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听说那两个孩子的事才来的，他们已经死了。”

“我很抱歉。”我说。

酒吧老板面带惊讶地看了看另外三个人。“对我来说都一样，他们在这儿就难逃一死。”

“我对那个不感兴趣。”我等他说更多，但没等到片言只语，只好继续问：“有人值班吗？”

我的话足以让他明白我不是本地人，现在，他试图用眼神得到另外三个人的认可。其中一人体型庞大，是个黑白混血，他戴了一只眼罩，脸上斑斑点点的是烧伤留下的疤痕；另外两人看起来没有伤残，但是金发男人有只眼睛是斜视的。看到他们盯着我的样子，我开始盘算─如果这里的某个人真的不想让我走─我该跑多快才能返回车里、车子能开到多大马力？

“两天没人来了。”酒吧老板说着，把那只健全的手塞进口袋里。

“有谁能开门让我进去吗？”

他拿起自己的啤酒瓶，把剩下的酒一饮而尽，再放回到油桶盖上。“你想要什么？”

“诊所里的人。”点唱机不唱歌了，换歌的空当里很安静，冰箱仍在发出剧烈的闷响。“我从布莱加维纳开车来的。”我对他说，然后，为了强调自己是光明正大的，又加了一句：“从孤儿院来。”

酒吧老板从兜里掏出一部手机，拨起号码来。在这种鬼地方，他竟然有手机，我还没呢。我只有传呼机，还有一两张当地纸币。我站在一边，听他给什么人留了言，很简单：“我们这儿有人找你。”然后就挂了，对我说：“他们会回电的。随便坐吧。”

我到酒吧另一头，找了个高凳坐下，点了一杯可乐，酒吧老板拉开可乐罐时，整个酒吧都仿佛在漏气。我付了钱。他拿了四瓶啤酒，回到原来的位置，另外三个人都在等他。喝可乐前，我先竖起白大褂里面的衣领，试图掩饰自己不情愿把嘴唇凑到杯口，试图不要惦记那通电话，对方可能是个护士，也可能是随便什么人，甚至根本没有人。我们这儿有人找你，不管怎样，他可以叫来自己的人。没人知道我在这里；安通神父在地图上指出了这个地方，但我没有告诉他自己要来，更何况说来就来，此刻正值中午，我本该在给他的孩子们打疫苗。

“你是从那边来的？”戴眼罩的人问我。

“我只是个医生。”我回答了，答得太快了，两只手按在膝头。

“我又没说你不是，我说了吗？你还会是什么人呢？”

“闭嘴。”酒吧老板说。

“我没说她不是。”眼罩男又说了一遍。他把凳子往旁边一推，站了起来，用一只手拽了拽衬衫。他朝点唱机走去，满屋子只听到鞋子踩在地板上的声音。他在操控台上一个一个摁按钮，唱片盘嘎吱嘎吱地翻页，听起来，那机器内部的什么机关已经坏了。

“你喜欢超棒维嘉吗？”他对我说，“听说过她吗？”

常识告诉我，应该什么都不说，但我不想对他视若无睹，何况还有三个人坐在桶边呢。于是，我说：“我没听说过。”

他换了换左右脚的重心，清了清嗓子。“你喜欢鲍勃·迪伦？”

“我更喜欢斯普林斯廷。”我真为自己的愚蠢感到震惊。

他又摁了好几下按钮，然后说：“没他的盘。”

点唱机又转起来了，是一首迪伦的快歌，我好像没听过。眼罩男慢吞吞地从点唱机边走开，挪向吧台中央，跟着节奏摇摆了几下。当他脚跟点地转圈时，我看到那些灼痕是绕着头皮的，在他右耳后面留下一块光溜溜的、扇贝形状的疤痕。别的人都在观望他。酒吧老板半坐在吧台后的凳子上，一条腿撑在凳子下的横档上，另一只脚踩在地上。金发的男人在微笑。

眼罩男跳得很慢，一圈又一圈，只有一条手臂和一只脚在舞动。接着，他停下来，双手伸向我。

“不，谢谢了。”我带着微笑摇了摇头，指了指我的可乐。

“来嘛，大夫。”他说。我又喝了一口可乐，又摇摇头。“来吧，来吧。”他笑着，比画着让我站起来，还作势用双手给自己扇风。“别让我一个人跳舞。”他拍了拍手，又向我摊开来。我没动弹。“知道吗，这是真家伙，”他在说他的眼罩，“可不是作秀用的。”他揪着眼罩一角，把它掀起来，露出下面汗湿的皮肉─缝合后留下的红红白白、发皱的伤疤。

“你给我坐下来，白痴。”酒吧老板说。

“我只是给她看看。”

“坐下。”他又说了一遍，并站起来抓住眼罩男的胳膊肘，把他从我面前拖走了。

“我是独眼龙。”

“我肯定她见识过比你更惨的。”老板把他推回桶边的座位。然后，他又给我拿了一罐可乐。

我的传呼机收不到信号，现在，佐拉恐怕已经呼我好几回了吧，她肯定在纳闷，我他妈的死哪儿去了，怎么还没回去。我能想象得出来，孩子们已经在修道院长廊里排好队了，衣服上有汤汁的痕迹，吃好午饭后眼睛睡意蒙眬。佐拉呢，一边生龙活虎，一边在脑子里列清单：她要私下里对我撂些什么狠话，该挑拣哪些恶毒的字眼。我会谎称遭遇了交通堵塞。路上有车祸。我迷路了。商店关门了，我必须等下午上班的人回来。

老板的手机响了。他把它拿到耳边，称呼电话那头的人“天使”。接着，他招呼我过去，并把手机递给我。

“大夫要到下星期才回来呢。”电话里的年轻女人立刻说道，“是急诊吗？”

“我不需要大夫。”我告诉她，我感兴趣的是前些日子死在这个诊所、遗体已经送回城里的病人，我想要他的离院文件。桶边的四个男人都沉默着。

“哦，对。”她的语气很平淡，我以为她会说些什么，但她什么都没说─没说我外公是个好人，没说他的死是多么让人遗憾。

“我过来取他的衣物和私人物品。”

“那些东西通常都跟遗体一起运回去的。”听起来，她不感兴趣。

“没有送到。”我说。护士的电话里传来一些远处的噪声，有音乐在演奏，弹球游戏机叮叮咚咚在响。她听上去有点感冒，每隔几秒就会对着听筒轻轻地吸鼻子。听上去，她应该是那种女孩─在酒吧里就像在家里一样自在，哪怕是类似这间屋子的酒吧。

“那样的话，我真的一无所知。”她说，“那天也不是我当班。你应该和德加纳谈。”我听到她点了支香烟，吸了一口。她的嘴巴听起来很干。“但是现在德加纳在土耳其呢。”

“土耳其。”

“休假。”

接着，我撒谎了。“家里办葬礼，需要他的东西。”

“我要到礼拜天才去诊所。”

“葬礼是在星期六。我是从城里开车过来的。”

她好像无动于衷。“我找不到人开车送我过去，只能等到礼拜天。而且，没有医生同意，我也不能给你验尸官的报告。”

我告诉她我不需要验尸报告，我知道他们会怎么写。我需要的是他的手表，他的结婚戒指，还有我这辈子天天看到他戴的眼镜。桶边的四个男人都在注视我，但我已经不在乎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经历过这种状况，但这个人病了很久，然后他离家出走，想让自己死的时候远离家人。她们都快崩溃了。她们想要回他的遗物。”

“死亡会让人做些怪事─我肯定你对他的家人也这么说过。你知道，他们有时候会出走，就像动物知道自己要死的时候那么做。”

“我要他的东西。”我说。

她在喝什么饮料；我听到玻璃杯里的冰块轻轻撞上了她的牙齿。她说：“让博扬听电话。”酒吧老板又叫了她一声“天使”。他走向冰箱、打开冰箱、翻找一通时，她一直在说话，他走出门去时，她还在说。我在门口犹豫不前，看着他走过马路，攀上诊所外的小楼梯。

“你来吗？”他站在楼梯顶冲我说道，电话还搁在耳边。等我过了街，门已经被撞开了，灯还没亮。屋子里很闷，空气里有股霉味，地板上蒙着一层灰，等候室的椅子上、接待处的柜台上也都有灰。灰尘里的脚印显示出人们常走的路线，脚印都消失在一道绿色布帘下，这道布帘把诊所一分为二。

“就在这儿。”酒吧老板说着，扯着布帘，慢吞吞地从房间这头踱到那头，把布帘完全拉开。布帘里面就是诊疗室，墙面刷成了白色，掉了漆的铁架帆布床沿墙排开，床单干净平整，紧紧掖在床垫下。这间诊疗室只能说半完工，后面少了一堵墙，取而代之的是一大块不透光的油布，从天花板垂到地板上，把下午的阳光滤成昏黄的光影。外面，风又起来了，油布的边缘被风掀起来，啪啦作响。

“在这儿等着。”老板对我说。他打开房间另一边的一扇门，我听到他的下楼声，然后就听不到了。

头顶的电扇没在转，一只死苍蝇悬在一片风扇的边缘。我走进医疗室，掀起了油布，鞋底在瓷砖地上蹭出了声音，哪怕我的本意是维护这里极端的安静。酒吧老板刚走，却好像过了很久，我不禁开始回忆，外公死去的那天我在做什么，我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外公就是在这间屋子里辞世的吗？这和我预想的场景天差地别，根本不像我们本城黄色的肿瘤科病房，我试图记起最后一次和他说话时他的声音，他怎样把我的行李箱递给我，但这也许不是最后一次道别时的场景，而是之前的某一次，也许，我的大脑企图用更远的回忆来取代真实。

然而，这间屋也好，这个村子也好，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况味，各种难以言喻的悲伤慢慢浮上心头，好像过去也有过这种感觉，好像以前听过的某首歌，却怎么也想不起歌名。我也不知道在那里站了多久，才想起不死人。这个念头让我猛然领悟，外公过来是为了找他，而不是我。我开始琢磨，我们联手隐瞒他的病情是否出于另一种需要？因为他需要见到不死人？热浪仿佛突然袭来，我不由自主地在一张铁床边坐下来。

酒吧老板再次出现时，右臂下夹着一只淡蓝色塑料袋。我看到他先锁上楼梯井的门，再向我走来。他的胳膊上有一层鸡皮疙瘩。

“是这个吗？”他问我。袋子是对折起来的，用订书钉封了口。

“我不知道。”我站起来。

他把塑料袋递给我，看了看标签。“斯特凡诺维奇？”

我接下袋子，没想到是冰冷的，一失手就掉地上了。老板弯腰去捡，假臂荡来荡去，当他再次递交给我时，我把背包拉开，让他把塑料袋直接放进去。

他看着我拉上背包的拉链。终于，这个老板对我说道：“我只知道，他跌倒了。”

“在哪儿？”

“酒吧门外。他们把那两个孩子送来后的那几晚。在他们死之前。”

“护士们在吗？他们花了很久去救他了吗？”

老板摇摇头。“也没太久，”他说，“没花太多时间。一开始他们大概以为他是喝醉了。但我告诉他们，他没喝酒，他只点水喝。”

“水？他是一个人吗？”

酒吧老板抹了抹蒙在太阳穴的细密汗珠，说：“这个我说不好。应该是吧。”

“高个子男人，”我问，“戴眼镜，戴帽子，穿外套。你记不记得他和什么人坐在一起吗？”

“记不得了。”

“是不是和一个年轻人？”

他摇摇头。

“他们有可能在争论。”我说。

“这个贫民窟里都是退伍老兵，你以为他们整天干什么？”

楼下的冰库里，有什么东西晃了一下，发出咣当一声。

“听着，”老板说，“拥来一大帮我不认识的人─护士、助手、两个医生，还有把孩子们从田里送来的乡民。自打战争结束后我就没见过这地方有那么多人。那天下午，好像整个村子的人都挤到酒吧来了。我只知道那个老人倒下了。我几乎没记住他，更别说他和什么人在一起了。”接着，他又说道：“大夫，我也不会挨家挨户去打听，去问有没有人见过他。不能用你们那边的口音。”

我背起背包。“你最好签个字。”他说着，到处寻摸纸笔。没有所谓的表格或文件，他把一张盐水溶剂的发票翻过来，递给我一支笔，看着我写下名字：纳塔利娅·斯特凡诺维奇。我写得很慢，希望他能从名字中了解我和死者的关系。但他的目光告诉我，他早就猜到了。