支援我们了，他们帮我们摁住死命挣扎的小胳膊小腿儿，告诉他们不听话会受罚，听话的小孩有糖吃。有些孩子受到更多糖果的蛊惑，来来去去都没闹。但是，大部分糖果早就分掉了，我们犯了一个策略性的大错：眼下，能让我们顺利操作的唯一筹码就是糖果，我们却眼睁睁看着它们一颗一颗、一袋一袋地消失了，说不定下一秒就只剩一两颗了，我们简直要丧失信心了。

下午两点，住在伊万家的少妇出现了。我抬头看到她在门口徘徊，也不知道她那样子站在外面多久了。为了走进教堂，她用一块披巾裹住肩和头以示敬意，背上的小女儿倚着她肩头在睡觉。我示意她进屋来，她却转身走进院子了。等我把手头的孩子处理好，赶忙跑到外面想跟上她，却见安通神父已把她拦在了门口。我看不到她的脸，但我听得到她在说什么。他们找到遗骸了。

她把一只黄信封递给安通神父，朝他手边推了推，他却举起双手，拒绝去碰，他说：“回头再说吧。”等他注意到我站在走廊里，我指了指少妇臂弯里的孩子。他笑了，让少妇转身面对我，又扶着她的胳膊肘，让她跟着我进屋。但她摇摇头，扭头就走了，抛下我和神父目送她，走到凉亭时，阳光透过葡萄藤在她肩头留下斑驳的影子，很快她就走上大路了。

佐拉手拿一只空盒子走到我身边。“没糖了，”她把盒子递给我，“干不下去了。”

那时已到午餐的点儿，我们决定抓紧时间重振旗鼓，要发明一套新战略，行之有效的控制秩序。佐拉早就把传呼机关掉了，但那个上午检察官呼叫了她六次，她便先去修道院办公室里回电话，我留在现场整理病历表。贴着邦迪的孩子们慵懒地游荡在午后酷热的庭院里，我把他们赶到阴凉里去，等我回到屋里，看到安通神父已把孩子们的病历表按照字母顺序排好了。

他的目光落在我的血压计上，我笑着说，考虑到他在照管六十个小孩，血压肯定偏高。他捋起长袍的袖子，拍了拍手臂，我耸耸肩，指了指座椅。他坐下来，我把袖带套上他的拳头。他有一张瘦脸，显得很年轻。后来，我还从纳达那儿听说，他是那种喜欢把大黄蜂养在罐子里的小孩，他会用卡带里的磁条细心逗弄它们，所以，时常会看到他走在大马路上，黑色的磁条像疯狂的小气球一样飘飞在他身边，在阳光下泛出张扬刺眼的反光。

“我听说你今早在葡萄园里引发了一场骚动。”他说。

我想承认自己和迪雷说话时有些挑衅的意思，也想好了自己的辩护理由：我听他的小女孩咳了一整晚。可是，安通神父没等我回答就兀自说了下去，他说我摸黑进了葡萄园，“你把他们的魂儿都吓没了”。我正要把袖带扎紧在他的上臂，不知道该怎么理解他话里的“魂儿”。他在微笑：“想象一下：你正在掘尸。你已经挖了几天几夜了。天还没亮，你以为就快找到自己想掘出来的东西了，结果，突然冒出来一个女人，分明像是披着白色的裹尸布，你可不是要吓一大跳嘛。”

“我掉进了一个土坑。”我说着，把听诊器戴上，把胸件推到他胸口。

“这事儿在镇上传开啦，”他说，“换作是你，你会怎么想？”

“我会想：我为什么强迫亲儿子去挖一具我亲手埋下的尸体？”

他看着我，好像不知道该不该信任我，因为他不得不说些什么。他坐着，长袍垂在两膝之间；我站着，正给袖带充气。然后，我放开气门，看着指针回落，听着从他血管里发出的撞击声。

“你知道，我们这儿有一种说法。”

我不知道。

“说的是孤魂野鬼。”他说，“他们称之为‘魔罗’。幽灵。”

“我们得再试一次。”我要从头再来。

“那具尸体的事儿震惊了每一个人，但他们忘了魔罗在我们这里已存在一百多年了。我们在死去的亲人墓前放上硬币和供品，因为要魔罗收下。村里人都说，你们那些掘地人村里的老巫婆知道我们有魔罗，所以她才叫他们过来，为这具遗体补办法事。”

“她怎么会知道的？”

“都是风言风语传的呗，”安通神父说，“我不想假装自己把这话当真。”

我也不把这当真；迪雷和他的家人住在本城郊外，我们那里也有不少魔罗之说，都是些子虚乌有的鬼魅游魂，没几个人亲眼见过，却要活人们在墓前上供，而那些供品最后都不可避免地被墓园管理者或吉卜赛流浪汉揣进腰包。

“那么今晚会有什么法事？”

“我不太确定。”他说，“迪雷说，巫婆吩咐他‘洗净骸骨，带回尸身，把心留下’。”迪雷是私下里把这套仪式反复讲给巴尔巴·伊万听的，但没有不透风的墙，不出一星期就传得街头巷尾都知道，杂货店里的主妇们为此交头接耳，拱廊商场里游荡的小娃娃编出了邪门儿的打油诗，经过葡萄园回家的醉汉更是口无遮拦。

“就连你家的鹦鹉都知道，”我说，“当然，你肯定清楚，在那儿埋了十二年的尸体里面是不会有心脏的。”

“这与我无关。”安通神父说着，笑容渐消，“他们请我去监督，我会去的，但是，除非魔鬼本人今晚从葡萄园里跳出来，否则，那具遗体会怎样并不是我要操心的事。”

“我很惊讶你竟能容忍这样的事，”我说道，“听上去，这可不像是天主教的葬礼仪式。”

“确实不是─甚至也不是东正教的，但我相信你都清楚的。”他仍在微笑，“万一事情办砸了，他们还能指望我。别的僧侣根本不愿考虑这件事。”

“那你的妈妈─她知道你要去主持仪式吗？”

“她知道。”他的笑容蒙上一丝愧疚，“当僧侣的好处之一就是，无需经过母亲的同意就能去执行神事。”

“我听说，她对葡萄园的事不是很高兴。”

“是的，这对她是有点难以接受。首先，葡萄园里埋了具尸体，现在有一群人从你们那边跑来─对不起，大夫，但他们确实是从国境那边来的─把果园挖了个底朝天。”他把鼻梁上的眼镜朝上推推，正视着我，“她希望他们挖地的时候我不要接近葡萄园。问题不只是尸体或是葡萄园被糟蹋了，这儿附近的田里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故发生。”我不再折腾袖带，静下心来听他讲。“地雷。还有很多地雷，甚至这儿附近也有，以前的老村子在山头，那儿也有。大部分地雷都清除了，但还有些没发现，要等有人踩到它们才会被发现。牧羊人、农夫或是谁家的小孩为了抄近道会走进没排查的地带。然后，一声炸响，隐患终于消失。”他看着我把袖带和扎绳卷起来。“甚至就在上星期，有两个兹德拉夫克夫的男孩被炸死了。”

一开始我没留心听地名，也可能是没对上号，因为他的读法和我外婆的不一样。或许是因为我根本没料到他会说这些、会念出这个地名，所以才没把两件事联系起来─外公的死，安通神父坐在这个小房间里，阳光透过屋外的橘树闪耀地照进来─这两件事碰撞在一起，突如其来，意义不明，直到我理清了思路。

安通神父还在往下说，讲了山顶老村里的雷区，当他讲到邻家地里一颗哑弹时，我问道：“在哪里？”

“就在隔壁。”他说着，指了指窗户。

“不，我是问那个地方，”我说，“你刚才说有个地方的男孩被炸死了？”

“兹德拉夫克夫，”他说。他摘下眼镜，用袍子布擦了擦。“那里比这里还要闭塞，不过那里有个诊所。”他的眼睛有点失焦，抬头眨了眨眼。“那些地雷这些年来都静悄悄地在地里。这事是上星期发生的。两个十几岁的男孩去了洛基科瓦克镇，很晚了都没回家。没想到地雷就埋在他们自己家的生菜地里。”他误以为我的沉默代表惊讶，或恐惧，或犹疑该不该问那两个男孩是否安好。“战争结束都十二年了，那颗地雷一直在他家的生菜地里。”他站起来，掸了掸长袍。“所以说，挖地是个坏事情。”

“有多近？”我问。

“兹德拉夫克夫？在半岛上，”他说，“开车的话大概一小时。”

我说我去弄点糖果来，佐拉信了我，我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就回来，她也信了。她想跟我一起去，但我说服她相信：要是我俩都走了会显得我们不靠谱，所以一个人去就够了；我还坚称一个人可以快一点；她问我为什么要车、为什么不步行去镇上的便利店买时，我假装没听到。

布莱加维纳以北的路都是新铺的，铺得很好，很坚实，灌木丛还没有长到上面来，耸立的山壁露出白色石面，荆棘星星点点。一团雷雨云被大风吹得扁平，浮在海面上，灰色的雨云团向外鼓凸，欲图冲破镀着阳光的云层的压制。先驶过科拉克村、格劳格村，向海的山坡上盖了不少新酒店，多是粉色多层建筑，窗户大敞，阳台外的晾衣绳上还挂着被单衣物。接着就看到通向半岛的岔路标志，十二公里，七公里，然后就上了半岛，岛的形状像船的尖头，插入海湾，隔开了海岸和外岛、拍浪的悬崖和松林带。安通神父已经告诉我不出一小时就能抵达兹德拉夫克夫村，可我还是被惊到了─半岛竟是这么近。

如此看来，外公真的是来找我的；但我和佐拉绕了远路，必须先到联合诊所总部报备，然后才能过境，外公却是长驱直入，坐汽车直达，到了兹德拉夫克夫附近，他就没法继续走了。也可能，他通过什么途径听说了两个男孩的事，就决定留下来帮忙。

这两天里，我仿佛被距离隔绝了事实，我不能理解他已经死了，还没有允许自己去假想他死在一个什么样的诊所、谁在保管他的遗物，但现在，这些念头都纷拥而至将我包围。

抵达兹德拉夫克夫前的最后六公里没有任何标志，只是一条乡间土路穿插在稀稀拉拉的角豆树田里，上坡之后，庄稼渐渐变成了柏树林，一旦土坡滑向海边，树林就会戛然而止。半岛衔接大陆的地方有一片潟湖，此刻被阳光照出一种玻璃瓶的绿色。车里的空调停了，两边的树丛甩下斑纹式律动的阳光，晃得我头晕眼花。翻过下一个山头，小路带我驶出森林，上了一条下坡的辅路，低矮的马樱丹草丛在荒弃的杏树园里泛滥。我能看到远处有下午新犁出的土堆，以及，笔直往前，小山村里的平屋顶。

即便隔着那么远，我也看得很明白，兹德拉夫克夫之所以不为人知，是因为那里的房屋大都是胶合板和金属板搭盖的简易棚屋，围着一棵大树分散开去。有些棚屋连窗户都没有，有些人家勉强凑合的砖头炉灶粗糙地竖着。家用废物堆溅在门廊里，倒在枯草丛里，我看到了铁架床、脏床垫、锈浴缸，旁边还有一台倾倒的售货机。一个水果摊上的甜瓜堆成金字塔形状，但没人照管铺子；隔了几扇门，有一个中年男子在自家的铁皮屋顶房外的旋转椅里打瞌睡。他把腿跷在一堆砖头上，我开车驶过时才发现他的右腿少了一截，膝盖下的紫色断肢截面触目惊心。

两层楼的诊所在村尾，很好找，因为那是目力所及范围内唯一的砖房。很多年前，大概也是栋体面的小楼，墙壁一定是干干净净的，庭院里铺着地砖，点缀着数不清的花朵，但如今，花盆都空了。荒废之后，红棕色的水流顺着雨水管道染污了墙壁。

庭院里空无一人，诊所的窗帘也垂着。我下了车。石阶走道上有落叶和香烟头，通向二楼的一扇门，门上画了一个绿色的方十字架，下面有一块“老兵之家”的门牌。我屈指敲门，然后换作拳头。没有人回应，就算我把耳朵贴到门板上，也听不到里面有丝毫动静。我试了试门把手，它纹丝不动，我再走到狭窄的边道里，想瞅瞅诊所屋内一角的光景。朝向山谷的窗户是紧闭的。

从二楼往下看，那条小路是条死胡同，尽头是一片被压扁的灰草地，两边各有一个没有网的射门框。一架滑滑梯和几只轮胎做的秋千支在麦田边，麦田完全暴露在午后阳光下，泛出刺眼的光芒。麦田之后就是墓园，白色的十字架面朝大海。风静了些，路上除了一只杂色山羊就没别的活物了，山羊被拴在篱笆桩上，背后好像是一只巨大的金属盒子，正对着诊所。凉棚下的废油桶身上写着“啤酒”二字，要是这也算是可信的标识，那么诊所对面的这个金属盒子就是酒吧间。

我过了街，朝里看。天花板非常低，唯一的光源来自打开的门，以及一台投币点唱机，机器里传出的乐声被一台黄色冰箱的噪声完全淹没，冰箱则像是从放射性物质废物堆里捡来的。四个男人坐在角落的高凳上，围着一只桶喝啤酒。明明只有四个人，屋里却显得很拥挤。我进屋时，有个男人站了起来，他很高，脸孔苍白而坚韧，灰白的头发很稀疏。他没有问我需要什么，也没有邀请我落座，但我没有离开，所以他也没有坐下。

终于，我先开口了：“诊所关门了吗？”这个问题让他绕开桶，朝我走过来。一段假肢轻飘飘地悬荡在他的胳膊肘下，关节部位是金属的。

“你是记者？”他问。

“是大夫。”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